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按语：该论文发表于《秦文化论丛》(第九辑)。论文实质是对秦陵西侧“飤官遗址”性质的探讨，着重指出遗址性质属于“寝”，遗址存在宫妃嫔御之制，它是生活在陵园的皇后、宫妃、妻妾居住的寝室，至于所谓的“寝殿”“便殿”，只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和陵西“寝”的性质有别。论文还特别提出，秦汉时期的“太官”“飤官’隶属、职责、使用器皿各有区别，太官主司皇帝饮食，飤官主司皇后、太子等饮食。遗址出土的“骊山飤官”陶器铭文，正好说明该遗址性质就是皇宫后妃的起居饮食之所——“寝”。
　　《文博》1987年第6期，发表了《秦始皇陵西侧“丽山飤官”建筑遗址清理简报》(以下简称《简报》)。该遗址位于秦始皇陵封土西侧的内外两城的城垣之间，原来范围较大。考古队仅发掘清理了1，863平方米，发现了一些建筑遗迹和一批重要文物，因出土有“丽山飤官”陶文的陶器盖，故而命名。
　　陵西遗址发掘后，仅见《简报》报道材料，对于该遗址的性质、作用等，再未见文章论及。本文试图在原《简报》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有关古文献资料，对秦始皇陵西建筑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事死如事生的葬仪制度
　　要探讨陵西建筑遗址的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古代事死如事生的葬仪制度。
　　古代帝王，事死如生。《左传》哀公十五年：“事死如事生，礼也。”《论衡·薄葬篇》：“谓死如生”。《盐铁论·散不足》：“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左传》宣公四年：“鬼犹求食”。“葬仪制度是古人信鬼神的观念形态的反映。认为神鬼的生活和人间一样。人生前有衣食住行之需以及音乐之好，鬼神也要有。统治者生前有防卫、战争之备，死后也要有。因此，随葬物有衣食、棺椁、鼎簋、钟磬，以及车马、卫队、戈戟等等。”①
　　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秦始皇帝也是相信灵魂不灭，认为灵魂脱离肉体后还可以单独存在，可以当“真人”在另一个世界中生活。②他的整个陵园建制正是模仿生前的宫宅，如高大的封土下的地宫象征着秦宫，内城象征着宫城，外城象征着京师的外郭城。③近年也有学者指出：“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只是宫室、宫城建筑的一般性象征。”④不管是模拟或象征都城还是宫城，但都是生前建筑的缩影，在葬仪制度方面的实际意义是相同的。
　　《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寝庙毕备”。郑玄注：“凡庙，前曰庙，后曰寝。”根据考古资料证实，秦始皇陵墓的正门在东，关于这一点，是本文论点的主要基础和前提，因此有必要重点加以说明。说始皇陵墓正门在东，一是其先祖如凤翔秦王陵、临潼韩峪秦东陵，均正门向东，秦始皇是继承了其先王的葬制制度的。二是在秦陵钻探工作中，唯东侧有三个墓门，其他方向均为一个墓道。三是外城东门门阙阙台较之西、南、北几个城门阙台要大得多，如与现存的南阙台相比，仅长度相差就近一倍。四是作为象征守陵卫队的兵马俑，三坑均置于秦陵东侧，守卫正门当在情理之中。根据以上考古资料，笔者基本上可以肯定，秦始皇陵墓的建制是坐西朝东。这一点，对于我们探讨陵西建筑遗址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按照“前庙后寝”的建制，陵为庙，其后自然为寝。《后汉书·祭祀志下》记载：“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袁仲一先生认为，“古寝本为人所处，庙为神所处”⑤。所以，用以藏主的秦陵自然为庙，陵后(即西侧)即为寝。因此，封土西侧的内外城垣之间的“丽山飤官”遗址，疑是这座理想的宫城图中的“寝室”位置。东汉蔡邕《独断》说：“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杨宽先生也指出：“秦始皇陵的‘寝’当造在陵墓的西侧”⑥，出土的铜车马“当是‘寝’中放置交通工具的场所”⑦。既然陵西遗址象征着始皇帝生前咸阳宫后的寝室，那么，寝室的主人就应是君主的后妃、子女，以及家属饮食起居之所。《礼记·王制》：“九十，饮食不离寝”。宫妃们是按照礼制继续侍奉陪伴君王。若仅以遗址中出土的“丽山飤官”陶文，就将寝室当作“飤官”的居室，尚值得商榷，不可信以为据。笔者以前对该遗址性质的认识也较模糊，也是人云亦云。⑧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復出者。”从史载中可知，后宫未生育子女者，皆为始皇帝陪葬，陵西地下“冥器”——铜车马，正是为这些后宫非有子者的宫妃所备御车，当然，她们也可以伴君乘坐。值得研究的是，秦始皇死后，有子女者的后宫嫔妃是如何安置的呢?据《史记·李斯列传》载：秦二世上台以后，曾诛杀大臣及诸公子。“杀大臣蒙恬、蒙毅及公子、公主二十余人。”“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说明秦始皇生前最少有子女22人之多(不包括公子扶苏和胡亥)，他们虽然均于二世三年(前207年)同宗室大臣一起被二世所杀，但二世对他的异母却并未敢行诛。笔者认为，陵西建筑遗址，就是为这些曾为始皇帝生儿育女的皇宫妃子所安排的居处。它反映了古代帝王，不但有地下陪葬的阴间寝室，而且也有生人陪陵的阳间寝室。在他们的意识中，本来就是事死如生，生死如一，生前归他所有，死后仍要归属于他。所以，这种“阴寝”“阳寝”的陵寝制度，同“事死如生”的葬仪制度是相一致的。当然，这种葬仪制度与陵寝制度的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的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如果我们按照前庙(朝)后寝的制度，把位于秦陵之后的陵西建筑遗址考订为陵寝遗址，那么，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陵北寝殿遗址又作何解释呢?秦陵封土北侧的所谓“大型寝殿遗址”面积近似方形(65米×55米)，四周有散水，遗址中发现大量残瓦片及红烧土遗迹，但却不具备宫妃嫔御之制。《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说：“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园中各有寝、便殿。”颜师古注：“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据此，陵北建筑遗址又极可能是秦始皇灵魂休息的便殿，至于在此便殿的北侧，即内城的北部西区原来所认为的便殿遗址，其中出土青石板、石下水道、筒瓦、板瓦、瓦当等等文物，更多具备生者生活的遗迹遗物，或许这处建筑基址，就是陵园园吏寺舍的所在地。当然，这些认识，还有望于更多的考古资料再来加以证实。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陵西遗址所反映的宫妃嫔御之制。
　　陵西遗址所反映的宫妃嫔御之制
　　前面已经讨论，秦始皇帝陵园在葬仪制度上是按照“事死如生”而建造。那么，陵寝之制、衣冠嫔御之制必然有所反映。陵西建筑遗址所发现的遗迹、遗物，说明当时陵寝确有宫妃嫔御之制。
　　据《简报》，在T1、T2和T3内的建筑遗迹中发现一排面向西的房子，从房子墙壁残块上可知，当时墙面为粉红色(底为灰白色，表层加涂淡红色)。显然，室内墙壁是经过人工特意粉刷，这也是笔者亲自参加发掘所发现的情况。这样讲究的居室，不正是宫妃以及侍奉宫妃的宫女等贵妇所居住的吗?另外，在T7出土的铜镜残片，也是妇人所用之物。此组房子西边，有一口汲水食用的水井，井口有用方形薄砖铺成的井台，井壁垂直，井身下段还嵌有用于加固井体的陶井圈，干净灵巧，十分讲究，井深12米，达至水面，推测此井当年还有凉棚设置，棚下则有汲水的辘轳。凉棚既能防雨又能遮阳，辘轳的作用在于减轻打水人的劳动强度。事实上，滑轮与辘轳机械的利用，出现于西周时期。《物原》记载：“史佚始作辘轳。”到秦汉时，这类机械的使用已很普遍。⑨无疑，该建筑内居住的主人正是在此井中打水，以供食用，用水人的身份看来不同一般。
　　从遗址内的出土物看，有错金银的铜“乐府”编钟，有铜权、铜雁足灯残件，有鎏金门环、鎏金钩、鎏金叶、盖弓帽，日常生活实用陶器有大陶缸、鸭蛋壶、陶碗、陶盘等。这些器物还是遗址建筑被破坏遭抢劫后的所剩之物，但仍显得很精美，为其他建筑遗址所少见。乐府钟又何尝不是宫妃们膳食时的宴乐之器呢?遗址中发现的铜镞、铜镦、铁剑，似乎说明寝室宫妃们还配备有安全侍卫人员。总之，这些遗物与“寝室”的性质也是相一致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T10至T13和T16至T19方内发现的所谓“主体建筑”，位于建筑群的西部，它从形制到结构上都较特殊，它的地基比周围低0.4米，东西长28米、南北宽5米，总面积138.5平方米。这座建筑室内地面处理方法为：东西铺有三条与地基同长的方形垫木，垫木间填以顽石、沙石；上面再用南北向木板铺置，形成较舒坦的木质地板；在室内西北角有一落水池口，它是室内的排水设施，室内污水由落水口通过暗水道流入北部室内渗井。这座建筑本身带有特殊性的在食宿生活区的大型建筑，笔者推测拟为当时宫妃们净身沐浴的“浴室”，它有助于我们对秦人卫生知识的认识和研究，也为我们研究陵寝宫妃嫔御制提供了重要资料。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日本奈良国立文化研究所组成的中日联合考古队，在汉长安城遗址中发现了后妃生活的宫殿遗址，并在遗址中有几处神秘的附属建筑。与秦陵陵西“主体建筑”相似的是，汉后妃建筑也是半地下式，同时，室内也是铺有木板地面。⑩可惜的是，室内是否有排水系统，资料未见报道，若发掘清理可见有室内排水设施的话，那么汉承秦制，这些汉长安城内的神秘建筑又极可能是汉王室后妃们的“沐浴室”。王建《宫词》之二十九中说：“浴堂门外抄名入，公主家人谢面脂”，讲的就是唐代长安皇宫中所建的供帝后公主等洗浴的浴堂。
　　浴，《论衡·讥日》：“浴去身垢”；《论语·宪问》：“孔子沐浴而朝”。沐浴洗澡，可除去人体表面的污垢和细菌，又可促进血液循环，解除疲劳，使人心情轻松。它与衣、食、住、行一样，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它甚至体现了做人的神圣与尊严。“关于我国人民洗澡的历史已经很早了，殷商的甲骨文就有‘浴’字，它是一个人站在澡盆中淋洗的样子”。据说，秦时在骊山以后砌成汤池，起名“神女汤”，秦始皇还曾在神女汤中洗澡。(11)考古工作者1974年在秦都咸阳一号建筑基址内也发现有“浴室”。(12)“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说，秦阿房宫中的妇女每天洗浴的污水倒入渭河，就会使渭水涨了起来。”(13)“这虽是修饰夸张之词，但可以想见，秦代宫室中的妇女还是很讲究洗浴卫生的。秦始皇陵西建筑遗址“浴室”内的排水池，正是利用地下水道排出室内洗澡后的污水的，因为一个建筑室内的排水系统，应首先考虑它与人们的沐浴有关。若把“浴室”作为“洗菜(肉)房”，抑或作为储藏物品的“冷库”，都似乎与这室内排水设施不尽协调。
　　当然，我们所讨论的遗址之“浴室”，从空间上讲，是比较大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人“以大为美”的价值观。在如此大的空间洗浴，采暖设备理应解决。究竟它是采取大盆火塘等局部取暖的方法，还是像咸阳一号建筑遗址中的壁炉取暖，均不得而知，因这座建筑破坏较甚，除下凹部分的遍地瓦砾之外，室内其他设备可说一无所有。但既作为“浴室”，其内部取暖、散热设备亦必有之。
　　据有关资料，在历史上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到公元前883年至公元前627年亚述帝国崛起，亚述文明威震四方，最为著名的辛那赫瑞布国王，使尼尼微成了亚述帝国的首都，到辛拿切利甫国王时，国王的王宫“占地面积达两英亩。宫殿四周花园环抱，园林水源充足，花木葱翠繁茂，殿内房屋设施周全舒适，由水井、滑轮、吊桶等物构成的一套精致的供水输送到国王的浴室。浴室内有淋浴，格子窗和通风孔不断向室内送入新鲜空气。一个带轮子的移动火炉在寒冷时为房间供热。”(14)
　　陵西遗址“浴室”虽未见供水设施，但由落水口、水管道、渗井组成的室内排水系统工程，却独树一帜，在世界历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陵西建筑遗址中的粉红色墙壁居室，铜镜、浴室，以及其他包含物，说明秦始皇陵园已有宫妃嫔御之制，已有专为始皇帝生前的皇后，妃子等修建的“寝室”，它不但反映了秦代建筑的科学水平，也反映了有关陪陵、陪葬的陵寝制度。遗址中出土的“飤官”陶文，据文献记载，“飤官”正是专司皇后、宫妃饮食的官吏。下面，我们就“飤官”的性质和职能问题，专题讨论之。
　　关于“飤官”的性质和职能
　　陵西建筑遗址出土的“丽山飤官”陶文，曾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许多学者对“飤官”的性质和职能也进行了论述研究。《简报》称：“是陵寝内掌管供奉饮食之官”。袁仲一先生认为：“它是掌管寝园的膳食之事的。”(15)杨宽先生说，它是“陵寝中供给饮食的官，包括每天多次供奉墓主的饮食在内”(16)。如此看来，“飤官”的性质和职能，对探讨陵西建筑性质也至关重要。
　　飤，《玉篇》：“食也，与饲同”。可知，古时饲、飤、食相通。给人吃谓之饲(飤音sì)。汉代，主司饮食之官有大官和飤官，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大(太)官是少府属官，负责皇帝膳食，兼掌四时进献果实。飤官(私官)是詹事属官。“掌皇后、太子家。”詹事官：“师古曰‘省皇后詹事，总属长秋也’。”《汉旧仪》中还记载，太官尚食用黄金扣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扣器。《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扣器”。李贤注：“扣，以金银缘器也。”所以，虽然大官、食官均司饮食，但其隶属有别，服务的对象不同。太官司皇帝饮食，食官则主司皇后、太子等人饮食。而且他们尚食所用器皿的质量也有规定，有黄金、白银之分。
　　汉承秦制，秦代的飤(食)官性质与职能应与汉代的食官相同，汉代的私官根据秦昭王时期的邵宫私官铜器，秦代亦设之。黄盛璋先生考证，汉代私官官职高于食官。(17)若此，食官既然在皇帝生前并不为皇帝主司饮食，那么，皇帝死后饮食起居的管理，也不应由“食官”来充任。陵西遗址中出土的“丽山飤官”陶文，正好说明这个遗址是皇后、宫妃、妻妾居住的寝室，食官整日侍奉她们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同“丽山飤官”伴出的“六厨”“八厨”“仓六”等陶文(厨当为炊煮之所，仓当为储品之库)，则具体地反映了皇宫后妃们各自起灶的实际情况。否则，如此之多的厨灶集中在一起，颇难明释。“八厨’是不是向我们暗示了，在该遗址建筑区内居住的宫妃至少有八个。据考，秦汉时人们对于生活中的厨灶是非常重视的。《释名·释宫室》中说：“灶，造也。创造食物也。”《汉书·五行志》中则称：“灶者，生养之本。”秦后妃们各自起灶，炊烟袅袅庖厨飘香也在情理之中。至于“飤官”前冠一“丽山”，主要以示陵寝“飤官”与皇宫“飤官”之别，并无他意，更不是该遗址的命名。所以，我们仅以出土“丽山飤官”器物为据，判定该遗址的性质，显然欠妥。若如此，我们在国外发现的很多中国文物，能据此去说明那时的外国就是中国吗?结论无疑是错误的。它只能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这才是合理的解释。
　　《后汉书·百官志》说：“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晦时节祭祀。”对于此段史书记载，学者多结合陵西遗址出土的“飤官”陶文，把该遗址性质推论为供奉墓主灵魂饮食起居的膳食之所。那么，陶文中的“飤官”是否就是文献中的食官令呢?笔者也认为值得商讨，因陶文中既有“飤官左”“飤官右”之分，就说明他并非一人。秦以右为上，或许“飤官右”主司皇后饮食，“飤官左”主司妃子饮食。另外，古代供奉墓主灵魂饮食的“献饭”是靠祭奠仪式来完成的。而这样的祭奠(虽然日祭并不需每天举行祭祀典礼)，一般是在陵墓前或特定的某一“祠堂”内进行，陵西遗址，既不在墓前，也不见“祠堂”类的祭祀性质建筑，因此，它就不应是供奉“死人”饮食之所。再者，带令为长，食官令每逢“时节”的祭祀与“日上四食”的供奉上食也有区别。由此可见，陶文中的“飤官”与文献中的“食官令”，还不可笼而统之地称为掌望晦时节祭礼的官吏。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对“食官”的性质和职能不是有所认识和了解吗?概括地讲，“食官”是主司皇寝内的皇后、皇妃等饮食之官，反映在陵寝制度上，他们的职权范围亦无变化。而为皇帝主司饮食的“太(大)官”，则应是陵寝中一日多次供奉始皇灵魂饮食起居的主管。对于陵园的管理和上陵祭祀大典，则可能由“太官令”“食官令”或陵邑之长来负责和主持，可另当别论。
　　秦陵的破坏焚毁与管理保护
　　据文献记载，秦始皇陵曾遭到数次破坏，最严重的是项羽入关后对它的破坏和焚毁。而汉代刘向在其请罢汉昌陵的上疏中，对始皇陵的毁坏过程有这样一段叙述：“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18)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注》中进一步指出：“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吴东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三十日不能灭。”《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数说项羽之十条罪状时也说：“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至于项羽是否进入始皇陵地宫盗掘，笔者已有专文探讨，(19)也有待于科学发掘的验证。但陵园众多的地面建筑为项羽大军所破坏，放火烧毁，则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事实。陵西建筑遗址也正是在这次厄运中而毁于一旦。正如《简报》中所言：“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炭迹、灰迹、红烧土和被烧成渣块的筒、板瓦等，说明……是遭火焚毁的。”毫无疑问，陵西寝室建筑中的皇后、宫妃、侍女，也在这次浩劫中，被项羽掳掠或诛杀。《史记·项羽本纪》曰：“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陵寝中的宫妃们显然也是厄运难逃。
　　秦亡以后，汉高祖刘邦曾指派为始皇陵，“守冢二十家。……令视其冢，复亡与它事”。负责看守陵园。此时，陵西建筑已成为一片废墟，原有的陵园管理和守护人员已不复存在。
　　那么，秦始皇陵园在未遭破坏和烧毁之前，管理情况又是如何呢?笔者曾在一篇拙文中指出，“陵墓工程结束，特别是陵园建成之后，必定要有一大批人员(包括武装人员)日夜把守和管理。”(20)《后汉书·百官志》：“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丞及校长各一人。本注曰：校长，主兵武盗贼事。”可见，秦汉时期帝王陵有一套管理机构，陵园令主管卫生，校长主管安全，食官令主管时节祭祀，等等，各行其责。在帝王陵墓举办的一些大的祭奠活动，主要由太官负责
　　汉代新创在陵园附近设置陵邑，陵邑之长即是总管陵园保护和管理的。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置“丽邑”，秦始皇陵恰在“丽邑”地盘之内。秦以“丽邑”虽然不等于陵邑，但也拟带有陵邑的性质。陵园内出土的带有“丽邑”陶文的器物，正是丽邑官署产品供奉给陵园所用的贡品。丽邑之长(令)无疑是统辖陵园管理之责的长官。他绝不是“令官”可取而代之的。
　　总之，秦始皇陵西建筑性质应是始皇帝生前皇后、宫妃们的“寝室”，“食官”既不是管理陵园的官吏，也不是供奉墓主灵魂饮食起居的膳食之官，而只是为寝室内的皇后、宫妃们服务、掌管她们的饮食之事的詹事属官。陵西建筑至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大肆烧杀抢掠之后，也就随之付之一炬，变为废墟，其主人在厄运之中也难于幸免。
　　注释
　　①袁仲一：《兵马俑的作者》，载《文博》1986年第4期。
　　②刘占成：《对秦俑几点新认识》，见《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
　　③袁仲一：《秦始皇陵东侧第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④赵化成：《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再认识》，见《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⑤袁仲一：《秦始皇陵与西汉帝陵异同的比较分析》，见《秦文化论从》(第八辑)。
　　⑥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5期。
　　⑦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载《文物》1982年第1期。
　　⑧刘占成：《从考古资料看秦代建筑文化》，见《秦文化论丛》(第六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⑨《打井汲水与攻战巢车——滑轮和辘轳》，载《中国文物报》1999年7月18日。
　　⑩《“汉长安城”又有重大发现——后妃宫殿重见天日》，载《华商报》2001年3月1日。
　　(11)张原墉：《秦都咸阳一号建筑墓址看秦代的卫生设施》，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12)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载《文物》1976年第11期。
　　(13)同⑦。
　　(14)岳南：《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15)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16)杨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见《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第188页。
　　(17)黄盛璋：《新出信安君鼎、平安君鼎的国别年代与有关制度问题》，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18)《汉书·楚元王传》。
　　(19)刘占成：《“项羽”和“始皇陵”》，载《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
　　(20)刘占成：《“丽山”与“丽邑”》，载《文博》1984年第3期。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