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研究/秦俑坑出土的铜铍
刘占成
按语：该文发表在《文物》1982年第3期。这是作者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能在《文物》上发表，并不是文章写得好，主要是资料的重要性。开始参加兵马俑坑的考古发掘时，从第一件铜铍的发现就引起了我很大的关注，接着不管哪个探方发现铜铍，我都亲自去做记录、收集相关资料。北京的李学勤先生来秦俑工地考察，我专门请李先生对铜铍上的刻铭予以释读，这对我启发极大。而后就写好稿子投送《文物》编辑部。这篇文章不但确认了铜铍属于古代长兵器，而且和文献资料对比定名为“铍”，为兵器研究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在秦始皇陵第一号兵马俑坑的发掘工作中，于1979年6月26日出土了一件类似短剑的青铜兵器(图一)。以后在1980年和1981年又相继发掘出土同类兵器十余件。这种兵器虽似短剑，但有格有茎而无首，柄后有带铜镦之长木柲遗迹。因此，这类兵器并非短兵，而是长兵，以前称为“短剑”是不正确的，经考定应称为“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长鉟，长刃兵也，为刀而剑形，史记作长铍，铍亦刀耳。”《左传》昭二十七年：“夹之以铍。”铍，《说文》曰：“剑如刀装者。”刘逵《吴都赋》注：“铍，两刃小刀。”在云梦秦简的《秦律杂抄》中有：“铍、戟、矛有室者，拔以斗，未有伤(也)，论比剑。”室即鞘，秦俑坑出土之兵均带有鞘朽残迹，同简文正符。由上述文献可知：这种带长柄的有鞘剑形兵器正是“铍”。
在秦俑坑中出土的铜铍，全长35.2厘米、身长23.5厘米、最宽处3.16厘米、厚0.91厘米。铍身共6个面，没有中脊。柄呈矩形，近身处略宽，长11.7厘米、宽0.9～1.3厘米、厚0.7～0.85厘米。近柄端处有一小圆穿孔。格为菱形，长0.71厘米、宽4.02厘米(图二)。铍身两侧中面刻有秦小篆铭文，纹道极浅，纤细如发，一侧为“十七年寺工*(左鱼右攴)工沱(池)”八字，另一侧为“寺工”二字(图三、四)。铍柄上刻“子壬五”三字。
铜铍的铸作年代
铜铍铭记铸作年代为“十七年”。在秦国历史上，以战国时期秦简公十二年(前403年)起，到子婴元年秦亡(前207年)，共经历十四代，其中在位超过十七年的只有献公、孝公、昭襄王和始皇四代。为了确定铜铍刻文纪年所属，首先应对纪年下的铭刻“寺工*(左鱼右攴)工沱(池)”加以考证，弄清造铍工人活动时期。
“寺工”，据李学勤同志考定为官府名。云梦秦简中有“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记)之”(《工律》)的规定，铜铍上刻“寺工”名称，也正符合秦律，表明铜铍是“寺工”这个官府的产品。“寺工”一名，汉代仍沿用，敦煌汉简校文八页，有“盾一完，神爵元年寺工造”简文，可以为证。“*(左鱼右攴)”“沱”当为人名，“工”即造铍工。“沱”是制造铜铍的工人，而“*(左鱼右攴)”在官府名之后，应是“寺工”中的负责人之一。关于工“沱”的名字，在同坑T10发现的一件铜戈的铭文中也出现过。戈铍两器为一人所铸，铸器时间相隔十四年。该戈铭为“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诏丞义工沱”。看来，戈、铍均“寺工”所造，且造戈同造铍恰为一人。据史书记载，吕不韦任相邦是在秦始皇元年至十年(前246—前237年)的时间里，戈铭中的三年无疑为始皇三年(前244年)，由此推知同出于“工沱”之手的十七年铜铍纪年，亦应为秦始皇十七年(前230年)。以正常人的年龄推测，“工沱”工作活动的时间不可能从秦献公、秦孝公任何一王的十七年一直延续到秦始皇时代，即使以最晚的秦昭襄王的纪年推算，到秦始皇三年，“沱”已年迈力竭，制造兵器也不可能了。加之铜铍出土于秦始皇陵墓的兵马俑坑，且器上刻文与秦始皇时诸器纪年方法类似。据此，我们可以推定，铜铍铭记的“十七年”只能是秦始皇在位的第十七年。
铜铍柄上錾刻“子壬五”三字，当属编号。战国青铜器、漆器中常发现有用干支作为器物的编号的，如陕西凤翔战国秦墓出土的铜器外底刻“癸巳”二字，长沙出土的漆卮有“午九”。再云梦秦简《效律》有“器聀(识)耳不当籍者，大者貲官啬夫一盾，小者除”的法律规定，可见一些大的重要器物不但要标记编号，而且还要登记于簿册之上。后来出土的铜铍还有“左四”“子乙六”“丁七”“戌六”等，均应为编号。
铜铍的铸作工艺及其合金成分
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使封建国家对武器制作的管理更加严格，手工业内部进一步分工，其技术条件、工艺水平进一步发展起来。
秦始皇十七年“铜铍”铸造工艺极为精致，铍身柄同模合铸，铍格分铸，格含于铍身。铜铍埋于地下，虽历两千一百余年之久，但仍棱角规整，锋锷皆锐，除少许几点绿斑锈痕外，铍面大部光亮如新。它为研究秦代冶铸工业及其工艺水平，提供了新资料。
秦律有“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夹必等”(秦简《工律》)。制作同一种器物，既然在规格上有严格的要求，兵器的铸造必定有模。因目前尚未发现制作兵器的作坊及冶炼遗址和铸范，诸如燃料、炼炉、鼓风设备等冶金和浇铸工艺尚不清楚。但从铜铍表面大部无锈而发光的情况看，此器铸后，可能经过了加热锻打、锉磨、抛光、外镀等一系列加工工艺。1977年，同坑出土的青铜长剑的加工面光洁度在6～8花之间，铜铍的加工工艺之精密程度也可能与长剑近似。
十七年“铜铍”呈青黄色，重375克，它的合金成分虽有待于科学测试，但从初步观察，与1977年出土长剑的光泽相似。长剑曾作光谱鉴别和定量分析，检验结果是：Cu，Sn，Ni，Mg，Al，Zn，Fe，V，Si，Mn，Ti，Mo，Co，Cy，Nb；通过化学分析，长剑的合金成分的百分比是：Cu为76.4%，Sn为21.38%，Al为2.18%，Zn为0.041%，以铜锡为主，冶铸时随杂质也带入一些微量稀有金属。铜铍未作鉴定，推测与长剑相近似。秦国青铜兵器的质量在战国时期是名列前茅。以剑为例，较之其他六国的铜剑，显著特点是铜的成分减少，而锡的成分增加，这种合镏金成分上的变化，既降低了冶炼时金属的熔点，又增强了兵器的硬度。据测定，长剑硬度是HRB106度，约相当于中碳钢调质后的硬度。推测铜铍的硬度应和长剑近似。这是与当时铸造工艺水平的提高和军事实战的需要相适应的。
铜铍在实战中的应用
古代战争是面对面的白刃格斗，兵卒是依靠手中之兵器来杀伤敌人的。兵器按其杀伤距离分类，有远射、长兵、短兵三类。三类兵器的使用方式及其作用各有不同。十七年“铜铍”属长兵类，主要用于较远距离的对敌刺杀，它在实战中的应用当与戈、矛、戟等长兵同类。“长铍”之名，见于《史记》的《刺客列传》和《吴太伯世家》：公子光谋使专诸刺王僚时，王僚之徒“皆持长铍”。《方言》：“锬谓之铍。”注：“今江东呼大矛为铍。”所以，有人称之为“剑式矛”。铍具有一锋二刃，可前刺，又能左右挥砍，要比矛的杀伤力大。矛、铍的根本区别在于，“铍扁茎而矛因骹”。古代作战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各种不同性质的兵器只有配合使用，才能够“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司马法·定爵》)。在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图案上的武士，以及秦武士俑，都持有长、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兵器，这是“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形象说明。秦俑坑长铍的出土，也正是《司马法》所谓“兵惟杂”战术思想在秦军武器配备的具体体现。
十七年“铜铍”及秦俑坑所出土的青铜长剑等兵器，可以认为是铜兵发展的极峰。这时，铁兵早已出现。江淹《铜剑赞序》说：“秦秋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这说明春秋战国至秦代，是由铜兵向铁兵“转”的历史时期，在实战中，铁兵还不能完全代替铜兵。所以秦俑坑出土，青铜兵器较多，铁兵罕见。只有到了汉代，铜兵才被铁兵所取代，铁兵在实战方面占了主要地位。那时，是否有铁质长铍，现尚未发现实物。
早期的“铍”及秦式铜铍的特点
“铍”最早见的文献，如《左传》襄公十七年“贼六人以铍杀诸卢门”。又如《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公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可知，春秋时期的鲁国、吴国已使用长铍。特别是吴国，这种兵器已很流行。据此，则“铍”起源于春秋以前。但历年来未曾发现鲁国、吴国的长铍实物。
秦始皇陵俑坑出土的长铍，从时代看，当晚于前引文献所述的鲁、吴时期，大约是在秦始皇即位以后的器物。《云梦秦简·秦律杂抄》所记“铍、戟、矛有室者，拔以斗，未有伤(也)，论比剑”，正与此同时。
秦式铜铍在秦俑坑出土数件，可释铭文者，依年次先后有“十五年铍”“十六年铍”“十七年铍”“十八年铍”“十九年铍”。形制完全一律，如出一手，且均有“寺工”铭刻。
这些秦式铜铍的特点是：
第一，形制似短剑，在柄后加装长木柲及铜镦即为铍，柄后配制剑首又可为匕首，是一种一兵可两用的带长柄之剑形兵器。这类兵器在其他地方尚未发现过。
第二，铜铍虽似短剑，但其身有从有锷而无脊，身中脊变为一宽1.1～1.3厘米的中面，与其他各地出土的有中脊且脊棱较高的短剑相比，似具有地方特色。
第三，铜铍柄为一头略宽、一头稍窄的长方形柄。它与其他地方出土的圆形或扁形两种形式的战国短剑又有不同，而与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M55：10、M55：17两把剑的剑柄相近，与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墓出土的M1：21、M1：22、M3：5三件铜剑的剑柄较相似。这种形制独特的柄，可能是为其后承装长木柲而专门设置的。
第四，铜铍身上所刻画纪年铭文体例均属“秦式”，与“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等春秋、战国诸剑铭文体例有明显区别，同于历年来出土的秦兵器之纪年和铭文体例，是为典型的秦器。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