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研究/秦兵马俑“四号坑”质疑
刘占成
按语：该文发表在《秦文化论丛》(第十三辑)。当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发现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二、三号坑之间又钻探发现了一个土坑遗迹，有些研究者把这个坑推测为“未建成的四号兵马俑坑”，而后这一推论很是流行，加之一些很不专业的导游讲解，误导听众，混淆视听。1995年，笔者主持了对“四号坑”的局部试掘，依据出土的遗迹遗物，撰写了这篇论文。本文指出“四号坑”只是一个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取土壕，与秦兵马俑坑毫无关系。本文虽然对学界影响不大，但笔者认为是做了一项正本清源的工作。
自秦始皇兵马俑发现以来，研究论述秦俑的文章连篇累牍。涉及兵马俑“四号坑”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却引人进入了一个误区，即所谓的“四号坑”“是一个未建成的废弃坑……是拟议中的一个军阵”①。从排序上，把它与已发现的一、二、三号兵马俑坑等同起来。这样，似乎当年就是设置了四个兵马俑坑，只是这个坑因故未建成而已。依此，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拟议中的中军”②；有的专家说它“是计划要修的后勤部队”③；还有先生提出它“是地下中央冥军的武库”④；有研究者曾对它的性质提出异议，但仍然认为它是秦代与修建兵马俑坑有关的“取土时用的土壕”⑤。分歧的存在，究其根由，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发现相关可信的考古遗存”。也就是说，最直观、最重要、最能说明问题的考古证据一直没有发现。1995年，秦俑考古队对“四号坑”西北角进行试掘，根据已暴露的遗迹和出土遗物，使我们对四号坑有了一个较实际的了解。对以前关于四号坑时代、性质等较流行的学术观点不得不提出各种质疑。
“四号坑”概况
根据相关资料，“四号坑”最早发现于发现三号坑之后的1976年6月至7月间。资料中，对“四号坑”的发现和基本概况详细的文字报道是：“1976年6月至7月间，在一号兵马俑坑的中部北侧，二号与三号兵马俑坑之间，又探出了一个未建成的废弃坑，坑南北向横长方形。坑的北边及东、西两边的北段十分整齐、清晰，坑的南部被河流冲垮，南边线不清。坑东西长48米，南北宽约96米，深4.8米，面积4，600平方米。坑内充满了淤积的泥沙和砾石，未见回填的五花土，也未见砖铺地、土隔梁、棚木等建筑遗迹，以及陶俑、陶马等文物。此坑显然是经人工有意挖掘的。坑的深度和一、二、三号俑坑的深度相似，其位置东距二号俑坑36.4米，西距三号坑20米。从整个建筑平面布局看，有了此坑显得布局完整，去掉此坑，则二、三号坑间有段空白。由此推知，此坑和一、二、三号坑当是同时挖掘的一组陪葬坑。”⑥后来，一些学者就称其为秦俑四号坑⑦。
以上报道材料，不知当年是如何调查、钻探而得出的数据?1995年，考古队钻探、试掘所了解的四号坑的情况，与原报道不管是位置，还是面积、深度，都有较大出入。而“四号坑”的基本概况对于推测、研究它的时代、性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1995年5月，秦俑考古队组织人员对“四号坑”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和钻探，在“四号坑”西北角试掘揭露面积70多平方米，对坑的形制与内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四号坑”位于二、三号兵马俑坑之间，南北长约75米，东西宽约48米，总面积为3，600平方米。坑内充满人为填入的沙石和杂土，坑口距坑底深约1.8米，坑口之上有1.9米厚的后期沙石堆积层。坑北壁向南3米许的地方，还出现了一生黄土隔梁，生土梁上窄下宽，把该坑一分为二。坑的北壁和西壁北段比较清楚，南壁和东壁则坑边不清，坑东坑边距二号坑南向北数第四门道仅20厘米，坑西坑边距三号坑门道为27米，南边距一号坑北坑边26米。(图一)
把试掘资料与原报道资料相比，我们可明显看到，同为一个“四号坑”，面积上原报道4，600平方米，而实际则为3，600平方米，竟相差1，000平方米；位置上，原报道坑南北96米，而实际则为75米，二者相差21米(如此，坑的位置并未偏北，而恰在二、三号坑中间)；深度上，原报道坑深4.8米，实际则为1.8米，相差3米。坑距一、二、三号兵马俑坑之间的距离数字也出入较大。而对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基础资料是研究的前提，如果用不准确的基础资料进行研究，势必得出难以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其结论容易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并不在于研究的方法上，而完全可归咎于原始材料的掌握方面。
“四号坑”试掘情况的判断
通过试掘材料，我们可以对所谓的“四号坑”做出一些客观的判断：
第一，从位置上，“四号坑”位于二、三号兵马俑坑之间，它的位置是堵在了两坑的门前，就像两户人家大院之间又拥挤了一座大院，并非从布局上去掉此坑，则左右不对称，或二、三号坑间出现空白。也就是说，在位置布局上，这个“四号坑”显然是多余的，位置是极不恰当的，二号坑的西壁南数第四门道就差那么一点就会和“四号坑”相通。这布局能合理吗?
第二，从方向上，一、二、三号兵马俑坑都是坐西面东，而“四号坑”反呈南北方向，当时的设计难道不考虑这布局上的起码常识吗?方向不一致，显然不属同一系统。
第三，从形制上，坑边不齐、坑底不平、无隔墙、过洞，甚至连门道(斜坡出土道)也不见踪迹，即兵马俑坑形制所应具备的一切要素，在“四号坑”中都找寻不到。所以，断言它是人工有意挖掘，原拟议中的兵马俑坑，实属一种不谨慎的推测(说法)。
第四，从深度上，“四号坑”坑口距坑底仅1.8米，根本不是与已发现的一、二、三号兵马俑坑的深度相同。这样的深度，对高度近2米的高大陶俑来说，是根本无法安置其中的。
第五，根据试掘情况，“四号坑”本身并非一坑，而是两个坑，因为在坑北壁向南3米处，还有一条东西向生土隔梁。我们把两个坑混编为一个坑，客观上也是欠妥的。
根据以上相关判断，我们可以说，“四号坑”是不能算为兵马俑坑的，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坑，它的时代、性质又该如何判定呢?
对“四号坑”理论实践上的否定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按70余万人，数字可能有些夸张，因为据相关资料，现今全临潼区仅有人口约60万，若当时70万人在秦陵地区，无论如何是容纳不下的，起码近70万人的食宿等基本生活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尽管当时生活环境是那么艰苦。这个数字，一种可能是从初即位到下葬38年修陵人数的累计，另一种可能是“十七万”之误。因为古时资料传抄中极多误衍、误脱、颠倒之字。有学者就曾对《史记·周本纪》“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疑为“十七万”之误⑧。笔者也曾对秦始皇陵“陵高五十丈”应为“十五丈”提出新说⑨。事实上，修陵人多达十七万之众亦足矣，以上十万人修陵，场面规模可谓宏大矣。就这上十万之众，对于修建秦始皇陵主墓工程、地面附属建筑、内外城墙、各类陪葬坑(墓)，也是绰绰有余的。也就是说，用十多万人，对统一设计布局的秦陵包括兵马俑坑在内同时动工，是完全可能的，就更不用说“七十余万人”了。今天，我们只不过是根据发现的先后，分别编号为一、二、三号坑，而当年绝不会是先挖一个坑，再挖一个坑的，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既然是同时动工开挖修建，那么，就不会出现一、二、三号坑已全面完工，而“四号坑”仅是一个既没有门道、隔墙、过洞、铺地砖、木构架，更没有兵马俑的空坑。所以说，既承认当年兵马俑坑是统一设计、同时动工的，又推测“四号坑”是拟议中“未建成的兵马俑坑”，显系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关于“三军”问题，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一号坑象征着右军，二号坑的军阵为左军。未建成的俑坑是拟议中的中军。三号坑是指挥部”⑩。假如当年兵马俑坑的设置是按左、中、右三军所布局，那么，有了左军、右军、指挥部，唯独缺一中军，“四号坑”推拟为“中军”也似有道理。问题是，这种学术观点，并没有得到学界认同。黄今言先生就认为：“‘三军’，往往是对所有军队的统称或泛指，不一定就是指左、中、右三军的编制”，“秦俑一、二、三号坑是象征秦代中央军的三个组成部分，象征着当时的宫城卫士、京城屯兵和宫廷郎卫等三种武装力量”。(11)白建钢先生则认为：一号坑属“鱼丽之阵”，二号坑属佐军配置，三号坑当与古时“合谋”“卜战”有关。(12)周士琦先生还提出：秦兵马俑二号坑属于古代的“四兽阵”(13)。王学理先生则认为：一号坑是“矩阵”，二号坑是“兵营性质”，三号坑是“军幕”，四号坑为“未完成的战阵形式”。(14)张仲立先生又提出：秦俑三号坑的性质不是指挥机构，而是古代的“军伍社宗”(15)。综合诸位专家的意见，兵马俑坑的性质，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的课题，流行的“三军”说，还不能作为定论，所以就难把一号坑说成“左军”、二号坑说是“右军”、“四号坑”拟为“中军”了。也就是说，“左、中、右”三军的配备，并不符合当年兵马俑坑建置的真实意图。退一步讲，“四号坑”若真为“中军”，而中军在古代通常为统帅或主将之所在，地位比左、有军更为重要，秦人为何把体现这一“主军”内容的坑没有建成，以致成为“废坑”，而属“偏军”内容的一、二号坑竟然先完成?道理很简单，当年兵马俑坑本就不是按左、中、右三军的体系而建。“四号坑”根本就不是“中军”。所以，要把“四号坑”作为“中军”，还需要更多的军事理论的支持。对于兵马俑坑的性质，笔者也曾提出：一号坑是“屯卫环居的圆阵”，二号坑是为一号坑军阵提供车源兵源的军营，三号坑为整休议事之所(16)。“阵、营、所”也是对“左、中、右”三军说的否定。
从以上论证，可以说，秦兵马俑坑不管怎么说，都不应存在“四号坑”，但现在又的确多出一个坑，而且就在兵马俑坑之间，那么，其他学者提出，它或是“后勤部队”、或是“武库”、或是“秦时取土壕”，有没有可能呢?根据试掘资料，笔者可以明确地说：“四号坑”不但不是兵马俑坑，更不是秦代的坑，它只是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当地农民的取土壕。对这一结论的强力支持，就是我们通过科学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证据。
下面我们重点讨论一下“四号坑”的形成和年代。
“四号坑”的形成和年代
十多年前，党士学先生就提出“四号坑是修建秦俑坑时取土用的土壕”，与本文观点已十分接近。应该说，是还是很有见地的，只是党先生没有丝毫怀疑四号坑原始材料报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党先生提出“四号坑”是修建秦俑坑时取土用的土壕，主要是基于对俑坑挖方不足于建坑所需土方的考虑。事实上，这种考虑是不符实际的。我们以一号坑为例，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5米，共出土方量应为71，300立方米，二层台和地基所需土方挖方和填土相抵，可不计算在内，十道土隔墙，每道长200米，宽2米，高5米，共用土方20，000立方米。71，300立方米减去20，000立方米，还剩50，000多立方米土，足够俑坑上部覆土封顶。根据发掘资料，一号坑棚木层之上填土3米多厚，恰好是50，000多立方米土分布在14，260平方米之上的厚度。事实上，当时俑坑坑顶上部封土厚1米也罢，2米也罢，3米也行，只要把挖方剩余之土用完覆在上面就行了，并不存在需要从另地取土的问题。
另外，党先生在论文中还指出：“也正是因为处于三个俑坑之间的这个土壕(即四号坑)太规整了，正是因为这个土壕非常贴近地挖在一、二、三号兵马俑坑旁边，而又没有打破这三个俑坑……”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把它与“修建秦兵马俑坑联系起来”。至于坑规整问题，从试掘情况看：“四号坑”坑边不清，坑底不平，又有生土土梁出现，所以说，说不上规整不规整，如果全部发掘，可能会出现更大的误差。退一步说，即使坑规整，也不一定就非是秦代的坑，后代也可以把坑挖得规整一些。关于打破俑坑问题，作为晚期的“四号坑”，它可以打破相邻的俑坑，也可以不打破俑坑，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不能说，它们没有打破关系，“四号坑”就可以肯定是秦代的了。当然，打破关系是确定考古遗存早晚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但不存在打破或叠压关系的考古遗存，主要还是要通过它本身的文化堆积和内涵遗物来判定。这一方面，当时还没有试掘材料，我们对党先生是不能求全责备的。试掘资料中，又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有力的证据呢?
上面我们提到“四号坑”内出现生土土梁问题。这一生土土梁高约1.5米，上部宽度仅不足10厘米，下部宽约50厘米，它的长度还继续向东延伸，究竟东西有多长，还无法统计。生土土梁两侧为回填内涵相同的沙石土。这些沙石土，应是生土土梁形成不久，就很快地回填入坑内的。试想，如不是及时回填，宽度不足10厘米的土梁，它能自然保存下来吗?正是及时的回填，生土梁才被回填物“夹”住。也就是说，回填土与生土梁应是同时的，而生土梁的形成，也应是与坑的形成同时的，坑内回填土中包含的遗物就是这个坑形成的年代。(图二)
由于回填全为沙石土，包含物非常少，除见到几片汉代瓦片外，我们在接近坑底处还发现了一块瓷器残片。从圈足看，该瓷片为一碗类瓷器，瓷胎细密，瓷色为茶叶末色，器内底部有一残字笔画。(图三)众所周知，瓷器是中国古代伟大发明之一。汉末开始出现青瓷，唐达成熟阶段，宋有更大发展。秦以前出现的上釉陶，最多只能算作“原始瓷”。也就是说，“四号坑”内出土的这块瓷片，从它的质地、瓷色看，肯定不是秦代遗物。那么，它究竟属于哪个时代呢?由于这片瓷片关系到对“四号坑”的形成和年代定性问题，笔者专程前往省考古研究所，特请多年来参加耀州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瓷器专家禚振西教授进行鉴定。禚先生通过观察分析，她说，这是陕西地方瓷窑的产品，年代应该属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从该瓷片底部遗存的残字看，这是清康、乾年间流行的一种地方瓷业工艺。这种工艺是在一个六面体的模具上，每一面刻一个字，字多为福、禄、寿等内容，也有一些像鹿、龙、鱼、喜鹊等动物图案。在瓷器坯胎未干时，瓷器内底需要哪一个字或图案，就将瓷器扣在相应字或图案的模具上，经锤压后即可印上所需内容。这种工艺，清乾隆以后就基本淘汰了，而改为直接用笔绘画，所以，它再不会晚于乾隆以后。禚先生还讲，这种工艺最早出现在明代晚期，在发掘的耀州窑陈炉窑厂遗址中，就曾出现明晚期的带字印模。“四号坑”出土的瓷片，当是渭南地区制瓷工艺受到陈炉窑厂制瓷工艺的影响，在清康、乾年间出现的地方瓷器。而瓷片上面不完整的残字，从笔画看，极可能是一个变体的“寿”字。据此，我们将“四号坑”回填的年代最早也只能定在清康熙、乾隆年间，它形成的年代距今只不过三百年左右，根本和两千多年前的秦代挂不上边。
通过层层剥笋般的分析，问题到此已十分清楚了。“四号坑”只是形成于清康熙、乾隆年间的取土壕，并不是拟议中的兵马俑坑，其性质的一切推测，就不再有讨论的必要。至于该坑为什么当时又及时回填，可能另有原因，但依此定为“秦代土壕”也显不妥。
余论
一个考古论点的确定，首先要讲科学性。在原有材料和科研工作都不能做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对旧有说法保持理性的怀疑态度，提出各种质疑，无论对史学界，还是考古界，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弄清“四号坑”的时代、性质，不仅是秦兵马俑研究者的期待，也是对历史研究的一个交代。流行之说，并不一定就正确；推测之说，只能算作“推测”。若只凭想象和推测，就断言“四号坑”是“秦兵马俑坑”，这种论点，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乃至在掌握材料方面，显然都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大忌。现在，我们有了新的考古资料，重新进行一次较为客观、充分的分析研究，提出的结论，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相信会得到考古界大多数同行的认同，也会逐渐为社会所认可。
注释
①秦俑考古队：《秦始皇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12期。
②袁仲一：《秦始皇陵东侧第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
③白建钢：《秦俑军阵初探》，载《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④黄今言：《秦俑研究中若干问题之辨释》，载《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
⑤党士学：《四号坑是未建成之俑坑说质疑》，载《文博》1989年第5期。
⑥《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页。
⑦王学理：《秦俑军阵巡礼》，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版)1979年第4期；又见注②。
⑧陈子龙：《史记测义》：纣只发畿内之兵，疑无七十万之众也。且三代用兵亦无近百万者。又《太平御览·皇王部八》：“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与同恶诸侯五十国，凡十七万人距周于商郊之牧野。”
⑨刘占成：《秦始皇帝与秦始皇陵园布局》，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5年第3期。
⑩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第6期。
(11)同④。
(12)同③。
(13)周士琦：《秦兵马俑二号坑的四兽阵》，载《光明日报》1994年8月8日。
(14)王学理：《一幅秦代的陈兵图——论秦俑坑的性质和编成》，载《文博》1990年第5期。
(15)张仲立：《秦俑三号坑性质刍议》，载《文博》1990年第5期。
(16)刘占成：《秦俑军阵再探》，见《庆祝武伯纶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陕西省考古学会编，1991年。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