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器研究/青铜时代的防护装具
刘占成
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已经知道利用藤条、木片、兽皮等原料，经过简单加工，制做出早期的防护装具，开始用于保护人体最重要的部位——头、胸、背。进入青铜时代，随着作战方式的变化、制造技术的进步，以及锋利的进攻性青铜兵器的演进，也引起了防护装具的革新和发展，除皮革甲胄外，还出现了青铜铸造的甲胄，大大增强了对青铜武器——戈、矛、剑、镞等攻击性武器的防护效能。
早期的甲，是整片的，不便于作战。后来发展为若干小块连缀成甲，便于人体活动。金属甲胄，虽然有诸多优点，但因其制作不易，穿戴不便，所以整个青铜时代，始终没有取代皮质的甲胄。事实上，用犀牛皮、水牛皮、鲨鱼皮等制作的甲胄，也很坚固，又有一定的韧性。当时的青铜兵器确实很难刺破。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考工记》一书中有“函人为甲”的制度。函人为甲对“察革之道”就有严格的规定，对选用什么样的皮革，如何分辨颜色、厚薄、坚韧程度，都有具体的标准。观察皮革甲片的具体要领是：看连缀革片索线所穿的针孔，小者为好。看革片里面，以修治平滑，细致为佳。只有选用上等皮革，经过良工缝制，才能造出优质的皮甲。甲的革片如果捶击不细致，那就不坚牢；捶击过度，表里损伤，那就会挠曲变形。《考工记》指出：犀皮甲可用一百年，兕甲可用二百年，犀皮与兕皮合起来缝制的甲能用三百年。看起来，“合甲”是当时最优质的皮甲了。
《考工记》中还说道：“凡为甲，必先为容(模)，然后制革”。就是说，开始设计甲胄时，首先，要根据身体各部位需要的不同甲片形状、尺寸等，做出与之大小相当的模具；然后，每种甲片才能入模压制成形；最后，才能把不同形式的甲片按不同的部位，用丝带或细皮条连缀成一袭皮甲。《诗经·鲁颂·宫》中提到“贝胄朱缓”，朱缓指的正是缀甲的红线，有的甲衣上还进行髹漆工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根据复原了的曾侯乙墓皮甲胄，进行了古代皮甲胄的制作试验，制成了曾侯乙墓皮甲胄原大复原模型①。他们采取的就是裁制甲片，模压成形，然后连缀的工艺，从而证实了《考工记》所叙述的制甲工艺和规范完全是来自于实践，以生产实际为依据的。
青铜时代的防护装具，从种类上主要有胄、甲、盾、马具等。下面分别予以研究讨论。
一、青铜时代的胄
胄，金文作半圆头状，其形如帽，戴上以后，仅露出眼睛，用以保护人的头部。秦汉时把胄称为兜鍪，宋以后称作盔。
商以前，人类使用的主要是皮胄和藤胄，此不赘述。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胄是商代的。历经西周、春秋战国。西汉以后，战场上用的头盔大部分已用钢铁制造。
下面，我们按时代分叙青铜胄的形制和发展。
(一)商代青铜胄
商代青铜胄的发现，数量很不平衡，在商殷前期墓中已有出土。尤以1934—1935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阳侯家庄1004号殷墓的发现为最②。出土的青铜胄能拼合成型的竟达141顶，另有散碎片若干箱。这些青铜胄的形状大体相似，全为青铜浇铸，铸法采用一核二外套模，一般高20厘米以上，重2～3千克。青铜胄的表面打磨光滑，且有精美的凸起图案纹饰，不少的铜胄正面铸成兽面形，大部分为虎头形，显得外观威武。个别胄上不饰兽面，只简单地铸出两只大眼睛。胄体的左右和后部向下延伸，用以保护耳朵和颈部，而胄顶不圆。在胄的正中顶部，都有一向上竖立的筒管。用以安插缨饰。(图一)铜胄的里面，未经打磨处理，比较粗糙，推测当时使用时，战士头上预先要加裹头巾，或胄内附有软的织物做衬里。
另外，陕西城固发现的铜脸壳面具，也应是商代的一种面部保护装具。
(二)西周青铜胄
西周时期的青铜胄，以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出土的标本最具代表性③。铜胄也是整块范铸的，形制和商代接近，左右两侧向下伸展，形成护耳。不同的是，西周铜胄造型朴实，表面无任何纹饰，不见商时怪谲的兽面纹；另外，周胄顶部不是安插缨饰的竖立筒管，而是环纽孔形，用以系缨。其中，二号墓出土的铜胄(M2: 10)胄顶中央还有纵置网状长脊，胄通高33厘米、脊高3厘米、脊长18厘米；三号墓出土的1件，残破较甚，通高23厘米，时代为西周早期(图二)。
(三)春秋时期的青铜胄
相当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青铜胄，1963年，在辽宁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101号墓，出土1件④；1958年，又在这一地区出土了1件⑤。出土的两件青铜胄形制相同，代表了这一时期青铜胄的基本形态。101号墓出土的铜胄(M101：29)前后两面大致相同，都在胄沿宽边上凸出等距离一列圆泡，左右两侧下垂，形成护耳，在两侧护耳的下角，各有两个小纽，胄顶竖立方纽，纽有横穿方孔。胄顶方纽和护耳侧纽当为戴胄后，用皮条结孔之用。胄通高23.8厘米(图二)。
1956年，在昭乌达盟赤峰市美丽河也出土铜胄1件，大体上与南山根出土的两件铜胄形制差别不大，只是前后缘部没有圆泡，胄护耳两侧的小纽也各只有1个，通高23厘米。(图二)根据形制，应为春秋早、中期器。
(四)战国时期的青铜胄
1958年，在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出土战国铜胄1件⑥，形制较小，三面平，制作也较简单，素面，通高19厘米，顶纽高1.8厘米。(图二)
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一东周铜胄，形似有髻的帽，高17厘米，径26厘米。胄边有4个小孔。日本《考古学杂志》第28卷2号第109页的一件铜胄，从形制看，也应为战国时期的铜胄。(图二)
通过商周至春秋战国青铜胄的讨论和研究，我们会从中发现，青铜胄发展演变的一些规律。一是纹饰从繁缛到素面，反映了造型制作趋于简单化。二是从胄后的长护颈到短护颈或无护颈，反映了铜胄更利于头部活动方便。三是胄顶由管插缨饰到纽系缨饰，反映了缨饰在铜胄上可系结得更牢固，而插上的缨饰则极易脱落。看来，古人对头胄的缨饰也是很注重的。一般来说，胄必有缨饰。当然，汉后钢铁头盔的发展变化，也各自有它的特点，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二、青铜时代的铠甲
铠甲又名“介”或“函”，其形状类似衣服，用以防护人的身体。青铜时代的铠甲，绝大多数为皮甲，仅有极个别的青铜甲实例。大约只有金属的甲才可称“铠”。第一章中的皮甲、藤衣，主要是依据民族学的材料。考古材料所获得的最早的皮甲实物，是殷代的皮甲残迹。随着社会的进化，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战争方式和战略战术的变化，皮甲加工制作更加精细，形式多样，趋于完备。《荀子·议兵篇》：“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足见春秋以后皮甲质量之高。
(一)商代的铠甲
商代，虽然是青铜兵器盛行的时代，但至今在各商代遗址中并没有发现青铜甲。不过，根据有些考古工地出土的一些商代圆形铜甲泡，推测很可能是缀附在皮甲外层的甲饰。而商代皮甲的存在，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例如，安阳殷墟侯家庄1004号墓中，就曾发现两处殷代皮甲的残迹⑦。这些皮甲虽然历经三千年的历史风雨，已腐烂无存，但却给我们留下了皮革腐烂后的残存遗迹，而当时彩绘在皮甲上的黑、红、白、黄四色图案，也可使我们依稀辨识。(图三)这两处皮甲残迹最大径都在40厘米左右，我们由此可窥视出当年皮甲的基本形状。根据皮甲残迹分析，商代皮甲还带有早期皮甲的原始形态，属一种整片的皮甲。仍是按身体防护部位的不同，把较大片的皮革，用缝制的方法制成甲，并不是后期用模压出的小甲片连缀成型的甲衣。
(二)西周的铠甲
西周时期的铠甲，依考古资料，不但较普遍使用皮甲，而且出现了青铜甲饰。例如，在陕西陇县发现的西周青铜甲饰，多呈圆泡形，正面弧凸，周沿留有窄边，背面中空，有“十”字形或“一”字形纽。出土时，这些铜泡背面每每粘有皮革残存，周边还有漆痕，说明西周时代是在经过髹漆的皮甲上面再嵌附铜甲饰的。新中国成立前，在浚县辛村的西周墓里也曾出土大、中、小各类“甲泡”一百零五枚⑧，从出土铜泡在墓葬中的位置分析，有的铜泡是缀于甲衣上的，但也有的铜泡是缀于人的小腿部位长靴上的，如宝鸡虢国墓葬中，许多中、小型铜泡就是均匀地分布于墓主小腿两侧的。若从形制上，西周的圆泡形铜甲饰不同于陕西城固出土的透顶或尖顶商代铜甲。商周数量较多的青铜甲饰的出土，反映了当时的皮甲在军队中的广泛使用。
西周时期青铜甲的材料，仅在山东胶县西周车马坑出土过一件铜胸甲⑨。这具胸甲宽37厘米，高38厘米，由左、中、右三片合成，铜甲周围有0.8～1.2厘米的扁平边缘，缘上分布有小的穿孔12个。从整体上看，这件铜胸甲呈狰狞兽面状，左右两片对称，构成怪兽外凸的大眼和向下弯曲的嘴部，瞳孔开有圆孔。中片是一个巨大的兽鼻形，并开有两个圆鼻孔，鼻孔两侧向下弯出獠牙各一枚。中片与左右甲片相连的边缘部位各开有小圆穿孔。(图四)在发现铜胸甲的同时，还发现了直径11厘米的铜背甲。背甲圆泡形，中心凸出，中间有直径0.8厘米的穿孔，铜泡外缘扁平，缘边也有小穿孔。根据铜圆甲、背甲的形状，及宽边缘上的小穿孔，看来这铜胸甲和铜背甲也是钉缀在皮甲上的附属物，以起到护胸和护背的防御作用。
此外，陕西扶风杨家堡M4和北吕M6，曾出土牛角骨制成的甲片若干。可惜该二墓被盗扰，无法编缀复原。但情况表明，西周时除有皮甲和铜甲外，还可能装备有骨甲。
(三)春秋时期的铠甲
中国古代技术工程的名作——《考工记》一书，即成书于春秋时代，书中有“函人为甲”一节，专门记述春秋时期制造皮甲的技艺和规范。考古工作者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上村岭虢国墓地，共出土铜甲泡148枚⑩。甲泡呈圆形，边缘有穿孔，直径约25厘米，但器壁很薄，可能在皮甲上主要起装饰作用。1972年，在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墓里，出土了一领春秋晚期的皮甲(11)，发现有六种大小不同、式样各异的皮甲片，只可惜甲片已经凌乱，已无法复原。但可看出，这种皮甲还不是皮甲的成熟形态。
(四)战国时期的铠甲
战国时期的铠甲制作，已达到很高水平，形制已趋成熟。这一时期的皮甲，都是用甲片缀连而成的，而此以前的整片皮甲都是缝制而成的。这一时期把“甲札”用绳组、丝组或细皮条缀连成“组甲”后，一般还进行髹漆工艺。战国时期皮甲的考古资料，主要发现在南方，均属楚国的遗物。一是在湖北江陵一号墓出土的皮甲(12)，为两层皮革合成，可能就是《考工记》中所说的“合甲”。二是在湖北江陵的拍马山五号墓发现的髹漆皮甲(13)。三是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发掘的54·长·左15号墓中出土的一件皮甲标本(14)。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湖北随县城关擂鼓墩一号战国早期大墓中出土的大量皮甲(15)，皮甲数量之多和保存情况之好，都是空前的。
擂鼓墩一号战国墓出土的铜器上刻记有“曾侯乙”铭文，可以认为这是曾侯的坟墓。从墓中重叠堆放的皮甲中，经揭剥复原，已经清理出十二领较完整的皮甲。根据墓内竹简简文，其中皮甲有“楚甲”“吴甲”两种类型，这可能是指皮甲的制作地不同。简文中还见“彤甲”“素甲”“(漆)甲”“画甲”等名目，这又可能是指甲皮表面的髹漆彩绘。据《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晚期，吴国军阵中有“素甲”，“望之如荼”；“丹甲”，“望之如火”；“黑甲”，“望之如罢”。出土的“素甲”“彤(丹)甲”很可能就属“吴甲”种类。出土的皮甲大多髹黑漆，以红色丝组缀连。
根据出土保存比较完整的全套皮甲胄，复原模型如图五。皮胄也是甲片编缀成形，中有脊梁，下有垂缘。全甲由身甲、甲袖两部分组成，每部分由数十片甲片编缀而成。皮甲胸、背、胁、肩四个部位的甲片采用固定编缀。胸背以下四列甲片每片高约15厘米，宽约11厘米。均是每列先横向固定编缀，然后上下列纵联，作活动编缀，以利身躯俯仰。甲袖为活动编缀，极便于伸缩。甲身在左侧开口，穿好后用丝带结扣系合。
战国之际，皮甲胄已成为当时军队中的主要防护装具，各国军事实力常常用“带甲十万”“带甲百万”来表示，足以说明皮甲胄已是军队兵员的常规装备，在车战、步战的青铜兵器时代，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五)秦代的铠甲
秦代的铠甲，至今并未发现实物标本，但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秦代铠甲俑，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形象的秦代铠甲资料(16)。这批逼真的雕塑模拟物，向我们再现了秦代铠甲在形制和编缀方法上已形成了一整套制度，编缀的铠甲可因兵种及身份的不同而使甲衣的形制有别。同时，也向我们反映了秦代的铠甲已趋完备。综合起来看，秦甲由前甲(护胸)、后甲(护背腰)、披膊(护肩)、盆领(护颈)、臂甲和手甲几部分组成。
根据秦兵俑铠甲的形制和编缀方法，可分为两类六型(17)：
第一类：甲衣是由整片皮革制成，在它的上面有金属甲片嵌缀，四周留有宽边。可见三型。
一型：仅有护胸甲。两肩设带后系，在背后交叉，与腰部的系带相连，在身后打结系牢。护甲的四周留出较宽的边沿，居中嵌缀金属甲片，甲片稍大。前身所缀甲片12排，上旅9排，下旅3排，上旅甲片固定，下旅为活动甲片。甲片的组合和连缀方法是：纵联，上旅的甲片是上片压下片，下旅的甲片是下片压上片；横连是以中间的一行甲片为中轴线，前片压后片，依次向两侧的甲片叠压。此型铠甲领缘及背带上一般都有用朱红、粉绿、黑等绘出的几何图案花纹。(图六)
二型：由身甲和披膊组成，身甲只在腹部和腰部以下嵌缀甲片，甲片较小，四周留有宽边，下摆边沿平齐。披膊较大，中间嵌缀甲片，四缘留有宽边。前身甲所缀甲片11排，上旅4排，下旅7排。后身甲缀有甲片13排，上旅5排，下旅8排，披膊呈覆瓦形。身甲下旅和披膊均为活动甲片。身甲的开合口在胸的右上角，并有纽扣扣结，在甲衣宽边部，多有彩绘花纹残留。(图六)
三型：前身甲较长，下摆呈尖角形，后身甲较短，下缘平直。在前胸和后面肩背处，身甲没有嵌缀甲片，只见各有三处花结状带头，带头以下才缀以甲片，甲片更小，更精细。甲衣肩部有的有整片披膊，但披膊不嵌缀甲片。有的则无披膊。甲衣开口在右肩前，并有纽扣扣结，左右肩部也各有花结带头。另外，此型甲衣的周围宽边上，也常绘制彩色几何形图案。这与商代发现的皮甲残迹图案相似，其间的渊源关系值得探讨。(图六)
上述秦俑一类铠甲，出土数量很少，是中、高级军吏俑所使用的防护装备，制作精细，装饰华丽，甲片小，扎叶密度大。尤其是三型铠甲已与汉代铁甲相类，所以很可能甲衣是整片皮革，而嵌缀在上面的甲片极有可能是金属制造的，甚至可视为“铁甲”的前身。
第二类：铠甲是由甲片编缀成的。甲片比第一类铠甲甲片大。又可见三型：
一型：身甲较短，铠甲前后下摆不及腰带。全甲由长方形甲片编缀而成，无披膊，前身甲8排，上旅5排，下旅3排，下摆弧形。后身甲所缀甲片与前身甲同。只是下摆平齐。铠甲开口在胸甲右前部，并有扣带系结。(图七)
二型：身甲较一型稍长，两肩有披膊，披膊呈覆瓦形，也是由甲片编缀而成。前身甲8排，上下旅各4排。背甲7排，上旅4排，下旅3排。下边沿多呈圆弧形，前甲和后甲的上旅均为固定甲片，下旅及披膊均为活动甲片。甲衣开口一般均在胸甲右上侧，以纽扣相系结。(图七)
三型：身甲较长，主要由前甲、后甲、盆领、臂甲、手背甲组成。护臂长甲向下延伸，一直护到腕部，其前接缀舌形护手甲。前甲14排，上旅9排，下旅5排，下摆左右两角圆弧形。背甲11排，上旅7排，下旅4排，下摆平直。甲衣下旅和护臂甲均为活动甲片。甲衣开口处在胸前右上方。(图七)
以上两类的一型甲主要为骑兵使用，铠甲较短，便于乘马。二型甲所占数量最多，为一般武卒所使用，应是当时秦国军队中的主要防护装备。有些下级军吏俑的铠甲也与二型甲形制基本相似，只是扎叶略多。其前后身甲一般各为11排，上旅各8排，下旅各3排，比武卒铠甲多3～4排。三型甲是专为车御装备的，属完整的成套甲衣。不过也有车御甲衣与二型下级军吏俑的铠甲形制相似，只是不见披膊。
综观上述两类六型铠甲，可以看到秦代铠甲形式多样，兵种身份不同，所配备的铠甲形制也就不同。在编缀方法上，上旅与下旅分别采用固定甲片与活动甲片不同的方法，可以使人身的腰部、手臂等部位不受束缚，活动自如。而第一类铠甲皮甲的主要部位又嵌缀金属甲片，则是更进一步加强了铠甲的防护效能，对担任指挥职责的将佐，给予重点保护也在情理之中。西汉以后，军队中连普通的战士也是身着铁铠了。从此，皮甲下降到了从属地位。
三、青铜时代的盾牌
盾，又称干。《方言·杂释》：“盾，自关而东或谓之，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唐代时，盾改称彭排；宋代又称其为牌。后世以盾牌泛称。
盾牌是一种手持防御器具，古代采用藤条、木材和皮革制作。盾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长方形、梯形、圆形、椭圆形等。青铜时代的盾牌，仍以藤木或皮革盾牌为主，形制随着历史的进步，各时期有各时期的特点。目前，根据发现最早的盾牌遗迹，按时代分述青铜时代的盾牌。
(一)商代的盾牌
在商代金文中，多见一手持戈，一手执盾的图像，如《父己簋》《觚文》《且丙觚》等器。从金文图像看应为方形盾。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盾的残迹，与金文图像相符。根据残迹复原图(18)(图八)，可知商代的盾是用木材先绑一个框架，然后在框架上再蒙以皮革或用藤条编织盾面，外表涂以有色漆，并画上虎纹等。盾呈长方形，一般上缘宽于下底，正面外弧，背后有把。复原图高80厘米，上宽65厘米、下宽70厘米，木棍径3厘米。
另外，根据在陕西发现的一些背有二纽的铜兽面和铜人面物，推测很可能是镶嵌在盾牌上面的青铜盾饰。这些狰狞的兽面、人面盾饰一是可用以加强皮盾的防护效能，二是也可起到向敌兵示威、恐吓的作用。
同进攻格斗类兵器相比，商代盾牌的使用并不多，但从历年来出土的残迹和有关青铜盾饰看，当时盾也已有大小两种，可能大的用于车战，小的用于步卒徒斗。
(二)西周盾牌
由于车、步战的发展，盾在西周初叶已成为军队中的重要装备之一。从西周金文中的盾字看，周盾形制也似方形。当时步兵用的盾形制狭而长，称为步盾。战车兵用的盾狭而短，叫作孑盾。因为这些盾多用犀皮或木板制成，因而也称犀盾和木盾。《释名·释兵》卷六十一注：“狭而长者曰步盾，步兵所持与刀相配者也。狭而短者曰孑盾，车上所持者也。孑，小称也。以缝编板谓之木络，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其所用为名也。”
考古工作者在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中共发现盾12件，盾呈梯形，上小下大，木板做成。木痕上发现有极细的沙粒涂抹，以便于其上髹漆，标BZM 20：70号盾，上宽50厘米、下宽70厘米、高110厘米，盾上有3件1套(外边为2个半环形构成圆孔，中间1个大圆泡)组成的圆周铜饰(19)。(图九)
西周青铜盾饰在陕西、河南、北京等地均有发现，种类也较多。有环形的，也有盘状的，有兽面的，也有人面的，还有大型铜泡等。有的盾饰“昜”，“昜”即钖(錫)，乃盾上铜饰。古代有盾舞之俗，俗称“舞钖”。文献上所谓的“朱干设钖(yáng)”，就是指髹红色漆，装有青铜盾饰(锡)的盾。西周盾牌嵌装青铜盾饰，与商代一样。其除起加固和恐吓敌手的作用外，还是一种装饰(20)。
(三)春秋时期的盾牌
春秋时期，盾成为军队中的主要卫体护具。车战时专人执盾，以蔽矢石。城防战中，城头上遍设盾橹，防御城下敌人射上来的飞石和箭镞。
春秋时期的盾牌实物发现很少。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户县宋村春秋早期秦墓中发现了藤条编织物朽痕三处(21)，遗痕上半部呈椭圆形，面外鼓，下部平齐，残存深褐色漆皮两层。根据印痕形状分析，发掘者认为它可能是藤盾牌。另外，20世纪50年代，在上村岭虢国墓地M1052出土的铜弧面形器(22)，推测也可能是用于皮盾的青铜盾饰。
(四)战国时期的盾牌
战国时期的盾牌仍以木和皮革为主要制作材料，并开始出现了一种与前期方形、梯形形制不同的盾形，学界称为“对称双弧形”。当然，长方形和梯形盾牌也并未被淘汰。从公元前541年春秋军事史上的“毁车以为行”(23)开始，到公元前325年以后的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24)，骑兵开始作为一个独立兵种出现。据有关材料，当时骑兵所用的盾牌是圆形的。战国时期一些铜器纹饰上，可看到这种部分凸起的圆形盾牌。
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盾牌，表面均经涂漆，有的还绘制精美的图案花纹。例如，在湖南发现的彩绘漆盾(25)，皮胎，盾上部作对称双弧形，盾两面髹黑漆，并用赭、黄色绘出极为精美的龙凤纹，盾高64.5厘米，宽48.5厘米，厚0.7厘米(图一〇)，在长沙还发现了与彩绘漆盾形制相似的木盾。这种对称双弧形盾牌，看来在战国时期比较流行。
另外，1978年在湖北江陵楚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长方形战国木盾，盾体上用多道皮革缠绕，外裹麻布，布表髹黑漆。这种以木加革的盾牌，无疑已达到一定的防护标准，盾高90厘米、宽50厘米、厚15厘米。
(五)秦代盾牌
秦代盾牌实物发现很少，兵马俑坑中也不见秦盾的影子。虽然也有人提出俑坑中的“圆形木环”可能是盾牌的遗迹(26)，但尚难立论。1980年，秦俑考古队在秦始皇陵西侧发掘出土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其中一号铜车马铜驽、铜矢、铜剑、铜质承弓器等兵器，与防护器具铜盾同出(27)。这件铜盾虽然属模拟物，但却向我们展示了秦代盾牌的形制和花纹。
这块铜盾从形制上看，是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的对称双弧形盾。据简报：上部呈弧形，中部双亚腰，四角上耸而内卷，下部呈方形，形若出字。正面中部纵向有一条鼓起的棱脊，体表中间隆起，上下两端凹下，背面正中也铸鼓起的凸棱，约在脊的中间处有桥梁形的鼻纽状盾握，纽梁上铸出缠扎的革带纹。鼻纽的盾握内銎长7厘米、高2厘米。盾的正背两面满饰绚丽的花纹图案。盾通高36.2厘米、上部宽44厘米、下部宽24厘米、厚0.4厘米。(图一一)这件对称双弧形盾牌出土在战车上，可以说明，战国、秦时的这种形制的盾牌，正是配备给战车所用的“孑盾”。
四、青铜时代的马具
本节讨论的“马具”，并不是指马的鞍具，而是指保护战马的防护装具。古代不论是车战，还是骑兵战，都离不开马。因此，对马的防护装具的配备，也必不可少。
从有关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来看，对马配备防护装具，比人用的皮甲胄，出现要晚一些。目前，发现较早的是春秋时期文献记载的马具。例如，发生在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28)，晋左翼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以助军威，首先向对面的楚右军的陈、蔡军发起攻击。陈、蔡军遭到这一突然攻击，惊慌失措，向后退却，蔡公子卯被杀，军队溃败。驭马蒙以虎皮，不仅能保护自己及马本身，而且还能起到惊吓敌方马匹的作用，显示了车战时代马配以保护装具的重要作用。发生在公元前589年的晋与齐之战(29)，齐侯为了急于消灭晋军，马不披甲就发动进攻。说明了正常情况下，马本来是有甲具装备的，这次不披甲就上阵是个例外。这两条材料足以说明，春秋时期的晋、齐等国兵车战马已开始披挂保护类的防护装具。在河南淮阳战国楚墓中，还曾发现木制战车车厢的后半部装置80块铜甲板的实例(30)。结合前面文献所记载的马甲，可以认为，东周时期驾车战马和木制战车的防护，与对人体的防护措施，达到了同等的重视水准。
东周时期的皮马胄和皮马甲，迄今只在战国初期的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一些残片(31)，马甲和一些零散甲片，其是与成套的人体皮甲胄同时出土的。皮马甲残片，均以大块皮革造成，里外髹漆，并绘有繁缛的纹饰。1979年，有关单位对皮马甲残片和皮马胄进行了清理和复原(32)(图一二)，表面凸起的图案花纹以红色彩绘。
总之，防护装具的出现和发展，是随着进攻性兵器的改进和发展而发展的；进攻性兵器的发展，又是随着战争和作战方式的变化而发展的；防护装具和进攻性兵器，又都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制造技术的进步而产生、而发展的。这就是中国青铜时代战争、兵器、技术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当时，大量青铜兵器和防护性装具的生产，根据有关兵器铭文和文献资料，可知主要是国家和地方制造，民间也有少量兵工生产，丰富了青铜时代兵器家族的内涵。
注释
①《试论东周时代皮甲胄的制作技术》，载《考古》1984年第12期。
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侯家庄·1004号大墓》，1970年。
③《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载《考古》1976年第4期。
④《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⑤李逸友：《内蒙古昭乌达出土的铜器调查》，载《考古》1959年第6期。
⑥《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载《考古》1960年第5期。
⑦同②。
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⑨《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载《文物》1977年第4期。
⑩《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11)《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2)《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3年第9期。
(13)《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73年第3期。
(14)《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5)《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7期。
(16)《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文物出版社，1988年；《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第5期。
(17)同(16)；又见《中国古代的甲胄》，见《中国古代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5年。
(18)《小屯殷墟的成套兵器》，见[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本)，1950年。
(19)《宝鸡*(左弓右魚)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出土兵器的初步研究——兼论蜀式兵器的渊源和发展》，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20)《中国古代兵器图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61-62页。
(21)《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10期。
(22)同⑩。
(23)《左传》昭公元年。
(24)《史记·赵世家》。
(25)《中国博物馆丛书》第二卷《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日]株式会社讲谈社，1983年。
(26)姜彩凡：《秦始皇兵马俑坑中有盾吗?》，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3期。
(27)《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清理简报》，载《文物》1991年第1期。
(28)《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蒙马以虎皮”。
(29)《左传》成公二年：“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即马不披甲)而驰之”。
(30)《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10期。
(31)《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32)《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皮甲胄的清理和复原》，载《考古》1979年第6期。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