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三十年前是秦始皇兵马俑发现的日子，二十五年前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馆的日子。1974年，也就是秦俑发现的那一年，我刚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第二年，有幸来到秦俑工地发掘现场参观实习。想不到大学毕业后，我被正式分配到秦俑考古工地工作，一干就是二十五年，由刚跨出校门二十出头的一介书生，变成了一个年已五旬的老者。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一桩桩人和事，一件件工作经历，恍惚如昨日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人的一生中，有几个三十年，又有几个二十五年?我把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从二十五岁至五十岁这人生中最充沛的最佳年龄段贡献给了秦陵、秦俑考古工作。因此，我这一生也就与秦陵、秦俑考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96年，我毅然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调入秦俑博物馆，使自己的后半生继续伴随秦俑而度过。在今天庆祝秦俑发现三十年，秦俑馆开馆二十五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撰写此文，写出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把深深地铭记在我心中的那么多的人和事的真实状况写出来，以纪念在秦俑考古工地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战友，以纪念这风风雨雨的三十年历史，以慰藉自己那已经疲惫的心灵。
　　一、秦俑的发现与考古队进驻情况
　　(一)秦俑的发现经过
　　1974年，临潼县晏寨公社下河大队西杨村，与全国其他每一个普通农村一样，在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农业学大寨”、深翻改土、打井抗旱等生产活动。这一年3月，西杨生产队决定成立一个打井队，在村南方向打一口大口井，以解庄稼浇水灌溉之急。时任生产队队长、副队长的杨培彦、杨文学二人亲自来到村南的一片乱石滩和柿子林中，勘察打井位置。他们南望骊山，北眺渭水，转来转去，想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也就是地下水脉较旺的穴位。最后，他们选定了一个地方。杨培彦队长就地捡了一个小柴棍，亲自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大圆圈。这一画圆之功，功不可没。就是这一个圆圈，奠定了发现兵马俑的基础，若圆圈的位置稍微偏移，我们将会与兵马俑擦肩而过，失去发现的机遇。
　　打井队由西杨村的六个青壮年组成，计有杨全义、杨彦信、杨宜州、杨志发、杨文海、王普智。杨全义为打井队队长，王普智负责开卷扬机，打井队员除王普智外，轮番下井掘土。如今，原打井队的杨彦信、杨宜州、杨文海、王普智四人已病故仙逝，仅杨志发、杨全义和当年画圈的杨培彦队长健在。现秦俑发现人签名者鱼目混珠，实有愧于当年发现秦俑的真正功臣。
　　1974年3月29日，当井打至地下四五米深时，在井下第一个挖出陶俑陶片的人是杨志发，因为这一天刚好轮他在井下作业。从事实出发，我们只可以说，偶然挖出陶俑的“发现”是西杨村的打井队，并非某一个人。因为打井本身，就是一个多人合作的工程。打一口大井，靠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打井队的六个人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记住。但是，偶然的“挖出”，并不是真正考古意义上的“发现”。当兵马俑刚一出土时，憨厚的农民只认为它是“瓦爷”“神像”。那时，人们的文物意识还很淡薄，只能从封建迷信的思维中去认识。适逢当时公社管水利的干部房树民同志来西杨村检查打井情况，听说打井打出了很多“瓦爷”(当时已挖出了数个陶俑头的个体)，对多少还有一些文物知识的房树民来说，他首先意识到，这可能是文物，就马上让生产队暂停打井。随即，他亲自向当时的临潼县文化馆进行了汇报。文化馆就派主管文物的业务干部赵康民先生迅速赶到打井现场，并对出土文物进行了考察和鉴定，初步判断它们可能是秦始皇陵的陪葬物，这是对兵马俑从考古意义上的首次“发现”。所以说，赵康民先生是对秦兵马俑性质认识的第一人。其次，对秦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应记功于秦俑考古队这支专业队伍，是他们将兵马俑推向了世界。兵马俑坑遗址由原来的一片沙石滩和柿子林，变成今天的占地约400余亩的现代化大型博物馆，秦俑考古队所做出的基础工作，永载史册。2003年12月，又发生了临潼西杨村9位农民和临潼水利工作队申请确认兵马俑“发现权”的争议，真是说不尽的秦俑发现故事。
　　赵康民先生对已出土的文物进行鉴定后，对散失的其他文物进行了搜集，并拉回文化馆进行整理，部分陶俑还进行了修复。同年5月底，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先生回乡探亲，在临潼县文化馆见到了修复完好高大魁梧的秦俑，当时他的身心受到强烈震撼。回北京后，他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上发表了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的报道，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的重视，他给国家文物局批示：“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7月初，国家文物局派员来陕，在与主管文物的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杭德州等一同来秦俑出土现场考察后，决定由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科学发掘。
　　(二)考古队进驻及编制情况
　　1974年7月中旬，由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临潼县文化馆联合组成的考古发掘队进驻秦俑工地。第一批来工地的人员有：杭德州、袁仲一、王玉清、屈鸿钧、程学华、崔汉林、杜葆仁、赵康民等。杭德州挂帅为负责人(队长)。随后，由于工作需要，崔汉林、杜葆仁二同志又调回了文管会。随着工作的不断扩大，1976—1978年，考古队又增添了考古、保护、照相、修复等方面的人员，计有：柴忠言、王学理、吴永琪、刘占成、张占民、单*(左日右韦)、罗忠民、张炳元、鱼龙、吕孝周等。新生力量的加强，各项工作的开展，使考古队一时显得异常热闹。一号坑发掘工作全面开花，10多个修复组展开对兵马俑的大规模修复。当时，考古队的大本营，也就是队部，设在西杨村一家农户的院子里。院子前面是食堂，后面面积不大的寝室里住着杭德州、袁仲一、程学华、屈鸿钧等四位老专家学者，我和张占民被安排在另一家农户里。我们白天下工地，晚上再在小房子里整理资料，秉灯夜读。我每天12点前入寝，张占民往往熬到后夜两三点，他这种能开夜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发现袁仲一先生能熬夜的功夫更深，他甚至常常通宵达旦，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他们的学者人生。不知有多少科研成果，就是在这开夜车当中完成的。回想当年那种艰苦的工作，简陋的办公条件，朴素的生活环境，一代学人为事业孜孜不倦地追求，使人敬佩的同时，也让人倍感心酸。
　　1981—1983年，秦俑馆的张文立、吴晓丛、张仲立、姜彩凡、李钢城等，也来队参加了考古工作。1983年，杭德州调至省文物局任文物处处长，考古队由袁仲一负责。1985年7月，考古队重新组建，石兴邦先生任队长，王学理任常务副队长，袁仲一、吴梓林任副队长，队员有：王玉清、屈鸿均、程学华、刘占成、张占民等。这时，考古队修复工作暂停，有关人员也相继离队回西安单位。在队工作人员，程学华同志主管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勘探和调查工作，其他人员主要负责一号俑坑的考古发掘和清理工作。1988年，因“将军俑头案”，考古队划归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袁仲一任队长，吴永琪、张仲立、刘占成、张颖岚、张天柱曾先后任副队长，队员以秦俑馆近年分配的年轻大学生为主。2003年，刘占成任队长，张颖岚、张天柱任副队长，队员有：王志友、刘春华、张卫星、朱思红、李秀珍、蒋文孝、武丽娜、陈春会、任伟、朱君孝、张军、陈治国、王继宁、任建库、袁红蕾、牛晓娟、张立莹、史党社、许卫红、刘群、赵震等；11月下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研究生邵文斌、王煊来队报到，进一步加强了考古队的组织建设。在这些人员当中，除从事考古工作者外，还有从事摄像、绘图、雕塑、计算机等多方面的人才。总之，秦俑考古队的进驻和编制情况大致是：1974—1984年，隶属于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84—1988年，隶属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88年至今，归属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随着隶属关系的变更，人员时有变化。时至今日，数名考古队的老一代相继离世，在“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后面，不知有他们的多少艰辛和血汗!
　　一、一号坑的发现、发掘与研究
　　西杨村打井队所打大口井位于一号坑东南角，打井所发现的就是一号坑。考古队进驻后，首先勘探和发掘的也是一号坑。从1974年8月至1975年3月，在一号坑东端的扩方和试掘方工作中，共出土陶俑500余件，战车6乘，陶马24匹。其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2级部分同学也参加了一号坑兵马俑清理工作的实习。考古工作者还通过钻探，搞清了一号坑的范围、形制和内涵。一号坑是一个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许的大型从葬坑。这么大的兵马俑从葬坑，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也十分罕见，因此，引起了中央领导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决定在原址建立大型博物馆。于是，1976年9月一号坑保护大厅基建工程破土动工。为了保证下一步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考古队还于1976年2月，专门组织举办了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当地的杨四娃、杨绪德、和西娥、焦文轩、郑选利、郑解放、毛雪琴、丁保乾、罗会珍、卢芳玲、屈玲霞、陈素芳、杨丽英、唐志强、吴耀武等人参加了培训，奠定了考古队发掘技工队伍的基础。
　　1978年4月，一号兵马俑坑遗址保护大厅的主体工程竣工，同年5月份开始正式发掘。这一年，我和张占民一同来工地参加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可谓盛况空前。工作人员有一个连的解放军指战员，还有技工、民工几十人，业务干部只有五六个人。当时，上百人的发掘现场，翻斗车、架子车在大厅内来往穿梭，机声隆隆，人声嘈杂。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等16位专家来秦俑工地考察。当他们看到发掘现场这种大干快上的局面，看到七八个修复组忙乱的修复秦俑的情况后，非常惊讶和心痛，提出要立即停止发掘工作，要求检查总结。后来听说，专家们认为，秦俑坑的发掘是“挖土豆式”的，修复工作是“凉水浇，开水烫”。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话都是善意的批评，并不含其他因素。依照夏鼐先生等16位专家的意见，秦俑一号坑的发掘和修复工作1980年基本全部停止，一直到1985年7月。值得一提的是，一号坑东前五方( T1、T2、T10、T19、T20)兵马俑的发掘和修复工作，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前五方共清理陶俑1，087件，出土木质战车8乘，每乘车前驾有陶马4匹，计有32匹。这是工作成绩的主要方面。特别是袁仲一先生在坑下以身作则，亲自清理、记录、照相的身影，给我们这些后辈晚学者的心中铸就了永恒的感动。1979年9月10日，叶剑英元帅来秦俑参观，欣然为博物馆亲笔题写馆名“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1979年10月1日，秦俑一号坑开创边发掘、边展出的模式，正式对外开放。从此，来参观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经过检查、总结、整顿，1985年7月，考古队重新组建，秦俑考古队改为秦陵考古队，队长由德高望重的石兴邦先生担任，王学理、袁仲一、吴梓林为副队长。实际负责主持队务工作的是王学理先生。1986年3月，停工四年半之久的一号坑发掘工作又重新开始，刘占成负责发掘现场管理，具体发掘工作区域位于一号坑中北部前五方之西的T11、T12、T13、T21、T22五个探方(简称后五方)，科学发掘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经过八个多月的努力，后五方的发掘清理工作基本完成。后来，又因“将军俑头案”，考古队进行整改，一号坑考古发掘工作中止。1990—1993年，秦俑馆考古队又组织刘占成、朱思红、姜彩凡、常秋月、党焕英、朱君孝等人，对一号坑前五方的底部遗存进行了细部清理，继而又完成了T11原留的地层土台和前五方探方隔梁的清理工作。至此，一号坑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告一段落，考古队又把发掘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二、三号坑。
　　一号坑的研究工作，涉及的论文、专著，连篇累牍，在此不赘。而试掘、发掘两个阶段的简报、报告不得不提。试掘简报发表在《文物》1975年第11期，题目是《临潼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简报共分建筑遗迹、出土文物、对试掘方内出土遗迹遗物的分析三部分，主要是对1974至1975年一年来的试掘工作的总结汇报。发掘报告分上下两册，上册主要是文字和表格，下册主要是图片。报告由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书名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报告主要反映的是1974至1984年一号坑的考古发掘成果。报告初稿的编写分工是：前言和第一章建筑遗迹，由杭德州、张占民、姜彩凡执笔；第二章陶俑、陶马和第三章车迹、车马器等，由袁仲一、王玉清、屈鸿钧执笔；第四章兵器，由王学理、刘占成执笔；结语及附录三、四、五，由袁仲一执笔；附录一、二由单*(左日右韦)执笔；图版照片由罗忠民提供。最后由袁仲一对全书进行整理统稿，有些章节进行了修改和改写。袁仲一先生为本报告的脱稿与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该报告曾获得陕西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以上就是秦俑一号坑三十年来发现、发掘、修复、研究考古工作中的人人事事，经经历历。在这里，还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为一号坑的钻探、发掘、修复付出辛勤劳动的一大批技工，他们也是不应该被人们所遗忘的。当年他们是小伙子、大姑娘，而今，有的已为人父母，有的已成爷爷、奶奶，还有的已撒手人寰。历史的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在我能记起的人名中，有：杨天发、丁保乾、杨绪德、田松亭、杨四娃、焦文轩、史昌华、牛学章、王考、李志孝、吴学公、吴红艳、刘放、唐志强、齐金凤、黄惠茹、宋云、韦会荣、屈玲霞、杨秀旦、唐晓丽、牛芳、徐桂莉、杨丽丽、杨丽英、晏小丽、王丽华、党亚芳、董虎利、杨定仁、杨荣荣、孙秀霞、薛锁进、李双厚、白洋县、杨云鸿、崔进安、王武山、焦望军、王书逊、曹宽宁、姚争过、吴志斌、程耀魁、邢天堂、刘军发、刘亚利、杨省民、罗芳贤、王兴荣、王建设、王建利、毛忠浪、李新民、祝宝印等等。在秦俑发现三十年的日子里，罗列出他们的名字，说明他们没有被历史所遗忘，没有被秦俑所遗忘。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发展到今天，也有他们的辛劳。
　　三、二号坑的发现、发掘与研究
　　如果说一号坑的发现，是农民打井偶然发现的话，二号兵马俑坑则是考古工作者经过钻探的科学发现。这里边就没有那么多曲折而有趣的故事了。1976年四五月间，考古队在一号坑的东端北侧有目的的钻探工作中，于4月23日又发现了一个兵马俑坑，根据发现的先后，把它编号为二号坑。
　　二号坑发现以后，为了进一步摸清它的形制和内涵，考古队于1976年6月至1977年8月，对二号坑进行了局部试掘，共开挖试掘方19个。参加试掘的业务干部有：杭德州、袁仲一、王学理、王玉清、程学华、屈鸿钧等。试掘工作中发现战车11乘，拉车陶马67匹，乘骑战马29匹，骑兵俑32件，步兵俑192件，青铜兵器和车马器出土1，929件。通过钻探和试掘，搞清了二号坑是一个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曲尺形地下建筑式的大型兵马俑陪葬坑。试掘回填后，同一号坑一样，在二号坑遗址原址范围之上，也兴建了保护大厅。1994年，网架框架结构的保护大厅主体工程建成。
　　二号坑保护大厅竣工后，正式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就要开始了。1994年3月1日，在二号坑保护大厅内举行了隆重的二号坑开工典礼，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德勤亲临现场，宣布了二号坑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为了保证这一重点考古工程的科学化、规范化，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了二号坑专家组，以指导考古发掘工作。专家组由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黄景略先生为组长，成员有徐萍芳、石兴邦、任式楠、胡继高等著名的老一代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当时，秦俑馆考古队参加现场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人员有：袁仲一、吴永琪、张仲立、刘占成、张颖岚、魏京武、陈国英、申茂盛、许卫红、郭宝发、李秀珍、朱君孝、朱思红、蒋文孝、张卫星、王志友、陈春会、张志军、周铁等。专业照相、摄像人员有：张天柱、夏居宪、赵震等。
　　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共划分探方27个。工作总体规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二号坑建筑棚木层以上及试掘方的发掘和清理；第二阶段主要是对建筑棚木层以下各过洞、开间的陶俑、陶马、战车、兵器等考古遗存的清理。为了满足观众想早日了解二号坑情况的渴望，二号坑第一阶段的发掘工作，也采取了边发掘边参观的模式，于1994年10月14日正式对外开放。
　　经过近三年的辛勤工作，到1998年，二号坑第一阶段的发掘任务基本完成。这一阶段工作共清理现代墓12座，现代扰坑12个，近代河流1条，近代沙沟1个，近代水井2个，秦末盗洞3个，灰坑6个，清理试掘方16个，揭示建筑棚木遗迹1，500多根。工作的主要收获，一是搞清了二号坑遗址的地层堆积，二是了解了二号坑的形制结构。二号坑总平面呈曲尺形，东端北侧有一前凸部分，坑东西最长94米，南北最宽82米。全坑共有门道11个，其中东门道4个，西门道5个，北门道2个。由于二号坑第一阶段发掘工作严格遵照考古发掘规程进行，严谨、扎实、科学，受到了学界有关专家的一致好评。1999年11月1日，荣获国家文物局1996至1998年度田野考古一等奖。这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最高荣誉，遗憾的是由于获奖名额有限，好多一线工作的年轻同志，榜上无名。这里边凝结着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每一个参加二号坑第一阶段发掘工作的人员，都是功不可没的!
　　第一阶段发掘工作结束后，如果要进行第二阶段的工作，势必要对已清理出的跌宕起伏似画卷的棚木遗迹造成破坏，使它永远消失。按照常规，棚木层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然而，怎样弥补这一工作环节，使考古遗迹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考古队经过认真讨论、研究论证，决定成立二号坑棚木模型课题组，利用雕塑手法，把棚木遗迹形象地记录下来。课题组由袁仲一、张仲立、刘占成、魏京武、王继宁等组成，王继宁具体负责雕塑工作。历时三年，按1：15的比例，一个东西长9.6米、南北宽7.6米的二号坑棚木层大型模型制作完成。1998年6月，通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组鉴定，鉴定结论认为：二号坑棚木层大型模型制作工程“通过多种塑型技法、手段，忠实地反映考古遗迹特征，有效地、直观地保存了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信息资料，实现了考古模型写实和雕塑艺术的结合，达到了科学性、资料性、可视性三者的统一，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获陕西省文物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雕塑模型解决了二号坑棚木遗迹的直观保存问题，然而，对于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的遗址来说，要拍摄一张完整的遗迹照片，又是一大难题。针对这一问题，考古队于1997年成立了由考古、摄影两方面专业人员组成的专项攻关课题组，课题组人员有夏居宪、张颖岚、朱思红等，夏居宪主体负责摄像操作事宜。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课题组开发研制了相机悬挂装置、水平装置、自动校准器械等设备，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在二号坑建筑网架上选定600多个拍摄点，共拍摄1，000多张照片，然后把这些照片一一扫描输入计算机，通过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把这上千张的照片拼合成一张完整的二号坑棚木遗迹全景照片。这一成果，虽然没有通过鉴定和获奖，但课题组人员不辞劳苦的精神，为二号坑的考古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是永存人心的。这一工作的成功，不仅用照片记录下了二号坑棚木遗迹的全貌，而且为考古界大型遗址照片拍摄拼接技术，探索出了新的途径。
　　二号坑的考古工作，还需特别一提的是，1998年在二号坑四单元的第二阶段考古清理工作中，在G18首次发现保存比较完好的彩绘陶俑，经过清理，共发现8件。直到2003年3月，8件彩绘俑才全部清理提取。彩绘俑的发现，引起了馆领导的极大重视，立即派文物保护人员参加现场保护。先后参加清理、提取、保护的人员有：袁仲一、吴永琪、张仲立、刘占成、朱学文、朱思红、张军、张志军、周铁、张尚新、容波、夏寅、方国伟、郑宁等。清理工作中，针对彩俑表层的具体情况，考古人员不能再采用传统的清理工具和方法，而是采用精致的医疗器械，用喷壶喷洒等措施，使秦俑彩绘在清理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下来。保护人员在现场，做到清理一点，保护一点，这样，彩绘秦俑就得到了及时科学的保护。秦俑二号坑整体彩绘陶俑保护成功，曾获2002年度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彩绘秦俑发现的意义在于：对于了解秦俑彩绘工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如生漆层、彩绘层、厚彩艳丽的风格等；对于研究秦俑彩绘颜料成分提供了科学的证据，如朱砂、石青、石绿、雌黄、铅丹等等，大多是矿物质颜料，在一种纯紫色颜料中，还分析出了硅酸铜钡(BaCuSi2O6)成分，这更是中国科技史上了不起的成就；对于了解秦代军人的服饰颜色提供了难得的依据，如秦人军服是统一发放还是自备，军服颜色是清一色还是五花八门，等等。
　　二号坑的研究工作，除涉及有关军事内容和建筑形制等方面的专著、论文外，这里重点介绍一下简报和报告的情况。简报主要是对1976年至1977年二号坑钻探和试掘资料的报道，题目是《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发表在《文物》1978年第5期。全文共分建筑形制和遗迹、出土文物、几点收获三部分，报道的考古遗存有：战车11辆、车兵俑28件、将军俑1件、拉车战马67匹、骑兵俑32件、乘骑战马29匹、步兵俑163件、青铜兵器等小件文物1，929件。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目前正在整理编写，主要报告二号坑第一阶段的发掘成果，内容包括俑坑形制与建筑结构。报告提纲共分前言、结语、地层关系与俑坑形制、二号坑建筑结构、出土遗物五大部分，参加分工编写的人员有：张仲立、刘占成、张颖岚、申茂盛、许卫红、蒋文孝、李秀珍、郭宝发、朱君孝、张卫星、朱思红、朱学文、王志友、陈春会、陈治国等。各人负责分工编写的部分完成情况不同，归拢后由刘占成、申茂盛、陈治国集中审稿和统稿，统稿人对报告文字、图表进行全面整理和修改，部分章节进行了改写或重写。最后由袁仲一、吴永琪、张仲立审定。估计报告于2004年可付梓出版。
　　以上就是秦俑二号坑二十多年来发现、发掘、研究考古工作中的岁岁月月，人人事事。二号坑第一阶段考古工作中付出劳动做出贡献的技工，在我的记忆里有：杨四娃、杨定仁、杨荣荣、王文轩、孙秀霞、和西娥、李新民、张晓妮、齐金凤、张晓爱、韦惠荣、刘占立、李双厚、李寿寿、黄惠茹、吴学公、秦进成、牛学章、曹宽宁、王书逊、王晓朋、吕增福、杨丽丽、郭宗录、毛忠浪、孙正民、朱正社、房根锁、杨三六、孙明辉等。他们的工作实绩，值得我们铭记。
　　2003年6月，由于“非典”疫情和其他原因，二号坑的发掘清理工作暂停。
　　四、三号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
　　三号坑的发现，同二号坑一样，是考古队经过钻探的结果。继一、二号兵马俑坑之后，1976年5月11日，又在一号坑西端北侧25米处，钻探发现了一个陪葬坑，根据发现的先后，编号为三号坑。
　　由于三号坑面积较小，1977年3月至12月，考古队对该坑直接进行了发掘及全面清理。参加工作的业务干部就是参加二号坑试掘工作的原班人马。通过发掘了解到：三号坑形制特殊，平面呈“凹”字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21.4米，坑深5.2～5.4米。另外，与一、二号坑不同的是，三号坑系自然塌陷，没有发现人为焚烧迹象。根据该坑的平面布局，分南、中、北三个单元，当时对文物内涵的统计是：第一单元有陶俑42件；第二单元有战车1乘，拉车战马4匹，车士俑4件；第三单元有陶俑22件。依据三号坑所处的位置、陶俑编列以及坑内出土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认为，三号坑是象征着统率一、二号坑的指挥部。为了建盖保护大厅，发掘完后又作了回填处理。1988年，保护大厅建成竣工。
　　1988年12月9日，秦俑馆考古队对已回填的三号兵马俑坑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清理。参加工作的业务干部有：袁仲一、吴永琪、张仲立、刘占成、陈春会等。1989年6月分配来馆工作的北京大学毕业生郭宝发、李秀珍，吉林大学毕业生申茂盛、许卫红，也参加了三号坑的发掘清理工作。期间协助工作的技工有：杨天发、杨少勇、杨定仁、王林、秦柏林、王天平、黄丽霞、李新民、毛忠浪、杨荣荣、杨省民、党亚芳、齐金凤、牛芳等。由于是第二次揭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号坑发掘清理工作全部结束。1989年9月27日，三号坑在隆重的仪式中宣告正式对外展览开放。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是，经过认真清理查实，三号坑第一单元不是42件陶俑，而是40件。这样，也就将全坑68件陶俑纠正为66件。
　　三号坑的研究工作，从简报、报告角度，第一次发掘成果报道发表在《文物》1979年第12期，题目为《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简报共分建筑形制和遗迹、出土文物、对第三号兵马俑坑性质的初步分析三大部分。发掘报告工作，虽然对1989年的清理资料，包括文字、图片、拓片、图纸等等，进行了整理，但时过十多年，报告还没有出版，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以上就是秦俑三号坑二十多年来发现、发掘、研究考古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人人事事，但愿人长久，俑长存，秦俑考古事业蓬勃发展。
　　五、秦陵考古事业的历史展望
　　当年，秦始皇陵、陵园、陵区，规模宏大，埋藏丰富，兵马俑坑只是其组成部分。所以，秦俑坑的考古工作必须纳入秦陵考古事业中去，统筹规划，综合研究，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去开发、研究。
　　秦陵考古工作的历史，自明代就有学者开始考察，真正现代意义的考古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至70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秦陵的初步地面勘察；第二阶段：1974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肇始于兵马俑的发现而进驻的考古队对秦陵进行了为期10年左右的考古勘探和发掘；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含石质甲胄陪葬坑(K9801)的发现，秦陵考古工作进入第三阶段。从第二阶段开始，秦陵地区的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发现和进展，除兵马俑坑以外，还发现了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百戏俑坑、动物俯葬坑、石质铠甲坑、青铜水禽坑，加上发现的陪葬墓及其他遗址等考古遗存等等，截至2002年，陵园内外共发现内涵不同的各类陪葬坑177个，陵区墓葬发现421座。出土的包括兵马俑在内的秦代珍贵文物达5万余件。2000年，虽然编著了一本《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回顾了秦始皇帝陵多年来的考古成就，重点报告了第三阶段的考古钻探成果，但仅仅只是秦陵全豹之一斑。经过40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研究，已知陵区文物遗址分布总面积达56.25平方公里，其中文物遗址密集区达19.63平方公里。因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文物承载着文化、记载着历史，所以对于这些考古遗存的发掘、保护、研究，仅仅依靠一个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是远远不够的。在20世纪80年代，原陕西省文化文物厅就提出了筹建“秦陵博物院”的设想。1987年12月11日，秦始皇帝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促使和加快了对这一设想的实施。1993年6月12日，江泽民视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并题词：“充分利用地下出土文物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缔造文明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为秦始皇帝陵的保护与利用指明了方向。1999年8月8日，朱镕基视察秦俑博物馆，提出“移民建镇，逐步净化陵园环境，保护文物遗址”的规划思路，并题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01年12月8日，李岚清视察秦始皇帝陵园内的考古发掘现场，提出建立“秦皇陵公园”。2002年12月，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编制《秦皇陵公园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项目建议书》，并上报国家计委、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对建议书进行了评议和论证。2002年7月18日，国家计委经国务院同意，批复了项目建议书，确定项目名称为“秦始皇陵遗址公园”。陕西省政府根据批复，抓紧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秦始皇陵遗址公园项目的确立，标志着秦陵考古事业发展前景的广阔。项目总用地2.72平方公里，其中新征陵园外城垣以内土地2，902.51亩(1亩≈666.67平方米)。在征地范围内建设石铠甲坑博物馆、“文吏俑坑”博物馆……形成一院多馆的格局；采用退耕还林政策，将外城垣周边的文物遗址区3.2平方公里范围进行绿化；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开始实施后，还计划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纳入公园体系。目前，秦俑博物馆馆前区环境改造和服务区建设工程已于2003年3月开始动工。
　　遗址公园、博物院成立后，秦始皇陵区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工作将逐步展开，结合对秦代政治、经济、文化、建筑、陵寝制度、丧葬典制等研究工作的需要，将逐项目、分年度、有计划地进行考古发掘。争取在一定的期限内，对秦始皇陵总体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考古发掘将严格履行有关报批手续，每年按计划进行发掘；同时，坚持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同步进行的做法，积极地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及时地对一切出土文物进行现场保护。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纳入整个秦陵的规划之内进行。
　　秦始皇帝陵区文物遗址内涵丰富，体系完备，品位等级高。征地建设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符合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和文物工作原则。它不但有利于秦陵文物本身的保护，而且对更新文物文化经营观念与手段，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现代化，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该项目发展前景乐观，社会、环境、经济效益评估良好。其实施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全国文物保护事业和大遗址保护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今天，我们把承载着秦代历史，见证着秦朝，体现着两千二百年前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创造力的秦始皇陵遗址，科学保护、规划建设、合理利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秦俑馆东大门前扩建改造工程、秦陵遗址公园工程，标志着秦陵、秦俑考古事业在发展、在前进，特别是秦始皇遗址公园，集文物考古、保护、研究、参观、游览、休闲为一体，对提高陕西旅游业整体水平，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它将有利于秦陵文物的保护；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并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推动秦陵研究的文化建设；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世界一流的国家遗址公园。统一管理后的遗址公园内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环境保护、文物展示、科学研究等工作，将更上一层楼。在纪念和庆祝秦俑发掘三十周年、秦俑馆开馆二十五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们衷心祝愿秦陵、秦俑考古事业兴旺发达，前景辉煌。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