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一、战争的需要是兵器发展的重要因素
　　研究青铜兵器及其制造，首先需要了解古代的战争。
　　战争，含义广泛，其实质是两军相杀的流血政治。毛泽东同志对战争有这样一段精辟的阐述：“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①。恩格斯还认为：“暴力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力为基础，因而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②。哲人名言，给我们指明了战争、兵器、物质技术基础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我们研究青铜兵器的制造和发展，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战争有两大因素，一是军队，二是兵器。如果说，原始战争中参加部族间的仇杀或掠夺的人群，还不能算为军队的话；那么，进入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夏代，已建立了军队和其他一系列国家统治机器，则是可信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夏“有众一旅”，旅即军队建制。到了商代，据有关卜辞记载：“王作三师，右、中、左”③。即已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率“戎车(兵车)三百乘，虎贲(周王的近卫军)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说明周王也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春秋战国时期，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诸侯大国的军力已经达到“十万之师”④的规模。秦统一六国时，本国军事力量也达到“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⑤。军队的建立和迅速扩大，武器的配备也要相应赶上，这就给兵器的大量制造和生产提出了要求。
　　再者，战争中军队的大量投入，战争的频繁发生，规模的日益扩大，使武器装备的消耗量日增，也相应促进了兵器生产业的发展。商代卜辞中就有多次商王亲自出征的记录，如“征鬼方”“征人方”等。重要战争征召的人数和杀伐的敌人也很惊人，有时一次出兵多达万人，杀伐的敌人多到2，500人以上。例如，一片卜辞上曾记述，妇好在一次领兵征伐羌方的战斗中，统帅了13，000的庞大队伍⑥。商末牧野之战时，纣王率兵多达17万与周作战⑦。西周王朝建立后，周天子有十四师军队，并利用其武力镇压殷代遗民的叛乱，同时，展开对周边方国的战争。“赫赫南仲，薄伐西戎”⑧。在西周诗歌和金文中，像这种征伐戎狄的记载屡见不鲜。春秋时期，更是战乱频繁的时代，在将近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仅据鲁史《春秋》的不完全记载，就发生过483次军事行动⑨，其中还不包括多次的奴隶起义战争。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更大，且旷日持久。例如，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秦、赵两军相持于上党、长平，战线绵延一百几十里，战幕于四月拉开，至九月赵兵败降方止。此次战争，赵军降卒就达40万人之多，若连战斗中的伤亡失散估计在内，当在50万以上(10)。这一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11)、晋楚城濮之战(12)、吴楚柏举之战(13)、越灭吴之战(14)、齐魏桂陵和马陵之战(15)、燕齐济西、即墨之战(16)、秦赵邯郸之战(17)等等，战争规模也都是很大的，都被列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典型战例。当然，战争之所以能够愈演愈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各国都具有发达的兵器制造业。
　　人类历史在前进，战争这个怪物也总是形影相随，兵器也总伴随着战争在发展。从作战方式方面观察，原始战争作战方式主要是步战，因此，当时主要使用的就是弓箭和一些装短柄的兵器。但是到了商代后期，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木制战车的使用，及其在速度和冲击力上，表现出原始步兵所无法抗拒的威力。“戎车啴啴……如霆如雷”(18)。西周时期，大量的战车已驰骋在战场上了。进入春秋，车战达于鼎盛。例如，城濮之战，晋国的军队就是“七百乘韅、靷、鞅、靽”驾乘修备的战车(19)；大棘之战，郑军俘获宋军甲车达四百六十乘(20)；萧鱼之会，郑人贿赂晋侯的“广车、軘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21)，也是一整套车战的装备；公元前505年，柏举之战以后，秦国的“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22)。可想而知，当时密集的战车车阵，筑成了坚固的堤坝，指挥作战的将帅站在高大的战车上，尽管车下的徒兵也为数不少，但战斗的胜负主要还是取决于战车之间的决战。正是由于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的变化，从而对军队编制、武器配备等一系列问题，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时，原始的石骨质兵器，已逐渐被排斥或完全被新式的青铜兵器所取代。车上甲士的青铜兵器装备，发挥了当时兵器的最大威力。为了适应车战的需要，以长柄兵器为主的兵器组合装备了战车兵，使战车达到战时的最强战斗力。当时，车战兵器的组合种类，主要是弓箭和柄长3米左右的格斗兵器戈、戟、矛、殳、弓等，也就是文献上所谓的“五兵”。车战时代的兵器曾演奏出了一支有声有色的中国青铜兵器的交响曲。
　　综上所述，军队的建立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在数量上对兵器提出了要求；作战方式和武器配备原则，在质量和形制上对兵器提出了要求。虽然兵器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这是基本的一面；但战争的需求也给兵器发展以有力的促进作用，它决定着兵器的发展方向。换言之，兵器是为战争服务的，兵器形制的更新、性能的完善、战斗力的最大限度发挥、战术与技术的统一等等，都是以战争的需求为前提的。
　　二、青铜兵器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
　　前面已经讲到，战争的需要促进了兵器的发展，但恩格斯又指出，武器的生产也要有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否则，也难以为战争提供大量的形制成熟的兵器。关于青铜兵器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下面，我们分冶铜术的产生、冶铜技术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冶铜术的产生
　　人类在漫长的生产斗争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明，不断创造。新石器时代的制陶业已达到很高的成就，人们已经认识到并能够利用火所产生的高温，把黏土制成成型的容器烧成陶器。冶铜术正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陶生产中采用模范成型的技术，对铜器冶铸的制范、制模方法也有直接影响，包括冶铸所需要的高温技术、耐火材料、造型材料和造型技术等。据文献记载，我国早在传说的神农时代就开始采掘铜矿，冶铸铜器了。晋朝王嘉写的《拾遗记》说：“神农采峻岭之铜，以为器”。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考古工作者曾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质地不纯的黄铜片，在临潼姜寨遗址也有这样的发现，这就为古代文献的记载和传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人类最早认识的铜是自然铜，有一种名叫孔雀石的天然铜矿石，只要同木炭在一起燃烧加热到一定温度就能熔化，冷凝时又随不同容器而得到不同形状，这就是铸造的萌芽。难怪在西亚伊拉克的扎威·彻米发现了公元前10，000至前9，000年使用自然铜做的装饰品；在伊朗西部的阿里·喀什，也发现了公元前约9，000年或前7，000年的自然铜装饰品(23)。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烧成温度在950℃～l，050℃范围内，已接近于青铜的熔点(1，083℃)。北京钢铁学院对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制品经用金相显微镜，带有光谱分析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鉴定，其金相组织没有孪晶、系铸造组织，可以确定系用原始的冶铸方法铸成的产品(24)。如此，我国冶铜术的产生，倒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了，这也是我国冶铜术开始发生的阶段。
　　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中存在的纯铜块可熔可锻的性质认识越来越清楚，人们开始学会制造红铜器，继而进一步掌握了青铜的合金技术。这中间有一个比较长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过程。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锌合金锥(25)，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小刀(26)。人类从使用红铜器，过渡到冶铸青铜，冶铜术显然是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技术发展过程。
　　夏代是我国第一个有阶级的奴隶制朝代。据《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又《越绝书·记宝剑》：“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这些都是有关夏代铸造铜器的记述。考古工作者在相当于夏纪年的一些遗址中，也曾发现少量青铜器。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夏代是我国青铜冶铸技术的初创时期。
　　(二)冶铸技术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
　　冶铜术的产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它给漫长的石器时代带来了技术革命的曙光。如果我们认为新石器时代末期是冶铜术产生的时代，夏代开始进入青铜时代；那么，商代、西周以至春秋迄后，则是冶铜术发展和冶铸技术规模扩大的时代。言其发展和扩大，主要指铜矿的大量开采和铸造技术的进步。
　　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炼铜必须采矿。中国青铜冶铸业所产生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这颗明珠的全部内涵的物质基础，首先是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战国时期的《管子·地数篇》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赫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这是中国关于古代矿藏资源，及找矿方法的最早记载。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对古代的矿冶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商周至春秋时期的大型和比较大的矿冶遗址三处(27)，一处是湖北省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一处是辽宁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一处是湖南省麻阳古矿井遗址。仅湖北省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就发现，当时的炼渣达40万吨左右，估计可炼出红铜4万余吨，是当时具有先进水平和较大规模的矿山代表。据资料报道，在没有现代动力机械的生产条件下，古代的矿工们用简单的铜、铁工具，把矿井开掘竟达50余米深，并有效地采取了竖井、斜井、斜巷、平巷等相结合的开拓方式，基本解决了井下的通风、排水、提升、照明和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这些古代矿冶遗址的发现，说明了这一时期我国冶铜技术的发展和规模扩大的情况。因为铜料的需求之大，冶炼的规模必然相当可观。
　　在商代，冶铜是主要的手工业之一，制造青铜器的技术已经达到非常熟练精巧的程度。在偃师、郑州、黄陂、安阳、耀县、洛阳和山东的一些地方，都发现了青铜冶炼场，可见冶铜业规模之一斑。在殷墟还发现有专门用于炼铜的坩埚、熔铜的灰陶大口尊等。这一时期铸造技术进步的主要标志，是出现了浑铸法、分铸法，出现了雕镂和镶嵌工艺，已具备了铸造大型复杂的青铜器和青铜兵器的能力，像商晚期的高达1.33米，重875公斤的司母戊大鼎，足以说明当时铜铸技术的发展。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中出土有金箔，测其厚度，仅有0.010 mm±0.010 mm。要锤炼出这样薄的金片，必须克服加工硬化而采取退火处理，事实表明，在商代已经创造和掌握了这种冷加工和再结晶退火的技术。藁城遗址的铜钺嵌有铁刃，也表明当时已认识天然陨铁的可锻性，开始使用局部嵌铸法，而且还能够进行锻造加工。有人曾通过研究，把商代的冶铜技术程序分为选砂、配料、掺锡、铸范、修饰五道工序(28)。简言之，这一时期的铸铜工艺过程，一是制造，二是浇铸。
　　西周时期，手工业较商代更有发展，表现为种类多、分工细。冶铜术也在商代的基础上，更加发达。“在西周各主要城市和诸侯国都，都有贵族控制的很大的作坊”(29)。例如，河南洛阳的一处西周早期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探明面积约28万平方米，经试掘，发现烘范窑三座，出土陶范上万块，并有大量的熔炉残壁、大块炼渣，以及青铜生产工具出土，比较复杂的铸件，采用合范浇铸。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包金技术，如在西周墓里出土有包在铜矛、车衡两端的条形、圆形、人字形、三角形金片，还有包金兽面、包金圆泡等等(30)。西周中晚期后，铸器更加精细，如以云雷纹衬底的窃曲纹、重环纹、重麟纹、变形夔纹等青铜器皿特别盛行，特别是较长篇的铜器铭文也很常见。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当时的冶铸技术发展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冶铜技术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像复合铸造法、叠铸法、嵌铸法、铜铁合铸法等工艺，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一范多器的工艺也改变了以前一模一范铸一器的情况，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山西侯马东周青铜铸造遗址还发现专门的兵器范。根据河南省淅川楚王子午墓出土的青铜禁和湖北省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尊和盘，这一时期的失蜡法铸造技巧也已相当成熟。根据中山王陵铁足铜鼎，战国时期已出现了铸铁和青铜的合铸工艺。另外，对于器物表面的装饰与着色，鎏金技术，硫化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已达到很高水平。我国南方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一时期的金属细工方面的镶嵌、金银错、鎏金、镂刻等，把商周以来的青铜工艺发展到新的水平。青铜器上的镶嵌、金银错、刻镂花纹，主要有二方连续的几何形图案和写实形的车马狩猎、水陆攻战、乐舞宴饮等。春秋后期出现了块炼铁和生铁冶铸技术，战国时期有了展性铸铁和渗碳钢及其淬火工艺。大约到了战国晚期，高水平的青铜铸造业，由于冶铁工业的突飞猛进，而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秦代，青铜冶铸技术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商周、春秋战国以来的一切铸造工艺和技术，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把多种工艺技术体现在一个铸件上。例如，秦陵铜车马，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大型青铜器，号称“青铜之冠”，它铸造成型用的是泥质陶范，铸造时采用了嵌铸法、镶嵌法、铆接、铸接、焊接、联装等技术，一些小件表面还经过锉磨、抛光等工艺。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剑、青铜铍、青铜弩机、青铜镞，其表面的铬酸盐或重铬酸盐处理技术，标志着当时的最高技术成就。从浑铸、分铸到叠铸，从镶嵌到嵌铸，从包金到鎏金，从硫化到铬化，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制造工艺技术的发展轨迹是十分清晰的。即使到了汉代以后，时而还呈现出一点青铜冶铸工艺的余晖。
　　三、青铜兵器的发展阶段
　　当冶铜术和铸造技术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之后，青铜还被大量地用来铸造兵器，并把当时最先进的铸造技术应用到兵器的制造上。这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奴隶主贵族要强化国家机器，要装备大量的军队，要进行频繁的战争，都离不开兵器。继石质兵器之后，青铜兵器也经历了它的发生、发展、成熟、完善等阶段，青铜兵器发展的历史脉络，也与冶铜技术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相一致。技术的发展，上面已经讨论。兵器的发展，主要指各阶段兵器数量的增多、形制的变化、器类的增加、成分的配比、性能的提高。
　　(一)发生期(夏、早商)
　　夏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在一些古籍中，夏朝有用铜做兵制器的传说。但偏巧《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夏代的历史非常简略，以致无法证实有关传说的可靠性。所以，用考古方法探索夏文化，发掘夏代的历史遗存，就成为证实和补充夏代历史和一些传说的重要途径。
　　1953—1959年，考古工作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古调查和科学发掘，在传说夏代都城阳城附近的河南偃师二里头一带，发掘出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器(31)。经测定，这批铜器的制作年代距今约3，500年左右。这不仅与古史传说中所说的夏禹时代吻合，而且出土地点也正是古书中所说的夏朝采铜之地——昆吾附近。这批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为探索夏文化的工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出土的青铜器，其中有铜戈、青铜镞、青铜钺等多种兵器。1975年，又相继在该遗址发现了两件铜戈，一件铜戚。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兵器。它们的时代也许会晚到早商，但无论如何，它们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兵器的发生期，是青铜兵器正式诞生的标志，从形制上已明显地与一般生产工具相分离。
　　二里头遗址的青铜镞，式样有好几种，其中有几种形制古朴，还沿袭着过去石、骨、蚌镞的形状，仍带有刚脱胎于石镞，尚处于初期阶段的色彩。但也有一种双翼带铤式铜镞，则完全是一种进步的形制，其杀伤力远非一般石骨蚌镞所比，说明这种镞在制造技术和战斗性能上已有较大改进。作为青铜兵器的发生期，夏代到早商，青铜兵器在数量上还很少，形制上还较小，类型也不多，合金成分的配比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从整体作战性能上讲，它还不足以改变兵器的面貌，夏代主要还沿袭使用着各种原始兵器。
　　(二)发展期(商代)
　　同冶铜技术的发展相适应，商代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展，又为兵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青铜兵器的制造，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如果说，夏代还主要沿袭使用着原始兵器的话，那么，商代青铜兵器则已跃居首位，取石质兵器而代之，从根本上使兵器家族的面貌焕然一新。
　　大量事实表明，商代的青铜兵器生产规模已十分可观。如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岗的一座商王陵墓中(32)，曾发现和出土了带木柄的铜戈72件，集中堆放的成捆的铜矛731件，各种形式的铜胄约141具。这样大量的实战青铜兵器埋在一个陵墓中，足见当时青铜兵器发展之规模。另外，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面对武王的大举进攻，在兵临城下的紧急情况下，纣王仓促地把大批奴隶以及在东南作战抓来的战俘，全部武装起来，号称十七万以拒武王(33)。十七万兵士的抵御，必须要有相应数量的兵器予以装备，说明当时商王武库中有如此大量的青铜兵器。虽然这次战役，由于商军前徒倒戈，矛头调转，十几万大军于当天“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34)，导致殷商灭亡，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代的兵器生产相当发达，武库中有随时备用的大量攻守应急兵器。
　　商代青铜兵器除在数量上的大发展外，在兵器种类方面的发展也很引人注目。古代冷兵器的远射、长兵、短兵等三大类别已基本齐全。出土实物中，进攻性兵器有戈、矛、刀、钺、弓矢、兵车等，式样也比较多，防护装备有皮甲和铜盔等。各类兵器在战斗性能上都超越了前代。种类上的发展、形制上的改进、战斗性能的提高，使得青铜兵器的用途更趋向于专门化。特别是为适应车战这个当时战争的主要形式，装有长柄的起勾戳击杀作用的戈和主刺作用的矛，以及弓矢，都成为车战的主要兵器。除弓以外，戈、矛、矢等均为青铜兵器。所以，商代青铜兵器的发展，已基本适应了当时战争的有关要求。
　　由上观之，商代是中国青铜兵器的发展期。由于铸造技术的进步，青铜兵器的生产，无论于质于量都显示了当时的技术成就。但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此时，青铜兵器形制上还在演进，种类上还不齐全，数量上还不能完全排斥石质、骨质原始兵器，特别是远射兵器石、骨镞延期使用的历史是比较长的。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正是在商代青铜兵器的基础上，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成熟期(西周、春秋)
　　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青铜兵器发展阶段的“成熟期”。这一时期，基本上淘汰了古老的原始石质兵器。较之商代，兵器数量更加庞大，形制更加规整，合金成分比例要求更加严格，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兵器门类。
　　青铜兵器数量上远远超越商代，这与军队的迅速扩大，车战达于鼎盛是相适应的。军事家孙子对一国军队组成的叙述，往往用“驰车千乘，革车千乘，带甲十万”(35)的概念，可见，这时战车和甲士青铜兵器装备的数量，已具空前规模。春秋时，不仅周王室而且各诸侯国也都设立武库，延请匠师、工师大量制造青铜兵器。1975年3月和6月，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昌平县南4公里的白浮村附近，从3座保存基本完好的西周墓中，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器，其中，青铜兵器有戈、戟、刀、短剑、匕首、斧、钺、矛等54件，盔、甲、盾等防护具143件(36)。1971年，在长沙浏城桥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组兵器，其中有远射兵器竹弓3件，长约130厘米，铜镞54支，镞全长75.5厘米；另外，格斗的长兵器有青铜戈和戈柄各7件，积竹柄的青铜戟1件，青铜矛4件，卫体的短兵器为4件青铜剑(37)。北京和长沙出土的这些兵器，是西周、春秋时期青铜兵器庞大数量的缩影，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军队装备的兵器组合。
　　这一时期的青铜兵器，形制上比商代更为成熟，通过改进，已经或完全脱离了早期青铜兵器的原始性。形制成熟的基本标志是：兵器更加轻便灵巧，杀伤力增大，具备了更高的作战效能。例如，青铜戈加长了“胡”部，戈“穿”增到了3～4个，更利于与柲的绑扎；青铜矛则变得体形细长，锋部厚实，增强了穿透力和耐用程度。
　　这一时期，青铜兵器发展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在铸造工艺中已能够精确地掌握各种青铜兵器的不同合金比例。例如，成书于春秋晚期的《考工记》，对青铜兵器中的铜、锡、铅三种成分的比例就作了科学的规定，大凡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7%～20%时强度最高，并有一定韧性。《考工记》说：“戈戟之齐”含锡应为20%，这正好符合戈、戟一类的刺击、勾杀兵器的作战需要。另外，该书中的《冶氏》讲了制戈、戟的工艺，《桃氏》讲了制剑的工艺，《函人》讲了制皮甲的工艺，《庐人》讲了制兵器柄的工艺，《弓人》讲了制弓的工艺，《矢人》讲了制箭的工艺，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有关这些兵器的选材、尺寸、形制和制作规定。这些理论总结，当来自于实践，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各类兵器的制作工艺都臻于完善，青铜兵器的实践性能大大提高。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许多青铜兵器，虽在地下埋藏两千余年，到今仍光亮不锈、锋利如新，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这一时期，青铜兵器的新因素，主要是指西周兵器中出现的戟和剑，春秋时期出现的安装于弓弩的铜弩机等兵器门类。戟，商代仅见一例(38)，属戈、矛联装体。西周青铜戟不但发现较多，而且形制不同于商代，主要形式是通体合铸戟，它是西周时期对青铜兵器的新探索。剑是一种有锋有刃的手持短兵，主要用于卫体格斗，它最早出现于北方地区一些游牧民族，中原地区青铜剑的使用比较晚，西周早期的所谓扁茎有孔、无格，身呈柳叶形状的“短剑”，可能是古代长兵“铍”的前身(39)，尚可讨论。所以，青铜剑在实践中受到重视并普遍使用，大概是西周晚期以后的事。经春秋达于战国，则极为盛行。铜弩机是安装在远射兵器弓弩弩臂上的装置，有了它，较之单体手拉弓，一是提高了瞄准率，二是加大了射程。弓弩曾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概言之，中国青铜兵器发展到西周、春秋时期，渐臻成熟。冶铜术的进步和规模的扩大，奠定了兵器生产的基础。战国及其以后的青铜兵器，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规范化、完善化。
　　(四)完善期(战国、秦)
　　中国青铜兵器经过春秋时期的大发展，到战国至秦达到一个新的顶峰，我们称为“完善期”，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也成了青铜兵器走上衰落的起点。这时候，古代青铜兵器的交响曲已达高潮，接着也就拉下了演奏结束后的帷幕。
　　首先，战国时代，西周、春秋时期出现的青铜兵器的新因素，得到新的发展和定型。例如，已不再使用通体合铸的铜戟，而是采用和推广戈、矛分铸联装的多戈戟。1979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了4，000余件青铜兵器，其中就有三戈一矛同柲联装的长戟(40)，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也是一戈一矛同柲的联装戟(41)。这是战国到秦代青铜戟的基本形制。当时，常用“持戟百万”来形容一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足以说明铜戟在当时的大量使用及其显赫地位。此时，青铜剑也更加发展得形制规整、附件完备、加工精细。像兵马俑坑出土的秦代青铜剑，可视为中国青铜剑发展的极峰。它同青铜矛、青铜戟一同出土，表现了“兵惟杂”“兵不杂则不利”“长以卫短，短以救长”(42)的武器配备原则。青铜弩机发展到战国、秦，也基本定型，主要有瞄准的“望山”、钩弦的“牙”、扣扳的“悬刀”三个部件。望山上出现刻度和弩机出现铜郭，可能晚至汉代。除过兵器新因素的发展外，其他各类商周时期常见的兵器种属，也都经过各自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达于战国，到秦时定型和完善。
　　另外，战国、秦时的金属表面铬盐氧化防锈处理技术，还首先被应用于兵器的制造上，如在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剑、青铜镞、青铜铍等兵器，虽在地下埋了两千余年，但出土仍如新，不蚀不锈、坚韧犀利、完好如初。经金相及电子探针测试，发现兵器表面有一层致密的黑色氧化层，它正是中国古代人工对金属表面进行的一种铬酸盐氧化处理技术的结晶。这种先进的加工工艺，代表了战国和秦代青铜兵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成就，在世界科技文化史上也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总之，兵器新因素的发展，各类兵器的定型，高技术的加工工艺，是战国、秦青铜兵器具备“完善”的几项重要标志。
　　毋庸讳言，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出现铁兵器，从而动摇了青铜兵器的一统地位。但是，笔者认为，由于当时冶铸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足以取代青铜兵器的程度，所以，战国时期乃至统一的秦王朝，实践中军队装备的兵器还是以青铜兵器为主，这也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坑发现大量青铜兵器，而铁兵罕见的原因所在。当然，战国时期的秦国铁兵生产本身，较之其他东方和南方国家，是比较落后的，不然，秦昭王也就不会发出楚国铁剑锋利的惊叹(43)。韩国当时的铁剑铁戟也是既多又好(44)，在吴越古地，至今仍流传着关于古代铸剑术的神奇传说。这些情况反映了古代兵器发展不平衡和地域性差别，但就总体而论，铁兵器取代青铜兵器的地位，应在汉代。在西安市郊大刘寨村西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现的大批武器，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铁兵为主(45)，大约“东汉以后铁兵器才完全取代了青铜兵器”(46)。
　　铁兵的兴起，炼钢术的进步，对中国古代军队编制和作战战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钢铁兵器取代青铜兵器，正如青铜兵器取代原始石质兵器一样，使人类冷兵器的发展，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正是钢铁兵器的使用，才导致了青铜兵器的衰落和废弃。而冶铁业的发展和钢铁铸造业的新工艺，又是钢铁兵器兴起的主要因素。
　　以上，就是中国青铜兵器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历史概况。
　　注释
　　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57页。
　　②《反杜林论》(续)。
　　③《殷契粹编》第597片武乙、文丁时代的卜辞。
　　④《孙子·作战篇》。
　　⑤《战国策·韩策》。
　　⑥《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卜辞内容为：“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旅万，乎伐(羌)”。这是所见商代武丁时期在征伐战争中用兵最多的一次。
　　⑦《史记·周本纪》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七十万”疑为“十七万”之误。陈子龙：《史记测义》也认为：“纣只发畿内之兵，疑无七十万之众也。且三代用兵亦无近百万者。”又《太平御览·皇王部八》：“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与同恶诸侯五十国，凡十七万人距周于商郊之牧野”。
　　⑧《诗·小雅·出车》。
　　⑨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
　　⑩《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
　　(11)《左传·庄公十年》；《国语·鲁语》卷四。
　　(12)《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3)《左传·定公四年》；《史记·吴太伯世家》。
　　(14)《吴越春秋》卷四；《史记·伍子胥列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国语·越语上》；《国语·吴语》。
　　(15)《孙膑兵法·擒庞涓》；《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战国策·齐策一》。
　　(16)《史记·乐毅列传》；《战国策·燕第一》；《战国策·燕第二》；《战国策·齐策上》，《资治通鉴》卷四，周赧王三十一年；《史记·田单列传》；《史记·燕召公世家》。
　　(17)《战国策·中山策》；《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史记·魏公子列传》。
　　(18)《诗·小雅·采芑》。
　　(19)《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0)《左传》宣公二年。
　　(21)《左传》襄公十一年。
　　(22)《左传》定公五年。
　　(23)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页。
　　(24)《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25)《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7年第4期。
　　(26)《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载《文物》1975年6期。
　　(27)《湖北古矿冶遗址调查》，载《考古》1974年第4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2期；《湖北铜绿山东周铜矿遗址发掘》，载《考古》1981年第1期；《大古井铜矿遗址》，载《文汇报》1979年7月23日。
　　(28)刘申宁：《中国古代兵器》，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7页。
　　(29)《中国军事史》(第一卷)，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30)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
　　(31)《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载《考古》1959年第11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载《考古》1962年第2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5年第5期。
　　(32)[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侯家庄·1094号大墓》，1970年。
　　(33)同⑦。
　　(34)《淮南子·泰族训》。
　　(35)《孙子·作战篇》。
　　(36)《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载《考古》1976年第4期。
　　(37)《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8)《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39)张占民：《长钺初探》，见《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编辑部，1983年。
　　(40)《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7期。
　　(41)《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
　　(42)《司马法·定爵》；《管子·揆度》第七十八。
　　(43)《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秦昭王对范雎说：“吾闻楚铁剑利而倡优拙”。
　　(44)《战国策·韩策一》。
　　(45)李遇春：《汉长安城武库遗址的发掘》，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5期。
　　(46)何清谷：《战国铁兵器管窥》，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4期。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