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按语：该论文发表于《文博》1999年第3期。笔者在撰写这篇论文时，学术研究的方向和重点还没有转移，主要精力还在兵马俑的研究上面。该论文是看了张占民先生的一篇文章后引起的思考，论文从古代棺椁制度及发展谈起，并根据秦陵铜车马的出土，以及相关文献记载和其他有关考古发现，从政治、技术、葬具发展三个方面论证了秦始皇帝所使用的葬具可能是彩绘铜棺。这一论点也引起了日本一些年轻学者的兴趣，为秦陵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写这篇论文时，“863”计划物探成果还没有出来，所以对秦陵地宫的面积、对“旁行三百丈”的解释还是依据老的资料，望读者见谅。另外，文中还对“下铜而致椁”解释为用铜液浇铸挖空的木节处的论点，利用冶金学和木材学的资料予以否定。袁仲一先生认为“这一分析甚有道理”。
　　近读张占民先生《秦始皇陵地宫探秘》一文①，很受启发。文中对秦始皇棺椁葬具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和论述，对《史记·秦始皇本纪》“下铜而致椁”和《水经注》“销椁取铜”的记载进行了新的释解。笔者对秦陵秦俑思索、研究二十余载，认为对秦始皇棺椁葬具问题，还是有商榷的余地和论证的必要。草成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古代棺椁制度及发展
　　古代人埋葬的习俗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土葬，除此之外，还有水葬、火葬等。土葬所用保护遗体的葬具就是棺椁。棺椁是装殓死人的器具，内为棺，棺外的套棺为椁。《孝经·丧亲章》：“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
　　葬具的制作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制作技术有着直接的关系。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生产工具的简陋，制作棺木装殓死人的习俗还没有形成。《潜夫论·浮侈篇》中有“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不挖墓穴、没有葬具，仅以树枝或柴草掩盖于死者身上了事的最原始的野葬习俗。进入新石器时代，儿童和未成年的死者选用陶瓮盛殓②，即古书中记载的“有虞氏瓦棺”。事实上，瓮棺葬具是与当时的制陶文化相联系的。西安半坡遗址中还发现了简陋粗糙的木板棺材。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葬具习俗中开始出现木椁，在宁阳堡头发掘的一群墓葬中就有发现。③但是当时的木质棺椁葬具并不普遍，只是用于氏族头人或奴隶主贵族，当然，棺椁制度也没有形成。
　　进入夏代，《礼记·檀弓上》记载“夏后氏堲周”。“堲周”就是烧土为砖附于棺的四周，也叫“土周”。《淮南子·氾论训》载“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禹氏无棺椁，以瓦广二尺、长四尺，侧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说明这一时期仍然保留并流行着较原始的土棺葬具习俗。到了周代，棺椁常见，用棺椁做葬具的习俗已制度化了。《礼记》曾记载古代贵族的棺椁制度，棺的重数和尺度都因等级而有差别。《檀弓上》提到“天子之棺四重”，“柏椁以端(即题凑)长六尺”。《丧服大记》又提到，国君所用相当于天子四棺的外三棺，厚度各不相同；上大夫所用相当于外二棺，厚度与君一致；下大夫也用二棺，但厚度有差；士用一棺，厚度与下大夫的外棺一致。简言之，规定棺椁衣衾，自天子至庶人，各尽其美。天子四重，诸侯三重，皆用松；大夫二重用柏；庶人一重用杂木。从棺椁的重数、质地、尺寸上提出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在先秦时代，帝王的棺椁葬制，如《史记·滑稽列传》中所载：“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这里所涉及的棺椁制度中的“黄肠题凑”文后详述。
　　棺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实证。商周时期的国君或大贵族，以及一些一般奴隶主贵族的墓中，都发现有棺有椁，且随葬品丰富，如商王的陵墓从形制到规格上都大得多，称为“亚”字形墓。但在一些平民和奴隶的小型墓中，多数仅有棺而无椁，一部分甚至无棺而用席裹尸。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西周历王至宣王时期的陕县虢国墓地，虽然都是没有墓道的竖穴墓，但葬具多是在木构的椁室之内置以重棺。这批资料至今仍是研究姬姓贵族墓制等级的最具典型意义的资料。④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省辉县固围村发掘的1、2、3号魏国王室墓，规格较高，椁室用巨石和枋木构成，棺外椁内填塞木炭。1974—1978年，在河北平山发掘的M1和M6两座中山王墓，M1墓底厚2米左右的椁室，用石块垒砌而成，M6石椁却厚至3米左右。用石料制作棺椁葬具，这在西南地区出现较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1964年，在燕下都故城的东城西北隅，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的16号墓⑤，这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燕墓。该墓在发掘前，地面尚存长宽30余米、高7米多的封土堆。墓冢长10.4米、宽7.7米、深7.6米。墓室采取四壁夯筑再火烧加固的方法构筑，以免因土质多沙而易溃散。这种墓室又与夏后氏的“堲周”类型相似。20世纪80年代，在山东长清岗辛发掘了一座战国时期的齐墓⑥，这是目前已发掘最大的战国齐墓。墓葬形制也较特殊，是在南北长40余米、东西宽30余米的大型土圹内，开掘有斜坡墓道的墓室，与平山中山王墓的结构比较接近，椁室也是用天然石块垒砌而成。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堆发掘的曾侯乙墓，被称为东周时期引人注目的重要考古收获。这座墓是一座年代和墓主都很明确的战国早期大墓，木椁室规模之大，仅填铺木炭就达6万多公斤，木炭之上再埋以青膏泥和夯实的填土，填土之中加铺每块重约千斤的石板。椁室外壁和隔墙都用6块较长的方木垒成，共用木材380立方米，木椁高3米以上，分为中、北、东、西四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墓主的两层棺制作得相当考究，外棺形制尤为奇特，棺身用青铜制作的2个“目”字形方框和10根方柱构成骨架，所用铜料重3，200公斤，框架中再嵌以较厚的木板，然后涂漆绘彩。⑦1986年清理结束的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发掘者认为墓主应为秦景公。这座大墓是已发掘的先秦墓中最大的一座，其墓葬形制和墓底椁室，对研究先秦时期的棺椁制度和“黄肠题凑”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秦公一号大墓平面呈“中”字形，坐西向东，方向107度。墓室东西长59.4米，南北宽38.45～38.8米，深24米。墓道呈斜坡状，东墓道长156.1米，西墓道长84.5米。大墓全长300米，总面积5，334平方米。大墓有宽2～6米的3层台阶围绕墓壁，墓室底部挖成曲尺形土圹，主副椁室筑于其中。主椁室东西长14.4米，南北宽5.6米，高5.6米，用截面21厘米×21厘米的枋木垒叠而成。出土时，全部枋木基本完好未腐。主椁四壁及底部均为双层枋木，椁盖则设3层枋木，棺具因盗扰腐朽，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构成主椁东西壁及椁底、椁盖的所有南北向枋木，两端均伸出长21厘米、宽8厘米、高9厘米的“榫头”，在主椁的南北两侧凑成长方形的框式规范。这就是所谓的“黄肠题凑”，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木构题凑。它与颜师古所解释的“以柏木黄心，致垒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的形式并不相同。这里的“黄肠”是指经加工去掉树皮的柏木枋的“枋心榫头”，因其为枋木中心又色呈浅黄而得名。“题凑”则为由这些椁盖伸出的三层黄肠榫头和椁底部，及东西两侧伸出的双层黄肠榫头所凑成的方形的框式规范。“木头皆内向”的题凑，应为椁室四壁所垒筑的枋木(或条木)，全与同侧棺椁壁板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是可见枋木的端头。这种特定的黄肠题凑的构筑方式，大约在西汉中期才达到成熟形态。作为古代帝王陵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黄肠题凑”，名称最早出现于《吕氏春秋·节丧》《史记·滑稽列传》和《汉书·霍光传》等文献中，但最早应用应在春秋时期，西汉时达到成熟。例如，西汉中期的大葆台汉墓1号墓，用15000多根柏木椽叠垒成的宏大题凑，高达3米，直抵墓室顶部，其内设有回廊及前、后室，结构上更具有独立性，可视为黄肠题凑的成熟形态。⑧东汉时期随着大型多室砖墓的盛行而趋于消弭。黄肠题凑的历史发展，不但各个历史时期的形式不同，而且题凑木的长、宽尺寸及叠垒层数也不一致。所以，对于题凑之制的演变和有关丧葬棺椁制度的研究，仍是一个广泛而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通过以上古代棺椁制度的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棺椁葬具发展的历史脉络。最早死人葬具是无棺无椁，继而发展为有棺无椁，再发展为一棺一椁，最后按等级身份又出现单棺重椁。葬具的质地，以木为主，但也有石、陶、铜等质地。曾侯乙棺中的“目”形铜构架棺椁，则揭示了古代葬具质地不拘一格，也有出现金属棺椁葬具的可能。这些对我们研究秦始皇帝棺椁葬具的形制、质地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秦始皇棺椁葬具问题探讨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于秦始皇陵地宫内的设置和棺椁葬具情况，有这样一段详尽的描述：“九月，葬始皇骊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北魏学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有始皇陵遭盗扰的情况：“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羊人寻羊烧之”。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有“金椁葬寒灰”的诗句。文献记载说明了秦始皇陵墓中的棺椁葬具质地极大可能为金属质的铜棺椁。然而，张占民先生在他的《秦始皇陵地宫探秘》一文中，引用马振智先生的下面一段论述：“《秦始皇本纪》‘下铜而致惇’一句，《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锢，锢，铸塞’，雍城陵区一号大墓的椁木多将木节处挖空，然后浇入一种以锡为主要成分的合金，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木节处过早腐朽。由此推测，始皇陵所谓‘下铜而致椁’，可能与这种作法类似”⑨。认为“无论先秦时期，还是秦之后的历代皇帝，尚未发现使用铜椁的先例，所以秦始皇使用铜椁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我们对“下铜而致椁”的“下铜”释解为用铜液浇铸挖空的木节处是否成立?根据冶金学资料，铜的熔点为1，083℃，即使青铜合金熔点也在800℃～900℃，而锡的熔点为232℃。又据木材学知识，木材在200℃以下不会燃烧；在260℃～330℃时，木材分解达到高峰，释放出一氧化碳、甲烷、煤焦油等物质；达到400℃～450℃时，木材才会完全燃烧。显然，铜和锡这两种熔点不同的金属，用于浇铸挖空木节防腐的作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也就是说，相对较低温的锡液可用于防止木节处过早腐朽的处理，而强高温的铜液则根本不能用于这种“铸塞”处理。若将1，083℃左右的铜液浇铸入已挖空的木节中，加之柏松木质本身所含有的易燃油质，不但不能防腐，而且当时就会引起失火而引燃椁木。若此，《秦始皇本纪》中的“下铜而致椁”，还需进一步的合理论证，浇铸木节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用铜棺椁作为葬具，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载。《越绝书》曰：“阖闾冢在昌门外，铜椁三重，洪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千，干将鱼肠之剑在焉。”1964年，在云南祥云大波那发现了一座战国早期的木椁铜棺墓，椁室用长条巨木叠架而成，椁室中的铜棺形制是“平栏”式的房屋，顶为“人”字坡顶，下有足。整个铜棺用7块板拼合而成，能拆卸。1969年，在广西西林还发现了一座铜棺墓，铜棺为长槽形，长约1米，宽约0.66米，高约0.68米，铜棺板厚1厘米左右，外表鎏金，两端和两侧各镶嵌有面具、云彩、鸟、兽等鎏金和鎏银的铜件附饰。⑩依据上述资料，古代铜棺椁葬具是存在的。用“无论是先秦时期还是秦之后的历代皇帝，尚未发现使用铜椁的先例”，而否定秦始皇帝使用铜棺椁葬具的可能性，是值得商榷的。难道无论先秦时期还是秦之后的历代皇帝陵墓都尚未发现使用铜车马陪葬的先例，秦始皇陵就不应该出土铜车马了吗?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帝王的丧葬习俗的继承性与陪葬内容的客观差异性，应该是同时并存的!仅强调其中一点的研究，难免失之片面。
　　从政治角度讲，用铜棺椁做葬具，是墓主人为显示其地位和豪富。秦始皇自喻功过三皇五帝，生前大修宫殿，死后盛葬空前。他至高无上、唯我独尊、追求高大的功利主义思想价值观，在修建其陵园工程中也得到了真实体现。如规模宏大的兵马俑坑、号称“青铜之冠”的铜车马坑、大型石质铠甲坑等等，无一不体现了他独具一格的气势。那么，这位极其贪婪的皇帝的陵寝地宫中所用的棺椁葬具高人一等，主棺用铜质制作的可能性，也应该是很大的。
　　从技术角度讲，用铜棺椁做葬具，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那个时代高超的冶炼浇铸技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1石为60公斤，1，000石则为6万公斤。这么高大的铜巨人，置于宫殿中，意义非凡，也反映了当时青铜冶铸工艺的高超。1980年，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两乘彩绘铜车马(11)，又创造了一个秦代青铜造型工艺的奇迹。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每件马个体重230公斤，配件3，064个。尺寸大小是按真车马的1/2的比例而缩小的。二号铜车马总重量为1，241公斤，其中马个体重约230公斤，御官俑重51.95公斤。车总共由3，462个零部件组成，其中青铜配件1，742个，金质配件737个，银质配件983个。秦陵铜车马制作工艺复杂、结构合理、比例准确、铸造精致，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嵌铸、镶嵌，以及多种多样的机械连接等工艺技术，特别是铜车马上的流云纹、菱花纹、变形虺纹、几何形纹等绘画图案，使铜车马更显得富丽堂皇。秦陵铜车马的发现，也印证了铸造十二金人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铜车马和十二金人的铸造成功，也说明当时从冶铸技术水平上，是完全可以制做出较大型的铜棺椁葬具的，而且铜棺椁的表面也应该施有图案彩绘。
　　从棺椁葬具的发展角度讲，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出现铜骨架的椁。而云南战国早期的墓中发现了铜棺。那么，铜棺椁葬具若在秦代出现，特别在秦始皇陵墓中出现，也在情理之中。据有关资料，古代历史上不但出现有术棺、铜棺，而且还发现有玉棺、金棺、革棺、水银实棺等葬具习俗。(12)《太平广记》载：“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游猎，罼弋(打猎)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有一次，他带人盗掘了襄王冢，“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户，元扇钥。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扇有关锁，扣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烧锯载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少不能开，乃止。”这里记载的襄王棺具，就是用皮革做的，这也是一种很原始的葬具习俗。当然，棺椁葬具的质地，与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财富、习俗也有着极大的关系。以秦代当时的物质文化，以秦始皇的性格——标新立异、贪图豪华，制作规格较高、质地优良的棺椁葬具，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以上，笔者从政治、技术、葬具发展三个方面论证了秦始皇帝葬具可能是铜棺椁。当初修建秦陵时，秦始皇帝只是一个诸侯国君，按棺椁制度规定，他应享用天子四棺的外三棺。也就是说，秦始皇地宫中应有三重棺椁葬具，三重棺椁质地也不必全用铜料。具体情况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研究一下《秦会要订补》卷八中关于营造秦陵地宫的一段记载：”使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三十七岁，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极不可入。奏之曰：‘承相臣斯昧死言，臣将徒隶七十二万人，治郦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对于文中的“旁行三百丈”，有人提出是地宫再向四周扩大三百丈，也有人认为是按陵园南外城垣延伸三百丈。李斯是在向秦始皇汇报秦陵地宫工程完成情况，“旁行三百丈”应与地面城垣无关。但若理解为地宫向周围延伸扩大三百丈，则地宫面积之大使人难以想象。窃以为这里的“旁行三百丈”，应看作是地宫范围外围周边的周长。对于秦尺值，一说1尺合今23.1厘米，一说1尺合今27.65厘米。若以23.1厘米计算，地宫面积约为37，994平方米；若以27.65厘米折算，地宫面积约为54，711平方米；若取中值，秦陵地宫面积约在4万平方米左右，如此面积也是相当宏大惊人的了。秦陵工作站的考古工作者，经对秦陵地宫的考古钻探，发现地宫宫墙的范围是：东西380米，南北430米，我们所推算的秦陵地宫面积，恰好在宫墙的范围之内。话说回来，没有较大范围的面积，地宫内的“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宫观”“百官”也难以设置。据研究，文献中的“天文”就是绘画或线刻在墓室顶部的代表天体的日月星象图，“地理”就是在墓室底部的象征山川河流的地貌模拟，“宫观”似指宫殿观阁等豪华建筑设置。《汉书·楚元王列传》中就有“宫馆之盛”“不可胜厚”的描述。“百官”是指秦始皇生前上朝时在殿下的100个文武官员的位次在墓室内的排列。如此之多的设置，说明秦始皇陵地宫是一个具有上下左右巨大立体空间的墓室，而这一空间的构造，应该是用巨石和枋木构成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说明所用石料、木材并非本地料材。如此，这一巨大的石墓室，实际上就构成了秦始皇地宫的外椁室。石椁之中，按照棺椁制度的发展，“黄肠题凑”椁具形式正处于极盛发展阶段。所以，墓中应当具备大型的“黄肠题凑”木椁，再根据兵马俑彩绘的生漆底层，秦陵地宫中组成“黄肠题凑”的每一根柏枋木，也应是经过涂漆处理的。根据秦公一号大墓，这些椁木至今仍然会比较好地保存在地宫之中。木椁之中就应该是秦始皇帝的主棺铜棺材了，这具铜棺就是秦始皇帝的最后归宿之所。当然，棺外的彩绘图案，也应是在秦代较流行的云纹、菱花纹、变形虺纹、几何形纹等纹饰范围之内。
　　总之，秦陵地宫，施工量之大，修建时间之长，动用人力之多，在当时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它的深度已“穿三泉”，它的范围“穿行三百丈”，是历代帝王陵所罕见的。秦陵地宫的修凿，在当时也应是使用了最优秀的工匠，发挥了最高的技术水平，应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地宫内富丽堂皇的景观，也远非为其陪葬的铜车马、兵马俑所能相比。我们期待着秦陵地宫的早日面世，期待着秦始皇棺椁葬具给人们带来的更大惊喜!究竟秦始皇主棺是铜是木，只有待发掘秦陵后，真相才会大白于天下。
　　注释
　　①张占民：《秦始皇陵地宫探秘》，载《文博》1999年第2期。
　　②石兴邦：《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③宋德胤：《丧葬仪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83页。
　　⑤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载《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⑥山东省博物馆，长清县文化馆：《山东长清岗辛战国墓》，载《考古》1980年第4期。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
　　⑧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年第6期。
　　⑨马振智：《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⑩同③。
　　(11)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
　　(12)同③。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