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艺术篇叁秦俑军服考——勇军启示录

王学理

　　秦始皇陵武士俑形象逼真，有如生人，是些不可多得的陶塑艺术群像。这些赳赳武夫的服饰，真切实际，是研究中国古代服制弥足珍贵的资料。
　　陶俑披挂齐全，装备干练，其装束所反映的不是常服，当是除水军以外的秦军战服。在整理这些包括车、骑、步、弩等几个兵种的服装资料的过程中，使我们得以窥见秦军戎装的大致轮廓，从而也将为探讨其装备制度及其承继关系提供了线索。
　　古代的服饰资料，在历代的《舆服志》里有着翔实而广博的记载；在考古文物中，更是洋洋大观。而涉及有秦一代的服饰资料，无论是文献记载，或是出土文物，却是鲜之又鲜。我在这里整理和考释的秦俑军服，只是秦舆服制度中很小的一部分，它同秦时帝后的冕服、官吏的命服、庶民的常服、奴婢的便服、伎乐的舞服、罪犯的徒服等构成了秦代服饰的整体。从对秦俑实体的观察、测绘，到总结为文，这在研究秦俑服装上是开篇之作，不确之处在所难免。
　　一种类及其定名
　　(一)冠
　　《释名·释首饰》：“冠，贯也，所以贯韬发也。”古人蓄发，戴帽子的第一作用就是韬敛头发，而这对作战的武士尤为重要。但从护体装备的需要讲，秦军理应戴有兜鍪。《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军过成周的北门时，就有车士“免胄而下”的记载。秦武士俑多免胄束发，这大概是苏秦说的“科头”。另外，秦俑戴冠者只占35.01%，而且只有身份高和军中作用特殊的武士戴冠，一般的步卒则是免胄的了。
　　秦俑冠式有四种：
　　Ⅰ式——Ⅰ式a(即Ⅰa)系倒梯形的板状革物，从额前斜起，大端下折，贯韬辫发或纽髻。然后用两条带子分别横压额顶“板”端及脑后的帽体，并在颞部做呈近90度的拴结，再由两侧下垂结于颏下。因为发辫多在头顶收束，此冠的可容部位在上部，固定的力点则在颏下的纽结上，其松紧程度随各个头型的大小而变。一般戴板长17～20厘米、下宽7～10.5厘米、上宽11.7～18.5厘米，缨长84～115厘米(图Ⅲ-3：1)。
　　Ⅰb式同Ⅰa的区别在于戴板呈弧形。它由两块革物合并，中分线近似于“梁”。板的大端下折部分横凹成桥形，辫髻则纳入此“桥”中(图Ⅲ-3：2)。
　　Ⅱ式——和Ⅰ式不同之处，在于把长板换成两只羊角状的卷筒，整体似一幅折叠的方巾，一边在脑后横卷连接帽带；另一折边压在横带下并贴附额上，使两角翻卷飞扬，高15厘米左右(图Ⅲ-3：3)。
　　Ⅲ式——呈瓠瓢状，套在头上，斜出的绾髻兀起。也有直接用带子在帽外结扎发髻，使二者固定不易脱落。帽围59～66厘米，高11～19厘米(图Ⅲ-3：4)。
　　Ⅳ式——帽体基本同Ⅲ式。因戴此式帽的武士梳辫髻，所以顶部浑圆可头，侧有两耳，以带扣结于颏下(图Ⅲ-3：5)。
　　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载：“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纚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这种冠制的最大特点是像一块板斜起。正因如此，才能度量出高和宽这两个数据来［1］。依晋尺折算［2］，此冠长17.15厘米，宽7.35厘米，正同秦俑Ⅰ式冠相当。据《说文通训定声》：“纚字亦作纵，按：韬发之缁布也。”这就是说，制作长冠是以竹为里，裹之以纚，髹之以漆，才形成冠体。秦俑Ⅰ式冠面平整无纹，同文献记载接近，可知属于“长冠”。
　　Ⅱ式冠形制特殊，为考古中之独见，很可能是对其他国冠制进行改进而作为武士冠的。楚人因好“奇服”，而成为不同于“冠带诸侯”的另一个服制系统。其冠，束发而高起，被目之为“南冠”，像信阳楚墓中彩绘漆瑟上的人，作倒三角形，还拖着数根长长的披毛；长沙出土御龙帛画之人物头顶有一片竖起的轻纱，也是颤颤巍巍的。《楚辞·离骚》有“高余冠之岌岌兮”句，足见御龙人物戴的可能就是“高冠”。《楚辞·九章·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指的是“长剑”，御龙者正是戴高冠、著博袍、佩长剑的形象，屈原也说“带长剑兮挟秦弓”，可见这是楚地流行的服饰。“切云”据闻一多先生说：“切云犹摩云。冠曰切云，正状其高。”那么，秦俑Ⅱ式冠作层云叠起、垂緌飞飘，是否就是“切云冠”，或“切云冠”的改进型?
　　有说Ⅱ式冠是“鹖”冠(即“惠文冠”)的。但据蔡邕《独断》和《续汉书·舆服志》看，这种冠式的最大特点是有两只野鸡尾羽，分别插在冠的左右两侧，并用青丝带绲边。有冠带结于颌下(但不是下垂的装饰品——蕤)。这种冠制在传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骑马持剑武士纹铜镜、汉画像砖、北魏石棺的图像中均有明晰的反映。鹖，是高原上一种猛禽。据说，赵武灵王把插上鹖尾的帽子赐给武士，作为勇敢的象征。以后延续下来，成为武士特有的冠戴，名曰“武冠”。那么，秦指挥俑所戴的Ⅱ式冠上两只卷筒，绝不是鹖尾的“简化”或“艺术化”，所以绝不是鹖冠。
　　秦俑的“长冠”(Ⅰ式)和“切云冠”(Ⅱ式)都具有系结于颏下的带子，这就是文献上所说的“冠缨”(《礼记·玉藻》)。卫乱，“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汉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史记·滑稽列传》)可证。由于缨有固冠的实用价值，进而成为具有美感的装饰物，故称作“垂蕤”［3］或“缨蕤”(《续汉书·舆服志》)。如果织绣花纹，则称“缋緌”［4］。秦俑的冠缨飘逸胸前，绘绣的“缋委”散而下垂，不但是装饰性真实的再现，而且也饶有艺术风味。
　　秦俑Ⅲ、Ⅳ式冠有“帻”、“巾”、“帽”等种种称呼，似各有据。但仔细推敲，歧异之由在于所引用文献记载不同，又加之理解不一，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独断》说：“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如今半帻而已。王莽无发，乃施巾。故语曰‘王莽秃帻施屋’。”蔡邕是东汉的大学者，按他的说法，戴帻始自西汉元帝，巾始自王莽。但《仪礼》却说：“士冠，庶人巾。”王莽戴帻，就不见得是庶人之服了。《说文》：“发有巾曰帻”，《方言》：“覆髻谓之帻”。在此，帻同巾又成了一码事。只有冠，才是古来有之，无怪唐人刘知儿也发出“殷辂周冕规模不一，秦冠汉佩用舍无常”之叹(《旧唐书·刘知几传》)。
　　“古者有冠无帻”。实际上，帻的雏形已在戴冠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巾、帻原是一物，不过是些稍事修饰的缠头布罢了。巾在裹头，帻在包发。巾帻远在殷墟的玉人头上就发现了它的原型，岂止始自王莽!只有在以后的发展中才有了区别。可见巾、帻同源，分而为流。
　　戴冠往往要内加束发的幅巾［5］，或者冠下著衬帽。战国时代已打破了服制上严格的等级界限，秦稍作改进，在额前增加为大红色的首饰，遂成了武士的“武帻”(绛袙)［6］。秦俑戴Ⅲ式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著(如坑Ⅰ的T2、T20执长铍甲俑、坑Ⅱ的车士)(图Ⅲ-3：4之3～5)，另一种是帻上加长冠(如坑Ⅱ的御俑，图Ⅲ-3：4之6)。
　　古人蓄长发，像巾帻一类帽子还难于完全收束，就得另加一个附属的“頍”(音kui)。《诗·小雅·頍弁》有“有頍者弁，实维伊何”的句子。毛注作“弁貌”。《释名》作“頍，倾也。著之倾近前也”。戴上弁，不是“頍”倾，而是有了頍就能使弁“倾近前”(适应几种倾斜的角度)。正如《仪礼·士冠礼》郑注：“缁布冠无笄者，着頍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也。”在秦俑长冠和切云冠上，都有一条另外拴结的长带子。但在二者上面的位置不同，长冠的是带在部压住板，两端结住鬓侧的冠缨上；而切云冠的则是绕过后脑勺，两端再连在压冠的缨上。那么，这个起着“束发固冠”作用的頍在这里就很形象如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7］。
　　《续汉书·輿服志》说到皮弁的开头形状是“制如覆杯”。秦俑Ⅵ式冠，是半个浑圆的覆瓢，两耳下垂，并以环带扣结于领下，正如翻过来的耳杯，故可称之为“武弁”［8］。
　　注释
　　［1］因为冠的形状多样，度量上就发生了可量与不可量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理解某一冠形提供了轮廓的印象。如说到“冕”，则因板形前圆后方，而且平置，则记“广寸，长尺二寸”；而对“通天冠”、“法冠”就只说“高”，不说“宽”；说“进贤冠”，“前高”、“后高”和“长”；说“樊哙冠”，则有“广”、“高”和“前后出”几个数字；对“高山冠”、“远游冠”，只说“制如通天(冠)”；对“方山冠”只说“似进贤(冠)”；而对“术氏冠”仅说“前圆”，既不说大小，当然也不便类比。
　　［2］晋尺1尺＝24.5厘米。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
　　［3］《礼记·杂记》：“大白冠，缁布之冠，皆不蕤。”孙希旦：“蕤者，冠缨之结于颐下而垂余以为饰者也。”
　　［4］《礼记·内则》：“冠緌缨”，孔颖达疏：“结缨颌下以固冠，结之余者散而下垂，谓之緌”。《礼记·玉藻》：“缁布冠缋緌。”孔颖达疏：“缁布冠有緌，尊者饰也。缋，或作绘缋，或作蕤。……绘同緌，本又作蕤耳。”
　　［5］《后汉书·鲍永传》：“悉罢兵，但幅巾，与诸侯及同心客百余人诣河内。”李贤注：“谓不著冠，介幅巾束首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曹操死后“敛以时服”。裴松之注引《傅子》：“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
　　［6］《续汉书·舆服志》：“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诗》曰‘有頍者弁’，此之谓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战国，文武并用。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说文解字》：“颜，眉之间”，“题，额也”。
　　［7］对于这一点聂崇义也是肯定的，但他在《新订三礼图》一书中(插图4)绘的頍项图却是由根带子拴结的布圈，别以组带系项上，不知其所据。但该书同出土实物多有距离，可见他出于想象!
　　［8］《释名》说弁形是“如两手相合抃”，而且是前高广，后卑锐。这同周弁也不尽相同。秦俑Ⅵ式冠与周汉弁制有别，故名之武弁。
　　(二)曲领
　　陶武士俑的战袍，在衣訾部分均无另加的衣领。即使是一些汉俑穿的曲裾禅衣，也同样保持着这种平滑的缘边［1］。
　　秦武士俑无一例外地，在脖子上围着一股粗壮的织物，交叠于袍襘之下，高3～7厘米，厚约2～4厘米(图Ⅲ-3：6)。这就是史游在《急就篇》里说的“曲领”，其作用正如颜师古注释的那样：“禁中衣之领，恐其上拥颈也。其状阔大而曲”。
　　曲领在洛阳北魏宁懋石室线刻画中有反映。不过，那是在胸前朝服之下，是个半圆形的硬领。秦俑曲领绕颈，也许是一种便捷的形式。
　　秦俑擐甲者，这种曲领的作用不只是“禁中衣”，而且还能防甲口沿对颈的摩擦。因此，它同样是战服的防护设施之一。
　　注释
　　［1］像杨家湾汉墓的武士俑和任家坡窦陵的女侍俑著三重衣，外衣无领，而中、内衣虽无领，却上缘高起，露出外衣之上。参见陕西省文管会等：《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3期；王学理等：《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2期。
　　(三)曲裾袍、褶服与革带
　　秦俑所著上衣，从里到外有三重。一般的秦俑只穿外衣和内衣，而只有高级军吏俑是三重俱全的。
　　过去解释秦武士俑外披的战衣时，或称作“短褐”、“长襦”、“袍”等。看来不尽恰当。《史记·匈奴列传》：“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颜师古注：(绣袷绮衣)“服者，天子所服也。以绣为表，绮为里也。”《字林》：“袷衣无絮也。”前边的“绣袷”和“锦袷”，是说由高级的丝织品做成有面有里而不著絮的“夹衣”(袷)。后边的衣、襦、袍，指的是长短。那么，衣、襦、袍并见，它们显然是有区别的。
　　“褐”，亦应如此。既有质料、装饰的不同，更有形制上的差异。《文献通考》说：“褐者，裾垂至地。”裾是衣服的前襟，也称作“大襟”。它既垂地，也就是长衣，所以《淮南子·齐俗训》说楚庄王“裾衣博袍”。相反，还有一种粗制的短衣也叫“褐衣”，那只是贫贱人的服装［1］。云梦秦简《金布律》有“囚寒者为褐衣”用枲的规定［2］，在这里用粗麻(枲)编制的褐衣又成了“囚衣”。《晏子春秋·内篇谏》：“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又《汉书·贡禹传》：“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师古注：“裋者谓僮竖所著布长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褐”是粗布短衣，正因为贫穷，才“裋褐不完”。所以《淮南子》的《主术训》说“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齐俗训》也说贫人“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杜甫诗有“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天吴及紫风，颠倒在短褐”，“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竭”。很清楚，“褐”是穷人的粗衣。所以，古时把开始做官叫做“解褐”，是同无官职的“被褐”相对的。《说文解字》就明确地释“褐，短衣也”。褐不只是穷人的衣着，连囚徒也在服用。另外，《中华古今注》说：“秦始皇常靸望仙鞋，衣丛云短褐，以对隐逸求神仙”。那当然是另一码事，不得视“褐”为高贵之据。那么，无论褐的长短，都同秦俑战服不合，故不应称其为“短褐”。
　　襦也是一种短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说襦：“褐、襦、*(左衤右乌)，短衣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其长及膝，若今之短袄。”《急就篇》颜师古注也说：“短衣曰襦，自膝以上。”按古代的深衣之制，“衣”和“裳”是有别的。上为衣，“及长过膝”；下为裳，“其长及踝”［3］，上下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所谓“长襦”。还有一说，襦指的是内衣［4］。如睡虎地四号墓两方木牍上有黑夫和惊向家里讨钱的信，说是“为禅裙襦”。这个“襦”当然应该视做内著之服，因为各自若著战衣，而要维持军容的整肃，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同理，秦律中“赀甲”、“赀盾”也都是对犯罪者罚金的等级规定，不尽是缴纳实物的。所以，“及膝”是指一般的“襦”，“及踝”则是襦的延长——长襦。但这些均同秦武士俑衣制不合。即便有把“过膝”的战衣称作“长襦”者，也因含义不明确，不好苟同。至于说“襦”系内衣，则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相去甚远，可置之不顾。
　　那么，要确知秦俑外著战衣的原名，首先还是让我们看看它外形的特点：
　　第一，交领，曲裾，右衽，束带；
　　第二，厚实，端庄，直袖，祛口浅卷有如直袖无胡的褠禅衣(《释名·释衣服》)；
　　第三，长度一般及膝。
　　除以上这些共有的特点外，还有长短、裌复、掩法深浅的差异。可为三式：
　　Ⅰ式有三(图Ⅲ-3：7)：Ⅰa：大襟，衣两角斜分，垂于两股之侧有似燕尾(但不同后摆中分的燕尾服)。长度多在100厘米以上，短者也有93.5厘米；
　　Ⅰb：基本同Ⅰa，但衽缘绲边；
　　Ⅰc：同Ⅰa，唯下摆平直，无下垂的衣角，如立射武士俑(也可能同其丁字步站立而使下摆展开的姿势有关)；
　　Ⅱ式：同Ⅰa，唯两重衣。其穿法是两衣并掩，一起束带；或是里衣掩襟后再套穿外衣，束带。两衣内长外短，两摆差距4.5～5.5厘米(图Ⅲ-3：8)。
　　Ⅲ式：前幅较窄，是为小襟，但大于直裾式的对襟。下摆平直，长度较他式为短，落于股中。长100.8厘米(图Ⅲ-3：9)。
　　此外，秦俑还穿贴身的小衣。因其受外衣的遮掩而在俑颈部仅露一点圆领或交压的领角。固然全形不清，总可肯定是《释名》所谓“受汗垢之衣”的内衣——“鄙袒”、“羞”、“亵衣”。
　　外著曲裾式战衣(暂除铠甲及护腿设备)长蔽髋臀，大襟长摆，钭领交裾。其掩法大致是这样的：把右襟掩过体前，角垂左侧。然后将左襟向右绕过胸前，角落右侧。股两侧衣角下垂如燕尾，这就是所谓“曲裾后垂交输”的形式［5］。袍上再用革带束腰。这种长衣的衣长(自领缘至后摆)同摆长之比为1∶2.5，个别的可达到1∶3，正是“裾衣博袍”的形制。
　　《广雅·释器》：“袍，长襦也。”这是用长襦比喻袍的，反之，长襦本身的加长也就是袍。同理，《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楚人谓袍为短褐大布”。这不过是换了地方的一种叫法。这也再次说明：长襦、襦和袍不同，但又和袍存在着某种近似之处。
　　于此，我认为秦俑战衣不是“短褐”，也不是“长襦”，而应为“战袍”。作如此定名，还基于以下的理由：
　　第一，秦人的“战袍”之称由来已久。《诗·秦风·无衣》里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其演化为军人间“袍泽之谊”，也成为中国人道德文化的要素之一。
　　第二，袍是长衣服，有面有里，内絮丝绵，即有“著者”［6］。著，或作“褚”，是絮衣服的材料——丝绵。据《礼记·玉藻》载：“纩为襺(茧)，组为袍。”即是用新丝绵(纩)絮襺，用旧而粗的乱麻絮袍［7］。而这也往往是做军衣的必要原料之一。如《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就有“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的话。再看秦俑战衣厚实，显非禅衣。须贾就是因为哀怜“范叔一寒如此”，才赠范雎以厚缯之“绨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以，古人把这种絮棉之袍又称之为“絮衣”、“复衣”，是有道理的。
　　第三，袍是当时普遍的外著常服。孙贻让在《周礼正义》中解释说：“凡著袍者必内著襗，次著袍”，这在历代陶俑服制上都有明确的反映。秦始皇也曾规定“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中华古今注》)。可知著袍是历史上盛行不衰的服式。
　　秦俑战袍中还有两种特殊的袍式，也应是另有专名的，如：
　　Ⅱ式袍——
　　王国维说：“褶谓一衣自有表里，袭则数衣相为表里。褶为衣名，袭乃加衣之名。”(《观堂集林·胡服考》)“袭”是衣上加衣之谓，是套穿的重衣。不过，秦俑的Ⅱ式重衣均系袍式，内长外短，所以我们把这外著之长衣称作“袍”，也可称“袭”。至于里面的长衣则可称作“襗”，因为它处于袍与内衣(即“亵衣”)［8］之间，也可给“中衣”之名。《释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
　　Ⅲ式袍——
　　《释名》：“褶，袭也，覆上之言也。”意思是褶衣像袭，覆盖的是上体。王国维据以推论“大褶至膝，小者则较膝之短矣”。那么，这种褶也就近似于现在的掩襟短大衣。《礼记·玉藻》郑玄注：“褶音牒，裌也。”孙希旦集解：“衣，有表里而无著(褚)者谓之褶。表面皆用帛为之，故曰：‘帛为褶’。”这种有表有里、双襟合口胸前的短裌(即袷)袍的特点，正同秦俑Ⅲ式袍吻合。它既为骑兵之上衣，应当名之曰“褶”。上褶同长裤配套，这就构成了骑士在马上作战的“袴褶之服”(胡服)。
　　秦俑穿战袍，腰间无不束带。擐铠甲者，因前后甲的遮挡，袍上的束带是看不清楚的。但在腰侧的甲缘之下，往往露出束带的一个边来。秦俑的腰带呈扁条形，围在腰间，形作浅浮雕。因为带的大端缀带钩，腹前带上有孔眼三个(个别的是两个或四个)，可知其原物为革制。带长80～110厘米，宽3～5厘米。表面压印有菱格纹、三角纹。带钩贴附于革带右端的表面，以钩盖固定。束袍时，由左端拉过带尾，通过孔眼同钩头相扣。(图Ⅲ-3：10)
　　《周礼·春官·巾车》说腰带有绅有鞶的不同。绅属于大带，是用丝绦束衣的绑札之便带，所以无钩之设。而鞶属于革带，用韦，以佩玉。而秦俑的带属于缀钩之革带，也就是原来的“具带”(《战国策·赵策》)。据王国维先生在《胡服考》一文中的汇释，此带系“袴褶服之络带，即郭络带、钩络带之省称”。故而秦俑之袍带，也可称作“络带”、“革带”或“具带”。
　　秦俑的带钩呈浅浮雕的形象，原来应是青铜制品，小者3厘米，大者长及20厘米。其形状有铲、斧、棒、琴、琵琶、钉盖等形，也有一些夔龙盘结、飞鸟展翅的趣味之作。有一钩，作勇力之士持矛前刺的半浮雕。钩身作勇士躬身持矛奋力前刺之状，钩首则作被刺的敌人头颅。构思新奇、则寓意明确、造型生动，是一艺术小品。
　　带钩作为实用之物，又具装饰之美，向来受到青睐。《淮南子·说林训》，有“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之句，可见带钩制作之考究，早为“食肉者”所钟。赵武灵王行胡服骑射，用黄金师比为带钩。所谓“师比”、“胥纰”、“犀毗”、“私鈚头”等名，都是胡音，为“鲜卑一语之转”(王国维《观堂集林》)。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载，齐管仲曾用箭射中公子小白之钩。事在春秋中期，可知具钩之带并非大带，中原原有革带也非是战国时由胡地传入。当然，秦文化早受胡人影响，服饰的沿用或引进问题，需具体而论。
　　注释
　　［1］《孟子·滕公上》：“许子衣褐。”赵岐注：“褐以毳织之，若今马衣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毳，音脆。鸟兽的细毛。
　　［2］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囚有寒者为褐衣。为幪布一，用枲三斤。为褐以禀衣，大褐用枲十八斤，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值四十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值三十六钱。”
　　［3］《文公家礼·深衣制度》。又见《诗·邶风·绿衣》毛传：“上曰衣，下曰裳。”
　　［4］《礼记·内则》：“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孙希旦《集解》：“襦，里衣；袴，下衣。二者皆不以帛为之，防奢侈也。”
　　［5］《汉书·江充传》：“充衣纱縠禅衣，曲裾后垂交输。”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交输，割正幅，使一头狭若燕尾，垂之两旁，见于后，是《礼·深衣》续衽钩边。贾逵谓之‘衣圭’。苏林曰：‘交输，如今新妇袍上挂全幅缯角割，名曰交输裁也。’”这种衣饰做法，实际是把整幅布帛对角裁开，绕体之后，分别垂挂在衣服后摆两边，有如燕尾之状。这在汉俑的服制上也得到证实。
　　［6］《论语·子罕》：“衣敝缊袍，与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朱注：“缊，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盖衣之贱者。”
　　［7］《礼记·玉藻》：“纩为襺(茧)，组蕴为袍。”注：“纩谓今之新绵也，缊谓今纩及旧絮也。”
　　［8］袭，也是全套衣服的数量单位。但同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无涉。襗，是指贴身的衣服，著袍者往往内著襗，所以也就“袍襗”相连。亵衣同样是贴身的内衣，《荀子·礼论》：“设亵衣，袭三称，缙绅而无钩带矣。”
　　(四)铠甲
　　秦俑铠甲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因将卒军职、衔级的不同而有别。其形状可分为二类七式：
　　第一类：革、札结合铠——这指的是在革铠上嵌缀札叶，于周边处“露白”的形式，包括有四式：
　　Ⅰa(图Ⅲ-3：11)：先用皮革缝制成一领“坎肩式”的“短袄”(即前后两部分)，再在两肩头上联接披膊(又称“护膊”、“搭膊”、“覆膊”)。分上、下旅两段，计长64厘米。前甲上旅，自胸以下有3或4排甲片，每排有札叶7片；后甲自背以下有4或5排甲片，每排札叶7片。腰部有甲片一排，绕体一周，接于上旅之下，计有札叶20～26片。前后甲的下旅，有7排或6排甲片，每排札叶数和腰札数相等。总之，此式铠的前甲有札叶11排，后甲的上旅始终比前面多出一排。
　　双肩的披膊较他式为长，可护住肩膀的部位。在皮质披膊的中间嵌缀甲札，上下10或11排，每排甲叶7片。
　　皮革外露的部分在铠甲的下摆、胸、背和披膊的四周。上面绘制有精美的几何形图案。
　　铠甲的开合部位，在右肩前和腋下。右锁骨头部位的皮革上有棒形扣结。
　　Ⅰb(图Ⅲ-3：12)：整形仍然是由前甲、后甲和披膊三部分组成。其构成特点是：前甲下摆呈倒三角形，垂蔽裆前，长可97厘米；背甲下缘平齐，仅及腰际，长55厘米；细小札叶嵌缀的部位是前甲的胸部以下，腰部一周、背下一方块；在皮革披膊上和前后札叶的外围部，绘以各种几何图案花纹；革铠上有下垂的彩色带结，两肩各一、胸三、背二或三朵。
　　此式铠的甲叶属于细札型，呈长方形和方形两种。每片札叶的面积有4.2～4.8厘米×3.5厘米、4.0厘米×4.0厘米两种规格。全领甲札叶有160余片。
　　开合位置在双肩上。左右肩开口有纽带扣结，带头花结下垂。擐甲时取“钻穿式”，即从头顶上向下环套在身上，再在双肩扣结。
　　Ⅰc(图Ⅲ-3：13)：形制基本同Ⅰb式，唯无披膊而已。但也稍有区别，表现在：
　　第一，博大壮阔。前甲身长100.8厘米，后甲长62厘米。
　　第二，甲片细小。固然甲札也是方形和长方形两种，但面小，如方形甲片是3.5厘米见方。整领铠甲有甲片250余片。
　　第三，连接甲札的方式，虽然同上式一样，除去每片四角有“钉豆”之外，还在腹、腰部的每片甲叶上增加了两道呈“√”形的络组“联甲带”。而此式的“√”形络组带面积，有些铠甲上可扩展到腹下部，覆盖到肚脐处。
　　Ⅰd(图Ⅲ-3：14)：仅有前甲而无后甲，更无披膊。在前甲上缘的左右两角，各接一条长30厘米、宽10厘米的绦带，带头再续以细长的彩带。铠甲下缘呈圆弧状，在圆角的上部作两个纽环，以便背带穿连。
　　甲片连缀，贴附在前甲革铠的中间，周边留出宽约4.7～6厘米左右的甲缘，上绘彩色几何图案。整领甲的全长是65厘米，宽36～40厘米之间。上下有甲片11排，每排5片，如加上肩前的三角形甲片，总计有甲片57片。
　　此式铠甲防护的主要部位是胸、腹。穿时，前甲贴体，两肩的绦带在背部交叉，再把细长的彩带穿过腰间的纽环，然后拴结在后腰上。
　　第二类：札叶联缀铠——整领甲全由大甲片穿连，不留周边。可分为三式：
　　Ⅱa(图Ⅲ-3：15～16)：由前甲、后甲和披膊三部分构成，开合口在颈前和右腋之下，胸右侧之上缀有扣结。此式铠前长后短，前甲下缘尖圆如桃，后甲下缘平齐。一般长66厘米左右。前后甲的札叶上下作8—7排或9—8排，上旅每排5片，下旅适应体宽再增加两片。披膊有如覆瓦状，札数是4排×5片。全领铠的甲叶数少则195片，多者可达229片。
　　Ⅱb(图Ⅲ-3：17)：较Ⅱa式铠为短，骑士所著者长不过55厘米，御手甲的最长才是66厘米。此式甲最大的特点是无披膊，开合口留在右上胸部。骑士铠的前后甲札叶数各是8排×7片。为连缀两叶甲札，在两肩头和腋下再增加连缀的札叶。肩上的札数是2排×2片，腋下是3排×3片；御铠的前甲上下有甲札12排，较后甲多一排，每排有札叶7～9片。同样在双肩和胁下增加札叶，全领甲有札叶近200片。
　　Ⅱc(图Ⅲ-3：18)：通体修长，由前后甲、臂甲、护手甲和盆领五大部分组成。此式铠甲出土于二号坑的车兵营中，较为特殊。前甲长约80厘米，下缘平齐，两角被抹成三角形，札数是12排×5～7片。后甲短于前甲一排，札数为11排×5～7片。臂甲从颈侧连接前后甲，经肩向下，形成“袖筒”，札数计16排×5片。护手甲由3片连缀，似一块龟盖，连接臂甲覆于手背之上。盆领由3块长甲札合成，下缘连铠，围颈一周，颏下留缺口，高可3.5厘米。全领札数可达327片之多。
　　秦俑七甲显示出来形体和结构方面的特点是：
　　第一，基本属于“短型甲”，当是秦国防护服装的特色。
　　《荀子·议兵》里说魏国考选步兵的标准是：“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置戈其上。”其中所谓的“三属之甲”，据《汉书·刑法志》师古注引：“服虔曰：‘作大甲三属，竟人身也。’苏林曰：‘兜鍪也，盘领也，髀裈也。’如淳曰：‘上身一，髀裨一，胫缴一，凡三属。’”苏林、如淳之说尽管所指不同，但都是身体三部分的防护装备，而且各有专名。《说文解字》：“属，连也。”既然是“三属”，正同服虔说的“大甲”，其长“竟人身”。秦俑二号坑车兵营的御者所穿的铠甲(Ⅱc式)，具有盆领、臂釬、护手甲，而前后甲下可及腹，还只护住了体躯的上身。既然没有护住髀(股)、胫(小腿)，此式铠就算不上“三属之甲”。同样，高级军吏俑所著之甲，前蔽裆胯，其倒垂的三角形前甲固然长到100厘米，毕竟是起着显示等级身份和装饰的作用，还是算不得“三属之甲”的。
　　在秦俑七种铠甲中，车兵御俑和高级军吏俑的铠甲数量最少，身长最大，但都不属于“三属之甲”。短于此制的其他式铠甲，则更不用说。那么，秦用“短型甲”是否意味着不重视作战的防护装备?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这正是秦国战服装备的特色所在。对此，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看：首先，把秦俑铠甲同与它配套的战袍、曲领及各类护体设施联系起来，显然是一套既利于作战、又防护严谨的、科学的战服系列；其次，秦俑铠甲的样式、长短同军职身份和兵种有关系。
　　第二，外观上短小、精练、合体，有利于作战动作的发挥。
　　秦俑铠甲一般只长及腹部，防护的重点部位在上体的前后和肩。前甲又长于后甲。
　　从铠甲的表里看，第一类铠是革、札结合的双层。在缝制的革铠上再缝缀以连属的甲叶，无疑是多了一层防护。第二类铠没有在札叶联缀成形之后露出周边，还不能说没有衬里。因为札叶联缀后形成的错缝，是会直接伤害战袍的。汉代“坚甲絮衣”连用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结构上有其独到的做法，表现在：
　　1．甲叶多呈方形、长方形和三角形。叶面基本上有大小两种，像二类铠甲有的叶面大可13厘米×6.5厘米(Ⅱa)，作细札叶的二类铠有的札叶面积只有3厘米×3.1厘米(Ⅰb、Ⅰc)。一领铠甲所用甲片最少的只有57片(Ⅰd)，最多可达327片(Ⅱc)，一领步兵之甲札数在195～229片之间，大概此属一个制甲的常数。
　　秦俑甲片的面积虽说是“大”，但仍然还属于小札叶。春秋时期的皮甲，像湖南长沙浏城桥楚墓提供的例子，其甲片的规格有15厘米×13厘米、20.5厘米×13厘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甲片最长的可达到26.5厘米。相比之下，秦俑甲片虽小，但整领铠甲不仅贴体，而且便于活动。
　　2．札叶相接时的排列方式是：①在横向上：以腰围的一排甲札为“横线”，位于此“线”上旅的一排排甲片是“以上压下”(即上片压下片)，在下旅的是“以下压上”(下片压上片)，从而形成往上下两个方向展开，排排叠压；②在纵向上：以胸腹为“中分线”向两侧绕体作行行叠压，直至脊柱；③披膊和御者的臂釬，都是以半筒的中脊向两旁叠压，整体上则系由下而上地错缝压。
　　3．札叶间的连接通常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点缀法”：即在每片札叶的四周和中心，有3～5个组带的穿连点，使它同相邻的札叶结合；另一种是“条缀法”，即在点缀的札叶上，如腰际、披膊、臂部，用纽带穿连上下两排札叶；或在颈部的前后甲上缘，横向地加一周络组以连接左右的札叶。前一法用在上旅，形成稍有活动间隙的“固定连缀”。而后一法多用在下旅，因为这部分甲片上只有2～3个点缀的连接点，如再加上1～2道纽带，不但在身躯活动部位增加了一道更为牢固的“保险带”，而且也形成了便于活动的“活动连缀”。
　　秦俑甲片采用小札叶，适于体躯变化的札叶排列方式、连缀方法，比起春秋战国时期南方诸侯国皮甲的大叶札由右往左、由下向上的单向排列来，显得贴身灵巧，行动自如。
　　无论是“点”连拟或是“条”连，其连接的“络组”应该是质薄而宽的同一质料的绦带(表面有三道绉褶)。从性能上必定是坚韧耐磨的材料，价值不菲。不然，怎么在云梦秦简上随处都可以看到有“赀络组”的法律条文呢?因为秦俑甲片上孔距大小的不同和组带走向的不同，因而在札叶上形成了“点”如钉、“条”如带的针脚。
　　秦俑甲制七种，确因军职身份和兵种的不同而配发。下面分别给予定名：
　　Ⅰa式铠甲——发现于一号坑的“矩阵之本”。为戴双板长冠的中级军吏所服，目前在前5个探方内仅见4例(G2：27/G4：43/G8：41/G10：24)，可定名“吏甲”［1］。
　　Ⅰb式铠甲——在一、二号坑中均有发现，计有3例。其中两例为一号指挥车上戴切云冠的高级军吏俑所著，而且又是在两个对称的指挥位置上(G2：97/G10：97)。另一例是二号坑弩兵营地教射的高级军吏俑所穿(T4)。此式铠可名之曰“将甲一号”。
　　Ⅰc式铠甲——仅见两例。一例在一号坑第五过洞的第一号车上，为戴切冠的高级军吏俑所著(G5：15)，另一例是二号坑车步骑混编营中一指挥车上的老年高级军吏俑所穿(G11、车6)。此式铠可名曰“将甲二号”。
　　Ⅰd式铠甲——有4例，其中3例为一号坑指挥车上的中级军吏俑所穿(G2：14/G7：14/G10：14)。另一例是二号坑弩兵营中站在高级军吏俑右侧的中级军吏俑。此式铠可名之曰“佐吏之甲”。
　　Ⅱa式铠甲——是秦俑甲衣中数量最多的一种，下级军吏俑和重装步兵俑均穿此式铠甲。不过，二者稍有区别。前者长67～75厘米，前甲札数为11排×15～7片，全铠计195～229片；而后者甲长60～66厘米，前甲札数为8排×5～7片，全铠计119～147片。取名时因其和杨家湾汉墓武士俑的一类二型铠甲结构相同。［2］，故前者称“小吏甲”，后者称“卒甲”。
　　Ⅱb式铠甲——分别为骑士和车御所著。二者的区别是前者身短，后者身长。骑士前甲保护的部位是胸，下缘仅及腹上部，因为过此则妨碍乘马作战；而因御手是立乘，其战斗地位使之成为“众矢之的”，故而暴露面尽可能地采取安全措施，因之防护部位从上到下，直至裆部。前者可名为“骑士甲”，后者可名为“普通御甲”。
　　Ⅱc式铠甲为二号坑的车兵营的御者所著，可称“车兵御甲”。
　　注释
　　［1］对秦军吏俑，一般分成高级、中级和初级三等。据考，有郡尉(都尉)、司马、军侯、卒长、发弩啬夫等职，其爵级最高可以达到八等的“公乘”爵。这里虽然没有“将军”，但高级军吏俑按《商君书》所指，已进入武将之列。本文也沿用过去大家给予“将军俑”的俗称，从“将”、“吏”、“卒”来给军服命名。
　　［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咸阳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3期。服装分型采用杨泓先生的分法，见《中国古兵器论丛·中国古代的甲胄》，文物出版社，1986年。
　　(五)裤(绔)与护腿设施
　　古代的“裤”字有多种写法，如绔、袴、*(左巾右夸)、*(左革右夸)等。其形制有两种，一种类似于无骑缝的套裤，即两腿贯穿裤筒，裆不缝口。《释名》所谓“挎，跨也。两股各跨别也”。另一种是裤，也有写作*(左巾右夸)、裈、裩等，属于缝裆的满裆裤。
　　从发展时间上看，至少在西汉中期以前，男绔有裆，女绔无裆［1］。那么，有人间：《史记·赵世家》有屠岸贾灭赵氏，搜索宫中，赵朔夫人“置儿绔中”，又作何解?问题很简单，因为外边穿有裳遮护的缘故。把绔作为外服，那是赵武灵王“易车而骑”以后的事。在这里，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它有助于对俑裤的理解。
　　秦武士的绔，上隐袍内，下及脚面。绔管可腿，笔挺有力。在其中、下部往往还有一道横线，可能是缝制时因料幅的关系而形成的。(图Ⅲ-3：19)除绔外，秦俑下体的防护设施还有四式：
　　Ⅰ式：在膝下用两幅宽约10厘米的帛带由里向外地缠绕，至脚踝下。在帛带起讫的上下两端，均用组带绑扎，对称地垂结胫前。这种护腿高度29～44.5厘米，上部周长33～66厘米，下部周长只有24～33厘米。帛带多褐色，组带朱红，也有粉紫色着。(图Ⅲ-3：20)
　　《左传》桓公二年“带、裳、幅、舄”句下杜注：“邪幅，如今行縢者。”其著服部位，《诗·小雅·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笺：“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胫，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幅，本是布帛宽度的统称，因为采用螺旋式缠绕腿胫，才有邪幅的称呼。这应当说是很早的一种护腿设施，至少在西周时代的武士是如此。它的实战作用正如《释名》说的那样：“幅，所以自偪束，今谓行縢言以裹腿，可以跳腾，轻便也。”所以，秦武士俑的此式护腿是“行縢”无疑，也就是俗称的“绑腿”、“裹腿”。
　　Ⅱ式：相当行縢的部位，不过它是在绔外的粗而短的杯状圆筒。其上口周长44～64厘米，下口周长37～51厘米，护腿高度只有16～26厘米。(图Ⅲ-3：21)
　　《说文解字》：“绔，胫衣也。”绔虽则类似套裤，却是护小腿的，所以段玉裁说它的形状是“左右各一，分衣两胫”(《说文解字注》)。秦俑Ⅱ式护腿以称“胫衣”为是。［2］
　　Ⅲ式：虽也是仰杯状，但粗壮厚实，直通股间，显得臃肿，似在绔外又套了一件防护服。仅以膝上下的周长为例，就在50～64厘米之间，显然大于胫衣之上口。那么，在股间的上端口径将大于此数。所以，塑造著此服的两俑腿时，竟使二者粘连在一起，让人产生“步履维艰”之感。(图Ⅲ-3：22)
　　过去有人称此裤式为“絮衣”和“胫缴”者。《汉书·袁盎晁错传》，“赐之坚甲絮衣”，知衣在身以垫衬坚甲。所谓“胫缴”，实是缚胫衣之生丝绳。可见二者都与秦俑不合。
　　《左传》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晋卻至“有韎韦之跗注”。跗是脚背。注，属也、连也。所以，杜注：“跗注，戎服。若袴而属于跗，与袴连”。这种服制的特点是像裤子而并非裤子，但同裤子又连接在一起。其长度下至脚背，当然也是上达股间而束于腰际的。韎韦，是赤黄色的熟牛皮。秦俑Ⅲ式护腿的表面光滑，中有横线，似在缝制这种上粗于下的皮革时的接口，而且著此绔者并非一般的步卒。现在看来，以称“跗注”为妥。
　　Ⅳ式：这就是大家通常说的“短裤”。位于袍摆之下，外露6～12厘米，粗于长裤、行縢和胫衣，往往是套在诸种的外面。有些在上面还带有襞折。(图Ⅲ-3：23)
　　实际上，这是一种护膝设施。因为有些并不分裆，形同今之短裙。如果把短裤套在长裤和其他护腿服之外，是断无此理的。可见其不是短裤。这种形式在以后的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袴褶服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名之曰“膝缚”。
　　注释
　　［1］《汉书·外戚传》记霍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者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服虔曰：“穷绔，有前后裆，不得交通也。”师古曰：“穷绔，即今之绲裆裤也。”这可说明，前此是绔之无裆的开裆裤。
　　［2］王国维：《观堂集林·胡服考》，“绔、裤一字。古与今时裤制无异，古无异说。唯段氏玉裁《说文解字注》谓今之套裤，古之绔也；今之满裆裤，古之裈也。盖《说文》胫衣，《释名》‘跨别’之训以为言。……以今套裤当之，非也”。如果王国维先生能够看到像今天这样丰富的文物所反映的服饰资料，特别是看到秦武士俑的话，也一定会同意段氏“套裤”之说是不易之论。
　　(六)鞋
　　秦武士俑的鞋式可脚，变化不大，长26～29.6厘米，宽10～12厘米。分两式：
　　Ⅰ式：有如今之方口鞋。(图Ⅲ-3：24)但特殊之点有二，第一，从鞋尖的形状看，有Ⅰa——齐头平吻、Ⅰb——弧头拱吻、Ⅰc——平头翘吻、Ⅰd——平头翘尖的四种；第二，从系结的方式看，一类(Ⅰa～Ⅰc)是在鞋后跟和踝下的鞋缦［1］两侧等三处有环纽，綦穿纽环中而缚于脚面［2］；另有一类(Ⅰd)是无纽无綦。
　　无论鞋的尖端平齐或弧头拱吻，或翘吻的几种情况，只能看做是“小异”；而单底，方口，有纽有綦，着地后前部踏实则属于“大同”。从《仪礼·士丧礼》“綦结于跗连纽”的特点看，Ⅰa～1c式应名为“屦”。(图Ⅲ-3：24之1～4)
　　《急就篇》颜注：“单底谓之履。”《古今注》又说：“履者，屦之不带者”。结合“头深而兑(锐)、平底”(《急就篇》颜注)的“韦履”(亦名靸、*(左韦右及))的特点，可以看出，这还是履同屦在形式上的区别之一。即以履而论，就有熟牛皮的“韦履”、丝织品的“锦履”［3］和重在装饰鞋头的“勾履”(《汉书·王莽传》)。秦俑Ⅰd式鞋，顶端平齐，吻尖翘起特甚，以称“句(勾)履”为当［4］。(图Ⅲ-3：24之5)
　　Ⅱ式：是两片革物合成的单梁半高筒靴，也有纽有綦。(图Ⅲ-3：25)《说文解字》：“鞮，革履也。”在沈阳的郑家洼子曾出土过胡人的“络鞮”实物，其形犹如高筒靴。所以秦俑此式鞋可定名“合鞮”。
　　对秦俑战服的形状，我做了上面的概括与描述，通过考释给予定名。今列表于下：
　　注释
　　［1］缦又同鞔，《吕氏春秋·召类》：“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高诱注作“鞔，履也，作履之工(腔)也。”《说字解字》段注：“如今人言鞋帮也。”
　　［2］《礼记·内则》：“子事父母，倡履著綦。”朱子曰：“綦，鞋口带也。古人皆旋系，今人之从简易，缀之于上，如假带然。”
　　［3］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锦履’。”
　　［4］此式在汉代专指“岐头”者，参见《汉书·王莽传》。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也有此物的出土，但我们应看到这是平头演变的结果。
　　二全貌及其配备
　　(一)战服的总体印象
　　秦俑战服的全貌，从头至脚，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之：
　　这些战服的品类多样，经考察得知，因兵种、军职、等级而有着一定的组合关系。为探索这一内在的联系，在此简要地重复一下俑的身份实属必要。
　　秦俑三坑的武士包括了除当时水军以外的步、弩、车、骑等四个兵种。
　　步兵俑群按在阵营中的编列位置，可分为单独编制的“独立步兵俑”和附属于战车的“隶属步兵俑”两大类。由军服装备上观察，这些步兵又有着著袍、裹行縢的“轻装步兵俑”和穿袍擐铠著胫衣的“重装步兵俑”的区别。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曾“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正义》释材士为“材官蹶张之士”。“材官”并非官职之名，很可能是“材士”之误。实际上指的是经过专门军事训练的地方武勇之士，所以也可以是步兵的代称。“蹶张”本是手足开弩弓装箭的一种动作，于是，人们就把这种使用强弓劲弩的武士称作“蹶张士”(《汉书·申屠嘉传》)。由于步战的普遍展开，远射程兵器在战斗程序上有了新的部署，于是把弩射的士兵从步兵中独立出来，成立了一支同步兵或其他兵种相机配合的新兵种——弩兵(或称“射兵”)。
　　秦指挥俑，同样也有著轻装的和著重装的。但以戴冠、穿袍、擐甲的重装为多。这里虽然没有将帅俑的出现，但从高级、中级、下级到初级的军吏系统看，已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梯次结构。
　　车兵是个古老的兵种，但秦把车区分成轻车、阙车、骑车和指挥车。利用战车冲击力大的特长，适应新时期战术需要，各执其事，确实是“灵活运用”。车上的乘员，无论是左右车士或御者，无一例外地都著重装。
　　骑兵俑之马披低鞍，无甲，但骑士著重装。
　　三号坑里作为高级官长的“亲兵”俑，都是些侍卫甲俑。
　　(二)战服装备的组合形式
　　1．轻装步兵俑服：免胄束发，围曲领，著袍，勒革带，裹膝缚，缠行縢，蹬屦(或履)。
　　2．重装步兵俑服(以下均取示意式)，分两种：
　　A 长冠(或免冠)—→曲领—→袍(少数著袭)、外擐Ⅱa式甲—→膝缚(或无)—→行滕(或胫衣、或跗注)—→屦(或合鞮)。
　　例：戴长冠者为最低一级军吏，如坑Ⅰ·K139、G2：86、G4：44、G8：37等。免胄束发者为士卒，其铠甲较前为短，如坑Ⅰ·G3：9中随车和独立步兵俑。
　　B 武帻—→(以下基本同A)。
　　例：在坑Ⅰ是集中编制、成对称排列的甲士，如G1～G3、G9～G11。
　　在坑Ⅱ则属轻车兵的车士。
　　3．弩兵俑服，分三种：
　　A (束发)—→曲领—→袍、勒带—→膝缚—→胫衣—→合鞮。
　　例：作丁字步的立姿射俑，如坑Ⅰ·G11：64，坑Ⅱ的射兵俑。
　　B (束发)—→曲领—→袍(少数著“袭”)、勒带—→膝缚—→行縢→屦。
　　例：坑Ⅰ·K和G1、2、4、6～8、10、11的袍俑。
　　C (束发)—→曲领—→铠甲(Ⅱa式)—→膝缚—→胫衣—→履。
　　4．车兵俑服，分两种：
　　A 武帻(帻外以带札髻)—→曲领—→甲(Ⅱa式)—→膝缚—→胫衣—→屦。
　　例：坑Ⅱ的轻车甲士。
　　B 长冠—→曲领—→甲(Ⅱa式)—→胫衣—→履。
　　例：在一号坑为指挥车的车右俑，在二号坑里为同步、骑混宿营中阙车之左右车士。
　　5．御手俑服，分三种：
　　A 长冠—→曲领—→甲(Ⅱb式)—→绔—→屦。
　　B 长冠—→曲领—→甲(Ⅱb式)—→胫衣(或跗注)—→屦。
　　例：坑Ⅰ御俑。
　　C 长冠压武帻—→曲领—→甲(Ⅱc式)—→绔—→胫衣—→屦。
　　例：坑Ⅱ轻车兵御俑。
　　6．骑兵俑服：
　　武弁—→曲领—→甲(Ⅱb式)—→褶—→绔—→合鞮。
　　例：坑Ⅱ骑兵俑。
　　7．侍卫甲俑服，分三种(均出自三号坑)：
　　A (缺头)—→曲领—→甲(Ⅱa式)—→膝缚—→长绔(或行縢)—→屦。
　　B (缺头)—→曲领—→甲(Ⅱa式)—→胫衣—→屦。
　　C 长冠—→曲领—→甲(Ⅱa式)—→跗注—→屦。
　　例：此属指挥车后之“鼓手”俑。
　　8．高级军吏俑服，分两种：
　　A 切云冠—→曲领—→重袍(Ⅰa式极少)—→甲(Ⅰb、Ⅰc式)—→跗注—→勾履(屦极少)。
　　例：坑Ⅰ·G2：97、G5：15、G10：97，坑Ⅱ，T4：1、T9：1。
　　B 切云冠—→曲领—→重袍—→长绔—→勾履。
　　例：坑Ⅰ·G3：15(一号车指挥俑)。
　　9．中级军吏俑服，分两种：
　　A 双版冠—→曲领—→袍—→甲(Ⅰd式)—→膝缚—→胫衣(或长绔，或跗注)—→勾履。
　　例：坑Ⅰ·G7：14、G10：14、坑Ⅱ·T4：2。
　　B 双版长冠—→曲领—→袍—→甲(Ⅱa式)—→跗注—→勾履。
　　例：坑Ⅰ·G10：24、G2：27。
　　10．下级军吏俑服，分两种：
　　A 长冠—→曲领—→袍、勒带—→甲(Ⅱa式)—→胫衣—→屦。
　　B 长冠—→曲领—→袍、勒带—→膝缚—→行縢—→屦。
　　例：坑Ⅱ·K：70。
　　从以上示意及举例中可以看到，尽管这么多兵种的全套战服在配备上各有一定的组合关系，但从总体上还有一些共同之点。这就是：
　　第一，无一例外地围有护颈的曲领。因为它同御手的盆领一样，因而也是全套战服的组成部分；
　　第二，著战袍也必定腰勒革带；
　　第三，擐甲者必定内著战袍。
　　(三)制服的设计思想
　　古代军服的式别，除历史演变的原因有过多种样式之外，因各期不同，本身也有个从不完备到完备的过程。但一般来说，它总是同社会阶级相适应而形成“舆服制度”的。以秦俑军服而论，它是一种战服，属于贴身的防护设施。有利于战斗动作发挥，必然就成为设计上的第一要求。故此，我们联系到当时兵器的种类、战斗位置及其凭借的战具，进一步探索一下秦俑战服制作上的特征。
　　首先，从与战者的身份上看，毋庸置疑可分为“军吏”与“士卒”两层。其服饰装备截然不同，仅以头部和上身的防护为例，如下所示：
　　由上表再结合组合关系，我们还可以看出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秦俑坑内的武士俑，以披甲者为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出土兵种。而士卒俑所著之铠甲，都是些“短型甲”，其防护的主要部位还在上身。兜鍪无一发现［1］，仅有简单的冠、弁、帻而已，况且这还只占全部武士俑的一部分。全部弩兵和步卒的大部分，在这里都属于绾髻辫发的免胄者。相反，关东六国士卒的防护服却像铁桶一样的严密，如魏国武卒“衣三属之甲，冠*(左革右由)(胄)带剑”，楚兵“鲛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荀子·议兵》)，韩卒“坚甲盾，兜鍪、铁幕”(《史记·苏秦列传》)。比较之下，秦军的防护却显得简单而干练。
　　第二、秦将俑的军职，从统兵数额上看，高于“屯长”，甚或“百将”。他们处于作战单位的后部(如坑Ⅱ的弩兵及车、步混编队列之后)，或是乘指挥车(如坑Ⅱ、Ⅲ)，并多作持剑的姿态。其特异的切云冠、双重战袍、长垂过膝的细札甲衣、厚实臃肿的跗注、翘头勾履等一套服装打扮，是他在军中有着突出地位的最好说明。这也至少说明他们不是操弓持兵直接参与拼刺者。而佐俑披之铠甲，有前无后(Ⅱd式)，立于将俑之侧，或乘车指挥，同样也反映出他在军中的战斗地位不同于一般士兵。
　　第三，由战斗方式上分析，秦俑军服有其精到的制作考虑。
　　战斗中，敌对双方实际是用生命进行着“力”的较量。速度的快与慢、战机的捕捉与延误……都决定胜负于顷刻之间。而这里面，除去战士的心理、智慧、体力、技巧之外，“负重”的多寡则涉及对双手解放的程度。那么，秦俑免胄束发、短型铠，或免胄束发、穿战袍、紮行縢、蹬纽綦之屦……显然是一身轻装的典型。对此，足以看出设计秦俑战服时有着明确的意图。
　　免胄束发的甲卒和袍卒，同战车相间，执戈、矛、戟一类长兵器，被放置于坑Ⅰ和坑Ⅱ军事序列的中部，显系战斗的主力。这大概就是韩非子说的“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韩非子·初见秦》)的那种“锐士”。著袍，自然是一种护体而又便战的轻装。穿Ⅱa式甲，是为了适应在近距离白刃格刺的需要。偪束行縢和綦纽之屦，更是有利于驰驱奔袭和战斗动作的有效发挥。至于一号坑戴武帻的甲俑，手执长铍，对称地自成单元，在布阵上当另有讲究。但全套防护战服则表明，在白刃格斗中，他们是被首先调用的勇力之士。
　　骑兵俑使用的唯一武器是远射程兵器的弓弩。“驰骑彀射”，这是我国早期对骑兵的战术要求，也是其武器装备的特点，应该说是同赵武灵王“变服、骑射”的情况相承。骑士所戴武弁，旨在敛发；穿短铠甲、褶服开襟在侧，足登紧绦合鞮(靴)，都是从便于乘骑、有利矢射而出发的。骑甲无披膊，对于转换身躯也有着很大的灵活性。因为骑兵的作用在于乘敌虚背，追散击乱，绝军道，败津关，掩其不备，出其不意。秦骑俑服饰的构成，就充分体现了这个“快”字。
　　弓用于战争，是随车战而展开的，弩则是后起的事。但使用弩的徒手武士单独编列，成为“弩兵”队形，显然是在战国时期。秦俑坑将弓弩手置于最前列，即是这一兵种地位重要的反映，同“疆(强)弩在前，锬戈在后”(《史记·苏秦列传》)的配置相符。恩格斯在论述古代亚述的步兵战术时，说：“弓箭手或是站在前面作战，这时他们每一个人都由盾牌手来掩护；或是站在后列，这时，第一列和第二列的长矛手弯下腰或是跪下来，以便弓箭手射箭。”［2］秦俑弩兵应该说是这一场景的艺术再现，如一号坑的前锋部，由三列204个袍俑组成横队，他们著战袍，执弓弩，缠行縢，表明这是一支行动便捷的轻装战斗力量，在远距离的对阵中，当然能够有效地发挥弓弩这一远射程兵器的杀伤威力；再如二号坑操练场的习射场面，由334个袍卒和甲卒单独编列，有160个蹲姿甲俑居中执弩，有172个弓射手(前后站着袍俑，两侧站着铠甲俑)环卫着。在这里，轻便的战袍或紧身短铠，著胫衣，蹬屦，都便于这部分弓弩队伍的轮番接射动作的变换。
　　战车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并未因步、骑兵地位的上升而被取代。重装车兵同样也受到高度重视。像车士俑的装束，除铠甲、胫衣、方屦外，多武帻、长冠，手执长兵，在白刃格斗的会战中，或是败敌追击，或是保护战车排除障碍，既可防身便战，又能做到轻便快捷。
　　车御戴长冠压帻，颈护錏锻(盆领，即常说的颈铠)、臂釬长甲、跗注胫衣，更是秦俑防护设施中最完备者，对抵御矢石，集中注意力，发挥御术娴熟的特长而言，无疑是理想服装。
　　注释
　　［1］在秦俑坑里没有兜鍪的出土，而在秦始皇陵园的甲库从葬坑中却有发现。可见秦军是有这一装备的，这也证实文献记载是正确的。所以，今后在俑坑发现兜鍪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2］恩格斯：《军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三绘彩及其图案
　　秦武士俑的服饰经过绘彩，应该说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军服的色别、质地和刺绣的实际。
　　(一)绘彩
　　人们谈论“秦俑艺术”多偏重于形象的欣赏和陶塑手法的细微描述，但却忽视了其巧妙地用彩这一重要因素。实际上，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因为也只有塑、绘二者的结合，才能使其区别于西方的雕塑体系，从而显现出中国雕塑的艺术风格来。
　　秦俑的用彩，作平涂的单色有朱红、玫瑰红、橘红、粉红、土黄、紫红、粉紫、深蓝、珠宝蓝、石绿、赭、深赭及粉白等色。但可惜的是，这些只是残留的色彩，当然不能反映它昔日的盛容。不过，从残留的部位上，我们大致还可以复原服色的轮廓，从中窥见当年设色的几个要点来。因有专文论及［1］，现简化如下：
　　1．全部武士俑的固定部位，有着统一的颜色。
　　朱红——铠甲的络组、扣结、甲钉(只有侍卫甲俑中极个别者作石绿或天蓝)、发带、縢绦、屦带。
　　赭——甲札、行縢。
　　粉红——手、脸及脚面。
　　2．尽管服色千差万别，但曲领同袖口的颜色一般一致，见有朱红、粉绿、粉紫、玫瑰红、天蓝、深蓝和粉白等。似以粉绿为其大宗。
　　3．在一名武士俑的全套战服上，各部分颜色不同，对比设色的效果强烈而鲜明；但同一式服装的颜色也不尽相同，穿插于阵列中显得绚丽多姿。
　　袍服——
　　例一：粉绿曲领、袖口(下简称“领袖”)，红袍(赭里)，粉绿膝缚，赭縢(朱红带)，赭屦(朱红带)。如坑Ⅰ·K：122。
　　例二：朱红领袖、粉绿袍(粉红里)、朱红膝缚、赭縢(朱红带)、朱红屦。如坑Ⅰ·K：120。
　　(注：为从大块色别上对比，以下举例中对袍里、领袖、屦綦及甲钉、络组等固定色从略)
　　甲服——
　　例一：朱红袍、绿白领袖、赭甲、朱红络组、天蓝膝缚、粉绿跗注、赭屦、粉红綦带。如坑Ⅰ·G1：32。
　　例二：朱宝蓝袍、白领袖、赭甲、朱红络组、玫瑰红膝缚、紫縢带赭屦、粉紫带。如坑Ⅱ·G10：20。
　　将服——
　　深紫袍、粉红袭、粉绿跗注、赭履，配以由土黄、粉紫、紫红、湖蓝、玫红、朱红、赭等多种单色或复色绘制华丽图案的细札甲衣。如坑Ⅱ·T4“将俑”。
　　佐服——
　　赭袍、花边赭甲、粉绿绔。如坑Ⅲ·俑44。
　　骑服——
　　粉绿袍、赭甲、天蓝绔、粉绿合鞮。如坑Ⅱ·T12俑。
　　御服——
　　赭冠绿缨、朱红袍、赭甲、粉绿绔、赭屦。如坑Ⅲ·俑46。
　　注释
　　［1］参见本书第三部分《艺术篇》肆《秦侍卫甲俑的服饰与绘彩》。
　　(二)图案
　　1．由彩色绘制的图案在秦俑军服上只占有极少数，其部位仅见于将甲革缘及披膊、佐甲革缘及背带，骑俑的武帻。唯独革带上的纹饰是压印的几何纹样，比较单纯。而其他部分的图案花纹，多姿多彩。
　　2．单元纹样可分三类(图Ⅲ-3：26)：
　　第一类是几何纹样，计有菱形、双破菱、杯文、轭菱、回纹、八齿星、对己、三角形、多边形、细腰、三圆点、圆圈及无名几何纹十多种；
　　第二类是植物纹样，主要是花序，如总状花序、伞状花序、篮状花序及穗状花序等；
　　第三类是自然纹样，见有规矩化了的三角云、掣电、涡旋、雨丝等。
　　以上三类单元纹样，以几何纹样的数量为最多。而这些既是图案的小单位，又变化出种种复合纹样，如由菱形纹可组成四菱格、菱形带等，由轭菱、三角云和单线还可组成仰轭图案等。
　　秦俑军服上的图案，系由多种单元纹样同圆点、直线、小圆圈构成。其构图法完全采用展开式的两方连续，其安排有四：第一种是由粗线打成十分规矩的菱形网格，在每一格中再套绘细线菱形，做成一个个上下左右斜向的“回”字框，然后在每个框内填绘单元纹样，把不同的单元纹样排列为一段纹样组，并以此顺序向两端展开，反复出现。将甲胸前的皮革图案，即属此类。第二种是不同的单体纹样，分段做二方连续组合。如背皮甲及披膊图案。第三种则是几何纹样的自由组合，向两个方向展开。如佐俑的背带及后甲下缘花纹。第四种是单元纹样展开排列，如革带的“回”纹图案。(图Ⅲ-3：27)
　　图案用彩，同样采取的是对比设色、陪衬主题的手法。以“将甲”为例，在赭色的小片甲札上缀以红甲钉，若满天繁星；再施粉白和粉紫相间的络组，有似编贝般整齐，使红、白、紫三色的点和线突出赭底之上。为了避免混淆，在甲衣周缘，用粉红为底的菱网图案，使大块的赭色同粉红色很明显地区分开来。菱网线条粗黑，而填绘的纹样施彩，平涂的四菱格分别有粉白、朱红、深赭和金黄四色。陀螺菱用红心白边，或黄线红边。双破菱用红线白点，或白线红点，或红线红点，或黄线白点，或白线黄点。皮质披膊虽为浅赭色，而掣电、陀螺菱和涡旋等纹样一例是朱红色。他如背带上的花纹也是五彩缤纷。(图Ⅲ-3：28～31)
　　3．图案的主题花纹是几何纹样，包括自然纹样在内，呈菱形格局。
　　“将甲”最为华丽，前甲的倒三角形周缘图案做镜面对称排列。粗线条的菱格网固然受轴线的限制，而革带的压印纹以及“佐吏甲”背带上的主题图案无不呈斜行走向。(图Ⅲ-3：32～33)之所以如此，大概同军服的性质有关。将衣要保持庄严稳重的气质，所以构图严谨，既不能像天子服在尊严中显出雍容华贵，又不能像士庶服饰简朴自由，也不能像日用器具装饰图案之开放舒展。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做菱形构图是对过于呆滞气氛的一种突破，从而赋予一些流动感。从总体看来，这同整个武士俑的阵形排列、寓动于静的气氛是相互适应的。
　　四服制及其构成
　　(一)性质问题
　　秦武士俑的衣着属于军服是了无问题的，而且还是全副武装的战服，也是无可争议的。
　　秦军的常服应是著战袍、穿长绔、蹬履屦的“轻装”。而只有在战时，或守备时才擐甲、裹胫衣、缠行縢，或加跗注的。道理很简单，护体的作用取决于战斗的需要，这同车战时代那种甲士在行军中，往往还把甲衣放在革车上的情景相仿。
　　秦俑的护头设施都非常简单。各级军吏俑戴的不过是简易的“切云冠”和“长冠”而已，武士俑中也只有少数戴“武帻”和“武弁”。而最重要的胄(兜鍪)，则无一发现。于是，大家多以秦军的勇敢来解释。这有道理，也有文献根据，但始皇陵园内“石甲库从葬坑”的发现，有为数不少的石胄出土，可见秦军也是戴胄的，证明秦军过洛邑“免胄而下”的记载不虚。至于秦俑坑未见胄，是否同没有发掘结束有关?即使秦俑坑没有胄的出现，也当从其他原因上去探求。
　　战服同作战攸关，自然也是设计的出发点。以甲衣为例，札叶的形状因所处的部位不同，要做到服装合体也就不同。但其连缀也非固死，必定给予活动的余地，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像胸背部活动范围小，札叶连缀的绦带露头时成了小“钉豆”；腰腹部活动范围大，上下札叶间连缀除“钉豆”外，还加上了条状的络组。同样，札叶连缀方向同样也体现着设计思想的缜密周到，像胸背用上叶压下叶，腰腹相压，以便于体躯的弯曲和扭转；甲士的披膊和御手的臂釬，其札叶由下而上的叠压更利于动作的有效发挥。骑兵甲短及腹，长绔合鞮，当然在于方便乘骑。
　　《中华古今注》：“三代及周，著角袜，以带系于踝。”角袜，形不见于考古资料，而袜早已有之，战国及有秦一代也不应例外。在秦始皇陵园K0007号从葬坑出土的箕坐陶俑，没有穿鞋，但著袜［1］。但秦俑坑的武士俑手脚均绘粉红色，可见不是难于塑绘，确未著袜。究何缘故，有待考释。
　　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秦始皇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文物出版社，2007年。
　　(二)质料问题
　　秦军的冠帻，不同于胄之护顶，而重在束发。从形制及其所表现的质感观察，当是精细的织物所裁制。长冠的“板”和切云冠的“卷筒”，未必是“以竹为里”。可能是丝织的“纚”缝制，再经漆粘结，这大概就是所谓“漆纚”。
　　甲衣的质料从历史的发展顺序看，先后出现过皮甲、练甲、铜甲、铁甲等，而秦俑甲札的颜色呈深赭，其甲片又有大小两种，大者显系铁质，将、佐的甲衣则应是铁、革的结合物。皮甲上多施彩绘图案，故有“画甲”之称，像安阳侯家庄1004号墓的皮甲，随县曾侯乙墓有保护头部的“面廉”出土，就为我们提供了殷代到战国早期“画甲”的实证。那么，秦俑将、佐之甲的革边图案就有两种情况，画斜向规矩纹的背带、以雨丝纹为地而具有太极图构图的涡纹、掣电纹样的披膊，大概就是织锦之类。耳杯纹曾见于秦都咸阳的丝织残片和壁画中。即使在战国楚俑的衣缘和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规矩纹起毛锦”、“鸡翘纹锦”上也有同样的发现。而甲革部绘菱网填以各类纹样者，很可能就是“画甲”的一种作法。
　　《中华古今注》：“秦始皇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这说的是作深衣制的官服和士庶常服的颜色与质料，所用是高贵的丝织品却是可以肯定的。
　　士卒的衣料何如?这从云梦睡虎地第11号秦墓的木牍文字中，即可得到一些信息。黑夫和惊在家信中提到的“丝布”和“*(左纟右咅)布”［1］。前者是较为讲究的衣料，而“*(左纟右咅)”字据《说文通训定声》解：“治敝絮也……如今弦弹故棉”。可见家境贫寒的一般士卒自备服装只能是用旧布，就像现在说的“再生布”。秦俑战袍厚重，也很可能是絮枲之所谓“缊袍”。其表面光滑，色泽鲜明，通体严整，当然也可说是厚帛衲成的“絮衣”。
　　行縢属于编织的条带。跗注和膝缚厚实，肯定不是皮质，在很大程度上同袍的质地一致。胫衣包裹绔外，皮革缝制的可能性很大。
　　注释
　　［1］湖北孝感地区考古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
　　(三)多彩与“尚黑”问题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衣服、旄节、旌旗皆上黑。”这话长期来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总以为秦人的服色如墨。伴随着秦都咸阳宫殿彩色壁画、始皇陵区大型彩绘陶俑和彩绘铜车马的出土，该是以正视听的时候了。
　　“上黑”源于《史记》，也作“尚黑”。战国末季，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政权的取代提供了依据。秦始皇也深信不疑，以为“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故而进行了改正朔、定服色的一套活动。以后的汉代，从文帝起也搞过。不过，从其主导思想、活动内容上都可以看出问题的真谛所在：秦“尚黑”是法定的，以黑为上，用黑主贵。因此，用作衣服的颜色也只有帝王才配得上。而这，也总是同郊祀的礼仪连在一起的，《续汉书·舆服志》说秦“郊祀之服皆以袀袨”。据《淮南子·齐俗训》注：“袀，纯服。袨，黑斋衣也。”这就说明帝王举行隆重的郊祀之礼的祭服才用纯黑的“袀袨”，平时当然并非如此。
　　既然始皇用阴阳五行学说，以为秦得水德，服色尚黑，而且把这定为帝王的祭服，可见他不但在统一之前，而且在统一之后，也不曾不分场合地排挤其他颜色而去搞“黑一色”。相反，吸收华丽服饰的作法同他不拒绝人才、引用客卿的气魄一样，向来是大胆而积极的。《续汉书·舆服志》就说战国“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及秦并天下，揽其舆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赐百官”。这记载，我以为是可信的。战国时期，宫廷手工业产品出奇斗胜，已有大量的出土文物为证。而在这些物质享受的诱惑之下，秦始皇绝不会不动心，所以司马彪不但作了如实的记述，而且晋人袁宏论及西汉服制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
　　秦尚华丽，各式服色当然也不例外。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古今相同。但在古代，服色被打上了明显的等级烙印。据载，秦帝王祭服“上黑”，官服绿袍，武将首饰为“绛袙”(《续汉书·舆服志》)，骑吏“皀袴”(《汉官仪》)。刑徒，只有“衣赤衣冒(帽)赤*(左巾右亶)”了(《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至于《续汉书·舆服志》上的那些规定，更是东汉服制、颜色、质料法定化了的东西。
　　(四)继承与影响问题
　　《周礼·春官宗伯》司服：“凡兵事，韦弁服。”郑注：“韦弁，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
　　这些话说得是如此的肯定，竟是以赤黄色牛皮为军帽，为军服!这实在是使人不得其解。如果再加上“棘韦之跗注”(《左传》)成公十六年)，“函人为甲”(《周礼·冬官·考工记》)等语，最多也只能得出个皮甲、皮护腿的一般印象。
　　秦俑军服属于何种服制，既不见经传，又缺乏对照参稽的资料。那么，这是有据还是无凭?
　　沈约说，“秦灭礼学，事多违古。汉初崇简，不存改作，车服之仪，多因秦旧”(《宋书·志·礼》)。确实，秦人自商鞅变法之后，逐渐富强，不因循，不沿袭，其进取精神雄冠诸侯。统一天下，制度多有创新，以众多的兵马俑从葬，稀世罕有。再现的秦军服饰、发型也是出乎传统的奇特。无怪乎在正统的儒者眼中早也看到了“秦灭礼学，事多违古”的变化。如果我们还拘泥于旧制，就很难看出它的特殊性来。另一方面，“车服之仪，多因秦旧”的话也给我们提供了探索秦服的门径。
　　刘向在《说苑·善说》里举了这么个故事：“林既衣韦衣而朝齐景公。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齐短衣而遂偞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断发，范蠡大夫种出焉。西戎左衽而椎髻，由余出焉。既如君言，衣狗裘者当犬吠，衣羊裘者当羊鸣。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无为变乎?”在这里，我们无妨撇开其对思想僵化症的辛辣讽刺，不是还看到了春秋时代服制的地区性差别了吗?那么，尽管我们探索的秦代军服仅是秦服之一种，但只有注意到它的继承和吸收问题，才可以了解它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从而有助于了解到它的影响。
　　秦俑军服的形成，我认为主要来自三个途经的影响，这就是：
　　第一，继承了殷周以来固有的介胄戎服的形式——韦弁服；
　　第二，有选择地吸收了关东国家服制之长，而受有南方大国——楚的影响要更深一些；
　　第三，合理地吸取了北方草原民族战服的特点。
　　秦人源于东方，旋又处于周之故土，其文化受殷周影响。其戎服之胄、甲、战袍、胫衣、行縢、跗注等不但早见于《尚书》、《诗》、《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典籍，而且在安阳殷墟、河北昌平白浮、山东西庵、长沙楚墓、随县曾侯乙墓、河北燕下都等处都有实物的出土。尽管这些地下保存的服饰质料因时代、地区的不同而各异，但组装复原后，从形制上毕竟勾绘出一些“韦弁服”的轮廓来。
　　在这里，如我们离开那些文献上晦涩的记载和作注者的演绎，由实物出发，立即就会看到从车战到步骑时全套护体戎装包括有四个部分，即：兜鍪、甲衣、护腿和鞋子。这应该说是“韦弁服”的基因，秦武士俑的戎装也正是具备着这些要素。
　　袍服“深衣”，早已有之。地域不同，形制各异：自春秋以来，东方齐鲁一带的袍作宽博大袖；地处中原的三晋，似以窄长袍为其特征；越人“祝(翦)发文身，错臂左袒”；吴国“鳀冠(大鲇皮之冠)秫缝(长针粗缝)”(《战国策·赵策二》)；立国江汉的楚人，其袍贴身，绕襟数重；秦人战袍虽然长仅及膝，但曲裾裹体，同楚袍甚相接近。其领与袖同色，连某些图案纹样也是一脉相承。
　　楚之“切云冠”行之于秦，固然是我从形象上的推断。但在其他冠式上，秦取于楚还是有史可稽的。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1］蔡邕《独断》中说“獬豸冠”确是楚制。秦统一后则把这种取意于“能别曲直”的楚王冠，赐给了执法近臣御史，称为“法冠”或“柱后惠文冠”。汉代也沿用了此制，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木俑冠上有一木棒，现在学者都承认它就是楚之“獬豸冠”的实物。诚若此，秦之“法冠”也当去此不远。楚冠中“南冠而絷者”(《左传》成公九年)，同样被秦君赐给自己的执法近臣御史(《汉宫篇》胡广注)。“长冠”据说是汉代刘邦所创制，实则是他对流行于楚地的冠形加以改进(“以竹皮为之”)罢了，而这种楚冠也早已为秦所用，可见秦人吸收楚文化在服制上的反映简直是明若观火般清晰。至于吸收其他国家冠式赐予自己的近臣，还可以举很多例子。如“高山冠”本是齐王冠，秦灭齐后赐给谒者；“武冠”本是赵王冠，秦灭赵就赐给近臣等。这些做法不单是对别国冠服形式的借用，恐怕还含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政治用意吧?
　　谈及中国古代的服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就是所谓“胡服”。人们也曾提出过一些判定“胡服”的标准。其实，这个问题较为复杂，因为文化交流、融合，是很复杂的过程。要确定标准的话，我以为“胡服”大致有四个特征：
　　(1)头戴插有两根野雉尾的“鹖冠”；
　　(2)衣长齐膝，窄袖；
　　(3)具带，附有带钩；
　　(4)蹬皮筒靴。
　　秦俑服制，虽不尽如“胡服”，但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毕竟反映出某些因素，这表现在：衣长及膝者固然在中原出现较早，形为襦袴，以裳复被，但把祷作为士卒的外著之服，应该说是战国末期之后的事。秦俑上袍下祷，以具带束腰，可说是整齐划一的。特别如骑兵的长祷和靴子，固然并非草原历史民族那种筒形的络鞮，但总属皮革的制品。秦俑的窄袖短袍(褶衣)，仍以带钩、具带束腰，并取前开襟形式，铠甲也仅仅长及腹际，如果再结合其使用弓弩的武器装备，不正是“胡服骑射”的形象吗?《史记·赵世家》载：“主父(武灵王)欲令子(惠文王)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这个故事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秦国采用胡服的时间至少是昭王八年(公元前299年)以后的事了。信阳长台观、江陵望山的战国前期楚墓里，遣册上记有革带和钩，而且有金银错或金错嵌玉带钩的出土。这都早于《楚辞》时代，是否可以证明楚人早已接受了北方“戎狄文化”的影响?于此，又为秦人受胡服影响提供一例证［2］。
　　由上面的分析，即可看出秦人军服形式是在殷周以来“韦弁服”的基础上，通过对战国时期诸侯国和异族服饰的吸收和改进，从而形成自己的“袴褶之服”。
　　秦人战服，对于步、骑、车、弩多兵种的适应，是战服装备随战争形式的转变而作的历史性选择，对此后的军服形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像Ⅱa式甲(步甲)是秦武士俑最完备的一种战斗防护铠甲，统袖、曲裾式的束带战袍，由行縢、胫衣等组成的护腿设备，都可从杨家湾汉墓兵俑的衣着上得到直接的反映。即便是“人有甲，马无具装，鞍作低鞍”的情况，又何曾不似?
　　注释
　　［1］獬冠，有引作“觟冠”。《淮南子》高诱注：“觟即獬字。”据郝懿行《尔雅义疏·释兽》：“吴羊牝者无角，其有角者别名觟也。”《续汉书·舆服志》：“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可见，所谓“继冠”，也就是“獬豸冠”，或简称“獬冠”。《国语》、《左传》泛指为“南冠”。高诱进一步说“獬豸之冠如今御史冠”。
　　［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我国考古上的空前发现，信阳长台关发掘一座战国大墓》，《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9期；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