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研究/秦俑“陶环”考
刘占成
按语：该文发表在《秦文化论丛》(第十四辑)。当人们正在对秦俑一号坑出土的部分陶俑身上的陶环作用展开讨论的时候，笔者首次发现了“只有介帻俑身上才有陶环”这个规律，于是根据这一规律撰写了这篇论文。文中指出，介帻俑就是守卫咸阳宫城的禁卫军形象，它身上的陶环作用，并不是为了背箭，而是代表着两个职责不同的兵种的标志。文章纠正了长期以来秦俑陶套环是为了背箭的错误认识。
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已三十多年了，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秦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全方位的视角。但毋庸讳言，秦俑研究工作中许多问题还需重新解读，甚至一些重大课题也不能一锤定音。笔者从事秦兵马俑发掘研究近三十年，感触颇深。就拿一号坑考古发掘发现的部分陶俑铠甲背部设置的“陶环”来说，长期以来，由于没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所以形成所谓它是用来背箭的盛行说法。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究其错误来源，一是与对一条考古资料错误判定有关，二是对有陶环兵俑的规律性缺乏系统性考察。若能认真地利用考古资料，找出有陶环兵俑的规律，并从新的角度分析研究，不仅不能得出陶环是用于背箭的结论，而且可以发现一些令人饶有兴趣的问题。事实上，秦俑“陶环”已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甚至一些来参观的外国政要也对“陶环”发出提问。总之，秦俑陶环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牵扯到秦俑研究的诸多问题，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笔者十多年前在内部刊物《秦陵秦俑研究动态》上首发了一篇《秦俑陶环新探》①，可惜讨论没有引起注意和相关的重视，并没有产生较大影响。故在原来的基础上再作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对考古资料的判定与分析
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在一些铠甲俑的背甲上，上下各有一个陶环。T2方一过洞面东24号俑背部的陶环已脱落。环内贯穿一条残长94厘米、径1厘米的绳索。此绳索和陶环在T2G1: 0318号束矢上。此束矢的矢箙已残，仅存一小片编织纹。这似可说明，矢箙上有绳索用以将矢箙缚于陶俑背后的陶环上。”②正是这条资料，误导了人们对秦俑陶环产生模糊认识和作用的错误认定。有的学者也就因此得出了“秦俑背上有上下一线的两个环，束箭散落地下。由此可知，箭箙也有用‘背法’的”③较肯定结论。开始对资料的判定，是以“陶环横穿绳索”为前提的，那会不会还有另外的情形呢?如果陶环内横穿的不是绳索，那就只可能是另外的解释了。
对没有亲自参加秦俑坑考古发掘的人来说，考古报告中资料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由于笔者是亲自参加兵马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专业人员，开始对这条资料也没引起注意和重视。但当秦俑陶环进入我的研究视角时，我就不能不对这条资料重新审视和分析。重新审视的结果不出所料，是对这条考古资料的根本否定。没有办法，我们总得尊重事实吧!
1990年9月至1991年9月，笔者负责带领考古队和保管部的几名业务人员，对一号坑东部前五方的遗留考古遗迹进行细部清理。工作中，我们对T2方一过洞24号陶俑背部脱落套环及其相关遗迹，又进行了一番认真细心的清理。通过清理观察发现，原报告认为，环内横穿的绳索遗迹，实际上只是一个竹质箭杆遗迹，遗迹也没有那么长。我们还专门请来主编一号坑发掘报告的袁仲一先生对这个发现进行了观察和鉴定，确认了它不是绳索遗迹。我们把箭杆遗迹作为绳索遗迹予以报道，这不是初始就从根本上发生错误了吗?至于这个箭杆是如何穿入陶环的?是当时放置陶俑时，人为有意插入一个箭镞，还是后期俑坑遭破坏时，一个箭杆巧入环内?抑或是其他缘故。都无关紧要了。要辨清的是横穿套环的并不是绳索!这样，问题就出来了，陶环和矢箙之间缺少了关键链，没有绳索，陶环和矢箙之间就不存在缚、绑、缠、扎等连带关系，所以，“背”也就更无从谈起。另外，除这一绘图时把箭杆竹皮遗迹绘成绳纹遗迹，引起报道资料的错误外，至今再没有发现一个类似的考古资料。也难怪，秦俑陶环本来就不是用于背箭的，我们又怎能找到陶环是用于缚箙的证据呢?由此，也令人怀疑中国古代箭箙的携带方式有没有“背法”?
参考文献记载和有关图像材料，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秦代以前，特别是战国时期，人们对于盛于矢箙的箭镞的携带方式问题。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右属囊鞬。”杜预注：“囊以受箭，鞬以受弓。”囊即箭箙，鞬是装弓之袋。右属，意指佩挎于身右。可见，古时不管是弓囊还是箭箙，都不是背在人体身后的，而是佩挎于腰际右侧。我们还翻检了一些直观的图像资料，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图一是一幅原始人类张弓射箭图④。那时还没有专门盛箭的箭箙，只是把一根根箭镞捆成束，挎于腰际右侧。图二是战国时期铜器上有关箭箙的刻纹图像⑤。从图像上看，箭箙仍是佩戴于腰身右侧的。图三是明茅元仪及《武备志》中保存的一幅膝上上弓图。图上武士竹筒形的圆形箭箙亦挎于人体腰际右侧。由此可见，把箭箙佩挎于人体腰际右侧是古时箭束携带方式的通例。这样在拉弓射箭时，也便于顺手取箭。至于“用环背箭”，目前还找不到可资为证的任何资料。虽然在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坑发现了一些“有负箭箙的士兵俑”⑥。问题是汉俑背负的所谓箭箙是木制的长方形小盒(图四)，而秦俑的箭箙是用粗麻丝编织的软袋，不知这两种质料不同、形状不一的“箙”是否可以用同一种背法?我们若再仔细观察，汉俑背后的“箭箙”呈长方盒状，上部斜杀成口，但盒内并未见盛装箭镞。所以，它究竟是不是箭箙还值得研究，也不知把它定为箭箙的依据是什么?或许它还有另外的作用和象征。即便把它作为箭箙，汉俑背后也并不见陶环。也就是说，这个“箙”也未必是用环去背负的。若从实战考虑，把箭镞背于身后，较之挎于右侧取箭更为不便，不知当时人们为何要采用弃易取难，偏要把箭背于身后呢?
还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陶环是用于背箭的，那么，对于那些很多背部没有陶环的兵俑，是不是就不是弓箭手了?他们的身旁是不是就没有束箭散落在地呢?事实是否定的!像一号坑东段长廊的三列横队，研究者明确指出，它们均为“轻足善走”的前锋弓箭手⑦，且在他们身后每每发现束箭遗迹，但他们的身上却全无“陶环”。像二号坑的弩兵区域，跪射甲俑、立射袍俑，都是兵马俑坑的专业神奇射手，其身后也并无陶环。又不知它们的箭箙是怎样背的?与此相反的是，在一号坑T2第二、第三过洞，T20第九、第十过洞，那些背部有陶环的兵俑，身旁并没有或者很少发现箭箙遗迹，而发现较多的则是铜铍长木柲遗迹，也不知它们身上的陶环究竟是用来背什么的?它反证了秦俑陶环并非用于缚箙背箭!
通过以上对考古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说，秦俑陶环的设置，当另有讲究，有必要去重新认定。“背箭之说”可以休矣!
对有陶环秦俑的系统考察
为什么有的秦俑有陶环，有的秦俑没有陶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还不能以“在秦兵马俑中有一部分陶俑身上有陶环”而一概论之。有陶环的秦俑是杂乱无章，还是有其规律性?如果找到了它的规律，那么，离弄清陶环的来龙去脉、解决陶环问题的期限，就会不远了。
通过对有陶环秦俑的长期观察和系统考察，笔者确认了只有头戴介帻的甲俑身后才有陶环的存在。这就是发现，这就是规律。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为这一规律的发现而感到自信。正是这一发现，使我们找到了探讨秦俑陶环问题的钥匙。至于已修复好的陶俑中，有个别头绾发髻未戴介帻的陶俑，其甲衣背后仍有陶环的情况，其原因则完全是修复工作中的疏忽。这种现代人造成的俑头张冠李戴，显然不能成为否定我们发现规律的依据。
头戴介帻的甲俑身后才有陶环，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他们身份、地位、作用与众不同?若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们确实是有其特殊性的。
根据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秦俑军阵中主要分为身穿铠甲的重装步兵和身穿战袍的轻装步兵两种。重装步兵又分为普通重装和特别重装，轻装步兵又分为普通轻装和特别轻装⑧。两种步兵的身份地位是有区别的，重装步兵当高于轻装步兵。也就是说，愈注重护体装备的兵种，其身份地位愈高。身份地位不同，在战争中所担负的任务和作用也是不同的。头戴介帻的陶俑属于秦俑中重装步兵中的特别重装兵，地位显然是比较高的。从装束上看，这种俑身份接近军吏俑而低于军吏俑。正因为在二、三号坑内没有发现头戴介帻的兵俑，所以，二、三号坑里也就没有发现背部有陶环的甲俑，但二、三号坑内出土大量的青铜箭镞，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头戴介帻的陶俑，其装束特点是：头戴介帻，身穿带有陶环的甲衣，腿部着稍显臃肿的护腿。它与头上仅绾发髻，腿扎行縢，身着无陶环铠甲的武士俑，有着明显的区别。据发掘报告称：“帻的质地轻软，犹如单层布帛做成似的”；“帻的形状犹如圆丘，顶部略偏右侧凸起成圆锥形，下部好似覆钵。其大小，前至发髻，后至脑后，左右至耳根，基本上把头发和髻全部罩在帻内。”《后汉书》说“单衣幅巾”，就是指的扎在头上的织物帻巾。由此看来，介帻只是一顶束发的软布罩，并不具备什么防御效能。但为什么一部分铠甲俑偏偏戴有这种介帻呢?另一部分陶俑又为什么只束发绾髻而不戴帻?这能否说明，虽然它们都是武士身份，但种类有别，分工不同。这种区别，即体现在介帻的有无上，也体现在甲衣陶环的设置上，以及腿着护腿还是腿扎行縢等方面。事实上，秦俑在兵种、身份、等级等方面的区别，正是体现在其装束上。如袍俑甲俑之分，鹖冠长冠之分，介帻发髻之分，扁髻圆髻之分，战袍单层双层之分，甲衣有环无环之分，护腿行縢之分，等等。从等级上，我们为什么说头戴介帻的陶俑更接近军吏俑呢?因为军吏俑头戴冠饰，它们头戴介帻；军吏俑甲衣形制特殊(三角形或带宽边)，它们甲衣附环，军吏俑腿着护腿，它们相同装束上的特殊性，暗示着它们的兵种和身份。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除一部分主要用于边防和野战之外，还有一小部分用于守护京城和皇宫，他们是宫禁的防卫，帝王的卫兵，古时叫禁卫军或宿卫军。《后汉书·耿弇列传》：“秉常领禁兵宿卫左右”。笔者推测，秦俑坑中头戴介帻的陶俑，应是当年守卫秦咸阳宫城的禁卫军形象。它们不但装束不同，而且装备也不一样，在一号坑第一过洞中的部分介帻俑身旁每每伴有青铜长剑的出土，其他过洞的介帻俑，多以长铍配备。长铍在当时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先进兵器，秦铜剑一般认为是为军吏俑所配备的指挥武器。这两种兵器，在发掘的数量众多的发髻俑中尚未发现有配备者。正因为兵种或职能的不同，象征它们身份地位的装束和兵器配备也有不同，这是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问题。秦俑“陶环”之谜的渊源，也许就在这里。从数量上看，介帻俑占一号坑兵俑总量不到5%，也是符合禁卫军占全国军队比例很小的实际的。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介帻俑在编列上也是集中在一起，它们主要出现在一号坑的东部，分别编列在第一、第二、第三、第九、第十等五个过洞。它们成行成组，绝没有个别编入发髻俑，或个别发髻俑编入它们队伍的“混编”现象。这不也正说明它们平时就是活动、战斗在一起的群体吗?
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秦国还出现了骁勇善战的所谓“科头”军。《集解》：“科头，谓不戴兜鍪如敌。”介帻算不上是头胄，但也并不是“科头”军的标志。通过我们上面的讨论，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秦俑坑中的发髻俑就是秦国军队中屡上战场的科头锐士形象。秦始皇把“科头军”和“禁卫军”这两种攻守力量用雕塑的方式陪葬于他的陵园之中，象征着阴间地下的一支防御力量，以保持他在另一个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这和他生前的所作所为、思想观念是相一致的。
秦俑“陶环”的质地和作用
兵马俑作为陶制模拟物，实际生活中的装束质地又是什么情景呢?据研究者考证，兵俑的战袍是“细麻丝织成的衣料”⑨，“甲衣主要是皮甲”⑩。那么，在皮质甲衣上附没的“环”，其质地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对头戴介帻陶俑的仔细观察，发现每个陶俑铠甲背后都有上下对齐的两个陶环(图五)，两环的环距小者15厘米，大者30厘米许。陶环的内径为2厘米，外径3.5～4.5厘米不等。环一侧带有用于插入俑体的舌柄，柄长约5厘米。(图六)根据雕塑陶环硬直，不见下折和弯曲，推测它应为金属制作，青铜质地的可能性最大。环舌卡入皮质铠甲，应该是能够活动的。铜质圆环镶嵌在皮质甲衣上，无意中增加了一分美观。
铠甲背部有铜环，它的作用不是用于背箭的，难道是虚设?通过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它的作用有二：一是区分兵种的标志，二是可以悬挂铠甲。在中国古代，利用服饰式样和图案，区分着装人和群体的等级，是服饰制度的一个风格特色。明清时期官员的补服就是如此。军服的铠甲一样，式样质量不同，也就表明了身份地位兵种及待遇的各自不同。研究者根据秦俑铠甲的形制，分为“高级军吏俑的、中级军吏俑的、下级军吏俑的、御手俑的、一般步兵俑的、骑兵俑的”六类(11)。事实上，一般步兵俑的铠甲还有有陶环和无陶环之分。陶环也兼具了划分兵种所属、职能的功能。这一现象明确地证实了将“环”运用到铠甲制作中的事实。皮质甲衣上铜环的设立，显然细化了兵种的不同，从铠甲的附属环上，也可区分兵种的不同支系，它把重装步兵又十分自然地分为两种，表明各自的特征。在当时，人们不管是从介帻上还是甲衣的铜环上，都能一眼识别出它是宫城守卫的禁卫军。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秦俑陶环所代表的就是职责不同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兵种的不同标识之一。”就像现代军队陆军、海军、空军、武警不同的肩章、帽徽等的不同类似。虽然象征意义更大一些，但其差别上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在某种意义上，秦俑铠甲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遗产。当我们研究它时，还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单一的防护装备。实际上，它本身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往往与众多的军事文化相联系，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反映了人们复杂的思想意识和我们尚未了解的理念。这是秦代铠甲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我们自然不能排除对它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更期待考古工作的新发现。
甲衣上的环，除过识别作用外，第二个作用就是可以悬挂铠甲。依常识，皮料容易返潮和被虫蛀，皮质铠甲必然要注意保护，防止这两种危害。所以，古代的皮质甲衣，是不应长期叠压堆放，要十分注意通风和透气，否则，就会减少铠甲的使用寿命。解决办法，可以用衣架，也可以附环悬挂。秦俑甲衣上有两个陶环，它表明可以正挂，也可以反挂。这样既减少了堆放空间，又起到了保护作用。这也可能是秦人的发明，更是对中国古代铠甲内容的进一步丰富。
综上所述，“秦俑陶环是背箭用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本文的观点，或许还值得斟酌和讨论，日后新出土的资料，如进一步证实或否定这一论证，笔者亦乐于接受。
注释
①《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
②《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80页。
③王学理：《秦兵正名》，见《秦俑馆开馆三年文集》，1982年。
④《中国古代兵器图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
⑤同④。
⑥《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载《文物》1986年第12期。
⑦秦鸣：《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载《文物》1975年第11期。
⑧白建钢：《论秦俑军阵的轻、重装步兵》，载《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1期。
⑨刘占成：《秦俑战袍考》，载《文博》1990年第5期。
⑩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同⑩。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