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平定吕嫪集团之乱
郭志坤
秦王政与吕不韦,在统一道路上可以说是“同路人”。在追求“大一统”这一点上,他们是志同道合者,但在具体的统一形式、道路上,尤其是由谁来主持统一大业上,分歧却颇大,随着秦王政的步入青年时代,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破裂。
秦王政在亲理政务后,两年之内就先后消灭了嫪毐和吕不韦集团,消除了秦国割据分裂的局面。秦王政对吕、嫪集团的翦除,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对原有政治路线的背离,相反,他是为了把秦国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起来,为完成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秦王政亲理朝政
秦王政继承王位时只有十三岁,按照秦国的制度,国君不到二十二岁不能亲自管理国家大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随着年纪一天天大起来,秦王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见,他感到应该由自己来亲理朝政,肩负起统一国家的重任。
历史重任
在秦王政亲理朝政前,秦国兼并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
(一)灭东周国。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任相后不久,“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史记·秦本纪》),从此,“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史记·周本纪》)。东周国的灭亡,不仅使秦取得了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且使秦完全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合法地位。
(二)建立三川郡。同年,在灭东周国后,秦国又派大将蒙骜率兵乘胜伐韩,取成皋和荥阳,连同已占有的两周旧地,建立三川郡。这里是通向东方的重要城市,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自此,“秦界至大梁”,威逼魏都。
(三)重建太原郡。公元前248年,秦国的蒙骜继续率兵向东进攻,先后取得魏国的高都、波以及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次年,秦将王龁“悉拔”韩上党,又定赵晋阳,重建太原郡。太原郡最初为赵国所建,秦将司马梗曾攻取太原,次年秦被魏、楚联军所败,太原又复归赵国。这次重建太原郡,表明秦国的强大。
(四)击破五国联军。秦国军队的节节胜利,使魏、赵等国感到极大的威胁,公元前247年,赵、魏、韩、楚、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五国联军在魏信陵君无忌的率领下向秦进攻。秦军出兵迎击,大战于河外。秦军寡不敌众,被联军打败,秦将蒙骜逃走。秦国一则增派军队,二则派人以重金行反间于魏,中伤信陵君,致使魏安釐王遣人代信陵君将。信陵君谢病引退,五国的抗秦联军迅速被秦击破。
(五)置东郡。击破五国联军之后,秦军乘胜进攻。公元前245年,秦将麃公攻魏地卷。第二年,又取得魏的畼、有诡,同年蒙骜率兵伐韩,“取十三城”。此时,秦的主攻目标是韩、赵、魏。在秦军的攻击下,三晋已无力抵抗。公元前242年,蒙骜分南北两路乘胜大举伐魏,连克酸枣、长平、雍丘、山阳等二十城,并在此设立东郡。
(六)击破五国又一次联军。在秦军节节进逼的形势下,赵、楚、魏、韩、燕五国“患秦攻伐无已时”,又一次联合起来,乃以楚考烈王为纵长,“相与合纵,西伐秦”。当进抵函谷关时,秦当即给予回击,结果“诸侯兵皆散走”(《史记·春申君列传》)。公元前240年,秦军趁各国联军败退之机攻取赵国的龙、孤、庆都和魏国的汲。公元前238年,秦将杨端和又占领魏的首垣、蒲和衍氏。从此,山东诸国已面临各个击破之势,再也无力合纵抗秦了。
至此,秦国取得了大片土地,至少有十五个郡以上,占统一以后全国总郡数近二分之一。显然,秦所进行的这场统一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如何将胜利进行到底,完成统一大业,这是放在秦王政面前的历史重任。
范睢警告
正当秦军节节胜利,山东诸国处于岌岌可危的困境时,吕不韦预感到胜利就在眼前。他加紧编纂《吕氏春秋》,并于公元前239年,即秦始皇亲政的前一年,将《吕氏春秋》公开刊布于首都咸阳的城门上,并悬赏说:“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据说当时竟“无能增损者”,因为人们害怕吕不韦的权势而不敢改动《吕氏春秋》。
吕不韦权势日隆,秦王政是了解的。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史书上虽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从后来秦王政的行动可以想见的。《吕氏春秋》的编纂方针是“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人著所闻,集论”(《史记·吕不韦列传》)。秦王政年幼时,曾尊吕不书为“仲父”,也接受过他的教诲。秦王政对于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对于秦国的历史和现状是有深刻的理解的。
看到吕不韦的专权,秦王政很自然地联想范雎对秦昭王所说的一番话。
范雎对秦昭王说:“臣居山东,闻齐之内有田单,不闻其王。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不闻其有王。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四贵备而同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者,下乃所谓无王已。”(《战国策·秦策》)这番话好像是在提醒秦王政:执掌国家权柄的称作王,能专管要害部门的称作王,制定生杀予夺威权的称作王,你大王干些什么?如今只听说秦国有吕不韦、嫪毐和太后,不曾听过有大王,也可以说秦国“无王”。
历史多么相似啊!再听范雎的另一番话:
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齿管齐之权,缩闵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用赵,减食主父,百日而饿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已。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矣,且臣将恐后世之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同上)
其意是,诗中说:“树木果实太繁盛的就要压断树枝,压断树枝就要损伤树心。大夫的都城扩大了,君王的国家就危险了。人们推崇国家的大巨就鄙视国家的君主。”淖齿专擅齐国大权时,抽了齐闵王的筋,又把他悬挂在庙梁之上,一宿就死了。李兑在赵国弄权不让赵主父吃饱饭,一百天就饿死了。如今秦太后和穰侯专权,秦王在朝廷很孤立,将来我惟恐世上虽有秦国,却可能不是秦王子孙的秦国了。
秦昭王听了范雎的一番话后,心里很恐惧,随后就废弃太后并且驱逐穰侯。这好像也在提醒秦王政要他果断地处理强枝弱干的局面。秦王政后来对吕不韦、嫪毐和太后的处理,是不是按照秦昭王的做法,现在没有充分的根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历史对秦王政或多或少总会有所启示。
姚贾之策
姚贾是魏国人,出身低贱,其父曾为赵国看管城门的小卒,姚贾本人曾在魏国大梁为盗,又曾在赵国为臣而被逐。入秦后为秦王政的宾客。《战国策·秦策五》有载:韩非入秦后不久,燕、赵、吴、楚四国预谋联合攻秦,秦王政闻知甚为恐惧,即刻召集群臣、宾客六十人,商议对策。秦王政说:“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屈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其意谓,如今燕、赵、吴、楚四国预谋联合攻打秦国,秦国百事待兴,士卒连年外出作战,百姓疲惫不堪。诸臣宾客对此有何谋略?
大厅里一时间“群臣莫对”,沉默无语。忽然,姚贾站了出来说道:“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其意谓,贾甘愿为大王出使四方,说服四国打消攻秦的念头,让他们按兵不动。
秦王政见姚贾在此危急之时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出使诸国非常欣喜,便马上赐给他车辆百乘、黄金千斤,并且让他穿上秦王赠给他的衣服,戴上秦王赠给他的帽子,佩上秦王赠给他的宝剑,以增威武。
姚贾出使后,很快便使四国放弃联合攻秦计划,不仅撤回了他们攻秦的大军,而且分别与秦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当姚贾凯旋回到咸阳时,秦王政“大悦”,即封姚贾千户,以姚贾为上卿。
此时,韩非得知姚贾因此受封而生妒嫉,便向秦王政进言道:
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出问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
其意是说,姚贾携带珍珠财宝,南使楚吴,北去燕代,费三年之久,且耗尽珠宝,至今尚未修好牢固的友好关系。目前,他们不敢联合攻秦,也是姚贾凭借大王的威望和珍宝。姚贾利用出使机会为自己结交私友,愿大王明鉴。况且,姚贾曾在大梁为盗,在赵国为官时还被驱逐,大王同这样一个出身低微且品行不端之人共商国是,并委以重任,这不是鼓励群臣的好办法。
秦王政听后十分震惊,即刻召见姚贾,直言追问道:“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其意谓,听说您用寡人威望和给予的珍宝私自结交诸侯,有这回事吗?
姚贾坦率地回答说:“有!”
秦王政怒气冲冲地问道:“有何面目复见寡人?”
姚贾要秦王息怒,他说:“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珠其良将,纣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其意谓,曾参孝于其亲,天下人无不愿以其为己儿;伍子胥忠于其君,天下君主无不愿以其为己臣;贞女手工精巧,天下人无不愿以其为己妃。今姚贾忠于大王,而大王有所不知。姚贾如果不馈赠四国,又把钱财用到哪儿去呢?那将如何完成出使的使命?姚贾如果不忠于大王,那四国的国王怎能会相信臣下,并与秦国合好?当年桀听信谗言而诛杀自己的良将关龙逄,纣听信谗言而杀害自己的忠臣比干,以至于一个个身死国亡。如今大王如果听信谗言,那就不会有忠臣在身边了。
这时,秦王政的怒气消了一大半。又在追问其身世道:“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对于是否看门小卒、在大梁为盗、被赵驱赶等身世不作直接回答,而是讲以下一段话:
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徒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战国策·秦策》)
姚贾讲得很明白,当年的太公望,在齐国时曾被他的老伴以不治产业为由赶出家门,后来到朝歌以卖肉为生,可是无人买他的肉,以至于案上的肉腐臭生蛆,子良用他为臣,不久又被逐;在棘津垂钓,但鱼都不食饵上钩;不得已去出卖苦力,可是却无人雇佣,然而文王见太公而用以为军师,终于称王于天下。齐国的管仲,原先只不过是乡间的一个小商贩,后来隐居于南阳,穷困潦倒,他曾辅佐公子纠,事败被俘,成为一个囚徒,然而齐桓公用以为国相,九合诸侯而一匡天下。百里奚曾在虞国沦为乞丐,传说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从楚国赎回来的,秦穆公以百里奚为相,用其计谋终于称霸于诸侯。晋文公率士兵在城濮与楚国大军交战,以曾在中山国为盗的咎犯为统帅,终于在城濮大获全胜。
以上四人,都身遭莫大丑辱而受到天下人的诽谤。然而,圣明的君主所以重用他们,是因为深知他们可以为自己建功建业。倘若人人都像成汤时的隐士卞随、务光以及申徒狄那样,他们真可说是“一身清白”,可是人主能任用他们吗?此三人都是逃避现实的人,所以明君不可能任用这样的人!
因此,明主用人,不看他是否有污点,不听信他是否有过错,只是考察他对自己是否有用。所以,凡是力能保社稷、卫国家的人,虽然有诽谤他的恶言,也不予听信;虽然有突出的名望,可是没有建立多少功勋,也不给予奖赏。如此,群臣谁也不敢以虚名企望君主给予功名利禄。
秦王政听后称“然”(《战国策·秦策五》),认为姚贾所言很对,便再派他出使四国。
《战国策》所载姚贾的一段自我表白以及对秦国历史的简论,实际上是对历代君主在用人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总结。姚贾的议论,秦王政深以为然。这对秦王政在兼并六国的统一战争中执行用人唯贤的路线,无疑起了作用。
第二节 与吕不韦的分歧
公元前247年,秦王政即位,吕不韦继任相国,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无疑就是致力于稳定主少国疑的政局。对此,史籍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吕氏春秋》里仍不难察出一些端倪。《吕氏春秋》在引述魏吴起与商文的一则对话后,又引商文询问吴起的话说:“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于子之上已。’”紧接着,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吴起见其所以长,而不见其所以短”,故“倾造大难,身不得死焉”。(《执一》)不言而喻,吕不韦所作的这段论述是有针对性的,它反映了秦国当时存在着“世变主少,群臣相疑”的问题,从而也为吕不韦辅孤代政找到了历史依据。这在当时也许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吕不韦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一段时间内秦国可能发生内乱。
于是,吕不韦抓紧对秦王政的说教。同时,在辅政过程中也强化着自己的权威和势力。
吕不韦以《吕氏春秋》作为帝王学课程蒙读本。其核心是为君王提供“南面之术”。书中大量篇幅论述的是六个字,即“主执圜,臣执方”。书中把君“圜”、臣“方”两者关系作了一个形象通俗的比喻:君主是驾车的人,臣子是拉车的马。开始秦王政读得很认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丰富,也就不那么听话了,他往往有自己的一套。对于吕不韦如此强化自我威严的做法,秦王政产生了不满。到二十来岁时,秦王政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他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随着秦王政年龄的增加以及吕不韦势力的扩张,他们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大。
对于这种矛盾和分歧,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作了某种剖析,他认为:“秦始皇与吕不韦,无论在思想上与政见上,都完全立于两绝端。”并列表对比。为了读者参照的方便,现照录如下:
笔者不能完全同意上述这张表所表述的意思。应当说,他们两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从总体方向上看是一致的,都要搞国家的统一。这一点上,可以看成秦王政是受了吕不韦的教诲和诱导的。在思想立场上也有共同之处,吕不韦的“杂百家之言”,本身是为统一服务的,而秦王政实际上也是一个杂家。当然,他们在具体观念上有差异。总而言之,秦王政和吕不韦有矛盾,但不是全面系统上针锋相对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思想和主张,有的是共同一致的,有的是稍有差异的,有的是根本对立的。也许吕不韦察觉出秦王政跟自己的思想有差距,所以他要以“黄帝诲颛顼”的姿态,通过《吕氏春秋》对秦王政进行思想上的熏陶和控制。但是,秦王政是一个专断而骄横的人,他决不愿受制于人,对于吕不韦的一套说教,有的接受了,有的就没有接受,主要从二个方面来说明。
世袭与禅让
吕不韦看到了当时天下统一的趋势,同时也看到了“王权”在天下统一中的作用。因此,他在《吕氏春秋》中以极大的注意力宣传“天下必有天子”的思想。《吕氏春秋》认为,天下必须“定于一”,“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这里的“一”,即为集中统一之意。由此出发,吕不韦反对与“一”相对立的“两”。《大乐》篇说:“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听从。先圣择两而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知一则明,明两则狂”。这里的“两”,即是分裂状态。这说明吕不韦是反对天下大乱的。那么,究竟由谁出来统一天下呢?《吕氏春秋》回答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执一》)又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贼,不得休息。”(《谨听》)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秦国统一天下而制造的舆论。这也完全符合秦王政的心意。但是,吕不韦反对家天下,讴歌禅让。他在《吕氏春秋》里作了反复的阐述: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之所以递兴递废也,乱唯之所以时作也。(《恃君》)
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人)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长利》)
对于这些反对家天下的主张,显然不符合秦王政的口味。说穿了,这里看是理论之争,实际上潜伏着权力之斗。吕不韦真的反对家天下吗?不可能,他反对的只是以秦王政为中心的家天下,而想建起他吕氏的那个家天下,不然怎么理解他当时将赵姬献给异人时说的“奇货可居”之类的话呢?所谓禅让云云,是要禅让于吕氏罢了。所以,秦王政对吕不韦的种种主张,符合的即拿来利用,不符合的即置之不理或坚决抵制,这样一来就逐渐构成了秦王政和吕不韦的隔阂。
纵欲与适欲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吕氏春秋》主张效法自然,统一政令。吕不韦以阴阳五行家的《月令》作为《吕氏春秋》《十二纪》各纪的首篇,强调新建的王朝,必须依据十二月令的自然变化,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春季万物始生,天子则应“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以“养天之所生”;夏季万物生长,天子则应“遂贤良,举长大”,以“定晏阴之所成”;秋季“天地始肃”,天子则应“选士厉兵”,“申严百刑”,以“伐无道而惩不义”;冬季大地冻闭,天子则应“谨盖藏”,“恤孤寡”,禁欲安性,以“助天地之闭藏”。《吕氏春秋》借助《月令》的图式,有效地统一行动,统一政令,加强中央集权,使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为欲》篇说:“天子,至贵也”,“执一者,至贵也”。《慎势》篇还说:“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是和秦王政一致的。可是《吕氏春秋》又力劝君主无为而治,这是同秦王政的思想相悖的。吕不韦主张君主虚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知度》)。特别是主张“节欲”、“适欲”。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重己》)
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
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痰重。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尽数》)
这是生活方面的“适欲”,在政治方面也主张“适欲”。
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用民》)
秦王政是个纵欲者,早在称帝之前,已经有不少的郑卫的声色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国美女在他的周围了。《吕氏春秋》给秦王政的种种限制,显然要引起他的不满和反对。秦王的有欲,不只在生活上,更主要的在于政治上。在政治上,他有无限的欲求。正是他这种贪欲和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王政比之吕不韦更进步。
有神与无神
《吕氏春秋》以阴阳五行思想来为秦代周寻找理论根据。《应同》篇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此话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援引这一段的目的在于借五行说鼓吹顺应形势统一天下,代周而王。秦王政对于这种“五德转移”说是极为推崇的,当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之时就自认为是水德的支持。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这说明,《吕氏春秋》为秦国统一天下而宣传的“五德终始”思想,完全沟通了秦王政的心理。秦王政又从“阴阳五行”说引向极端的迷信。《史记·封禅书》说:“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此句以下所载,叙述得很详,天神地祇人鬼无所不有。寻求神仙长生之药,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孜孜以求的大事。而《吕氏春秋》是不相信鬼神、不承认天命的,这又是同秦王政唱反调。在《博志》中对于所听说的“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这件事,只强调他们“用志如此其精”。它还进一步对人们给这件事的结论“精而熟之,鬼将告之”提出了驳议,认为不是“鬼将告之”,只是“精而熟之”。《观表》篇说:“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征虽易,表虽难,圣人则不可以飘矣。众人则无道至焉。无道至则以为神,以为幸。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然。”认为鬼神并非真的存在,而实在是精巧和圣智的投影,是无知者主观上的臆想。《尽数》篇说:“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这里对世人崇尚卜筮祷祠求助天帝免除疾病的做法也提出了异议,认为人体疾病是精气郁结而成,依靠卜筮祷祠求助上天,不但无补于疾病的痊愈,只能使疾病更加厉害。《吕氏春秋》否认鬼神的存在,对天命也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人的死生不是什么命中注定的,而只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节丧》)。这些思想显然为一个有神论者所不能接受。当然,秦王政的神学观念,一半是出自虔诚,另一半又出自装神弄鬼,不然又怎么理解他后来在封禅中所做出的不敬之事呢?
思想的分歧,政见之不同,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深化,特别是秦王政专权、独断的性格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之后,他们的冲突越来越严重。
第三节 平定吕嫪集团之乱
事皆决于嫪毐
吕不韦早就和秦王政的母亲,即庄襄王的夫人私通。后来,秦王政一天天长大,但太后仍“淫不止”,吕不韦害怕事情败露祸及自己,就另外找了替身。他听说“大阴人”嫪毐在酒色场中很有名,就把嫪毐收为自己的门客,然后和太后商量好,把嫪毐悄悄送入宫里,假称行了腐刑,作为宦者留在宫里,说是侍候太后,实际是太后的情夫。“太后私与通,绝爱之”,嫪毐因此而得宠。太后为嫪毐请封,秦王政封嫪毐为长信侯,赐给他山阴的地方,以太原为他的封国。太后给嫪毐的赏赐更是无计其数,嫪毐成了大贵人,家里有门客奴仆数千人,其权势竟发展到与吕不韦不差上下。对于嫪毐的发迹史,《史记·吕不韦列传》有详细的记载: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每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权贵的婚姻从来是多属于政治,并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吕、嫪也不例外。嫪毐就是这样利用太后的宠爱,大力发展自己的权势。仅门客有一千多人,奴隶有数千人,在数量上仅次于吕不韦。因为他有太后的依靠,党羽很多,连担任卫尉(宫廷的卫队长)的竭、担任内史(掌治京师的行政长官)的肆、担任佐弋(掌管打猎的官)的竭,都是他的死党。嫪毐在宫廷内荒淫奢侈,胡作非为,专横跋扈,使秦王政无法展开活动。
嫪毐谋反
公元前238年,有一天嫪毐同侍中左右以及贵臣在博弈饮酒,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吵吵闹闹,嫪毐醉后狂言:“吾乃皇帝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这真是酒醉吐真言了。说自己是秦王政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博弈者听此狂言很是吃惊,他们一起前去报告秦王政(《说苑》)。秦王政对此当然早有察觉,听到报告后,就加紧暗中察访。调查结果,情况确实严重:嫪毐完全是假宦官,常与太后私通,并生下了两个孩子,私自藏匿起来。嫪毐还与太后合谋杀害秦王政而立他们的私生子为王。此时,秦王政不动声色,伺机动手。秦王政已是二十二岁了,他从国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跑到祖庙所在的旧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南),举行了冠礼,就留宿在雍的蕲年宫。此时嫪毐先发制人,他盗用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征发军队,发兵攻打蕲年宫,想一举杀害秦王政。
这里有个问题要说清楚的,就是嫪毐究竟是谁推荐的?学者多认定是吕不韦所荐。不过,也有学者对嫪毐是吕不韦推荐入宫也产生怀疑,如马非百认为嫪毐不是吕不韦推荐入宫的。他说:“嫪毐与太后本有同乡关系。太后在邯郸时,必已识之。乃始皇归立为王,嫪也与之偕来。因系太后旧人,故得亲幸,何待吕不韦之推荐。”显然,这是一种推测。《汉书》有“嫪氏出邯郸”的说法,马先生的根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一个说法,“按《汉书》嫪氏出邯郸”。因而嫪毐很可能也是邯郸人。看看《史记·吕不韦列传》是怎么记载的:
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得侍太后。
《史记》的记载是很明白的:赵姬原先与吕不韦私通,后来吕不韦担心弄出大祸殃及自己,于是干脆让太后养了一个男妾。嫪毐怎样进宫的?《史记》的记载也很具体,充满着戏剧性。先是吕不韦暗中派人寻访,终于找到了这个生殖器特别壮大的嫪毐,先作门客,让其放纵淫乐,甚至怂恿他像耍杂技似地用阴茎当作小车轮子车轴转着行走,还有意让赵姬听到这一奇闻,诱其上钩。后来,赵姬果然想得到他。吕不韦便再次献计,由赵姬用厚赐买通专管阉割的官吏,假装阉割之后送进后宫侍服太后,结果,“太后私与通,绝爱之”。
这段记载实有点像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完全像《金瓶梅》一样的小说”。历史本身是非常离奇的,绝不要以现在的眼光来考察,更不要把难以理解的就视为假的或是后人编造的。
镇压嫪毐叛党
秦王政早有防备,卫队拼力奋战,来犯的人有一部分散去,一部分反戈。秦王政命令昌平君、昌文君发兵攻击嫪毐的队伍,两军在咸阳交战。秦王政军队的斗志旺盛,“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嫪毐所征调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一交锋就溃散了。这也是邪不压正,搞分裂,搞叛乱,总是不得人心的。
接着,秦王政下了清除嫪党的命令:活抓嫪党者,赐钱百万,杀死嫪党者,赐钱五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命令一下,一网打尽嫪党。连担任卫尉(宫廷的卫队长)的竭、担任内史(掌治京师的长官)的肆、担任佐弋(掌管打猎的官)的竭以及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个干将都被抓获,对嫪毐及其同党作如下处置:
(一)对嫪毐采用了“车裂”的死刑,并灭了他的亲族。
(二)对其死党卫尉竭等二十余名叛乱骨干采用了“枭首”(斩首后把头挂在树木上)的死刑,并灭其宗。
(三)嫪毐家的门客,轻者罚为“鬼薪”,即为宗庙砍柴等劳役三年,重者有四千余家被免除爵位而流放到蜀。
(四)将嫪毐和太后所生“两弟扑杀之”,并将太后迁到雍地贳阳宫。
嫪毐的专权是和太后的淫乱相始终,打击嫪毐集团叛乱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有利于统一大业,同时,在镇压叛乱过程中,充分展现秦王政卓越而早熟的政治才能,既果敢又有节有度,先集中矛头捕杀嫪毐,再将母亲贬居雍地。事件后,京城有人借太后事来抨击朝廷。秦王政认为,太后的淫乱是家之丑闻、国之丑事,不能再提,于是下令:“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蒺藜其脊肉。”当时,由此而被处死的谏者就有二十七人。(《说苑》)
罢吕不韦相
打击嫪毐是打击吕不韦的前奏。嫪毐的叛乱事件必然牵连到吕不韦。秦王政想处死吕不韦,一则考虑到他辅政先王和自己有功劳,二则朝廷反对诛杀吕不韦的人也不少,于是免除了他的死刑。公元前237年,秦王政解除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后来为了防止吕不韦留在咸阳发生叛乱,命令他出居到食邑河南(今河南洛阳)去。但是吕不韦一到河南以后,仍暗中和六国贵族来往,六国国君的使者和门客不断前来和他打交道。“秦王恐其为变”(《史记·吕不韦列传》),于是秦王政又写了一封信给他,谴责他与各国使者来往密切,命令他全家迁居到蜀郡(今四川西部)去,信中说: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史记·吕不韦列传》)
把吕不韦囚禁之后,又下旨要吕不韦“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知人生的完结,于是饮鸩酒而终。吕不韦人是死了,可影响还在。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史记》记载:“文信侯不韦死,窃葬。”
“窃葬”是怎么一回事?它意味着什么?
《史记》的“索隐”作了这样的回答:“不韦饮鸩死,其宾客数千窃其葬于洛阳北芒山。”
吕不韦是在被罢免之后自己饮鸩而死的,可视为对朝廷的对抗,本身的问题就相当严重。如今又发生数千宾客自发前来为吕不韦举行葬礼,这更是对朝廷的对抗。敏感的秦王政深感问题的严重性,随即进行清查,他下令:
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
这里的“临”是指参加吊丧。对参加吕不韦葬礼者分别作了如下处理:
(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一律逐出咸阳;
(二)若是韩、赵、魏三晋之人,全部赶回原籍;
(三)如果是秦国人,一律处于迁徙,凡是官秩在六百石以上的,撤去爵位;
(四)凡是五百石以下的,尚可保留。
迁徙到哪儿?《史记·正义》说:“迁移于房陵。”房陵即为蜀地。
秦王政特别强调:“从今以后如果有像嫪毐、吕不韦那样专横的,一律按照此例籍没他的全家为奴隶。”(《史记·秦始皇本纪》)他是要从打击嫪毐、吕不韦事件中,让人吸取教训的。
秦王政在亲理政务后,两年之内就先后消灭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集团,消除了秦国割据分裂的隐患,把秦国的权力进一步集中起来,为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秦始皇果敢的个人品性已经初见端倪。
对吕不韦的评说
后世对吕不韦的所作所为有种种评说,讥其为“小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之,咒其为“乱民”者(梁立绳《史记志疑》)有之,骂其“寄窬之雄”(《法言渊骞篇》)有之。咒骂不等于评说。明代的方孝孺言还摆了吕不韦的三条过错:“以大贾乘势市奇货,致富贵而行不谨,其功业无足道者。”(《逊志斋集》)所谓“市奇货”,显然是指吕不韦以异人进行政治投机;所谓“行不谨”,看来是指与赵姬私通一类事;所谓“无足道”,那是完全否定吕不韦的功绩。以上诸说均失于偏颇。还是为吕不韦立传的第一人太史公对吕不韦的评说最为公正,司马迁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还把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同文王、孔子等圣哲及其《周易》、《春秋》等经典相提升论,认为正由于先哲们经受了拘、厄,囚、逐等遭遇之后,才让他们摆脱了功名利禄的羁绊,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反映历史和人生。司马迁这样写道: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
郭沫若早在20世纪40年代首先指出: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吕氏春秋》“含有极大的政治上的意义,也含有极高的文化史上的价值”。
第四节 茅焦犯颜直谏
秦王政大怒
在秦王政指派主管官员审理嫪氏“宫闱秽事”的案件中,太后的身份暴露无遗了。她同嫪氏一道密谋并发动武装叛乱,也因嫪氏的兵败被杀而宣告失败。一怒之下,秦王政下令把太后由咸阳迁到雍都贳阳宫居住;至于太后与嫪氏私通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装在袋子里摔死。当时,秦王政面对即将离开咸阳的母亲,怒气冲冲地发誓说:今生今世再也不要见面。
秦王政于杀死“二弟”之后,又将太后驱逐到雍都,臣下议论纷纷,还有多人向他进谏,认为不该如此。秦王见有这么多的人为着此事而谏诤,十分恼怒,便下令道:“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
茅焦犯颜直谏
命令下达后,仍有人不惧一死而谏诤。结果,进谏者无不惨遭杀害,积尸于阙下,先后因进谏而死者多达27人。《史记》虽然没有记录27人进谏被杀事,但提及了茅焦,并录了一段茅焦最为主要的谏言:“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通背)秦也。”
对此,刘向在《说苑·正谏》一书作了详细记载。当时有一位来自齐国的客卿茅焦,闻知后执意前往拜见秦王,对秦王的使者说道:“齐客茅焦,愿上谏大王!”
秦王派使者出面问道:“客人是不是为着太后的事而进谏?”
“正是!”茅焦回答说。
使者入内向秦王禀报说:“确是为太后事前来进谏。”
“你前去告诉他,问他是否看见阙下堆积着的死尸。”秦王政令使者如此转告茅焦,使者遵命照办,茅焦听后便说:“臣闻听天上有二十八宿,如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了,还差一人。臣今日所以前来,不过是为了凑满二十八这个数字而已。臣并非是贪生怕死之人,请您入内向大王禀报,与我从齐国同来的人,都已经携带衣物逃回故国去了。”
使者闻听茅焦的这番令人心跳的话语,即刻入内向秦王禀报,秦王政闻言后大怒道:“这位先生是故意前来触犯我的禁令,立即准备炊镬(镬是古代的大锅,常与鼎用作残酷的刑具)将他烹死,休想积尸于阙下凑数!”
秦王政怒气冲冲地说着,催促使者立即将茅焦召入,以便看一看这位不怕死的先生竟是何等模样。
茅焦应召入见,举目仰望,见秦王政按剑而坐,怒不可遏,心中暗想道:秦王已经动怒,立即向前会难免一死,便决定拖延时间,装出一副令人哀怜的样子,有气无力地缓慢前行。使者催促快走,茅焦哀声说道:“臣走到大王面前,则将受烹而死,您就不能忍耐—下,让我再多活一会儿吗?”
使者见茅焦说得怪可怜的,也就不催促他急行。待茅焦慢步走到秦王面前时,秦王政的怒气已经消释了几分。此时,茅焦拜见秦王,哀声说道:“臣听说有生者不忌讳言死,有国者不忌讳言亡;忌讳言死者不能够长生,忌讳言亡者不能够永存。死生存亡的道理,这是圣君明主所急欲闻知的,不知陛下想不想闻听?”
秦王政见茅焦开口并没有谈及太后,而是讲什么“死生存亡”之道,心中的怒气已经消失了大半,便说道:“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茅焦见秦王怒气已消释大半,便趁机切入正题,说:“陛下有狂悖之行,难道陛下自己不知道吗?”
“你指的是什么事?我倒是愿意听听。”
茅焦见秦王令自己讲话,便立即答道:
“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
茅焦历数秦王的狂悖之行,其言语之尖刻可谓无以复加,远远有甚于已死的进谏者,他甚至把秦王比作桀、纣。如果茅焦的进谏只是到此为止,当然难免一死。然而,当茅焦见自己的进谏确实刺痛了秦王,秦王脸上的怒气越来越大,便当机立断,把话锋一转,高声地一板一眼地说:“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
茅焦结尾这两句话,意思是说:大王诛假父、杀二弟、迁生母、连斩进谏大臣的事,如果被各诸侯国的人知道了,天下的贤士都将为此而寒心,还会有人再到秦国来辅佐大王兼并天下吗?臣私下担心秦将因此而亡,为陛下而感到危险万分。
茅焦最后这两句话,字字千钧,它使一心想兼并天下的秦王政从一时的恼怒中冷静下来:是啊,如果来自各国的贤士纷纷离开秦国而去,并宣传秦国无信纳贤。如此广而告之,天下贤士无人再敢前来秦国,那将依靠什么人来统一天下?怎能为太后的一件区区小事毁坏兼并天下的千秋大业?想到这里,秦王政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原来的怒气早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临危不惧的茅焦,已察知秦王政情绪上的变化,确信进谏已经奏效,自己也没有被杀的危险了。然而,深通人情世故的茅焦,感到还必须给秦王一个台阶,自己毕竟方才说了一些冒犯秦王尊颜的话。人家是一国之王,下给他一个台阶让他走下来,说不定秦王为顾全脸面而加罪于己,杀身事小,劝谏的目的岂不会因此而功亏一篑,付诸东流?想到这里,茅焦便有意地作了如下一番精彩的表演:
茅焦在高声说完最后那两句话时,便跪着膝向刑具走去,边走边自行解去身上的衣服,到刑具前听令伏法。
面对茅焦的这一精彩表演,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当时,急坏了一个人,此人便是秦王政。只见秦王立即快步走下殿来,用左手扶起茅焦,用右手向左右行刑官员一挥,高声说道:“赦免了!”
秦王政拜茅焦为“仲父”
此时此刻,秦王政唯恐茅焦寻短见,自己落得一个杀害贤士的罪名。况且,他还要继续向茅焦讨教兼并天下的大计啊!
秦王政扶起茅焦后,抱歉地说道:“请先生快些穿上衣服,寡人今日愿听命于先生,望先生不吝赐教。”
与此同时,秦王当即立茅焦为“仲父”,爵为上卿。
有人说秦王政要烹茅焦,其实《史记》没有这条记载,在《说苑》里的记载,茅焦不但没有被烹,反而高就了。阶下囚,一下子被拜为“上卿”,又被尊为“仲父”。这完全是戏剧性的变化,难以令人相信。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当时秦王政尽管在盛怒之时,听了茅焦一席话,想起自己的伟大目标,确实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激动之余,有爵其为“上卿”、尊其为“仲父”的可能。再说,刘向是西汉人,离秦还不太远,所载应该说是可信的。《说苑》载道:
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黄阳宫,归于咸阳。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不过,在《史记》里只是说:“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官。”没有加爵于茅焦的记载。对此,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说:
茅焦所以解说于秦始皇的,一定是替太后与嫪氏洗刷,而对于吕氏加以中伤。这是很容易的,便是要说吕氏才有篡夺的野心,而太后与嫪氏是忠于王室的人。要这样说,才能够转得过始皇的意念,而始皇的意念也就正转了。……特惜茅焦之说,内容失传,谅也无法传于外,太史公只是信笔敷衍而已。
秦王政接受茅焦的进谏,当即下令起驾,车队有千乘万骑,秦王亲自前往雍都迎接太后于萯阳宫。太后见秦王政亲自迎接自己回咸阳,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同秦王一道回到咸阳,母子和好如初。
太后在咸阳宫中设酒席招待茅焦,酒宴开始后,太后举酒向茅焦答谢道:
“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茅君之力也。”
《说苑》所载这则茅焦犯颜直谏的故事表明,秦王政自即位之初始便坚持和发扬了秦国重用客卿的传统。在秦王政从亲政到统一中国以前的18年中,敢于向秦王直谏的宾客绝非只有茅焦一个人。在秦国的朝廷上,大臣敢于向秦王直谏乃至于同秦王政当面争论的事例,《战国策·秦策五》亦多有记载。这些来自他国的宾客,确信自己并非是秦国敌国的使者,他们在秦王面前直抒己见,合则留,不合则去,敢于犯颜直谏,而秦王并不因此而怪罪他们。这对于保证秦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对于招纳天下贤士、执行用人唯贤路线、确立布衣将相格局,无疑是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