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秦国为何能从僻处落后的小国在五百多年间不断强大，直至灭亡六国并创建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其中的主要原由绝大多数人都归根于商鞅变法。但如果否定社会形态及其演进法则，仅从变法表面的种种举措就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因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从低级向高级演进，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高一阶段，较奴隶社会具有绝对的优势和巨大的优越性，加之变法后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的封建幼芽刚刚破土而出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商鞅变法突破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宗法奴隶制，开创了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央集权封建制，才是秦国在变法后不可遏止的日益强大的直接的根本原由。而社会形态极强的排他性，决定了只有在奴隶社会发展浅显的秦国才能首先突破奴隶制创建封建制的社会演进法则，才是秦能实现商鞅变法并后来居上的最深层的根本原由。
　　关键词 秦国 后来居上 封建社会 社会形态的排他性
　　在春秋战国时代，秦国从地处偏僻的落后小国为何能在五百多年间不断强大，以至灭亡六国一统天下，并创建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成为我国历史长空中光耀千秋的巨星?秦人书写了不朽的传奇，其中的原由虽有历代学人的不懈探寻，但真正的谜底至今依然扑朔迷离。纵观历史，后来居上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并非秦国一例，西周、日耳曼、阿拉伯、俄罗斯、英国、蒙元、满清等等，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有跨越社会发展一个或多个阶段的表现。其中英国、俄罗斯的跨越和秦国属同一类型：英国作为在奴隶社会发展肤浅、封建社会也不发达的国家，却后来居上开创了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遥遥领先的“日不落帝国”。俄罗斯从13世纪末一个小小的莫斯科公国，经伊凡·卡利达大公、伊凡大帝、彼得大帝、直至列宁创建社会主义社会，五六百年间从封建、资本、社会主义几个时代几乎直线式上升。秦、英、俄式跨越都是从远远落后不仅迎头赶上，而且还创建新模式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从而大大超越了原来的先进国家，一跃成为该时代最先进的强国。社会的存在及演进已清楚地表明，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在低一级形态中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顺序诞生，而是在落后的迫切要求上升的且自身潜质雄厚[1]的国家横空出世。这就说明，社会的演进并非直线而是曲线，准确地说是抛物线，后来者居上是历史演进的常态而非变态，在当时由秦国开创的高度发达的封建体制并完成统一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封建社会
　　因目前人们对社会的认识还未达到全面科学的高度，缺乏从宏观上驾驭错综纷繁的历史现象的能力，所以迄今人们大多对历史的认识仍处于纷繁的表象，往往以现象为本质。这就使目前史学界对我国——世界各国中历史最悠久、最完整、最丰富的国家的社会演进分期长期众说纷纭，以至我国有无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都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所以要阐明秦国后来居上的根本原由就必须在此简要说明人类社会的存在及演进历程。
　　人类社会由人组成，但并不是有了人就有了社会，而是有了人才有了社会细胞，才具备了发育成社会的根本要素，可见人先产生而社会后形成。在人类产生之初，自然界草木繁茂、荆棘丛生、虫兽遍野、猛禽当空，孤立的个人很难生存发展，加之人本质上就是社会性动物，所以无论从生存需求还是本质要求上，个人都必须与他人凝结为一个整体共同生存。但社会尚未形成，人们怎样才能连结为整体?当时最自然、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以血缘为纽带将个人或群体连结在一起，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当时人类数量有限、力量弱小，还无法也无须完全靠自己的创造维持生存，所以生存主要依赖大地母亲的天然提供(人的创造潜能也在初步显现)。可见人类社会的孕育阶段，是天然的经济，天然的血缘政治关系，人们在以血缘为经纬的母系氏族内(当母系氏族内已孕育着父系氏族萌芽时，就说明血缘文明已进入下降阶段)共同生活，无论是与禽兽的争斗还是其他生存需求，人数的众多都极为重要，所以生殖崇拜、增加本族群的人口在原始人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既是社会细胞又是整个社会的母系氏族，是社会孕育阶段的存在形式。氏族时代人们以血缘关系组成、生存并发展，因此形成血缘文明。在不断发育成长的三四千年间，原始人群成长到氏族再成长到部落再成长到部落联盟，人自身的力量、认识水平、生存触角都已大大超出血缘领域，原在氏族内以血缘关系构建的社会秩序在各氏族、部落之间既无法再凝聚地域性的个体，也无法维持各部落间的无序和混战，此时社会胚胎就孕育成熟。实现伟大的分娩，即创建社会的时代就来到了。
　　创建社会就是突破天然的血缘关系，由人自己创造出一整套组织机构，把不同血缘的个体、人群都连结为一个有序的整体统一管理，也就是国家的创建：首先确定首领、即领导核心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也自然形成维护首领的权力中心和确保人们服从的军队；再设立国家机构，即将众多事务分门别类并选举或指定专人管理；制度也相继制定；要人们彻底服从，就不仅肉体更需精神统治，所以法、刑、宗教都随之创立；这一切的贯彻执行对文字的需求就极为迫切，所以创造文字是创建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人类才走出主要依靠大地母亲天然供养的哺育期，对事物的认识还非常懵懂，所以在信仰中人神不分，统治者便顺应历史借助“神力”实现其统治；因是社会形成的第一阶段，管理形式、统治手段都比较稚拙、粗劣，表现在直接对肉体的统治、赤裸裸的不平等(我国夏商周时残酷的肉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人有十等”、印度的种姓制度、两河流域的汉莫拉比法典、古希腊罗马的以奴隶为牲口等等就是反映)；因人们认识、利用自然的水平还极为有限，生产生活用具都十分笨重，所以必须主要依靠人力协作生存，如协作统治、协作作战、群体生产、结群抢劫等等，人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前进都主要依靠人力推动，因此形成人力文明；统治者通过直接占有被统治者本身、即人力获得其劳动成果；社会形成后，孕育阶段的血缘残余会因在不同地域势力的强弱决定其消亡时间的长短，所以社会创建的初期氏族形式仍有深厚的存在土壤，但随着社会的成长，加入其他氏族和地域关系的部族就会日益取代氏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说，氏族既是社会细胞也是整个社会，而社会形成后，众多亲族集团发生关联共同生存，其中有统治族也有被统治族，此时的亲族就成长为部族(我国的宗族形式是我国原始社会发达[2]血缘残余浓厚的反映，在本质上并未超出部族的范围，属具有宗法特色的部族)，部族只是社会细胞但不是整个社会，而且是父系形式，这两点是氏族与部族的本质区别(我国学界有将氏族和部族混而为一之说，并以此为据把我国的氏族时代一直拉伸至战国时期，本十分清晰的社会分期被搞得边界模糊)；社会已形成，将众多的人力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已成为可能，所以开展大型工程，把统治者、宗庙所在地创建为城池、定为国都，也是显示权威、确立权威、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必要。经过大约两千或三千多年的成长，人们认识社会认识自身、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水平都大大提高，完全靠人力协作生存发展到可利用各种自然力实现个体生存，生而有贵贱的认识也成长到“众生平等”的新阶段。社会已完全建成，仍按旧的观念统治和生存已不可能，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时代就来到了。
　　社会进入第三存在阶段，人类已成长到可初步全面利用人、地、畜、水、风、势等自然力，维持人生存并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已由自然力共同作，社会进入自然经济时代；农业成为人们生存的基础，整个社会的运转都主要依赖农业的发展，所以形成农业文明；多种自然力的辅助使个人的力量大大增强，在生产、生活中已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农生产，必须协作生产所引发的监管、欺压、偷懒、投机等等弊病都烟消云散，劳动者较前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生产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生产效率自然也水涨船高；个体力量大大增强也使王权可直接触及到广阔的疆域，再无必要分封诸侯导致混乱，所以中央集权也因此成为此阶段政治形态发达的重要特征(如果君权不能集中，就说明该国或该地域在此阶段不发达。人们今天看到的专制的弊端是君权集中的负面表现)；人生命存在的价值已完全显现，所以对社会第二阶段把被统治者不当人看，随意杀戮、动辄残害其肉体的野蛮统治给予了全面的批判，这从我国儒学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及佛教的“众生平等”“不杀生”、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皆兄弟”“富人施舍”“救济穷人”等所代表的内容就可清楚看出。革除了野蛮统治，利用精神、社会规范将各阶层的人进一步向社会化规范，统治者治理社会的水平也大大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也大为提高。超越了第二阶段对被统治者本身的完全占有，此阶段是通过占有土地获得被统治者的劳动成果，亦即通过占有土地实现统治。三大宗教、我国的“五行终始”“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内容及形式，反映出此阶段人们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认识很多还处在推测、猜想阶段，说明成长到第三阶段人类的认识虽已大大提高，力量虽已大大增强，但在自然界仍需“靠天吃饭”，在社会中仍需依附于家族和土地所有者，仍处在不能独立的少年时代。又经过两千多年的成长，人们认识水平又进一步提高，力量亦随之大大增强，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时代就来到了。
　　社会进入第四阶段，人利用自然的水平更进一步提高，维持人生存并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已由自然力和少数物质成长到利用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因此各种机械应运而生，机器生产日益取代人力。人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交换，目的是为获取利润，通过占有资本获取别人的劳动成果，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第四阶段人类已成长至青年时代，充满活力与朝气，潜在的力量大量释放，因此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的运转主要依赖工业的发展，因之形成工业文明。人对自己的认识已不只是为了活着，还要活的快乐、活的享受，所以民生民权成为目标。但是本阶段人只顾自己生存与发展，却以破坏生存条件为代价，所以极端片面的盲目发展很快就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地球、社会和人本身诸多严重的生存问题都说明社会已迫切要求进入全面科学生存与发展的新阶段。
　　社会演进的逻辑已清晰地显示，社会存在的第五阶段必然是全面科学生存与发展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必然要求全面革除工业文明阶段对地球、社会及人本身的毁灭性破坏，把人的生存与发展都推向全面科学的新阶段。
　　从社会自然演进的历程不难看出，社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成长变化，而且存在及演进过程显现明显的阶段性。如上所述，第一阶段是社会的孕育阶段，血缘文明，天然经济、天然政治、以氏族为社会存在单位、增加本族群的人口是发展目标，既是第一阶段自然也就是原始社会；第二阶段是社会的创建阶段，国家被创建、赤裸裸不平等的秩序被确立，以部族为社会存在单位、协作统治、协作经济、人力文明、发展目标是最大限度的占有人力(体健力大对生存至关重要，这从奴隶社会发达的斯巴达人对婴儿健康才养育、古希腊罗马人通过各种竞技运动锻炼身体等就可清楚看出)，其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通过直接占有被统治者本身而获得其劳动成果，冠之以奴隶社会就极为恰切；第三阶段是社会的完备阶段，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中央集权、小农生产、以土地占有构建政治关系、以家族为社会存在单位，政治构成无论是西欧的封土建邑还是中国秦汉以后的封官分权制，本质上都是通过分封构建小农与土地相结合的农业社会，都属封建社会无疑；第四阶段是社会的极端片面发展阶段，显然就是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人人争取到生存权政治权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阶段人类对生态的毁灭性破坏即可断定，第五阶段必然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亦即成熟、完善阶段，是全面发展科学生存的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我国古代“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农业革命的完成，从欧洲“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完成，就可知社会形态的变革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就会明白我国迄今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还未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即生态文明还未完全确立)。
　　可见从社会整体而言，从马克思提出到斯大林完善的五种社会形态(轨迹如图一)的划分完全正确，既符合社会演进的逻辑，又准确反映了各阶段的本质特征(各地域演进的丰富性下文继续探讨)。而目前我国诸多史家提出的新的分期中还无任何一家能准确抓住各阶段的本质特征并清晰地反映人类社会演进的内在逻辑。从社会的存在及演进中还可清楚地认识社会形态就是人类一种生存模式从诞生到灭亡的存在过程，是人类社会存在过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阶段，由建立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之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艺术等等子形态组成；社会的存在及演进之所以显现明显的阶段性，就是社会的存在及演进都是以社会形态为单位，由低级向高级作抛物线式运动，秩序井然。
　　封建社会就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基本完备的社会第三存在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小农生产、中央集权、人的生命价值平等、通过占有土地构建社会关系获取别人劳动成果等等构成的农业文明，是人类已有一定力量但仍不能独立存在的少年时代。像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的功能得到最有效发挥，人们的行为都受资本意志操控的工业文明时代一样，封建社会就是自上而下的封建的功能得到最有效发挥，人们的行为都受封建意志操控的农业文明时代。标尺明确了，就不难明白我国秦汉至明清就是标准的封建社会，而且是最先进最完善的封建社会。所以我国才能在封建时代遥遥领先于世界近千年，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今天仍有巨大影响，这已是史实昭昭，无需多论。我国夏商至周(我国虽有多位先秦史专家认为殷周根本不同，异大于同，但笔者认为这仍是从表象到表象的结论，从本出发，就会看到三代属于同一社会形态中的不同阶段，另文详述。)时完备的分封制，是社会还未成长到王权可伸及自己王国所有地域时的部族协作统治：天子把自己的国土人民分封给本族子弟及与本族关系密切的亲戚功臣们让代行统治，由于诸侯们在其领地上拥有财政军所有大权，并配以世袭制，这种分封实质就成为分国(夏商时各诸侯国本身就基本独立，周时自上而下的分封，实质仍隐含着相当的独立成分)，在巩固统治的深切期望中同时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而且持续的分封使天子的地盘势必越来越小，因此天子地位一旦跌落，众多诸侯国就会因各霸一方导致社会混乱。这种分封、或曰封建显然属于分封的低级阶段，以族为单位的分封，则清楚反映出奴隶社会的实质。而秦朝实行的郡县制，其官员的任命在本质上也是自上而下的分封(虽有战时的以军功获爵和以后和平岁月的以文取士，但那只是取得功名的途径和对象不同，并未影响官员自上而下分封的实质)。但根本不同的是：郡县官员都是中央直接任命，且不能世袭，可随时调动；财政军大权在各级分属于不同的官员，在中央却集于皇帝一身；官员只对皇帝负责，百姓也独臣服于皇帝，只有皇帝可世袭。这样，只是给所封的官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分配了某一方面代行统治的权利，官员们就不可能再对独尊、永固的皇权形成挑战，这种政治结构的稳定性显而易见，在当时的先进性优越性也不言而喻，我国封建社会存在两千多年就毫不足怪。可见秦创建的封建是中央集权自上而下及一整套严密的封官分权制，而不是夏商周时的封土封民分国制。秦创建的显然属于封建制的高级阶段，把自上而下的封建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当时是最先进最文明社会制度，所以秦灭亡后仍能延续两千多年。西欧因奴隶社会发达使封建社会不可能健康的发展且带有浓厚的奴隶制色彩：教权王权并立加之各种分封关系复杂使权力无法集中；农民因人身依附严重而成为农奴；众多的神职人员禁止家庭生活也严重影响到人口的增长，因而封建时代人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其封土建邑和我国西周时的分封制，在形式上部属于封建的低级阶段，容易导致混乱，无法和秦创建的封官分权的发达封建制相比肩。西欧封建社会的不发达已为“黑暗的中世纪”所概括，虽有学者认为此说不完全准确，但西欧封建社会远不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发达则是再清楚不过的史实。
　　可见，使个体在土地上自由的劳动(这里的自由相对于奴隶社会监督下的不自由)是封建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显著特征，所以就成为历代统治者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而我国夏商周时的分封、或曰封建，显然只是构建社会的方法，不能作为判断社会性质的依据。我国很多史学家以现象为本质，把两个在思想观念、制度文化等方面水火不相容的社会存在阶段生拉在一起，就使我国本十分清晰的社会演进分期变得难解难分。
　　二、商鞅变法使秦国首先全面建上封建道路是秦后来居上直接的根本原由
　　1.商鞅变法是主要原由。以往人们对秦国后来居上总结出：天助(司马迁)；出现多位雄心大志的君主，使将士听命，内部较少纷争；广纳天下英才；地理位置优越，攻守均得其便，有较安定的自然环境；商鞅变法全面，依法治国彻底，取得实质性巨大成就；外交政策灵活使六国不能有效联合敌秦；六国统治者庸碌辈较多；“墨者：秦转弱为强的枢纽”[3]等等。虽近有何炳棣先生提出秦献公时得墨者多助秦国已开始转弱为强，但笔者认为秦献公时废人殉、推广县制、国都东迁、鼓励商业活动、革新户籍制等改革确实收效显著，使秦国由弱转强，但整个改革毕竟还比较局部，也处于初始阶段，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不及全面跃进封建社会的商鞅变法，所以不足以撼动历代绝大多数学人的共识——“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4]，即商鞅变法是秦国后来居上的主要原由。
　　但若只停留在商鞅变法的表层，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即在商鞅变法的背后，人们仍会质疑，秦国为什么经过商鞅变法就不可逆转的强大(因其他六国都进行过变法，且在变法后也都一度强盛，但都未从根本上改变各国不断衰落的总趋势)?仅用“变法全面、彻底”说明似显肤浅；为什么只有在秦国才能进行全面、彻底的商鞅变法，不仅商鞅身裂法不败，而且秦朝短命其制却千载不衰?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作更深层的探讨。
　　2.商鞅变法开创了封建社会。清楚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问题，商鞅变法是全面毁坏奴隶社会开创封建社会的性质就一目了然。
　　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始于公元前359年。主要内容是：(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4)焚烧诗书、申明法令。从法令的内容即可看出第一次变法主要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及思想观念等上层建筑领域。打破传统的部族生存单位和贵族世袭制，确立地域和以战功获取爵位的新观念；开掘了封建社会贯彻始终的“重农抑商”国策的源头，奠定了封建农业文明的千秋根基；“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5]，不仅使秦国百姓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也对其他六国的生产者有巨大的诱惑；焚烧诗书主要是对与变法法令不符的旧思想的严厉打击。变法行之十年，在社会治理和国家实力方面都取得巨大成效。但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的统一体，所以根本不变，仅在上层的改革就难以生根，不仅不能完全贯彻到底还可能有人亡政息之险，所以在公元前350年，商鞅乘势而上，开始了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根本变革。主要内容是：(1)“开阡陌封疆”，从根本上摧毁了奴隶制存在的经济基础，使新制度得以生根发苗；(2)普遍推行县制，彻底摧毁了部族存在、地方割据的政治基础，从根本上开启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强大组织基础；(3)迁都咸阳，为继续东进积极准备；(4)统一度量衡，消除割据因素，为实现国家集权奠定基础；(5)改革赋税制度，舍地而税人，男子成年不分家立户者加倍征收户赋，此规定不仅使国家收入大增，更开创了封建时代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形式；(6)革除戎狄风俗，即从生活习俗、文化等方面消除落后因素，实现秦国社会的全面飞跃。
　　不难看出，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采取的措施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全面突破旧的生存观念和以族为单位的生存模式，使奴隶制存在的基础从根本上全面瓦解，使封建社会的种芽破土而出。变法不仅内容宏伟而细密，而且对将面临的阻力也深思熟虑，因此步骤系统而紧凑：变法前商鞅首先徙木立信，随后才颁布变法法令；先从表层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在取得巨大成效，人们观念有所改变、认识有所提高的情况下，才乘胜从社会深层根本变革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生存习惯等；变法中铁腕推动、先易后难、步步深入，方法的得当、时机掌握的恰到好处，也是商鞅变法取得彻底胜利的战术性原由。变法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商鞅和秦孝公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君臣二人以战略家的胸怀和大无畏的气魄，戮力同心、坚定果断、锐意革新，通过改变法度就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使秦国首先从根本上突破了奴隶制的羁绊，跃上了全面创建封建社会的新阶段。商鞅变法完全是对夏商周制度的毁坏和超越，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从此封建的幼芽以新生事物旺盛的生命力在秦国大地上势不可挡地蓬勃生长起来，结束了社会在旧制度中的徘徊、停滞与挣扎，把我国推向了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最先进最文明的封建新时代，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在商鞅变法基础上的不断改进与完善。
　　3.首先全面走上封建道路就决定了秦国的后来居上。
　　(1)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成长，迄今仍处在上升阶段(参看图一)，所以每上升一阶段新社会形态对旧形态弊端的革除，就极大地解放了被长期束缚的生产力，把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的水平都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大大增强，利用自然的程度就更深更广，社会就更加文明，所以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比低一级形态具有绝对的优势和巨大的优越性，这从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等社会的比较中就清晰可见(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绝对优势和巨大优越性就会清晰地展现)。如我国在近代，四万万人口的庞然大国却成为弱国，荷兰比利时日本等区区小国却成为“列强”，且备受其欺凌，根源就在于列强们都已上升到资本主义阶段，而我国还处在封建阶段且已风烛残年。我国社会比列强们低一阶段，认识、利用自然，认识社会和人的水平低就落后，因此力量就弱，以大刀长矛与坚船利炮角力，自然只有失败挨打，所以尽管是大国却成为弱国，资本主义社会较封建社会的绝对优势和巨大优越性就一目了然。
　　(2)从春秋时奴隶制全面衰落开始，至战国时代奴隶制都已严重阻碍我国社会的前进，所以束缚了几百年的社会生产力就迫切要求冲破重重阻挠，商鞅变法彻底结束了奴隶制对社会发展的羁绊，实现了社会迫切要求发展的意志，开始踏上封建之路的秦国，就必然显示出比改革不彻底仍处在奴隶社会衰朽阶段的六国社会的巨大优越性、朝气和力量。如我国奴隶制即使发展到高级阶段也是世官世卿，受奴役的人们只能世代受压迫，而商鞅变法后英勇杀敌即可获得官爵俸禄、奴隶也可免除奴隶身份，地位的变迁可谓天翻地覆，谁还能不拼死作战以保卫自己的解放成果并获取以后的富贵生活，所以秦军自然就成为士气高昂人人奋勇的“虎狼之师”。还有以往在监督强制下为人劳作，身心都承受着严重摧残，而变法后通过努力生产不仅可免除徭役，多劳多得，更何况是摆脱监督欺凌的自由劳动，心情的舒畅、利益的增加、还可获得奖励的荣耀，谁还能不努力生产、还能不想方设法提高效率?这就必然促使生产技术、工具各个方面的大力发展，国家岂有不富之理；推行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就可使全部力量集中使用，不至于割据时的离心离德等等。突破奴隶制创建封建制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一目了然。
　　(3)变法后秦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初创阶段，社会形态的有机性整体性决定了该阶段必然要求社会迅猛发展，因而必须排除旧制度的残余实现封建形态自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统一。商鞅变法前，秦国正处在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对于已走过奴隶社会鼎盛阶段正处衰老阶段的关东各国，秦仍远远落后。这从秦献公时才废除人殉制，变法前仍与戎翟同俗，以及变法中“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6]、“刑公子虔、黥公孙贾”等等即可看出，秦不仅正处在野蛮落后的奴隶社会前期，社会中还残存着浓厚的原始社会遗俗，即使在变法过程中也仍以奴隶制的手段反奴隶制。而商鞅变法一举使秦越过奴隶社会的鼎盛、衰老阶段，直接跃进封建社会的初创阶段，就使秦社会无须经历下降阶段而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轨迹如图二中的③)。所以已跃进封建阶段的秦国，就更显示出急于上升的社会风貌。可见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的迅速崛起和不可逆转的日益强大，都是封建社会初创阶段社会本身要求迅猛发展的具体表现，是封建制度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完全吻合能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的反映。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男女不是在前方英勇杀敌就是在后方努力生产，所爆发的积极性和热情显然不只是用严刑峻法就可逼迫出来的。如果仅靠残暴、严刑峻法就可使将士奋勇拼杀百姓努力生产，那秦二世的繁刑严诛、残暴贪婪还能迅速亡国吗?在历史上有两种征服，一是先进的征服落后的，这是社会成长到更高阶段制度更文明力量更大的原由。二是以青春年少而胜垂垂老暮，如我国明末清初落后的满族对先进汉族的征服，就是一个处在社会上升阶段、因而充满活力积极进取的新兴政权对已衰朽至摇摇晃晃的衰老政权的征服事例。同样，秦国也是社会正处上升阶段迫切要求迅猛发展，以青春年少而胜六国的垂垂老暮。以往人们以为是简单的落后征服先进，而未看到实质是旺盛的生命力对衰朽生命力的征服。
　　封建制度较奴隶制度的优势和优越性、突破奴隶制几百年的束缚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以及封建社会开创阶段需迅猛发展的要求，都决定了首先走上封建道路的秦国必然不可遏止地日益强大，所以秦国国君中总有有作为者顺应时代意志领导国人奋力开拓。而六国国君也只能顺应各自国家奴隶制日益衰朽的时代意志，昏庸、醉生梦死、孤注一掷、稀奇古怪者辈出，使六国不断衰朽，因此才有秦始皇时的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可见商鞅变法使秦国首先全面进入开创封建社会的新阶段才是秦国能后来居上的直接的根本原由，换言之，首先全面走上封建道路就决定了秦国必然后来居上。
　　三、社会形态极强的排他性是秦国后来居上的最深层原由
　　既然奴隶社会已无任何发展空间，其苟延残喘只能严重阻碍社会的继续前进，结果为何只有秦国首先突破了奴隶制的束缚而六国皆不能?答案是社会形态的排他性使然。
　　1.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极强的排他性
　　因为社会形态的有机性整体性，决定了每一种社会形态在经历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完全适应后，该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会一反前期一直积极为生产力开辟道路的常态，开始阻挠生产力的发展。因生产力的再发展，超出了该形态存在的范围，就会要求新的社会形态产生，那么本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现存形态就极力阻挠社会各方面的实质性发展(如我国明清时就在封建模式内精雕细刻)，因此社会长期前进缓慢甚至停滞，从而形成了社会形态的下降阶段(轨迹如图三，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处于不断的成长变化中，所以要冲破阻挠继续前进，就必须生出新的力量(而新的因素实际早已在孕育中)对现存形态取而代之。而现存形态要维护自身继续存在，就会对新生力量展开无情的镇压。二者经过殊死搏斗，新生力量因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要求最终取得胜利，新的社会形态因此诞生，原有的社会形态作为过时的旧形态被赶下统治舞台。可见新形态都是为取代旧形态、促进社会前进而产生，所以新形态创建后必然要全面革除旧形态中阻挠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使社会得以大步前进，这样，二者作为对立面，在观念、制度、生存方式等等方面都强烈排斥。由此就十分清楚，每一种社会形态对比自己高级或低级的社会形态都强烈排斥，亦即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极强的排他性。这就决定了几种社会形态的要素不可能长期共处，因相互抵牾、互相牵扯，必然使该阶段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难以健康发展。还决定了在一形态中愈先进、愈强盛、愈充分的国家或地区对高一级形态的排斥就愈有力(这从我国封建社会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一再摧折就不难明白)，因此在高一级形态中就必然愈落后、愈孱弱、愈举步维艰。这就是我国在封建社会先进强盛而在资本主义阶段又落后挨打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漫长的根本原由(运动轨迹如图四)，也是西欧奴隶社会发达而在封建社会“黑暗千年”又在资本主义社会先进强盛的根本原由(运动轨迹如图五)，也是社会主义革命不会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爆发而只能在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的地方诞生并确立的根本原由。排他性使社会形态的演进复杂而丰富(参看图二)：较完整的呈抛物线式运动轨迹，如中国封建社会，跨越式(如秦国崛起过程和我国建国以来)和不充分式(如我国奴隶社会、英国封建社会等等)则呈不完整的抛物线式、甚至锥形(如我国辽金夏)。
　　可见社会形态的有机性整体性决定了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极强的排他性，而社会形态的排他性又使后来者居上成为社会形态演进的一条铁的法则。因此就会明白在奴隶社会中愈先进愈强盛的地区对封建萌芽的排斥就愈有力，所以全面突破奴隶制开创封建制的商鞅变法只能首先在秦国进行而六国皆不能。
　　2.战国时代我国社会已迫切要求进入封建社会
　　春秋时我国奴隶制已全面衰落，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到各诸侯国内部的秩序混乱、公室公族分化没落，以部族为存在单位的生存方式的日渐松动，从思想上对奴隶制进行批判的百家争鸣已经开始。战国时奴隶制继续衰落，“百家争鸣”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对确立新秩序的构想可说已完成了思想形态的质变(一种社会形态由思想、政治、经济三大子形态鼎足而立，军事文化艺术等等子形态都是依附品。思想政治经济三大子形态的变革并非同步实现，而是分跨在旧新两个形态内先后完成。社会形态变革一般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首先是思想形态的变革。如封建社会创建前首先有“百家争鸣”“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资本主义社会创建前首先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社会主义社会创建前首先有马列主义等等；接着是政治形态的变革，如我国战国时期的争战、民主主义革命时的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等，最后是经济形态在新的社会形态内才完成质变，如我国汉武帝时期农业革命在封建社会内的完成、西方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完成等等)、各诸侯国的长期相互攻伐，井田制的破坏、等级制的破坏、亲族集团的日益瓦解等等都说明旧制度存在的根基已全面毁坏，为富国强兵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的变法，李悝废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吴起对旧贵族的打击，申不害加强中央集权，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协作的车战跃进为灵活机动的单骑作战等等变法内容显然都具有封建性质，而各国变法本身及变革了旧制度国家就兴盛的事实也清楚地说明宗法奴隶制已严重阻碍社会的前进，必须彻底革除了。日益衰朽的奴隶制，已完全丧失了维系社会的能力，只能使社会深陷战乱无法前进，所以终结奴隶制、创建大力解放生产力的国家集权的封建社会在战国时已是社会本身发展的强烈要求，也是广大百姓的迫切愿望。
　　3.封建幼芽只有在奴隶制发展浅显的秦国才能实现突破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演变，所以每一种社会形态在孕育、萌芽阶段力量都极其弱小。更重要的是，每一种新社会形态都是为取代旧形态而来，所以旧形态必然要对新形态强烈排斥。这就决定了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只能在低一级形态中发展薄弱，且适合自身发展并已有相当积累、即自身潜质雄厚的地方实现突破。因此战国时代虽各国都进行了变法，但六国均因奴隶制根深带固、旧势力太强大而使封建萌芽无力突破。而秦立国时，奴隶社会在中原地区已步入了衰亡阶段，也就是说，秦初始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相隔奴隶社会内多个发展阶段(参看图三)。况且秦不只立国很晚，还处于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戎翟之间，所以秦的制度、文化观念、生活习俗等等都远远落后于关东各国，被视同夷翟。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若其中某部分长期落后，势必导致社会的失衡，并影响其他部分的发展，所以社会自身就会要求落后部分迅速赶上，这就是社会演进中常有跨越式发展的根源所在。因此远远落后决定了秦必须大步跨越追赶其他诸侯国，而且远远落后也使秦在奴隶制兴起时周所完善的宗法奴隶制已全面衰落，衰落就意味着过时、意味着对人们现实活动的束缚、意味着不合理和必须革除，所以宗法观念、周礼等规范大多已被秦人视为羁绊。这从文献对秦晋崤之战中记载的秦军过天子之门轻而无礼、趁晋国丧伐其同性，以及秦国国君不是立嫡而是择勇、大力招揽人才入秦而非秦人世官世卿等等，都可清楚看出秦人意识中宗法观念的淡薄及对已不合时宜的繁文缛节周礼的鄙弃。在崤之战中从秦不惜千里劳师的冒险争夺中，也可感受到秦人努力追赶、奋发向上的急于上升心态，以及朝气与活力。秦穆公时距秦立国才一百多年，大量的人殉、大量存在的“隶臣妾”、独霸西戎等等，都说明秦立国后发展迅猛、奴隶制国家已建成。创建阶段完成后，秦作为新兴的国家，社会本身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及仍远远落后六国的状况，都迫切要求其继续迅猛前进。但若完全向先进的六国学习再奴隶社会内崛起已不可能，因战国时宗法奴隶制已僵化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秦若继续完善奴隶制就只能迅速进入腐朽阶段并衰落，根本不可能快速崛起。所以秦国要在短期内实现强大，就必须突破奴隶制的束缚，开创能使社会大步前进的新体制。因此商鞅秦孝公才在秦国集各国变法之大成，大刀阔斧地埋葬旧体制、开创新体制。秦君臣之所以想到就能做到，就在于秦国奴隶制才在兴起阶段，人们的观念、贵族的势力还都未根深蒂固，所以阻力相对六国就弱小、就容易被突破(尽管秦国阻力要小得多，但仍付出了商鞅个人和相关新旧势力的代价，可见社会每上升一阶段都需其中的人付出巨大的努力)。秦国能从野蛮落后的奴隶社会前期直接跃进封建社会，不只是秦国社会必须迅猛上升的迫切要求、排斥力较小的奴隶体制、在中原地区已走到终点的宗法奴隶制基础，还有我国自古以农立国、社会本身封建潜质雄厚、奴隶社会不发达等要素的具备。可见社会每上升一阶段都是一个宏大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封建幼芽首先在秦国突破，由秦开创高度发达的封建体制并完成统一都是我国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很多人认为的偶然而然。如司马迁认为秦后来居上灭亡六国是天助，北宋大文学家苏洵在《六园论》中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直至去年12月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时还认为若不是韩赵魏三家分晋，那么一个强大的晋国将会使秦国的统一事业难以实现，且有可能是晋国实现；或者若不是赵国内乱加长平之战，很有可能是赵国完成统一。种种人为因素的看法，都说明人们迄今还未认识到社会的存在及演进都严格遵循自身的法则，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只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只是社会规律和意志的体现者和实现者，所以人在社会中的活动，向来是顺历史潮流者昌、逆则亡，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绝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
　　科学认识了社会形态存在及演进的法则，就不难明白使秦国后来居上的最根本原由是深藏在社会演进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一条历史法则——社会形态极强的排他性；商鞅变法体现和实现了社会迫切要求冲破奴隶社会束缚继续前进的意志，就决定了秦国必然后来居上。
　　注释
　　[1]“自身潜质雄厚”：意为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开创国中，就潜存着这一社会形态的大量基因，所以在开创时这一社会形态已在低一级形态中有了相当的生长。如我国是大陆型国家，自古以农立国，社会中农业要素就发达；奴隶社会的不发达，使自古就遗传的封建基因更得到了良好的发育，所以封建社会才有力量在我国首先创建，才有把自上而下的封建推向最高阶段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我国才能成为封建农业文明的开创国。同样，英国在封建社会中就产生了宪法至上、与王权分庭抗礼的议会、重商主义甚至国王也投资经商、手工业发达、行会等等资本主义要素，而资本主义要素的较顺利发展就决定了封建社会不可能充分发展，所以英国必然成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开创国。可见社会每上升一阶段都需要多方面的条件。
　　[2]“原始社会发达”：何为发达?从横向着，该制度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最文明、最先进；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生产水平，即生产力水平完适应，所以在当时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创造出该形态内最高度的文明。从纵向看，对该地域或该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中华民族至今仍浓厚的血缘观念；家国为一的家国情怀，轻个人重群体的极强凝聚力，使我国成为社会发展唯一未中断的国家；我国奴隶社会中浓重的血缘色彩及奴隶社会的难以充分发展；我国众多的史前遗址及仰韶文化代表的血缘文明的高度等，都是我国原始社会发达的说明和表现。若还有人认为我国的史前文明从西方发展而来，显然是未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不只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认识历史，从后世的影响中也可推知历史的一般。
　　[3]何炳棣：《墨者：秦转弱为强的枢纽》，《新华文摘》2010年第16期，第64-68页。
　　[4]马非百注释：《盐铁论简注》第53页，中华书局，1984年。
　　[5]《史记·商君列传》第2230页，中华书局，1982年。
　　[6]同[5]。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