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是否还有其他材料能够证明临潼县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骊山北麓广大地区，也是芷阳县的辖地呢?当年项羽在鸿门宴请刘邦，情势十分危急，刘邦带着纪信等人，溜出楚军大营。《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沛公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意思是：刘邦逃离鸿门，直抵骊山，沿着一条狭窄的“芷阳小道”，回到灞上大营，可见这条“芷阳”小道，全部都在临潼境内。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紧靠临潼县城，还保留着一个以“芷阳”命名的村庄，有一条以“芷阳”相称的山谷，村头的石碑上刻着“芷阳遗址”四个大字。这里还一直流传着刘邦在“芷阳”道上“歇脚”的故事。
　　应该说，“芷阳”故城只是一个点，而“芷阳县”却是一个面，在那种“以点代面”的做法受到质疑、面临摒弃的情况下，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从西安传来一个石破天惊的特大新闻：1986年油王村的村民王学良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他在修渠的过程中，发现有个地方的夯土层，很像西杨村那边的秦俑坑。后来，经过省、市文物考古单位共同勘探，又找到相关的史料记载，断定这一带确实就是当年的秦东陵。据说，他们对一号陵园两个并列的“亚”字形大墓，进行了重点钻探，查清了它们的形制，收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同时还确定它的范围是24平方公里。
　　不久之后，有关秦东陵的说法，就陆续出现在袁仲一先生的著作中，他断言：秦东陵之内有四座大墓，时代属于战国晚期。这四座大墓到底是谁的?从西安方面发出的大量材料看，在秦东陵里面，肯定有秦宣太后、秦昭王、悼太子和秦庄襄王的四座大墓。四座大墓都发掘出来了吗?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定性”材料都找到了吗?这种考古“定性”过程，是需要经过严格、科学论证的吗?可惜的是，除了大量的宣传材料之外，正式的、规范的考古材料，人们始终都没有找到；更让人不解的是，这个来路不明的秦东陵，在2006年5月，竟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什么说秦东陵是“来路不明”的呢?因为，一开始修渠挖出很像秦俑坑“夯土层”的说法，本身就非常可疑。因为在广大的西安地区，秦汉时期遗留下来的夯土遗迹实在太多，几乎所有的夯土操作，根本不会有多大的区别。由于两个地方的夯土层一样，就能够证明这里有秦宣太后墓葬的话，岂不反过来就可以推出，秦俑坑也与秦宣太后陵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有人说杜甫《怀灞上游》诗“怅望东陵道，平矼灞上游”中有“灞上、东陵”的字样，由此可见：在灞上地区，一定还有一座“东陵”才对!他们说，如果灞上没有一座东陵，杜甫就能够瞎说吗?
　　新的证据又增加了：在现今洪庆地区附近，有一个以“东陵”命名的乡镇，至此纸面上的“东陵”，落实到了地面上，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后来，有人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叫“邵平店”的地名，由于邵平是一位与“东陵”两个字有着直接联系的人物，才使得研究工作有了重大的突破。《史记·萧相国世家》：“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邵平以为名也。”既然这灞上地区，有“邵平店、东陵乡、东陵侯”众多地名、陵名的出现，如果将它与宣太后陵墓联结在一起，那么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于是，邵平的“东陵侯”，顾名思义就被解读成是秦代专为“负责秦东陵”工程，而加封为“侯”的最高官员。面对西安方面提出这么多看似完善、系统的秦东陵构成材料，人们又该怎么办呢?看来，邵平是“秦东陵侯”是没有问题的，秦朝灭亡后，他隐居在灞上地区种瓜，培育出一种优质“东陵”西瓜品种，又以他的名字为地名，以官职为乡名，作为一种对前人的纪念，也是没有问题的。要是有问题的话，就出在灞上地区是否真的存在着秦宣太后的大墓，还有那个“东陵侯”本身到底是不是为修建陵墓而加封的新爵位，这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秦东陵侯，是不是与修陵建墓有关，这是大成问题的。袁仲一先生等人不是一直强调，帝王陵墓的工程主持者，都是当朝的宰相吗?所以，秦宣太后的陵墓，应该由相国穰侯来主持，秦庄襄王的陵墓，应由相邦文信侯吕不韦来主持。在这种情况下，再封一个“东陵侯”邵平来主持，则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在秦朝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没有一位国君的陵墓是由什么“陵侯”来修建的，汉唐以来的所有帝王陵，也没有任何一个是由什么“陵侯”来修建的。谁见过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是由“长陵侯”来建的?谁又见过唐高宗、武则天的乾陵，是由“乾陵侯”来建的?
　　根据《汉书·表》的有关记载，西汉时期就有几十个与“陵”有关的“侯”：如平陵侯、鄢陵侯、朗陵侯、舂陵侯、稜陵侯、阜陵侯、容陵侯、淮陵侯、路陵侯、茶陵侯、广陵侯、众陵侯、沂陵侯、南陵侯、成陵侯、兰陵侯、宜陵侯、河陵侯、终陵侯、义陵侯、宁陵侯、高陵侯、榖陵侯、沅陵侯、醴陵侯、沶陵侯、商陵侯、安陵侯、开陵侯、乐陵侯、将陵侯、定陵侯、睢陵侯、波陵侯、句陵侯、洛陵侯、泉陵侯、襄陵侯等等，他们都是以各地的地名被封赐的爵位，尽管他们封号中都带有一个“陵”字，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与修建帝王的陵墓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在《汉书》记载中，真正带有修陵色彩的侯，就是“阳陵侯”傅宽、“营陵侯”刘泽、“建陵侯”卫绾。汉景帝阳陵的修建，难道和“阳陵侯”傅宽，没有一点关系吗?请看：在秦代的虎符上已经有“阳陵”的地名，《汉书·傅宽传》记载，刘邦封傅宽为“阳陵侯，二千六百户”，傅宽在汉景帝即位前39年就已经去世，可见汉景帝阳陵的修建，与“阳陵侯”傅宽毫无关系。汉高祖十一年，封刘泽为“营陵侯”，他的封邑营陵县在山东的青州；据《汉书·卫绾传》记载，汉景帝“封绾为建陵侯，明年，乃赐绾告归”。可见这些“陵侯”都没有与陵墓挂上钩。

兵马俑真相/陈景元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