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有这么一段话：
　　在我的《法哲学》的序言里，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1]
　　恩格斯对这句话及黑格尔对这句论述其“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时说：
　　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要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2]
　　秦汉三王在战国以后的出现及存在，都是合理的必然的。它们的出现，正如马克思说的：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3]
　　正因为创造历史的这些人物是在继承历史发展的既成形式，又扮演着历史上已出现过的人物，所以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从形式上看似乎是重复出现，有些是悲剧，有些是笑剧，或是闹剧[4]。清末以后是由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向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型期。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曾举办许多现代化的制度，在推动了宪政、促使清帝退位(1912年)、终结“大蒙古国”闹剧(即外蒙古独立等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在政制上的成就，也颇有足多”[5]，但其掌权后却因要做洪宪皇帝，恢复君主政体，搞得身败名裂。袁已失败，帝制不得人心，但1917年还有辫帅张勳扶清帝复辟，又演出了一场丑剧。传统的梦魇是多么顽强地纠缠着它后代的人们!
　　秦汉时期出现的这三位人物，甚至包括陈涉在内，他们的口号、旗帜、衣服、建立的政权形式及结果各不相同，这是需要反思和追寻的。因为“所有对象、性质、事变的真实性、内在性、本质及其一切事物所依据的实质，都不是直接地呈现在意识的前面，也不是随对象的最初外貌或偶然发生的印象所提供给意识的那个样子，反之，要获得对象的真实性质，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反思。惟有通过反思，才能达到这种知识。”对“反思”这个词，贺麟的解释是：“反思德文作Nachdenken，英文作Reflection，直译应作‘后思’，实即反复思考，作反省回潮的思维之意。人对感觉所得的表象材料，加以反思而得概念，犹如反刍动物将初步吃进胃中的食物，加以反刍，使可消化”[6]。
　　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棼繁纠结，正反映了这段历史转型期状态，并昭示着历史的伟大启迪。战国以后，社会潮流正在涌动，当时的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都在思考着和力行着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和面貌。摆在他们面前可供选择的制度有：先人们曾奉行过的血亲纽带的封建制的贵族政治制度，正在出现的新型的郡县制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以及秦时王绾提出的折衷的郡县制与辅以封建制的郡国并行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三王各选了一种，其因有自。
　　李斯得风气之先，在公元前210年秦王政灭六国后，力排众议，提出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得到始皇帝的首肯，也可以说他是与始皇帝不谋而合。秦人一直处于中国西部，与戎翟杂居，所以被东方诸侯“夷狄遇之”[7]，从襄公送平王东迁，到孝公用商鞅变法，迅速崛起，在于其历史原因。《淮南子》云：“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利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变，蓄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呑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8]这是从秦的固有文化及地理来说。由于秦的历史文化较少周的文化的因素，所以接受新的思想文化容易，变法彻底，接受郡县制有先天因素。这一点日本学者通过论证，也指出：“秦从西方进入周之故地，它与东方列国性质不同，是不带有氏族制度遗存的国家。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以后商鞅的政策才成为可能”[9]。当然，说秦“不带有氏族制度遗存”是有些绝对，但秦受周的氏族制的影响相对较少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它的政治思想较为激进。战国变法中它是最彻底的，它不打折扣地接受郡县制制度。
　　秦始皇帝行郡县前后不足十五年，因陈涉起义，使之政息国灭。项羽率诸侯灭秦以后，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封土建国。这一政体的实施，其原因有二：客观上来看，反秦首义的是农民陈涉，但继之而起的都是六国诸侯的后裔或六国旧官吏，不少人有复国意愿或者认为胜利后理应延续秦前的封土建国制度；主观上看，项羽世世为楚将，是楚国贵族。楚国是周成王(前1042—前1021年)时被封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10]。楚与周的关系，与东方的鲁、晋、齐、卫是十分紧密，周的分封制在楚是根深蒂固。项羽虽然读书不多，但传统的力量，推动他去实行分封。分封以后，他天真地以为天下已定，“又怀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他以己之心度人，缺乏远大目标，所谓“沐猴而冠”[11]。
　　刘邦被封于汉中，出兵关中，乌江逼死霸王。他在战争中封了不少异姓王，以后逐渐各个诛杀，封刘氏子弟为王，实行郡国双轨制。王绾向始皇帝的建议经过十余年后，实行于汉。这是一个由封建诸侯到完全郡县制的过渡办法，有缓冲的作用。司马迁谈到由陈涉至刘邦的称帝时说：秦楚之际，“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12]。这正是转型时期政治瞬息而变的特点。文、景以后，对所封诸侯王，采取的办法是逐步削弱，以致诸侯王完全不能如周时诸侯。司马迁指出：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子为侯，百有余焉。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乘其阸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13]
　　经过几代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强本弱枝措施，汉初所封的诸侯王，不过象战国时的封君，“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14]。这种措施，由汉而后，成为君主政治制度下皇帝对亲属子弟的常法，保存了下来：意在使其富贵，示之亲爱；封于各地，以树耳目。其特权仅止于此了。汉王朝能延续数百年，这种先封后削以使社会平稳过渡是重要因素之一。
　　注释
　　[1]黑格尔：《小逻辑》第43页，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原文这句话每字下有着重点。这句话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话。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路德维命·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1页。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2—2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4]同上。马克思的原话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此是作为笑剧出现。”
　　[5]唐德刚：《袁氏当国》第031页，台北远流，2002年。
　　[6]同[1]第74页。
　　[7]《史记·秦本纪》。
　　[8]《淮南子·要略》，高诱注，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
　　[9](日)白川静著、袁林译：《西周史略》第46页，三秦出版社，1992年。
　　[10]《史记·楚世家》。
　　[11]《汉书·陈涉项籍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2]《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13]《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14]《孟子·万章》上。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这是孟子回答舜对象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是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是以战国的状况，说明舜封象的措施。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