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始皇帝称帝后，实行了单一的郡县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陈涉没有建立政权，项羽实行了封建制，自己也不称帝，刘邦则实行了郡、国双轨制。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社会转型时期后这三位统治者对历史转型期的不同选择。
　　封建制即封土建国是殷周制度的基本体制。这是“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制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丧服之大纲曰四：亲亲，善善，长长，男女有别”。[1]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统治。封建是其政治统治的形式，礼制是其社会基础。周公的制礼作乐，是为维护封建制服务的配套工程。《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学记》则曰：“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以此来决定亲疏，而亲疏则决定着权力的继承关系。周克殷后，采取将其王族及亲属封建于各地，《左传》记载了一些具体事例：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2]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3]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4]
　　《史记·周本纪》还记载了封异姓诸侯，如封黄帝之后于祀，封神农之后于祝，封尧之后于蓟，封舜之后于陈，封禹之后于杞，封尚父于齐等。受封的诸侯向周王定期朝贡，是相对较松散的统一国家。五服以后，血缘渐疏，以致相互攻伐，这便是春秋的诸侯争霸，但都打着尊周王的旗号。这样到了三家分晋，只剩下并吞后的七国，是曰战国。
　　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制度因素即君主专制的形式和思想。新制度的萌芽便是春秋时期郡县的出现。
　　周庄王九年，鲁庄公六年(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武公伐封、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前687年)初县杜、郑，这是秦先设县，以后秦献公置栎阳为县[5]。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晋以先茅之县赏胥臣[6]。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晋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氏子之田为三县，十县置大夫。《正义》：“此祁氏与羊舌氏之田，旧是私家采邑。二族既灭，其田归公，分为十县。为分邑，故选置大夫也。”[7]郡的设置也在春秋末，赵简子曾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8]这话在鲁哀公二年(前493年)，十六年后，历史进入战国，郡大于县，郡下设县[9]。郡县的产生，逐步形成新的行政单位[10]。
　　新制度的萌芽产生后，在思想上也便有了与新制度即君主独裁专制的思想为之张目。《左传》鲁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史墨便说过：“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墨子的尚同思想，充分体现了君主专制的上下一同。
　　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正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以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之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11]
　　其后的《尚同》中、下所述的意思与此大同。墨子活动于春秋末战国初[12]。其所说的“正长”，孙诒让注中说：“正与政同，此正长即中篇(《尚同》中——引者)所云左右将军、大夫、卿、乡里之长，与上文正长通，天子诸侯言者异。”所说的政治制度还有封国诸侯的意思，但所论君主的绝对尊严与权威，则达极端。
　　时至战国中后期，法家诸君对君主的独裁更是推到至高无上的极致。商鞅认为“权者，君主所独制也”。保证君权独制的是法，要“立法明分，不以私害法”[13]。保证法的行施的是刑，“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便是“壹型”[14]。法的标准是：王令、国禁、上制，而这些都是君主所独制的。能够有权、行法、执刑的便是强有力的手段，所谓“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力”[15]。这是没有论证的无逻辑的首尾相连的连珠体句子。历代的残暴的强权政治生硬地维护自己的政治措施，其理论源头大约也在此了。他用这样的强力，战时，使“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也”，乐于“守战”[16]，平时，则用以“弱民”、“愚民”[17]。修权、定法、重刑、愚民，这是一个以君主为至高无上，权力无限，治国治民的系统工程。
　　到了晚期法家的韩非(前280—前233年)，已是秦王政时期。韩非也是秦王政所企慕的人物。秦王政欣赏的是他的君主专制理论。他全面地发挥了法、势、术的思想。
　　国者，君主车也。[18]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19]
　　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20]
　　主失势而臣得国。[21]
　　他并收集和编选了许多故事，来支撑自己的理论。把皇帝比作龙，大约也是韩非的创造。他说：“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22]以龙喻君主大约出现于春秋以后。《礼记·礼运》将麟、凤、龟、龙说成“四灵”，《易·乾》“飞龙在天，大人造也”，《疏》“飞龙在天，犹圣人之在位”。韩非不但把龙和君主直接挂钩，而且还发现了人主的逆鳞，知道了人主的隐私。直白地说人主可以玩，但不要触逆鳞。秦王政心仪韩非是他的君主专制理论及统治办法，对他在文章中的牢骚与怨怼并不欣赏，更不能容忍的还应该是他把术说得太露骨了，“七术”“六反”等，不但是人君对付臣子的手段，而这把双刃剑同时也提供了臣下对付君主的方法，又知道了君主的隐私，还想玩君主，秦王政何能容他。更何况他的同学李斯正忌妒地睁着血红的眼盯着他。他不死还有什么路呢。韩非的贡献，在于他发展了商鞅的思想，总结了战国时期新制度的出现及君主专制思想的理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君主专制制度在当时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方法论。他不但为秦的君主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其后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提供了思想依据。他的思想，由他的同学李斯执行，使秦王政在取得统一六国后建立了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与商韩前后的战国诸子也都是在为即将诞生的新制度在探索执政的方法。道家以无为而治，儒家则想以仁政来规范君主及臣民之间的关系。荀况大谈礼制。吕不韦《吕氏春秋》则整合了诸子的主张，对各家思想予以平衡，以求得和谐的政治社会。从诸子到吕氏，其目的相同，即为即将诞生的新的社会制度提供治世理民的理论，但方法各异[23]。而始皇帝选的是商韩，灭的是其余诸子，焚坑即是明证。
　　君主专制的地方政权体制即郡县制和理论造势已经形成，而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亦初具规模。三公者丞相、御史、国尉也。相，《战国策·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秦孝公以为相。”《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更元七年，乐池相秦。”“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战国策·齐策一》：“邹忌为齐相。”《齐策六》：“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玉。”《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应劭曰：“令尹，楚相也。”《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时，肥义为相国。应劭曰：“相国之名始此，秦汉因之。”《史记·韩世家》：“韩懿侯八年，申不害相韩。”《史记·燕世家》：“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史记·魏世家》：“太子自相。”公孙衍在魏襄王时亦为魏相。太尉，亦称国尉。秦设国尉始于白起。《史记·白起列传》：“白起迁为国尉。”《正义》曰：“言太尉。秦王政十年，曾封尉缭为国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以许历为国尉。”御史，刘歆《七略》：“战国秦、赵皆立御史。”三公之下的九卿，如廷尉、卫尉、郎中等，战国各国大体已有，详见明人董说《七国考》[24]。
　　以上这些反映了战国以后在制度、舆论、思想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也即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引起的[25]。春秋战国以后铁矿的开发，炼铁技术的进步，铁工具的广泛使用，水利事业的普遍兴作，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促使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市与城市的增加等[26]，是这种发展与变化的经济基础。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孕育了新的社会制度。旧的统治形式在不知不觉地或先知先觉者的操作下，发生着体制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贵族政治统治形式封建制向君主专制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变化，战国到秦统一的几百年便是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最终完成了全面的社会转型和适应新制度的文化整合[27]。
　　注释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第十，《王忠悫公遗书》本。
　　[2]《左传》昭二十八年，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下引《左传》同。
　　[3]《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4]《左传》定公四年。
　　[5]《史记·秦本纪》。
　　[6]《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又见《史记·魏世家》：“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大夫。”
　　[8]《左传》哀公二年。
　　[9]元至正利本《战国策·秦策》甘茂谓秦武王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为县，其实郡也。”注云：吴正《大事记》云：“春秋时郡属于县，赵简子所谓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也。战国时县属于郡，所谓上郡十五县是也。魏惠后，方孝公商鞅时，并小县为大县，县一令，尚无有郡及守称。故魏纳上郡十余年，《秦纪》始书汉中郡。或山东诸侯先变古制，而秦效之欤?”关于设县，见张文立著《秦学术史探赜》第309—32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县的名《周礼·地官·载师》已有“甸稍县都”，“县师掌邦国都鄙，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虽与后来县意义不同，但作为郊里的地方管理有某些相似，故后世借来以称县。
　　[11]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三《尚同》上，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2]墨子生卒年份，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定为前480—前390年，《辞海》定为公元前468—前376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定为前475—前396年，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定为前480—前420年。
　　[13]《商君书·修权》，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下出此书者同。
　　[14]《商君·画策》。关于商鞅及韩非的有关论述见张文立《秦始皇帝和他周围的人》，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之《商韩论》。
　　[15]《商君书·勒令》。
　　[16]《商君书·算地》。
　　[17]《商君书·垦令》：“民之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
　　[18]《韩非子·六反》。中华书局《诸子集成》，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本，下引同此。
　　[19]《韩非子·难三》。
　　[20]《韩非子·人主》。
　　[21]《韩非子·孤愤》。
　　[22]《韩非子·说难》。
　　[23]有关各家论述，参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秦学术史探赜》的有关部分，不赘。
　　[24]〔明〕董说《七国考》，今人缪文远有《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前面所叙三公亦见此书各国《职官》。
　　[2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6]这些变化材料很多，见吕思勉《先秦史》、杨宽《战国史》等断代史及专门史，不胪列。
　　[27]详见张文立：《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启示》，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委会：《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第366—36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秦隋制度简论》，《秦文化论丛》第十三辑第1—14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