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少年生活
郭志坤
秦始皇是秦人的后裔,却降生于异国他乡;他的父亲是一个质于赵国的落难王孙,几度周折后,才时来运转,走上了红运;他归秦后当上了王储,史书却偏说他是大商人吕不韦的私生子。拨开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伟人苦难的童年。
第一节 落难王孙之家
煊赫一世的秦始皇,他的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明确记载,秦始皇是一个私生子,他并不是他父亲秦庄襄王的儿子,吕不韦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生父。
异人入质于赵
春秋战国时代,在变化多端的割据战争形势下,各国国君为了制约有关国家,争取彼此之间的信任,往往把自己的儿子或孙子送到别国去当作“抵押品”。这些被作为“抵押品”的公子、王孙,叫做“质子”,“质”就是抵押的意思。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在壮年时期就被作为“质子”送到赵国去的。对其身世,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
秦庄襄王原名异人,后来又改名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当时为安国君秦太子柱(即后来的秦孝文王)的儿子。异人有兄弟二十几个,他自己又不是长子,再说亲生母亲夏姬又失宠,所以被秦王送至赵国为“质”。当时各国都互派有“质子”。作为“质子”客居他国,日子是不太好过的。他们虽身为各国的公子、王孙,但其安危吉凶,则“托于不可知之国”,若本国一旦背约,“质子”就会遭殃,立刻“身为粪土”(《战国策·秦策五》),至少在心理上是处于被折磨状况之中,因为那个年代今日歃血为盟、明日就兵临城下了,说翻脸就翻脸。所以,异人常在“惊梦”中,其处境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赵国对秦国并不怎么放心。赵王想起数十年前的“长平之战”,便不能不提高对秦国的警惕。在那次战争中,赵国上了大当,吃了大亏。当时,秦国散布:廉颇容易对付,而且有降秦之意,秦国真正害怕的是赵括。原来赵括是马服君赵奢之子,是一个骄横自大又只能纸上谈兵的将领。秦国散布上述说法的目的,是企图使赵国以赵括代替老将廉颇。赵国国君果然中计,立即用赵括代替廉颇。秦得到赵括已代替廉颇为主帅的消息后,立即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攻赵。赵括确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来个“旗开得胜”,不料,轻易出击,秦军佯装败走,暗地却埋下伏兵,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国军队迅速瓦解,四十万人向白起投降。投降后,白起竟命令将这些降卒全部活埋,只留下幼小的二百四十人归赵,以便让他们去宣扬秦的“声威”。此后,赵国对秦国警惕万分,对秦王送至赵国的“质子”也严加控制。所以,异人在赵国境遇不佳:“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个落难王孙,归国之心相当强烈,可归国的希望却非常渺茫,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更是无望,异人一直处于“刀架脖子”的环境中,他的心里很是痛苦。
异人被立嫡子
正在此时,颇有政治识见的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找到了秦国公子异人。吕不韦深知异人的境遇及秦国国内统治集团的内情,立刻意识到“此奇货可居”(《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问他父亲:“耕田的利有几倍?”他父亲说:“十倍。”他又问:“商贾的利有几倍?”他父亲说:“百倍。”他又问:“如果立一个国王,利有几倍?”他父亲说:“那无数倍。”于是,吕不韦决定在异人身上做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
吕不韦决定这样做,是有其根据的:在秦国,当时即将登上王位的安国君太子柱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之弟被封为阳泉君,他们在秦国拥有相当大的权势。华阳夫人虽位尊势隆,但自己却无子,在当时,“有承国之业”(《战国策·秦策五》)希望的,乃是太子柱的另一儿子子傒。这样,在太子柱以后,王位究竟由谁来继承,在秦国王室内部,还将爆发争夺王位的冲突。吕不韦对秦国的内部形势有所了解,并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
正当秦国公子异人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吕不韦结交了异人。吕不韦关切地对他说:“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的一番话点燃了异人继承王位之热望。异人迫不及待地问:“现在该怎么办?”在秦国的历史上,国君一旦去世,争夺王位,“君臣乖乱”的先例曾多次出现过。如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死,无子适嗣,便发生了“诸弟争立”的内乱。昭王是在魏冉等的支持下,在大肆诛灭“诸兄弟”(《史记·穰侯列传》)的激烈搏斗中夺得王位的。对此,异人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他急盼吕不韦的帮助。吕不韦和盘托出:“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适嗣。”(《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表示愿意想办法去秦国游说,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为此,异人感激涕零,顿首许诺:“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史记·吕不韦列传》)此“共之”,即为“共享天下”,也就是说,若能取得王位,异人愿意和吕不韦共治秦国。这是多么动听的许诺,这当然也正是吕不韦如此关心公子异人命运的初衷了。
他们的政治交易就这样开始了。吕不韦先送给异人五百金,让他在邯郸结交宾客和左右,自己又以五百金买了珍奇宝物去秦国进行活动。到了咸阳以后,吕不韦找到了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对他说:你们(指阳泉君和华阳夫人)已经死到临头,难道还不知道吗?你们一家现在均居高位,而子傒的门下却无贵者;你们家藏有无数珍宝、美女、骏马,这些都靠华阳夫人受宠,才保得住。然而,华阳夫人无子,子傒为适嗣,将来一旦子傒登上王位,恐怕你们的地位和生命都要发生危险了。
阳泉君听后,深感此话有理,忙向吕不韦请教对付的办法。吕不韦告诉他:现在有王孙异人在赵为质,异人极想归秦,且是贤才,并愿为华阳夫人之子。华阳夫人若能将其认为己子,并设法立为适嗣,将来由他来继承王位,这样“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指华阳夫人)无子而有子”(《战国策·秦策》)。对于华阳夫人来说,这样做就能永保权势:“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的游说果然打动阳泉君,阳泉君“入说王后(指华阳夫人)”(《战国策·秦策》)。
至此,吕不韦仍不放心,他又去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通过华阳夫人姐姐传话给华阳夫人说:异人贤智,且广结天下的宾客,“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史记·吕不韦列传》)。经吕不韦这么一讲,华阳夫人甚为高兴。吕不韦又通过华阳夫人姐姐对华阳夫人说:“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人的人,一旦美色衰尽,宠爱也跟着松弛。今天夫人甚得太子的宠爱而没有儿子那是危险的,应该在诸子中选择一个贤孝的立为夫人的嫡子,以后夫人立的儿子继王位,夫人就不会失势。现在异人对夫人很贤孝,他自己知道排行在中,不能继承王位。如果夫人现在立他为嫡子,那就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夫人终身都得宠于秦国了。”吕不韦的游说也同样打动了华阳夫人姐姐的心。华阳夫人姐姐把吕不韦的锦囊妙计向华阳夫人转述。“无国而有国”、“无子而有子”,这完全是双赢双利的事,华阳夫人权衡之后觉得吕策完全有理。于是,她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很有心计而又郑重其事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异人最为贤智,来来往往的人皆赞誉他。”见安国君聚精会神地在听,华阳夫人用着一种含颦带泪的柔颜宛转陈词:“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史记·吕不韦列传》)这里讲得很明白:非常不幸,我始终未能生育,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面对华阳夫人哭诉般的请求,安国君马上同意将异人立为适嗣,同时,还和华阳夫人刻玉符立约。接着,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很多钱物,请吕不韦作异人老师。自后,异人的名声便在诸侯国盛传开来了。
异人之婚配
异人被华阳夫人认为嫡嗣,这就意味着储位已经有了着落。长年的商人生涯,使吕不韦有着一套特殊的经营之道。他的算盘越打越精,胆子越来越大。他要通过血缘的纽带把自己的命运与王位继承人紧紧连结在一起。
吕不韦立异人为嫡嗣成功之后,便着手安排异人的婚配。他在邯郸诸姬中挑选一名美貌出众的赵姬,并和她同居。赵姬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欢心。当他知道赵姬有孕后,便拨动他的如意算盘:我要是把赵姬献给异人,如果生一个男孩,是我的亲生儿,继承王位,就是吕氏的后代。这也就不枉我倾家荡产下这个赌注。于是,吕不韦精心作了安排:他请异人喝酒,席间让赵姬歌舞,并命赵姬不断向异人敬酒,异人被弄得神魂颠倒,酒席散后,异人请求吕不韦送赵姬给他为妻,吕不韦假装发脾气,异人苦苦哀求,吕不韦“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史记·吕不韦列传》)。对于这段历史,《史记·吕不韦列传》有记载: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即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说(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自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对于这段记载,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靠的传说。例如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便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这是吕不韦自己有意编造,他想用以暗示始皇,让其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父亲,应该使他长保富贵。第二种认为是吕氏的门客们为了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使天下的人知道秦国是比六国先亡(转引自郭沫若:《十批判书》)。这种推测也是不足信的。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断言,《史记》这段记载“确实是莫须有的事”。他提出了三点可疑:“第一,仅见《史记》而为《国策》所不载,没有其他的旁证。第二,和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如同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情节大类小说。第三,《史记》本文即互相矛盾而无法说通。”以上三点疑点是可以消除的:
第一,《史记》的记载有不少为《战国策》所不载,没有旁证,照样保持《史记》的真实性。如《史记》记载之尉缭事迹为《战国策》所不载,于是有人认为“不足尽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456页《尉缭辨》)。近年在山东银雀山发掘的一号汉墓中,出土之竹简《尉缭子》一书,充分证明了《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
第二,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出于《战国策·楚策》。《史记》所载的故事与此相类似,并不能否定《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只能说明这种斗争手段在当时是被不少政治上的风云人物所运用的。
第三,并没有自相矛盾。司马迁说吕不韦“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此“姬”即为“赵豪家女”,这完全说得通。钱大昕也解释说:“不韦资助之,遂为豪家。”
有鉴于此,班固干脆称秦始皇为“吕政”。宋代裴骃在《集解》作了解释:“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而生始皇,故云吕政。”某些学者们对秦王政为吕不韦私生子一事持否定的态度,无非是想抬高秦始皇的声望,其实没有必要。说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不影响他统一中国的伟大形象。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人物,出身是卑贱的,而所干的事业是伟大的。伟大的人物是私生子,不乏其人,但并没有因此而损害他们的形象。
赵姬妊娠之谜
对于秦始皇的身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明确的叙述:“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这里讲得很清楚。《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更具体。对此,一直没有人怀疑,到了明代,王世贞、汤聘尹等人开始有所异议,认为这样的事,吕不韦、赵姬当事人不说,别人“乌知其(始皇)非嬴出也”,所谓“吕易嬴之说,战国好事者为之”。
到了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崔适的《史记探源》都认为《史记》所载赵姬已孕而嫁异人事不足凭信。崔适问题:“果为谁氏子,惟始皇母知之耳,后人焉知之?”还是一种责疑,拿不出根据。不少现代的学者也持否定的态度。如马非百在《秦集史》中说:“不韦纳姬一事尤为诞妄。”口气很硬,但材料还是没有。郭沫若的口气更硬,他在《十批判书》中说:“可以断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话,确实是莫须有的事。”又是“断言”,又是“确实”,材料在哪?他还停留在疑点上。郭沫若提出的三条可疑问题,前文已述并作回答。应该说,对于秦王政的身世,说白了,也就是赵姬妊娠问题,司马迁讲得很清楚明白。班固在他写《汉书》时干脆把秦始皇由嬴姓改为吕姓,称吕政。对此,宋代裴骃在《集解》中作了解释:“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吕政。”至此,应该说,司马迁所叙述的情况虽然简略,但过程很清楚:吕不韦娶来赵姬并知道已有身孕之后才安排下一步。吕不韦是非常有心计的,当异人对赵姬一见钟情,表示要娶赵姬时,吕不韦舍不得,显得很恼火,后来又想到已经为异人立太子事费尽心血,弄得倾家荡产了,为了实现自己所设计的“钓鱼”目的,不想半途而废,便把赵姬让给异人。
吕不韦献赵姬一事,确实是吕不韦的心计,很有故事性。东汉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时,仍然依照司马迁所言,没有添枝加叶。但到了后来就不断被演绎开来了,特别是在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妙笔生花下,故事变得跌宕起伏。如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对此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不妨摘录一段:
吕不韦知赵姬已孕,便心生一计,请异人来饮酒。酒至半酣,不韦开言:“卑人新纳一小姬,颇能歌舞,欲令奉劝一杯,勿嫌唐突。”即命二青衣丫环唤赵姬出来,拜见贵人。赵姬轻移莲步,在氍毹(毛织的地毯)上叩了两个头,异人慌忙作揖还礼。不韦令赵姬手捧金卮,向前为寿。异人抬头看时,果然标致。……赵姬敬酒已毕,舒开长袖,即在氍毹上舞了一个大垂手、小垂手,体若游龙,袖如素蜺,宛转似羽毛之从风,轻盈与尘雾相乱。喜得异人目乱心迷,神摇魂荡,口中赞叹不已。待赵姬劝酒完了,入内去讫,异人借酒掩饰,请于不韦曰:“念某孤身质此,客馆寂寥,欲与公求得此姬为妻,足满平生之愿。未知身价如何,容当奉纳。”不韦佯怒曰:“我好意相请,出妻献妾,以表敬意,殿下遂欲夺吾所爱,是何道理?”异人跼蹐无地,即下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妄想要先生割爱,实乃醉后狂言,幸勿见罪!”不韦慌忙扶起曰:“吾为殿下谋归,千金家产尚且破尽,全无吝惜,今何惜一女子!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从!彼若情愿,即当奉送,备铺床拂席之役。”异人再拜稽首谢过不提。
其夜,不韦向赵姬言曰:“秦王孙十分爱你。求你为妻,你意如何?”赵姬曰:“妾既以身事君,且有娠矣,奈何弃之,使事他姓乎?”不韦密告曰:“汝随我终身,不过一贾人妇耳。王孙将来有秦王之分,汝得其宠,必为王后。天幸腹中生男,即为太子,我与你便是秦王之父母,富贵俱无穷矣!汝可念夫妇之情,曲折吾计,不可泄漏!”赵姬曰:“君之所谋者大,妾敢不奉命!但夫妇恩爱,何忍割绝?”言讫泪下,不韦抚之曰:“汝若不忘之情,异日得了秦家天下,仍为夫妇,永不相离,岂不美哉!”二人遂对天设誓,当夜同寝。恩爱倍常,不必细述。
近代蔡东藩在《前汉演义》涉及吕不韦献赵姬一事,作了这样的描写:
不韦更怀着鬼胎,随时访觅美人儿。凑巧赵都中有一歌伎,生得袅娜娉婷,楚楚可爱,遂不惜重资,纳为簉室,凭着那天生精力,交欢数次,居然种下了一点灵犀。不韦预先窥测,料是男胎,便引那异人进来,开筵相待。酒到半酣,才令赵姬盛装出见,从旁劝酒。异人不瞧犹可,瞧着那花容月貌,禁不住目眩心迷,一时神情失主,尽管偷眼相窥。偏那赵姬也知凑趣,转动了一双秋波,与他对映,惹得异人心痒难熬,跃跃欲动。可巧不韦似有酒意,就在席间假寐,把手枕头,略有鼾声。异人色胆如天,便去牵动翠袖,涎脸乞怜。那美姬若嗔若喜,半就半推,正要引人入胜,不妨座上啪的一声,接连便闻呵斥道:“你、你敢调戏我姬人吗?”异人慌忙回顾,见不韦已立起座前,面有怒容,顿吓得魂飞天外,只好在不韦面前做了矮人,长跪求恕。不韦又冷笑道:“我与君交好多年,不应这般戏侮,就使爱我姬人,也可直言告我,何必鬼鬼祟祟,作此伎俩呢?”异人听了转惊为喜,便向不韦叩头道:“果蒙见惠,感恩不浅。此后如得富贵,势必图报。”不韦复道:“交友贵有始终,我便将此姬赠君,但有条约两件,须要依我。”异人道:“除死以外,无不可从!”不韦即说出两大条件:“一是须纳此姬为正室;二是此姬生子应立为嫡嗣。”异人满口应承,方由不韦将他扶起,索性嘱使赵姬坐在异人座侧,缓歌侑觞,直饮到夜色苍黄,才唤入一乘轻舆,使赵姬陪伴异人上车,同返客馆。
……
以上两段的基本事实是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加以演绎的。难道事情真是这样富有戏剧性的吗?吕不韦真是如此设下圈套把身怀六甲的赵姬转让给异人吗?
有一种说法,认为《史记》的记载被人篡改了,如崔适就认为:《史记》本属今文经学,由于刘歆的篡改,乃杂有古文说。梁玉绳还具体说到《史记·吕不韦列传》就可能被刘向“以己异闻改易彼书”。《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肯定的口气这样写道: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一句描述不寻常的怀孕期的话(指前引录《史记》原文中“至大期时”一句),是一个不知其名的人加在《史记》之中的,为的是诽谤秦始皇,说明他政治的和出生的非正统性。要做到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即不但把他说成是私生子,而且把他说成是商人之子?这句插入的话——还有以后出现的其他相同的情况——取得明显的效果,因为直到近期为止,关于秦始皇是私子的说法几乎没有人怀疑过。
确实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因为司马迁是严肃的史学家,他不会在《史记》中随意根据道听途说的资料加以记载的。没有获得充分的根据以前,应该相信司马迁的记述。
像这样属于两人世界的绝密的隐私“秘闻”是如何传出宫闱的?莫秀瑺在《大秦帝国》中作了这样的猜测:“可能性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先后与异人、与嬴政争王位而相继失败了的那些公子们。当时范围大概还限于秦王宫之内,渐渐流入到民间,但还处于潜流状态。一到秦帝国灭亡,胜利者的汉帝国自然会很乐意地利用这种传说,于是潜流遂成洪流。”此言很有道理。
嬴政随父归秦
长平大战后,秦国约定退兵的条件是“割韩垣雍、赵六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但是,秦国退兵以后,只有韩国献出垣雍,赵国则不愿割六城,并且还派虞卿去齐国,欲联齐以抗秦。秦王见赵国并未屈服,昭王五十年(前257年)派王龁围攻邯郸,形势相当危急。赵王想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到情报后,连忙去告诉异人:“现在情况紧急,你得马上离赵回秦。”此时,邯郸城里已经戒严,无法逃离。最后,吕不韦和异人用金六百镒买通守城的戍守,才逃出邯郸。异人逃离后,赵王又想杀异人的妻子赵姬。赵姬是赵国豪家之女,她家有钱有势,得到情报后,赵氏母子很快就被藏匿起来了。随后赵氏母子也平安回到秦国。
异人回到咸阳之后,急着要去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本是楚国人,吕不韦为了使异人得到华阳夫人的欢心,叫他穿一套楚国服装进见。吕不韦说:“华阳夫人是楚女,你既然是她的儿子,应穿楚国服装去拜见,表示依恋的情意。”异人依从吕不韦的意见,穿着楚服去拜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见后非常喜欢异人的打扮,非常赞扬异人的聪明。她高兴地说:“吾楚人也。”(《战国策·秦策》)其意是说,我是楚人,你是我这个楚人的儿子。还特地把异人改名为子楚。
秦昭王去世后,即由安国君继位,称秦孝文王,他当时已是年过半百了,先服丧一年,然后才正式即位,即位第三天便死了。子楚接着登上王位,他便是秦庄襄王。此时,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子楚亲生母夏姬被尊为夏太后。以吕不韦为相国,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有家僮万人。
嬴政在十岁时才回到秦国,接连目睹了两次丧礼和两次王位继承典礼。王位的频繁嬗替,又让小说家得以发挥想象力。明人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这样写道:
孝文王除丧之三日,大宴群臣,席散回宫而死。国人皆疑客卿吕不韦欲子楚速立为王,乃重贿左右,置毒药于酒中,秦王中毒而死。然心惮不韦,无敢言者。于是不韦同群臣奉子楚嗣位,是为庄襄王。
对此,莫氏《大秦帝国》说:“国人皆疑,就是说国都咸阳城里的人都怀疑是吕不韦毒死了孝文王,我觉得这是很可能的事实。此疑,首先是从秦王宫里传出去的……进而国人皆疑。”分析言之有理。要不然,历史怎会那么巧合?又怎会按照吕不韦的如意算盘运行?
第二节 十三岁即位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国,被封为“文信侯”,以蓝田(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其食邑(《战国策·秦策)》,后来又改封至三川郡的河南雒阳(今洛阳附近)食邑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即死去,接着便由庄襄王之子政继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秦王政当时只有十三岁,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的身份辅政。
战火熏陶
秦王政即位前后,正当秦国同东方各诸侯国激战方酣之际,这对童年时代的他来说,无异于一种战火的熏陶,并使他懂得了不少道理。古代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三代时奉为传国之宝,并收藏在周王室的宗庙里。那时认为得到九鼎就能“挟天子号令天下”,诸侯没有敢不听的,就能成就王业。战国时也和春秋时一样,诸侯国觊觎王室的九鼎。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任相后不久,“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史记·秦本纪》)。这当然只是一种借口,实际上还是为了通过灭周来控制全局,从此,“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史记·周本纪》)。东周的灭亡,不仅使秦取得了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且结束了一个延续八百余年的“天下共主”的最后统治。举国上下,欢庆胜利。这次胜利给幼小的嬴政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太子的嬴政当时才十岁,他听说象征着天子权力的周鼎有一只沉没于泗水,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当了皇帝第二次巡行经过彭城时,“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周鼎泗水”深深印在嬴政幼小的心灵。周鼎迁秦,使诸侯国感到极大的威胁。公元前247年,正是秦王政即位这一年,赵、魏、韩、楚、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五国军队在魏信陵君无忌的率领下向秦国大举进攻。秦军出兵迎击,大战于河外。秦军寡不敌众,被联军打败,秦将蒙骜逃走,五国联军取得胜利。这一仗看来不是十三岁的秦王政指挥的,因为此时他尚未亲政,但秦王政所付出的代价,深深教育了年少的秦王政:必须设法破坏山东六国的联合之策。正由于有这样的认识,秦王政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才能那么注重采用“离间计”,使各国之间互相猜疑进而互相攻伐。
博览群书
秦王政的父亲秦庄襄王是个知书不多的人,因为他质于赵国,处境比较狼狈。当他从赵国回到秦国,安国君叫他去读书时,他坦然承认:“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教学,不习于诵。”(《战国策·秦策》)当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同意立异人为嫡嗣后,即刻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秦庄襄王即位后,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深感不能不加强对嬴政的教育。
而真正在学问上给予影响的,正是吕不韦。吕不韦是重视学习的,他认为人的认识、人的知识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从学习中得来的。他在《吕氏春秋》中反复强调学习,如:“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谨听》)“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听言》)还说:“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尊师》)这就是说,不学习,有耳朵也等于是聋子;不学习,有眼睛也等于是瞎子;不学习,有嘴巴也说不清楚话;不学习,有心也不开窍。秦王政的老师就是吕不韦。因此,上面这些话可以看成是说给秦王政听的。当时在“行将一统”、“欲定天下”(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序》)的形势下,吕不韦已经敏锐、及时地感到,应该从思想理论上武装秦王政。于是他从东方各国招揽各派学者、文人来秦国,效法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将大批宾客养在门下并“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养士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著书立说,为秦王政编纂新教材。陈泊告说,吕不韦“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附考》)这个评述是很有见地的。在《附考》中,吕不韦把编写目的说得很清楚:
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候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这段表白,正说明吕不韦编写《吕氏春秋》的目的,就是要秦王政按照他书中所讲的去做。
更为重要的,秦王政是非常用功的人。他是一个有车不肯坐,而是要跳下车来跟着马一起跑的人!这一点上,他确实接近墨子的主张,认为君主是绝对不能虚位的,必须强力躬行。据《史记》和《汉书》记载,他在统一六国做了始皇帝之后,依旧“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他还特地给自己作了硬性的规定:每日处理文件—石(一百二十斤)不得休息。当时还没有发明纸,用的是竹、木简,所言文件“一石”,是有相当的重量的,所谓:“衡石量书,日夜有呈(通程),不中呈不得休息。”秦王政一人日夜操劳,独断专行,而群臣反倒显得无所事事,有云:“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这种现象的产生,也是很自然的。
首见客卿
秦王政即位时,李斯正好离开楚国来到秦国,在吕不韦门下充当舍人。当时吕不韦也正广收人才,不久即任李斯为郎。李斯又借与秦王接近之机,取得秦王信任,当上了长史。这使年轻的秦王政,记起了他的祖先秦孝公的求贤诏令。
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在东方各国的影响下,为势所迫,决心继承献公的事业,使秦国很快地强盛起来,以恢复春秋时代秦穆公的霸业。于是,秦孝公广泛地收揽人才,他下了一道求贤诏令。诏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宫,与之分土。”公开许愿:谁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起来,就封他的官职,赏给他土地。就在此时,卫国的贵族子弟卫鞅从魏国来到秦国。秦孝公重用了卫鞅,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变革,弱小之秦终于一跃为七国之首。
这段历史,对于年少好学的秦王政来说应是相当熟悉的。他有志承继先王的事业。“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史记·秦始皇本纪》)成了秦王政毕生所追求的伟大事业。他从先王所开创的事业中,产生了统一重担在肩的强烈意识。
李斯来到秦国,正值庄襄王死,秦王政即位,李斯在吕不韦的门下作门客,因而有机会游说秦王政。李斯对秦王政说:“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劝秦王政:今天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消灭诸侯像扫灶上灰尘一样容易,现在正是成就帝业十分有利的时机。否则,东方各国合纵抗秦,诸侯又强大起来,即使有黄帝的本领,也无济于事了。
李斯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秦王政。秦王政年纪轻轻便要挑起七国之中最强大国家的重任,险峻的局势迫使他政治上日趋成熟。他从早年开始便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己”的责任感。统一重任在肩的强烈意识,使他运筹统一的谋策。正在苦于盘算的时候,李斯来了。秦王政细听李斯的进谏后,深感李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很赏识李斯所进献的统一方略,认为李斯其人是难得的人才,于是马上封李斯为长史。李斯还在秦王政面前提出有关统一六国的具体方针,秦王政皆“听其计”,包括派人持金玉去各国作“反间”的计划,秦王政都非常赞同,而且直接委派李斯掌管此事,并明确一条政策:“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为了保证“离间”计的顺利进行,秦王政“使其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实行暗杀政策以作后盾。
秦王政的相貌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到秦王政的相貌,按照《太平御览》引文的说法,秦王政“虎口,日角,大目,隆准,长八尺六寸,大七围”,雍容轩昂,是相书中典型的帝王之相。这里的“日角”,指额骨中央部分隆起,状如朝日。故“日角”为帝王之象征。唐代李商隐就写过这样的诗句:“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据林剑鸣《秦史稿》所考,秦制一尺合23.1厘米,秦王政身高为1.98米,腰宽“七大围”,依一围为两手拇指和食指合圈计,秦王政腰围为1.20米。结合“虎口、大目”的说法,秦王政是位魁伟的男子。
对于秦王政的相貌,早在六国统一之前,就有一个魏国人尉缭作了这样的描绘:“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尉缭就依相貌、声音对秦王政的为人处世作判断显然是轻率的,但从中是否可以了解秦王政的人貌呢?郭沫若先生就此作过医学上的分析,现转录如下:
……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挚鸟膺”即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长目”疑当作“马目”,如此方与上下文的“蜂”、“挚鸟”、“豺”、“虎狼”等动物名汇为类。“马目”形容其眼球突出。——郭沫若原注)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支气管炎是经常并发的,有了这三种征候,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生理上的缺陷,秦王政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人的轻视。(《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在“追忆”中郭沫若先生又写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言:‘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长目余曩疑读为张目,然观蜂、鸟、豺等均动物名,长疑马字之误方能为类,‘马目’亦形容其眼球突出之病态也。”
郭沫若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医学知识“确诊”秦王政为软骨病,并由此而指出其“少恩而虎狼心”的生理原因,确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见解。只是根据尚嫌欠缺。尉缭既非医生又未负责给秦王政诊断,这里所说的话明显是咒骂秦王政的话语,显然这些形容有极大夸张或者歪曲的成分。
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对秦王政的相貌,也作了评说,认为应该是英俊漂亮的。他说:秦王政“并不如后世所想象的他是生长着一副严肃得可怕的面孔,假如他多少有些母亲的遗传,他应该是一位英俊而又漂亮的青年。即因他的英俊,所以他才能运用商人地主的力量,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
对于同一个人的长相会存在不同的评说,自古以来就如此。《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就是很生动形象的描述。邹忌的妻子、小妾、客人都说他的容貌比当时的一位美男子徐公还要美,待到与那徐公一比较,才深感自己“弗如远甚”。为什么明明邹忌的相貌远不如徐公,他的妻、妾、客却偏要说他比周公还要美呢?邹忌彻夜思索了这个问题,终于弄明了:妻子美我是因为私我,小妾美我是因为畏我,客人美我是因为有求于我。所以说,对于一个人品行的评价,包括对于一个人相貌的评说,一旦介入了个人的感情因素,就会同实际产生偏离。
第三节 尊吕不韦为相国
刚继位的秦王只有十三岁,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的身份行政,直到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二十二岁亲政,秦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操在吕不韦的手中。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吕不韦的思想通过身教言传给予秦王政以极大的影响,而其思想集中体现在一部名为《吕氏春秋》的旷世奇书中。
《吕氏春秋》之编纂目的
《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唯一可以知道确切写作年代的书。此书《序意》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高诱认为这里的“八年”,就是秦王政即位的第八年。有人根据“涒滩”为“太岁在申”之名,认为是秦灭东周后八年,即秦始皇五年。由此看来成书年代不会超过秦始皇八年。
摘清编纂的时间,对于了解编纂的目的就明白了。虽说这是集体编纂的论集,但就当时的书写条件来看没三五年是编不出来的。据此可以推论:开始着手这本书的编纂应为秦王政初年。也就是说,秦王政即位后,吕不韦就着手组织编纂了。当时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六国诸侯已无力再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吕不韦亲自率兵消灭东周之后,又对六国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形势,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又感到秦国取得统一天下的胜利已经不是困难了,而保持住这个胜利才是真正困难的,他说:“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慎大》)作为相国又是以“仲父”辅政的吕不韦必须考虑统一后的秦帝国如何治理?实行什么政策才能长治久安?他必须把自己在秦国实行的政策理论化,并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治国纲领。这一部《吕氏春秋》就是他的治国纲领。
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的《吕氏春秋》编纂完毕之后,公布于国都咸阳城门,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赏给千金,结果,“时人无能增损者”(《吕氏春秋·序文》)。
吕不韦既有权又有财,如此继吴起的“偾木赐爵”和商鞅的“移术赏金”以后,又演出了一个著名的“一字千金”的故事。真可谓“用心良苦”!
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完稿。吕不韦命人把书稿全文公布于秦国国都咸阳城门上,延请各诸侯国的学士宾客都来观看,宣布一条:凡有能增加或减少一字者,赏以千余。那诱人的巨额赏金就同时悬挂在城门之上。
一部篇幅如此庞大的书稿,果真精确严密到连增加、减少一个字也不可能的程度了吗?但是,就是这样的“千金之赏”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揭榜领赏。精确乎?示威乎?东汉学者王充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论衡·自纪》中说:“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此话倒是说出了当时的实况。这完全是一种示威,又是一种广而告之的招数。这实际上是以“悬赏”之名,公开宣布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使自己的主张定于一尊,从而维持秦国的长治久安,此其一;其二,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正是开始于秦王政即位初年,其目的就是要趁秦王政年轻时抓紧施教,使秦王政听从他的教诲,以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春秋》本来是当时称呼史书的名称,而这样一部综合各家学说的理论书为什么要叫《春秋》呢?原来《春秋》是当时宫廷中用来教育太子的,在《吕氏春秋》全书总序《序意》篇中,吕不韦一开口就引用上古帝王黄帝怎样教导颛顼的一段话,很明显,吕不韦想凭着“仲父”的身份用他的这部《春秋》来教导秦王政,诱导秦王政完全依照自己的主张行事。
一统之说
随着战国中后期统一趋势的出现与发展,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如商鞅、孟子、荀子等都顺应历史的潮流反对分裂,要求统一。吕不韦及其门客在汲取前贤和时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主张。
《吕氏春秋》明确论述了统一与安定、分裂与混乱的密切关系。《执一》篇说:“一则治,两则乱。”《不二》篇说:“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社会的治乱安危与国家的统一、分裂是息息相关的。分裂割据,必然“攻战不休”,社会不宁。“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听言》)所以,要国治民安,就要国家统一。《吕氏春秋》举了通俗的驾驭例子:“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执一》)连驾车尚不能“人操一策”,治国自然更不能割据称雄、分庭抗礼了。“执一而万物治”,统一是国家安定的先决条件。
为了实现统一,《吕氏春秋》认为,最紧迫的是消灭诸侯割据,重建以“天子”为代表的统一的王朝。《谨听》篇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执一》篇又说:“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怎样来实现统一呢?《吕氏春秋》花了不少篇幅来论述:主要是通过军事行动,并以兼并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当秦国对山东诸国威胁日趋严重的时候,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对秦国实行兼并战争的“非攻”、“救守”思潮。《振乱》篇所谓“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正是这种局势的如实反映。对这种思潮不加抨击,显然是不利于秦国的统一战争的。为此,《荡兵》篇说:“夫兵不可偃也。”“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认为侈谈“非攻”、“偃兵”,笼统地反对战争是不对的,而应首先区分战争的“义”与“不义”。《荡兵》篇还说,诛暴吊民,“则其兵为义矣”,而义兵则是不可“偃”的。“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这一系列大一统的学说大大地武装了秦王政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吕氏春秋》的确可以算是秦王政的一部极好的政治教科书了。
君道之学
作为秦王政的教科书,必然有加强君道方面的内容。《吕氏春秋》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为君之道。《吕氏春秋》说:“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圜道》)对君道学说主要作了五方面的论述:
其一,“无知无为”。《吕氏春秋》的“无为”,取源于道家,但又不同于老庄道家的“绝圣弃智”的绝对无为。它认为君主只有通过无为才能使臣下有所为而各尽其能。《吕氏春秋》从认识论上作了分析,认为君主和一般人一样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要克服这一局限性,君主就要利用臣下,充分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又说:“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分职》)君主不能去做本该臣下做的事,不能事事躬亲;君主要去做本该臣下做的事,就如同人去和骐骥赛跑,一定多所不及。意思是说,当君主的只要从宏观上控制全局就可以了。《勿躬》篇劝说君主不要自傲,认为君主“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并以“祓篲”为喻,说明“用则衰,动财暗,作则倦”的道理。
其二,“君治其身”。君主应该做什么呢?《吕氏春秋》说,君主应该“养其神,修其德而化”。这也就是说,君主要治其身,反诸己,也就是说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它说:“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论人》)《吕氏春秋》认为古代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先已》)。治身是治天下的根本,“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执一》)。还形象地说明治身与治天下的关系:改善回声的,不致力于回声,而在于改善产生回声的声音;改善影子的,不致力于影子,而在于改善产生影子的形体;治理天下的,不致力于天下,而在于修养自身。《吕氏春秋》认为,君主治其身反诸己在于修养身心以顺应自然。说:“何谓反诸己也?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论人》)能够节情适欲,顺天全生,自然就没有私欲贪求,而能够做到至公无私了。
其三,“至公无私”。至公无私正是为君的首要条件,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君主的确立也出于公,只有君主做到公,天下才能得到治理,“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贵公》)。这就是说,只有公正无私,才能取得天下,不然就会丧失天下。“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贵公》)以此为例,劝说君主效法天地,这与老子提倡的“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的思想是一致的,还特别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当然这里所说的“公”无非是要求为君者从整个统治阶级的“公共”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不应目光短浅。
其四,自知自罪。《吕氏春秋》认为国家的安危存亡,重要的在于君主白知。“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自知》),自知就是自己了解自己的过失。君主只有自知才能反躬自责,有所戒惧。“三代之兴王,以罪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于王”(《论人》),“以罪为在己”才能成就王者的事业。如果君主不能自知,就会带来灾祸。《吕氏春秋》举了历史上大量的例子,如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以此说明“败莫大于不自知”(《自知》)。不自知就一定会自智、自骄,而自智、自骄是亡国君主的表现。《骄恣》篇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君主自骄就会简慢贤士,从而使君道壅塞;君主自智就会独断专权,从而使君位倾危。
其五,求贤用贤。《吕氏春秋》明确地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求人》)又说:“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求人》)所以,君主的求贤态度是“极卑极贱,极远极劳”。这就是说,君主要屈尊下士,唯贤是举,不避遥远劳苦。即使如此,有些贤士仍然难以求致,坚辞天下的许由就是这样。因此,君主求贤用贤还要排除干扰,精诚专一,孜孜不息。《吕氏春秋》以文王之所以王,齐桓公见小臣稷,魏文侯见段干木,这些事例说明贤明的君主对待贤者的诚心和尊重,对待贤者不能有一点倨傲的态度。要求得贤者,还得有“求贤人,无不以”(《求人》)的精神,“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观世》)。得到贤者之后,仍然需要以礼相待,“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本味》)。
耕战之道
吕不韦深知,要真正实现大一统,还必须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为此,《吕氏春秋》对于耕战问题也作了不少论述。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遵循重耕战的政策。《商君书》说:“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算地》)《吕氏春秋》在商鞅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农业是“本真”(《上农》)的思想。
首先认为农业能使人获得“地利”,这表现在“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上农》)。民以食为天,食不解决,国家是不能安定的。所以《吕氏春秋》提出要慎守农时,爱惜光阴,“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如何来耕种呢?《任地》、《辨土》、《审时》三篇集中地讲述了农业生产技术,其中包括对不同的土地要选择不同的耕作时间,施用不同的耕作方法,对不同的土地要加以不同的利用,以使土地各尽其宜。《吕氏春秋》总结了许多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据之容手。此之谓耕道”(《审时》)。这就是说,耕作要不疏不密,要做到田里能下得去脚,锄地时能放得下耨,收摘要插得进手。书中还特别强调种植五谷一定要审察时节,只有这样才能使籽粒饱满,取得丰收。《审时》篇分别详细地记叙了禾、黍、稻、菽、麦等农作物适时种植就能长势好,籽粒饱满,吃起来有香味,同时讲到不适时种植的危害。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这既有对农家的要求,也有对国君的期望。
其次认为重农不仅使人获得“地利”,更重要是为了陶冶农民的心志,即谓“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把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看成是有志气的表现,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创见。书中引了后稷关于“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的话后说,天子亲自率领诸侯耕种籍田,大夫、士也都有各自的职事。正当农事大忙的时候,农民不得在都邑出现,以此教育他们重视田地里的生产。后妃率领九嫔到郊外养蚕,到公田采桑,因而一年四季都有织麻缫丝等事情要做,以此来尽力于对妇女的教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上农》)这就是说,使百姓从事农业,不仅是为了地里的出产,而且是为了陶冶他们的心志。百姓从事农业思想就会淳朴,淳朴就容易役使,容易役使边境就会安全,君主的地位就会得到尊崇。为什么会有这些好处呢?《吕氏春秋》作了具体的阐述。
第一,“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上农》)。百姓重视务农了,思想也就集中了,也就不会去考虑巧取豪夺的“私义”了。
第二,“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上农》)。思想集中之后,人的力量也就集中。
第三,“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上农》)。认为百姓重视从事农业生产,家产就能繁多,家产繁多了,就会害怕迁徙,害怕迁徙就会老死故乡而没有别的考虑。《吕氏春秋》是从消除动乱因素角度看待发展农业的。
第四,“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上农》)。这是从反面考虑问题了。认为百姓舍弃农业而从事工商就会不听命令,不听从命令就不能依靠他们防守,不能依靠他们攻战。这是因为“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上农》)。这样就不能使国家安全。《吕氏春秋》把重农看成是消除动乱、富国强兵的根本,这是对商鞅思想的发展。
《吕氏春秋》对于战争也作了论述。最为突出的是书中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书中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禁塞》)这种根据战争是否合乎正义来判断战争的性质,并决定去取的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这里严肃批评了偃兵非攻之说。“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决胜》)这就是说,战争的胜负除了它是否合乎正义之外,就取决于人的智慧和勇敢了。在强调人的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物质的作用。《简选》篇说:“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
青少年时代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起着重大作用。秦始皇生于落难王孙之家,少遭不幸,羁身异国。后虽有幸归秦,但是身处战乱,时受逆境。这些都锻炼了他顽强的意志,并较能接近下层百姓,接纳客卿进言。秦始皇青少年时的处境,对于他后来能完成统一大业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 任甘罗为上卿
为了攻取赵国河间地区的土地,须要拆散燕、赵之间的联盟关系,于是秦国派出使节去劝说燕王喜。软弱而无主见的燕王喜完全接受秦国提出的条件:送太子丹入秦为质,请秦国派一位大臣入燕为相。秦、燕结好,共同对付赵国,秦国帮助燕国洗雪屡败于赵的耻辱。事情进行得很顺当。
燕太子已经来秦为质,可是入燕为相的大臣却迟迟未能成行。派谁去呢?吕不韦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派曾率兵攻打过赵、魏的老臣张唐。然而,张唐却明确表示不愿前往。他说:“赵国正以一百里封地的悬赏来捉拿我,我怎能去送死呢?”吕不韦认为言之有理,也就不勉强了。可张唐不去,谁去?吕不韦满脸忧愁。
甘罗自荐
就在此时有个孩子过来问道:“承相在想什么心事?”
吕不韦没有好气地说:“小孩子懂什么,你给我走开!”
孩子很不服气地反问道:“弟子作为丞相的一名门下士,就得为丞相分担忧愁。如今,您明明有心事却不肯讲,这不是让弟子无门效忠吗?”
吕不韦细细打量了一下小孩子,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啦?”
孩子说:“弟子是甘茂之孙,叫甘罗,今年十二岁。”
甘罗见吕不韦闷闷不乐,便关切地问道:“君侯何不快之甚也?”
吕不韦说:“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其意是说,我让刚成君蔡泽奉事燕国三年,燕太子丹已经来秦国作人质了,我亲自请张唐去燕国任相,可是他不愿意去。
甘罗自告奋勇地说:“请允许我说服他去燕国。”
吕不韦呵斥说:“快走开!我亲自请他去,他都不愿意,你怎么能让他去?”
甘罗很不服气地说:“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谓项橐七岁就作了孔子的老师。如今我已经满十二岁了,您还是让我试一试,何必如此急着呵斥我呢?于是吕不韦就同意了。
甘罗去拜见张唐时问道:“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即白起)?”
张唐说:“武安君南挫强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谓武安君在南面挫败强大的楚国,在北面施威震慑燕、赵两国,战而能胜,攻而必克,夺城取邑,不计其数,我的功劳可比不上他。
甘罗又问:“应侯范雎在秦国任丞相时与现在的文信侯吕不韦相比,谁的权力大?”
张卿说:“应侯不如文信候吕不韦的权力大。”
甘罗进而说:“您确实明了应侯不如文信侯吕不韦的权力大吗?”
张唐说:“确实明了这一点。”
甘罗接着说:“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其意谓,应侯打算攻打赵国,武安君故意让他为难,结果武安君刚离开咸阳七里地就死在杜邮。如今吕不韦亲自请您去燕国任相而您执意不肯,我不知您要死在什么地方了。”
张唐说:“那就依着你这个童子的意见前往燕国吧。”于是让人整治行装,准备上路。
行期已经确定,甘罗便对吕不韦说:“借给我五辆马车,请允许我为张唐赴燕先到赵国打个招呼。”
秦王召见
吕不韦就进宫把甘罗的请求报告给秦王:“昔日茂之孙甘罗,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孙,诸侯皆闻之。今者张唐欲称疾不肯行,甘罗说而行之。今愿先报赵,请许遣之。”其意谓,过去的甘茂有个孙子叫甘罗,他年纪很轻,然而是著名门第的子孙,所以诸侯们都有所闻。最近,张唐想要推托有病不愿意去燕国,甘罗说服了他,使他毅然前往。现在甘罗愿意先到赵国把张唐的事通报一声,请答应派他去。
秦王召见甘罗,后决定派他去赵国。
赵襄王到郊外远迎甘罗。
一见面,甘罗便劝说赵王,问道:“大王听说燕太子丹到秦国作人质吗?”
赵王回答说:“听说这件事了。”
甘罗又问道:“听说张唐要到燕国任相吗?”
赵王回答说:“听说了。”
甘罗接着说:“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赵,危矣。燕、秦不相欺五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王不如赍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其意谓,燕太子丹到秦国来,说明燕国不欺骗秦国。张唐到燕国任相,表明秦国不欺骗燕国。燕、秦两国互不相欺,显然是要共同攻打赵国,赵国就危险了。燕、秦两国互不相欺,没有别的缘故,就是要攻打赵国来扩大自己在河间一带的领地。大王不如先送给我五座城邑来扩大秦国在河间的领地,我请求秦王送回燕太子,再帮助强大的赵国攻打弱小的燕国。
赵王听了很高兴,就赏给他黄金百两、白玉一双,并且把送给秦国的五座城池之图让他带回给秦王。此事的结果可谓双赢:秦国送回燕太子,赵攻燕,得到上谷三十座城邑,让秦国占有其中的十一座。
甘罗十二为上卿
甘罗回来后把情况报告了秦王,秦王大加赞赏,说其智慧真是大大超出年纪的神童。于是封赏甘罗让他做了上卿,又把原来甘茂的田地房宅赐给了甘罗。
对于甘罗,司马迁有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
“甘罗十二为上卿”,可信吗?笔者认为是可信的。在战国时代,各色人才层出不穷,甘罗年方十二,就凭自己的智慧周旋于王侯之间,且不用一兵一卒使秦国获得十一座城池,这里既有秦国的威力,还有甘罗祖父甘茂的影响力。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上这段历史,应该说是有其根据的。
有关甘罗之美丽传说
关于甘罗的事迹,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有详细的描述,民间更有着许多美丽的传说。相传,甘罗幼时聪慧过人,十二岁那年,祖父甘茂因力阻秦王兴土木而招致秦王的不满,秦王就设计刁难他。在兴宁县还有关于甘罗为什么被秦王封为宰相的传说:
一天上朝,秦王提出了四个问题,要甘罗的祖父回答。这四个问题是:天下什么最高?什么最大?什么最深?什么最肥?甘罗的祖父甘茂想了想便答道:“最高的是天,最大的是皇帝,最深的是海,最肥的是牛猪栏粪。”皇帝听后直摇头。
甘罗的祖父知道皇上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回到家中闷闷不乐。甘罗见后便问:“爷爷,你为何闷闷不乐?”祖父说:“小孩子不懂!快到外面去玩。”甘罗又说:“爷爷,你说出来呀,也许我能帮你解决呢。”祖父只得把皇帝提出的四个问题告诉甘罗。
甘罗听后道:“爷爷,你是怎样回答的?”祖父说:“我说天最高,皇帝最大,海最深,母猪牛栏粪最肥。”甘罗听后哈哈笑道:“爷爷,你的回答全错了!”祖父惊讶地反问:“那你如何回答?”甘罗说:“常言道,‘人心高过天,做了皇帝想神仙’,应该是人心最高,‘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应该是王法最大;深,应该是书理最深,因为‘学海无涯’,书本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至于最肥的则是四季雨水了,若是四季雨水不调,什么肥料也无作用。”
祖父听后大惊又大喜,深感孙子的回答有道理。第二天上朝时便对秦王说:“万岁,我昨天的回答不是很准确,夜晚才想了出来。”于是将甘罗所答的话原原本本地照述了一遍。
秦王听后,若有所思,并摇了摇头说:“这个回答有道理,据我看来,恐怕不是你想出来的。”
甘罗的祖父是个老实人。当他听到“不是你想出来的”之后,十分害怕,心想若是瞒了皇上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于是,只好把事情的原委如实说来。
秦王听后,叫甘茂明天把甘罗带来相见。
第二日,爷孙俩依时来到殿堂。皇帝打量一番甘罗后问:“你多少岁?”甘罗答:“一十有二。”皇帝问:“高、大、深、肥的答案是否出自你口?”甘罗道:“是的!答得不好,请秦王开恩。”秦王见他对答如流,长得聪明机灵,心想甘罗有栋梁之材,当朝宰相又老了,还不如让他做宰相。于是,秦王便当着满朝官员的面降了圣旨,封甘罗为宰相。
还有一种“甘罗十二为上卿”的传说。甘罗的祖父是当朝宰相,为人正直,对于那些拍马溜须的人极为痛恨。于是,那些奸佞便对他怀恨在心,图谋陷害。有一次,秦王患上一种怪病,总是治不好。那些奸臣想借机杀了甘罗的祖父,便在皇帝面前说公鸡下的蛋能治他的病。秦王信以为真,便要甘罗的祖父献上两个公鸡蛋来。
甘罗的祖父回到家里,坐卧不安,唉声叹气。甘罗问他为什么这样?祖父将情况跟他说了。甘罗听后,想了一下说:“爷爷,不用忧虑,明天我去代你上朝,自有办法对付。”
第二日,甘罗穿上祖父的朝服,一路拖沓到了朝廷。秦王见了就问:“你爷爷哪里去了?”甘罗跪倒叩头说:“启禀皇上,我爷爷在家生小孩。”秦王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大声喝道:“岂有此理!男人哪会生小孩?”甘罗神态自若地答道:“既然男人不会生小孩,那么,公鸡也不会下蛋啰!”秦王此时才恍然大悟。他见甘罗年纪虽小,却聪明机灵,心中十分喜爱!便笑眯眯地说:“看你也有宰相之才。”甘罗叩头谢道:“岂敢岂敢!”于是,皇帝便封他为上卿。
秦王的金口玉言使“甘罗十二做宰相”的美名传遍了天下。当时,战国七雄争霸正酣,甘罗便自告奋勇出使赵国,以拆散燕赵联盟。赵王一看甘罗为一顽童,惊讶地问:“秦国年长者诸多,何以派你出使呢?”甘罗问答:“秦王用人,因才委任,年长者任以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最年幼,故而来使。”他唇枪舌剑、力挫群儒,终于博得了赵王的欢欣,送他百金、对璧和五座城池。秦王得知甚悦,封其为“上卿”。甘罗被封为“上卿”后,经常陪同秦王决策国家大事。有时,秦王与王后一起对弈也让甘罗作陪。一次,甘罗在帮皇后拾掉在地下的棋子时故意捏了一下王后的脚,以示对她一贯骄横的不满。王后对此大叫,要秦王斩了甘罗。但秦王爱才如命,就对王后解释说:“甘罗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才碰着而已,算了。”可甘罗一听却急忙一字一板地纠正说:“我不是不小心,是故意捏她的脚的。”正如俗话所说的,“女人脚光看不能摸”,何况甘罗不是摸而是捏,且那女人又是王后。亲王无奈,不得不依律而斩,十二岁的甘罗旋离人寰,古今的人们都说这是神仙该升天了。
以上三则故事,尽管是民间传说,但把“甘罗十二为上卿”的原因揭示清楚了。后人还为甘罗筑墓和雕像予以纪念。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