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俑三号坑位在一号坑西端的北侧，由此向东越过一个南北长的空坑(编为Ⅳ号坑)，就是二号俑坑。按坐西面东的这一组具有完整体系的从葬设施看，四坑范围界定，东西进深260余米，南北跨度约178米，而三号坑正位于这组从葬坑的后左部，同一、二号坑中作战单元中的指挥者位置相似。那么，从总体到局部的这种“似”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别有讲究?这就涉及三号坑的性质和作用，以至于引申到军事学意义等，就有探究的必要。
　　力倡秦俑“无坑不阵”的权威学者认定三号坑也属于“军阵”。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此坑的位置、形制、作用和俑位、级别上加以分析，给出恰当的定位。
　　一 第三号俑坑性质的判定
　　(一)结构述要
　　秦俑三号坑的坑形特殊、结构怪异、布局别样，必定是由其功能所决定的。不言而喻，也当是秦代军事设施实际的反映。由于1977年我亲自参与发掘测绘和研究，又鉴于《简报》材料已公布，故而在此屏除那些枯燥的资料性介绍，只选择相关的要点作些提示，以便我们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凭借：
　　放置文物的坑体在西，坡道在东，其面积是这组军事内容的从葬坑中最小的一个。东西长17.6米，南北宽21.4米。总面积仅及一号坑的1/27。坑体平面略呈向西的“凹”字形，内部布局上则以正面的“鼓车之府”［1］为纵轴向南北两边对称展开。车府两侧相连的是南北长的左右廊道，又在两廊中部的两侧各向西扩进一个进深大于跨度的厢房。所以，三号坑的主体实际是由车府和两廊、两厢等5个单元组成。各单元的结构又不尽相同，其中除两廊均作南北长的长方形外，左厢(即“北厢”)东西为长条形，东端连接左廊，平面呈“凸”字状(有的学者称之为“且”字形)；右厢(即“南厢”)较特殊，从东到西由过庭、中庭和后室三部分组成，像个空心的“土”字形(图Ⅰ-4：1)。
　　坑中车马与武士俑的排列，因区而异(图Ⅰ-4：2)：正面停放一乘驷马鼓车，后随甲俑4尊。北廊空无文物，而左厢的南北壁下各立一排甲俑，计22尊(48～67号俑)。其中除东端的两尊面东做守门状(47号俑和68号俑)，其余20尊均呈横向的面面相对。南廊的东西两壁下，各立4尊甲俑。尽管因廊长俑少，而在排列上显得疏朗，但仍是东西向两两相对的(1～6号、41、42号俑)。南厢过庭有6尊甲俑(7～9、38～40号俑)，宽大的中庭里有24尊甲俑均等的分为南北两部相对(10～21、26～37号俑各部俑数是横3、纵4)，狭窄的后室只有4尊甲俑两两相对(22～25号俑)。
　　坑中共有68尊著甲陶俑中，除车后4尊随员外，其余均右手半握，曲肘作拄长兵器状。所见兵器，除30柄长杆铜殳(图Ⅰ-4：3)外，仅有三棱铜镞3枚、剑1件。
　　右廊北口、后室东口都有“过梁木”样的门楣，上装有带舌的铜环，用以悬挂帷幕。同样，左厢入廊的口部也是以帷幕相隔。
　　左厢地面有残鹿角一件、动物骨骼朽迹一堆。左廊北壁下靠着一束铜殳，计有20柄。
　　对照一、二号俑坑，三号坑显然不同于军阵或营垒之设。因为它既有指挥用的“鼓车”，又有礼仪性的长兵器，还有祭祀活动的遗迹。可见此坑是在表现秦军事生活的思想指导下，设计的又一个内容。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同军事领导机关的某些活动有关。
　　注释
　　［1］王隆：《汉官解诂》：“太仆厩府，皮轩鸾旗。”胡广注：“马有厩，车有府。”
　　(二)军幕的模拟物
　　崔浩说：“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帘为府署，故曰幕府。”(《史记·李牧列传·索隐》引)因为将帅在外，行无常处，也没有固定的治所，所以在行军途中或战场上只能用小帐篷搭盖成临时的指挥所，过后即撤。这里所言的“古者”之幕，至少在春秋后期就见于记载，如《左传》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载：晋、郑的铁(今河南濮阳县西北五里)之战，赵鞅率师“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公元前487年晋伐吴，“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孔子弟子)与焉，及稷门之内”［1］。秦俑三号坑的结构，不像是用帐篷搭盖的。但从内部的格局和功能考察，确实反映了秦军幕的一些特点。这表现在：
　　第一，位居于模拟的秦军事活动体系的后左部，同阵营中作战单元的指挥俑的位置相一致。
　　一号坑的高级指挥俑戴切云冠，著有重袍并擐铠甲者，如第二过洞的97号和第十过洞的97号两将俑，均位于重装的“长铍队”之后的战车上。同样的情况如二号坑东端练兵场上的将俑，还有车步小营中的将俑，也都是被安置在那些作战单位的后左部。当然，一号坑的作战队形编制明确，伴随这些军吏俑的指挥物有金铎和革鼓。在二号坑的将俑之处虽未见到金鼓，但其身份及指挥位置却是很明显的。那么，三号坑中唯一的一乘驷马鼓车被安置在坑正面的中心位置上，不但悬挂彩绘革鼓(有鼓环及漆绘图案的鼓面遗迹)，有鼓手相随(如45号甲俑跟车后，双手前伸半握，似执桴。图Ⅰ-4：4)，而且是另安置一室，由鼓手和四俑(御手、佐吏、鼓手、甲士各一)组成一个单元。足见此车属于诸俑坑中唯一高级的指挥车，无疑此坑也当属于军中的指挥部。
　　从整个俑坑的设计思想看，既有了表现阵、营、战的几个坑，再加上军中之幕，就显得全面、协调。
　　第二，没有实战兵器，而只有礼仪性兵器，显然不是作战部队的装备。
　　三号坑出土无尖锋的长柄铜殳有30柄，不但是诸坑中特殊的现象，而且武士俑拥持此器的比例也大。除去随车的4俑，其余64尊都是同一手势，可以推断为每俑一殳。这同其他俑坑形成鲜明的对照。如一号坑前五方中的实战兵器只及俑数的2.48%!若果不计佩剑，而按每俑一件兵器计算，其他实战兵器才占到俑数的43.1%［2］。二号坑由试掘知，各类实战兵器同俑的比例更少，仅5.32%［3］。当然，若非俑坑在秦末未经盗取或其他原因，原来配备的兵器数量一定是很大的。秦始皇既然能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建兵马俑坑，尽量使之真实，就不可能使这些武士俑徒手而立!再从宏观上看，唯有一、二号坑俑装备着实战兵器，而三号坑俑装备是礼仪性的铜殳。由此可见，三号坑表现的绝不是一支作战部队。
　　无尖锋铜殳的作用，和利刺的矛、铍不同，和集中钩、刺、啄于一身的戟更有区别。殳不利于战，纯粹是一种撞击性的长柄器械。王晫在其《兵仗记》中说：“殳即杸也……主于击。［4］《释名·释兵》：“殳，殊也，长丈二，而无刃，有所撞桎于车上，使殊离也。”《说文解字》说：“杸，军中士所持殳也。”虽在商代的文献中未见到殳的记载，周代也曾把殳列为“车之五兵”，但却不见实物的出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战国初期的铜殳，前有三棱状的尖锋，并附有尖刺的铜箍，确还有实战的价值。［5］秦、晋的韩原之战中，“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杸而击缪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吕氏春秋·爱士》)。但在战国时代，由于步、骑兵地位的上升，更适应战争的钢铁兵器逐渐在取代铜兵器，再也见不到殳的影子。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说：“邦客与主人斗，以兵刃、殳梃、拳指伤人，*(上敃下手)以布。”殳与梃相似。该书又说：“何谓梃?木可以伐者为梃。”可见殳同梃都是无锋的棒状物，三号俑坑的殳也就是安木柄的无刃铜殳头，显然不用于战场。汉代画像石和壁画所见执殳者，都是些伍伯一类人物。所以，汉人注释“殳”时，都是以无刃对待的。如“殳长丈二而无刃”(《诗·卫风·伯兮》毛传)，“殳如杖，长寻有四尺”(《周礼·夏官司马·司戈盾》郑注)。
　　纵观用殳的历史，其主要功能在于守备和警戒，特别是多充当王侯的仪礼兵器。如《诗·卫风·伯兮》有“伯也执殳，为王先驱”的句子，说明用殳先行开道、隔断行人。《说文·殳部》：“以杸殊人也。”段注：“殊，断也。杖殊人者，谓以杖隔远之。”曾侯乙的带尖锋铜殳上铭刻“曾侯*(左戉右阝)之用殳”。这只表明此殳的专用。殳作为宫廷守备兵器，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有史可证的。《韩非子》一书上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楚王急召太子。楚国之法，车不得至于茅门。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驱车至于茅门。廷理曰：‘车不得至茅门，至茅门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须无潦。’遂驱之。廷理举殳击其马，败其驾。”(《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另外，《司马法》上还有“执羽从杸”的记载。殳同旂旆并用，是作为军事指挥的一种标志而已。无论怎样，此后诸多文献记载反映出来的还是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即：殳更多地起着礼兵的作用，更多地用在仪仗队里。即使在军事上出现殳、钺同用，实际上也只是军权的象征物罢了。那么，秦俑三号坑的侍卫甲俑执殳，和一、二号坑的武器装备迥异，不正是警戒、仪卫、军权的集中表现吗?
　　第三，秦俑三号坑执殳的甲俑，以鼓车为中心向左右展开，又是取环壁而立的布置，这同样也显示了他们具有担任警戒的侍卫身份。
　　该坑的甲俑固然属于步兵，但在组织上并没有战斗编列。它既不像一号坑步兵俑有战斗位置，又不像二号坑各兵种随营的情况，而是执殳环绕周壁站立，具有一种向心性。这个“中心”当然就是指挥车。同样，两廊和两厢，尽管因其内容不同，数量有多寡，但各自也是围绕着一个“中心”(4个中心，如接见：在右廊；议事：在右厢中庭；密藏：在右厢后室；军祭：在左厢)。可见这些甲士们不是用来参战，而是保卫军事首长又在显示军吏等级身份的侍卫。这种布置同所谓的“军阵”，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商鞅把侍卫长官的亲兵称作“短兵”。秦国对随带短兵的资格及其人数有着严格的规定，《商君书·境内》：“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将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国封尉，短兵千人；将，短兵四千人”。在这里可以看出：秦的短兵之设是按军吏和县令两个系统进行的，而且都是同军功的有无直接挂钩的。秦俑三号坑有侍卫甲俑64尊(除去车之随员)，显然高于“五百主”之数而又低于“二五百主”、“将之主”的卫兵数，距国尉和大将的卫兵数又相差很远。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么一种实际情况，即：一、二号坑内估计有兵马俑7000左右，如果加上拟建中的四号坑，必定在万数以上。即使如此，从实战上看，仍非编制军队的实数。其统帅究属何衔级，又不好骤断。那么，三号坑所置的“短兵俑”数岂不也具有象征性吗?但无论如何，充作幕中侍卫的身份却是洞若观火的。
　　第四，内部结构，展示着军幕的性质。
　　军幕是行军或前线的指挥所，将帅于此处理军机大事，实施指挥，并临机出动。秦俑三号坑内部几个单元间次，根据活动内容而深浅阔狭有大小，彼此又有帷幕相隔。合谋、军祭、车府、密藏等，既是幕中不可或缺的几个活动内容和处所，又需要彼此以廊道、过庭相通从而组成一个整体。但这同样与临战队形的“军阵”毫不相关。
　　第五，三号坑遭受人为的破坏，是俑坑工程未竣的证据之一，也是被捣毁指挥部的反证。
　　三号坑道受人为的破坏，其情景与一、二号坑截然不同。一是未经火焚，二是武士俑绝大多数无头，三是铜殳20支一束被弃置于北壁之下。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秦末的那段历史记载告诉我们：“郦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羽燔其宫室营(茔)宇，往者咸见发掘”(《汉书·楚元王传》)。既然建造俑坑仍属于“骊山之作”的工程内容之一，其未竣工的事实和陵周建筑被盗焚的记载，也都获得了考古的证明。那么，项羽的军队面对偌大的俑坑岂能不动心?我们考古工作者提供了证据是：一、二号坑对装备武士俑的实用兵器被夺走了，继之一把火使俑坑建筑坍塌……但是三号坑则采取另一种手段。揆其原因是：殳无实战价值，虽然把它“收缴”却不带走。因为重而无用，便弃置了；再把车后的俑给它掀翻，使之倒插在地下!既然没有“将军俑”，就把侍卫俑的头颅给截取了……捣毁秦俑军队的指挥中枢，这不正是项羽获取全胜的气概吗?他的复仇情绪在此也找到了宣泄的机会。
　　注释
　　［1］《左传》哀公八年。
　　［2］秦俑一号坑前五个探方(T1、2、10、19、20)出土青铜矛6、戈1、戟4、铍16，共计27件，其数占陶俑1087尊的2.48%。如果除铜剑17柄不计外，包括前述长兵器和铜钩及铜弩机在内，约有469件，可占俑数的43.1%。材料见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1期。
　　［3］二号坑试掘期出土各式武士俑196件、铜矛头3个、弩机6件，则兵器数占俑数的5.32%。材料见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4］《昭代丛书》第47卷。此书系张潮等人编纂，是清朝前期和中期的大型综合性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有精装本。
　　［5］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二 关于先秦时期“幕”的探索
　　(一)关于“幕府”的认识问题
　　将军的指挥所随历史的进程，曾有过多种称谓，如“幕”、“莫”、“帐”、“幄”、“帷幄”，等等。《左传》哀公八年(公元前48年)，晋伐吴时，“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韩非子·十过》：“昔者楚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战既罢，共王欲复战，令人召司马子反。司马子反辞以心疾。共王驾自往，入其幄中，闻酒臭而还。”《史记·李牧列传》：“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索隐》：“按：注如淳解‘莫，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帟为府署，故云莫府。’则‘莫’当作‘幕’，字之讹耳。”“幕”本来是将帅在出征途中临时用帷帘遮挡起来的帐篷，有时竟称“帐幕”，其设同“出军命将”一样，是暂宿的场所，即设即撤。随后因“将军”称号定制之后，它就有了新的变化。“将军”的称号定为官名的时间，按顾炎武《日知录》的说法是在西汉中期。于时，“将军府”就变成一个常设的府署机关，称之为“幕府”。同时，也因为开府置吏的关系，“幕僚”、“僚属”之称就随之而派生。“幕府”由将军的多设，也不止一个。大将军、列将军均设有幕府，即所谓“凡将兵皆有莫府”(《汉书·李广传》注刘启语)。
　　西汉时期，幕府组织趋于完善，属吏不但设有校尉、军司马、军监、军市令等一类武官，而且还有长史、从事中郎、掾、史一类内务性的文官。这些都当然也具有一定的员额。尽管他们先后多有变化，毕竟还是形成了一套“协助将军参赞军务”的军中机构［1］。但是，在整个先秦时期，幕还处在初级阶段。
　　军幕的建筑结构、内部格局及其功能，文献中是鲜于记载的。甘肃嘉峪关第三号汉墓中，有一营帐壁画，其中的营帐有大有小，但都是用织帛制作成“蒙古包”的样子［2］。尽管它还属于营幕，官兵都作为止宿的场所，而中间画一个“大军帐”，内坐一武官，外有军士守护，显然是“元帅升帐”的形象。若从单独办理军务、军机大事方面看，毕竟同军幕有着相似之处(图Ⅰ-3：2)。
　　注释
　　［1］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齐鲁书社，1984年。
　　［2］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第12期。
　　(二)指挥部职能的诸问题
　　指挥部之设起源甚早，随着军事行动的采取，理所当然地伴生出统帅处所的设置问题。《周易》记载战争的文字很多，其中像“伏戎于莽，升起高陵，三岁不兴”(《同人》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济》九三)，“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未济》九四)等等，而且战程也够长的。当然其间不是一次用兵，很可能是多次的行动。此外，像神农伐补遂、黄帝伐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的几次大战，往往也是长趋千里，经时非日，绝不可能中无止宿、兵帅混杂。但由于记述粗略，语焉不详，我们也就难以确知指挥部及指挥位置的详情了。
　　对于军幕的记载，以《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楚幕有乌”一条的时间为最早。随后还见有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晋、郑的铁之战，晋赵鞅“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之下”。至于他书所记，恕不一一征引，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军幕出现的时间绝不限于春秋早期。尽管商周时期，我们固然还不能断定是否有幕，但指挥位置设置于中军，却是了无问题的。因为战术决定了车阵不可能有大的纵深，所以指挥员兼战斗员，身先士卒，也是时代的使然。
　　车战时代的指挥多在中军，从“中军从王”［1］，到“中军奉公”［2］，可说是个通例。公元前707年，周、郑繻葛之战，周桓王亲率中军，以虢林父带领蔡、卫军队组成右军，以周公黑肩带领陈国的军队为左军［3］。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楚也设三军，沈尹率中军，以左、右“二广”(楚君的禁卫部队)作掩护，还有潘党的四十乘“游阙”作为机动兵力(预备队)［4］。因为中军的这种地位，它自然拥有重兵，也就成了加强的重点。及时到了公元前550年，齐侯伐卫时，组织了6个方阵的行军队形，也是以自己的禁卫部队(“贰广”)居中，前有先头部队(“先驱”)和次二军(“申驱”)，后有“大殿”殿后，两翼部队分别安设着“启”和“胠”(图Ⅰ-4：5)。
　　但是，秦俑坑的指挥位置大不同以前，显然是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一、二号坑的单元指挥多在其后左部，而三号坑作为指挥部却从作战部队中分离出来，放在了诸坑的后左部。究其原因，大概同这么一些情况相关：步、骑兵的战斗地位上升，兵额数量增多，不但使作战空间扩大，而且战术机动也成为取胜的重要因素。因此，往昔大排面密集的阵形已不敷实用，代之而起的就是机动性、灵活性的集团队形。作为凌驾于诸军、实施有效指挥的指挥部独立出来设立幕府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军幕既是指挥部，其指挥功能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探讨秦幕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汉书·张良传》)，确也道出了军事行动受军幕这一中枢节制的道理。《左传》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记载了晋、楚鄢陵大战前，太宰伯州犁同楚王的一段对话，给我们勾绘出开战前准备的一般程序：“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王曰：“驰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这段文字既包含了战前准备的主要内容，也是部署接战的一般次序，概括起来大致是如下的过程：
　　首先是“合谋”。即：主帅派人飞速通知各军指挥到中军来。商定作战计划。
　　接着是“卜战”。即：张开帷幕，在内部向先君神主卜问吉凶。
　　随后是“誓师”。即：在“彻幕”之后，填塞水井，夷平灶台，整理队伍，列阵，御者登车执辔，车士则从车上取下武器，立正，听取主帅宣誓。
　　末了才是“战祷”。即：全体将士肃立，祷告鬼神，祈佑取胜。
　　当然，接下来的就是挑战、合战了。
　　车战时代的这种迎战仪式，大概到了步、骑兵上升的时候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三号俑坑右厢的中庭和过庭构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单元，对面壁下两部分侍卫陶俑拱卫，中间留出空旷地带，显然是主帅召集军吏合谋的议事大厅。左厢出土无钻凿痕迹的鹿角及动物骨，属于牲祭的遗留，此间当时“军祭”之所。由于“合谋”与“卜战”是将帅层里少数人的行为，涉及军机大事，当然是在密闭的、戒备森严的幕府中进行的。楚军一方面远望晋军，也只能通过“驰而左右”、“聚于中军”、“张幕”、“彻幕”等表面现象，再联系迎战的一般规程来判断。可见幕中的“诡道”，敌方是不易窥见的。至于宣誓和祷战活动，因为是面对广大士卒作战斗动员的，不能聚集于幕中，故而需要选择开阔地带的。如武王伐纣时，“甲子昧爽，王朝至商郊牧野”，才发表了历史上有名的誓词——《牧誓》(《尚书·周书·牧誓》)。
　　“卜战”既是“虔卜于先君”，就涉及同“社宗”的关系。《周礼·春官》：“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奉主车。”郑注：“社主曰军社，迁主曰祖。”古代行军，须车载先代君主和社主的牌位同行，而且是每舍必奠，遇战必祭。看来，秦人军祭的对象绝不止于社宗。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祭过“八神”，其中的“兵主”就是“战神”蚩尤。这种用牺牲祈神福佑的军祭活动，一直长期存在于古代军事生活之中。及至宋代，才达到了它的顶峰(《武经总要后集》)。用“卜、筮”和“星占”问定吉凶，虽属虚妄的迷信，而古人却恭敬又虔诚地进行着，倒也起了同仇敌忾、鼓舞士气的作用。好些学者据秦俑三号坑北厢的构筑及出土物或说是“宗”，或说用在“卜战”，或说是“祷战”。歧异存在，正是内容非一。但无论怎样，在同神衹祖宗有关的军事活动的这一点而言，却是一致的。但包括社、宗在内的告主卜祭活动于一处合并进行，不是不可能的。仅凭此一点，推断三号坑是社宗遗址，似乎略显勉强，但这也许正是秦幕的特点之一。至于社、宗为何物，是否设之于幕内，也许就难于深究了。
　　军幕作为指挥系统的首脑机关，真正地从作战部队中独立出来，大概还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因为春秋以上所言的“幕”，毕竟还是将在军中。“凡举兵，师以将为命”(《六韬·龙韬·王翼》)，不只说明将的重要，而且表明“将”同“兵”的关系更为直接。因为在古代，受到通信、观察手段的限制，将帅只能靠自己操纵的“金”和“鼓”，在短距离内形成指挥系统，以决定军队的行止。公元前589年，晋、齐的鞍之战中，晋欲克将中军，虽已“伤于矢，流血及屦”，但他“未绝鼓音”，以至于“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取得了全胜［5］。由此可见，将帅在军中身先士卒，有着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的作用，对于及时掌握敌情动态、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巧妙而有效的指挥，是更为重要的。但是，随着以后战争规模的扩大，部队人数的增多，单纯的车战向步骑兵等多兵种联合的进攻战、包围战的转移，加上旷日持久的鏖战，就产生了将帅从作战部队中分离出来的客观条件。于是，他们完全有可能居于第二线或第三线，进入幕中指挥。至此，战争已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也可说是指挥相应变化的标志。
　　注释
　　［1］《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2］《左传》桓公五年。
　　［3］同［10］。
　　［4］《左传》宣公十二年。
　　［5］《左传》成公二年。
　　三 秦幕散论
　　(一)秦俑军幕的特色
　　首先，具备了议事、告神、交通和藏密等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场所。有“短兵”守护，为将帅运筹帷幄、处理军机大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保证。
　　其次，集“合谋”、“卜战”、“祷战”于幕，简化了开战前的程序，突出重点，是“以法治军”精神的反映。
　　再次，指挥车居中而前，议事与军祭之所分居两侧而后，也许是秦幕格局的一般模式。
　　最后，幕中的“甲士”守卫，幕外也定有重兵，必然具备一套警戒设施。这些“亲兵”既担任幕中安全、严守机要，也是将帅出行、施之军礼的仪仗队。
　　由以上各点可以看出，秦幕的设置，以军事的需要为第一。至于其他各项，姑不引申其说，但有一点还需要明确，这就是：出师有无胜战的把握，源自将帅的决心。而正确的、不是盲目的决心，则来自“知己知彼”的程度。士卒作战能量发挥得怎样，是由将帅动员工作和指挥才能所决定的。在这里，“合谋”比什么都重要。秦灭楚的决战，王翦“非六十万(军队)不可”，面对“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而取养精蓄锐的一系列措施(“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军中“投石超距”)，以行动激励士气，然后才说：“士卒可用矣”。势如破竹、杀将略地，取得了灭楚的胜利(《史记·王翦列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礼记·中庸》)。“预”用之于军事学上，就相当于“谋”。“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商君书·战法》)。所以说“预”属于“军事运筹学”(Military Operational Research)的范畴。那么，重视“预”而去“谋”，就成了幕中活动的重点项目了。至于秦军载社、宗二主同行，并进行祭祀、祈祷，只能作为一种仪式，而且也会去掉一些繁文缛节并按“于己有用”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他们坚信“能壹民于战者，民勇”(《商君出·画策》)，从而把取胜的支点落实在士卒大众的身上，所以这才是秦幕活动中又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
　　(二)秦俑“幕”的性质
　　有关古代幕形、结构的文献记载是零星的、片断的，至今又无考古实物的参稽。经筛选澄滤后，留给我们的还是个轮廓模糊的印象。至少军幕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属于临时性的，是在行军或接战前搭盖的帐篷。“张幕”、“彻幕”都较为方便，是名副其实的“幕”、“莫”、“帐”。
　　第二种，设幕的时间较前一种长，形式也较为固定。战国时期的几次大战中，双方军队的集结、攻守都带有阵地战的性质，其指挥部不可能是草率的。秦军围长平、王翦的灭楚之战，引军长驱、对垒鏖战，如没有稳定、坚固的军幕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种，属于固定的军事指挥机关。秦军戍守五岭、屯兵长城，都因是守备的性质，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军事将领就需要有固定的处所。同样，西汉就设立有“幕府”。
　　对照秦俑三号坑，似接近于军幕的第二种。理由是：
　　第一，结构上已有功能齐备的设施，显非随时张撤的帐幕建筑。
　　第二，除去坑内有一随车的佐俑外，余为侍卫甲俑，并无身份高于“佐”，或高于一、二号坑中将俑的军吏俑。也没有编制一定的幕僚，也不似幕府。
　　第三，因为整个俑坑在于表现秦军生活中有代表性的内容，其编列、数额等都具有象征意义，三号坑同样也只能是军幕的模拟物。统一战争中，秦军的名将是一大批人，此间塑谁?隐而不显，正是设计的上策。
　　(三)学术意义
　　第一，秦俑三号坑作为“军幕”的缩影，结合文献记载，对消除理解分歧和浮泛的印象，大有裨益。它首次向人们展示了战国以来秦的高级军事指挥部的立体形象。其内容结构和文物遗迹，是我们研究“幕后活动”内容及其方式的凭借。尽管它还仅仅只是“幕的一种”，而又属于“秦式”，毕竟是可贵的资料。
　　第二，为军事学研究，引出来不少的课题。随手拈来的例子，就有如下一些：
　　先秦军中的指挥位置都在中军，魏舒“毁车以为行”，组成“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的步兵“五阵”［1］，尽管它还沿袭了战车的行军队形，但“伍”作为指挥所在的主力方阵已是移在整个步兵战斗队形的后部(图Ⅰ-4：6)。公元前4世纪的大军事家孙膑创立的“八阵”队形，把步兵的“三”分成“斗一守二”居后。再以车兵为右翼，以骑兵为左翼居前［2］。很明显，不但指挥所在的“守”居后，而且产生了多种协同战斗的标准队形(图Ⅰ-4：7)。秦俑指挥官位于作战部队(包括战斗单位)后部偏左处，军幕又从多兵种协同的阵、营中分离出来处在最后一线，显然是战国以来指挥位置的延续和发展。
　　军幕规制明确，显然也是从“理无常处，以帐帟为府署”的临时帐幕向正规的、制度化了的“幕府”过渡形式。
　　军伍社宗在秦军中的地位的影响问题［3］。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问题和细节，以及它们发展变化的轨迹、原因等，都是值得从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探讨的。
　　第三，秦俑军幕作为统领诸军的指挥部，其发号施令是通过诸阵营的各级军吏，听命于金鼓铃旗一类指挥物，构成一套严密的指挥系统，遂使秦军成为一个反应机敏的战斗整体。
　　注释
　　［1］《左传》昭公元年。
　　［2］《孙膑兵法·八阵》；“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左，一在于右。”这里的所谓“八阵”绝非是八种阵形，而是一种阵名，正如李靖说的：“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李卫公问对》)
　　［3］在这方面张仲立先生做了有益的探讨，可参阅《秦俑三号坑性质刍论》，《文博》1990年第5期。

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王学理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