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器研究/战车研究
刘占成
古代战争中，除青铜兵器的登场外，战车也是做了极其威武雄壮的演出，同样为兵工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古代冷兵器，对古代战车的研究也尤为重要。
一、战车的起源
在讨论战车之前，我们首先给“车”下一个简单定义：车就是陆地上用轮子转动载舆而行的交通工具。《考工记》说：“凡察车之道，必自载于地者始也”。可以认为这是古代对于车的最早定义。显而易见，这个交通工具若用于战争，就称为“战车”；若用于生产和运输，则可称“民用车”。那么，战车的起源，实在应先去追溯车的发明。
同一切事物的发明一样，车的出现也要经历一个十分悠久的历史过程。众所周知，新石器时代已出现陶纺轮，陶器也由手制发展到轮制，从轮转中原始人可得到“造车”的启示。《淮南子·说山训》说古人“见飞篷转而知为车”。《通典》卷六十四《礼》也载：“上古圣人看转篷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之为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以利天下”。看来，早期人类已有了“车”的概念和意识。可以想象，原始人类在狩猎活动中，捕获猎物后，要把野兽拖回居住地。当拖不动时，就会想办法，如在野兽身下架上树枝，这样，最早的原始爬犁诞生了。为了再省力，又在爬犁下安装上能滚动的圆木，于是，车轮又发明了。为了防止东西下掉，人类还会在爬犁周围安上“挡框”，结果，车就发明出来了。车的使用，从原理上讲，一是省力，二是改变了用力方向，把人类从拉、提、抬、举等笨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到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畜力拉车已代替了人力。例如，《荀子·解蔽篇》说，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古史通考》曰：“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加牛，禹时奚仲加马”。可见，早期的车，主要还是为了减轻人的体力劳动，以用于运输为主。
到了夏初，奚仲善于造车，对原始型的车进行改进，使车的效能有了显著提高，被任命为夏的“车正”(管理车辆的官员)。例如，《世本》卷九《作篇》载：“奚仲作车”；《墨子·非儒》：“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管子》：“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左传》定公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后世尊奚仲为造车之祖。夏奚仲所造之车，已开始用于作战，成为战车。如发生于公元前21世纪末的夏启伐有扈氏之战，战争开始前，夏启向待命而发的各路军队的将士，发出庄严的战斗誓言，这就是有名的“甘誓”。夏启在誓词中要求每辆车上的车左、车右和御手都恪守职责，勇敢作战，如果不努力，则要“戮于社”。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用车作战。①
夏代战车及其之前的车还没有出土实物可证。我们可把上述暂且作为一种传说和战车发生的初期阶段。但是，到了殷代，战车的出现和车战，则已成不容置疑的事实。193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的车马坑中，首先发现了第一辆商代马车。坑内有马骨四具，因木质腐朽，车的具体结构不清。1953年和1958年，也相继都有发现。特别是1972年在安阳西区孝民屯又发掘车一辆。②经细部认真清理，车迹保存较为完整。由此可窥见殷代战车形制之概貌。从有关卜辞中，我们还可知道商王曾乘战车去进行狩猎活动，如“王往逐兕，小臣叶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③。有时，一次狩猎获鹿多至384头，获猪多至113头④。看来，也需要用车辆运载。但要说明的是：乘车去狩猎，并不等于用车去狩猎。同生产工具不一样，车辆并不是由狩猎工具而发展为战车。因为在森林和峡谷中，对奔跑的野兽，车辆是无济于事的。应该说，车首先用于运载，随着其攻守效能的具备逐渐用于战争。事实上，在商初，商汤起兵攻夏桀时，商军就已有大量战车参战。例如，《墨子·明鬼篇》：“汤以良车九辆，鸟阵雁也”；《吕氏春秋·简选篇》：“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五千人，以戊子战于郕”。在帝乙(前366—前1324年)时代的一片卜辞中，我们也发现了当时有关战车和用车的记载：“丙申卜，贞，旺马，左右中人三百。”⑤旺马即戎马，就是驾车的马。商末，武王伐纣时，率“戎车”三百辆。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卜辞印证，我们完全有理由确认，战车至少在商代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
通过以上我们对战车起源的探索，已勾画出了战车演变的轮廓线，由爬犁而为车，由人力而畜力，由运载而作战。至商代已基本定型。若将战车演变漫长的过程考虑在内，我们把战车的发明推断在夏代初期，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但还有待考古资料的证实。
二、战车的类型
车发明以后，由于它的先进性、便利性，在人类社会很大范围内都在使用。若以此而论，则可有军用车、民用车、宫廷用车等。战车的类型，主要是讲军用车的分类。
战车，实质上是一种攻守器械。《周礼》把战车分为戎车、广车、阙车、革车、轻车五类⑥；孙武分战车为驰车和革车两大类⑦。蓝永蔚先生通过对《周礼》战车分类的梳理和论证，指出《周礼》所分的“戎车、轻车、阙车其实是一种车……广车、革车虽然驾挽方式有区别，却都是防御用车”⑧。这样，也就把《周礼》的五类划分归并为两类。同时，他还指出孙武的分类是比较科学的。曹操又名驰车为攻车、革车为守车，突出了它们的不同的战术特点。例如，《孙子》曹操注说：驰车，轻车也；革车，重车也。叶大庆《考古质疑》说：“古者车兼攻守，合而言之皆曰革车，分而言之，曰轻车、重车”，“概括地讲，战车的战术性能，若以其作战的特点分类，则称攻车、守车或驰车、革车；若以运动速度分类，则称轻车、重车”。⑨见解精当。古代战车还有一些纷繁的别名，不过只是反映着战车某一方面的特殊用途或特点而已，并不构成战车的另一类型。
攻车用于直接对敌作战，战车的主要含义指的就是这种攻击型车辆。古代攻车乘法通制为一车甲士三人，按左、中、右次序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远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叫“甲首”；右方甲士执戈、矛，主击刺，称“车右”，又叫“参乘”；居中者称“御”，佩带刀剑，负责驾驶战车。袁仲一先生根据秦俑战车考证，认为御者应为“车首”。《诗·鲁颂·閟宫》郑笺云：“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即指出每辆战车的甲士配备。攻车的主要作用，一是可以利用其驰骤攻击的速度，冲乱敌方的阵营，像商代的长毂车和春秋时期出现的车轴端装有矛状刺的车，冲击时，对对方驾车马匹的下肢和车下的徒兵威胁是相当大的。二是双方二车相错时，车上甲士和用长柄武器相互攻击格杀，直至车毁马伤人亡，形成名副其实的“车战”⑩。我们在《楚辞·国殇》中，可看到当时车战的情景(11)。
操吴戈兮被犀甲，(盾牌手里拿，身披犀牛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敌我车轮两交错，互相来砍杀)
旌蔽日兮敌若云，(战旗一片遮了天，敌兵仿佛云连绵)
矢交坠兮士争先。(你箭来，我箭往，恐后争先，谁也不相让)
凌余阵兮躐余行，(阵势冲破乱了行)
左骖殪兮右刃伤。(驾车四马，一死一受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埋了两车轮，不解马头缰)
援玉桴兮击鸣鼓。(擂得战鼓咚咚响)
天时怼兮威灵怒，(天昏地暗，鬼哭神嚎)
严杀尽兮弃原野。(片甲不留，死在疆场上)
带长剑兮挟秦弓，(带着长剑，拿着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恁。(身首虽异地，敌忾永不变)
车战情景多么勇武!多么悲壮!
守车与攻车不同，它主要用于屯守和载运辎重，与民用车区别不大。守车乘法无定式，除行军时装载军械、粮秣等辎重外，亦可供卧息、救护伤损等。战国的孙膑就曾“居辎车中”(12)。鞌之战，齐国的逢丑父所寝“轏车”，也就是“载辎重卧息其中”(13)的辎车。守御战中，若干守车联结，列为横阵屯守，其作用“所以当垒”(14)。这种临时性的防御屏障，《周礼》称为“车宫”(15)。无疑，车宫在冷兵器时代，不愧是抵御敌兵袭击的有效工事。1950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第131号魏国车马坑出土的19辆木车遗迹，车不驾马，成双行，辕舆相搭，车轮切联，均以同一角度仰列坑中，俨然一道坚固的屏障。(16)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守车之阵“车宫”，是有很大启发的!守车又称耕车、辎车、重车、广车、革车、軘车等等，因为它与“驰敌致师”的轻车作用不同，所以在车制上也应与“攻车”有别。像“軘”“大”“重”等，应是守车的基本特征。《左传》记载，邲之战，晋军曾以车御敌(17)；平阳之役，风沙卫也曾“连大车以塞隧”(18)，掩护齐军撤退。这里的车、大车，大概指的就是防御用车，即我们讨论的守车。
据以上分析，战车的类型，我们可以抛开那些古代芜杂烦琐的名称，分为攻车(轻车)、守车(重车)两大类，也就很明晰了。另外，战车应是敞车，为了便于甲士立乘车上，执矛戈、弓箭等兵器进行战斗，似不该附设有固定的车盖等。
三、战车的结构
前面我们对战车的分类，主要是根据它的作用不同而分的。实际上，不管是攻车还是守车，在结构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是由辕衡、车舆、轮轴三部分构成。不过，各时期战车部件的大小、长短、数量等具体尺寸也有变化，反映了战车制造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虽然我们把战车的发明溯源于夏代，但夏代战车至今无实物可证，因此，我们讨论战车的结构，只好从殷代开始。
(一)殷代战车结构
殷代战车结构，特点是：独辕、双轮、方形车舆。我们以1972年3月至4月初，在安阳孝民屯南地发掘清理的一座车马坑为例，这座车马坑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的殷代车马坑。车子的遗迹比较完整(19)。根据殷代车迹各部位尺寸，大致可复原车子的结构。(图一)
如果安阳孝民屯南地这辆车子，仅能表明车子的结构，还不能确认它是一辆战车的话，那么，安阳大司空村175号车，除车迹外，车上还发现有戈、镞等兵器(20)；安阳殷墟西区M43车马坑中的车子，车厢内放有一个皮质圆筒形菔簇，箙内装10支青铜箭镞，箙旁还有1件铜弓形器和2件铜戈(21)。武器的配备，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它们是属于作战用的战车。殷代末随葬武器的车子，或许是用于代步的乘车。但根据已发现的殷代车子的遗迹，这种乘车与战车在形状和结构上并无明显的区别。
(二)西周战车结构
西周车子结构，基本上同商代，也是独辕，两轮，方形车舆，轮径较大。只是商代二马驾车的情况，西周时发展为四马驾驭为主。像《诗·小雅·六月》的西周诗歌中，就有“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估，既估且闲”的记述。“四牡”即指四马，可见当时驷马战车之威武雄姿。关于周车结构，我们还可参考1955—1957年在陕西长安沣西遗址发掘的车迹保存比较清楚的第二号车马坑第二号车(22)。根据有关数据，仍可大致复原。(图二)
在山东胶县西庵发现的西周驷马战车，车舆遗迹右侧有铜戈一件，左侧有戈、钩戟各一，还有铜簇和铠甲(23)，反映了当时战车上乘员兵器的配备情况。西庵战车和沣西车子结构大致相同。
(三)春秋时期战车结构
春秋时期是车战的黄金时代，木质战车较西周时期有了进一步改进，如有的在车轴的两端安装带尖刃的车，驾车马匹戴上了皮制的马胄和马甲。
根据已发现的材料，春秋时期战车的主要结构仍为单辕、双轮、方形车舆三部分组成。我们若把1956—1957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第1727号车马坑第3号车子(24)做一复原(图三)，就可据此分析春秋时期的战车结构和特点。
(四)战国时代战车结构
战国时期，车战虽然渐趋衰落，但战车仍在发挥着步骑兵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能。因此，战车制造还在继续并有所改进。像开始出现了在车厢上装置青铜甲片的木制战车，就反映了当时对战车的防护措施的加强。不过，单辕、双轮、方形车舆的总体结构仍袭商周车制。
关于战国时代战车的结构，笔者想以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区发掘的战国车马坑为例(25)。车马坑中共发现车子19辆，其中清理了5辆，尤以1号车保存最佳，是唯一带有铜饰的车辆。
根据有关车迹和尺寸，战国车马坑1号车结构可复原如图四。
(五)秦代战车结构
商周以来，战车以其居高临下的优势、迅捷的驰骋力、擂鼓鸣金的指挥系统等等，在车战时代唱出了高亢嘹亮的主旋律。迄至秦代，步兵的兴起、骑兵的发展，使车战已近于尾声。但在列阵对峙车下徒兵的战斗中，战车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秦始皇陵一、二、三号兵马俑坑，除出土各类兵俑(骑兵俑、步兵俑等)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战车和车兵俑。据初步推算，三坑内共有战车约130余乘。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通过对秦俑坑所清理的20乘战车的综合考察，提出秦代战车可分四种：“一是一般战士乘的战车，二是高级军吏乘的指挥车，三是佐车，四是驷乘车(26)”。我们就以袁先生的研究成果为例，介绍秦代战车的结构。
秦代战车，均为单辕车，前驾四马。只是有的指挥车和驷乘上有华盖，装饰较华丽。车的主要结构仍同商周时代，分为牵挽的辕衡、乘载的车舆、转动致远的轮轴三大部分。如果把已经获得的秦俑战车资料综合起来，大致可复原秦代战车的基本结构。(图五)
以上我们通过举例介绍和有关车子复原图，对商周以来的战车结构及其演进已大致有所了解。现在，我们把已发现的商周至秦代的车子，系统地做一各部分尺寸统计表(表一)，从中对各时代的战车结构和发展也有所揭示。
上面就所发现的车子遗迹，对殷周至秦代的战车结构，选出典型车例予以复原，再参考各时期车子主要部分的尺寸比较表，可以看出单辕战车结构方面的演化和发展情况。
第一，车辕逐渐增长。考虑到考古发掘车子迹象的不完整，我们取各时代车辕保存最长的数据为准，如表中殷车辕最长为280厘米，周车为298厘米，春秋车为300厘米，战国车约为340厘米，秦车为396厘米。这说明，从殷周到秦代的单辕车车辕长度趋于逐渐增长，其中车辕长度，一方面，与车舆的进深增加相适应，像秦陵二号铜车的车舆纵深就已大于舆广；另一方面，车辕加长可使车行更加安全平稳，而且可节省畜力，不足之点是旋转灵活程度逊于短辕。
第二，车舆逐渐增大。我们取表中各时代最大数据者，殷车舆广134厘米，进深83厘米；周车舆广164厘米，进深97厘米；春秋车舆广130厘米，进深82厘米；战国车舆广约160厘米，进深150厘米；秦车舆广150厘米，进深120厘米。可见，同车辕一样，车舆也在随时代发展逐渐增大，战国和秦时车舆最大。战车虽然不同于载重车，车舆不必太大，但也要以有利于车上三名甲士持兵对敌格杀为宜，太小则活动不开，过大当然也没有必要。所以，战国、秦代的战车车舆规格可能是当时战车的基本形制。
第三，轮辐逐渐增多。轮辐也取表中各时代数目最多的，殷车26根，周车24根，春秋车28根，战国车26根，秦车30根。殷周车最少的还有轮辐18根。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轮上辐条的数目是由少增多，秦以辐条30根成为定制。《考工记》说：“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战车发展到秦代，与这一规定已相符合。
第四，车轴缩短，轨距变小。如表中殷车最长车轴为310厘米，轨距240厘米；周车轴长为308厘米，轨距244厘米，春秋车轴长为248厘米，轨距为200厘米；战国车轴长277厘米，轨距200厘米；秦车轴长250厘米，轨距190厘米。总的发展趋势是轴愈来愈短，轨距愈来愈小。这种变化可能与车舆的增大有关，再是行驶时对道路的适应性也较好，可避免毁毂折轴的弊端。
若再进一步把已经获得的殷周至秦代战车的资料综合归纳一下，可以看出，各时代的战车，除在总体结构上的相同外(均为独辕、双轮、方形车舆)，还有舆小、轮大、门在后，显得轻便简单等共同点。需要考察的是，战国早期已出现了双辕车，如陕西凤翔八旗屯BM103号秦墓出土的双辕陶车(27)，战国晚期也发现有服马一匹的双辕车(28)。但殷周至秦代这一段较长的以车战为主的历史时期内，双辕车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为什么没有用于战争?这恐怕与双辕车的作战性能不如单辕车有关。在结构方面，双辕车本身赶不上单辕车轻便。车战错车时，战车尚需多次旋转，这方面单辕车显得更加灵活。很清楚，单辕车适应了当时车战的需要。由于秦以后，车战为步骑作战所取代，单辕车也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地位。汉代大量出现的是双辕车，如汉画像石中各种式样的双辕车比比皆是(29)。汉代的双辕车，主要用于乘舆，而不是用于车战。即使必须随行一定量的兵车，也只是为了装载辎重，以资军用。各种乘舆双辕车上多建有舆篷或车盖等。乘者已不再像单辕车中的“甲士”，而是比较有身份地位的社会上层人士。正因为汉代后的双辕车并不是战车，所以，笔者对它的制造和结构，也就不再多费笔墨了。
四、战车的制造
(一)技术规范和产品检验
《考工记》曰：“凡攻木之工七……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看来，车是古代木作手工业的集大成者。造车工种配合多、分工细。有专门制舆的“舆人”，有专门制轮的“轮人”，有专制辀的“辀人”，等等。然而，造车的精工技术主要还在车轮的制造方面。所以《考工记》又指出：“是故察车自轮始。凡察车之道，欲其朴属而微至。不朴属，无以为完久也，不微至，无以为戚速也”。意思是说：车载重主要靠轮，要观察车的做工巧拙，首先应注意车轮的制作。如果车轮牙、辐、毂结合坚固，牙着地面又不宽，则轮易转耐用，行驶快速。(30)这说明，当时匠人对牙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和它们之间的接触面积大小的关系有所认识。
正因为车轮制造代表了造车木作的最高水平，所以，古代对车轮制造尤为重视，制定了较严密的技术规范和产品检验制度等等。这种技术规范和检验制度，主要记载于先秦古籍《考工记》这本重要的科学技术文献中。
1．技术规范
《考工记》说：“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参如一，谓之参称”。郑玄注：“称，犹等也。”也就是造车要求轮径与舆宽、衡长尺寸大体相等。殷周车的车轮直径在120～140厘米间，舆宽在100～150厘米间，衡长一般为110～138厘米(个别有200厘米以上者)；春秋战国的车车轮直径约在120～140厘米间，舆宽约为100～140厘米间，衡长一般为140厘米许；秦车车轮直径约135厘米，舆宽约为140厘米，衡长也约为140厘米。都基本接近《考工记》所谓的“参称”技术要求。《考工记》又载：“六分其轮崇以其一为之牙围，参分其牙围而漆其二。椁其漆内而中诎之，以为毂长，以其长为之围”。注云：“六尺六寸之轮，漆内六尺四寸，是为毂长三尺二寸”。这就是说，牙高为轮径的1/6，毂长约为轮径的1/2(弱)，毂围等于毂长。根据考古所获得的车子资料，后两个数值基本与实际相符，但牙高与轮径之比值却未见一例为1:6者。从殷周到秦代的车轮、牙高与轮径之比多在1：13～1:20间。依此，1:6反倒很接近牙高与车轮半径的比值，值得研究。
另外，《考工记》还提出，车轮的大小，也要根据实际和车的用途不同而定，如“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故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意思是车轮太高，人上车就困难，若太小，则马高轮低，马在平地上曳车，也像在爬坡拉车。所以战车和乘车车轮应为六尺六寸，田车可小一些，六尺三寸就行了。(31)“六尺六寸”为战车车轮的直径，若按每尺19.7厘米计算，“六尺六寸”则为180厘米。殷周至秦代的车，车轮直径一般在120～140厘米间，已和这个数值基本相近，说明当时造车还是依循这个规定的。当然，考古发现的有些轮径相对较小的车，也许是所谓的“田车”。
《考工记》在对车轮的用材和巧工精做方面是这样要求的：“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毂也者，以为利转也。辐也者，以为直指也。牙也者，以为固抱也。轮敝，三材不失职，谓之完。……察其菑蚤不齵，则轮虽敝不匡”。大意是说：轮毂辐牙三种材料制成，取材要顺天时，然后把材料精工细作，凿卯而合为一整体。毂要利用转动，辐要端直坚实，牙在外周，固接要坚牢，要做得规矩。若将毂辐牙三者套合好，车轮使用很久也不会出现榫卯的松动，因三者已浑然一体，甚至车轮坏了，辐仍不邪枉。(32)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显然需要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和高超的技艺水平。
2．检验制度
中国战国时期已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33)的产品检验制度。《考工记·轮人》中，同样对车轮提出了几条检验的标准和方法，如“是故规之以眡其圆也，萭之以眡其匡也，县之以眡其辐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薮以黍，以眡其同也，权之以眡其轻重之侔也。故可规、可萭、可水、可县、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工”。也就是说：用圆规来检验，看轮圈是否很圆；用萭来检验，看轮子外廓是否规整；悬绳检验上下辐，看其是否对直；浮在水上观测，看轮体浮沉的深浅是否均等；用黍测量毂内中空之处，看两毂容积是否相同；用衡器称量两轮的重量看是否相等。如果制做出来的轮子能圆中规、平中萭、直中绳、浮沉程度同、黍米容量同、权衡轻重同，则可算国之名工制作的产品。
检验车轮的“水之”“县之”之法，前者利用浮力知识，检验车轮部分的质量分布是否均匀，后者则是有关重力知识的利用。《考工记》中虽然没载“物勒工名”制度，但这六种车轮检验方法，表明当时质量管理检验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也反映了当时已对造车技术工艺提出了严密规范要求，有利于保证车轮的制作质量。这种制度对后世手工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战车制造
前面已经提到，单辕战车主要由轮、舆、辕三部分组成。《考工记》中虽然对战车制造的有关具体木作工艺记载不详，但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尺寸规范，对我们探讨古代战车制造及其技术，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车轮制造
《考工记》中对车轮的制造，首先提出伐材要适时，二要刻识木材的阴阳记号，三要有精巧的工艺。木作时，牙围要取轮子高度的1/6，毂的周长等于毂长，它的1/3做剜除木心的薮用。扣去辐广，三分毂长，二分在外，一分在内，这样来定辐条入毂的位置。如果蚤牙不吻合，就要用楔。这样其实不好，要尽量做到蚤牙相称，不用楔，结合牢固，这才算是好的车轮。轮辐30条，象征每月30日。下面，我们结合有关资料就车轮的具体制作和有关技术，作以分析。
(1)辋(牙)的制作和卯合
根据殷墟出土的车子遗迹来看，车轮的辋是由数片曲形木板拼合而成，辋片的断面略呈长方形，着地处平齐，承辐处呈弧形。每个辋片高度大于厚度，如M7车轮辋片高10厘米，厚7.5厘米；M1613车轮辋片高8厘米，厚5厘米。(34)秦代车子车轮复原图，辋片也是等分的10段。可以断定，古代车子的木制大轮，其外周的辋(牙)，均是由若干段辋片拼合而成，绝不会是一个完整的圆圈!
若干段辋片本身之间是如何卯合的呢?因为古代木质战车在地下埋藏历久，均已腐朽，仅留车迹，很难发现或者根本发现不了它们的细部卯接关系。但是，我们在中国农村，新中国成立初期甚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可见到一些木轮大车。这类车轮的辋片结构，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古代车轮辋片拼合的技术线索。因为古今木作技术，在原理上是相同的，只是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造车木作技术，基本上是采用《考工记》中的有关方法，只是使用的制作工具不同罢了。可以说，现代辋片卯合关系应是从古代技术中继承下来的。据车工老师傅讲，木质车轮辋片的制作，首先要根据车轮直径和牙高，画出两个同心圆，二圆间的距离就是牙高；然后再把这圆图等分为若干段，即是多少段辋片。制作时要按内外圈弧度并多估算一端卯的长度，每段辋片一端做出子卯，一端凿出母卯，均为直卯。在辋内侧还要凿出相应的车辐凿口，一段一段地卯合时，把子卯嵌入母卯，由上而下逐渐入卯，这样也就把车辐同时安插上了。秦代战车轮径约135厘米，辋(牙)高10厘米，厚约3厘米。辋片共分10节，我们按上述卯合方法，以1：10测绘制出秦代战车车轮辋片卯合图。(图六)子卯入深按3厘米，高同牙高，厚为1厘米。
(2)车辐的制作
车辐的制作，相比而言，是较简单的。根据考古发现，古代车辐的截面有圆形、扁圆形、方形等。制作时，取直条木，做出规定截面形状，长度为牙毂间距加两端榫长。然后，股端削出菑头，骹端削出蚤头。这两个“头”的长度，等于辐的直径，不可过长或过短。正如《考工记·轮人》：“凡辐，量其凿深以为辐广，辐广而凿浅，则是以大扤，虽有良工，莫之能固；凿深而辐小，则是固有余，而强不足也”。凿指的就是菑和蚤卯。《考工记》对上述承辐的榫卯所提出的要求，目的就是使牙辐毂结合坚固，且强度高。《考工记》郑玄注引郑司农云：“股，谓近毂也；骹，谓近牙也。方言股以喻其丰，故骹以喻其细”。古代车的轮辐一般在毂端的部分(股)尺寸较大，而在牙端的部分(骹)尺寸较小。但殷代车子却发现几例车辐近毂端尺寸小，近牙端尺寸反而大的情况。因此，写简报的同志也就把近毂端的部分叫“骹”，近牙端的部分称为“股”(35)。殷车轮辐截面分椭圆形和圆形两种。
从西周车轮辐看来，股、骹尺寸差别不大，多为圆形。上村岭第1727号车马坑3号春秋车辐条剖面为长方形，股宽3.7厘米，骹宽2.7厘米。洛阳中州路战国车辐条为长方形，遗迹宽约5厘米。辉县琉璃阁战国车马坑第13号车辐条宽约为1.5～1.7厘米，接近等宽的长方体。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陪葬的车马坑中车辐近毂处断面为扁圆形，宽5厘米，近牙处断面为圆形，直径为3厘米。秦陵铜车马和秦俑坑的秦代战车，轮辐基本接近河南淮阳的战国车轮辐的形制。
从殷车到秦代的车辐变化，也可看出：一是由圆而方，由方而扁圆。二是，由股细骹粗，到同径或同宽，最后定为股宽而骹细。不同的形制、不同的尺寸，也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践才能出真知。优点是更利于轮的牢固和运转。
(3)彀的制作
毂是车轮的中心，其形状，有说它似截去两尖的枣核，有说它像削去尖端的榄核，也有讲它略呈算珠形，其实都是指它中部粗、两端细。《考工记》说的毂围等于毂长，围即中部最大围，长即指通长。毂里端部分称“贤”，外端部分叫“轵”，贤端较轵端稍粗。《考工记·轮人》：“参分其毂长，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辐。”从殷周到秦代大木轮车的车毂形制基本相似，仅有尺寸大小之别。我们在此借用秦陵二号铜车马的车毂尺寸，简述一下古代车毂的制作工艺和技术。
秦陵二号铜车马车毂全长29.4厘米，中部最大径10厘米，贤端外径8.7厘米，轵端外径4厘米；毂承轴的穿孔4.5厘米，贤端直径2.1厘米。如以铜车为真车的1/2缩尺的模型，则以上数字均需扩大2倍。首先，取一节长58.8厘米、直径20厘米以上的原材料，在原材料上定出安辐的最大毂围处，以此再分出哪端为贤段、哪端为轵段。然后，在贤端原材料剖面上面画出直径8.7厘米的圆，在轵端原材料剖面上面出直径4厘米的圆。根据最大围和这两个圆进行刨、削等木作工艺，做出车毂的大型，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根据轮的辐数在毂最大围圆周等距离凿出插辐的菑孔，在其他部位也可做一些刻线雕饰等。第三步，钻承轴的穿孔，在贤端中心画出直径9厘米的圆，在轵端中心画出4.2厘米的圆，分别从两端钻或凿孔，至通为止。贤和轵两端的穿轴孔，一定要根据轴径钻凿标准，若孔内还附金属釭等，则还要把釭的厚度计算在内，再按比例精确地将圆扩大。毂中部无须求得一个标准直径，但中部一定要比两端口部直径大，这从轵和贤端凿孔或钻孔时，是可以做到的。中部直径大，就可不和车轴接触，减少摩擦，再借助一些油膏润滑，车轮转动就轻便多了。为了防水防腐，最后还要进行第四道髹漆工艺。髹漆是把辋、辐、毂装配好后，才一并进行的。秦俑坑木质战车遗迹上发现的漆皮遗存，证明了这一工序的存在。(36)毂的制作，下面附图说明(图七)。
2．车舆(厢)制造
舆即车厢，车舆的制作比起车轮要简单得多。《考工记》指出制作车厢的材料，大小要相称。也就是说，各部位的桄木尺寸要有一定的规格。像舆底的轸木尺寸就应大一些。车轸的方形，象征大地。车厢的宽度应与轮的高度相等，车厢高度的2/3为车厢之长。纵横交错的木桄，该圆的要圆，该方的要方，该横的要横，该竖的要竖。即圆的中规，方的中矩，直立的中悬绳，横放的与水平。所有这些，对于车工老师傅来说，并非难事。具体工艺，在此不赘。
3．车辕的制造
辕，也称辀。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大车左右两木直而平者谓之辕，小车居中一木曲而上者谓之辀。”依此，我们讨论的单辕战车的辕称辀更确切些。
关于车辕的制作，《考工记》主要强调一是辕的木质要坚韧，二是辀的桡曲要适度。辀的弯曲太大，容易折断；弯曲不足，车体必上仰。辀的前段弯曲，利于驾马和行驶，辀的后段水平，经久耐用，保证安稳。辀要弯曲适度而无断纹，顺木理而无裂纹，配合人马进退自如。另外，《考工记》中对和辕结合胜任负载的车轴也提出三项指标，第一是木理均匀没有疤节，第二是木质坚韧，第三是轴与毂配合得既滑又密。同时，书中对辀前的辀踵，交于辕的衡，交于轴的当兔、伏兔等，也指出了形状、尺寸等要求。按照《考工记》的规范和要求，就可制做出比较理想的车辕(辀)了。
五、战车的组装
战车的组装，主要工艺在轮轴的装配，辀和舆制作好后，只要置于轮轴之上也就可以了。轮轴的装配是一个实践问题，从一开始制作，就要考虑到后来工序的装配技术问题。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一下车轮的装配、车轴的装配，以及与之有关的一些附件和饰件。
(一)车轮的装配
古代的战车车轮能达到《考工记》所说的“轮敝三材不失职”“轮虽敝不匡”，虽然有木质和部件制作标准化的因素，但不可否认，辋、辐、毂的装配，也是不可忽视的技术。
依靠战车遗迹，很难窥视其装配工艺，古籍记载中又鲜见资料，我们还是以现代军工老师傅的经验，追溯和推断古代的有关工序和技艺吧!它对我们的研究是有益的。
轮的装配，具体工序是：先把车轮的全部轮辐安插入车毂最大围的一周菑孔中，把辐与毂紧密结合起来。然后，再把辋片一节一节地绕轮外圆，在卯合辋片的同时，把车辐骹端的“蚤”插入辋内侧的蚤卯中。需要说明的是，从第二节辋片开始，每节辋片的卯合，应由上而下入卯，不可左右横向套卯，否则，车辐就无法安入蚤卯中。依次类推，把预作辋片卯合完后，车轮的装配工作即算完成。这样，车轮中部有毂，外有辋固抱，其间有辐连接，浑然一体。古代车轮的装配工序，想必亦是如此。
(二)车轴的装配
古代车轮大，轴长，毂也长。轴的形状多为圆形。轴中部由于上要承辕和舆，所以往往比较粗，但轴出舆后，则逐渐变细，轴末端更细。所以，殷周至秦代车轴的遗迹，径一般都是三个数据。轴的渐细变化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它能使车轮保持直立，避免了向内倾斜。因为内侧轴径粗(轴旁再加一止毂贤端内滑的附件)，车毂就只能外移而不会内移了。毂外轴末端再套车軎，軎上贯辖，也防止了毂的外移，故使车轮能始终保持直立状态。
轴的装配主要是指轴和毂、軎、辖几个部件的组合。考古发现的古代车迹，轴、毂、軎、辖的关系是很清楚的。简单地讲，把车轴横穿于毂的中孔内，露出毂轵端的车轴部分，套以车軎；在軎和轴部的相应孔上，插入车辖，轴的装配也就算完成了。车軎既保护了轴端，又防止了毂的外移。为了减轻轮轴的摩擦，为了使毂轴耐磨久用，商周以后的车轴装配中，还有金属的锏、釭等附件。
(三)锏和釭
殷和西周的车子还没有发现用锏和釭，虽然毂中空，但轴与毂贤端和轵端仍是木和木接触摩擦，轮转吃重，轴易磨损。根据上村岭春秋时期车马坑的资料，春秋时期的车子，也没有发现锏和釭。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发现半筒形瓦状铁锏，置于轮轵端轴木上的长4.3厘米、外径3.8厘米、壁厚0.2厘米。置于轮贤端轴木上的长6.7厘米，外径8.6厘米、壁厚0.7厘米(37)。河南淮阳马鞍冢二号车马坑四号车是铜车軎直插进毂里，起了釭的作用。十三号安车毂轵端和贤端发现安置有铁釭(38)。看来，战国时期锏和釭都已出现，人们已熟悉了它们的各自用途。秦俑坑发现的秦代战车遗迹中，铜锏和铜釭同时都有出土。
釭分两型。一型：筒形，高4.15厘米。二型：一端为直口，一端有内折的平沿，高4.75厘米。
锏分四型。一型：长方形，正面鼓起呈圆弧形，背面光平，通长6.8厘米。二型：长方形，长6.68厘米。三型：长方形，长6.9厘米。四型：与三型基本相同，只是背面的凸脊与锏同长，锏长4.9厘米。
《释名·释车》：“锏，间也。间釭轴之间，使不相摩也。”锏嵌入轴，釭镶入毂，金属相磨，无疑利车轻人。釭、锏的镶嵌当然也需一定的工艺技术。
轴轮装配除有锏和附件外，还有一种附件叫“輨”，《说文》；“輨，毂端錔也”。它是车毂贤部和釭轵部外面包围的金属箍，作用是为了防止雨淋日晒后车毂的干裂和废弃。輨的出现可能较早，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100号车马坑中就发现有的车毂部有铜饰件，有的毂端有铅饰件(39)。上村岭1051号车马坑春秋车上出土铜輨，长7.5厘米，内端径11.3厘米，外端外径12.7厘米，内径7.1厘米。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车毂的贤段有2道铜箍，轵段有4道铜箍。辉县琉璃阁区战国车马坑也发现4件铜輨。每件由2段拼合而成，每段有细孔2～3个，以便安钉固着于毂上。
(四)饰件
车马饰件较多，这里主要把轮轴的饰件简介一下。
轮轴饰件有軎、辖、飞軨。实际上軎和辖，既是饰件又是实用件。飞軨则完全属一种饰件了。
套在轴末端，商车已有之，除防止轮外移和护轴头外，因軎体常饰弦纹等，也显得美观。例如，殷墟M1613号车马坑的铜质车軎底部有四叶突起的花瓣形纹饰(40)；户县宋村春秋秦车铜軎上饰有蟠虺纹和重环纹；洛阳中州路战国车还有错银铜軎；通体为条纹、带纹和卷云纹组成的几何图案；秦陵二号铜车马车轴两端各施一银軎，通体五道阳弦纹，更引人注目。
辖用于固定轴与軎的套合，商车多用木质车辖，西周后通用铜辖。铜质辖首变化较多。有的形象很生动，给人以艺术品的享受。仅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现的车辖辖首就有羊头形、人面形、怪兽形等几种，洛阳中州路战国车辖首又饰牛头形，秦车辖首多为羊首形。各种式样的辖首，不也是供人欣赏的装饰吗?(图八)
飞軨，《急就篇》颜注：“路车之辖施小幡者，谓之飞軨”。秦陵二号铜车飞軨是挂于银軎末端的鼻纽上，形似箭尾。“《续汉书·舆服志》说，皇帝车上的飞軨要画苍龙白虎等花纹，但汉画上所见之飞軨常是两条短飘带，不便再施绘画，只有呈幡状才符合要求”(41)。成都扬子山出土的画像砖上的一单毂车的轴头上，有一双歧带形的飞軨随车行而飘动(42)，甘肃平凉庙庄秦墓出土的车上也发现过珠帛飞軨(43)。飞軨能车行迎风飘动，其实物推测可能是布帛制作。因它不易保存，所以发现的实例也就不多。
如果轮轴装配，軎、辖、锏、红、輨、飞軨样样具备，那这辆车一定是很可观的“上等车”了。若把装配完整的战车复原，我们以周代驷马车为例，各部分名称如图九所示。
六、有战斗性能的车器
战车结构中装配有具备战斗性能的车器，是对战车的改进，是车战发展的结果。这一改进，最早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春秋战国也较盛行。这种具有战斗性能的兵刃车器，主要装置在古代战车的车轴两端、辕头及衡末两端。它可以增加战车本身冲撞敌方的杀伤效能。我们首先把考古发现的这种车器示意如图一〇。
图一〇中第4图就是在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附葬坑中出土一种顶端出刺的铜车(44)，全长约16.2厘米，刺占全长1/3左右。《淮南子·氾论训》说：“销车以斗”。高诱注指出销车“以刃著左右”。装有矛状车的战车，也可能叫销车。图中第3图是在随县擂鼓墩一号墓中出土的矛头铜车(45)，矛刺比户县的更尖长、更锐利。《太平御览》引《春秋感精符》说：“齐晋并争……作衡车，厉武将，轮有刃，衡者剑，以相振惧”。看来，车軎车衡顶端装有尖锐矛刺的战车，对对方车下的徒兵和驭马的威胁是很大的。古代把这种车也叫“冲车”。
具有战斗性能的辕头车器，目前发现的实物不多。但据《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冲车，大铁著其辕端，马被甲，车被兵，所以冲于敌城也”。着于辕端的“大铁”，若是带有兵刃的车器，当车冲入敌群时，马踏辕刺，敌兵死伤也是很惨的。另外，它或许只是车辕端的铁质保护装置。
衡末端的具有战斗性能的车器，是什么样子呢?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实物是西周时期的，即图一〇第1、2图。第3图是1972年陕西扶风强家一西周车马坑出土，叶面有长方形左右对称的镂孔，骹短一侧有半圆形纽，残长14.1厘米。第1图是1980年扶风城关下河出土，叶面有13厘米对称的蝌蚪形镂孔，骹背面有半环形纽，长28.7厘米。(46)日本学者林已奈夫考证西周时代兵车，图中车衡两端也有矛形利刃(47)。西周时期流行向上外伸的“曲衡”，衡末两端安装这种剑形或矛形兵刃，都是可以的。不管是驾两马或四马，只要把衡加长，它就会在左右骖马的颈部上方穿过，是伤不了自己的骖马的。这种装置了具有战斗性能车器的战车，在冲锋陷阵和错毂旋转车战时，可收到杀伤敌方车下徒卒的意外效果，自是远比一般兵车威力强大。(图一一)
另外，我们在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还发现了车厢后半部装置80块铜甲板的“青铜装甲”木制战车(48)，结合扶风出土的衡末矛饰及宋村秦墓和曾侯乙墓出土的带矛车，可以认为，西周春秋至战国时期，除了战车上甲士的拼斗格杀外，木制战车本身的防护和进攻能力都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它是在一般兵车的基础上改制为冲车的，其特点是“轮有刃，衡作剑”。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向前运转。“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纵横驰骋在广大战场上的是大量的骑兵，他们成了军队的主力，与他们配合的是步兵，但是再也看不到那些四马单辕的巨大战车了。大约从那时以后，这种战车就彻底被抛出了战争的舞台”(49)。这大概也与战车仅适于平原旷野作战，而不适于山地、丘陵及沼泽、泥泞路面作战的地理环境的适应性有关。
从殷周时盛行，一直发展到秦代的车战，从战争舞台上消逝了，随之，单辕战车本身和具有战斗性能的车器，也同时停止了它们的发展。代之跃居战争舞台是钢铁兵器等门类。
关于车战和战车从战争舞台上的消逝，主要是指“车毂错兮短兵接”时代的结束，并不是说秦汉以后驰骋在战场上的只有步兵和骑兵。据杨泓先生的研究，在晋朝，甚至明代还有用“偏箱车”组成的“车营”。这种车营只是以御为主的战斗堡垒，已不同于“虎贲戎车驰商师”的殷周盛行的战车。但不管怎么说，骑兵的产生，建制步兵的建立，实际上已为尔后大规模的多骑战吹响了进军的前奏，翻开了我国军事史上与四马单辕战车完全不同的瑰丽奇伟的一页新篇。
注释
①《尚书·夏书·甘誓篇》：夏王启对有扈氏作战，“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西南)乃召六卿，王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右，汝不恭命!御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拏戮汝”。
②《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载《考古》1972年第4期。
③罗振玉：《殷壁书契菁华》(一)。
④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55页。
⑤《双剑芷甲骨文字》。
⑥《周礼·春官·车仆》郑玄云注：“此五者皆兵车，所谓五戒也”。
⑦《孙子兵法·作战篇》：“驰车千驷、革车千乘”。
⑧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战车分类》，中华书局，1979年。
⑨同⑧。
⑩杨泓：《中国古代兵器论丛·战车与车战》，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12)《史记·孙子列传》。
(13)《释名·释车》：“辎车，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一也。”
(14)《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车者，所以当垒”。
(15)《周礼·天宫·掌舍》：“设车宫，辕门”。
(16)《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60页。
(17)《左传》宣公十二年：“晋人惧二子怒楚师也，使軘车逆之”。
(18)《左传》襄公十八年。
(19)同②。
(20)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太司空村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21)《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22)《沣西发掘报告》，见《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十二号，文物出版社，1962年。
(23)《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载《文物》1977年第4期。
(24)《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25)《辉县发掘报告》，见《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科学出版社，1956年。
(26)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27)《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三)。
(28)《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10期。
(29)林已奈夫：《汉代·文物》(第七·乘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30)《考工记》杜牧注：“载于地谓轮也，一车之制，任重者轮，故察车之工拙必自轮始也。朴属附著坚固貌，微至谓轮地者至少，言圆易转也。戚速谓行疾也”。
(31)杜牧注：“轮太高，则人不能登，若太卑，则马高而轮低，虽行平地，终年如登坡驰然”。
(32)杜牧注：“造车有三材，辕辐也是也，斩此三材，必须天时，阳木以仲冬斩之，阴木以仲夏斩之，则其材坚致可用，必须巧工调其凿柄而合之。辕中虚而容轴，故取于利转，辐实轮而辏辕，故取于直指，牙则包毂，辐而外鞣，故取于固抱，合是三者，为轮虽轮久而体敝三材各处其所，未尝动焉……辐之入毂处为菑，入牙处为蚤，人之齿牙参差谓之龋，上下入处，整然相当，则轮虽敝坏而辐不邪枉也”。
(33)《吕氏春秋·孟冬记》。
(34)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载《考古》1984年第6期。
(35)《殷墟地区发现一座车马坑》，载《考古》1984年第6期；《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载《考古》1972年第4期。
(36)《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第5期。
(37)《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载《考古》1974年第3期。
(38)同(29)。
(39)《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报告》，载《考古》1984年第5期。
(40)同(35)。
(41)同(29)。
(42)林已奈夫：《汉代文物》，图7-20。
(43)魏怀珩：《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44)《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10期。
(45)《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7期。
(46)罗匹章：《扶风出土西周兵器泼识》，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带矛车与古代冲车》，载《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47)[日本]日本甲骨学会：《西周金文じ现れる车马关系语汇》，载《甲骨学》1976年第11期，图一。
(48)同(28)。
(49)同⑩。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