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公元前589年，齐、晋两国在鞍进行了一场很激烈的战争。《左传》成公二年是这样描述的：“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在这里，可以看到，主帅负伤不退，鼓音不绝，挥旗奋进，士卒应从，终于取得胜利。反之，如果是“旌靡辙乱”，必然导致失败，像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就是一例［1］。
　　《孙子兵法·军争篇》：“《军政》［2］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金鼓所指，百人尽斗”(《尉缭子·制谈》)。毋庸赘言，这些起着信号作用的指挥工具，在堂堂之阵中，对陷行乱阵，覆军杀将，夺取胜利，是多么的重要!
　　古代战争的指挥物，随时代的不同，战争形式有别，因而构成的指挥系统及其内容也不尽一致。在这方面，秦俑矩阵仍不失其直观的价值。本文追溯先秦时期阵战的指挥系统时，愿借机一并加以讨论。
　　注释
　　［1］《左传》庄公十年。
　　［2］《军政》，古兵书名，早佚。
　　一 指挥物的内容及其识别
　　(一)金鼓
　　战车(包括教习的所谓“振旅”)中的指挥物，如：令行禁止的钟、鼓，“精进士卒”的旌旗等，在各级军吏的统一指挥下，按照规定的号令行动，从而就构成一套有机的指挥系统。
　　《周礼》一书中有“四金六鼓”的说法，但涉及军事者仅为其中的几种。所谓“四金”，实指錞、镯、铙、铎。文献中提到的军乐器常有“丁宁”一物，《国语·晋语五》说“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韦昭注：“丁宁者谓钲也。”《说文解字》释钲为“铙也”，但释铙为“小钲”。可见二者均是比附之说，其实并非一物。再从文献记载各物的所持者讲，镯、铙、铎皆为军吏所用，唯无钲。但考古中确有钲、铙、铎的发现，又独无镯。由此反观，《说文》释镯为“钲”，这正是一物两名而已。
　　錞，即錞于。《周礼》郑注：“圜如碓头(即舂谷的杵端)，上大下小。”考古发现錞于正是上粗下细的圆筒状。其顶部多有纽，作桥形或龙、虎、凤、马、龟等动物形象，而虎纽錞于可说是其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咸阳出土的秦錞于高69.6厘米，底围118厘米，纽有贯索的磨痕，形体较大，中作束腰，有似铜钟，击肩发音。［1］
　　钲，一名丁宁。似钟，唯体狭长，口沿平齐。用时口朝上，手执下面的木柄。靠槌敲击发声。盛行于春秋时期。
　　铙，似钲而钟体短而宽大。短柄中空，可另装木柄。用时，同样是“执而鸣之”。盛行于商代。
　　铎，《说文解字》：“铎，大铃也。”凹口，有铣。有柄有舌，振舌发声。盛行于春秋至汉代(图Ⅰ-5：1)。
　　远在龙山文化早期的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墓葬里，已有了鼉鼓(以鳄鱼皮蒙鼓面)的发现。可见古代的鼓，是伴随着我国文化史的发生而出现的，真可说是桴鼓相应了。不过，鼓随其用途的不同，而名目繁多，不下四五十种［2］。《周礼》提到的雷鼓、灵鼓、路鼓、鼖(贲)鼓、贲鼓和晋鼓等“六鼓”，都是些包括用于祭祀、军事、力役、乐奏在内的专用鼓，其中除“鼓军事”的贲鼓和晋鼓外，编入指挥系统的鼓，在《夏官·司马》里还有提鼓、鼙鼓。所以，该书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军鼓，实际上是路、鼖(贲)、晋、提、鼙等五种。
　　路鼓，《周礼》郑注：“四面鼓也”。此鼓本是宗庙用鼓，战时为王所执，同八面的雷鼓、六面的灵鼓一样，极为少见。
　　鼖鼓，《周礼·考工记·韗人》：“鼓长八尺，鼓四尺，中围加三之一，谓之鼖鼓。”即鼓版长八尺，面径四尺。郑玄依“中围加三之一”(即鼓面周长加三分之一就是鼓腔的周长)，求出鼓腔“径五尺三寸之一也”。按春秋末齐国度制折算，则鼓面径78.8厘米，腔径105.06厘米，高约为55.3厘米。［3］
　　晋鼓，《周礼》郑注：“晋鼓长六尺六寸”。是奏乐时和钟、镈的乐鼓，又用以作军鼓。同鼖鼓的面径一样，都是四尺，但其高度比鼖要矮。据“鼓大而短，其声疾而短；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的道理，鼖鼓之声洪亮而深沉，晋鼓之声清亮而激越。
　　提鼓，郑玄说是“马上鼓，有曲木提持”。甚确，但说“立马髦上”则不通。它应属于一种小鼓。
　　鼙鼓，小鼓，《说文解字》：“骑鼓也”。
　　《吴子兵法·应变》中有“夜以金鼓笳笛”之句。“笳”和“笛”本来是管乐器，其中笛的使用虽然很早，而“胡笛”还只是汉代流行于塞北、西域一带的民族乐器。战国时期，吴起领兵时用笳笛作为行、聚的音号指挥工具，确是一种创造。
　　注释
　　［1］王丕忠：《咸阳塔儿坡出土秦代錞于》，《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2］文史知识编辑部：《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二集)中傅同钦：《古代的鼓》，中华书局，1986年。
　　［3］《考工记》一书据郭沫若考订，本系春秋末年齐国的官书，见《<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郭沫若文集》第16卷。对其中所用度制，闻人军先生考订齐尺约为19.7厘米，参见《<考工记>齐尺考辨》，《考古》1983年第1期。
　　按《考工记》的规范要求，鼖鼓虽已做出，但严格地说，其所给版长及穹深，三者所形成的曲线并非圆弧。但为计算方便起见，仍以圆弧对待。已知版长(弧长)八尺，穹深(弧高)是(5.33—4)尺÷2=0.66尺，则求出鼓高(即弦长)7.88尺，合155.39厘米。
　　(二)旌旗
　　先秦的旗帜主要有九种，这就是《周礼》所谓的“九旗”之说［1］。按照地位的尊卑和职别等级的高下，在縿(旗之正幅)上以画物的图形，或以色帛的不同，或用羽的多少和特定标志来区别。现将这种对应关系列如表一：
　　九旗所用虽有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但出现在战场上或畋猎时，最高的统帅除用自己专有旗帜外，还可以建其以下各旗。当然，用于指挥的战旗，最主要的还是“旌”和“旗”两种，以至后来将二者混称为一。
　　春秋时期的战旗，在古籍中还出现过另外一些名称，如公元前597年，晋国的兵车遇到追来的楚军，盘旋不进。就“拔旆投衡”后逃走［2］；公元前555年平阴之役，晋军布置疑兵，“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3］。因为“旆”在军前，它就作了前军的代称［4］。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中，晋“狐毛设二旆而退之”，郑玄注：“旆，大旗也。”［5］在这里，“旆”也成了旌旗的一种泛际。
　　公元前707年，“周、郑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6］。郑玄注：“旝，旃也。通帛为之，盖今大将之麾也，执以为号令。”孔颖达疏：“旝字从衣，旌旗之类。故知旝为旃也。”所以旝是通帛不经画物的主帅之指挥旗。
　　同样，“麾”也是旌旗的又一称呼［7］。
　　至于有些专用旗，又往往是自己命名的，如郑伯之旗名“螫弧”，齐侯之旗名“灵姑銔”，赵简子旗名“蠭旗”［8］。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其他军旗，虽不属于指挥旗，正如墨子说的，是“以形名为旗”(《墨子·旗帜》)。
　　“通帛为旃”(《说文解字》)，“杂帛为物”(《仪礼·乡射礼》)，是对旗面大的分类。先秦旗帜的幅面以通帛或杂帛为基础，再进而画以物象，这就成了判断拥有者身份的唯一标志(图Ⅰ-5：2)。而爵位的显示物在于“斿”(又作“游”、“旒”。即縿面上缀的飘带)或“星”，等级的高低则在于数之多寡。王“受天有大命”，故“建大常，十有二斿”(《周礼·巾车》)。据《周礼·春官宗伯·典命》“掌诸侯之五仪(即公、侯、伯、子、男之仪)，诸侯之五等之命(即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知，用车旗、衣服的礼仪同其国家宫室一样，都受命数的节制，即：上公九命为伯、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那么，旌用斿数当同命数相符。我们看到河南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图Ⅰ-5：3)、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铜壶、故宫藏铜壶上的刻纹旗之星数分别是五、四、七［9］。孔颖达说“旌之旗旒数皆仿其星”［10］，可见旗上的星数也就是斿数的又一表示法。旗之外，还有一种传令的工具。这就是“铃”(《尉缭子·勒卒令》)。
　　注释
　　［1］《周礼·春官宗伯·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游车载旌。皆画其象焉。”
　　［2］《左传》僖公十二年。
　　［3］《左传》襄公十八年。
　　［4］《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楚军伐郑时，以“子元，斗御疆。斗梧、耿之不比为旆，闹班、王孙游、王孙喜殿”。
　　［5］《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6］《左传》桓公五年。
　　［7］《十三经注·春秋谷梁传注疏》庄公二十五年：“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范宁注：“麾，旌幡也。”《玉篇》：“麾，旌旗之属，所以指麾(挥)也。”《左传》成公十六年：“栾铖见子重之旌。请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
　　［8］《十三经注·春秋左传正义》隐公十一年孔颖达疏：“郑有螫弧，齐有灵姑銔。皆诸侯之旗也。赵简子有蠭旗，卿之旗也。其名当时为之，其义不可知也。”
　　［9］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图版拾玖、贰拾；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图版贰；杨宗英：《战国绘画资料》图20，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
　　［10］《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考工记·辀人》：“龙旂九斿，以象大火。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郑注：“苍龙宿之心，其属有尾，尾九星；鹑火，朱鸟宿之柳，其属有星，星七星；伐属白虎宿，与参连体而六星；营室，宣武宿，与东壁连体而四星。”
　　二 指挥系统的构成及其实施
　　金鼓、旌旗等传令工具在各级军吏指挥下，按照统一的号令行动，从而在战斗中构成一套完整的指挥系统。
　　(一)金鼓铃旗的用途及其配合
　　先秦军队中选用金鼓为时尚矣。《吕氏春秋·不二》说：“金鼓所以一耳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金鼓以声气也。”疏曰：“士众由闻金鼓声，气满盛能致勇武之志，以击前敌。”鼓声洪亮，金音清越，只有借助二者统一号令，才能激励斗志［1］。但其实质却是建立在使部下敬畏而服从的基础之上的，核心是一个“威”字。吴起明白地指出其中的真谛，他说：“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吴子·论将第四》)。
　　鼓在军事指挥中的具体作用有三。
　　第一，是进击的总号令。旌旗、战车、骑兵、步兵以及战士的战斗动作等，均按规定的鼓点分别前驱、进击、环顾、跪坐等队列动作［2］。
　　第二，具有协调步伐、传达不同命令的作用。《尉缭子·勒卒令》按照慢步、快步和跑步，规定军事训练时三种步伐的鼓音信号是：“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趋鼓也；音不绝，鹜鼓也”。士卒也可以根据鼓声发出的商音、角音和小鼓的音，判断出分别属于将鼓、帅鼓和伯鼓。如果三鼓同时敲响，就表明将、帅、伯的指挥意图是一致的。《司马法·严位》也说：“奏鼓轻，舒鼓重。”正因为鼓点繁密而急奏的鼓音频率大、音程短，发声就急速而轻；节奏分明而舒缓的鼓点频率小、音程长，发声就凝重。
　　第三，攻击助威。《孙膑兵法·十阵》说火攻时，要“以火乱之，以矢雨之，鼓噪敦兵，以势助之”。布置玄**(上羽下襄)之阵时，也需要“多旌旗羽旄，鼓*(上羽下非)*(上羽下非)庄”(鼓声中显示车队的盛壮)地迷惑敌人。
　　“四金”用于指挥者，在于同鼓相配合。其具体作用正如《周礼·鼓人》说的：“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鼓固然在听觉号令中起着主导作用，但却受着金的节制。说明白，就是：錞于起伴音作用；在行军中，钲配合鼓点来协调步伐，保持队形；铙用于止鼓还军；铎按孔颖达的说法是：“两司马振铎，军将已下即击鼓”。实际上，在此四金中作为权力的指挥物应该数铙和铎了。从实施作战讲，春秋时期的“两”已是一个由五伍组成的战术分队，能够独立地进行对敌攻击和防御。［3］所以两司马就能够“振铎以作众，既起，鼓人击鼓以行之，伍长鸣镯以节之”［4］。作战时，两司马振铎通达军将以下诸鼓，并命令两内执有五兵的步卒行、止、起、坐。可见铎不但可以通鼓，也能止鼓。铙，在卒长的手里仅是传达上级还军的命令罢了。
　　《周礼·司常》：“凡军事，建旌旗，及致民。”旌旗是统一意志、勇敢和胜利的象征，具有“精进士卒”(《说文解字》)的精神作用，所以《释名·释兵》说：“熊虎为旗。旗，期也。言与众期其下也。军将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旅尊的“旅”字作三人集合于旗下的形象［5］(图Ⅰ-5：4)。三人为“众”，正符合众期旗下而组成师旅的含义。旗的指挥作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具有信号作用。孙膑说：“三声既全，五彩必具。辨吾号声，知五旗。”(《孙膑兵法·十阵》)可知军旗是用不同颜色作为标识的。《司马法·天子之义》：“旗夏后氏玄首，人之执也。殷白，天子之义也。周黄，地之道也。”吴、晋两国交战，吴国作方阵，中军白旂，左军赤旗，右军玄旗(《国语·吴语》)。《尉缭子》关于编队条令的规定是：左军用苍旗，右军用白旗，中军用黄旗(《经卒令》)；步兵训练时同样也按“将异其旗”，“自尉吏而下，尽有旗”(《兵教上》)，从而体现出“辨疑以旌舆(旟)”(《孙膑兵法·官一》)的重要。用各种旗帜的颜色、画物等来区别军吏等级和军事单位。
　　其次，旗是将帅及各级军吏手中的指挥号令。“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制兵也，所以偃兵也”(《管子·兵法篇》)，故大旗是三军的司令。战争的指挥者居中军，故中军之旂称“帅旂”，亦名“军旗”，是全军的总指挥旗。左右军之主旗称左右“旃”，是指挥本军的“方旗”。车上的旂，既指挥全乘，也同左右乘联络。按军队的行止、左右、进退、回旋等，规定旗的信号，如“低旗则趋”，“麾而左之，麾而右之”(《尉缭子·兵教上》)。
　　再次，适应布阵的需要。孙膑说到阵法时很注意旗的运用，如疏阵和玄*(上羽下襄)之阵为迷惑敌人，故需“多其旌旗羽麾”；钩行之阵具有严整的正面和强有力的两翼，需“五彩必具”(《孙膑兵法·十阵》)。
　　由金鼓旌旗等指挥工具构成一个有机的指挥系统，需要规定一套视听号令。它们配合的大原则是：击鼓进军，鸣金收兵，旗指决定运动的方向，吹奏笛笳则是集合队伍。但在行动细节上则有许多具体的规定。其中之一是金、鼓、铃、旗的配合。二是四金同鼓的关系，正如《周礼》鼓人“以和军旅”的规定。因为主帅掌鼓，所以旗鼓相应地常在一起。山彪镇水陆攻战纹铜鉴上就有悬鼓于旌旗的图象，而且是指挥者一手执桴击鼓，一手执枹击钲。［6］“铃，传令也。”(《尉缭子·勒卒令》)
　　《尉缭子》的队列号令规定得更为详细，如：“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奇兵则反是。一鼓一击而左，一鼓一击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趋鼓也。音不绝，鹜鼓也”(《勒卒令》)。“低旗则趋……金鼓俱击而坐”(《兵教上》)。《吴子兵法》上除金、鼓、旗的用法和上面相同外，还有笛笳“一吹而行，再吹而聚”的规定(《应变》)。
　　军队是有组织的武装集团，非久经训练是不能熟谙这一套完整的指挥号令的。不如是，无异于一伙乌合之众，对敌必败。我们从周代春振旅、夏茇舍、秋治兵、冬大阅“四时讲武”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就能更清楚地了解到指挥系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周礼·夏官大司马》)。
　　注释
　　［1］《孙膑兵法·官一》：“辨疑以旌舆(旟)，申令以金鼓。”
　　［2］《司马法·严位》：“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齐。”《尉缭子·勒卒令》：“一鼓一击而左，一鼓一击而右。”
　　［3］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
　　［4］《周礼·夏官·司马》郑注。
　　［5］容庚：《金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
　　［6］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
　　(二)实施
　　现在，我们再来探索一下先秦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实施问题。
　　其一，指挥物的执持者及其在行列中的位置，对实施有效指挥是至关重要的。《周礼·夏官》说习战时，“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在军队中，主帅全权指挥，对夺取战斗的胜利往往要通过鼓声而实现，被视为“存亡死生，在枹之端”(《尉缭子·兵令上》)。因此要求他“援枹而鼓忘其身”(《尉缭子·武议》)。在鞍之战中，晋郤克中箭，“流血及屦，未绝鼓音”，终于胜齐，就是很好的说明。两军对阵，主帅的指挥位置常在中军。因此，金鼓置于中后部者就见有方阵［1］、雁行之阵［2］和锥行之阵［3］。
　　军旗和军内各军吏之旗帜，均由士卒中的勇力之士撑持着。《吴子·治兵》按各个人的身材与体格状况给予任务，即“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所养，智者为谋主”。《六韬·武车士》还把“能束缚旌旗”作为选车士的条件之一。
　　其二，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手段的进步、夜战的出现，指挥系统也随之增加了新的内容。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发生在“昧爽”的黎明之时，齐晋的鞍之战也是在早饭之前展开的。直至春秋中期以前的大小战争都还是发生在白昼。但到春秋中期，战争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均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夜间也成了双方争取制胜的战机。先秦兵书上多有夜战多火鼓的条令，当是夜以继日大战的反映。像《孙子兵法·军事篇》：“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吴子兵法·应变》：“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六韬·军略》：“夜则火云万炬，击雷鼓，振鼙铎，吹鸣笳。”孙膑还把“昼多旗，夜多鼓”看做是判断战争指挥者能否掌握和运用“兵之道”的标准之一(《孙膑兵法·势备》)。
　　其三，兵书上所载战法，当是指挥系统有效实施的经验总结，又是战斗行动的指导。《六韬》讲作战注意问题时，涉及指挥物的运用更为详备。今录几段文字于下：
　　敌我双方临国境拒守时：阵前三军“令我前军，深沟增垒勿出，列旌旗，击鼙鼓，完为守备。令我后军，多积粮食，无使敌人知我意。发我锐士，击其不意，攻其无备。”(《临境》)
　　两军对垒时：“发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两旁，车骑百里而越其前后。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战合，鼓噪而俱起。敌将必恐，其军惊骇。众寡不相救，贵贱不相恃，敌人必败。”(《动静》)
　　对垒防夜袭：“令我垒上‘谁何’不绝；人执旌旗，外内相望，以号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千人为一屯，戒而约之，各慎其处。敌人若来，视我军之警戒，至而必还，力尽气怠。发我锐士，随而击之。”(《金鼓》)
　　在林地两军相持：“使吾三军分为冲阵。便兵所处，弓弩为表，戟盾为里。斩除草木，极广吾道，以便战所。高置旌旂，谨敕三军，无使敌人知吾之情，是为林战。”(《林战》)
　　对逼所近城邑之敌：“谨候敌人，未尽至则设备而待之。去城四里而为垒，金鼓旌旂皆列而张。别队为伏兵。令我城上多精强弩。百步一突门，门有行马。车骑居外，勇力锐士隐而处。敌人若至，使我轻卒合战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击鼙鼓，完为守备。敌人以为我守城，必薄我城下。发吾伏兵以充其内，或击其外。三军疾战，或击其前，或击其后。勇者不得斗，轻者不及走，名曰突战。敌人虽众，其将必走。”(《突战》)
　　注释
　　［1］《武经总要》卷八。
　　［2］银雀山汉墓竹简兵法佚文《孙膑兵法·十阵》说：“雁行之阵者，所以接射也。”实际是弩战的队形，其特点是“前列若臃(*(左豸右雍))，后列若狸”。意为前锋部队像伸张两臂的猿，后卫部队像准备猛扑的野猫。茅元仪《武备志·陈练制》卷54也绘有左右向前呈梯次配备的雁行阵示意图。
　　雁行之阵既可向前，也可以向后作梯次形配置，所以《武经总要·本朝八阵法》说：“雁行前锐后张，延伸而行，便于绕人”。
　　［3］锥行之阵像《孙膑兵法·十阵》说的：“卑之若剑。”其兵力部署的特点是“未必锐，刃必薄，本必鸿”。按照孙膑的意思是锥行之阵的前锋部队必须精锐，才能插入敌阵，只有两翼部队擅长兵力机动，才可扩大突破口(即“剸”)：作为阵本的后续部队力量雄厚，才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武经总要》卷八绘制的锥行之阵图如下：
　　三 士卒和各级军吏的标识及其“位”
　　《尉缭子·兵教》：“将异其旗，卒异其章。”在军中，为了区别本部及别部的士卒，就需要佩带一些便于识别的标志物，如符令、名牌、腰牌之类。先秦士卒的标识还只限于“章”和“徽”两种。
　　(一)章、徽
　　对于“章”的形状，现在还没有直观的资料作为参考。只知章的内容表现法有二，一是书写“某甲”、“某士”；二是绘画，如夏代用日月，商用虎，周用龙(《司马法·天子之义》)。对前者，看后一目了然；而后者除便于识别外，还有威吓敌人的作用。
　　因为对章的使用方法和放置位置不同，就出现了有“九章”和“五章”之说。如《管子·兵法》上举出章有日、月、龙、虎、鸟、蛇、鹊、狼、韟(皋鸡)等九种。《尉缭子·经卒令》则用苍、赤、黄、白、黑五色。因为前者是在不同时间行军(日行、夜行等)，或行进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水、林、陂、泽、陆、山等)时用，而且是“举章”，可见放在最前面是作为指示信号用的，似乎不符合用章便于识别士卒行列的用意；后者则是从步卒的训练和编列条令上讲的。但以《尉缭子》的规定最为明确，如左军的章在左肩上，右军的章在右肩上，中军的章在胸前(《兵教》)；在战斗编队时，把五种颜色的章按行排列，像“前一五行，置章于首；次二五行，置章于项；次三五行，置章于胸；次四五行，置章于腹；次五五行，置章于腰”(《经卒令》)。这种关系如表二：
　　在五“伍”为“两”的这个编制单位里，章色相同的一伍战士，既是同里的乡党关系，熟悉相亲而同伍连保；又持有五组五种不同的兵器(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步兵之五兵是弓、矢、殳、戟、矛)，具有战术意义。特别是步兵兴起并在战斗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战国时期，远射兵器、长兵器和短兵器被组织在一个战斗集体里，军事家按其战术性能正是通过“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相互补充，做到“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司马法·定爵》)而进行编队的。章的使用本身体现了阵战中各种兵器间的互补性，而且也因“卒无非其吏，吏无非其卒”(《尉缭子·经卒令》)的明白而使指挥方便。
　　按《尉缭子》的编队条令，需将战斗队分为三部分(即三军)。说“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经卒令》)。这个“羽”就是系戴在士卒背上的鸟羽，《国语·晋语》称作“披羽”［1］。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有士卒身披鸟羽的图像(图Ⅰ-5：5)，发掘报告称之为“旌羽”，实际上也就是《左传》上作为旗帜的“徽”。《战国策·齐策》：“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2］宋鲍彪注：“徽，帜也，以杂帛著于背，章其别也。”(《四部丛刊》本)尽管摭拾的资料仅此几条，也足以看出魏、齐、秦等国戴徽，均是著于背的标帜。战国究竟用“析羽”还是绛帛，抑或二者均有?铜鉴图像同《尉缭子》相印证，起码标明前者是存在的。
　　戴徽的士卒必是勇武的先锋战士。铜鉴上执长戟隔人助战者，都肩披旌羽。秦俑一号坑有戴武帻、背负双环(可能是用作插旌羽的)、执长兵器的铠甲俑集中排列(T2、T20内，对称排列)，大概属于战国时期军内的“持戟之士”(《孟子·公孙丑》)。他们同弓弩兵一样，都是从步卒中独立出来的一个新兵种，故而“持戟”一词竞成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代称［3］。
　　作为战争指挥者的各级武官有无特殊的标识呢?兵书上无载。循情度理，应该是有的。将军受命时，要举行仪式，接受指挥权的印［4］及执军法的斧钺［5］，调集军队时，有凭信物的虎符［6］。但这些东西在战斗队列是隐而不显的。其实，各级军吏身份的明显标志大体有三种，一是所执的指挥物，二是所处的指挥位置，三是所著军服的样式及颜色。这些不同之处，不但使军吏同士兵分开，而且也使军史依等级而相互区别开来。
　　注释
　　［1］《国语·晋语》：“献公曰，见翟相之氛，归寝不寐……乃伐翟相。卻叔虎将乘城，其徒曰：‘弃政而役，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无老谋，而又无壮事，何以事君?’披被羽先升，遂克之。”
　　［2］《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扬徽者，公徒也。”郑注：“徽，识也。”《战国策·齐策一》：“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高诱注：“徽，帜名也。《传》曰：‘杨徽者，公徒也。’通白(帛)曰章幅(幅，一作帜)。变易之，使与秦旗章同，欲以袭秦。”
　　［3］《史记·平原君列传》：“楚地方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
　　［4］《史记·魏公子列传》：“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予遂将。”
　　［5］《尉缭子·将令》：“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庭，君身以斧钺授将。”授斧钺的仪式很隆重，要在太庙举行。君致词，将答词，被认为是“社稷安危，一在将军”。参见《六韬·立将》、《心书·释才》、《淮南子·兵略》。
　　［6］《史记·魏公子列传》载魏公子信陵君盗虎符、夺晋鄙兵以救赵的故事，可说是人人皆知的。传世品有新郪虎符、阳陵虎符和西安南郊出土的杜虎符。
　　(二)位、列、行
　　佩戴徽章的士卒入列，各级军吏进入指挥位置，并按照布阵要求编队，前呼后应，才称得上是一个正规的战斗集体。其间，各自所处的位置及其距离，对战斗动作的发挥，对实现指挥系统的有效反应，尤其不可忽视。无论从战术分队——两的角度，或是从战斗队形——阵的角度看，都是由每一个点——步卒的交叉构成纵、横排面的关系，这就是兵书上一再强调的位、行、列三要素。那么，在金、鼓、旌、铃的指挥下，佩戴徽章和执有“五兵”的编制及其队形就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司马法·严位》)，既是分层负责，相互照应，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也就能使部队迅速变换队形，使行军、作战均能先敌一步，占据有利地形并把握战机。不逾列、不结轨，既是“行列之政”，而乱行绝阵也就招致失败无疑。蓝永蔚先生曾以翔实的资料，确凿的辩证，指出周时的攻车编制是二十五人制，春秋初则变为七十五人制。其中的三名甲士是作为两侧及前方这三个作战分队的统领。［1］杨泓先生也据车之结构及其所用长兵器，推算出车战时的作战半径在3.2左右。［2］
　　我国古代寓兵于农。军事训练(教战)也分四时进行。虽练如战阵，大概也因不违农时而四时各有侧重。如春教振旅，辨鼓铎；夏教茇舍，辨号名；秋教治兵，辨旗物；冬教大阅，简军实。四时教战中，只有在冬天才进行综合性的大演习。《周礼》记述的大阅场面饶有趣味。开始，先学战法。再在广野上按照百步立“表”，计有四表。军帅各依级别执旗物：鼓、铎、镯、铙，摆开战车与徒卒，皆南面向表而坐，聆听誓词。然后，中军之将以鼙鼓发令，鼓人擂鼓三通。于是，两司马振铎，各级军官举旗，车徒起立。随鼓声，部队行进，伍长则鸣镯(钲)以应节拍。行至第二表的地方，部队就停下来。击鼓三通，两司马摝铎［3］，各军官放下手中的旗帜，车徒都坐下来。又击鼓三通，振铎，举旗，车徒站起。再击鼓，命令前进，鸣镯(钲)，车辆急行，徒卒随后紧跟。到了第三表时，都停下来，又同以前一样的坐下，起立。当再次击鼓时，车辆加速奔驰，徒卒跑步急进，直至前表时，再停下来。响起三通鼓，车兵随三次旋转射箭，徒卒也作三次击刺。然后，卒长鸣铙止鼓，部队退却到后表的地方，坐下、起立的动作也同开始一样。然后，才是列阵畋猎(《周礼·夏官大司马》)。通过从队列教练到列阵畋猎的演习，就可使部队熟悉并适应整个指挥系统。做到“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成魔，虽绝成阵，虽散成行”(《吴子兵法·治兵》)。
　　注释
　　［1］蓝永蔚：《春秋时期时代的步兵》第三章，中华书局，1979年。
　　［2］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战车与车战》，文物出版社，1980年。
　　［3］《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三鼓，摝铎。”郑注：“掩上振之为摝者，止行息气也。”孔疏：“以手在上，向下掩而执之。”据说，振铎是手执柄而摇，其声嘹亮；摝择是手执柄下掩而摇，其声沉闷。
　　四 秦俑矩阵的指挥网络
　　作为重要的指挥物的“金鼓”在秦俑一号坑内均有发现。青铜铎(原《报告》作“甬钟”)表饰夔凤纹，具两铣，甬上有纽，通高27厘米，重4.6千克(图Ⅰ-5：6)。革制的鼓面已朽，测知其面径53厘米，高9～12厘米，框外彩绘，并有三个等距离的觼环(图Ⅰ-5：7)。虽然金存鼓毁，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军事指挥物的实例。
　　秦俑矩阵中的金鼓多半出于战车之上，而且二者的距离很近。铎以纽悬挂，鼓则以环平架。金、鼓配合使用的关系，已是明白无疑的了。不过，按照一号坑第六过洞为轴线的对称布局，在有些对应的战车上并未发现铎鼓，如第五过洞一号车上有铎有鼓，而对应的第七过洞的一号车上则无；第九过洞一号车上有铎无鼓，而对应的第三过洞一号车则铎鼓俱无。同样，第二过洞的二号车和第五过洞二号车上铎鼓齐全，而对应的第十过洞二号车和第七过洞二号车上俱无。只有第五过洞和第七过洞的两个四号车，不但位置相对应，而且金鼓俱存。以上残缺情况的发生，当同俑坑被扰有关。所以，我们姑且视无为有，也于理可通。在此，不难看出秦俑矩阵的指挥系统的构成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阵本中车、步协同，行位严整而金、鼓齐备。
　　金(铎)、鼓(迹象)之数及其分布，据我的测绘与统计如下表：
　　从表中可知，前四行的16乘车有铎12只，鼓6面，其中有铎鼓的车理应是12乘，占车总数的75%。如果除却双车编组共用金鼓的情况，则具备金鼓的战车可达到87.5%。这说明秦俑矩阵之本的战车，实际是随车步兵的指挥车乘。也就是说，该车及随车步兵属于一个基本的作战单位。其随车人数有28、40、44、60、151几种。此数不合古制，也许是“秦阵散而自斗”的一种反映。
　　第二，阵本横向的车、步穿插，独立步兵当另有指挥节制。
　　车下的步兵俑有两种，一种是独立步兵俑，另一种是随车步兵俑。前者位于四、六、八等三个过洞的一号车之前，直与前锋相接，各自别为一队，约55行，计220俑(每过洞55×4俑/行)，而每队独立步兵俑的两侧，则为车步相间的纵列。此独立步兵队伍同第一列六乘战车前的12名“车前卒”一样，当有两个作用，一作前锋的补充，二作“本甲”的主力之一。因此，他们的行动既听命本队的指挥，又得受矩阵总指挥的节制。
　　第三，战旗地位高于金鼓俱全的战车，当是矩阵中区队的指挥旗。
　　在第十过洞一号车右侧之前出土一木杆遗迹，其下端安装有铜鐏，前端有脱离木杆的矛头，长达6.7米，曾被认为是一支长矛。实际上，此木杆，不属于矛柄。据试掘者讲，杆迹前曾有色彩迹象，因此我认为可能是一面战旗。［1］
　　我认定的这面旗，出自于第一行战车的左翼。其右翼，是否也应当有，绝对有此可能。在以后的双车编组队列里，也有类似长杆物的存在。而这种旗所在的区域，正好有多乘具金鼓的指挥车及随车步兵的存在。可见其是矩阵中区队的指挥旗。
　　第四，卒无徽章，而服饰稍有区别。
　　如果先秦的军队是以徽章作为区别士卒的身份并保持队形整齐的话，则秦军似乎用的是另一种标帜系统。这就是军服的不同，体现在布阵中的区域性，如前锋或前锋的补充队(第一行战车前的兵俑，第四、六、八过洞的独立步兵俑前部，左右翼部的东端)都是免胄的战袍俑；T2、T20外侧三过洞九列戴武帻、背负双环的，是铠甲俑；T22(含T4)则是梳辫髻的随车铠甲俑。这些不同点的集合体，就构成秦阵指挥的固有特点。
　　第五，指挥者等级有别，各自位置固定。
　　秦指挥俑的身份可分为三级。目前见到最低的一级称作“吏俑”。他们戴长冠，穿战袍或袍外擐铠甲(图Ⅰ-5：8)；高前一级的称“佐吏俑”，戴长冠，袍外擐背带式的前甲，或穿长披膊、齐摆式的细叶甲(图Ⅰ-5：9)。再高一级的是“将俑”，戴“切云冠”，穿袍或袍外擐细叶甲(图Ⅰ-5：10)。这些军吏俑身份的确定，不但是由服饰，更重要的是从其所处的指挥位置而定。如佐俑多在将俑之侧，乘车，也有单独同长冠甲士乘车的。
　　战车乘员三名，除极少数站在车上外，多一字排在车后。三俑的排法是：擐甲的车右俑无一例外地居右，而将或佐的位置也多在车右和御手之间。换句话说，车右居右，其制一定；而在一般情况下，御者居左，将帅居中，有时是二者位置调换。战车上多有铎鼓等发令工具。
　　同步兵俑相处的指挥者，多是吏俑或佐俑，在T2和T20的阵本部，就有戴长冠、擐长披膊齐摆式细甲的长冠甲俑。而三尊戴长冠的铠甲俑居于前锋部左、中、右三点上，显然是这部分轻装射兵的“发弩啬夫”或“队帅”。但以上这两级军吏都处于作战的基层单位，应当是接受上一级指挥的。
　　以上仅是据有限的材料，从观察中加以推论。而对秦俑矩阵指挥系统的全面了解，有待于发掘工作的完成。但目前所见一斑，毕竟为窥见全豹提供了一种信息。
　　注释
　　［1］《周礼·考工记》：“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己，又以害人。”按其尺码要求是：“戈柲长六尺有六寸”，合今1.3米。“殳长寻有四尺”，合今2.36米。“车戟常”，合3.15米。“酋矛常有四尺”，合3.94米，“夷矛三寻”，合4.73米。秦俑高约1.75米左右，如“三其身”也不过是5.25米。事实是秦俑的长兵器也不过2.8米左右。那么，出土这件“长杆矛”长达6.7米，无论如何是无法使用的，所以我以为有可能是旗杆。至于无旗縿的发现，很可能是毁于秦俑坑被焚之时。

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王学理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