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由于遗址类博物馆展品单一、展示内容专业性强等特殊原因的限制，国内很多遗址类博物馆面临着“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发展窘境。为此，加大科研力度，充分利用博物馆馆藏资源，进一步发掘博物馆多种职能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从遗址保护、馆藏品研究、立足遗址开展断代地方史研究及开展历史教育等方面论述遗址博物馆的科研发展方向。
　　关键词 遗址博物馆 科研 方向
　　一、遗址博物馆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遗址类博物馆作为博物馆家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遗址本身承载的重要历史内容(包括社会史和自然史)，成为博物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遗址，在不同角度的学术讨论中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内涵，在这两种不同内涵的限定下，遗址这一概念的外延也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广义的“遗址”内涵与“遗迹”有密切的关系。《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对于遗迹和遗址的内涵和外延有如下描述：“遗迹”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遗址、墓葬、灰坑、岩画、窖藏及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活动痕迹。其中遗址又可细分为城堡废墟、宫殿址、村址、居址、作坊址、寺庙址等，还包括当时的一些经济性的建筑遗存，如山地矿穴、采石坑、窖穴、仓库、水渠、水井、窑址等；防卫性的设施如壕沟、栅栏、围墙、边寨烽燧、长城、界壕、屯戍等也属此类[1]。也就是说，遗迹大于“遗址”并完全包括遗址，后者与墓葬、灰坑等并列对等。这种内涵的遗址在当代考古学中仍在沿用。在有关遗址博物馆学的相关研究中，以秦俑博物馆吴永琪先生主编的《遗址博物馆学概论》为代表，该书对遗址博物馆的内涵、外延，以及遗址博物馆的特殊性有详细的论述。所谓遗址性博物馆“就是在古文化遗址上建立起的针对该遗址文化进行保护、研究、陈列的专门性博物馆就叫遗址性博物馆”[2]。该书通过对遗址与遗迹的界定，将文物建筑，如故宫、雍和宫、恭王府等，纳入遗址范围。而这些馆也在北京市文物局注册为博物馆，列入遗址类博物馆范围。
　　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遗址”可理解为“特定区域内考古遗迹及相关物的总和”[3]，强调“遗址”是考古学实地工作和学术研究中使用的概念，“遗址”与考古学密不可分，这正是狭义遗址的内涵所在[4]。在这一内涵限定下，文物建筑是排除在遗址之外的。在国家文物局2008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 财政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是将文物建筑和遗址类博物馆分开的：“2009年，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可见，在《通知》中，文物建筑并不列入遗址类博物馆的范畴。这样，遗址类博物馆的外延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仅从遗址类博物馆的数量计算上来说，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遗址博物馆的内涵和外延做更加明晰的界定。
　　本文所用的“遗址”概念除非特别说明，均指考古遗址，即狭义上的遗址概念。拟以笔者所在的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为例，探讨遗址类博物馆科研发展的方向。
　　大葆台西汉墓是20世纪70年代在北京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的典型代表。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黄肠题凑”墓，为研究汉代帝王葬制提供了重要而珍贵的实物资料。因之而建的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作为遗址博物馆，它兴建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供广大观众参观学习使用；二是供考古、文物、历史等专业人士研究和教学使用。自1983年12月1日博物馆正式开馆以来，很好地发挥了遗址博物馆的教育功用。但由于遗址类博物馆展品单一、展示内容专业性强等特殊原因的限制，和国内其他遗址类博物馆一样，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也面临着“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发展窘境。为此，加大科研力度，充分利用博物馆馆藏资源，进一步发掘博物馆多种职能显得越来越重要。
　　二、遗址博物馆开展科学研究的必要性
　　关于遗址博物馆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科研工作在博物馆三大功能中的中介地位决定了开展科研工作的必要性。
　　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是收藏、教育、研究。科学研究(首先是藏品研究)是博物馆一切活动的工作基础，发挥着“物”与“人”(藏品与观众)之间的中介作用[5]。藏品虽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历史、艺术内容，但却是死寂无声的，只有经过研究者的深入研究阐释，展陈设计者的精心布展，才能实现“活生生”的历史这一展览展示目标。以大葆台一号墓发掘初期来说，当14000根长方木垒成的木墙出现在考古发掘人员面前时，虽然数量惊人，结构独特，但仍然只是墓葬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科研工作者揭示出这种墓葬结构正是史书上记载的“黄肠题凑”葬制时，它的独特价值才真正显示出来。
　　其次，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要求博物馆将科研工作作为博物馆发展的动力。
　　博物馆事业作为社会公益文化事业，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其影响正在不断扩大。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5月18日定为国际博物馆日。1983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并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参观博物馆成为人们经常性的文化需求。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统计，越是发达的国家，博物馆的数量越多，博物馆对公众的影响越大。相比之下，我国的博物馆事业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发展水平上看都有待提高。博物馆科研，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就是博物馆的发展，博物馆向何处去的问题。可以说，博物馆科研工作的开展情况，将直接决定博物馆未来的发展。
　　最后，遗址博物馆的特殊性需要科学研究对遗址内容的科学阐述，将“活生生”的历史呈现在观众面前。
　　遗址博物馆与其他类型博物馆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对一定时空下历史的“保存”，可以视作特定历史时空的一个“横切面”：一方面，遗址是历史的现场，历史的现场是不可再生的，因此是唯一的，拥有历史的现场是遗址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征；另一方面，遗址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遗址这个特定的时空统一体，是一个可感知到、可触摸到的历史实体。遗址博物馆是唯一拥有时间和空间相统一的历史实体的博物馆[6]。以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的展陈反映了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文化积淀，颇具地方历史文化特色，是宣传北京城市历史文化的最为直接的实物教材之一。因此，以科研为切入点，发掘遗址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此类博物馆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关于遗址博物馆科研发展方向的思考
　　遗址博物馆是文物收藏机构，也是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现代博物馆发展的需要，力争使其文物保护职能、社会教育职能和科学研究职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并获得较多的研究成果，提升其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这是有志于遗址博物馆未来发展的人们应努力追求的目标。
　　以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目前的研究主要在考古发掘与博物馆社会教育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在这些工作推进的过程中，令人疑惑、值得思索的问题因之而生，其中馆藏资源及相关历史内容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着眼于博物馆功能的全面发挥，立足于其遗址与遗存物，围绕着墓主人及其统治的王国的历史，从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对其进行多角度的探讨，其发展前景还是很可观的。
　　下面以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为例，试对遗址博物馆基本的科研方向作初步的分析。
　　方向一：针对遗址及出土文物，开展文物保护专项研究。
　　张文立先生在其所著的《遗址博物馆学概论》中，将遗址类博物馆文物保护的范围界定为以下几个方面：库房文物保护、陈列室文物保护、遗址保护。文中对遗址类博物馆科研工作的特点有详细论述：“遗址博物馆的特点在于拥有遗址。遗址本身也是文物，不过它是不同于一般文物的特殊文物。因此，在遗址博物馆中，保护文物的范围应该将遗址的保护也列入保护范围。”[7]就遗址类博物馆而言，文物保护首先是研究如何保护遗址。对遗址及遗址保存环境进行长期科学的检测，积累遗迹本身及其保存环境的变化参数，最终形成同类遗址保护可以通用的科学方法。大葆台汉墓遗址由一号墓、二号墓和车马坑共同构成，二号墓由于发掘时已经严重焚毁，发掘后即已回填。一号墓保留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葬制，在目前所发现此类墓葬中较为规整，保有真车真马的车马坑遗址在各地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墓中也不多见。据当年参与发掘的前辈介绍，一号墓在打开之初，尚能闻到柏木的清香。如何将这保存了两千多年的遗址很好地保存下去，是大葆台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还组织专家就车马坑出现的病害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进行了持续的病害情况监测，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依据。这些数据的科学分析、整理，必将为同类遗址的保护提供有益借鉴。
　　方向二：加强馆藏资源研究。
　　实现博物馆的全面发展，须加强其馆藏资源及其对相关文化细致而深入地研究。对某些具体出土物或者遗存本身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内在的含义和所体现的文化意义，以及地方特色或时代特点，都将给研究工作带来新的收获，丰富博物馆藏品的历史文化内涵。
　　《北京大葆台汉墓》的考古发掘报告，向人们展示了汉代一个诸侯王墓的基本葬制，以及“劫余”所剩的随葬品的基本情况，是西汉中晚期政治经济和物质文化发展的珍贵资料。考古发掘报告对这些文物从考古学意义上作了说明，现在看来，发掘报告中留存的疑点仍有很大认识空间。
　　以墓主人身份界定为例。关于大葆台西汉墓墓主人问题，在发掘前后曾一度成为考古争论的焦点。有燕王刘旦说，有某一代广阳王说，有广阳顷王刘建说。目前来看，刘建说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而在2008年大葆台西汉墓承办的“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的专家、学者又提出了新的认识。北京大学的吴荣曾先生就认为，从大葆台墓出土的磨郭五铢钱和变形螭纹铜镜来看，该墓墓主人为刘璜而不是原发掘报告所谓的“刘建”[8]。对此，北京大学的高崇文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高先生认为，从汉代元帝末年以后，就废除了乘舆车马殉葬，而大葆台西汉墓却发现有高级的三辆真车马。如果按这个来讲，不能晚于元帝之后。由这一点可推断其年代在元帝末年之前，不可能是刘璜。
　　由于大葆台汉墓出土文物多为劫余品，所以历来学者对此的研究文章较少。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为大葆台汉墓出土文物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借鉴。与同时期不同地域汉墓出土文物的比较研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卢兆荫先生就对满城汉墓与大葆台西汉墓的玉器做了比较，他指出二者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差异。另外就是一些本馆文物的深层次研究，以及对发掘报告的进一步思考。如首都师范大学的蔡万进就对该墓出土的唯一一根竹简以及竹简上的文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黄肠题凑”的内涵问题，也在不断引起大家的争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陈平先生提出“黄肠题凑”有一定的含义和象征性，具体来说就是象征宫殿，一排代表一个宫殿，整个“黄肠题凑”就等于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所有宫殿[9]。
　　这些认识尽管还有争论，但对今后有关大葆台西汉墓的深入研究，以及博物馆改陈工作的科学进行，无疑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大葆台汉墓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方向三：将遗址列入全国同类遗址总体系列中进行研究。
　　这一研究方向可从横、纵两个方向展开。以大葆台西汉墓为例，横向来说，就是开展汉代“黄肠题凑”葬制研究及汉代诸侯王墓葬研究。据统计，现在已经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已达六十余座[10]。大葆台汉墓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黄肠题凑”葬制的诸侯王墓，对于了解汉代帝王葬制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国内已经发现的黄肠题凑墓葬也已经有十几座，把这些墓相关发掘材料收集、整理，并将发掘原状做出模型，在此基础上将黄肠题凑葬制的发生、发展、流变、消亡过程整理清晰，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更深入一步，可以把全国发现的汉代墓葬材料收集、整理，用以研究汉代历史文化分布的地域性特点，在此基础上设计的展览，既有深厚的学术根基，又可以摆脱遗址博物馆在展品、地域上的局限性。
　　纵向来说，就是以某一遗址博物馆为点，看此类遗址蕴含历史文化的发展流变。以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集中反映的是汉代传统的丧葬文化，反映的是汉代人“视死如生”的观念，汉代地下世界能够反映古代中国人的人生观。即由大葆台汉墓切入，以“古墓春秋”、“阴阳二界”为突破点，移建复原北京历代的、各个阶层的墓葬，联系古建筑文化，解读中国的丧葬文化的发展流变。例如，将大葆台西汉墓所反映的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与十三陵的明清帝陵文化形成对比，就是很好的研究课题。
　　方向四：围绕遗址所处年代，开展断代地方史研究。
　　遗址博物馆是对一定时空下历史的“保存”，可以视作特定历史时空的一个“横切面”。有研究者认为，城市文化记忆功能是博物馆最原始、最核心的功能之一。可以说，一座座遗址博物馆，蕴含着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文化积淀，各具地方历史文化特色。以遗址为点，以地方史研究为面，正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实际运用。
　　大葆台西汉墓是北京地区汉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以该遗址为点，以秦汉北京史研究为面，无疑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方向。
　　北京地区作为汉王朝诸侯国燕国(广阳国)的所在地，是当时汉王朝东北部最大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是该地区的交通中心、军事中心，还是汉王朝与东北亚地区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11]，也是东北地区经营的通道和大后方[12]，在汉代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汉代文明的形成、发展和扩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深入研究这二百年的燕王国史对于汉朝史的研究和北京史的研究也都是有价值的。北京大葆台西汉墓、老山汉墓，诸多的汉代城址和其他文物遗存，以及大量汉代文物的发现，见证了汉代北京地区的历史和文明。汉代燕蓟地区资料搜集整理的进行，为探讨汉代燕国(广阳国)的历史提供了依据。
　　关于这一研究方向，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业务人员已经走到了国内同行的前列。2008年，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承办了“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配合这次会议，馆里组织了北京地区汉代考古资料和有关汉代文明的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目前，文献资料的整理已经接近尾声，即将结集出版。考古资料的整理也在不断完善中。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就一座博物馆而言，这样的工作正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落实。因为有关汉代北京地区的文献记载十分有限，考古与文物资料所反映的物质文化可提供重要的补充。遵从“二重证据法”原则，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结合，从考古与文物的角度对北京地区的汉代遗址和遗物作总结，无疑是必要的。近几年馆内组织人员进行的北京地区汉代城址调查工作就是这一思路的又一积极尝试。搞好这方面的工作，既可以为本馆人员进行科研提供便利，也可以为其他博物馆和科研机构提供支持和帮助。
　　在开展断代地方史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个子方向可以考虑，就是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探讨该地区域文化的特点。谭其骧先生在给他的学生卢云所著《汉晋文化地理》一书所作的序中，对历史文化地理的重要性有集中论述：“历史文化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史研究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13]仍以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未来的科研发展方向为例，如果对馆藏的研究足够深入细致，就必然会将秦汉幽燕地区的区域文化特点纳入研究视线。
　　一般说来，一个地方风俗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发展、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历史传统等。而对燕地胡汉杂糅的地域特点的分析，不仅有利于汉代燕地风俗文化的研究，对理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幽燕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重要的军事位置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对秦汉时期这一地区区域文化的影响又是怎样的?秦汉史学会王子今教授在《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一书中，对秦汉时期各文化区域的特点有精要概括，包括燕蓟地区在内的“北边”地区，以“军事文化”为特点。书中对“北边”的界定为：“北边”在秦汉时期“通常已用于指代具有大致共同到经济文化特征的北部边地”[14]。将“北边”的区域文化特点概括为“军事文化”是非常准确的。但在“北边”这个“一级”文化区域概念里，还应包括有“二级”、“三级”文化区域，如幽燕文化、以云中郡为中心的文化圈、以陇西郡为特点的西北文化圈，以及赵文化等。如何将幽燕文化在“军事文化”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精确的概括，就是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了。
　　方向五：就如何改善遗址类观众参观现状进行研究。
　　如何让更多的观众走进遗址类博物馆，不仅仅是馆内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全国遗址类博物馆普遍面临的问题。2008年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按照通知要求，北京地区33家博物馆于3月28日免费对外开放。随着免费工作的推进，北京地区所有免费博物馆参观情况明显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是首都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等大型综合类博物馆出现“爆棚”，而一些遗址类博物馆，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等，虽然免费开放远远早于以上各馆，但从免费起初，就没有出现过大的参观人数变化。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遗址类博物馆特殊性密切相关的。
　　第一，遗址类博物馆藏品来源的单一对观众选择的限制。
　　观众在参观遗址类博物馆时，对他们将要参观的藏品，其选择范围较综合类博物馆而言要小的多。遗址博物馆与一般综合类博物馆不同，其文物主要来自本遗址，藏品是围绕一个遗址为中心。因一个遗址反映的是一个固定的、凝固的历史时空，它是历史长河的一瞬，或一个方面，所以藏品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人类社会活动或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文物或标本。作为历史性的博物馆来说，其藏品是断代的、专题的。与一般博物馆相比，就显得非常单一，不如综合博物馆藏品丰富。
　　第二，遗址所表现内容的较强专业性对观众参观兴趣的限制。
　　遗址类博物馆一般都有比较强的专业性，如大葆台汉墓的“黄肠题凑”墓葬结构、辽金城垣博物馆的金代水关遗址等等，对于普通参观者来说，极容易产生距离感。
　　第三，展陈环境、方式、手段对观众兴趣的限制。
　　保有遗迹是遗址类博物馆的特色，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特色也会成为限制观众走进博物馆的因素。随着现代展览展示手段的运用，博物馆的展览环境、方式、手段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声、光、电等技术的运用，已经成为博物馆展览展示活动不可或缺的手段。但遗址类博物馆，尤其是在一些大型遗址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出于对遗址保护的需要，以及场馆规模的限制，这些技术的使用必须慎而又慎。
　　第四，部分遗址类博物馆的地理位置对观众参观欲望的限制。
　　在北京注册的百余家博物馆中，属于遗址性博物馆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上宅遗址博物馆、山戎遗址博物馆位置都比较偏远，无形中限制了观众的参观欲望。
　　以上问题都是作为一个遗址性博物馆生而具有的，如何将这些限制转变为观众参观的动因，将专业性对观众参观的限制，转变为对观众好奇心的诱发与满足，不仅仅是大葆台汉墓博物馆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博物馆人共同需要努力的方向。
　　方向六：立足于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探讨博物馆历史教育的特点和发展模式。
　　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在论及历史教育时就曾指出：“历史教育包括历史的专业教育和历史的素质教育两个基本的方面”，“历史的素质教育是历史教育里施教对象极其广泛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不受这一方面的教育。”[15]前者所指主要是学生在学校所受的教育，而课堂教育的时间是集中的，受教育者也是有限的。后者所指主要是社会教育，博物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承担者，近年，其教育职能随着终身学习理念的推广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具体针对大葆台汉墓博物馆而言，对于学校的学生来说，其馆藏的文物资源可视为学生的立体教科书，从这一点上看，开发博物馆的资源，使之成为区别于学校教育形式，具有系统教育理念、独立教育形式的教育机构；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讲，博物馆的陈列与宣讲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增长人们的见识。因而，努力探讨直观、丰富的历史教育内容，有效实现普及和宣传文化知识的职责，提高公众人文素养，发掘博物馆馆藏资源的宝贵价值，这就要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多种方式展示出来，比如，通过展陈设计的规范、文字说明的科学准确、讲解的系统严谨等方式，服务于公众。
　　总之，遗址博物馆的科研发展有很广阔的前景。以遗址为点，以断代地方史研究为面，进而可以拓展到区域文化的探索。可以预见这样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必然会给博物馆注入生机和活力，因为紧密结合博物馆展陈文物而进行的这些研究，一方面可以收到提高博物馆工作人员业务素质，扩大博物馆声誉和学术影响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研究的收获应用于陈列内容设计和解说，开发展览项目，以及编写普及文物和历史知识的富有本馆特色的通俗读物等。这不仅深化人们对一些知识的理解，而且势必提升遗址博物馆所在地区文化研究的层次，弘扬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增强博物馆的学术竞争实力，从根本上推进博物馆的发展。
　　注释
　　[1]a.《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第48页，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b.马非百：《秦集史》第10页，中华书局，1982年。
　　[2]吴永琪等主编：《遗址博物馆学概论》第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3]郎保利、王炜：《从遗址博物馆到遗址公园——试论考古遗址的科学保护与利用》，中国博物馆学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中国博物馆学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论文集》第3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4]a.白岩在《论我国遗址博物馆的存在价值及发展》一文中认为，“遗址博物馆”分为历史类和自然类，历史类又可以分为历史遗址类、考古遗址类、石窟遗址类、生产遗址类和近现代旧址类等五类。b.马希桂、张春树主编：《北京博物馆学会第三届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其中的考古遗址类博物馆正是本文论及的遗址博物馆的狭义概念。
　　[5]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第45-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吴永琪等主编：《遗址博物馆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7]同[2]第194-195页。
　　[8]吴荣曾：《北京大葆台汉墓墓主考》，见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9]以上争鸣详见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10]刘瑞：《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三题》，《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64-168页，齐鲁书社，2006年。
　　[11]刘庆柱：《汉代考古发现所反映的古都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12]白云翔：《在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13]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谭其骧序第1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14]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第1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15]刘家和：《论素质教育与历史教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第8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