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平定吕嫪集团之乱
郭志坤
秦王政与吕不韦，在统一道路上可以说是“同路人”。在追求“大一统”这一点上，他们是志同道合者，但在具体的统一形式、道路上，尤其是由谁来主持统一大业上，分歧却颇大，随着秦王政的步入青年时代，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破裂。
秦王政在亲理政务后，两年之内就先后消灭了嫪毐和吕不韦集团，消除了秦国割据分裂的局面。秦王政对吕、嫪集团的翦除，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对原有政治路线的背离，相反，他是为了把秦国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起来，为完成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秦王政亲理朝政
秦王政继承王位时只有十三岁，按照秦国的制度，国君不到二十二岁不能亲自管理国家大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随着年纪一天天大起来，秦王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见，他感到应该由自己来亲理朝政，肩负起统一国家的重任。
历史重任
在秦王政亲理朝政前，秦国兼并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
(一)灭东周国。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任相后不久，“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史记·秦本纪》)，从此，“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史记·周本纪》)。东周国的灭亡，不仅使秦取得了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且使秦完全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合法地位。
(二)建立三川郡。同年，在灭东周国后，秦国又派大将蒙骜率兵乘胜伐韩，取成皋和荥阳，连同已占有的两周旧地，建立三川郡。这里是通向东方的重要城市，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自此，“秦界至大梁”，威逼魏都。
(三)重建太原郡。公元前248年，秦国的蒙骜继续率兵向东进攻，先后取得魏国的高都、波以及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次年，秦将王龁“悉拔”韩上党，又定赵晋阳，重建太原郡。太原郡最初为赵国所建，秦将司马梗曾攻取太原，次年秦被魏、楚联军所败，太原又复归赵国。这次重建太原郡，表明秦国的强大。
(四)击破五国联军。秦国军队的节节胜利，使魏、赵等国感到极大的威胁，公元前247年，赵、魏、韩、楚、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五国联军在魏信陵君无忌的率领下向秦进攻。秦军出兵迎击，大战于河外。秦军寡不敌众，被联军打败，秦将蒙骜逃走。秦国一则增派军队，二则派人以重金行反间于魏，中伤信陵君，致使魏安釐王遣人代信陵君将。信陵君谢病引退，五国的抗秦联军迅速被秦击破。
(五)置东郡。击破五国联军之后，秦军乘胜进攻。公元前245年，秦将麃公攻魏地卷。第二年，又取得魏的畼、有诡，同年蒙骜率兵伐韩，“取十三城”。此时，秦的主攻目标是韩、赵、魏。在秦军的攻击下，三晋已无力抵抗。公元前242年，蒙骜分南北两路乘胜大举伐魏，连克酸枣、长平、雍丘、山阳等二十城，并在此设立东郡。
(六)击破五国又一次联军。在秦军节节进逼的形势下，赵、楚、魏、韩、燕五国“患秦攻伐无已时”，又一次联合起来，乃以楚考烈王为纵长，“相与合纵，西伐秦”。当进抵函谷关时，秦当即给予回击，结果“诸侯兵皆散走”(《史记·春申君列传》)。公元前240年，秦军趁各国联军败退之机攻取赵国的龙、孤、庆都和魏国的汲。公元前238年，秦将杨端和又占领魏的首垣、蒲和衍氏。从此，山东诸国已面临各个击破之势，再也无力合纵抗秦了。
至此，秦国取得了大片土地，至少有十五个郡以上，占统一以后全国总郡数近二分之一。显然，秦所进行的这场统一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如何将胜利进行到底，完成统一大业，这是放在秦王政面前的历史重任。
范睢警告
正当秦军节节胜利，山东诸国处于岌岌可危的困境时，吕不韦预感到胜利就在眼前。他加紧编纂《吕氏春秋》，并于公元前239年，即秦始皇亲政的前一年，将《吕氏春秋》公开刊布于首都咸阳的城门上，并悬赏说：“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据说当时竟“无能增损者”，因为人们害怕吕不韦的权势而不敢改动《吕氏春秋》。
吕不韦权势日隆，秦王政是了解的。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史书上虽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从后来秦王政的行动可以想见的。《吕氏春秋》的编纂方针是“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人著所闻，集论”(《史记·吕不韦列传》)。秦王政年幼时，曾尊吕不书为“仲父”，也接受过他的教诲。秦王政对于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对于秦国的历史和现状是有深刻的理解的。
看到吕不韦的专权，秦王政很自然地联想范雎对秦昭王所说的一番话。
范雎对秦昭王说：“臣居山东，闻齐之内有田单，不闻其王。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不闻其有王。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四贵备而同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者，下乃所谓无王已。”(《战国策·秦策》)这番话好像是在提醒秦王政：执掌国家权柄的称作王，能专管要害部门的称作王，制定生杀予夺威权的称作王，你大王干些什么?如今只听说秦国有吕不韦、嫪毐和太后，不曾听过有大王，也可以说秦国“无王”。
历史多么相似啊!再听范雎的另一番话：
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齿管齐之权，缩闵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用赵，减食主父，百日而饿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已。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矣，且臣将恐后世之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同上)
其意是，诗中说：“树木果实太繁盛的就要压断树枝，压断树枝就要损伤树心。大夫的都城扩大了，君王的国家就危险了。人们推崇国家的大巨就鄙视国家的君主。”淖齿专擅齐国大权时，抽了齐闵王的筋，又把他悬挂在庙梁之上，一宿就死了。李兑在赵国弄权不让赵主父吃饱饭，一百天就饿死了。如今秦太后和穰侯专权，秦王在朝廷很孤立，将来我惟恐世上虽有秦国，却可能不是秦王子孙的秦国了。
秦昭王听了范雎的一番话后，心里很恐惧，随后就废弃太后并且驱逐穰侯。这好像也在提醒秦王政要他果断地处理强枝弱干的局面。秦王政后来对吕不韦、嫪毐和太后的处理，是不是按照秦昭王的做法，现在没有充分的根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历史对秦王政或多或少总会有所启示。
姚贾之策
姚贾是魏国人，出身低贱，其父曾为赵国看管城门的小卒，姚贾本人曾在魏国大梁为盗，又曾在赵国为臣而被逐。入秦后为秦王政的宾客。《战国策·秦策五》有载：韩非入秦后不久，燕、赵、吴、楚四国预谋联合攻秦，秦王政闻知甚为恐惧，即刻召集群臣、宾客六十人，商议对策。秦王政说：“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屈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其意谓，如今燕、赵、吴、楚四国预谋联合攻打秦国，秦国百事待兴，士卒连年外出作战，百姓疲惫不堪。诸臣宾客对此有何谋略?
大厅里一时间“群臣莫对”，沉默无语。忽然，姚贾站了出来说道：“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其意谓，贾甘愿为大王出使四方，说服四国打消攻秦的念头，让他们按兵不动。
秦王政见姚贾在此危急之时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出使诸国非常欣喜，便马上赐给他车辆百乘、黄金千斤，并且让他穿上秦王赠给他的衣服，戴上秦王赠给他的帽子，佩上秦王赠给他的宝剑，以增威武。
姚贾出使后，很快便使四国放弃联合攻秦计划，不仅撤回了他们攻秦的大军，而且分别与秦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当姚贾凯旋回到咸阳时，秦王政“大悦”，即封姚贾千户，以姚贾为上卿。
此时，韩非得知姚贾因此受封而生妒嫉，便向秦王政进言道：
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出问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
其意是说，姚贾携带珍珠财宝，南使楚吴，北去燕代，费三年之久，且耗尽珠宝，至今尚未修好牢固的友好关系。目前，他们不敢联合攻秦，也是姚贾凭借大王的威望和珍宝。姚贾利用出使机会为自己结交私友，愿大王明鉴。况且，姚贾曾在大梁为盗，在赵国为官时还被驱逐，大王同这样一个出身低微且品行不端之人共商国是，并委以重任，这不是鼓励群臣的好办法。
秦王政听后十分震惊，即刻召见姚贾，直言追问道：“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其意谓，听说您用寡人威望和给予的珍宝私自结交诸侯，有这回事吗?
姚贾坦率地回答说：“有!”
秦王政怒气冲冲地问道：“有何面目复见寡人?”
姚贾要秦王息怒，他说：“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珠其良将，纣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其意谓，曾参孝于其亲，天下人无不愿以其为己儿；伍子胥忠于其君，天下君主无不愿以其为己臣；贞女手工精巧，天下人无不愿以其为己妃。今姚贾忠于大王，而大王有所不知。姚贾如果不馈赠四国，又把钱财用到哪儿去呢?那将如何完成出使的使命?姚贾如果不忠于大王，那四国的国王怎能会相信臣下，并与秦国合好?当年桀听信谗言而诛杀自己的良将关龙逄，纣听信谗言而杀害自己的忠臣比干，以至于一个个身死国亡。如今大王如果听信谗言，那就不会有忠臣在身边了。
这时，秦王政的怒气消了一大半。又在追问其身世道：“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对于是否看门小卒、在大梁为盗、被赵驱赶等身世不作直接回答，而是讲以下一段话：
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徒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战国策·秦策》)
姚贾讲得很明白，当年的太公望，在齐国时曾被他的老伴以不治产业为由赶出家门，后来到朝歌以卖肉为生，可是无人买他的肉，以至于案上的肉腐臭生蛆，子良用他为臣，不久又被逐；在棘津垂钓，但鱼都不食饵上钩；不得已去出卖苦力，可是却无人雇佣，然而文王见太公而用以为军师，终于称王于天下。齐国的管仲，原先只不过是乡间的一个小商贩，后来隐居于南阳，穷困潦倒，他曾辅佐公子纠，事败被俘，成为一个囚徒，然而齐桓公用以为国相，九合诸侯而一匡天下。百里奚曾在虞国沦为乞丐，传说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从楚国赎回来的，秦穆公以百里奚为相，用其计谋终于称霸于诸侯。晋文公率士兵在城濮与楚国大军交战，以曾在中山国为盗的咎犯为统帅，终于在城濮大获全胜。
以上四人，都身遭莫大丑辱而受到天下人的诽谤。然而，圣明的君主所以重用他们，是因为深知他们可以为自己建功建业。倘若人人都像成汤时的隐士卞随、务光以及申徒狄那样，他们真可说是“一身清白”，可是人主能任用他们吗?此三人都是逃避现实的人，所以明君不可能任用这样的人!
因此，明主用人，不看他是否有污点，不听信他是否有过错，只是考察他对自己是否有用。所以，凡是力能保社稷、卫国家的人，虽然有诽谤他的恶言，也不予听信；虽然有突出的名望，可是没有建立多少功勋，也不给予奖赏。如此，群臣谁也不敢以虚名企望君主给予功名利禄。
秦王政听后称“然”(《战国策·秦策五》)，认为姚贾所言很对，便再派他出使四国。
《战国策》所载姚贾的一段自我表白以及对秦国历史的简论，实际上是对历代君主在用人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总结。姚贾的议论，秦王政深以为然。这对秦王政在兼并六国的统一战争中执行用人唯贤的路线，无疑起了作用。
第二节 与吕不韦的分歧
公元前247年，秦王政即位，吕不韦继任相国，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无疑就是致力于稳定主少国疑的政局。对此，史籍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吕氏春秋》里仍不难察出一些端倪。《吕氏春秋》在引述魏吴起与商文的一则对话后，又引商文询问吴起的话说：“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于子之上已。’”紧接着，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吴起见其所以长，而不见其所以短”，故“倾造大难，身不得死焉”。(《执一》)不言而喻，吕不韦所作的这段论述是有针对性的，它反映了秦国当时存在着“世变主少，群臣相疑”的问题，从而也为吕不韦辅孤代政找到了历史依据。这在当时也许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吕不韦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一段时间内秦国可能发生内乱。
于是，吕不韦抓紧对秦王政的说教。同时，在辅政过程中也强化着自己的权威和势力。
吕不韦以《吕氏春秋》作为帝王学课程蒙读本。其核心是为君王提供“南面之术”。书中大量篇幅论述的是六个字，即“主执圜，臣执方”。书中把君“圜”、臣“方”两者关系作了一个形象通俗的比喻：君主是驾车的人，臣子是拉车的马。开始秦王政读得很认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丰富，也就不那么听话了，他往往有自己的一套。对于吕不韦如此强化自我威严的做法，秦王政产生了不满。到二十来岁时，秦王政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他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随着秦王政年龄的增加以及吕不韦势力的扩张，他们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大。
对于这种矛盾和分歧，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作了某种剖析，他认为：“秦始皇与吕不韦，无论在思想上与政见上，都完全立于两绝端。”并列表对比。为了读者参照的方便，现照录如下：
笔者不能完全同意上述这张表所表述的意思。应当说，他们两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从总体方向上看是一致的，都要搞国家的统一。这一点上，可以看成秦王政是受了吕不韦的教诲和诱导的。在思想立场上也有共同之处，吕不韦的“杂百家之言”，本身是为统一服务的，而秦王政实际上也是一个杂家。当然，他们在具体观念上有差异。总而言之，秦王政和吕不韦有矛盾，但不是全面系统上针锋相对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思想和主张，有的是共同一致的，有的是稍有差异的，有的是根本对立的。也许吕不韦察觉出秦王政跟自己的思想有差距，所以他要以“黄帝诲颛顼”的姿态，通过《吕氏春秋》对秦王政进行思想上的熏陶和控制。但是，秦王政是一个专断而骄横的人，他决不愿受制于人，对于吕不韦的一套说教，有的接受了，有的就没有接受，主要从二个方面来说明。
世袭与禅让
吕不韦看到了当时天下统一的趋势，同时也看到了“王权”在天下统一中的作用。因此，他在《吕氏春秋》中以极大的注意力宣传“天下必有天子”的思想。《吕氏春秋》认为，天下必须“定于一”，“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这里的“一”，即为集中统一之意。由此出发，吕不韦反对与“一”相对立的“两”。《大乐》篇说：“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听从。先圣择两而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知一则明，明两则狂”。这里的“两”，即是分裂状态。这说明吕不韦是反对天下大乱的。那么，究竟由谁出来统一天下呢?《吕氏春秋》回答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执一》)又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贼，不得休息。”(《谨听》)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秦国统一天下而制造的舆论。这也完全符合秦王政的心意。但是，吕不韦反对家天下，讴歌禅让。他在《吕氏春秋》里作了反复的阐述：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之所以递兴递废也，乱唯之所以时作也。(《恃君》)
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人)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长利》)
对于这些反对家天下的主张，显然不符合秦王政的口味。说穿了，这里看是理论之争，实际上潜伏着权力之斗。吕不韦真的反对家天下吗?不可能，他反对的只是以秦王政为中心的家天下，而想建起他吕氏的那个家天下，不然怎么理解他当时将赵姬献给异人时说的“奇货可居”之类的话呢?所谓禅让云云，是要禅让于吕氏罢了。所以，秦王政对吕不韦的种种主张，符合的即拿来利用，不符合的即置之不理或坚决抵制，这样一来就逐渐构成了秦王政和吕不韦的隔阂。
纵欲与适欲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吕氏春秋》主张效法自然，统一政令。吕不韦以阴阳五行家的《月令》作为《吕氏春秋》《十二纪》各纪的首篇，强调新建的王朝，必须依据十二月令的自然变化，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春季万物始生，天子则应“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以“养天之所生”；夏季万物生长，天子则应“遂贤良，举长大”，以“定晏阴之所成”；秋季“天地始肃”，天子则应“选士厉兵”，“申严百刑”，以“伐无道而惩不义”；冬季大地冻闭，天子则应“谨盖藏”，“恤孤寡”，禁欲安性，以“助天地之闭藏”。《吕氏春秋》借助《月令》的图式，有效地统一行动，统一政令，加强中央集权，使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为欲》篇说：“天子，至贵也”，“执一者，至贵也”。《慎势》篇还说：“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是和秦王政一致的。可是《吕氏春秋》又力劝君主无为而治，这是同秦王政的思想相悖的。吕不韦主张君主虚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知度》)。特别是主张“节欲”、“适欲”。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重己》)
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
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痰重。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尽数》)
这是生活方面的“适欲”，在政治方面也主张“适欲”。
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用民》)
秦王政是个纵欲者，早在称帝之前，已经有不少的郑卫的声色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国美女在他的周围了。《吕氏春秋》给秦王政的种种限制，显然要引起他的不满和反对。秦王的有欲，不只在生活上，更主要的在于政治上。在政治上，他有无限的欲求。正是他这种贪欲和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王政比之吕不韦更进步。
有神与无神
《吕氏春秋》以阴阳五行思想来为秦代周寻找理论根据。《应同》篇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此话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援引这一段的目的在于借五行说鼓吹顺应形势统一天下，代周而王。秦王政对于这种“五德转移”说是极为推崇的，当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之时就自认为是水德的支持。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这说明，《吕氏春秋》为秦国统一天下而宣传的“五德终始”思想，完全沟通了秦王政的心理。秦王政又从“阴阳五行”说引向极端的迷信。《史记·封禅书》说：“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此句以下所载，叙述得很详，天神地祇人鬼无所不有。寻求神仙长生之药，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孜孜以求的大事。而《吕氏春秋》是不相信鬼神、不承认天命的，这又是同秦王政唱反调。在《博志》中对于所听说的“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这件事，只强调他们“用志如此其精”。它还进一步对人们给这件事的结论“精而熟之，鬼将告之”提出了驳议，认为不是“鬼将告之”，只是“精而熟之”。《观表》篇说：“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征虽易，表虽难，圣人则不可以飘矣。众人则无道至焉。无道至则以为神，以为幸。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然。”认为鬼神并非真的存在，而实在是精巧和圣智的投影，是无知者主观上的臆想。《尽数》篇说：“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这里对世人崇尚卜筮祷祠求助天帝免除疾病的做法也提出了异议，认为人体疾病是精气郁结而成，依靠卜筮祷祠求助上天，不但无补于疾病的痊愈，只能使疾病更加厉害。《吕氏春秋》否认鬼神的存在，对天命也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人的死生不是什么命中注定的，而只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节丧》)。这些思想显然为一个有神论者所不能接受。当然，秦王政的神学观念，一半是出自虔诚，另一半又出自装神弄鬼，不然又怎么理解他后来在封禅中所做出的不敬之事呢?
思想的分歧，政见之不同，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深化，特别是秦王政专权、独断的性格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之后，他们的冲突越来越严重。
第三节 平定吕嫪集团之乱
事皆决于嫪毐
吕不韦早就和秦王政的母亲，即庄襄王的夫人私通。后来，秦王政一天天长大，但太后仍“淫不止”，吕不韦害怕事情败露祸及自己，就另外找了替身。他听说“大阴人”嫪毐在酒色场中很有名，就把嫪毐收为自己的门客，然后和太后商量好，把嫪毐悄悄送入宫里，假称行了腐刑，作为宦者留在宫里，说是侍候太后，实际是太后的情夫。“太后私与通，绝爱之”，嫪毐因此而得宠。太后为嫪毐请封，秦王政封嫪毐为长信侯，赐给他山阴的地方，以太原为他的封国。太后给嫪毐的赏赐更是无计其数，嫪毐成了大贵人，家里有门客奴仆数千人，其权势竟发展到与吕不韦不差上下。对于嫪毐的发迹史，《史记·吕不韦列传》有详细的记载：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每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权贵的婚姻从来是多属于政治，并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吕、嫪也不例外。嫪毐就是这样利用太后的宠爱，大力发展自己的权势。仅门客有一千多人，奴隶有数千人，在数量上仅次于吕不韦。因为他有太后的依靠，党羽很多，连担任卫尉(宫廷的卫队长)的竭、担任内史(掌治京师的行政长官)的肆、担任佐弋(掌管打猎的官)的竭，都是他的死党。嫪毐在宫廷内荒淫奢侈，胡作非为，专横跋扈，使秦王政无法展开活动。
嫪毐谋反
公元前238年，有一天嫪毐同侍中左右以及贵臣在博弈饮酒，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吵吵闹闹，嫪毐醉后狂言：“吾乃皇帝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这真是酒醉吐真言了。说自己是秦王政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博弈者听此狂言很是吃惊，他们一起前去报告秦王政(《说苑》)。秦王政对此当然早有察觉，听到报告后，就加紧暗中察访。调查结果，情况确实严重：嫪毐完全是假宦官，常与太后私通，并生下了两个孩子，私自藏匿起来。嫪毐还与太后合谋杀害秦王政而立他们的私生子为王。此时，秦王政不动声色，伺机动手。秦王政已是二十二岁了，他从国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跑到祖庙所在的旧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南)，举行了冠礼，就留宿在雍的蕲年宫。此时嫪毐先发制人，他盗用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征发军队，发兵攻打蕲年宫，想一举杀害秦王政。
这里有个问题要说清楚的，就是嫪毐究竟是谁推荐的?学者多认定是吕不韦所荐。不过，也有学者对嫪毐是吕不韦推荐入宫也产生怀疑，如马非百认为嫪毐不是吕不韦推荐入宫的。他说：“嫪毐与太后本有同乡关系。太后在邯郸时，必已识之。乃始皇归立为王，嫪也与之偕来。因系太后旧人，故得亲幸，何待吕不韦之推荐。”显然，这是一种推测。《汉书》有“嫪氏出邯郸”的说法，马先生的根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一个说法，“按《汉书》嫪氏出邯郸”。因而嫪毐很可能也是邯郸人。看看《史记·吕不韦列传》是怎么记载的：
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得侍太后。
《史记》的记载是很明白的：赵姬原先与吕不韦私通，后来吕不韦担心弄出大祸殃及自己，于是干脆让太后养了一个男妾。嫪毐怎样进宫的?《史记》的记载也很具体，充满着戏剧性。先是吕不韦暗中派人寻访，终于找到了这个生殖器特别壮大的嫪毐，先作门客，让其放纵淫乐，甚至怂恿他像耍杂技似地用阴茎当作小车轮子车轴转着行走，还有意让赵姬听到这一奇闻，诱其上钩。后来，赵姬果然想得到他。吕不韦便再次献计，由赵姬用厚赐买通专管阉割的官吏，假装阉割之后送进后宫侍服太后，结果，“太后私与通，绝爱之”。
这段记载实有点像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完全像《金瓶梅》一样的小说”。历史本身是非常离奇的，绝不要以现在的眼光来考察，更不要把难以理解的就视为假的或是后人编造的。
镇压嫪毐叛党
秦王政早有防备，卫队拼力奋战，来犯的人有一部分散去，一部分反戈。秦王政命令昌平君、昌文君发兵攻击嫪毐的队伍，两军在咸阳交战。秦王政军队的斗志旺盛，“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嫪毐所征调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一交锋就溃散了。这也是邪不压正，搞分裂，搞叛乱，总是不得人心的。
接着，秦王政下了清除嫪党的命令：活抓嫪党者，赐钱百万，杀死嫪党者，赐钱五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命令一下，一网打尽嫪党。连担任卫尉(宫廷的卫队长)的竭、担任内史(掌治京师的长官)的肆、担任佐弋(掌管打猎的官)的竭以及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个干将都被抓获，对嫪毐及其同党作如下处置：
(一)对嫪毐采用了“车裂”的死刑，并灭了他的亲族。
(二)对其死党卫尉竭等二十余名叛乱骨干采用了“枭首”(斩首后把头挂在树木上)的死刑，并灭其宗。
(三)嫪毐家的门客，轻者罚为“鬼薪”，即为宗庙砍柴等劳役三年，重者有四千余家被免除爵位而流放到蜀。
(四)将嫪毐和太后所生“两弟扑杀之”，并将太后迁到雍地贳阳宫。
嫪毐的专权是和太后的淫乱相始终，打击嫪毐集团叛乱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有利于统一大业，同时，在镇压叛乱过程中，充分展现秦王政卓越而早熟的政治才能，既果敢又有节有度，先集中矛头捕杀嫪毐，再将母亲贬居雍地。事件后，京城有人借太后事来抨击朝廷。秦王政认为，太后的淫乱是家之丑闻、国之丑事，不能再提，于是下令：“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蒺藜其脊肉。”当时，由此而被处死的谏者就有二十七人。(《说苑》)
罢吕不韦相
打击嫪毐是打击吕不韦的前奏。嫪毐的叛乱事件必然牵连到吕不韦。秦王政想处死吕不韦，一则考虑到他辅政先王和自己有功劳，二则朝廷反对诛杀吕不韦的人也不少，于是免除了他的死刑。公元前237年，秦王政解除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后来为了防止吕不韦留在咸阳发生叛乱，命令他出居到食邑河南(今河南洛阳)去。但是吕不韦一到河南以后，仍暗中和六国贵族来往，六国国君的使者和门客不断前来和他打交道。“秦王恐其为变”(《史记·吕不韦列传》)，于是秦王政又写了一封信给他，谴责他与各国使者来往密切，命令他全家迁居到蜀郡(今四川西部)去，信中说：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史记·吕不韦列传》)
把吕不韦囚禁之后，又下旨要吕不韦“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知人生的完结，于是饮鸩酒而终。吕不韦人是死了，可影响还在。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史记》记载：“文信侯不韦死，窃葬。”
“窃葬”是怎么一回事?它意味着什么?
《史记》的“索隐”作了这样的回答：“不韦饮鸩死，其宾客数千窃其葬于洛阳北芒山。”
吕不韦是在被罢免之后自己饮鸩而死的，可视为对朝廷的对抗，本身的问题就相当严重。如今又发生数千宾客自发前来为吕不韦举行葬礼，这更是对朝廷的对抗。敏感的秦王政深感问题的严重性，随即进行清查，他下令：
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
这里的“临”是指参加吊丧。对参加吕不韦葬礼者分别作了如下处理：
(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一律逐出咸阳；
(二)若是韩、赵、魏三晋之人，全部赶回原籍；
(三)如果是秦国人，一律处于迁徙，凡是官秩在六百石以上的，撤去爵位；
(四)凡是五百石以下的，尚可保留。
迁徙到哪儿?《史记·正义》说：“迁移于房陵。”房陵即为蜀地。
秦王政特别强调：“从今以后如果有像嫪毐、吕不韦那样专横的，一律按照此例籍没他的全家为奴隶。”(《史记·秦始皇本纪》)他是要从打击嫪毐、吕不韦事件中，让人吸取教训的。
秦王政在亲理政务后，两年之内就先后消灭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集团，消除了秦国割据分裂的隐患，把秦国的权力进一步集中起来，为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秦始皇果敢的个人品性已经初见端倪。
对吕不韦的评说
后世对吕不韦的所作所为有种种评说，讥其为“小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之，咒其为“乱民”者(梁立绳《史记志疑》)有之，骂其“寄窬之雄”(《法言渊骞篇》)有之。咒骂不等于评说。明代的方孝孺言还摆了吕不韦的三条过错：“以大贾乘势市奇货，致富贵而行不谨，其功业无足道者。”(《逊志斋集》)所谓“市奇货”，显然是指吕不韦以异人进行政治投机；所谓“行不谨”，看来是指与赵姬私通一类事；所谓“无足道”，那是完全否定吕不韦的功绩。以上诸说均失于偏颇。还是为吕不韦立传的第一人太史公对吕不韦的评说最为公正，司马迁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还把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同文王、孔子等圣哲及其《周易》、《春秋》等经典相提升论，认为正由于先哲们经受了拘、厄，囚、逐等遭遇之后，才让他们摆脱了功名利禄的羁绊，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反映历史和人生。司马迁这样写道：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
郭沫若早在20世纪40年代首先指出：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吕氏春秋》“含有极大的政治上的意义，也含有极高的文化史上的价值”。
第四节 茅焦犯颜直谏
秦王政大怒
在秦王政指派主管官员审理嫪氏“宫闱秽事”的案件中，太后的身份暴露无遗了。她同嫪氏一道密谋并发动武装叛乱，也因嫪氏的兵败被杀而宣告失败。一怒之下，秦王政下令把太后由咸阳迁到雍都贳阳宫居住；至于太后与嫪氏私通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装在袋子里摔死。当时，秦王政面对即将离开咸阳的母亲，怒气冲冲地发誓说：今生今世再也不要见面。
秦王政于杀死“二弟”之后，又将太后驱逐到雍都，臣下议论纷纷，还有多人向他进谏，认为不该如此。秦王见有这么多的人为着此事而谏诤，十分恼怒，便下令道：“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
茅焦犯颜直谏
命令下达后，仍有人不惧一死而谏诤。结果，进谏者无不惨遭杀害，积尸于阙下，先后因进谏而死者多达27人。《史记》虽然没有记录27人进谏被杀事，但提及了茅焦，并录了一段茅焦最为主要的谏言：“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通背)秦也。”
对此，刘向在《说苑·正谏》一书作了详细记载。当时有一位来自齐国的客卿茅焦，闻知后执意前往拜见秦王，对秦王的使者说道：“齐客茅焦，愿上谏大王!”
秦王派使者出面问道：“客人是不是为着太后的事而进谏?”
“正是!”茅焦回答说。
使者入内向秦王禀报说：“确是为太后事前来进谏。”
“你前去告诉他，问他是否看见阙下堆积着的死尸。”秦王政令使者如此转告茅焦，使者遵命照办，茅焦听后便说：“臣闻听天上有二十八宿，如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了，还差一人。臣今日所以前来，不过是为了凑满二十八这个数字而已。臣并非是贪生怕死之人，请您入内向大王禀报，与我从齐国同来的人，都已经携带衣物逃回故国去了。”
使者闻听茅焦的这番令人心跳的话语，即刻入内向秦王禀报，秦王政闻言后大怒道：“这位先生是故意前来触犯我的禁令，立即准备炊镬(镬是古代的大锅，常与鼎用作残酷的刑具)将他烹死，休想积尸于阙下凑数!”
秦王政怒气冲冲地说着，催促使者立即将茅焦召入，以便看一看这位不怕死的先生竟是何等模样。
茅焦应召入见，举目仰望，见秦王政按剑而坐，怒不可遏，心中暗想道：秦王已经动怒，立即向前会难免一死，便决定拖延时间，装出一副令人哀怜的样子，有气无力地缓慢前行。使者催促快走，茅焦哀声说道：“臣走到大王面前，则将受烹而死，您就不能忍耐—下，让我再多活一会儿吗?”
使者见茅焦说得怪可怜的，也就不催促他急行。待茅焦慢步走到秦王面前时，秦王政的怒气已经消释了几分。此时，茅焦拜见秦王，哀声说道：“臣听说有生者不忌讳言死，有国者不忌讳言亡；忌讳言死者不能够长生，忌讳言亡者不能够永存。死生存亡的道理，这是圣君明主所急欲闻知的，不知陛下想不想闻听?”
秦王政见茅焦开口并没有谈及太后，而是讲什么“死生存亡”之道，心中的怒气已经消失了大半，便说道：“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茅焦见秦王怒气已消释大半，便趁机切入正题，说：“陛下有狂悖之行，难道陛下自己不知道吗?”
“你指的是什么事?我倒是愿意听听。”
茅焦见秦王令自己讲话，便立即答道：
“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
茅焦历数秦王的狂悖之行，其言语之尖刻可谓无以复加，远远有甚于已死的进谏者，他甚至把秦王比作桀、纣。如果茅焦的进谏只是到此为止，当然难免一死。然而，当茅焦见自己的进谏确实刺痛了秦王，秦王脸上的怒气越来越大，便当机立断，把话锋一转，高声地一板一眼地说：“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
茅焦结尾这两句话，意思是说：大王诛假父、杀二弟、迁生母、连斩进谏大臣的事，如果被各诸侯国的人知道了，天下的贤士都将为此而寒心，还会有人再到秦国来辅佐大王兼并天下吗?臣私下担心秦将因此而亡，为陛下而感到危险万分。
茅焦最后这两句话，字字千钧，它使一心想兼并天下的秦王政从一时的恼怒中冷静下来：是啊，如果来自各国的贤士纷纷离开秦国而去，并宣传秦国无信纳贤。如此广而告之，天下贤士无人再敢前来秦国，那将依靠什么人来统一天下?怎能为太后的一件区区小事毁坏兼并天下的千秋大业?想到这里，秦王政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原来的怒气早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临危不惧的茅焦，已察知秦王政情绪上的变化，确信进谏已经奏效，自己也没有被杀的危险了。然而，深通人情世故的茅焦，感到还必须给秦王一个台阶，自己毕竟方才说了一些冒犯秦王尊颜的话。人家是一国之王，下给他一个台阶让他走下来，说不定秦王为顾全脸面而加罪于己，杀身事小，劝谏的目的岂不会因此而功亏一篑，付诸东流?想到这里，茅焦便有意地作了如下一番精彩的表演：
茅焦在高声说完最后那两句话时，便跪着膝向刑具走去，边走边自行解去身上的衣服，到刑具前听令伏法。
面对茅焦的这一精彩表演，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当时，急坏了一个人，此人便是秦王政。只见秦王立即快步走下殿来，用左手扶起茅焦，用右手向左右行刑官员一挥，高声说道：“赦免了!”
秦王政拜茅焦为“仲父”
此时此刻，秦王政唯恐茅焦寻短见，自己落得一个杀害贤士的罪名。况且，他还要继续向茅焦讨教兼并天下的大计啊!
秦王政扶起茅焦后，抱歉地说道：“请先生快些穿上衣服，寡人今日愿听命于先生，望先生不吝赐教。”
与此同时，秦王当即立茅焦为“仲父”，爵为上卿。
有人说秦王政要烹茅焦，其实《史记》没有这条记载，在《说苑》里的记载，茅焦不但没有被烹，反而高就了。阶下囚，一下子被拜为“上卿”，又被尊为“仲父”。这完全是戏剧性的变化，难以令人相信。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当时秦王政尽管在盛怒之时，听了茅焦一席话，想起自己的伟大目标，确实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激动之余，有爵其为“上卿”、尊其为“仲父”的可能。再说，刘向是西汉人，离秦还不太远，所载应该说是可信的。《说苑》载道：
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黄阳宫，归于咸阳。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不过，在《史记》里只是说：“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官。”没有加爵于茅焦的记载。对此，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说：
茅焦所以解说于秦始皇的，一定是替太后与嫪氏洗刷，而对于吕氏加以中伤。这是很容易的，便是要说吕氏才有篡夺的野心，而太后与嫪氏是忠于王室的人。要这样说，才能够转得过始皇的意念，而始皇的意念也就正转了。……特惜茅焦之说，内容失传，谅也无法传于外，太史公只是信笔敷衍而已。
秦王政接受茅焦的进谏，当即下令起驾，车队有千乘万骑，秦王亲自前往雍都迎接太后于萯阳宫。太后见秦王政亲自迎接自己回咸阳，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同秦王一道回到咸阳，母子和好如初。
太后在咸阳宫中设酒席招待茅焦，酒宴开始后，太后举酒向茅焦答谢道：
“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茅君之力也。”
《说苑》所载这则茅焦犯颜直谏的故事表明，秦王政自即位之初始便坚持和发扬了秦国重用客卿的传统。在秦王政从亲政到统一中国以前的18年中，敢于向秦王直谏的宾客绝非只有茅焦一个人。在秦国的朝廷上，大臣敢于向秦王直谏乃至于同秦王政当面争论的事例，《战国策·秦策五》亦多有记载。这些来自他国的宾客，确信自己并非是秦国敌国的使者，他们在秦王面前直抒己见，合则留，不合则去，敢于犯颜直谏，而秦王并不因此而怪罪他们。这对于保证秦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对于招纳天下贤士、执行用人唯贤路线、确立布衣将相格局，无疑是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