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按语：该文发表在《文物》2006年第3期。这是作者与同行蒋文孝先生一块合作、研究、商讨，由蒋文孝执笔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论文通过对秦俑坑新出土铜戈、戟形制、刻铭的研究，提出了秦始皇时期铜戈、戟的断代标准，为古兵器研究者提供了相关的研究思路，为研究秦史及秦兵器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自1978年秦始皇兵马俑坑正式发掘以来，相继出土秦代实战青铜兵器上万件，特别是带有刻铭的青铜戈(戟)，引起了学者和专家的重视。近年来，我们在对秦俑一号坑后部五个探方部分暴露文物进行清理、提取和保护工作中，新发现两件带铭文的戈(一件为戟戈)，为研究秦代兵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其中一件为“十年寺工”戈，出土于秦俑一号坑T12G7中。(图一)该戈形状为：长胡，四穿，曲援，长内上翘，援、胡均带有锋刃，刃宽约0.5厘米，胡部刃稍有小豁口，个别地方上有绿色锈点。通体保存完好，明亮如新，刃部相当锋利，通长27厘米、援长16.9厘米、宽3.1～3.2厘米、厚0.5厘米；内长10.1厘米、宽2.8～3.3厘米、厚0.5厘米；胡部四穿呈长方形，边长1.0×0.4厘米、间距约2.3厘米；内部有一横向穿，呈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方形，边长1.8×(0.2～0.4)厘米；下阑宽0.9厘米、厚0.7厘米；柲部上宽3.5厘米、下宽2.8厘米。出土时木柲朽迹尚存。尾部套一铜錞(秦俑一号坑中的Ⅰ型)，錞高11.2厘米、径3～4厘米。全长约2.5米，是一件比较完整的戈。(图一)
　　“十年寺工”戈虽未见戟刺(矛头)，但是，从以往秦俑坑出土多为戟来看，此戈当为戟断裂后之分体。为了介绍方便，这里遵循惯例，仍称之为“戈”。
　　该戈内部一面中心部位刻有铭文，竖排2行，每行4字，隶书，为“十年寺工丞杨工造”。刻画而成，笔画细如发丝，字口极浅。另一面中部穿下有“寺工”二字，笔画较粗，字口很深，显为铸造而成。穿上有一刻画字，笔画较细，近似“工”字(图三：1、四、五)。
　　此外，在同一探方的G5中，还发现一件“七年相邦吕不韦”戟，出土时戈与矛断开，被压在隔墙下，木柲残断，全长不清。(图二)矛呈柳叶形，筒状骹，形制近似于秦俑一号坑中的Ⅱ型，长17.6厘米。骹上刻有“寺工”二字。戈为长胡四穿，曲援，长内上翘，内部有一横长方形穿，援、胡均带有锋刃。保存完好，锋利如新，胡部刃稍有小豁口。通长26.8厘米，援长16.6厘米、宽3.1～3.4厘米、厚0.5厘米，内长10.2厘米、宽3厘米、厚0.5厘米。
　　此戟内部一面中心部位刻有铭文15字，竖排2行，隶书。首行为“七年相邦吕不韦造”，次行为“寺工周丞义工同”。笔画由尖细状物凿刻而成的细点组成，字极浅。内的另一面中部穿下，有隶书“寺工”二字，笔画较粗，字口很深，系铸造而成。穿上有一个刻画字，较细，近似“子”字。(图三：2、六、七)
　　以前在秦俑一号坑中，也曾出土一件“七年相邦吕不韦”戟①，编号为T19G8：0710，铭文为“七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周丞义工竞”，与本次所出七年相邦戟大小相同，铭文除最后一个人名不同之外，其余全部相同。可见，是“寺工周丞义”领导下的制作工匠的名字。这表明，每一丞下的兵器制作者不止一人。结合秦俑坑其他铜戈(戟)上的铭文来看，秦代青铜兵器的督造者和制作者，分别是相邦、寺工、丞、工匠。前三者职位相对固定，各由一人专任，丞之下的工匠则相对较多。
　　此次出土的“十年寺工”戈，其形制还与一号坑出土的秦始皇时期的其他戈相同②，刻铭体例则与一号坑出土的秦始皇十三年、十五至十九年的铍相似③。因此，该器的制作时间应为秦始皇十年(前237年)。这是目前秦俑坑发现刻有秦始皇纪年的最晚的一件铜戈。
　　秦俑一号坑以往出土的1件戈和4件戟皆有铭文，加上陕西宝鸡发现的“八年相邦吕不韦”戟④和四川出土的“九年相邦吕不韦”戟⑤，纪年包括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铭文格式是“某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某丞某工某”。一号坑中出土的16件铜铍上，同样有铭文，纪年涉及秦始皇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和十九年，其格式为“某某年，寺工某(造)工某”。本次发现的“十年寺工戈”，铭文同属此例。
　　综上所述，从秦始皇三年到十九年(前244年—前228年)，中央督造兵器铭文以“十年寺工”戈为界分为前后两段。秦始皇九年(前238年)以前，铭文体例是“某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某丞某工某”，属于相邦(最高督造者)、寺工及丞(主造者)、工(具体制造者)三级监造制度。
　　从秦始皇十年(前237年)之后，兵器铭文的格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为“某某年，寺工某(造)工某”，属于寺工(主造者)、工(具体制造者)两级监造制度，题铭中不再出现最高督造者相邦一职。至于在天津市发现的一件“十七年丞相启状”戈，其铭文体例为秦与三晋混合形式，则另当别论。⑥
　　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见附表)，“三年吕不韦”戈，是吕不韦任相时最早的带有“相邦”字样的戈。而以这次发现的“十年寺工”戈为限，其上的铭刻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由此可以推断，“九年吕不韦”戟是吕不韦任相期间带有“相邦”字样的年代最晚的一件兵器。也就是说，“某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某丞某工某” 的铭文格式，到秦始皇十年(前237年)以后便基本消失。而秦始皇二年(前245年)与秦始皇十年以后的兵器铭文，多为“某某年，寺工(或诏吏、少府工室、属邦工室)某(造)工某”格式⑦。大概到了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又开始恢复带有“相邦(丞相)”字样的铭记形式，如“元年丞相斯”戈⑧。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社会变化有关。《史记·吕不韦列传》云：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五月卒，“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初即位，委国事大臣”⑨。秦代“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⑩。吕不韦大权独揽，表现在其一手督造的中央兵器上，多刻有“相邦吕不韦”字样的铭文。到了秦始皇十年(前237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11)，兵器上的“相邦吕不韦”铭文从此不存。“十年寺工”戈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史记》中的记载。
　　与秦代其他刻铭铜兵器相比，本次出土的“十年寺工”戈铭文有一定的特殊性。按照秦器铭刻的一般体例，职官名的后面要署人名，或兼有姓氏和名字，不见无名或仅举姓氏而不书名字的。“造”字一般在丞相或寺工之后，代表中央、地方最高一级监造者，极少有工匠之后直接跟“造”者；“工”字后多为具体制作者的名字。对照这些特点可知，此戈“寺工”下没有具体的人名，“丞”后的“杨”字应是丞的名字。结合铜铍上的铭文可知，秦始皇十五到十八年(前232年—前239年)的寺工为同一人，而十九年(前228年)则换成另一个人，这说明“寺工”一职不定期更换。联系秦始皇十年吕不韦被免相一事，笔者推测，其手下的寺工可能一同被罢免，而新的寺工尚未任命，所以，“十年寺工”戈上的寺工一职暂时空缺。
　　另外，此戈的“工”下未署名，与以往发现的兵器上的刻铭体例不符，也与“物勒工名”制度相悖。而把“造”字刻在直接生产者后面，这也是极其罕见的。(12)之所以出现这些与常规相左的现象，笔者认为，可能与秦始皇十年吕不韦免相有关。在这一事件影响下，偶尔出现这种异常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即“造”就是工匠的名字。若果真如此，又为秦俑坑兵器的制造增添了一位制作者。
　　总之，这两件铜戈、戟的发现，为战国时期秦国兵器断代增添了新的标准器，也为研究秦史及秦兵器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注释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②同①。
　　③同①。
　　④李仲操：《八年吕不韦戈考》，载《文物》1979年第12期。
　　⑤尹显德：《四川青川出土九年吕不韦戟》，载《考古》1991年第1期。
　　⑥“十七年丞相启状”戈，铭文为“十七年丞相启状造 郃阳嘉丞兼库工邪”。据黄盛璋先生考证，出现这种“特有的混合形式的主要根源”，在于“铭刻基本虽为秦制，但格式与职官监、主造制度仍为秦与三晋之混合，因三晋库为专造兵器机构，主造为库工师或库啬夫。入秦以后，郃阳库造兵器设备、机构、职官、工匠等一整套制度，自仍维持旧有，只能部分制度与职官名称改为秦制”。见《新出秦兵器铭刻新探》，载《文博》1988年第6期。
　　⑦河北省出土一件少府戈，铭文为“少府二年作”，见《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另《陶斋吉金录》上也有一件“二年寺工龙金角”戈，均为秦始皇二年(前245年)兵器，未见吕不韦字样。
　　⑧“元年丞相斯造栎阳左工去疾工上”戈，即是明证，见《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邑戈》，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⑩《吕氏春秋·孟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
　　(11)同⑨。
　　(12)江西出土“廿二年临汾守谭库係(?)工歍造”戈，“造”字即刻在直接生产者后面，比较特殊。见江西省博物馆，遂川县文化馆：《记江西遂川出土的几件秦代铜兵器》，载《考古》1978年第1期。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