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国军队兵强马壮，如虎如貔，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武力开拓，一统天下。如果这支大军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仅凭严刑峻法或个人的勇敢，要取得如此战绩，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孔子曾说：“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可见未经战术训练的乌合之众，被驱赶到战场上去，实际是白白地送死，于事无补。因此，训练士卒，历来备受重视。一支新军组建之后，第一要务就是训练。吴起在兵书《吴子·治兵》中认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他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死于没掌握战术技能，败在不熟悉战法——这是从战场的教训中得出的正确结论。经常练兵，对新老士卒都是需要的。他指出：“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在掌握了这些战法的基本要求和熟悉了阵法的转换，达到“每变皆习”的程度，这才敢于授予武器作战(即“乃授其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教”、“练”的所谓“将事”，实际都属于“治兵”的主要内容。其作用正如他说的：“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挥)。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废，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之曰‘父子之兵’。”训练之必要，目的在于“战”。“练”的效果，要由“战”来检验。二者的辩证关系，他阐述得就是这么透彻!
　　秦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但秦人没有兵法论著，对其如何训练队伍，就不得详知。秦俑阵营的队列实体，也许能透露出一点它原来教战的实情。
　　一 训练有素的表面性观察
　　(一)秦俑队列动作的印象
　　1．部伍严整、队列整齐，这是我们对秦俑队列的第一印象
　　秦俑一号坑东端有横队三排，每排有袍俑68尊。不但左右展开是三条平行线的各自延长，而且前后对齐是68根等距线。矩阵前锋列位如此，其后卫部大致也不会两样。阵体的38路纵队，除去两侧各一路纵队外，有36路分别处在九个过洞中，每个过洞是四路纵队。尽管其间有战车作横向或纵向的同武士俑间隔排列，但每个武士俑都是站在36条纵和165条横线构成网格的交点上，各点的位置相当规矩。这种纵横成行又交点对齐的布置，完全符合阵法上行、列、位的队列要求。
　　《司马法·严位》有“立卒伍，定行列”，“位欲严”等项的所谓“战道”。秦国军队虽非按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又各设“伍长”、“两司马”、“卒正”的编制系统，但自有编法，其横成“行”、纵成“列”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位”，固然在《司马法》里指上下等级地位而言，但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士卒在行列中的位置。因为战士的位置，实际就是战斗力的所在。从矩阵总体看，锋部的轻装步兵组成持弓弩的射兵队，本部有战车的重装步兵组成长兵器战斗队，是“强弩在前，锬戈在后”(《史记·苏秦列传》苏代语)的兵力配置，完全符合秦军属于进攻型的性质。从阵本的这一局部观察，战车同战斗步兵协同，以戈、矛、戟、铍一类长兵器为主并配以强弩和长剑，当和“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司马法·定爵》)的兵器配置原则相契合。
　　2．士卒表情严肃，握持兵器的动作规范，体现了军纪严明，反映了士卒技艺精湛
　　士卒俑无论是重装或是轻装，都严守岗位。队列尽管有密有疏，但各个却有固定的位置。按照要求，士卒在队列中保持其前后左右的距离，才能做到队列如绳墨、如规矩。秦俑挺直站立，目视前方，表情严肃，既没有“逾列”之举，也没有左顾右盼骚动喧哗之态。整个队形堂堂正正，是秦军风貌的再现。
　　秦俑凡持同类兵器者，必然都是同一手势。佩剑，无疑都在左胯，平时入鞘中，用时右手从左侧拔出就较为方便。像二号坑第11过洞中的一位老年将俑，左手缩入袖口中，四指半握剑柄，拇指盖在剑首上。
　　拄长兵器的武士俑，一律右臂前屈握器柄，左臂自然下垂。一旦格斗，左手前握，双手间保持一定距离，或转体，或猫腰，立即作出有力的击刺反应。
　　因为远射程兵器在使用时，由弓弩和箭两部分搭配合成，故而携带时也分作两处。箭一律插在箙中，秦俑的箭箙一般不是挂在腰际的左侧，而是在身后。持弓弩的姿势有两种，一是提在左手中，手握弣，弦在上，形成夹持的状态。像二号坑的骑兵俑牵马，右手握辔，左手携弩。左手持弓弩的姿势，在射箭时必然是右手从箙中抽箭、搭箭、勾弦，都较为方便又节约时间。同样，立射俑左手斜伸持弓，右手触弦的形象也提供了这一例证。秦射俑还另有一种右持弓法，一号坑前锋的战袍俑都作右臂斜出，手握弓、左臂下垂伸手的姿态。这在张弓放箭时，就要多出一个换手的动作了。
　　总之，秦俑因各自所持兵器的不同而手势各别。但使用同一兵器者，手势又都一致。兵器种类、携带部位、姿势表情必定划一，只有训练严格才能达到动作规范、技艺娴熟的地步。
　　3．车马服驾、乘马温顺，是调习的必然结果
　　战车四马，两服掌辕，两骖配曳，六辔握在御者手中。骑兵之乘马，戴络头、披鞍鞯，由骑士执缰。无论是车马或乘马，都被安置在阵营的队列之中，虽无驰骋的动态，尽管安闲，却是昂首挺胸，四腿如柱，双耳前倾，含衔带镳，目圆似铃，显得机警沉稳、神骏欲驰。良好的军马是作战的凭借，真可谓“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1］。秦马之良，张仪曾形容是“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史记·张仪列传》)，这话看来是不虚的。
　　秦人养马、驯马是久负盛名的。《史记·秦本纪》载：“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駠、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左氵右幵)渭之间，马大蕃息。”春秋战国时代，秦的养马业服从于战争需要，更有大规模的发展，不但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养马场——厩苑，还在“边郡置六牧师令”。军马在征用之前，都要受到严格的训练。云梦睡虎地秦简的《秦律杂抄》中就有这么一条律文：“蓦马五尺八以上，不胜任，奔挚(絷)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二甲。先赋蓦马，马备，乃粼从军者，到军课之，马殿，令、丞二甲；司马赀二甲，法(废)。”所谓“蓦马”就是骑兵的乘马。到军队后考核，被评为下等的，连厩苑所在的县令、丞、司马都要受到惩罚。对于车马的考核，同样也是严格的。《秦律杂抄》：“肤吏乘马笃，*(上此下羊)(胔)，及不会肤期，赀各一盾。马劳课殿，赀厩啬夫一甲，令、丞、佐、史各一盾。马劳课殿，赀皂啬夫一盾。”车马的行动迟缓，体形瘦弱，劳役不佳，评为下等，厩啬夫、皂啬夫和县令、丞、佐、史都要给予惩罚。
　　马到军中的评比，只是对厩苑劳绩的考核。能否适应战场，则要进一步作驾御乘控的专门训练。从秦俑坑车坚马良、将勇兵强的状态，似已曲折地反映出这一训练过程。
　　注释
　　［1］杜甫《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稜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二)秦重视军事训练的史实
　　讲武练兵是中国古代的军事活动的一项传统。据《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记载，一年四季定期地进行所谓“春蒐、夏茁、秋狝、冬狩”的军事演习：
　　“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通过战阵训练，让士卒熟悉各种指挥物(金、鼓、铃、旗)的用法和战斗动作的节度。并用围猎的办法练习、实践。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阵，群吏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备之用……遂以苗田。”夏季利用草木茂盛的有利时节，进行野营训练。先除草平地止宿(也称“拔舍”)，再通过战阵的形式使各级军吏熟悉指挥自己所属的车徒，辨别徽章一类标识的用法、知道按行政系统的地方单位调集而又照军事编制队伍的各种名号，以及夜间守御戒备等“夜事”，然后再用“茇田”的办法畋猎(即所谓“苗田”)。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阵，辨旗物之用……遂以狝田。”秋天排列阵势教习战，目的是要军士们通过“弥田”的军事演习来熟谙王、诸侯、军吏、百官和地方兵的各种专有旗帜及自己的所属，以适应战场上纷纭的局面。
　　“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田。”冬季进行的虽是第四季度军事训练，实则是全年训练的大检阅。
　　尽管在一年之内有四次军训，但三年还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大演习、大检阅。《左传》隐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杜注：“受四时讲武。犹复三年而大习。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礼毕，整众而还。”疏：“《公羊传》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礼一也，皆习战也。’”
　　治兵也罢，振旅也罢，都是一种通过畋猎的方式而进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依照战法，实际操演，有违令者同样处置以军法。部队归来，还要给予慰劳(即所谓“归而饮至”)。由于寓兵于农又定期军训，一旦国家有战事，就能“及师，大合军(集合六军)，以行禁令，以救无辜，伐有罪”(《周礼·夏官司马》)。
　　秦人尚武，尤重军事训练，更带有全民的性质。《后汉书·礼仪志》注引《魏书》：“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这里虽说的是汉制，实际还是由秦改定而形成的讲武制度。《汉旧仪》载：“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水处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秦代男子一生服兵役两年，其中一年当“正卒”，即在郡县当兵，接受军事训练；一年在中央作“卫士”，或者到国防前线当“戍卒”戍守边关。对于“正卒”的训练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由掌管地方军事的“郡尉”统领，交“县尉”主持。训练的科目，因兵种不同而不同。如对射兵的要求就是要“如律”，战车“能驾御”，骑兵之马要“如令”。否则，主持人、教者、学者都会受到惩罚。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除吏律》记：“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赀二甲。发弩啬夫射不中，赀二甲，免，啬夫任之。”又：“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免，赏(偿)四岁繇(徭)戍”，“奔挚(絷)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一甲”。对于军事训练的大事，从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到军事长官都得参与。县令(万户以上的县长)、丞、尉实施领导，由县尉以下的士吏、发弩啬夫和司马等军吏辅佐掌管训练。至于征发赴战中的练卒也是刻不可忘的，王翦率兵六十万征楚，战前仍教士卒“投石超距”，既开展了军事体育，也在激励士气［1］。秦二世曾“尽征其材士五万人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当然不属于练兵的性质，纯系由材官蹶张之士围猎取乐的荒唐之举。
　　军之强在练，兵之精在选。“军不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诸葛亮《心书·习练》)。孙武早就把“士卒熟练”同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等量齐观，诚可谓“七计”之一［2］。只有通过刻苦的、一丝不苟的训练，方可收到“四支(指)应心”的实效。《尉缭子·兵教》说：“令守者必固，战者必斗，奸谋不作。奸民不语，令行无变，兵行无猜，轻者若霆，奋敌若惊。”这正是秦军能“威行天下”的真实写照。
　　注释
　　［1］《史记·王翦列传·集解》：“徐广曰：‘超，一作拔。’《汉书》云：‘甘延寿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张晏曰：‘《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延寿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隐》：“超距犹跳跃也。”
　　“超距”本是以立姿跳跃登上战车的一种战术动作，又称之为“超乘”，像“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三百乘”(《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故而也称“距跃”。
　　［2］《孙子兵法·始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民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二 规范化战术动作解析
　　(一)先秦时期战术训练追记
　　《管子·兵法》上有“五教”之法，即：“一曰教其目以行色之旗，二曰教其耳以号金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以眼、耳、足、手、心五项作为对士卒作战的内容，如按不同兵种而论，其军事训练科目还是相当的复杂。即以同兵种而言，也往往因分工的不同而各自的训练科目也有别，像步兵中的弓弩手和长矛手的训练科目绝不会是同样的。
　　先秦时期的军事训练，大概以春秋中期为分水岭，从训练方针、组织机构、训练手段到战斗条令，前后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周代“六艺”之教，使“国子”从八岁入小学开始［1］，就在“保氏”的掌管下受到基本的教育。按照《周礼》的说法，小学里开设有礼、乐、射、驭、书、数六门课程［2］。其中的射和驭本是车战训练的科目之一，据有的学者考证，乐还包含着舞，“其中的象舞实际就是进行单兵和队列教列的军事体操［3］。自公元前541年魏舒“毁车以为行”之后，随步卒地位的上升，它日益成为军事训练的重点。不但在一些国家像晋悼公正式设立军队训练的专门机构，使“训练卒乘，亲以听命”，并重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且还出现了专职的将帅和战斗条令［4］。
　　先秦时期的军事训练，概括起来大概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即：战术动作、心理素质和增强体质。
　　对于步兵的战术动作教练，实际相当于现代制式动作的训练。它是从单兵技艺、队形变化和兵器的使用上入手的。
　　步兵的技艺训练，既包括了立、坐、跪、伏、进五种姿势和曲踊、超距这两种变化动作，也包括了单兵在队列中辨别力和适应性的训练。“立”就是立正的姿势，比较容易理解。“坐”，就是双膝着地，臀部压在脚后跟上，叫“跽坐”。“跪”，则是上身挺直的坐姿，也叫“长跪”。因为作防守的圆阵，其前行的步卒都取坐姿迎敌，一旦坐阵移动，作坐姿的战士就需要变成跪姿跟随，这就是所谓的“膝行”［5］。“伏”，是卧姿。《汇解·通义》；“跪而坐，坐而伏，坐法也。”可见坐、跪、伏都是坐阵的行动方法。“进”是立姿的变换动作，包括了退和左右旋转。步卒由坐姿变为立姿，中间有一个“起”的变化动作，也叫“作”。起时，只有屈腿跳跃才能完成由“坐”变“立”的过程，所以把“起”也叫“曲踊”［6］。如果步卒由立姿跳跃登上战车，这个跃起的动作就叫“距跃”［7］，或称“超乘”、“超距”。由前面对词的解义上可以看出：步卒的五种姿势和两种变化动作都是基本的战术动作，但其中立、坐、跪、进更是主要动作，只有通过训练达到熟练才能适应队形变化的要求。
　　战士编入队列，对于标识的辨别和指挥系统的反应，又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因为在古代战场上，三军之众非将帅之声所能及。这全凭金、鼓和旌旗的指挥。那么，士卒要熟悉这些指令，就有一个“审金鼓”、“辨旗物”、“别号名”的耳目训练。根据文献记载，各个军事指挥家所规定的标识和信号不尽相同，确实是“将异其旗，卒异其章”的。《尉缭子》说：“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前一五行置章于首，次二五行置章于项，次三五行置章于胸，次四五行置章于腹，次五五行置章于腰。”［8］(《经卒令》)“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奇兵则反是。一鼓一击而左，一鼓一击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趋鼓也。音不绝，骛鼓也。商，将鼓也。角，帅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则将帅伯其心一也。”(《勒卒令》)“击鼓而进，低旗则趋，鸣金则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击而坐。”(《兵教》)《吴子·应变》说：“凡战之法：昼以旌旗旙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当然，要使士卒真正地服习“金鼓之节”、“旌旗指挥之变法”(《六韬·犬韬·教战》)，还只有放在队列动作的训练中去。
　　步兵的队列变化主要是进退、左右、离合、散聚。而这由“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吴子·治兵》)一类队形变化，又都靠士卒的立、进、坐、跪、曲踊、距跃等单兵动作来完成，从而演化出数以万计的队形变换来。可见队列动作和单兵动作，在理论上固然不难区分，而在事实上又往往紧密相连。因为队列训练是项综合性的训练，自始至终都得保持队形，而又不断整理队形。这就是《司马法·严位》一再强调“士卒伍，定行列，正纵横”的基本要求。只有士卒定位，熟悉标识，并按照各种指令通过不同的单兵动作，进行队列变换的训练，才能造就“正正之旗”、“堂堂之阵”(《孙子兵法·军争》)。
　　在单兵和队列的技术性训练中，除去徒手训练之外，还有如何使用武器的训练，这就是古代说的“技击”之术。由于其中既包含有使用武器的方法，也有个人的体力和技巧，所以统称之为“技艺”或“武艺”。步、弩、车、骑、水等兵种使用长兵器、远射程兵器和短兵器的方法有区别，在训练的要领上是各不相同的。
　　战士技击之术是以其体力为基础的。《司马法·严位》认为：“凡战，以力久，以气胜。”只有力大而持久者，加之“武艺高强”，在白刃格斗中才有取胜的把握。为了增强体质，除去单兵动作和队列动作训练之外，经常性地开展军中体育锻炼是非常必要的。《礼记·月令》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练习射箭、驾车和摔跤，都属于普遍的军事体育项目。像拔石、超距、扛鼎［9］、角抵［10］也是秦人经常进行的军事娱乐活动。还由于战场上时常会出现失掉武器后的徒手搏击，这就要求平时得学一套“白打”的拳术。戚继光说：“拳也，为武艺之源。”(《纪效新书》)何良臣也说：“学艺先学拳，次学棍。拳棍法明，则刀枪诸技特易耳。”(《阵纪》)可见练拳既在强身，更在习武，故而在练兵时就不应忽视。荀子所言的“齐人隆技击”，固然是批评齐军只看重个人徒手的拳击术而忽视战术训练和人的素质培养，但也反映了古代军中早已有练拳术的历史事实。
　　《司马法》所言“以气胜”的“气”，在古代指的是战士的“胆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意志、勇气。那么，军中所练的“胆气”即是《管子》上所说的“教心”，也就是战士心理素质的培养。但练胆气的手段，必须是：一要思想教育，二要纪律严明，三要赏罚分明。而这些又必然同战术训练(技艺的、单兵和队列的动作)结合进行。
　　对士卒“教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诸葛亮《心书·习练》)的思想教育，采取勉之以典型、威之以赏罚的措施，并通过严格的战术训练，能达到“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吴子·兵法》)的程度，可以说练兵达到了成功，那么这支军队大概就可以横行天下了。
　　注释
　　［1］许慎《说文解字·序》：“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挚养国子。”
　　［2］《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教。”
　　［3］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
　　［4］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
　　［5］《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吴使王孙骆肉袒膝行而前。”《史记·微子世家》：“微子……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司马法·严位》：“振马躁，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则膝行而宽誓之。”
　　［6］“曲踊”的又一解释说是“横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杜预注：“曲踊，跳跃也。”孔颖达疏：“曲踊，以曲而言，则谓向上跳而折复下。”顾炎武在《左传杜解补正》卷上引邰氏曰：“曲踊，横跳也。横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横而曰曲。”
　　［7］《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国的将军魏犨在重伤之后，仍能“距跃三百，曲踊三百”，可见“距跃”和“曲踊”属于两种不同的战术动作。距，是以足抵地，同曲踊的“曲”字相对。杜预注“距跃，超越也”。孔颖达疏：“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过也。”而顾炎武在其《左传杜解补正》卷上引邰氏说：“跃、踊者，皆绝地而起，所谓跳也。距跃，直足也。”
　　［8］置“章”的位置在《尉缭子》一书中有所不同，如《兵教上》规定：“左军章左肩，右军章右肩，中军章胸前。书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后章如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
　　［9］杠鼎，即举鼎。张衡《西京赋》有“乌获扛鼎”之句。乌获、孟说和任鄙都是秦武王的三个大力士，皆因武王“有力好戏”而当了大官。武王本人好举鼎，一次同孟说比赛，竟“绝膑”而死。
　　［10］角抵也作“角觝”、“觳抵”。据《史记·李斯列传》载：“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汉书·刑法志》引《太白阴经》：“春秋末年，并为战国，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共相夸视，而秦更名为角抵。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亡战必危。”
　　(二)秦俑战术动作分解
　　1．正立
　　秦兵马俑绝大多数都采取站立的姿态，挺胸，直腰，昂首，目视前方，双脚平行并稍稍分开，几近肩宽，双臂自然下垂。这是基本的立正姿势，符合“站如松”的要求。只不过因各自所持武器的不同而手势有别罢了。
　　持戈、矛、戟、铍一类长兵器的立姿俑，其右臂下垂曲肘成90°，手环握，拳眼向上，作拄兵的姿势。左臂自然下垂，略略向前斜伸，四指并拢，拇指上翘(图Ⅰ-10：1)。由于长兵器的木柄腐朽，我们从右手环握的孔径和方向、右脚外侧留有铜鐏(锐底)或镦(平底)看，断定右手在执长兵器。而其左手只是作出一个预备姿势，一旦击刺，右臂就会倾斜，左手立即在右手前隔着一段距离抓住器柄，作出战斗的反应。这同今天立正的步兵“枪上肩”时，始终背枪于右肩的情况一样。
　　携带弓弩的立姿俑，双臂自然下垂，右手半握，拇指翘起，拳眼同地平行。左臂向前斜伸，四指并拢，拇指分开。可以看出：站在行列中的立姿俑是右手握弓弣，拇指抵住弓干内侧，作提弓状。不过，这时干在下，弦在上，使弓弩平贴在体右侧，作挟弓姿势。一旦进入射击，就需多一道换手的动作(图Ⅰ-10：2、3)。
　　取立姿带剑的武士俑，其手势有两种：一是佩剑于体之左侧者，手半握，斜按剑柄；一是双手在胸前交叉，左手盖住剑首，而右手叠放在左手背上，显然是一种拄剑的姿势。
　　2．转体立射
　　这是立姿的一种变化形式。
　　秦俑坑持弓弩、作转体立射的武士俑都是轻装步兵。主要分布在二号坑的习射的校场中，计有126尊。一号坑矩阵的左翼前部仅见1尊。此式俑腰杆儿挺直，头偏向左侧，昂首正视左前方；左臂斜伸，手拳伸张，掌心朝内，四指并拢伸直，拇指叉开；右臂平举曲肘，伸手胸前，拳半握，掌心朝内；两腿分开，下蹲作“丁”字步站立，即：左足向前跨出半步，微拱，足尖向左侧，与头向保持一致，右足向后蹬直，右脚同左脚的方向呈“丁”字形相交的90°。这种转体的立射俑，是搭箭张弓、正在抬弩的一瞬间姿态(图Ⅰ-10：4～6)。
　　转体立射属于箭术的动作之一。射箭对手法、足法、身法及弓弩矢都有一套规定动作及标准要求。单以射姿而言，在2500年以前的越国陈音对勾践就讲述过一番“正射之道”的话：“身若戴板，头若激卵，左脚蹉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儿，举弩望敌，翕心咽气，与敌俱发。……右手发机，左手不知”(《吴越春秋》)。秦立射俑的姿势正与此论相同，只是手中无弓弩，做了一个习射的架势罢了。
　　3．跪姿控弩
　　秦俑的所谓“跪姿”，实际是半跪。即：一条腿屈蹲，另一条腿着地。所以也称作“蹲姿”。这种作跪姿的甲俑，集中出土在二号俑坑前端(东)偏北的校场(教场)内，计160尊。其姿态是：身体下蹲，右腿曲折而膝盖的足尖抵地，臀部压在右脚根上；左腿屈蹲，足掌踏平；左臂下垂屈肘，置于胸腹前，掌心朝内，四指并拢，虎口叉开；右臂下垂斜伸，位在臀侧，拳半握拇指翘起，作握弓弩状；上身向左侧偏转，抬头挺胸，视线同双腿并拢构成的平面方向保持一致。秦蹲姿俑显然是右手握弓弣、左手护渊部、弦在腋下的控弓(弩)的姿态(图Ⅰ-10：7)。
　　(唐)王琚在《射经》一书中说：“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当垛，一膝横顺席。执弓必中，再在靶之中，且欲当其弦心也。以弓当左膝，前竖接席，稍吐下弰向前，为令上倾向右。”这里所言的“坐”指的确是臀部着席，使整个身体重心降低，左腿曲折膝隆起，对着靶心，身体向左偏转，另一条腿因同臀等高，确是“中席而坐”的，故而“横顺席”。但秦俑的半跪姿势同王琚所说的坐射法是有所区别，表现在纵顺席，重心高，射击扇面大。况且秦俑跪姿表现的只是跪射前一个预备动作——控弓，还不是瞄准放箭。(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上有跪射者形象，其跪姿和秦俑跪姿完全相同，但表现的却是持弩瞄准“正射”的顷刻间(图Ⅰ-10：8)。而汉画像砖、石上的弋射，是转身举弓向空的，带有动感的艺术趣味。即使西洋的跪射也脱离不开这一射法的规范(图Ⅰ-10：9)。联系起来，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射术的影子。
　　4．骑射
　　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都取了左手提弓、右手牵马的姿态。他们没有乘马，也没有矢射，但在身旁却出土有装入木臂中的弩机，说明秦骑兵配备的武器是弓弩，当然是“秦服骑射”了。我们知道，马上射击时往往会出现一个“回身”的动作。秦骑兵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要靠双腿夹紧马腹，如果没有严格的骑射训练、没有高超的骑术，还谈什么战斗呢?
　　由于秦俑都取静态，遗憾的是不能使我们看到马上的战术动作，只好在汉画石的射猎图中寻觅其踪迹。
　　5．御车
　　秦俑战车的御手，无论穿何种专有的护体服装，都取立御的姿势，即：双腿分开站立，同肩等宽。上身稍稍前倾，头略低。双臂向前斜伸，双手半握，拳眼朝上前方斜张，唯食指同中指间留一缝隙，显然是为了辔绳从中穿过，有的御俑拇指内侧有一系辔端的半圆形陶环，即是证明。御者目视车前，神情专一而恭谨，当是精于御术的表现。
　　御术是古代“六艺”之一，周代的士人小时无不接受此训练。但在车战时代，驾驭战车则属于专人专艺的。因为当时的战车是单辕驾四马，为了方便用长兵器挥斥作战，而御者和车士都得立乘，由于重心高，车的稳定性就很差。弄不好，就会发生倾覆的危险。为避免意外，这就要求御者居中，位于辕与轴交叉点上。只有如此，才既能保持车体的平衡，又可方便地控驭马匹，使车子的进止、徐疾、左右、周旋、前后，尽随人意。由于两服马掌辕，内向力量是抵消的，于是就把两内辔拴结在觼軜上，其余六根辔绳分别交叉地握在御者的手中。这也证实了《诗经》上“四牡孔阜，六辔在手”(《诗·秦风·小戎》)，“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诗·小雅·车牵》)，“乘其四骆，六辔沃若”(《诗·小雅·裳裳者华》)等美丽诗句并非虚拟，而是形象地比喻。
　　那么，御者是如何支配“六辔”呢?从御俑的手指和车马器上，才使我们看清了这种交错的关系：御者的两手，分别握着同一方向马的外辔，而拇指和食指捏的却是另一侧骖马的内辔，即左手握左服、骖二马的外辔和右骖的内辔，右手握右服、骖二马的外辔和左骖马的内辔。双手和手指的这种分工，就使主方向和速度的辔绳从繁复杂乱的一套鞁县(包括辔、缰、韅)和挽具(包括靷、轭等)及其连接、结合中条缕清楚地分离了出来。再加上胁驱、衔、镳、橛、策、錣等一套控马的措施，听凭调遣，从而达到熟练自如的程度。当然，如果没有严格的御术及战术训练，是绝对驾驭不了车的。另外，作为御手，不但主要是善于驾驭车马做到进退有节，而且还要能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代替指挥，去争取胜利。像在鞍之战中，晋国主帅郤克伤于流矢，御者解张就能“左并辔，右援袍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1］。
　　御姿是御术的反映，中外概莫能外(图Ⅰ-10：10～13)。
　　6．车士按舆
　　秦俑二号坑车兵小营里有64乘战车，排作8列纵队。每乘车的两侧都站立有戴帻执长兵器的年轻甲士。以车为轴线，两甲士对称排列，其姿势正相反，即：靠一侧的脚尖对着车，另一只脚顺着车的方向，形成“丁”字步；臂膀斜垂，手掌平按，靠外侧的臂膀曲肘，手环握，拳眼朝上，原来握有长兵器；头都偏向外侧，目光正视(图Ⅰ-7：4)。
　　一般战车的乘员有御手、车左和车右三人。车左和车右由甲士组成，是为战斗员，故称“车士”。车士在车上站于御者两侧，为的是敌对双方战车在错毂时以便于攻击敌车的战士和指挥官。有时，车士还得下车在车的前后或两侧同敌人周旋。车士除去作战之外，还要负责战车的安全和排除障碍［2］。秦俑车士的姿态大概是按舆以防战车倾侧的形象。
　　注释
　　［1］见《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
　　［2］《左传》成公二年，在晋、齐鞍之战中，晋军主帅是郤克，解张为御，郑丘缓为车右。“郡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本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便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袍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三 教射演习实例的推测
　　(一)训练场地与射兵演习的部署法
　　古代练兵没有专设的场地，大都是在野外临时芟除杂草后才进行训练，随后就是围猎的实地演习。春秋时代的秦国也没能脱离这种训练的模式［1］。
　　在“兵者守固之备”，“不可空设”(《周礼·夏官司马》郑注)的认识基础上，结合野外“习战”的实践，进行“如战之阵”的战术教学，其效果无疑是良好的。但一当军事化教学进入高级阶段时，对正规军就不是除草而操习之所应付得了的。固然专设训练场地的材料并不多见，但从“虞人莱所田之野为表”一语中看出，“教战之处”(唐贾公彦语)毕竟还是有条件而选定的。《吴子》、《六韬》、《尉缭子》、《司马法》等经典性的兵法著作中多谈“治兵”、“教战”(或“兵教”)、“严位”，可见战国时期确实有了专设的训练场地。
　　秦俑二号坑教射场地的出现，无疑地为我们提供了校场(也名“教场”及“教射”)的实例。
　　秦俑校场突出于二号坑东北角，自成一区。南北宽约38米，东西进深26.6米，其中按俑坑通常的筑法，中部开四个东西向的过洞，西侧有边洞，前后有南北向长廊。在西端的廊内有五个小门，分别同骑兵营、车步骑混宿营相通。常识告诉我们：在练兵的场地内，不应该有隔墙，而是一片开阔地带，面积也不能太小。但秦俑教场的筑法，我们仍然认为它不过是模拟而已，对于实际校场并不存在的什么“隔墙”、“过洞”。对此，我们也只能“视有为无”。当然，为叙述方便起见，还是姑且沿用考古上惯用的术语。
　　秦俑校场的教射布置是这样的：共有陶俑332尊，全部面东。其中心是八列纵队160尊跪姿甲俑；两个边洞各有三列纵队，计96尊立姿袍俑；前廊有两行横队，各有立姿俑30尊，其前行系袍俑(左端仅有一尊是甲俑)，后行为甲俑；后廊有16尊立姿甲俑，其中每4尊一组(前后两行，行2)同前边过洞的跪姿甲俑对齐。在校场俑群中有两尊军吏俑(其中将俑站左，佐俑站右)，位于后廊第一组俑的前行，即处于整个教场后部偏左的位置，当是教射的武官。
　　教射的部署特点是：有表有里，俑姿有立有跪，而身份则有军吏和士卒的区别。在这里伴出的还有兵器(铜镞、弩机、矛、剑等)、车马器(铜车辖、盖弓帽、胁驱)和铜活铰等。除去因俑坑发生盗扰而造成文物位移和混入的情况外，坑形方正，场地开阔，位于营门之外，俑群排列有序，习射动作标准，武官督练……证明这里确是一处军事训练的专有场地——校场，而其部署正是教射的再现。
　　注释
　　［1］春秋时期秦国的十件石鼓，均刻记狩猎之事的四言诗一首，故又称之为“猎碣”。在《诗·秦风》中描述狩猎的诗章如“驷驖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奉时辰牡，辰牡孔阜。公曰左之，舍拔则获。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驷驖》)。传曰：“驷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俴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縢”(《小戎》)。描写游猎车马之盛。《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更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了。
　　(二)引出的思考
　　持弓弩姿的武士俑在校场内占有大多数，其中作跪姿控弓弩的甲俑作八列居中心位置上，转体立射的袍俑作六列又分在两侧。他们固然都在习射，但应看到在实践上是有着分工的不同。因为弓弩有大小、射程有远近，因而我认为持弓弩的轻装步兵是在远距离上射敌，重装的射兵则在近距离上接战。根据是：前者在一号坑矩阵的锋部得到验证，后者则是由缩小对方攻击目标的考虑。为了对付正面来攻之敌，就以两侧的远射兵器来阻断敌人的截击和包抄，用材士强弩“翼吾左右”(《六韬·豹韬·分险》)。只有这样部署，才能真正加强自己正面的攻击力量。
　　在阵列中用弓弩射敌时，己方需前无立兵，以避免误伤。加之射击时，临战不过三发，而张弩搭箭间歇容易给敌人造成攻击之机，故而在战术上就要采取轮番射击的办法，矢射如雨，形为“弹幕”，使敌无机可乘。恩格斯在《军队》一文中论述古代亚述的步兵战术时说：“弓箭手或是站在前面作战，这时他们每一个人都由盾牌手来掩护；或是站在后列。这时，第一和第二列的长矛手弯下腰或是跪下来，以便弓箭手射箭。”［1］秦俑校场前廊第一行站袍俑，第二行站甲俑，执兵器则有远射程和长兵的不同。这同亚述步兵的战法，似有接近之处。如果再联系到跪姿的控弓甲俑，岂不更为形象!
　　尽管秦俑教场表现的是教射场面，但仍配备了矛和剑等兵器。这当然是“长短相杂”互为补充的兵器配备原则的体现。
　　两位武官俑站在校场后部偏左的位置上，端庄严肃，似在督导教射。
　　秦俑教场既表现队列动作的训练，又有单兵动作的训练。但总体看，还不是“实弹射击”，更非军事畋猎式的演习，而是习射的战术动作教练。
　　教场位于二号坑营地之前，正当步、骑诸营的“辕门”之外。可见辟地习射并非习射的专有，而应看做其他兵种的教练也在此。只因为受条件限制，也只能“选景”于一种。“教练习射”作为典型，是具有时代性的典型意义。因为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战国时期，“在步兵取代车兵成为主要兵种，出现了独立的骑兵部队，战斗方式逐渐由步骑兵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车阵作战。军事训练主要是教习射法、弋法、剑道、手搏、蹴踘等技能和步骑兵的协同战斗”［2］。
　　注释
　　［1］恩格斯：《军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
　　［2］《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58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
　　

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王学理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