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军队作为有生气的战斗力量，是由指挥员和战斗员这两部分人有机的结合而体现的。
　　先秦时期的指挥官统称为“军吏”［1］，一般称“武官”［2］。以后才出现了“将”、“武将”、“军校”一类具体的称呼。西汉时，又出现了“军官”一名［3］。至于对直接操持武器，执行战斗任务的军人，在春秋以前是由“甲士”和“徒卒”两部分人组成，随后才有“士卒”和“士”的泛称［4］。官同兵的表面性区别，无论从舞台上的戏剧人物到实际生活中见到二者的形象，均“一目了然”。人们往往把他们概括为“将”和“卒”，或“官”同“兵”。但具体到各自的细节，特别是涉及指挥官的组成序列、军吏的衔级和爵秩等问题，那就成了从文献记载中得来的模糊印象了。
　　秦俑坑出土的兵马俑，确是一批秦军吏和士兵的形象。他们展现的是秦国军事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并非是“三军”的模拟或缩影。鉴于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军吏俑进行排比、对照文献，从辨析中才能找到它们各自的衔级。同样，此法也可以推断出军爵的秩次来。
　　战国以来，由于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农民入伍，给军队注了新的血液，并成为作战的主力。他们进入步兵和骑兵的行列，同样也一改旧时车兵为主的体制。这时，战场上不再是“甲士”拼击、徒卒随车、“车驰卒奔”的战斗力量格局。秦军在商鞅变法之后，实行军功爵制，昔日国君挂帅、六卿兼将的做法也不复存在。
　　秦士兵俑在阵营中的编制，同样为研究秦的兵制提供了依据。
　　注释
　　［1］“军吏”有二义，广义的系指军中一切武官。《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信，国之宝也……退一舍而原降。”《后汉书·百官志》注：“有功赐爵，则在军吏之例。”《商君书·境内》说吏的范围更广：“吏自操士及校徒以上大将尽赏。”狭义的专指挥军官的辅助人员，《战国策·秦策三》：“秦攻邯郸，十七月不下。庄谓王稽曰：‘君何不赐军吏乎?’王稽曰：‘吾与王也，不与人言。’庄曰‘……今君虽幸于王，不过父子之亲。军吏虽贱，不卑于守闾妪。且君擅主轻下之日久矣……。’王稽不听，军吏穷，果恶王稽、杜挚以反。秦王大怒。”《史记·秦始皇本纪》：“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军吏由通称到专称的变化过程，同行政的官吏是相同的。《国语·周语》韦昭注：“百吏，百官也”。后专指官府的差役、胥吏，杜甫《石壕吏》有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2］《汉书·百官公卿表》应劭注：“自上安下曰尉，武帝军官悉以为称。”而今之所谓“武官”是专指驻外国的军事代表和使馆的军事助理。
　　［3］《汉书·百官公卿表》：“騪粟都尉。武帝军官，不常置。”騪粟都尉又作“搜粟都尉”(《汉书·霍光传》)。
　　［4］“士”的原意在军中指“甲士”而言，“兵”则是各种兵器的称谓。《荀子·议兵》有“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以后连执兵器的人也称之为“兵”，段玉裁《说文通训定声》说得很明白：“器曰兵，用器之人亦曰兵。”当然“兵”的演变，既包含有军队、战争、军事理论著作《兵法》等多种意思，也指用兵器伤人(“兵之”)的行为。但无论怎样，“兵”都是同军事和战斗发生着关联。至于“兵”演变成人，就很自然地同“士”连在一起，成了“士兵”。
　　“徒”是春秋时期随车、步兵的称谓，单独称“徒”或“卒”。战国时期，则称之为“步卒”。随着士兵成分的变化，“甲士”和“徒”、“卒”界限的消失，“徒”的称谓不再使用，从而出现了“甲士”、“卒”、“士卒”的多种称呼。而且各国对步兵还有一些专有的称呼，如“苍头”、“武士”、“奋击”、“技击”、“武卒”、“锐士”等。同样，秦对士兵的称谓也经历了一个由“乱”到“统一”的过程。春秋时期“步卒”，商鞅变法时不确定地称作“农战之民”，或“农战之士”。到秦统一之后，则称之为“士”，或“卒”，或“兵”，或其中二者的连缀，如“士卒”、“卒士”等。
　　一、秦俑坑中武官俑军职考辨
　　(一)秦国武官系统编制索解
　　《商君书·境内》载：“军爵自一级以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士)。公爵自二级以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战也，五人来(束)簿为‘伍’……五(十)人一‘屯长’，百人一‘将’……‘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将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国封(?)尉’，短兵千人。‘(大)将’，短兵四千人。”［1］我们明白，根据文、武分途的实际，固然千石之令、八百石之令、七百石之令和六百石之令等，是些不同禄位的县令，虽然平时也有训练预备役和地方兵的责任，但实际上指挥作战的却是自成系统的各级军官。
　　军官序列从高到低的排比是：
　　大将—→国尉—→主将(两个“五百主”)—→?将(“五百主”)—→将(领有百卒)—→屯长(领五十卒)—→伍长(领五卒)
　　在这里，有几个军官名称是需要稍作辨正的：
　　1．屯长(敦长)
　　《史记·陈涉世家》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涉、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可见这支九百人的“适戍”队伍是分由几个“尉”率领的。而身为“屯长”的陈胜、吴广同样也在被征发的戍役之内，到军中也不过是按地方行政编制队伍的一些小头目而已。既谈不上指挥作战，更算不得什么军官，充其量只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排、班长罢了。
　　2.国尉
　　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白起由左更(十二级爵)“迁为国尉”，次年“为大良造”(十六级爵)，再经过8年的征战才“迁为武安君”(《史记·白起列传》)。这时国尉的爵位虽比商鞅时要高，但并不常置。像白起免相之后“为士伍”，经过20年，秦始皇以大梁人尉缭“为秦国尉”，“用其计”(《史记·秦始皇本纪》)。尽管尉缭的政治地位很高，但并没有统军作战，其作用大概相当于高级的政治参谋而已。
　　《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金印银绶，掌武事。”太尉同丞相、御史大夫并列为中央“三公”。而张守节在《正义》中注尉缭“为秦国尉”时说：“若汉太尉，大将军之比也。”似乎“国尉”就是“太尉”、大将军一级的军官。若从《商君书·境内》看，国尉率兵作战，颁赐赏赐，其地位虽在大将之下，还不是最高的军事长官，更不能同汉代“掌武事”的太尉相提并论。由此我们可以说，至少在秦昭王之前的国尉虽属一级军官，却是在大将之下，千石之上。至于秦始皇封尉缭为国尉，只是把他当做谋士对待，并没有令其指挥战争。
　　3.将和将军
　　由《商君书》看，将分有等级，从大将、主将、五百主之将到百人之将，有着大小的区别。但统言军事指挥时，一言以蔽之曰“将”，只有对统兵的高级指挥员才称“将军”。可见这时军官系统的构成，不过是“大将”、“国尉”，以及国尉以下的三级“将”(“主将”、“五百主”之将、百人之将)而已。
　　那么，独出于《商君书》的秦国军官等级制，是否照样延续到以后的时间里?
　　首先，在这里让我们据史实考述一下秦武官的称谓问题。
　　秦的武官有将、校、尉三种。但往往也因兵种的不同而别有称呼。
　　将官——
　　正职的“大将军”、“上将军”和一般的“将军”，简称为大将、上将、主将。副职则有“裨将军”、“副将”和“偏将”。
　　如遇有大的战役，因为带有决战性质或特殊情况，才有大将军或上将军出任统帅。因为他要指挥三军的多兵种来进行军事对抗，其身份就相当于今日之军团司令。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令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曾出奇兵、轻车、骑兵，大战于长平。长平之战，使赵国损失45万人，秦军之数也大体与之相当。次年，白起又想一举灭赵，分秦军为三，王龁、司马梗和白起本人各将一军分别攻打武安、皮牢，北定太原，趋邯郸(《史记·白起列传》)。正因为这是在大的地域上的军事行动，其最高指挥非大将而不可!又如《史记·项羽本纪》载：“章邯都尉董翳劝邯降楚……羽乃立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
　　大将军和上将军不常置，在派出的大部队中也可以多设几位将军。而在单独派出的一支部队中只设一位将军就可以了，称之为“别将”。例如：项梁乃使沛公及项羽为别将，与司马*(上尸下二)战于砀东。
　　骑兵之将称“骑将”。《史记·灌婴列传》：“汉王乃择军中可以为骑将者，皆推故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骑将也分左右，《汉书·傅宽传》：“沛公为汉王，赐宽封号共得军。从入汉中，为右骑将。”另外，还有“骑千人将”的称号，《汉书·靳歙传》：“击秦军开封东，斩骑千人将一人。”注：如淳曰：“骑将率号为千人。”
　　有些车兵同骑兵统归一位将军率领者，则命之曰：“车骑将军”。
　　校官——
　　简称“校”。校尉，分左右，受将军统领。《史记·陈涉世家》：“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黥布列传》也有“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的记载。《索隐》释左右校为“左右校尉军也”。
　　尉官——
　　具“尉”衔的武官有很多，军中除国尉外，秦中央政府有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徼循京师”的“中尉”。在地方上还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的郡尉”(《汉书·百官公卿表》)。前两者是中央屯卫兵的高级军吏，同地方军有所不同。郡县兵如被征发，郡尉就得带兵作战，或称“都尉”。《华阳国志》就有“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的记载。《资治通鉴》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楚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胡三省注：“此郡都尉将兵从伐楚者也。……然秦汉之制，行军亦自有都尉。”尉带兵打仗，因而有时竟自称“将”。《陈涉世家》：“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索隐》引《汉旧仪》：“大县二人，其尉将屯九百人，故云将尉也。”
　　因为是同郡的兵多编在一起，故而由郡尉统领，或参加大部队或单独作战。《史记·灌婴列传》载：“婴初以中涓从，击破东郡尉于成武及秦军于扛里。”
　　由于特殊需要，还特设“护军都尉”、“关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秦始皇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逼死扶苏、蒙恬之后，又“以李斯舍人为护军”(《史记·蒙恬列传》)。所谓“监军”、“护军”，实际上都是秦的“护军都尉”。
　　骑兵尉官称“骑都尉”。《汉书·靳歙传》：“沛公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骑都尉。”
　　辅助各级军官的佐吏，见有如下一些：
　　司马——《史记·曹相国世家》：“参功：……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史各一人。”据《后汉书·百官一》载：“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司马因兵种不同而有专称，像“车司马”即是。《史记·靳歙列传》：“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集解》：“张晏曰：‘主官车。’”主管骑兵之司马分左右，《汉书·灌婴传》：“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张晏注曰：“主右方之马，左亦如之。”
　　军侯——简称“侯”。《史记·项羽本纪》：“梁部署关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章邯狐疑，阴使侯始成使项羽，欲约。”《集解》：“张晏曰‘侯，军侯’。”《索隐》：“侯，军侯，官名。始成，其名。”
　　仆射——《秦律杂抄》：“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长、仆射不告，赀各一盾。”这里的“署君子”按云梦秦简的注释是“防守岗位的负责人”。看来在军中，它是属于一种专职的军吏。仆射似乎属于管车的一级军吏。《秦律杂抄》：“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孙子·作战》曹操注：“陈车之法，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官，卒长一人。”
　　骑长——骑兵之长。《汉书·靳歙传》：“……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注：张晏曰：“骑之长。”
　　其次，我们就秦武官同《境内》篇所记做一对比。
　　因为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实行的是军功爵制，其官秩都被纳入爵等的行次之中，也就是说官职同爵位不分。大约是在第十六级大良造以下的爵名就是官名。军官的阶级(等级身份)也从中有着明确的反映。为了以后比较方便，今列表如下(见表一)：
　　在军队中，地位最低的兵是“小夫”，他同获得一级爵的“公士”都属于尚处于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校徒、操士”阶段。四级爵以下的，还都是兵，叫做“卒”，五级爵的“大夫”以上，才算进入了军官系列之阶，以至于再上达到将帅。将军相当于文官卿的地位，上将军才可以位列“三公”(《史记·白起列传》)。(见表二)
　　上表所列军吏名称和内容分为两栏，从时间上讲，以右栏的《商君书》为早，左栏所列内容多是秦昭王以后出现的，很难做到照应。但粗略地对比，毕竟为我们提示了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早出者简略，后出者详尽。固然两者的衔级因记载的缺漏而不能作对等排比，但大体可以看到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又较前为具体而周到。如前后都有大将、左右裨将的称谓。“国尉”一职不再入军吏之例。主将、五百主将和百人将的三级将所辖跨度大，以后则为列将军及诸校尉所取代。故而“五百主”、“二五百主”的名称除《商君书》作此表述外，其他地方不见称用，就连“百人将”一词也不再提及。除去高级的军事指挥者称“将军”之外，更多地涌现了校尉一类将领及各自统属的军吏。
　　第二，刘劭《爵制》说第十级爵左庶长是左裨将，九级以下到六级“皆军吏”。可知这是包括了国尉、主将、五百主将和百人将在内的。而后出的列将军、诸校尉和司马、侯、仆射一类军吏，则与之相当。
　　第三，秦国严格遵循了商鞅所制订的制度，军爵、公爵、民爵也是一贯到底。但这并未因军吏职掌的不同和战争方式的改变而限定“因事设职”的需要。称谓上前简后繁、前无后增，本属正常。至于以前诸将职名和军吏名称很快消失的原因，可能同当时流行的、更具鼓动作用的爵名有关。如商鞅率兵多以“左庶长”、“大良造”称之，并不提及军职名称。同理，尽管职名、爵名两种称谓同时并行，但秦国还是更多地采用了各国通行的称呼，如大将军(楚、田齐、赵、魏，燕称“上将军”)、将军、都尉等。及秦并诸侯，除沿用原来名称之外，还适应帝国制度的需要，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总之，《商君书》中所言的秦军官等级系统，在以后流行的时间里可说是名变实未改，只是因发展变化而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称谓罢了。最后以至于使本来就盛行的爵名竟隐没了诸将的军职名称。那么，反过来说，以后笼统地称用原来的将名也未必就大错，只是“不合时宜”而已。
　　注释
　　［1］根据高亨《商君书注释》一书，引文中括号及增文为高的校正，“国封尉”的“封”字为衍文。“屯长”即“敦长”。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屯，敦，古字通。秦简中多有“敦长、仆射”连用的话。可知屯长绝不是一“伍”之长，《秦律杂抄》有“·军新论攻城，城陷，尚有棲未到战所，告曰战国以斩亡，段(假)者耐；敦(屯)长、什伍智(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敦(屯)表律”。从中可见敦长之下有什(十人)、伍(五人)。那么，“五人一屯长”的句中必有脱字。秦杜虎符铭到有“凡用兵兴士被甲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的话，新郪虎符也有基本同此的铭文。这说明秦把“五十人”也作为军队的一级编制单位，和其他国家是一致的。所以《商君书·境内》中应以“五十人一屯长”为是。
　　(二)秦俑坑的军吏俑辨识
　　秦俑坑出土的军吏俑大致有六种，其装束显示了以下的一些区别：
　　第一种：头戴折叠飞卷、正面如羊角的“切云冠”(即“Ⅱ式冠”)。冠压辫髻，冠缨结于颏下，缨梢飞飘胸前。身穿内长外短的重袍(Ⅱ式袍)、擐革、札合缀的小叶铠甲(Ⅰa和Ⅰb式甲)。甲的前摆呈倒垂的弧边三角形，周缘彩绘绚丽多彩的几何纹图案，胸背部革质上各有带头花结二或三朵。披膊或有或无。有者，在肩头缀花结。两腿套穿粗壮厚实的跗注，足蹬勾履(图Ⅰ-9：1)。
　　第二种：戴切云冠，穿战袍，腰束革带，足蹬方口履(图Ⅰ-9：2)。
　　第三种：戴单梁双版长冠(Ⅰ式冠)，穿袍。铠甲(Ⅰa式)仅有胸甲，其四角以带连接并在背部交叉。甲周缘及背带上彩绘。腿著跗注或胫衣(Ⅱ式裤)，足蹬勾履(图Ⅰ-9：3)。
　　第四种：戴单梁双版式长冠。著袍，袍外擐铠。甲(Ⅰa式甲)的前后平直，披膊特长，札叶细密，周边露革，蹬方口勾履(图Ⅰ-9：4)。
　　第五种：戴长冠，著袍擐铠。铠甲具前后及披膊，札叶较大(Ⅱa式甲)。腿部上有膝缚、下缠行縢(或胫衣、或跗注)。蹬履或合鞮(图Ⅰ-9：5)。
　　第六种：戴长冠，穿袍勒带，具膝缚，缠行滕，蹬履(图Ⅰ-9：6)。
　　以上六种军吏俑，实际上可区分为三级，即：
　　1．高级军吏俑：包括第一、二两种；
　　2．中级军吏俑：包括第三、四两种；
　　3．初级军吏俑：包括第五、六两种。
　　作如是划分的根据，试作如下辨析：
　　高级军吏俑——衣饰华丽，雍容大方，姿态端庄，按剑伫立。他们不但具有一种将帅的风度与仪容，更主要的是站在阵营中的指挥车上，或处于区队中的指挥位置上。
　　秦俑坑已出土的高级军吏俑6尊，其中有5尊是站在指挥车上的。车上有乘员3人，有铜铎和革鼓一类指挥物。这种车虽也是驾四马，但不巾不盖，车舆横长(宽约140厘米，进深110～120厘米)，是俑坑诸种车中最大者，足够军吏、御手和车右3人立乘的需要，不仅稳定性能良好，也为击鼓和发弩留出了回旋的余地。车体经过彩绘，或朱书“寺工”二字，表明是为中央官府手工作业坊的专有产品。
　　乘车之法历来说法不一。有说主帅“在中央当鼓，御者居左，勇力之士执戈在右”(《太平御览》引《五经要义》)；有说“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余则曰‘骖乘’”(《汉书·文帝纪》师古注)。岂知这几种情况在秦俑指挥车上是并存的，军吏按剑，配以金鼓；车右执兵御敌；御者握辔、控制驷马，以适应战车奔驰、左右旋转的需要。
　　高级军吏俑作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的指挥，同其“辖区”内的中下级军吏构成一套指挥体系。也就是说，由他控制的金、鼓、铃、旗发出的“命令”传达给下级，再进而变为士兵的行动。在这里，接应比什么都显得重要。一号坑第二和第十两过洞中二号车上的97号俑，都是站在车上的高级军吏俑。在车上有铜铎、有革鼓，车前是该过洞的一号车的隶属铠甲步兵俑80尊。不但在一号车上及其随俑中有一中级军吏俑，而且在俑群中有几尊下级军吏俑。同样，在第三、第五两过洞的一号车上两个15号高级军吏俑，以及二号坑第十一过洞六号车上的老年高级军吏俑，其编制构成无不如此。各级指挥上下一致，“以和军旅”(《周礼·地官司徒·鼓人》)，从中不难看出各自的作用和彼此的关系。而二号坑射兵小营后部的高级指挥俑，则是专司训练的一位高级军吏。
　　中级军吏俑——戴双版长冠、穿背带式铠甲，属第三种军吏俑。有的站在高级军吏俑的右侧(如二号坑的射兵营)，有的站在指挥车的右侧(如一号坑中的指挥车)，说明他是仅次于高级军吏俑的一级武官。
　　第四种军吏俑在一号坑矩阵的前五个探方中，仅见四尊。很有意思的是分在两种步兵俑(轻装和重装)队形中，又作对称式排列。其中第二过洞中的第27号俑和第十过洞中的第24号俑，都站在随一号车的长铍队列之中，而第四过洞的43号俑和第八过洞的第41号俑，则是站在前由袍俑、后有甲俑的独立步兵队列里。
　　中级军吏俑，从指挥体系看，都有着承上传下的呼应关系。
　　初级军吏俑——戴长冠的铠甲俑和战袍俑，都是秦俑阵营中最低一级武官。就目前所见，前者既有在独立的编制步兵之中，也有在战车的隶属步俑之中的，但以隶属的铠甲步兵中最为密集；后者只发现两尊，而无一例外地是在前锋和左翼部队轻装独立步兵俑群中。他们都是右手拄长兵器，别无其他指挥物，昂首挺立，显现出一副恭谨的样子，不但多在队列的前后两端，而且在区队里必有一中级的军吏俑，在更大的范围里则受一高级军吏俑的节制。
　　戴长冠的铠甲俑，在一号坑里的指挥车上都属于车右，在三号坑的指挥车上位于车左。而诸坑中的车御无一例外地都是戴冠的甲俑。这说明车右同御手虽非军吏，但政治地位都相当于最低的一级军吏。
　　为了明了各级军吏俑的统属关系，现将一号坑矩阵前部的军吏俑列表于下：
　　表中所列仅是根据1978年5月至1981年9月原省文管会的“秦俑考古队”发掘和修复前五个探方(T1、T2、T10、T19、T20)的材料而言。1986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队”恢复的第二次发掘，仅8个月就高质量地接续发掘了次五探方(T11、T12、T13、T21、T22)。1987年因队长蒙冤而导致科学发掘停止，时过22年(至2009年)，清理不继，无人问津，资料不能为用，殊以为憾!尽管2009年6月13日由秦俑博物馆开始了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也仅开挖一个探方(面积20米×20米)，但出土文物及布局并没有超出原来我们探测的范围，当然不会影响研究结论。
　　统观一号坑露出这有限的“部队”，即可看出诸军吏俑是等级区分清楚、领属关系明确。那么，各自的军职身份又是什么?经我研究，答复如下。
　　戴长冠的袍俑(第三种)和戴长冠的(第五种)的甲俑，是诸武官俑中军职最低的一级。其所属士兵俑数虽有多寡，但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是这一基层单位的小头目。矩阵(一号坑)前锋和两翼东端，都是执弓弩的轻装步兵俑群，其中在前廊(即锋部)的第72号俑和北边洞北列的第16号俑，都属于第六种军吏俑，看来系一县属的“发弩啬夫”［1］。据“百人为卒，率长皆上士”(《周礼·夏官司马》)的规定看，因为前廊有射兵俑204尊，其中的第139号甲俑当属于“卒长”。那么，在重装的隶属步兵和独立步兵中的第五种军吏俑，也应当是“卒长”。
　　秦俑第四种军吏俑，其军职属于“军侯”。理由是：
　　首先，他们在四个过洞的步兵队列里作对称排列，不但所辖步兵数量多，而且都同“卒长”俑具有呼应的关系。像第二、四两个过洞里第一乘驷马战车后各有80尊隶属步兵，都是些戴武帻的重装部队；第四、六两过洞中，第一乘战车前的独立步兵各是一支由216尊武士俑组成的队伍，其前部是28～32尊轻装袍俑，后部全是甲俑。而第四种军吏俑正是站在临界的甲俑群中，这就表明他们的身份高于“卒长”、“乘长”、“什长”，而且又是直接参与作战的实际指挥者。
　　其次，从前引《史记》有关史实知，章邯派侯始成作自己的代表，曹参杀三川守李由、虏秦侯，樊哙攻开封，“却敌先尽，斩侯一人”……都说明“军侯”是在作战第一线实施指挥的，具有重要作用。否则，不会书及，其地位之重要意义可想而知。
　　第三种军吏戴长冠、穿带花边仅有前甲的铠。在二号坑的射兵小营里，这种俑同一高级军官俑并排站在一起，正注视前面习射的队列。在一号坑里，有些战车上站着一高级军官俑，而有些则是第三种军吏俑同御手、车右同车的(如第七、十过洞里第一乘指挥车上的两个14号俑)。可知他是高级武官的辅佐，又可代行指挥。
　　“司马”一官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设立，《周礼》中就有大司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的记载，实际上是管军政和军赋的武官。其副职为“小司马”，属官还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等。在汉代，大将军营五部，部各置军司马一人。魏晋以降，司马为官军府，综理府事并参与军事计划。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参预军机，实为渠帅之襄助。在春秋时期的好些国家，如齐、楚都有司马的设立。《左传》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晋悼公始命百官，曾说：“弁纠为御戎，校正属焉，使训诸御知义。荀宾为右，司士属焉，使训勇力之士时使。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使训群驺知礼”。“司马”既是将军幕中的高级员吏作为军事顾问，在军中除佐尉“训卒乘”之外，也实际指挥作战。秦俑坑出土的第三种军吏俑及其所处位置，正是“司马”职能的体现。无疑应称之为“司马俑”。
　　过去，人们通常称作“将军俑”的，计有两种六尊。著重袍擐细甲者只乘指挥车，或有站在教战场地上的。而穿战袍者，只乘指挥车。这说明三者身份相同、分工有别，但都应属于“都尉”(郡尉)一级的高级军吏。
　　当我们在辨识秦军吏俑的军职身份时，还应该具备这么一些认识和观点，即：
　　第一，戴长冠擐铠的御手俑，其身份等级相当于“卒长”，但并不是军吏。同样，始皇陵西出土两乘彩绘铜车马上的御者，虽戴切云冠、穿重袍、佩剑，但绝不是“都尉”。道理很简单，今日团级的知识分子，并不等于就是团长。
　　第二，秦俑坑目前能看到的高级军吏俑只有“都尉”，但因未全面发掘，还不能排除出土“校尉”俑的可能性［2］；说三号坑是统帅三坑的指挥部，此结论远非定论［3］。至于辨识的“都尉”、“司马”、“军侯”、“卒长”几级军吏俑，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各率士卒的多少、指挥系统的构成等，还有待于来日的全面发掘。
　　第三，已知秦俑有步、弩、车、骑四个兵种，按编制都应各有自己的各级军吏，都因发掘面积有限而不能通过研究给予揭示。
　　注释
　　［1］据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的解释：“发弩，专司射弩的兵种，见战国至西汉玺印、封泥。发弩啬夫系这种射手的长官。”秦有“发弩”半通印的传世。参见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2.55。
　　［2］“校尉”是一部之长，据《汉书·赵充国传》：“步兵九校，吏士万人。”师古注：“一部为一校。”《李广利传》载：伐大宛时六万人，分为“五十余校”。可见“一校”约有1000多人。那么，约有6000左右士兵俑的秦俑一坑中至少该有五个校尉俑。
　　［3］秦俑三号坑是将军幕的模拟物，当有将军俑的存在。至于将军俑未出观，大概正像很多人指出的：同“临时命将”有关。
　　二 士兵俑在军中的地位
　　(一)秦兵制概述
　　自商鞅变法后，秦国“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以郡县为单位，实行普遍征兵制，使适龄的农民平时经受军事训练。他们战时被征入伍，战罢归田。也正因为有了土地的农民成了军队的主要成分，而且又能通过杀敌立功而取得爵位，从而就保证了秦国具有充分的兵源，成为有“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万”(《史记·苏秦列传》)的军事大国。
　　农民固然是秦国军队的主要成分，但实行军功爵的结果，无疑使秦国社会“全民皆兵”。云梦秦简《军爵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立军功应授爵而要求还爵者，可以赎免自己亲生父母“隶臣妾”的徒刑；“隶臣”通过从军斩获敌首而免除“隶妾”的妻为庶人；“工隶臣”也因斩首而成为“工”。这里的“隶臣”和“工隶臣”，都是判刑较轻的社会罪犯。既能从军，足见章邯临时组织队伍，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1］抗击农民起义军固然是应急措施，但以刑徒和私家奴隶入伍却非章邯的“发明”。另外，像“斗食”以下的小官吏［2］、贬谪的官吏、赘婿、商人［3］等，都得服兵役。只有到了四级爵的“不更”，才可免役［4］。凡是没有军功的人，都不能晋爵升级，即使是“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当然，这些材料从根本上还反映了这么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不论是战国时期秦的士兵，或是统一后的戍卒，毕竟是些无爵的贫苦人民和低爵的“卒”。实际上，这些人才是构成军队的主干。
　　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开始实行“户籍相伍”(《史记·秦本纪》)，从而打破了原来奴隶居“野”、平民和奴隶主在“国”的界限，把秦国的人口按五家为一“伍”的军事组织单位重新编制，以便于随时征兵作战。商鞅变法，再次“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使“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像这样多次地编造户籍的做法，其本身就说明了刚踏进封建主义门坎的秦国统治者，为了征兵和兴徭，把户籍的严格管理纳入了法律的渠道。云梦《秦律杂抄·傅律》规定：“匿敖童，及占*(外疒内夅)(癃)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上覀中大下巳)(迁)之。”对匿隐成童、申报废疾不实、不能免老年令而免老等行为的地方官，都要给予惩处。
　　有了准确的户籍编制，随之就是对适令服役人员的登记，即“傅籍”［5］。《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云梦简《编年记》里，同样也有“自占年”的记载。秦人服役期限的“始傅”和“免老”的问题，长期来是有争议的。《编年》的发现，才知道起役的年龄不像《汉旧仪》说的23岁，而是15岁。因按该书所记，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喜产”，到始皇元年(公前246年)“喜傅”，虽是17个年头，如果他于年底出生，又是在年底著名，就同“十五受命”的说法相契合［6］。《汉旧仪》：“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那么，60当是无爵者服兵役的下限年龄。所以，秦丁男服兵役年龄是从15岁起役，60岁“免老”。当然，15岁的少年体力有限，是难于胜任作战的。其著藉一定就是当兵的现役年龄，应该看做它具有预备役的性质。但是，当政者往往把当兵的年龄提前。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大战中，“年十五以上悉发”(《文献通考·兵考一》)就是例证。
　　丁男自“傅籍”之后，随时可能被征发入伍。但何时服役、役期长短、一生服几次役，均由当时军事需要而定。《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说：“商鞅之法……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旧仪》载：“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熊铁基先生在其《秦汉军事制度史》一书中说：“正卒服役两年：首先一年是在本郡受军事训练……再一年就是为卫士或者戍卒。……笼统地说，两年兵役都可以叫‘正卒’，具体地讲，则有‘正卒’、‘卫士’和‘戍卒’的区别。”由此可见服兵役的法定时间是适龄丁男一生有两年，其中一年是在郡县当兵，一年是在中央当“卫士”，或是戍边。但实际上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事或特殊的原因，往往都会超过这一政策性的界限。像“喜”这个人，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和十五年曾四次入伍当兵(《编年记》)，也足以反映出秦时的兵役形式确实有预备役、现役和后备役的不同。
　　秦国的军事大权完全掌握在国君之手。遇有战争，由国君任命大将统兵。无论是军队调遣或是征发县卒，均以“虎符”这个信物作为凭证。长安县出土的秦杜虎符有铭曰：“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用兵兴士被甲五十人以上，必会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殴(也)。”(图Ⅰ-9：7)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中央集权，军队也同样归中央统管，受到皇帝的节制。战争结束，将释兵，兵归田。
　　图Ⅰ-9：7杜虎符(西安沈家桥出土)
　　秦代的军队，由京师兵、地方兵和边防兵三部分组成，都是通过兵役的方式征发而来；战时，则由郡县调兵遣将。
　　京师兵就是中央的卫戍部队。因为担任具体的警卫任务不同，还可分为三部分：一是由郎官充任的皇帝卫队，归郎中令统管，在“殿中侍卫”(《初学记》引《齐职仪》)，“宿卫诸殿门”(《后汉书·百官志》注)，“出充车骑”(《汉书·百官公卿表》)；二是由卫尉统领卫士的“宫门屯卫兵”(《后汉书·百官志》)，在宫内设有卫尉寺；三是由中尉统领的京师屯卫兵，其任务一在负责宫殿之外的京师安全，担任着巡逻、防御、武库的主管、水火报警；二是担任皇帝出巡时的警卫(《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由以上三部分部队所组成的京师禁卫军，不但装备精良，而且数量可观。秦二世曾“尽征其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费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史记·秦始皇本纪》)。除了通过訾选、荫任和军功特拜等三个途径选出的“郎”之外，“卫士”和“屯兵”这两部分卫兵则是从郡县征调而来。
　　秦的地方行政区划是郡，郡下辖县。所谓“地方兵”，实际指的就是郡县兵。其士兵来源于该郡县，役期一年。平时，主要是以县为单位，进行军事训练，负责地方安全。《汉旧仪》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具体的训练科目因兵种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要求，如弩兵的士吏、发弩啬夫及其领导的“发弩”(弩兵)必须射“如律”，射必中；战车的“驾驺”须能“驾御”；骑兵之乘马要“奔挚(絷)如令”。否则，连教练本人也要受到惩处(云梦秦简《秦律杂抄》)。地方兵由郡尉统领，在县训练。《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守甲卒。”县设县尉，掌管县卒。一旦遇有战事，接到皇帝的御书，经过会符，就按地方的编制组织作整体调动，加入大部队作战。
　　秦国原来在同魏、韩、楚国为邻的边境上设立关塞，或筑有长城，屯重兵把守。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堑洛”修城以防魏。秦惠文王更元元年(公元前324年)，沿洛河中游筑长城防赵。秦献公时，东有“郑所塞”(今陕西华县以东)，北有“焉氏塞”(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秦国随土地的扩大，边境东移，除了利用原来的“殽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还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设立了“函谷关”，在今陕西省商南县西北设立“武关”。在这些关塞上有亭、障之类的守望设施和报警的烽燧装备。《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吴起为河西守时，“秦有小亭临境……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史记·白起列传》载：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秦统一中国后，国防线大大地延长，边兵人的数量也相当地大。为了防御北方的匈奴族南侵，曾派蒙恬率领30万大军驻守长城一线；为了对付南方的越族，又派尉屠发卒50万，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郡，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淮南子·人间训》)。
　　边兵在秦代称作“戍卒”。《汉书·晁错传》：“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戍边，实是加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又一繁重徭役，所以又称“徭戍”。边防军特殊的性质，决定了戍卒的来源也是多渠道的。但主要的可归纳为两类，即：
　　1．适龄丁男服兵役：这就是董仲舒说的“屯戍一岁”。
　　2．发谪戍：据晁错说：“发先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汉书·晁错传》)当权者片言折狱，巧立名目，实际成了后来西汉兴起“七科谪”的发端。
　　戍卒的任务是为国戍守边疆，没有战事时就修筑城防要塞等工事。发谪连年进行，又尽量扩大范围，用以充实边地的防守力量。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谪)戍遣。……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记·六国表》)。三十五年，“益发谪徙边……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太平御览》引《史记·南越尉佗列传》)。本来戍卒的役期只有一年，但属于谪发者，就可能是二年或四年。《秦律杂抄》：“不当禀(廪)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殹(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军人买(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不该领军粮而领取，以及出卖军粮，都将惩罚戍边一年或两年。《除吏律》规定：“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免；赏(偿)，四岁繇戍。”御者学了四年还不善于驾车，除教者受罚外，本人也被罚做“繇戍”四年。
　　京师的常备兵同郡县的地方兵有区别，这在秦兵马俑上得以证明。从服装装备上可以看出：“中央兵穿战袍、擐铠甲，组成战车兵、骑兵和步兵的主力，而地方兵是些穿战袍的轻装步兵，执弓弩组成射兵，或执长兵器加入格斗步兵。”这是因为：
　　首先，限于财力关系，在装备(兵器、战车、马匹、运载工具及其配套设施)、军需供给(军服、粮食、草料)等方面，当然是中央优于地方。
　　其次，战术训练上，也各有侧重。四时讲武，通过搜、苗、狝、狩进行射、御和战阵的训练是地方兵接受军事教育不可缺少的科目内容。因为“傅籍”后的适龄青年在地方上开始初步的军训，当“正卒”后第一年在郡县当兵还要一面接受再训练，一面执行地方上的警戒任务。教战的重点，则是步兵的射术。如秦二世曾征调“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材士”据《正义》的解释是“材官蹶张之士”。《汉书·刑法志》也有汉兴“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的说法。可见“材官”就是“材士”，实际上也就是步兵［7］。只有由郡县征调、挑选，进入中央当“卫士”或“屯兵”后，就成为更适应战阵的武力之士。正因为训练各有侧重，条件的不同，就使得地方兵同中央兵在素质上显示出一定的距离。
　　再次，在联合作战的阵列中，战斗任务也自有分工，地方兵进入野战后，要保持原来地方行政的编制，再加之蹶张善射的特长，在布阵时就按这种关系给以合理的安排。像一号坑里的袍俑被置于矩阵之锋、接锋的两翼之端、阵本近锋的“车前卒”以及独立步兵的前部。而穿袍擐铠、武器装备齐全、人数众多的独立步兵和隶属步兵，则同战车群形成配合的关系、凝结为一个浩浩荡荡的军阵主体。在这里，无论从前后左右、轻重大小的兵力部署，或在先射后击的作战程序上，均显现出：重装步兵是决战的主力，轻装步兵则是协同和配合的力量。当然，地方兵也不乏重装的步兵和勇武之士，只不过因为“蛙跃式”的秦俑坑发掘未有尽时，就不好深究了。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乃大赦天下。”《史记·陈涉世家》：“周文……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秦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所谓“郦山徒”不尽是有些注家说的“刑徒”，因其成分很复杂，还包括替债者、自由民等。可参考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一书中的《修陵大军》一节。至于“人奴产子生”，《集解》引服虔曰：“家人之产奴也。”《索隐》按：“《汉书》无‘生’字，小颜云：‘犹今言家产奴也。’”换句话说，就是私家奴隶所生的子女。
　　［2］《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一年……王翦攻阏与、橑阳，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取邺安阳。”《集解》引《汉书·百官公卿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斗食、佐史都是乡以下的“少吏”，云梦秦简《编年记》中的喜是小吏，曾多次应征当兵，即是小吏也服兵役的证明。马非百《秦集史》引王骏观注：“《周礼·春官·太祝》云：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则前视。是军归乃军中祭礼也。言王翦为将十八日，行军归祭礼，自斗食以下，十中选二从军，为挑选精锐，轻兵起敌也。《索隐》不知军归之礼，以为军中皆归，殊失考耳。”
　　［3］《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这实际就是秦代的“七科戍”。《汉书·晁错传》：“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4］《后汉书·百官志》引刘劭《爵制》说“不更”为“不复与凡更卒同也”。
　　［5］《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
　　［6］《后汉书·班超传》载，班昭对皇帝的上书说：“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但是，十五岁尚属未成年的少年(古称“成童”)，还难于手执兵器作战。如果征发，只能充当“小役”(一般徭役或军队中的杂役)，像《编年记》中的喜在“傅”之后三年才参战的。
　　［7］先秦时期的“材士”一名较为含混，有指“勇力之士”者，如《尉缭子·武议》：“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有指水兵者，《墨子·备水篇》：“必善以船为轒辒，二十船为一队，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先养材士，为异舍食其父母、妻子以为贡。”
　　汉代不再用“材士”一名，而以“材官”来统称步兵。《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张晏曰：“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勇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地用材官，水泉用楼船。”《汉书·晁错传》：“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
　　至于“材官蹶张”，正如《汉书·申屠嘉传》颜注引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开弓有两种方式，靠双手者叫“擘(臂)张”，用脚踏者叫“蹶张”。后者在秦中称“*(左走右斥)张”(《秦律杂抄》)。
　　(二)士兵在军中的编制、供给及秦俑的例证
　　古代兵、民的组织，是“对口”编制的。地方行政的各基层单位，实际上也就是军队中战斗单位编制的基础。《管子·小匡》记管仲整治齐国乡村组织时：“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帅率之。……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尽管各国编制的大小和称呼不尽一致，但这一制度延续到汉代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晁错同样也有“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的话。之所以采用此编法，这完全是基于“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交，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刑，则前死不还踵矣”的考虑(《汉书·晁错传》)。秦国的乡村组织也是按什伍整顿而早已适应了征兵的需要。
　　农村最基层单位是“五家为伍”，军队中也是按此编制而五伍相保、生死与共的。《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有“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记载。由上到下分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郑注：“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但秦军的编制序列，我们并没有完全弄清楚它的全貌。据《商君书·境内》有“五人束簿为伍……五(十)人一屯长，百人一将……五百主……二五百主”的记载。云梦秦简《秦律杂抄·敦表律》也有“敦(屯)长、什伍智(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的条文。由此可见，秦军也是以“五”及其倍数进行编制的。
　　“五人为伍，什人为什”的组织是秦军中的基层单位。作为“伍长”，实际上也只能管四个兵，这就是“五人束簿为伍，一人羽(逃)而轻(刭)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伍、什之长是些小头目，相当于今日部队中的班排长之类。可说他们同士兵没有多大的区别，算不得一级军官，自然也在伍、什之中。秦俑一号坑里，伍、什的组织在轻装步兵俑中具有一种特殊的编法。像右翼东端有面南的袍俑20尊，第十一过洞的袍俑纵队是15尊(其中有甲俑一尊)，都是“五”的倍数。另外，在独立编制的轻装步兵俑中还存在着一种稍作增减的情况，如前锋有袍俑201尊，第二、七、十过洞中各自的一号车前均有袍俑12尊，第四、八过洞各有袍俑32尊，第六过洞则有28尊等，这些大概都在什伍的正常编法之内。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是形容现代军队战争费用之大的一句口头语。在古代何尝不是如此!早在2500年前的大军事家孙武就深刻地认识到战争对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兵法·作战》)十万之师日费千金，而秦有百万大军又连年征战，其费用又当几何?庞大的军费开支，自然会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但从同官兵直接发生供给关系上看，就不能不涉及到武器、战车、军马、军服、粮秣、刍稿的来源和供给标准问题。
　　春秋以前，参战的秦人须得自备兵器和服装，《诗·秦风·无衣》就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的句子。战国以后，兵器则由官府供给。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兵器上大都錾凿或铸出“寺工”二字，戟内和铍上多有始皇年号，弩机和铜剑上也多有编码(图Ⅰ-9：8、9)。表明这些是官府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并藏之于国家武库的。其刻铭也完全符合“公甲兵名以其官名刻久(记)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漆书之”(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工律》)的法定器识制度。战车上朱书“寺工”两字，就是因为“不可刻久”而“以丹若漆书之”的。由郡为国家制造兵器的，以“上郡”的数量为最多，其他像蜀郡、河东、陇西等郡都有铸造［1］。刻有“左库”、“武库”、“武”、“库”者，都是贮存兵器的专有仓库——“武库”。京师兵所用的武器在中央库领，地方兵在该郡库领，边兵似取之于驻地的郡。如果由中央或是其他郡库调拨的兵器，则需另补调入地的铭记。像内蒙秦汉广衍城上塔墓地出土的“十二年上郡守寿戈”，既刻“上郡”，又刻“洛都”。可知这种始皇时的青铜戈(戟)原系上郡所铸造，后经几次调拨而加刻上使用地。同出的铜矛上，分三处刻“上武”、“广衍”和“□阳”的铭文，显然它原是藏之于上郡武库之物，后辗转到“□阳”和“广衍”［2］。他如二世元年的李斯戈，藏之于中央“武库”(铭)，后调给石邑(今河北省石家庄西南)，才补刻上“石邑”两字［3］。
　　士兵领取兵器，必须经过登记。而武库发出的兵器，也必须是完好实用的。云梦秦简就有“禀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吏赀二甲，法(废)”(《秦律杂抄》)。因为兵器的优劣对作战的影响很大，所以对武库保养不善的管理人员除严厉惩罚外，还要革职永不叙用。对领发或收缴的兵器，也需查验原来的标记刻识。《秦律十八种·工律》：“其叚(假)百姓甲兵，必书其久(记)，受之以久。入叚(假)而毋(无)久及非其官之久也，皆没入公，以赍律责之。”意思是说：凡是发兵器给刚从军的百姓时，必须登记兵器上的标号，收回兵器时得要查验。对没有刻记的兵器，不但要没收归公，还要责令失器者依法赔偿。
　　先秦时期，往往“甲兵”连用，如“修我甲兵”(《诗·秦风·无衣》)，“甲兵之符”(杜虎符铭)，“定卒伍，修甲兵”(《管子》)，“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杜甫就有“安得壮士挽天河，洗净甲兵常不用”(《洗兵马》)的诗句。“甲”，铠甲；“兵”，武器。二者都属于武备，连用不仅出自统称的方便，而且也是国家一并发给士兵的反映。秦武士俑所擐穿的铠甲，固然因官兵不同、衔级有别，但同式甲衣的形制、札叶结构、编缀的方法、纵横的行数，以至于一领甲衣的札叶数，都如出一辙。如果没有国家的军服工厂，是绝对做不到如此统一，更显不出来威赫的气势。秦简《工律》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如不按规定制作，工匠和管理官吏都要受到惩罚。《效律》：“甲旅札赢其籍及不备者，入其赢旅衣札，而责其不备旅衣札。”《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的译文是：甲的旅札数超过或不足簿籍登记数的，多余的应上缴，不足的责令其补赔。又规定：“官府臧(藏)皮革，数*(左禾右杨的右半部)(炀)风之。有蠹突者，赀官啬夫一甲。”意为：官府收藏皮革，应常曝晒风吹。有被虫咬坏的，罚该官府的啬夫一甲。官府收藏的皮革何用?就在于制造铠甲。我们所说的“军服工厂”不但制作铠甲，而且包括战袍、膝缚、裤褶、鞋靴在内。正因为工作量大，质量要求高，对工匠的控制也就特别地严。《均工》明确规定：“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
　　秦俑军服都系战服，因而战袍厚实，似为军人专用的“絮衣”(《汉书·晁错传》)。尽管各俑战服颜色不一、上下有别，红、绿、蓝、紫、褐、白几种原色和间色构成绚丽多彩的服色，但冠、袍、甲、膝缚、胫衣、跗注、褶、屦履的样式固定、规格划一，显然是国家“军服工厂”的标准化产品。
　　尽管士兵外用的军服是从政府那里“禀”的，但却要自备常服和紧身的内衣。湖北云梦睡虎地第四号秦墓里出土两块木牍，上面写着参加淮阳城的两位秦士兵惊和黑夫写的家信，内容是向家里讨钱和衣服的。
　　黑夫的家信称：“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中，母毋恙也?前日黑夫和惊别，今复会矣。黑夫寄益就书曰：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今书节(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禅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知)也。愿母遗黑夫用勿少……”
　　惊的家信称：“惊敢大心问衷，母得恙也?……与从军，与黑夫居，皆毋恙也。……钱衣，愿母幸遗钱五、六百，结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用垣柏钱矣。室(实)勿遗，即死矣。急急急。”［4］
　　从黑夫和惊两弟兄的信中知，他们是在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市)军中写信给家乡安陆(今湖北省云梦)的。另一个弟兄中(衷)，向母亲索要“禅裙襦”、“*(左纟右咅)布”和钱。襦，《说文解字》：“短衣也。”裙，《说文》作“幕”，解为“下裳也”。“襦裙”本是同深衣异制的一种妇女套装。在这里所言的“禅襦裙”实际指的是夏天穿的短衣而已。“*(左纟右咅)”，《说文》：“治敝絮也”。“*(左纟右咅)布”就是我们今日说的“再生布”。秦时的兵役对劳动人民说来本是一种沉重的社会负担，像黑夫必定是“三丁抽二”而来，还得要自备衣服和零用钱，即使是“禅裙襦”和“*(左纟右咅)布”也接济不上，竟到了“即死”的地步，他哪里还办得起正规军服!
　　秦人起自西方，本有养马的传统。其先祖非子居犬丘时，就“好马及畜，善息之”(《史记·秦本纪》)。出自战争的需要，秦国大规模发展养马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厩苑，在河曲(今青海省东南同甘肃、四川交界的黄河第一曲流处)培育良马，于“边郡置六牧师令”(《汉旧仪》)，从而保障了“车千乘，骑万匹”的实力。
　　我们从秦简《秦律杂抄》、《效律》中，还可看到秦政府重视马政、坚持考核养马的标准。《厩苑律》中还规定：“其乘服公马牛亡马者而死县，县诊而杂买(卖)其肉，即入其筋、革角及*(上山下索)(索)入其贾(价)钱。”养马是为部队提供军马，收回死马的皮革、筋、角同样是为军备提供原材料。如果说秦俑坑将出土驾战车的陶马560匹、骑兵的陶乘马116匹，都是些不足为奇的模拟物的话，始皇陵东100多座马厩坑里埋的却是大量的真马，而陵西重城间两个大型马厩坑里集中地埋真马，合起来约在700匹左右。料盆上还刻有“大厩”、“中厩”、“小厩”、“宫厩”、“左厩”等厩名的铭文(图Ⅰ-9：10)。这些，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生机勃勃养马业的事实。
　　军队的粮食给养、战马的草料，均由政府供给。为此，在京师和各郡县都建有很大的粮仓。据《仓律》知，首都咸阳的粮仓是“十万石一积”，栎是“二万石一积”，一般的县仓也在“万石一积”。咸阳的刍稿则是二万石一积，一般的是万石一积。规定“入禾稼、刍稿辄为廥籍，上内史”。对入仓谷物和刍稿登记造册，并上报内史，目的在于加强中央对粮草的管理，便于调剂、保障军队供给。
　　把粮草送到前线，其漕运转输简直不亚于大型的军事活动。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史记·秦本纪》)，“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蜀志》)。秦始皇派蒙恬北伐匈奴，发天下兵守北河，“使天下蜚刍輓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史记·主父偃列传》)。
　　给军人供应粮食应该也是有标准的，但可惜的是在文献中没有留下记载。在这里我们姑且借秦简《传食律》关于驿传人员饭食的法律规定，聊以参考。
　　据《仓律》知：“粟米一石六斗大半斗，春之为粝(粝)米一石；粝(粝)米一石为凿(糳)米九斗；九斗为毁(毇)米八斗。”“毇米”也称“粺米”。由带皮壳的粟(谷子)加工成毇(精米)，中间还经过“粝米”(糙米)、“糳米”(细米)两道工序。整个出粉过程的比率是：粟1.6又2/3石＝粝米1.0石＝糳米0.9石＝毇米(即粺米)0.8石。根据测定的商鞅方升合202.15毫升［5］，折成现在的标准升(1000毫升)约是0.20215升，即2.0215合。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每人每餐规定的伙食标准：
　　爵自“大夫”及“官大夫”(秦爵第五级、第六级)者，按爵级规定标准供给。
　　“不更”(包括“宦者”)，四级爵下至“谋人”(三级爵)，供粺米一斗(合今2.0215升＝2021.5毫升)，面酱半斗(10102.5毫升)，菜羹半石(合今1.01025斗＝10102.5毫升)，另有刍稿半石。
　　御也卒人(监郡御史的部属)粺米半斗，面酱1/4升(合今0.0505375升＝50.5375毫升)，并配一些菜羹和葱韭。
　　“上造”(秦爵二级)下至无爵的佐、史、卜、司御、寺、府，粝米一斗，配菜羹，另供给盐1/11升。
　　侍者的随从，供粝米半斗。
　　驾车的仆，粝米1/3斗(合今0.6738升＝673.8毫升)。
　　从上面规定的膳食标准中，可以看出：爵位的有无、爵秩的大小，决定着精米与糙米的不同、数量的多寡，以至于副食配给与否。伙食标准最低的仆，尽管干的是出力的活，每餐却只能得到粝米三分之一斗。而爵位在五级以上的人，其伙食标准尽管没有说明，我们仍然有理由肯定他们不但食细粮、副食种类多，而且数量也在逐级增大。看来，这一充满等级制的法定标准，必然在军队中也严格地执行着。
　　注释
　　［1］参见本书《兵器篇·秦俑兵器刍论》。
　　［2］崔璩：《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
　　［3］许玉林、王连春：《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邑戈》，《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4］湖北孝感地区第二期亦工亦农文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
　　［5］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鞅方升容积实则》，《上海博物馆馆刊》第1期(1981年7月)。
　　以下《传食律》原文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文物出版社，1978年。
　　三 秦俑爵秩的探讨
　　商鞅变法之后，人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无不受到爵的有无和爵位高低的影响。爵、官、禄有着内在的联系，必然是相互消长的。而诸利的取得，都源自于军功。这就是《商君书·刑赏》中说的：“利禄官爵，抟出于兵”，“富贵之门，必出于兵”。
　　商鞅颁布了“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的法令，确立了“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的新封建等级制。
　　秦的军功爵为二十级制。在七级以上的属于高爵(即“上爵”)，以下者属低爵。
　　居有高爵位的高、中级官吏和贵族，享有赐田宅、乞庶子、封食邑的特权。得低爵者，虽不及高爵地位的显赫，但也有当官为吏、乞养庶子(役使无爵者)的资格，还可以赎罪、减免刑罚，也能享受生活上的待遇。
　　人们为取得爵位，就只有争立军功一途。因功得爵，受爵以“率”，“各以差次”。就这样，不但使得社会生活和军内级别一致起来，而且也使秦国社会卷入到一个急速运转的机器当中去。换言之，秦军吏衔级的高低、士兵地位的上下，既是由军功而来，又是由爵级排定位次的。那么，这种差别在秦俑群列中是否有体现?对此，似乎并没有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以为当年放俑入坑是很有考究的，绝非随意地“堆积”。它也同样为探索秦的军爵制提供了物证。
　　判断秦俑爵级的根据，应该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因素。它至少包括了以下几项：
　　第一，在队列中的位置及其身份；
　　第二，护体服饰的形制；
　　第三，冠的有无及冠形；
　　第四，发型。
　　我选以上诸项的根据是，它们处处都涉及军事学的原则、等级制的法律规定和当时的风尚。像古代“舆服制度”的形成，其本身就是根据人们的阶级地位严格限定的结果。“明尊卑，辨等级”(《东汉会要》)，即是统治者追求的社会作用。商鞅变法时，“臣妾、衣服”得“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在军内同样也不得“僭侈逾等”(《史记·商君列传·索隐》)。不言而喻，这里所谓的“衣服”当然地也包括冠制。古人认为“发肤受之于父母”，须当敬护守之。断人发，无异于辱人父母。对于有些罪犯才处以“男髡钳为城旦……女为舂”的刑罚(《汉旧仪》)，即男犯人被剃去头发(“髡”)，戴上束颈的铁钳，服五年修城的徒刑。秦时，头发是受法律保护的，如秦简《法律答问》中就有“士伍甲斗，拔剑发，斩人发结(髻)，可(何)论?当完为城旦”的记载。梳什么样的发型，除去民族习俗而外，也当有礼制上的讲究。秦武士俑蓄留长发，梳理讲究，足见规定的一斑。
　　根据以上诸因素，对秦俑作综合观察，所得的初步印象是：
　　第一，凡是军吏俑，均戴冠。其中高一级的“都尉”(郡尉)俑戴切云之冠，中级的“司马”、“军侯”佩戴梁状长冠(又称“双版长冠”)，下级的“卒长”、“发弩啬夫”俑戴长冠(又称“单版长冠”)。士兵俑较为特殊，其中多数免胄束发，戴单版长冠者只限于车御和车右俑，戴武帻者是步兵的“长铍队”，戴武弁的必为“骑士”。
　　第二，战服分为袍服和铠甲两种。著长袍是步兵俑的战服之一种。袍外擐甲者，除步兵俑外，还有御手、骑兵和各级军吏俑。而依兵种与身份的不同，甲制则有明显的区别。
　　第三，秦俑发型有椎髻(又称“魋髻”［1］)(图Ⅰ-9：11)和辫髻［2］(图Ⅰ-9：12)两种。轻装步兵的“袍俑”，无一例外地梳椎髻，铠甲俑里仅有一部分也采用此髻形。梳辫髻的则是较高身份的各级军吏俑和御手，另有骑士俑和部分的铠甲武士俑也取辫髻。
　　我现在将分类观测的结果，结合各类官兵俑在队列中的地位，再按爵秩逐级考察如下［3］：
　　一级爵：“公士”
　　应劭《汉旧仪》：“公士，一爵……谓为国君列士也。”刘劭《爵制》：“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为公士者。”《汉书》颜师古注：“言有爵命，异于士卒，故称公士。”这就是说“公士”是二十等爵中最低的一级，在军队中只能是步卒。
　　步兵俑是秦俑坑中数量最多的一种。一号坑前五个探方和二号坑内共计有陶俑2060尊，其中梳椎髻的步兵俑837尊，占总数的40%。它们分别为独立编制和隶属战车的两种，或执远射程兵器的弓弩作为战斗队的前锋，或翼卫左右、保障军事行动，或执长兵器作决战的主力。其数量、作用、战斗编列，正符合战国以来车战减少、战车地位下移、兵源增多、步兵地位上升的实际。可见秦步兵俑堪称“国君列士”的群像。
　　椎髻是秦代自由民男子通见的发型。始皇陵东侧马厩坑中出土的跽坐俑，其椎髻留脑后，著右衽长袍，勒带，是饲养马的“圉人”或管理马厩的“圉师”或“厩啬夫”［4］。由髭须知，均为男性，从而澄清了“女马夫”的误传［5］。而秦步兵俑的椎髻同此稍有区别，一是用双鬓和脑后梳起的三股小辫，把拢于头顶上的长发绾住，压上发卡，再加上长发绕纽作髻。整体兀起，紧凑而有层次，浑圆似乌云翻卷，不同于“圉俑”那种将发拢在脑后有如尖顶螺状的椎髻；二是位置有结于头顶右侧、或左侧，或脑后者，其中以居右为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梳椎髻者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劳动者阶层。在民为“庶人”，入伍为“士伍”。秦步兵俑的椎髻发型，也当同下层人的身份相符合。
　　取得“公士”爵的“列士”们，刚刚步入“低爵”之门。同“庶子”比较，政治地位高不了多少，都属于“校徒、操士”之列。不过，初建战功，“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从而刺激着他愿意更多地杀敌夺爵的欲望。故而秦军中这一部分一级爵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同爵的步兵俑中也当有着高下的差别。戴帻的椎髻甲俑、免胄的椎髻甲俑等重装步兵俑，必然高于椎髻著袍的轻装步兵俑。椎髻偏右的步兵俑，也当高于偏左的步兵俑。
　　具有“公士”爵位的步兵俑，之所以数量多，大概同俑坑设计者“表彰军功”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秦是“上首功之国”，计功授爵固然属于事实，而得爵多也是取胜的标志物。
　　二级爵：“上造”
　　《商君书·境内》：“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两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故爵上造，就为簪袅。……”在围攻敌国的城邑和野战中，一支秦军如果斩获敌人首级达到朝廷规定的数目(“盈论”)，从最低的操士、校徒到高级军官的大将都得到奖赏，爵位则从原来的旧爵(“故爵”)依次递升(“就”)一级。由此可见，上造爵是由立功的“公士”爵而来。刘劭《爵制》说：“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主。虽依次名，皆步卒也。”既然“上造”之名来源于“造士”，按《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的解释就是“有成命于上”谓之“造”。那么，具有“上造”爵者多半是战国时的战车兵和大量的步兵。
　　秦俑坑具有“上造”爵的，大概是步兵、车兵和骑兵等三个兵种中的一部分士兵俑，计962尊，占总数的46.7%。主要分布及其作用是：
　　1．一号坑矩阵阵体的前部两侧，如第一至第三、第九至第十一过洞中第一乘战车之后的铠甲俑群。他们作为隶属步兵，配合战车行动；
　　2．一号坑阵体中的少数步兵，同其他战斗步兵穿插；
　　3．二号坑车兵营中，战车之左右车士；
　　4．二号坑车、步、骑混宿小营中车后的隶属重装步兵；
　　5．二号坑骑营中的重装骑士。
　　爵位高于“公士”而又担任战斗主力的这部分战士，其所占比例最大，也是合乎情理的。其中梳辫髻的重装甲士，在矩阵中人数较少，又同其他步兵混编，在二号坑的车、步、骑混宿营中又是随从战车的主力，足见其地位略高于椎髻步兵俑。穿铠甲、梳辫髻、戴武弁的骑士俑，也当具“上造”爵位。
　　具“上造”爵的士兵，仅高于“公士”爵一级。两者间除去所享特权差一级外，装束上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都属于袍外擐铠甲的重装步兵、骑兵和车兵；二是椎髻上多了一个极普通的薄型小帽——帻、弁。
　　《急就篇》颜注：“帻者，韬发之巾，所以整嫧发也。常在冠下，或单著之。”很明显，最早的帻不过是块韬敛头发的包头巾而已。后来可以单著，也可以在帻上加冠。前者的例子是一部分铠甲俑，后者如一部分御手。刘熙《释名》中说：“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蔡邕在《独断》中也说：“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秦俑坑里，凡是戴帻者必定是士兵俑，戴冠者必是车御、具有“不更”爵的车士和各级军吏俑，其尊卑等级地位还是十分显明的。关于帻的形状和颜色，《后汉书·舆服志》载：“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诗》曰‘有頍者弁’，此之谓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战国，文武并用。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因为冠加之于首，没有连接冠而又能套住头发的“頍”是不行的，所以往往“頍弁”连用。“頍”遂后成了冠的组成部分，《仪礼·士冠礼》郑注：“缁布冠无笄者，着頍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也”。秦军吏俑所戴之切云冠和长冠上的交叉形扁带，应该说是由“頍”变化而来的形象。至于在帻下接上绕额、两鬓及脑后一圈的“颜题”，在秦俑的冠形上还未找见实例。还有，秦始皇以大红色的所谓“绛袙”作武将的首饰，在这里也没有看到实物和其他例证，但用色“以表贵贱”却属事实。董仲舒《止雨书》就说：“执事者赤帻。”(《后汉书·舆服志》注引)秦武士俑的帻多是朱红色，足见其为军中的“执事者”，显然要比不戴帻者高一等［6］。
　　三级爵：“簪褭(袅)”
　　《商君书·境内》：“故爵上造，就为簪褭。”这说明“簪褭”是从“上造”爵者立功晋升而来。《汉旧仪》：“赐爵三级，为簪褭。”刘劭说：“三爵曰簪褭，驾驷马者。要褭，古之名马。驾驷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古代驾车的驷马，固然是“一”字形的并驾，但是两服马偏前，两骖马稍稍偏后，形成一个向前的三角形。《诗·郑风·大叔于田》就有“两服上襄，两骖雁行”，“两服齐首，两骖如首”的句子，故而《爵制》就有“其形似簪”的比喻。借用古之名马——要褭，驾车奔驰、御术精湛，以“褭”名爵，正说明驷马战车的御手必须具备这一级爵称。
　　秦俑坑估计有战车150余乘，目前出土还不到50乘。车驾驷马，乘员二至三人，其中车御和车右必有。御者之铠既有全蔽式之甲(甲具盆领、臂釬)，也有坎肩式。均戴双版长冠。按规定，应具“簪褭”爵。始皇陵出土的彩绘铜车马，其御手虽未著甲，但穿长袍、佩璧、垂流苏、挎剑、戴切云冠，说明地位高于战车的御手。
　　四级爵：“不更”
　　《汉旧仪》：“赐爵四级，为不更。不更主一车四马。”既是主管驷马战车，具有四级爵位，其身份诚如刘劭说的：“不更者为车右，不复与凡更卒同也”。颜师古也说：“言不预主更卒之事也。”取得“不更”爵的车右，不再到郡县服役一个月当“更卒”。
　　秦俑坑出土的战车上都有车右俑。有两种，一种是戴长冠，辫髻，穿铠甲；一种是戴帻，梳右椎髻的甲俑。虽然都“主一车四马”，爵级应是有区别。在秦俑阵营中，凡是戴长冠、梳辫髻者，无一例外地属于中下级军吏俑。同样，车御也戴长冠，其地位显然高于戴帻和不戴帻的车兵和步兵。那么，前一种车右俑无疑取得了“不更”爵，后一种恐怕还只能是“上造”爵的车右。
　　车御具三级的“簪褭”爵，车右具四级“不更”爵，其人数因兵种的关系，当然与战车数相同，但在秦俑阵营内，还没有发现这两种爵的步、骑兵俑。这是否意味着在步、骑兵中不设这两种爵?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爵是取得战功的标志，想来，秦军内具有这两种爵位的人数必定也不在少数，只是因为发掘没有进一步进行，情况不明。
　　刘劭说：“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可知其政治地位还只能属于“士”，其军职同无爵的“小夫”一样，都属于“士卒”之列。《白虎通·爵》：“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士，在军内已能作战并掌握着某种技能，但在军内的地位还是比较低的，正如《荀子·王制》杨倞注说的：“士，卒伍也。”
　　五级爵：“大夫”
　　《商君书·境内》：“故爵不更，就为大夫。”《汉旧仪》：“赐爵五级，为大夫。大夫主一车，属三十六人。”不更爵晋升为大夫，主管着一车及其隶属步兵。刘劭说：“古者以车战，兵车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车，大夫在左，御者处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
　　大夫在车上之左，自然是“车左”。车左主管一乘战车及其隶属步兵，自然也是一级军吏了。但在“尊右卑左”的秦汉时期车兵中并非如此，而且秦俑坑也提供了这一例证。像一号坑按作战单位看，并不是以一乘战车为准的。二号坑的车兵营中，根本就没有隶属步兵。况且车左“主一车”的说法同车右“主一车四马”相抵牾。我们看到戴长冠、梳辫髻的甲俑和袍俑，都是分散在步兵队列之中的，无疑是这部分士兵的主管者，属于最基层的军吏，当是“卒长”、“发弩啬夫”之类的人物了。
　　六级爵：“官大夫”
　　《商君书·境内》：“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颜师古说：“加官，公者，示稍尊也。”《汉旧仪》：“赐爵六级，为官大夫。官大夫领车马。”
　　原来的“大夫”爵晋升一级，在前面加个“官”字，不仅显得尊贵，确实也掌握了国家给予的权力(“国治”)。既然是“领车马”，就说明他能够率领一支独立作战的部队。从秦俑一号坑前五探方看，有四个“军侯俑”分散在战车和一定数量的步兵之中(如G2：27、G4：43、G8：41和G10：24)，而且是在车、步之间(G2：27和G10：24)，或轻装和重装步兵之间(G4：43和G8：41)。无疑他是这个作战单位的首长。这些俑，戴双版长冠、梳辫髻、著细札长甲的装束，就显示了他高于“大夫”一级的爵位，当是尊贵的“官大夫”爵。
　　七级爵：“公大夫”
　　《汉旧仪》：“赐爵七级，为公大夫。公大夫领行伍兵。”《司马法》说：“凡立军，一人曰独，二人曰比，三人曰参，比三曰伍，五人为列。”［7］“列”即是“伍”，是由五个步兵所组成最基本的编制单位。《周礼·地官司徒》说的“五伍为两”，实际也即是杜预说的“行”［8］。按蓝永蔚先生的说法是：“两于伍，因为从战术意义上讲，它已经是一个能够独立实施攻击和防御的基本战术分队了。”［9］所以“公大夫”所领的“行伍兵”绝不是25个士兵，而是一支较大的作战部队。在这里，“行伍”只不过是军队的泛称而已。
　　秦俑出土的“司马俑”只有4尊，其中3尊(G2：14、G7：14、G10：14)都是站在一号坑的几乘指挥车上，另一尊是站在二号坑射兵营后部一高级军吏俑右侧。他们戴双版长冠、梳辫髻，穿着只有前札叶铠甲。可知其为高于“军侯”的中级指挥官，爵当七级的“公大夫”。
　　八级爵：“公乘”
　　《汉旧仪》：“赐爵八级，为公乘。与国君同车。”《汉书》颜师古注：“言其得乘公家之车也。”实际应该是：具有“公乘”爵的人既可坐与国君相同规格的车，作战时又可坐同自己地位相应的指挥车。
　　秦俑坑出土单辕驷马之车，可分为四种，即：指挥车、轻车、阙车和骑车。后三种都属于战车，仅仅因性能不同而用途各别。
　　指挥车系各级军吏所乘，车舆面大，乘员3人，具金鼓类指挥物，同周围明显地存在着承接的关系。一号坑第二过洞的第97号，是位戴切云之冠、穿细叶铠甲的高级指挥俑，乘二号车居后。其左翼的第三过洞是乘车指挥的戴切云冠、穿袍的高级军吏俑，前有乘车指挥的第14号“司马俑”及随车的“军侯俑”。在相邻的这三乘指挥车的四周步兵俑中，都有为数相应增加的下级军吏俑。这样就构成了“高—中—初”的三级指挥网格，同步兵群构成为一个大的战斗单元。相对的第十过洞第97号高级指挥俑，同第九过洞的第13号，第十过洞的14、24号俑，都属于这种格局。至于第五过洞第一乘车上的第15号高级指挥俑，同第四过洞的43号、第七过洞的14号中级军吏俑之间，也同样有着一种接承的关系。
　　从乘车到随步的各级指挥，通过金、鼓、铃、旗，按照指挥战斗的最高武官发出的命令，逐级传达、确定部队的战斗行动。一号坑第二、五、十等三个过洞中乘车的三位高级指挥俑(G2：97、G15：15、G10：97)，是这一“区队”的统领，军职应为为“都尉”(郡尉)，爵级当属“公乘”。
　　同属“公乘”爵，也存在着“正比”的关系，像一号坑第三过洞的第15号俑、第九过洞的第13号俑的级别可能稍低。而二号坑第十一过洞的第六车上一老年高级指挥俑，身居车、步、骑混编队列之后，握长剑，其所乘车也是指挥车中最大的一辆(舆宽150厘米、进深120厘米)，所著细札铠甲上有带头花结八朵(比同级俑多出一朵)，显然地位高于同级。
　　“公乘”以上的爵位是大夫中最尊的“五大夫”。而秦俑三号坑作为军幕，处于指挥位置。短兵(亲兵)及鼓车的存在，也足以说明这里应有九级爵“五大夫”的“官长将率”(《汉旧仪》)。
　　秦爵本是军中官兵的等级身份。商鞅变法时，就确定奖励军功，“计首授功”的制度。按《韩非子·定法》的说法是：“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这个五十石、百石的官，实际算不得当官，只不过是服杂役的小吏而已。即使行政官吏也得从军打仗，爵自一级(“公士”)至四级(“不更”)系低爵，在军内还属于士兵，被称作“卒”。“无爵为士伍”(《汉旧仪》)，连佐吏也当不上。爵自九级的“五大夫”以上，才进入高爵，“以上次年德为官长将率”(《汉官旧仪》)。五级至八级属于军吏，从秦官兵俑衔级与爵秩的考订中知，这里的爵有一级至八级身份，即从士兵上到军吏的最高级，而九级以上的“五大夫”正是“缺席以待”!
　　为了明白秦俑爵秩考订的结果，现列表五于后：
　　注释
　　［1］椎髻，髻形如椎故名。《汉书·李陵传》：李陵、卫律“两人皆胡服椎髻”。颜师古注：“椎髻者，一椎之髻。其形如椎。”椎髻，又作“魋髻”。《汉书·陆贾传》：“高祖使贾赐佗印为南越王。贾至，尉佗魋髻箕踞见贾。”师古引服虔曰：“魋音椎，今士兵椎头髻也。”可见椎髻或魋髻都是秦汉时期少数民族武士的一种发型。从秦俑的战服上看，秦早已吸收了北方草原民族的特长，为己所用，其士兵的髻形从便战出发岂非如此!
　　［2］因将发绺结成辫，再上折为髻，故名。
　　［3］对秦俑衔级和爵的研究，最早发表论文的是陈梦东先生。可惜英年早逝，尽管他所凭借的资料和观点受到当时条件的局限，还大有可商榷之处。而他迸发的思想火花却被“秦俑人”变形地吸收，成了自己的创见。这无疑是秦俑研究中的一种悲哀!现在，我写此文应说是在陈先生的著文的基础上作些补正并以正风而已!
　　［4］参见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第二章《丽山园》第四节《从葬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5］雷玉英：《揭开秦跽坐俑性别之谜》，《西安晚报》1984年8月25日。
　　［6］帻的颜色在汉代变化较多，既有四时、年龄的不同，也因职业和使用场合而有区别。《后汉书·舆服志》：“迎气五郊各如其色，从章服也。皂衣，群吏春服。青帻，立夏乃止。助征顺气，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帻，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帻，无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学小童帻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远冒也。丧帻，却摞反本，礼也，升数如冠，与冠偕也，期表起耳有收。素帻亦如之。礼轻重有制，变除从渐，文也。”《汉旧仪》：“凡斋，绀帻；耕，青帻；秋，貙刘，服缃帻。”
　　［7］杜佑：《通典》引《司马法》佚文。
　　［8］《春秋经传集解》卷一引杜预注：“二十五人为行。”
　　［9］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

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王学理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