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战国时期，关东六国的军事力量随时间的进程，虽然均有消长，但说起来还是实力雄厚、战斗力坚强的。作为强秦的敌手，它们也并非那么容易对付。即以步兵而论，齐威王时(公元前356～前320年)不但有了像《司马穰苴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的军事学专著，而且以其“三军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战国策·齐策一》苏秦对齐宣王语)，可说是无坚不摧的。《汉书·刑法志》也说：齐湣王(公元前300年～前284年)“以技击强”。魏国的重装步兵更是训练有素的，他们“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汉书·刑法志》)，还有那“武力”、“苍头”、“奋戟”、“厮徒”，都是些“武勇之士”。赵国的“彀者”、“百金之士”数十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是勇猛异常的。“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韩卒之剑戟……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坚甲盾、鞮鍪、铁幕、革抉、*(左口右犮)芮，无不具备。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战国策·韩策一》苏秦语)。而“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宛钜铁釶，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风雨，天下称强兵莫如楚”(《荀子·议兵》)。
　　然而，荀卿经过对各国兵力，特别是把步兵作过比较之后，却从本质上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说什么“齐之技击，不可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有遇之者，若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焉”(《荀子·议兵》)。
　　两军对抗的事实，确也支持了荀子的这一看法和说法。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秦出“奇兵”，实行大迂回，使赵军付出死亡45万人的惨重代价，由此而一蹶不振。在秦国发起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强劲的韩国反倒成了最早亡国的一个。同样，齐国超绝的个人竞技行为，对战事的取胜也毫无补益。由此推而论之，别国之兵何尝不是如此!但秦兵剽悍勇猛，所向无敌，张仪曾对韩王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秦“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山东之卒被甲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挚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坠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战国策·韩策一》)。秦兵与六国之卒，装备上的轻与重，战场上表现出的勇与怯，确有霄壤之别!
　　秦军作为一支劲旅，其步兵随战斗地位的提高，愈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对此，秦俑坑也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研究材料。
　　一 秦俑坑的步兵形象
　　(一)“步兵”释义及秦步兵俑的种类
　　“步兵”的词义及其内容，古今有着显著的不同。恩格斯在《步兵》一文中说它是“军队中徒步的兵士”［1］。现代陆军中，却有徒步步兵和搭乘车辆实施机动作战的摩托化(机械化)步兵的区别。如历史地看，“步兵”一阅作为军事术语被广泛地采用，最早出现的还是在战国末期的《六韬》一书上［2］。在此之前，叫法不一，名称繁多，像春秋初期称“徒”［3］、“卒”［4］、“徒兵”［5］、“步卒”［6］、“徒卒”［7］等，战国时期，齐曰“技击”，魏曰“武卒”，秦曰“锐士”(《荀子·议兵》)。即使一国之内也有多种叫法，像魏国就有“武士”、“苍头”、“奋戟”、“厮徒”等名称(《史记·苏秦列传》)。以秦而言，春秋时期称“步卒”(《韩非子·十过》)，战国时称“带甲”(《战国策·韩策一》)，又称“奋戟”(《战国策·秦策一》)、“中卒”(云梦秦简《秦律杂抄》)，对弓箭手又专称“*(左走右斥)张”、“引强”(同前)。“步兵”名称从以前长期来杂乱不定，到固定统一，正反映了它从附属于战车走向独立的过程［8］。当然，这也是同步兵组成，其社会地位的变化相适应的。
　　在车战盛行的殷周时代，除车的“甲士”之外，车后还有一定数量的步兵跟随。而这随车的步兵，是些无权作战、只能听从甲士摆布、做些保卫战车和杂役的奴隶。对于战车具有从属性的这些“徒卒”，学者们称之为“隶属步兵”。春秋初期，随着对戎狄族作战的需要而出现了脱离战车、具有独立编制的步兵，名之曰“建制步兵”(或“独立步兵”)。战国时期，作战步兵已成为军队的主力，但两类步兵依然并存，只是在战车退出战争舞台之后，隶属步兵也才随之消失。可见无论从广义或狭义上谈步兵，也都具有它时间上的相对性。作为历史学者，不应疏于此。另外，人们又可以从步兵的装束和装备上分出“轻装步兵”和“重装重步兵”来。
　　秦俑三坑的武士俑，包括步、车、骑三大兵种。其中，以步兵俑的数量为最多，骑兵最少。步兵俑中有专司弓弩者，可称之为“射兵”。其作用有如现代的“炮兵”，所以另立为一个亚种。步兵俑从编制上看，有两种：一是隶属步兵，二是建制步兵。其装束虽有轻、重的区别，但对独立的建制步兵说来，是二者兼有的，而随车的隶属步兵俑则无一例外的是重装。
　　所谓“轻装”，就是指战衣轻捷简便的意思。轻装武士俑，身著交领右衽战袍，长仅及膝，腰束革带。双股著膝缚，其上部掩藏于袍下，而下端盖于膝下。胫部缠有斜幅式的“行滕”，足蹬方口履。有些穿战袍的步兵俑不扎行滕，而是套一对筒状并有絮棉的“胫衣”(如二号坑前端的战袍射偶)［9］。此物上口接膝，下口扼腕，正好护住双胫，比起粗壮臃肿的“跗注”来，显得轻快，但又比“行縢”厚重。是一种简单便当的护腿设施。也许就是汉代所谓的“絮衣”(《汉书·晁错传》)。秦轻装步兵俑头不戴胄、不戴冠，只是把头发梳挽成椎髻，多绾在头顶的右铡(图Ⅰ-6：1)。
　　“重装”是同轻装相对而言。著重装的步兵俑，只是在袍外擐穿一领长仅于腹的短襟铠甲罢了(图Ⅰ-6：2)。至于下体防护，同轻装步兵俑无甚大的区别，即：膝缚下或有行縢，或胫衣。多数足蹬屦，少有合鞮。头上同样是免胄束发的，唯发式有椎髻、辫髻的区别。椎髻扎以橘红色的发绳，而辫髻压以方板形的发卡。束敛头发稍有讲究者，是头上套一顶“武帻”，其质地轻薄，椎髻依旧兀立。不过，这种戴武帻的铠甲步兵俑主要分布在矩阵前部两侧对称的位置(即一号坑的第一至三、九至十一等6个过洞内，计394尊)，其身份、作用和来源，当另有讲究(图Ⅰ-6：3)。
　　步兵无论是轻装，还是重装，都是战斗步兵。只有从它的战斗编列及其武器配备上，作进一步的观察，才能明了各自的作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2］《六韬·犬韬·战步》：“步兵与车骑战奈何?”
　　［3］《禹鼎》：“戎车百乘，斯*(左马右上右下支)百，徒千。”
　　［4］《左传》宣公十二年：“车驰卒奔。”
　　［5］《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徒兵以攻之。”
　　［6］《春秋经传集解》成公元年孔颖达疏引《司马法》：“旬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谓之乘马。”
　　［7］《左传》襄公十一年：“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已徒卒。”
　　［8］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第二章《春秋时期步兵的组成·步兵词义略考》，中华书局，1979年。
　　［9］著“胫衣”的秦俑除袍俑外还有著甲的射俑、车兵俑(御手、车左、车右)和待卫甲俑。参见王学理：《秦俑军服考》，《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年10月。
　　(二)步兵俑的分布及其战斗编队
　　一号坑(矩阵)的建制步兵主要分布在前后廊(阵之锋、卫部)、南北二边洞(G1、G11，即阵之两翼)及第四、六、八等3个过洞(阵本部)的东部。而奇怪的是在第二、三、五、七、九、十等6个过洞东部第一乘战车前都有12个“车前卒”。详情如表一：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建制步兵在秦矩阵中的编制特点是：
　　第一，轻装步兵主要安排在阵表的锋部和两翼接锋的一段。阵本中的轻装步兵不但同锋相接，而且在各个过洞的安排上也是以重装步兵为主的间隔排列。在矩阵前部编列轻装步兵，后面是浩浩荡荡的战车和随车重装步兵。结合武器配备，使我们知道：这正是“末甲劲，本甲不断”(《孙膑兵法·擒庞涓》)，“末必锐，刃必薄，本必鸿”(《孙膑兵法·十阵》)布阵思想的生动体现。
　　第二，建制步兵作为战斗单位的人数，是有差别的，约有220人、208人、204人、170人、12人等5种。大概以200人为常，12人则可能是一种预备队的性质。
　　第三，矩阵中的建制步兵俑，重装者占72.7%。虽然秦兵的一领短襟甲衣，远近比不上魏氏武卒的“三属之甲”，不戴帽子的“科头”，更不能同“冠胄”相提并论，他们硬是凭着一种冒死的精神而在搏杀。
　　一号坑随车的隶属步兵均著铠甲，位于阵本中，其编队如表二：
　　由表中看出，随车的重装步兵数可以分为152、108、104、44、40和12等6级，而且排列上是以第6过洞为轴线向两侧对称展开的。
　　二号坑(营垒)的步兵同样也包括建制和随车的两类。由单独编制的324尊轻装和重装步兵俑组成为“射兵营”，被置于营垒的最前部。在这个教阅的营地上，武士俑作立姿(图Ⅰ-6：4)和蹲姿(图Ⅰ-6：5)两种习射的架势，但在排列上呈现出有“表”有“里”的格局。其里是由8列纵队，队各20，计160尊蹲姿的重装武士俑组成。表则由170尊立姿的袍俑和甲俑环绕一周，前部的立姿俑分作两行，行各30，计60尊，其中轻装的袍俑站前1行，重装的铠甲俑站次2行；后部的立姿重装甲俑分4组，前后两两相对，计16尊(其中有将、佐各1)；两翼的立姿俑全是轻装的袍俑，各为3列纵队，队各16，计共96尊。
　　二号坑的随车步兵，是重装的铠甲俑264尊，分布在由3个过洞组成的车、步、骑混宿营里。这里有战车19乘，同数额不尽相等的随车步兵间隔纵向排列，再以8骑殿后。其中5乘战车的随车步兵数，分别是28、32、36，其余14乘车后都随俑8尊。其分布如表三：
　　综览秦俑矩阵和营垒的步兵编列，我们可以看出有这么一些特点：
　　第一，阵营前部的兵力多是以独立编制的轻装步兵俑为主的安排，或是同重装步兵俑分开编列(如一号坑)，或是间隔编列(如二号坑)，无论是哪一种，毕竟在总体上是浑然为一的。
　　第二，随车步兵均属重装的甲俑，绝无轻装的袍俑(无一例外者)。
　　第三，无论是建制步兵或是随车步兵，在矩阵中的数量都远远大于营垒中的数量。
　　第四，随车的重装步兵数不等，大致有152、108、104、44、40、36、32、8、12、8等，共10级，但都是“4”的倍数。
　　在车战时代，战车是主体，随车的徒兵是附属。殷周至春秋时期，一乘战车后随的徒兵只有10人，到战国时期增为75人制(其中3人在车上)。而秦代步兵的地位上升，数量增加，又多寡不一，正是反映了战斗激烈、地域广大、多兵种协同的时代特征。
　　(三)兵器配备
　　一号坑东端长廊部队的轻装袍俑，作面东的立姿横队，其大多数右臂下垂，手作挟弓的半握姿势。少数俑曲右肘，拳半握，拳眼向上，作拄长兵器状，左臂斜伸。在这一区域里发现的兵器有：弓弩遗迹52处、铜弩机40件、成束的和零散的铜镞约合112箙、铜剑4件、剑的附件22件；铜钩(弯刀)2柄、铜矛1柄、铜錞6件。这说明锋部的204尊著轻装的编制步兵是些执远射程兵器的“弓弩手”，其少数俑还腰挎长剑，只有3名戴长冠著甲衣的下级军吏俑才持长柄兵器［1］。
　　在第一、十一两边洞的编制步兵，无论是轻重装的袍俑，抑或是重装的甲俑，无一例外的是面向两侧的一行作横队，个个背负箙矢，前有弓弩；面东的一列纵队，个个右手提弩一张，身后散落的有束矢。发现的铜兵器以束箭、弩机为最多，并有少量的戈、矛及铜镦、剑及剑件(图Ⅰ-6：6～8)。
　　第二、三、五、七、九、十等6个过洞的“车前卒”，无论是轻装或重装，都是以弓弩为主，极少数配有长兵器。这情况同锋部射兵的武器配备是一致的。在第四、六、八、十等4个过洞的编制步兵俑中，同样是以弓弩、箙矢的数量为最多，而矛、戟一类长兵器和剑的数量也相应增加。
　　随车的铠甲武士俑群，可以说是远射(弓弩、箙矢)、长兵(戈、矛、铍等)和短兵器(剑)齐备的，只是在内部有着持弓弩、握矛戟的分工罢了(图Ⅰ-6：9)。长铍就是出土在第二、三、九、十等过洞的车后，而且是集中于戴武帻的甲俑之手(图Ⅰ-6：10)。
　　因为俑坑经过历史上严重的盗扰，出土兵器的数量远远不能反映配置兵器的历史原貌，因此，统计的数字和求出的比例，就很难说明它的准确性。不过，从出土物的种类和陶俑的手势上，终究能使我们比较清楚地得出一些基本的认识：矩阵之锋、卫和翼的编制步兵主要执有远射程的弓弩，并配置以少量的戈、矛类长兵器和剑。阵本中编制步兵虽以弓弩为主，长兵的数量也相应增加，而随车的重装步兵则以矛、戟、铍等长兵器为主，还杂以劲弩，并腰际挎剑。
　　二号坑校场(练兵场)内的蹲姿甲俑160尊，右膝着地，脚压臀下，左腿如弓，两手在右胯侧作一上一下地控弩之势。周围散落有大量的铜镞、朽弓迹象，还有剑摽。环绕蹲姿俑而立的步兵俑172尊，其中甲俑46尊手作握长柄兵器的姿态，地面上散落有铜矛、铜錞；袍俑126尊则作“丁”字步站立，做出钩弦抬弩的架势。这部分俑群中使用弓弩约占86.14%。可见此区的编制步兵俑，虽配备着三类冷兵器，但主要还是使用着弓弩，是名副其实的“射兵”。
　　二号坑的随车步兵俑群中，发现的兵器是铜镞、矛、剑等，说明也是用三类兵器装备的。
　　秦俑三号坑的步兵只有64尊，虽然也擐穿铠甲，但不是战斗步兵，而属于指挥者的“亲兵”(侍卫)。伴出的兵器数量最多的有铜殳34件，而铜镞只有3支、残剑2段，可见此坑当以礼仪性兵器为主。
　　从秦俑的兵器配备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步卒来说，他必须按军事训练科目训练，不但要熟练地掌握队列动作，而且也要学会使用当时盛行着的三类兵器。只有如此，才能在布阵中按需要而专司某一种兵器。不言而喻，只有集中使用同一兵器的步卒，才能组成为一个单列的兵种，像射兵队、长铍队、殳仗队等等。
　　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
　　(四)轻装和重装步兵的战斗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随着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解体、新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军队的成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孙子兵法·作战》：“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在这里，如果说“带甲”的步兵地位还只是隶属步兵的话，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就不同了。随车步兵地位的上升，各国的兵员猛增，少则“带甲数十万”，多可达到“带甲百万”(《战国策》)。显而易见，这时的“带甲”就是重装的步兵。
　　恩格斯在其军事著作《步兵》一文中说到希腊“亚历山大的步兵由重装步兵的方阵、轻步兵和盾牌手组成”，罗马步兵也由“披戴重盔甲”的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组成［1］。那么，西方步兵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希腊、罗马军队最先由重装步兵组成，后来因贫民的加入才出现了轻装步兵。但重装步兵一直保持着主力的地位，在数量上也占有绝对的优势，像罗马的一个兵团有重装步兵3000人，而轻装步兵还不到它的半数［2］。正因为二者的装备有别，在战场上的作用也就不同，像重装步兵使用长矛、短剑冲击敌人，而轻装步兵最多只用一面轻便的圆盾护身，使用的兵器是投石器、梭镖、刀子、匕首和狼牙棍，而且还没有队形，被配置在重步兵主阵的前面或两翼，有时作为先驱兵使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自从有了甲兵之后，在战场上决定胜利的已经不是贵族武士个人的高超武艺，而是插入敌阵的成群结队的甲兵方阵的密度和力量。”由此可见西方步兵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装步兵是军队的主力，而轻装步兵只起配合作用而已。
　　但是，中国的步兵和古希腊、罗马的不尽相同。轻装的徒卒是最早出现的步兵雏形，而后才有重装步兵。由于二者社会地位不同，在战场上执行的具体任务也就不同。战国时期，兴起大规模的步骑野战和包围战，其本身就带有异常激烈的进攻性和对抗性，如果没有坚固的防护设施——“铁幕”(铠甲)，既难于抵御强弓劲弩发射来的“锥矢”，又不能在白刃格斗中有效地防止矛、戟的啄刺，其惨重的代价是不难预料的。除了重装步兵之外，轻装步兵也有其优长。因为轻装步兵没有更大负重的累赘，其行动迅速，“轻利僄邀(速)”，在战斗中同重装步兵相配合，就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秦俑的轻装步兵俑，都属于建制步兵，居于矩阵之锋和两翼的前部，而重装步兵俑无论是建制步兵或是随车的隶属步兵多位于阵体部。所以，在接战时，持强弓劲弩的轻装建制步兵万箭齐发，射杀敌人的有生力量，打乱其阵角，或是迅速展开，形成“角”的阵势，然后才是重装步兵或配合战车，源源接续，同敌人白刃格斗，夺取胜利。由此可见，两者有分工，又相互配合。
　　秦的重装步兵，只是同其轻装步兵相对而言。如要比起“衣三属之甲的魏氏武卒”那种铁筒似的防护装束来，显然是不完备的，像没戴兜鍪(头盔)，只有束发，或有简便的巾帻；不具盆领，只有一条围脖子的曲领；无髀裈，只有简单的战袍和膝缚。虽说是穿着铠甲，还只是长仅及腹的短甲。至于多数步兵不是著胫缴，而是缠一条轻捷便行的“裹腿”。希腊“多立斯方阵”中重装步兵有“头盔、甲胄、铜护胫、大木盾”，罗马的重装步兵的防护装具也是如此，都远远在秦军的重装步兵之上。秦军免胄束发，“跿跔、科头”，“捐甲裼裎”，冒死趋战，全凭的是勇敢和牺牲精神。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2］卢林转引自《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战士出版社，1980年。
　　二 秦步兵的战斗力蠡测
　　(一)步兵诞生的历史回顾
　　人类社会战争的胚胎，应该说是从步兵的对抗中开始孕育的。商周时期，站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是奴隶主贵族，而车下跟随着由“众人”、“多臣”、“庶民”等奴隶组成的步兵只能附属于战车。春秋初期，郑、晋等中原国家在对戎狄的战争中，为战胜这些居于山林谷地、善用步兵进攻的少数族群，就不得不在保持原来隶属步兵的同时，率先建立起能够独立作战的建制步兵。
　　公元前719年，宋、卫等国联军“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左传》隐公四年)。“徒兵”，就是徒步之兵。这一条史料，是关于建制步兵的最早记载。
　　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在作“三军”的同时，又“作三行以御狄”(《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二十八年，杜预注)。“行”是原来隶属步兵“徒卒”的队形名称，此处当指步兵无疑。“三行”就是晋国最早出现的建制步兵。
　　尽管建制步兵已经产生，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并没有形成为军队的主力，而只是用在西方和北方边防上对付戎狄。中原地区依然是战车统治的战场。
　　公元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荀吴)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聚集步兵作战)。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请以什共车(以步卒配合甲士共同作战)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请甲士们都下车来作战)，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左角，参为右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左传》昭公元年)。魏舒“毁车以行”表明：在中华大地上已经产生了第一支作战的建制步兵部队。尽管这个步兵部队还是由战车部队临时改编的，免不了幼稚，连“翟人笑之，未阵而薄之”，但在春秋末期毕竟对开创“步兵时代”是一个创举。
　　公元前505年，发生吴楚大战，据《吕氏春秋·简选》载：“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吴王夫差的军队编制是以百人为一“彻行”，百“彻行”为一方阵的(《国语·吴语》)。
　　战国时期，各国的步兵数数十万多至百万，表明步兵达到了成熟的时期。步兵作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直到秦代灭亡，前后延续了3个世纪之久。
　　秦人起自陇右，同戎人杂居，其早期的军事活动都是同伐戎有关。据《史记·秦本纪》载：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而死于戎。周宣王召秦仲子“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显然，秦人开始也是使用步兵的。到秦襄公“修其车马，备其兵甲”，才算有了战车兵。《韩非子·十过》说：秦穆公“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于晋。”虽说是战车、骑兵、步兵三个兵种齐备，其中步兵的数量还占压到的多数，实际上在以后秦国的军事史上也反映出对步兵的重视。《吴子·图国》说“秦穆公置陷阵三万，以服邻敌”，到惠文王时又达到了“奋戟百万”的规模(《战国策·秦策一》)。
　　中国步兵是古代诸兵种中最早诞生的兵种，但随战斗手段的进步，它却反过来屈尊在车战时代的战车兵之下。由于铁兵器的出现、弩的发明，以及远战能力的增强，战车地位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车兵反过来又成为步兵的辅助兵种。从此，步兵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兵种才再次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之上。秦国步兵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遵循着这一规律。不过，只有在统一战争中它才真正成熟了。
　　(二)秦步兵在编队上的特点
　　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不能成之为军队。没有严密组织的军队，同样难于胜敌。吴起说“秦阵散而自斗”(《吴子·料敌》)，并非是说秦军组织松散而各自为战。他这句话实际上包含着两重意思：其一，队形配置疏朗，使作战单位的作用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其二，重视人的素质培养，提高其作战的自觉性。而这正是秦军队列和便战措施的长处，也是战斗力的所在。
　　第一，秦步兵数量大，远战能力强，而军事家又善于处理它同战车、骑兵的配合关系，协同作战。这是编制上首要的标志。
　　秦俑一号坑的矩阵是以步兵为主、同战车穿插排列的兵力部署。其协调车、步关系的做法，是“鱼丽之阵”变化了的形式。以阵本为例，其战车和步兵无论是在横向上、或纵向上都是间隔编组的，如表四：
　　秦俑坑每辆战车上有乘员3俑，车行都是横向“一”字排列。作纵队的武士俑插在车行中，是“俑→车→俑→……”的展开；在每个过洞中，战车及其车后随员固然因隶属步兵俑数有多寡(12～152/车)，但宁可减少车数，都要使主车于所在的车行中左右对齐，绝无错乱现象。同样，第一行车的“马前卒”自成一个单元，各是3行，行4人，计12尊俑。而轻装的袍俑分别位于第一、三、五过洞的第一辆车前，重装的甲俑则安排在第二、四、六过洞的第一辆车前，彼此形为横向间隔。在这里，尽管战车有左右的或前后的“双车编组”，但总体上是车的前后及两侧都有步兵俑队列。这种编组，既有“鱼丽之阵”车、步协同的宽大界面，又突破了它那二线或三线的兵力配置，从而出现了强大的纵深，也就真正形成了“本甲不断”的雄壮气势。
　　秦俑二号坑作步、车、骑三个兵种宿营与习战的安排，但同样体现着战时协同的考虑。从总体看，编制步兵同车兵、骑兵是分营的，而且是安排在诸营之前。如果布阵，这部分执弓弩的射兵必然同一号坑矩阵的锋、翼安排一样，能够迅速进入岗位；再由从属关系看，混宿小营所占三过洞中，虽然是三车一行地对齐，但战车两侧和第一行车前无武士俑，只是战车同随员构成前后的间隔排列。8骑殿后和此营两侧分别同战车、骑兵相邻，都不足以说明它合乎兵书上的阵法。因为二号坑属营非阵，已从安排上隐现着布阵时方便于多兵种协同的调遣。
　　步兵簇拥战车、多兵种的协同，是实战经验的总结。因为各个兵种都具有自己的作战优势，像战车的冲击力、机动力强大，在发动攻击、掩护撤退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作用，被看做“军之羽翼”，是用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的(《六韬·犬韬·均兵》)。但它欠缺灵活性，易受险厄地形条件的限制。骑兵灵活机动，驰驱往来，行动迅速，具有相当的冲击力，被看做是“军之伺候”，用做“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同上书)，是立奏奇效的。虽然步兵的反应十分灵活，几乎不受地形的影响，也能方便地使用各类兵器，然则冲击力和机动力比不上战车，同骑兵比也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多兵种的配合，互为补充，相机使用，就能起到加倍的打击力。如果战车两翼有步卒，不但防止了敌人的侧翼截击，相对地还发挥了战车的攻击力。而且步兵作为策应，无疑增加了战车两翼的打击力。正因为如此，车与骑、骑与步的合理配置，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威力。所以，军事指挥家都十分忌讳单兵冒进，而一再强调“步不离车，骑不远毂，进退有制，循环反复”(何良臣：《阵纪》)。
　　多兵种协同作战，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但从战国到秦的这段时间里，正处在步兵时代的盛期，我们看到步兵同战车的关系较之其他兵种来说，似乎要更为密切一些。这是因为步兵在战场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就势必引起敌方车士的猛烈攻击。那么，步兵就得愈来愈同战车增强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表现在两方面，即：隶属步兵人数的增加、步兵同战车组成“阵”的发展。
　　《禹鼎》铭有“戎车百乘，斯*(左马右上右下支)二百，徒千”之句。说明西周时，一辆战车上配备徒兵只有10人，后来增加成“五伍共卫一车”的二十五人制［1］，被称之为“乘副”［2］。从春秋初期开始，攻车编制又成了较为稳定的七十二人制［3］。但秦俑一号坑战车后的步兵人数超过百数的，从已知的材料看就有6乘(如第二和第十过洞相对的五号车各随104俑，相对的一号车竟随152俑)，这是前所未有而又不见经传的大变化!战车后隶属步兵人数增加的趋势，不是说明战车地位的重要，而恰恰意味着步兵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地加强。
　　步兵人数增加，又有着精良兵器的装备，是战国以来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的条件。而步兵的壮大，又把作战空间推向一个更大的范围，使广泛的战术机动成为可能。公元前260年，秦赵的长平大战，相持三年，双方集结的兵力都在四五十万人以上，秦国连15岁以上的男丁也悉数征发上了前线。公元前223年，秦派王翦率领60万大军，长驱直入，千里奔袭，遇到楚国倾其全军的顽抗，最终灭楚。同样，秦统一六国之后，紧接着分兵五路，进军岭南，也是一次大范围的军事行动。这些都是巧用战术，步、骑、车协同作战的辉煌战绩。
　　由于车下隶属步兵由原来一“两”增加为三“两”，自然也就导致战斗队形的许多变化。如何根据作战的需要，合理安排战车同步卒“两”，以取得实际效果，同样一直是指挥家所关心的问题。“百人为卒”(《周礼·夏官司马》)，“卒”成了基本的作战单位。实际上，它也就是一乘战车同后面卒徒的合称。所以说“卒”也就是“乘”。春秋以前，是“车前卒后”的摆法，故而在战场就出现了“车驰卒奔”的场面。随后出现了二十五人制，于是围绕战车位置“两”上起码有了三种形式(图Ⅰ-6：11)，即：
　　第一种：把三个步卒“两”分别安排在战车的两则和后方，形成为一“卒”(乘)。这是“鱼丽之阵”的战斗队形；
　　第二种：步卒在前，车在后，成两线横队；
　　第三种：车在前，步卒在后，成“品”字形的三线横队；
　　以上第一种形式是出自对付严整的阵形而做的疏散配置，第二、三种是出自不同地形上的安排。《周礼·夏官司马》说：“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郑玄注：“险野人为主，人居前；易野车为主，车居前。”另外，曹操对春秋时期基本战斗单位“卒”有一种新的见解，可说是第四种摆法。据《曹公新书》：“攻车一乘，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共七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孙子兵法·作战》张预注［4］)以上对于“两”的几种构成，不论是哪一种，都是以“卒”(乘)为单位，在军内横向地一字展开，从纵深上形成车、步二线到三线的配置。而秦俑阵营中，不但随车步兵人数多，而且二者相间不论在横向或纵向上都宏阔深远，远远地突破了原来的局限，真是使人大开眼界。当然，过大的纵深，在冷兵器时期是有缺陷的。这再次说明，秦俑矩阵绝不是战斗队形，也不是行军队形，而是一种临战队形。
　　第二，由众多的步兵和战车组成阵的形式，或是由多兵种安排的驻营形式，或是拟建的战斗形式，以及军事指挥部等组成一个军事活动体系，足以显示出军事组织的严密性及其军事科学意义。这是编制上的又一个特点。
　　作矩阵的秦俑一号坑，四周环绕以独立的步兵俑，中心则是战车及隶属步兵俑群，形成有表有里、主次分明的严整阵容。阵表的武士俑一律作横队，外向站立。锋部3行，204尊武士俑中除3个铠甲俑外，余为轻装的独立步兵，执远射程兵器，都应是些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左走右斥)张”、“引强”之士。接战时，“万弩齐发”，为后续部队创造冲击的有利条件。两翼各有170尊武士俑，其中除东端35尊袍俑外，全是甲俑，其作用是防止敌人截击。后卫204尊俑全是著铠甲的重装步兵，警戒敌人的包抄。两翼和后卫，加上前击的锋部，计有760尊武士俑，都使用强弓劲弩，从而构成一个闭合圈式的防御体系。阵本部以步兵为主，同战车相间，呈36路纵队，估计有战车60余乘，战士俑群5400尊左右。俑对俑、车对车，对称排列，整整齐齐，浩浩荡荡，是对敌的攻击力量。整个军阵组织严密，势若磐石，拔地攻城，挫坚摧锐，若振槁然，显示了秦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风貌。
　　虚拟营垒的二号坑，编制上所表现出的严密性有两方面。一方面在整体上，“校场”的射兵在前，其他三个小营并列于后(即车、步、骑混编营居中，骑、车二营分在两侧)，从而显示出先与后、主与次、表与里、启与续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各营内部安排得合理、完整，形同一体。而这，当是秦人军事部署缜密严实的反映。我们知道：秦军是一支攻击型的劲旅，其行军、布阵、接战，以至于驻营，都是把远射程的弓弩放在最前面，以长兵器作为战斗的接应。“强弩在前，锬戈在后”(《史记·苏秦列传》)是秦军兵器配备的基本形态。弩发于肩膺，取人于百步之外，特别是千弩俱发，敌人应弦而倒，重创彼方之有生力量，败乱其阵角，是当时战场上威力无比的远射程杀伤武器。军事指挥家异常重视弩的布设和使用，军事著作也载之于册。在这里，秦俑阵营中把射兵置于前锋和翼的阵表部位，或是放之于战车之上，都同兵书所记相合。射兵多为轻装步兵，战车和乘骑不只装备讲究，而且攻击力也堪称一流，是阵战中的重点。秦俑二号坑的射兵在前，单独编列，虽则显示的是“习射”的一刹那场景。但别具匠心的这一安排，就透漏出秦军列队的主导思想。显然，这既利于布阵时调用搭配，以便协同作战，又能够根据地形和军情单独伺机出动。应该说，一号坑的临战队形就是二号坑射营作用的注脚。《孙膑兵法·八阵》说“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后，一在于左，一在于右。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就具体而灵活地说明了三者的关系和随机应变之策。
　　注释
　　［1］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地官下》：“在军则以五伍共卫一车，因谓二十五人为‘两’。”
　　［2］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十一：“以二十五人为乘副。”
　　［3］《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记载，郑国在发生的一次内争中，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杜预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实际上，公元前707年发生周、郑“繻葛之战”，郑国子元采取“鱼丽之阵”，把原来战车同步卒的排列方式改变成“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的样子，使战车同步卒相互掩护，终于打败了骄横的周桓王的战车部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西周以来攻车二十五人制也就逐渐被淘汰了。
　　［4］转引自郭化若译：《十一家注孙子》，中华出局，1962年。
　　(三)战斗力的集中表现
　　秦军在立国和一统天下的历次战争中，勇往直前，逐北取胜的史实，有典可征，无赘述的必要。这里从考古发现的秦兵马俑群出发，看它为研究秦军事史提供了什么样的例证。
　　首先，秦军阵营是个多兵种构成的综合型军事编列体系，其气势博大，部署严整，集结力强，因而滴水不入，坚如磐石不可稍拔，巍如泰山不可微撼。按说，秦正处于步兵时代的盛期，步兵单独编列的队形应该是有的，“奇”与“正”的不同组合，本质的反映就是战斗队形的多种变换［1］。战场情况的复杂性，只能概括为一个“变”字，因此队形需随战情之变而变。“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势篇》)。公元前541年，魏舒“毁车以为行”后，其步兵队是“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左传》昭公元年)，显然是战车行军队形的延续。这是个独立的机动灵活、攻击能力很强的步兵方阵。尽管步兵的战斗队形、防守队形、行军队形有很多种，但我们看到秦俑矩阵是多兵种的编制。二号坑虽有独立的步兵编组，但那只是机动兵力而并非阵形。弩兵、步兵、车骑多兵种的协同或因地势的险易而使用不同兵种，是作战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其次，兵器配备合理，既充分发挥了各类兵器的战斗效能，又可从总体上构成强大的杀伤力。秦俑坑出土的兵器和种类齐全，已包括了当时战场上普遍使用着的冷兵器，如远射程兵器的弓、弩，长兵器的戈、矛、戟、铍，短兵器的剑等。一号坑把弩置于矩阵之表，正是兵书上“强弩在前”、“材士强弩，翼我左右”的配置。而在阵本中步兵俑所持的兵器则以长兵器为主，并且杂以短兵器，也是兵书上强调的配备原则。杜佑《通典》引孙子语：“强弱长短杂用。”《司马法》说“兵唯杂”，“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天子之义》)，“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此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空爵》)。这是因为长兵虽能远距离杀伤敌人，但在近距离就容易形成“击刺死角”。短兵能够补救了这一缺点，但自己又极易遭到长兵的攻击。因为两者只有相互补充和掩护，才能在阵战中取得极佳的战术效果。汉代晁错针对匈奴寇边，上书谈兵事时也说：“临阵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相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枝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阨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汉书·晁错传》)。地形不一，远近不等，使用不同兵器作战，是临阵合刃对配备兵器的原则。
　　再次，战服装备简练，利于战斗动作的有效发挥，又有利于战士精神的培养。秦俑坑的步兵俑一律没有戴头盔，这并不等于秦军没有此防护设施，在始皇陵的甲库从葬坑里就有石质“兜鍪”的出土。公元前627年，秦穆公遣师袭郑，路过周王城的北门，不卷甲束兵，而“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史记·秦本纪》)。“胄”，即头盔。秦俑车士戴软“帻”，重装步兵比较集中编制的那一部分也戴此式，骑兵则戴“弁”。严格地讲，这些不能算是护头的设施，因其主要作用是韬敛头发，避免长发扑面，并不能抵御矢雨和砍劈。更多的武士俑只是把头发挽髻上顶，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再则，护体的军服也较为简单，铠甲贴体而短，下体只有膝缚、胫衣，或缠扎行縢、蹬履屦。可见束挽长发、斜幅缠腿、穿着简便，都是为了减轻行装以无重负之累、更便于疾走。秦之军服(特指作战之服)比不上魏氏武卒的“三属之甲”，同古希腊、罗马重装步兵的防护服装比更是悬殊!然而秦军同六国军队的较量，终究是胜利了。其所凭恃的只有一条，就是：勇敢。韩非说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韩非子·初见秦》)，其动因就在于行赏罚，使“功赏相长”(《荀子·议兵》)。
　　注释
　　［1］“奇”和“正”是将一切战争现象分解成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其含义较为广泛，如在军队部署上：担任警戒的部队为正，集中机动的为奇；担任钳制任务的部队为正，担任突袭的为奇。如进攻：前进为正，佯退为奇；正面进攻为正，迂回侧击为奇；明攻为正，暗袭为奇；平均兵力为正，集中兵力为奇；整个进攻正面为正，主要攻击方面为奇。按一般作战原则为正，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特殊的原则作战为奇。如防御：正面固守为正，机动增援为奇等等。
　　三 “强中之强”的秦步兵
　　(一)六国步兵的状况与评价
　　关东六国，或幅员辽阔，或地理形胜。国力强盛，步兵员额众多。魏国有带甲30万(或言60万)，还有守边疆和辎重部队10万人(《战国策·齐策五》、《魏策一》、《魏策三》)。最强的时期，是“武力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戟二十万、厮徒十万”(《魏策一》)，共约70万众。赵国有带甲数十万(《赵策二》)。韩国包括厮徒在内，有兵卒近30万(《韩策一》)。齐国有带甲数十万(《齐策一》)。楚国有持戟百万(《楚策一》、《秦策三》)。燕国也有带甲数十万(《燕策一》)。这些国家的步兵，不但人数多，而且装备精良。
　　因为各国普遍地实行了郡县征兵制，从而保证了封建国家有着丰富的兵源。据苏秦说，齐临淄有7万户，每户按3个丁男算，一旦遇到军役，不用征发远县的兵，仅都城就有兵卒21万(《齐策一》)。宜阳是韩国的大县，“城方百里”，也有“材士十万”(《东周策》)。服役年龄的扩大，也是充实兵额的办法之一。战国时代男子起役的年龄是15岁，至60岁才免［1］。长平之役，秦“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时，除去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之外，各国还建立了经过严格考选而设的常备兵，如齐国的“五都之兵”、魏国的“武卒”。总之，春秋战国之间，农民阶级形成，被编入国家户籍之内的广大农民日益成为军队的主要成分，就使兵额骤增成为可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每次投入战争的军队总在数多在10万人以上。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在打败韩、魏联军的“伊阙之战”中，就斩首24万(《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51年，燕攻赵，起兵多至60万(《燕策三》)。公元前224年，王翦“空秦国甲士”，率60万人取得灭楚之役的胜利。军队备受各国的重视，六国之师的训练不谓不正规，组织不谓不严密，装备不谓不精良，给养也不谓不充分，然而，在同秦军对战中，却免不了最后失败的下场。这是为什么?且看一些历史的评论家是怎么说的：
　　荀况说齐国“技击”之军是“亡国之兵”：“事小敌毳(即‘脆’)，则偷可用矣。事钜敌坚，则涣然离若飞鸟然。倾则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也。”(《荀子·议兵》)
　　军事家孙膑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班固认为魏氏武卒是“危国之兵”：“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如此，则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汉书·刑法志》)
　　韩非评六国士气时说：“会天下府库不盈，因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十百万。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各国投入战争的人数达“数十百万”，竭其全力，保障军队的供应。军法固然也严厉，但并不能唤起士兵的拼死精神。他认为原因“非其士民不能死，上不能故也。言贵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韩非子·初见秦》)。荀子根据“得一首赐赎锱金”，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无本赏”。杨倞注说“其技击之术，斩得一首则官赐金赎之。斩首，虽战败亦赏；不斩首，虽战胜亦不赏，是无本赏也”(《荀子简注》)。
　　六国“无本赏”，同秦的“上首功”不同，其影响也就大相径庭了。
　　注释
　　［1］《后汉书·班超传》载班昭上书：“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周礼·地官乡大夫》：“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孙贻让：“《周礼正义》说：七尺是二十岁，六尺是十五岁。”《战国策·楚策二》说“五尺之(至)六十”，五尺当是十四五岁的童子。班昭所言的“古者”和《周礼》所指，无疑是战国时代的兵役制度。
　　(二)秦军取胜的因素
　　秦俑坑的步兵俑，无论是重装的甲俑，或是轻装的袍俑，都是同战车、骑兵按照特有的队列要求而编组，形成一个作战的整体。这实际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即：秦的步兵在统一战争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兵种。多兵种协同作战，才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秦军取胜的原因，大致是：
　　政治上，在商鞅变法之后，实行较为彻底的封建改革，推行耕战政策，使国家富强，从而奠定了军事赖以支撑的经济基础；
　　外交上，随着形势的变化，从“远交近攻”到“合纵连横”兼施，配合军事进攻，使领土不断扩大，削弱六国抗衡的力量，从而把秦国推上完成统一的历史地位。
　　军事上的原因由于是直接的，又是非常现实的，对于取胜的关系极大，它应该包括了如下的一些因素：
　　第一，兵的成分为封建制下的农民，是各郡县征发来服兵役的，区别于过去享有当兵特权的奴隶主贵族，既不是“私属”，也不是“国人”，而是具有人身自由的农民。因此，富有活力，也具备了作战的自觉性。秦俑将卒都是些青壮年男子的形象，其体格健壮，神采飞扬，大概是社会地位的艺术反映。
　　第二，秦人本有尚武的风气，商鞅变法以来又形成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社会风尚。其所推行二十等军功爵制“上首功”，对于激励士气、提高战斗力具有极大的作用。按照秦法规定：斩首多，为上功，并因此而享受特权。凡战场上斩获一甲首者，就赐爵一级，赏田一顷、住宅九亩，并给服役的“庶子”一人(《韩非子·定法》)。功赏相长，得“五甲首而隶五家”(《汉书·刑法志》引荀子语)。赐爵得官，也是以其率领部队斩获敌国甲士的多寡而定论。如得一甲首者，给“五十石之官”(《韩非子·定法》)；获五甲首者，就可以隶属“五家”，得五级爵——大夫。大夫晋爵，可以转任县尉，得到6个奴隶的赏赐(《商君书·境内》)。爵位高的，还可以得到300家以上的“税邑”。但无功的宗族，是不能列入公族簿籍的(《史记·商君列传》)。因为爵位等级的关系，因而在占有田宅、臣妾及服饰上都有着严格的限定。秦将卒俑可分为戴冠与不戴冠的两种(除弁、帻)，这实际上是爵位有无的一种反映。戴冠者，都属于军吏俑，其中戴切云之冠及戴长冠者，显然有军阶高下的区别。不载冠的俑，则属于士兵无疑。
　　第三，军纪严明、军法苛繁，令行禁止。对于违犯军纪的惩罚，在云梦睡虎地的秦律简文中有着很详细的规定，如擅离职守、谎报军情、临阵脱逃、动摇军心、被俘逃归、贪污军饷、私售军粮等，都要按军法给以惩戒、判罪，以至于处斩。军中同样实行连坐法，如“战死事不出(屈)，论其后。有(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对死于战争的人，授爵于其子。如后来发现未死而又回来，不但要夺其子之爵位，本人也要罚做奴隶，还要惩治同伍的人。贻误军机，自然是“失期，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因为动摇军心是帮助敌人，所以先示众后处斩：“誉敌以恐众心者……(戮)之已乃斩之”(《法律答问》)。秦俑队列整齐，个个表情严肃。同兵种、执同类兵器的俑，其动作、表情也是相同的。足见军令不二，军法如山。
　　第四，训练有素，冒死争胜。参军要审查、兵种要挑选、入伍要训练。这是程序。王翦面对楚军的挑战不动心，令士卒“拔石超距”的故事，人们是熟知的。秦俑二号坑东端的教射场中的射姿，有立有坐，将佐视事，就是一幕活生生的“习战图”。
　　第五，统帅和指挥秦军的，先后是一批优秀的将领，如白起、张唐、王翦、王贲、蒙骜、蒙武、蒙恬等人。他们攻城略地、杀将灭国，指挥若定，个个战功赫赫。
　　当然，在奖励军功的同时，又严刑峻法，使战士不敢触犯军纪，人人乐战。再加上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统帅指挥有方，具有新的军风纪的秦军就成了一支劲旅，面对六国的强将悍兵无所畏忌。正如荀卿说的：“秦人其生民狭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鰌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有遇之者，若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焉。”(《荀子·议兵》)秦始皇就是凭借了这些以“锐士”为主干的强劲之师，通过十年统一战争而次第消灭了六国，建立起中华帝国的。

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王学理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