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始皇是秦人的后裔，却降生于异国他乡；他的父亲是一个质于赵国的落难王孙，几度周折后，才时来运转，走上了红运；他归秦后当上了王储，史书却偏说他是大商人吕不韦的私生子。拨开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伟人苦难的童年。
　　第一节 落难王孙之家
　　煊赫一世的秦始皇，他的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明确记载，秦始皇是一个私生子，他并不是他父亲秦庄襄王的儿子，吕不韦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生父。
　　异人入质于赵
　　春秋战国时代，在变化多端的割据战争形势下，各国国君为了制约有关国家，争取彼此之间的信任，往往把自己的儿子或孙子送到别国去当作“抵押品”。这些被作为“抵押品”的公子、王孙，叫做“质子”，“质”就是抵押的意思。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在壮年时期就被作为“质子”送到赵国去的。对其身世，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
　　秦庄襄王原名异人，后来又改名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当时为安国君秦太子柱(即后来的秦孝文王)的儿子。异人有兄弟二十几个，他自己又不是长子，再说亲生母亲夏姬又失宠，所以被秦王送至赵国为“质”。当时各国都互派有“质子”。作为“质子”客居他国，日子是不太好过的。他们虽身为各国的公子、王孙，但其安危吉凶，则“托于不可知之国”，若本国一旦背约，“质子”就会遭殃，立刻“身为粪土”(《战国策·秦策五》)，至少在心理上是处于被折磨状况之中，因为那个年代今日歃血为盟、明日就兵临城下了，说翻脸就翻脸。所以，异人常在“惊梦”中，其处境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赵国对秦国并不怎么放心。赵王想起数十年前的“长平之战”，便不能不提高对秦国的警惕。在那次战争中，赵国上了大当，吃了大亏。当时，秦国散布：廉颇容易对付，而且有降秦之意，秦国真正害怕的是赵括。原来赵括是马服君赵奢之子，是一个骄横自大又只能纸上谈兵的将领。秦国散布上述说法的目的，是企图使赵国以赵括代替老将廉颇。赵国国君果然中计，立即用赵括代替廉颇。秦得到赵括已代替廉颇为主帅的消息后，立即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攻赵。赵括确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来个“旗开得胜”，不料，轻易出击，秦军佯装败走，暗地却埋下伏兵，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国军队迅速瓦解，四十万人向白起投降。投降后，白起竟命令将这些降卒全部活埋，只留下幼小的二百四十人归赵，以便让他们去宣扬秦的“声威”。此后，赵国对秦国警惕万分，对秦王送至赵国的“质子”也严加控制。所以，异人在赵国境遇不佳：“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个落难王孙，归国之心相当强烈，可归国的希望却非常渺茫，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更是无望，异人一直处于“刀架脖子”的环境中，他的心里很是痛苦。
　　异人被立嫡子
　　正在此时，颇有政治识见的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找到了秦国公子异人。吕不韦深知异人的境遇及秦国国内统治集团的内情，立刻意识到“此奇货可居”(《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问他父亲：“耕田的利有几倍?”他父亲说：“十倍。”他又问：“商贾的利有几倍?”他父亲说：“百倍。”他又问：“如果立一个国王，利有几倍?”他父亲说：“那无数倍。”于是，吕不韦决定在异人身上做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
　　吕不韦决定这样做，是有其根据的：在秦国，当时即将登上王位的安国君太子柱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之弟被封为阳泉君，他们在秦国拥有相当大的权势。华阳夫人虽位尊势隆，但自己却无子，在当时，“有承国之业”(《战国策·秦策五》)希望的，乃是太子柱的另一儿子子傒。这样，在太子柱以后，王位究竟由谁来继承，在秦国王室内部，还将爆发争夺王位的冲突。吕不韦对秦国的内部形势有所了解，并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
　　正当秦国公子异人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吕不韦结交了异人。吕不韦关切地对他说：“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的一番话点燃了异人继承王位之热望。异人迫不及待地问：“现在该怎么办?”在秦国的历史上，国君一旦去世，争夺王位，“君臣乖乱”的先例曾多次出现过。如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死，无子适嗣，便发生了“诸弟争立”的内乱。昭王是在魏冉等的支持下，在大肆诛灭“诸兄弟”(《史记·穰侯列传》)的激烈搏斗中夺得王位的。对此，异人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他急盼吕不韦的帮助。吕不韦和盘托出：“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适嗣。”(《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表示愿意想办法去秦国游说，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为此，异人感激涕零，顿首许诺：“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史记·吕不韦列传》)此“共之”，即为“共享天下”，也就是说，若能取得王位，异人愿意和吕不韦共治秦国。这是多么动听的许诺，这当然也正是吕不韦如此关心公子异人命运的初衷了。
　　他们的政治交易就这样开始了。吕不韦先送给异人五百金，让他在邯郸结交宾客和左右，自己又以五百金买了珍奇宝物去秦国进行活动。到了咸阳以后，吕不韦找到了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对他说：你们(指阳泉君和华阳夫人)已经死到临头，难道还不知道吗?你们一家现在均居高位，而子傒的门下却无贵者；你们家藏有无数珍宝、美女、骏马，这些都靠华阳夫人受宠，才保得住。然而，华阳夫人无子，子傒为适嗣，将来一旦子傒登上王位，恐怕你们的地位和生命都要发生危险了。
　　阳泉君听后，深感此话有理，忙向吕不韦请教对付的办法。吕不韦告诉他：现在有王孙异人在赵为质，异人极想归秦，且是贤才，并愿为华阳夫人之子。华阳夫人若能将其认为己子，并设法立为适嗣，将来由他来继承王位，这样“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指华阳夫人)无子而有子”(《战国策·秦策》)。对于华阳夫人来说，这样做就能永保权势：“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的游说果然打动阳泉君，阳泉君“入说王后(指华阳夫人)”(《战国策·秦策》)。
　　至此，吕不韦仍不放心，他又去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通过华阳夫人姐姐传话给华阳夫人说：异人贤智，且广结天下的宾客，“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史记·吕不韦列传》)。经吕不韦这么一讲，华阳夫人甚为高兴。吕不韦又通过华阳夫人姐姐对华阳夫人说：“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人的人，一旦美色衰尽，宠爱也跟着松弛。今天夫人甚得太子的宠爱而没有儿子那是危险的，应该在诸子中选择一个贤孝的立为夫人的嫡子，以后夫人立的儿子继王位，夫人就不会失势。现在异人对夫人很贤孝，他自己知道排行在中，不能继承王位。如果夫人现在立他为嫡子，那就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夫人终身都得宠于秦国了。”吕不韦的游说也同样打动了华阳夫人姐姐的心。华阳夫人姐姐把吕不韦的锦囊妙计向华阳夫人转述。“无国而有国”、“无子而有子”，这完全是双赢双利的事，华阳夫人权衡之后觉得吕策完全有理。于是，她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很有心计而又郑重其事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异人最为贤智，来来往往的人皆赞誉他。”见安国君聚精会神地在听，华阳夫人用着一种含颦带泪的柔颜宛转陈词：“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史记·吕不韦列传》)这里讲得很明白：非常不幸，我始终未能生育，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面对华阳夫人哭诉般的请求，安国君马上同意将异人立为适嗣，同时，还和华阳夫人刻玉符立约。接着，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很多钱物，请吕不韦作异人老师。自后，异人的名声便在诸侯国盛传开来了。
　　异人之婚配
　　异人被华阳夫人认为嫡嗣，这就意味着储位已经有了着落。长年的商人生涯，使吕不韦有着一套特殊的经营之道。他的算盘越打越精，胆子越来越大。他要通过血缘的纽带把自己的命运与王位继承人紧紧连结在一起。
　　吕不韦立异人为嫡嗣成功之后，便着手安排异人的婚配。他在邯郸诸姬中挑选一名美貌出众的赵姬，并和她同居。赵姬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欢心。当他知道赵姬有孕后，便拨动他的如意算盘：我要是把赵姬献给异人，如果生一个男孩，是我的亲生儿，继承王位，就是吕氏的后代。这也就不枉我倾家荡产下这个赌注。于是，吕不韦精心作了安排：他请异人喝酒，席间让赵姬歌舞，并命赵姬不断向异人敬酒，异人被弄得神魂颠倒，酒席散后，异人请求吕不韦送赵姬给他为妻，吕不韦假装发脾气，异人苦苦哀求，吕不韦“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史记·吕不韦列传》)。对于这段历史，《史记·吕不韦列传》有记载：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即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说(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自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对于这段记载，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靠的传说。例如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便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这是吕不韦自己有意编造，他想用以暗示始皇，让其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父亲，应该使他长保富贵。第二种认为是吕氏的门客们为了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使天下的人知道秦国是比六国先亡(转引自郭沫若：《十批判书》)。这种推测也是不足信的。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断言，《史记》这段记载“确实是莫须有的事”。他提出了三点可疑：“第一，仅见《史记》而为《国策》所不载，没有其他的旁证。第二，和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如同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情节大类小说。第三，《史记》本文即互相矛盾而无法说通。”以上三点疑点是可以消除的：
　　第一，《史记》的记载有不少为《战国策》所不载，没有旁证，照样保持《史记》的真实性。如《史记》记载之尉缭事迹为《战国策》所不载，于是有人认为“不足尽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456页《尉缭辨》)。近年在山东银雀山发掘的一号汉墓中，出土之竹简《尉缭子》一书，充分证明了《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
　　第二，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出于《战国策·楚策》。《史记》所载的故事与此相类似，并不能否定《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只能说明这种斗争手段在当时是被不少政治上的风云人物所运用的。
　　第三，并没有自相矛盾。司马迁说吕不韦“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此“姬”即为“赵豪家女”，这完全说得通。钱大昕也解释说：“不韦资助之，遂为豪家。”
　　有鉴于此，班固干脆称秦始皇为“吕政”。宋代裴骃在《集解》作了解释：“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而生始皇，故云吕政。”某些学者们对秦王政为吕不韦私生子一事持否定的态度，无非是想抬高秦始皇的声望，其实没有必要。说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不影响他统一中国的伟大形象。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人物，出身是卑贱的，而所干的事业是伟大的。伟大的人物是私生子，不乏其人，但并没有因此而损害他们的形象。
　　赵姬妊娠之谜
　　对于秦始皇的身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明确的叙述：“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这里讲得很清楚。《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更具体。对此，一直没有人怀疑，到了明代，王世贞、汤聘尹等人开始有所异议，认为这样的事，吕不韦、赵姬当事人不说，别人“乌知其(始皇)非嬴出也”，所谓“吕易嬴之说，战国好事者为之”。
　　到了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崔适的《史记探源》都认为《史记》所载赵姬已孕而嫁异人事不足凭信。崔适问题：“果为谁氏子，惟始皇母知之耳，后人焉知之?”还是一种责疑，拿不出根据。不少现代的学者也持否定的态度。如马非百在《秦集史》中说：“不韦纳姬一事尤为诞妄。”口气很硬，但材料还是没有。郭沫若的口气更硬，他在《十批判书》中说：“可以断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话，确实是莫须有的事。”又是“断言”，又是“确实”，材料在哪?他还停留在疑点上。郭沫若提出的三条可疑问题，前文已述并作回答。应该说，对于秦王政的身世，说白了，也就是赵姬妊娠问题，司马迁讲得很清楚明白。班固在他写《汉书》时干脆把秦始皇由嬴姓改为吕姓，称吕政。对此，宋代裴骃在《集解》中作了解释：“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吕政。”至此，应该说，司马迁所叙述的情况虽然简略，但过程很清楚：吕不韦娶来赵姬并知道已有身孕之后才安排下一步。吕不韦是非常有心计的，当异人对赵姬一见钟情，表示要娶赵姬时，吕不韦舍不得，显得很恼火，后来又想到已经为异人立太子事费尽心血，弄得倾家荡产了，为了实现自己所设计的“钓鱼”目的，不想半途而废，便把赵姬让给异人。
　　吕不韦献赵姬一事，确实是吕不韦的心计，很有故事性。东汉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时，仍然依照司马迁所言，没有添枝加叶。但到了后来就不断被演绎开来了，特别是在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妙笔生花下，故事变得跌宕起伏。如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对此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不妨摘录一段：
　　吕不韦知赵姬已孕，便心生一计，请异人来饮酒。酒至半酣，不韦开言：“卑人新纳一小姬，颇能歌舞，欲令奉劝一杯，勿嫌唐突。”即命二青衣丫环唤赵姬出来，拜见贵人。赵姬轻移莲步，在氍毹(毛织的地毯)上叩了两个头，异人慌忙作揖还礼。不韦令赵姬手捧金卮，向前为寿。异人抬头看时，果然标致。……赵姬敬酒已毕，舒开长袖，即在氍毹上舞了一个大垂手、小垂手，体若游龙，袖如素蜺，宛转似羽毛之从风，轻盈与尘雾相乱。喜得异人目乱心迷，神摇魂荡，口中赞叹不已。待赵姬劝酒完了，入内去讫，异人借酒掩饰，请于不韦曰：“念某孤身质此，客馆寂寥，欲与公求得此姬为妻，足满平生之愿。未知身价如何，容当奉纳。”不韦佯怒曰：“我好意相请，出妻献妾，以表敬意，殿下遂欲夺吾所爱，是何道理?”异人跼蹐无地，即下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妄想要先生割爱，实乃醉后狂言，幸勿见罪!”不韦慌忙扶起曰：“吾为殿下谋归，千金家产尚且破尽，全无吝惜，今何惜一女子!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从!彼若情愿，即当奉送，备铺床拂席之役。”异人再拜稽首谢过不提。
　　其夜，不韦向赵姬言曰：“秦王孙十分爱你。求你为妻，你意如何?”赵姬曰：“妾既以身事君，且有娠矣，奈何弃之，使事他姓乎?”不韦密告曰：“汝随我终身，不过一贾人妇耳。王孙将来有秦王之分，汝得其宠，必为王后。天幸腹中生男，即为太子，我与你便是秦王之父母，富贵俱无穷矣!汝可念夫妇之情，曲折吾计，不可泄漏!”赵姬曰：“君之所谋者大，妾敢不奉命!但夫妇恩爱，何忍割绝?”言讫泪下，不韦抚之曰：“汝若不忘之情，异日得了秦家天下，仍为夫妇，永不相离，岂不美哉!”二人遂对天设誓，当夜同寝。恩爱倍常，不必细述。
　　近代蔡东藩在《前汉演义》涉及吕不韦献赵姬一事，作了这样的描写：
　　不韦更怀着鬼胎，随时访觅美人儿。凑巧赵都中有一歌伎，生得袅娜娉婷，楚楚可爱，遂不惜重资，纳为簉室，凭着那天生精力，交欢数次，居然种下了一点灵犀。不韦预先窥测，料是男胎，便引那异人进来，开筵相待。酒到半酣，才令赵姬盛装出见，从旁劝酒。异人不瞧犹可，瞧着那花容月貌，禁不住目眩心迷，一时神情失主，尽管偷眼相窥。偏那赵姬也知凑趣，转动了一双秋波，与他对映，惹得异人心痒难熬，跃跃欲动。可巧不韦似有酒意，就在席间假寐，把手枕头，略有鼾声。异人色胆如天，便去牵动翠袖，涎脸乞怜。那美姬若嗔若喜，半就半推，正要引人入胜，不妨座上啪的一声，接连便闻呵斥道：“你、你敢调戏我姬人吗?”异人慌忙回顾，见不韦已立起座前，面有怒容，顿吓得魂飞天外，只好在不韦面前做了矮人，长跪求恕。不韦又冷笑道：“我与君交好多年，不应这般戏侮，就使爱我姬人，也可直言告我，何必鬼鬼祟祟，作此伎俩呢?”异人听了转惊为喜，便向不韦叩头道：“果蒙见惠，感恩不浅。此后如得富贵，势必图报。”不韦复道：“交友贵有始终，我便将此姬赠君，但有条约两件，须要依我。”异人道：“除死以外，无不可从!”不韦即说出两大条件：“一是须纳此姬为正室；二是此姬生子应立为嫡嗣。”异人满口应承，方由不韦将他扶起，索性嘱使赵姬坐在异人座侧，缓歌侑觞，直饮到夜色苍黄，才唤入一乘轻舆，使赵姬陪伴异人上车，同返客馆。
　　……
　　以上两段的基本事实是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加以演绎的。难道事情真是这样富有戏剧性的吗?吕不韦真是如此设下圈套把身怀六甲的赵姬转让给异人吗?
　　有一种说法，认为《史记》的记载被人篡改了，如崔适就认为：《史记》本属今文经学，由于刘歆的篡改，乃杂有古文说。梁玉绳还具体说到《史记·吕不韦列传》就可能被刘向“以己异闻改易彼书”。《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肯定的口气这样写道：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一句描述不寻常的怀孕期的话(指前引录《史记》原文中“至大期时”一句)，是一个不知其名的人加在《史记》之中的，为的是诽谤秦始皇，说明他政治的和出生的非正统性。要做到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即不但把他说成是私生子，而且把他说成是商人之子?这句插入的话——还有以后出现的其他相同的情况——取得明显的效果，因为直到近期为止，关于秦始皇是私子的说法几乎没有人怀疑过。
　　确实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因为司马迁是严肃的史学家，他不会在《史记》中随意根据道听途说的资料加以记载的。没有获得充分的根据以前，应该相信司马迁的记述。
　　像这样属于两人世界的绝密的隐私“秘闻”是如何传出宫闱的?莫秀瑺在《大秦帝国》中作了这样的猜测：“可能性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先后与异人、与嬴政争王位而相继失败了的那些公子们。当时范围大概还限于秦王宫之内，渐渐流入到民间，但还处于潜流状态。一到秦帝国灭亡，胜利者的汉帝国自然会很乐意地利用这种传说，于是潜流遂成洪流。”此言很有道理。
　　嬴政随父归秦
　　长平大战后，秦国约定退兵的条件是“割韩垣雍、赵六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但是，秦国退兵以后，只有韩国献出垣雍，赵国则不愿割六城，并且还派虞卿去齐国，欲联齐以抗秦。秦王见赵国并未屈服，昭王五十年(前257年)派王龁围攻邯郸，形势相当危急。赵王想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到情报后，连忙去告诉异人：“现在情况紧急，你得马上离赵回秦。”此时，邯郸城里已经戒严，无法逃离。最后，吕不韦和异人用金六百镒买通守城的戍守，才逃出邯郸。异人逃离后，赵王又想杀异人的妻子赵姬。赵姬是赵国豪家之女，她家有钱有势，得到情报后，赵氏母子很快就被藏匿起来了。随后赵氏母子也平安回到秦国。
　　异人回到咸阳之后，急着要去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本是楚国人，吕不韦为了使异人得到华阳夫人的欢心，叫他穿一套楚国服装进见。吕不韦说：“华阳夫人是楚女，你既然是她的儿子，应穿楚国服装去拜见，表示依恋的情意。”异人依从吕不韦的意见，穿着楚服去拜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见后非常喜欢异人的打扮，非常赞扬异人的聪明。她高兴地说：“吾楚人也。”(《战国策·秦策》)其意是说，我是楚人，你是我这个楚人的儿子。还特地把异人改名为子楚。
　　秦昭王去世后，即由安国君继位，称秦孝文王，他当时已是年过半百了，先服丧一年，然后才正式即位，即位第三天便死了。子楚接着登上王位，他便是秦庄襄王。此时，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子楚亲生母夏姬被尊为夏太后。以吕不韦为相国，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有家僮万人。
　　嬴政在十岁时才回到秦国，接连目睹了两次丧礼和两次王位继承典礼。王位的频繁嬗替，又让小说家得以发挥想象力。明人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这样写道：
　　孝文王除丧之三日，大宴群臣，席散回宫而死。国人皆疑客卿吕不韦欲子楚速立为王，乃重贿左右，置毒药于酒中，秦王中毒而死。然心惮不韦，无敢言者。于是不韦同群臣奉子楚嗣位，是为庄襄王。
　　对此，莫氏《大秦帝国》说：“国人皆疑，就是说国都咸阳城里的人都怀疑是吕不韦毒死了孝文王，我觉得这是很可能的事实。此疑，首先是从秦王宫里传出去的……进而国人皆疑。”分析言之有理。要不然，历史怎会那么巧合?又怎会按照吕不韦的如意算盘运行?
　　第二节 十三岁即位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国，被封为“文信侯”，以蓝田(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其食邑(《战国策·秦策)》，后来又改封至三川郡的河南雒阳(今洛阳附近)食邑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即死去，接着便由庄襄王之子政继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秦王政当时只有十三岁，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的身份辅政。
　　战火熏陶
　　秦王政即位前后，正当秦国同东方各诸侯国激战方酣之际，这对童年时代的他来说，无异于一种战火的熏陶，并使他懂得了不少道理。古代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三代时奉为传国之宝，并收藏在周王室的宗庙里。那时认为得到九鼎就能“挟天子号令天下”，诸侯没有敢不听的，就能成就王业。战国时也和春秋时一样，诸侯国觊觎王室的九鼎。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任相后不久，“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史记·秦本纪》)。这当然只是一种借口，实际上还是为了通过灭周来控制全局，从此，“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史记·周本纪》)。东周的灭亡，不仅使秦取得了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且结束了一个延续八百余年的“天下共主”的最后统治。举国上下，欢庆胜利。这次胜利给幼小的嬴政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太子的嬴政当时才十岁，他听说象征着天子权力的周鼎有一只沉没于泗水，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当了皇帝第二次巡行经过彭城时，“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周鼎泗水”深深印在嬴政幼小的心灵。周鼎迁秦，使诸侯国感到极大的威胁。公元前247年，正是秦王政即位这一年，赵、魏、韩、楚、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五国军队在魏信陵君无忌的率领下向秦国大举进攻。秦军出兵迎击，大战于河外。秦军寡不敌众，被联军打败，秦将蒙骜逃走，五国联军取得胜利。这一仗看来不是十三岁的秦王政指挥的，因为此时他尚未亲政，但秦王政所付出的代价，深深教育了年少的秦王政：必须设法破坏山东六国的联合之策。正由于有这样的认识，秦王政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才能那么注重采用“离间计”，使各国之间互相猜疑进而互相攻伐。
　　博览群书
　　秦王政的父亲秦庄襄王是个知书不多的人，因为他质于赵国，处境比较狼狈。当他从赵国回到秦国，安国君叫他去读书时，他坦然承认：“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教学，不习于诵。”(《战国策·秦策》)当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同意立异人为嫡嗣后，即刻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秦庄襄王即位后，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深感不能不加强对嬴政的教育。
　　而真正在学问上给予影响的，正是吕不韦。吕不韦是重视学习的，他认为人的认识、人的知识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从学习中得来的。他在《吕氏春秋》中反复强调学习，如：“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谨听》)“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听言》)还说：“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尊师》)这就是说，不学习，有耳朵也等于是聋子；不学习，有眼睛也等于是瞎子；不学习，有嘴巴也说不清楚话；不学习，有心也不开窍。秦王政的老师就是吕不韦。因此，上面这些话可以看成是说给秦王政听的。当时在“行将一统”、“欲定天下”(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序》)的形势下，吕不韦已经敏锐、及时地感到，应该从思想理论上武装秦王政。于是他从东方各国招揽各派学者、文人来秦国，效法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将大批宾客养在门下并“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养士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著书立说，为秦王政编纂新教材。陈泊告说，吕不韦“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附考》)这个评述是很有见地的。在《附考》中，吕不韦把编写目的说得很清楚：
　　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候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这段表白，正说明吕不韦编写《吕氏春秋》的目的，就是要秦王政按照他书中所讲的去做。
　　更为重要的，秦王政是非常用功的人。他是一个有车不肯坐，而是要跳下车来跟着马一起跑的人!这一点上，他确实接近墨子的主张，认为君主是绝对不能虚位的，必须强力躬行。据《史记》和《汉书》记载，他在统一六国做了始皇帝之后，依旧“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他还特地给自己作了硬性的规定：每日处理文件—石(一百二十斤)不得休息。当时还没有发明纸，用的是竹、木简，所言文件“一石”，是有相当的重量的，所谓：“衡石量书，日夜有呈(通程)，不中呈不得休息。”秦王政一人日夜操劳，独断专行，而群臣反倒显得无所事事，有云：“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这种现象的产生，也是很自然的。
　　首见客卿
　　秦王政即位时，李斯正好离开楚国来到秦国，在吕不韦门下充当舍人。当时吕不韦也正广收人才，不久即任李斯为郎。李斯又借与秦王接近之机，取得秦王信任，当上了长史。这使年轻的秦王政，记起了他的祖先秦孝公的求贤诏令。
　　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在东方各国的影响下，为势所迫，决心继承献公的事业，使秦国很快地强盛起来，以恢复春秋时代秦穆公的霸业。于是，秦孝公广泛地收揽人才，他下了一道求贤诏令。诏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宫，与之分土。”公开许愿：谁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起来，就封他的官职，赏给他土地。就在此时，卫国的贵族子弟卫鞅从魏国来到秦国。秦孝公重用了卫鞅，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变革，弱小之秦终于一跃为七国之首。
　　这段历史，对于年少好学的秦王政来说应是相当熟悉的。他有志承继先王的事业。“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史记·秦始皇本纪》)成了秦王政毕生所追求的伟大事业。他从先王所开创的事业中，产生了统一重担在肩的强烈意识。
　　李斯来到秦国，正值庄襄王死，秦王政即位，李斯在吕不韦的门下作门客，因而有机会游说秦王政。李斯对秦王政说：“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劝秦王政：今天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消灭诸侯像扫灶上灰尘一样容易，现在正是成就帝业十分有利的时机。否则，东方各国合纵抗秦，诸侯又强大起来，即使有黄帝的本领，也无济于事了。
　　李斯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秦王政。秦王政年纪轻轻便要挑起七国之中最强大国家的重任，险峻的局势迫使他政治上日趋成熟。他从早年开始便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己”的责任感。统一重任在肩的强烈意识，使他运筹统一的谋策。正在苦于盘算的时候，李斯来了。秦王政细听李斯的进谏后，深感李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很赏识李斯所进献的统一方略，认为李斯其人是难得的人才，于是马上封李斯为长史。李斯还在秦王政面前提出有关统一六国的具体方针，秦王政皆“听其计”，包括派人持金玉去各国作“反间”的计划，秦王政都非常赞同，而且直接委派李斯掌管此事，并明确一条政策：“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为了保证“离间”计的顺利进行，秦王政“使其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实行暗杀政策以作后盾。
　　秦王政的相貌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到秦王政的相貌，按照《太平御览》引文的说法，秦王政“虎口，日角，大目，隆准，长八尺六寸，大七围”，雍容轩昂，是相书中典型的帝王之相。这里的“日角”，指额骨中央部分隆起，状如朝日。故“日角”为帝王之象征。唐代李商隐就写过这样的诗句：“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据林剑鸣《秦史稿》所考，秦制一尺合23.1厘米，秦王政身高为1.98米，腰宽“七大围”，依一围为两手拇指和食指合圈计，秦王政腰围为1.20米。结合“虎口、大目”的说法，秦王政是位魁伟的男子。
　　对于秦王政的相貌，早在六国统一之前，就有一个魏国人尉缭作了这样的描绘：“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尉缭就依相貌、声音对秦王政的为人处世作判断显然是轻率的，但从中是否可以了解秦王政的人貌呢?郭沫若先生就此作过医学上的分析，现转录如下：
　　……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挚鸟膺”即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长目”疑当作“马目”，如此方与上下文的“蜂”、“挚鸟”、“豺”、“虎狼”等动物名汇为类。“马目”形容其眼球突出。——郭沫若原注)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支气管炎是经常并发的，有了这三种征候，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生理上的缺陷，秦王政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人的轻视。(《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在“追忆”中郭沫若先生又写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言：‘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长目余曩疑读为张目，然观蜂、鸟、豺等均动物名，长疑马字之误方能为类，‘马目’亦形容其眼球突出之病态也。”
　　郭沫若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医学知识“确诊”秦王政为软骨病，并由此而指出其“少恩而虎狼心”的生理原因，确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见解。只是根据尚嫌欠缺。尉缭既非医生又未负责给秦王政诊断，这里所说的话明显是咒骂秦王政的话语，显然这些形容有极大夸张或者歪曲的成分。
　　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对秦王政的相貌，也作了评说，认为应该是英俊漂亮的。他说：秦王政“并不如后世所想象的他是生长着一副严肃得可怕的面孔，假如他多少有些母亲的遗传，他应该是一位英俊而又漂亮的青年。即因他的英俊，所以他才能运用商人地主的力量，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
　　对于同一个人的长相会存在不同的评说，自古以来就如此。《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就是很生动形象的描述。邹忌的妻子、小妾、客人都说他的容貌比当时的一位美男子徐公还要美，待到与那徐公一比较，才深感自己“弗如远甚”。为什么明明邹忌的相貌远不如徐公，他的妻、妾、客却偏要说他比周公还要美呢?邹忌彻夜思索了这个问题，终于弄明了：妻子美我是因为私我，小妾美我是因为畏我，客人美我是因为有求于我。所以说，对于一个人品行的评价，包括对于一个人相貌的评说，一旦介入了个人的感情因素，就会同实际产生偏离。
　　第三节 尊吕不韦为相国
　　刚继位的秦王只有十三岁，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的身份行政，直到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二十二岁亲政，秦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操在吕不韦的手中。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吕不韦的思想通过身教言传给予秦王政以极大的影响，而其思想集中体现在一部名为《吕氏春秋》的旷世奇书中。
　　《吕氏春秋》之编纂目的
　　《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唯一可以知道确切写作年代的书。此书《序意》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高诱认为这里的“八年”，就是秦王政即位的第八年。有人根据“涒滩”为“太岁在申”之名，认为是秦灭东周后八年，即秦始皇五年。由此看来成书年代不会超过秦始皇八年。
　　摘清编纂的时间，对于了解编纂的目的就明白了。虽说这是集体编纂的论集，但就当时的书写条件来看没三五年是编不出来的。据此可以推论：开始着手这本书的编纂应为秦王政初年。也就是说，秦王政即位后，吕不韦就着手组织编纂了。当时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六国诸侯已无力再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吕不韦亲自率兵消灭东周之后，又对六国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形势，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又感到秦国取得统一天下的胜利已经不是困难了，而保持住这个胜利才是真正困难的，他说：“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慎大》)作为相国又是以“仲父”辅政的吕不韦必须考虑统一后的秦帝国如何治理?实行什么政策才能长治久安?他必须把自己在秦国实行的政策理论化，并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治国纲领。这一部《吕氏春秋》就是他的治国纲领。
　　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的《吕氏春秋》编纂完毕之后，公布于国都咸阳城门，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赏给千金，结果，“时人无能增损者”(《吕氏春秋·序文》)。
　　吕不韦既有权又有财，如此继吴起的“偾木赐爵”和商鞅的“移术赏金”以后，又演出了一个著名的“一字千金”的故事。真可谓“用心良苦”!
　　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完稿。吕不韦命人把书稿全文公布于秦国国都咸阳城门上，延请各诸侯国的学士宾客都来观看，宣布一条：凡有能增加或减少一字者，赏以千余。那诱人的巨额赏金就同时悬挂在城门之上。
　　一部篇幅如此庞大的书稿，果真精确严密到连增加、减少一个字也不可能的程度了吗?但是，就是这样的“千金之赏”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揭榜领赏。精确乎?示威乎?东汉学者王充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论衡·自纪》中说：“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此话倒是说出了当时的实况。这完全是一种示威，又是一种广而告之的招数。这实际上是以“悬赏”之名，公开宣布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使自己的主张定于一尊，从而维持秦国的长治久安，此其一；其二，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正是开始于秦王政即位初年，其目的就是要趁秦王政年轻时抓紧施教，使秦王政听从他的教诲，以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春秋》本来是当时称呼史书的名称，而这样一部综合各家学说的理论书为什么要叫《春秋》呢?原来《春秋》是当时宫廷中用来教育太子的，在《吕氏春秋》全书总序《序意》篇中，吕不韦一开口就引用上古帝王黄帝怎样教导颛顼的一段话，很明显，吕不韦想凭着“仲父”的身份用他的这部《春秋》来教导秦王政，诱导秦王政完全依照自己的主张行事。
　　一统之说
　　随着战国中后期统一趋势的出现与发展，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如商鞅、孟子、荀子等都顺应历史的潮流反对分裂，要求统一。吕不韦及其门客在汲取前贤和时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主张。
　　《吕氏春秋》明确论述了统一与安定、分裂与混乱的密切关系。《执一》篇说：“一则治，两则乱。”《不二》篇说：“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社会的治乱安危与国家的统一、分裂是息息相关的。分裂割据，必然“攻战不休”，社会不宁。“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听言》)所以，要国治民安，就要国家统一。《吕氏春秋》举了通俗的驾驭例子：“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执一》)连驾车尚不能“人操一策”，治国自然更不能割据称雄、分庭抗礼了。“执一而万物治”，统一是国家安定的先决条件。
　　为了实现统一，《吕氏春秋》认为，最紧迫的是消灭诸侯割据，重建以“天子”为代表的统一的王朝。《谨听》篇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执一》篇又说：“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怎样来实现统一呢?《吕氏春秋》花了不少篇幅来论述：主要是通过军事行动，并以兼并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当秦国对山东诸国威胁日趋严重的时候，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对秦国实行兼并战争的“非攻”、“救守”思潮。《振乱》篇所谓“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正是这种局势的如实反映。对这种思潮不加抨击，显然是不利于秦国的统一战争的。为此，《荡兵》篇说：“夫兵不可偃也。”“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认为侈谈“非攻”、“偃兵”，笼统地反对战争是不对的，而应首先区分战争的“义”与“不义”。《荡兵》篇还说，诛暴吊民，“则其兵为义矣”，而义兵则是不可“偃”的。“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这一系列大一统的学说大大地武装了秦王政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吕氏春秋》的确可以算是秦王政的一部极好的政治教科书了。
　　君道之学
　　作为秦王政的教科书，必然有加强君道方面的内容。《吕氏春秋》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为君之道。《吕氏春秋》说：“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圜道》)对君道学说主要作了五方面的论述：
　　其一，“无知无为”。《吕氏春秋》的“无为”，取源于道家，但又不同于老庄道家的“绝圣弃智”的绝对无为。它认为君主只有通过无为才能使臣下有所为而各尽其能。《吕氏春秋》从认识论上作了分析，认为君主和一般人一样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要克服这一局限性，君主就要利用臣下，充分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又说：“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分职》)君主不能去做本该臣下做的事，不能事事躬亲；君主要去做本该臣下做的事，就如同人去和骐骥赛跑，一定多所不及。意思是说，当君主的只要从宏观上控制全局就可以了。《勿躬》篇劝说君主不要自傲，认为君主“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并以“祓篲”为喻，说明“用则衰，动财暗，作则倦”的道理。
　　其二，“君治其身”。君主应该做什么呢?《吕氏春秋》说，君主应该“养其神，修其德而化”。这也就是说，君主要治其身，反诸己，也就是说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它说：“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论人》)《吕氏春秋》认为古代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先已》)。治身是治天下的根本，“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执一》)。还形象地说明治身与治天下的关系：改善回声的，不致力于回声，而在于改善产生回声的声音；改善影子的，不致力于影子，而在于改善产生影子的形体；治理天下的，不致力于天下，而在于修养自身。《吕氏春秋》认为，君主治其身反诸己在于修养身心以顺应自然。说：“何谓反诸己也?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论人》)能够节情适欲，顺天全生，自然就没有私欲贪求，而能够做到至公无私了。
　　其三，“至公无私”。至公无私正是为君的首要条件，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君主的确立也出于公，只有君主做到公，天下才能得到治理，“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贵公》)。这就是说，只有公正无私，才能取得天下，不然就会丧失天下。“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贵公》)以此为例，劝说君主效法天地，这与老子提倡的“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的思想是一致的，还特别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当然这里所说的“公”无非是要求为君者从整个统治阶级的“公共”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不应目光短浅。
　　其四，自知自罪。《吕氏春秋》认为国家的安危存亡，重要的在于君主白知。“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自知》)，自知就是自己了解自己的过失。君主只有自知才能反躬自责，有所戒惧。“三代之兴王，以罪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于王”(《论人》)，“以罪为在己”才能成就王者的事业。如果君主不能自知，就会带来灾祸。《吕氏春秋》举了历史上大量的例子，如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以此说明“败莫大于不自知”(《自知》)。不自知就一定会自智、自骄，而自智、自骄是亡国君主的表现。《骄恣》篇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君主自骄就会简慢贤士，从而使君道壅塞；君主自智就会独断专权，从而使君位倾危。
　　其五，求贤用贤。《吕氏春秋》明确地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求人》)又说：“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求人》)所以，君主的求贤态度是“极卑极贱，极远极劳”。这就是说，君主要屈尊下士，唯贤是举，不避遥远劳苦。即使如此，有些贤士仍然难以求致，坚辞天下的许由就是这样。因此，君主求贤用贤还要排除干扰，精诚专一，孜孜不息。《吕氏春秋》以文王之所以王，齐桓公见小臣稷，魏文侯见段干木，这些事例说明贤明的君主对待贤者的诚心和尊重，对待贤者不能有一点倨傲的态度。要求得贤者，还得有“求贤人，无不以”(《求人》)的精神，“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观世》)。得到贤者之后，仍然需要以礼相待，“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本味》)。
　　耕战之道
　　吕不韦深知，要真正实现大一统，还必须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为此，《吕氏春秋》对于耕战问题也作了不少论述。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遵循重耕战的政策。《商君书》说：“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算地》)《吕氏春秋》在商鞅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农业是“本真”(《上农》)的思想。
　　首先认为农业能使人获得“地利”，这表现在“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上农》)。民以食为天，食不解决，国家是不能安定的。所以《吕氏春秋》提出要慎守农时，爱惜光阴，“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如何来耕种呢?《任地》、《辨土》、《审时》三篇集中地讲述了农业生产技术，其中包括对不同的土地要选择不同的耕作时间，施用不同的耕作方法，对不同的土地要加以不同的利用，以使土地各尽其宜。《吕氏春秋》总结了许多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据之容手。此之谓耕道”(《审时》)。这就是说，耕作要不疏不密，要做到田里能下得去脚，锄地时能放得下耨，收摘要插得进手。书中还特别强调种植五谷一定要审察时节，只有这样才能使籽粒饱满，取得丰收。《审时》篇分别详细地记叙了禾、黍、稻、菽、麦等农作物适时种植就能长势好，籽粒饱满，吃起来有香味，同时讲到不适时种植的危害。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这既有对农家的要求，也有对国君的期望。
　　其次认为重农不仅使人获得“地利”，更重要是为了陶冶农民的心志，即谓“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把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看成是有志气的表现，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创见。书中引了后稷关于“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的话后说，天子亲自率领诸侯耕种籍田，大夫、士也都有各自的职事。正当农事大忙的时候，农民不得在都邑出现，以此教育他们重视田地里的生产。后妃率领九嫔到郊外养蚕，到公田采桑，因而一年四季都有织麻缫丝等事情要做，以此来尽力于对妇女的教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上农》)这就是说，使百姓从事农业，不仅是为了地里的出产，而且是为了陶冶他们的心志。百姓从事农业思想就会淳朴，淳朴就容易役使，容易役使边境就会安全，君主的地位就会得到尊崇。为什么会有这些好处呢?《吕氏春秋》作了具体的阐述。
　　第一，“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上农》)。百姓重视务农了，思想也就集中了，也就不会去考虑巧取豪夺的“私义”了。
　　第二，“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上农》)。思想集中之后，人的力量也就集中。
　　第三，“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上农》)。认为百姓重视从事农业生产，家产就能繁多，家产繁多了，就会害怕迁徙，害怕迁徙就会老死故乡而没有别的考虑。《吕氏春秋》是从消除动乱因素角度看待发展农业的。
　　第四，“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上农》)。这是从反面考虑问题了。认为百姓舍弃农业而从事工商就会不听命令，不听从命令就不能依靠他们防守，不能依靠他们攻战。这是因为“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上农》)。这样就不能使国家安全。《吕氏春秋》把重农看成是消除动乱、富国强兵的根本，这是对商鞅思想的发展。
　　《吕氏春秋》对于战争也作了论述。最为突出的是书中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书中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禁塞》)这种根据战争是否合乎正义来判断战争的性质，并决定去取的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这里严肃批评了偃兵非攻之说。“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决胜》)这就是说，战争的胜负除了它是否合乎正义之外，就取决于人的智慧和勇敢了。在强调人的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物质的作用。《简选》篇说：“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
　　青少年时代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起着重大作用。秦始皇生于落难王孙之家，少遭不幸，羁身异国。后虽有幸归秦，但是身处战乱，时受逆境。这些都锻炼了他顽强的意志，并较能接近下层百姓，接纳客卿进言。秦始皇青少年时的处境，对于他后来能完成统一大业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 任甘罗为上卿
　　为了攻取赵国河间地区的土地，须要拆散燕、赵之间的联盟关系，于是秦国派出使节去劝说燕王喜。软弱而无主见的燕王喜完全接受秦国提出的条件：送太子丹入秦为质，请秦国派一位大臣入燕为相。秦、燕结好，共同对付赵国，秦国帮助燕国洗雪屡败于赵的耻辱。事情进行得很顺当。
　　燕太子已经来秦为质，可是入燕为相的大臣却迟迟未能成行。派谁去呢?吕不韦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派曾率兵攻打过赵、魏的老臣张唐。然而，张唐却明确表示不愿前往。他说：“赵国正以一百里封地的悬赏来捉拿我，我怎能去送死呢?”吕不韦认为言之有理，也就不勉强了。可张唐不去，谁去?吕不韦满脸忧愁。
　　甘罗自荐
　　就在此时有个孩子过来问道：“承相在想什么心事?”
　　吕不韦没有好气地说：“小孩子懂什么，你给我走开!”
　　孩子很不服气地反问道：“弟子作为丞相的一名门下士，就得为丞相分担忧愁。如今，您明明有心事却不肯讲，这不是让弟子无门效忠吗?”
　　吕不韦细细打量了一下小孩子，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啦?”
　　孩子说：“弟子是甘茂之孙，叫甘罗，今年十二岁。”
　　甘罗见吕不韦闷闷不乐，便关切地问道：“君侯何不快之甚也?”
　　吕不韦说：“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其意是说，我让刚成君蔡泽奉事燕国三年，燕太子丹已经来秦国作人质了，我亲自请张唐去燕国任相，可是他不愿意去。
　　甘罗自告奋勇地说：“请允许我说服他去燕国。”
　　吕不韦呵斥说：“快走开!我亲自请他去，他都不愿意，你怎么能让他去?”
　　甘罗很不服气地说：“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谓项橐七岁就作了孔子的老师。如今我已经满十二岁了，您还是让我试一试，何必如此急着呵斥我呢?于是吕不韦就同意了。
　　甘罗去拜见张唐时问道：“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即白起)?”
　　张唐说：“武安君南挫强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谓武安君在南面挫败强大的楚国，在北面施威震慑燕、赵两国，战而能胜，攻而必克，夺城取邑，不计其数，我的功劳可比不上他。
　　甘罗又问：“应侯范雎在秦国任丞相时与现在的文信侯吕不韦相比，谁的权力大?”
　　张卿说：“应侯不如文信候吕不韦的权力大。”
　　甘罗进而说：“您确实明了应侯不如文信侯吕不韦的权力大吗?”
　　张唐说：“确实明了这一点。”
　　甘罗接着说：“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其意谓，应侯打算攻打赵国，武安君故意让他为难，结果武安君刚离开咸阳七里地就死在杜邮。如今吕不韦亲自请您去燕国任相而您执意不肯，我不知您要死在什么地方了。”
　　张唐说：“那就依着你这个童子的意见前往燕国吧。”于是让人整治行装，准备上路。
　　行期已经确定，甘罗便对吕不韦说：“借给我五辆马车，请允许我为张唐赴燕先到赵国打个招呼。”
　　秦王召见
　　吕不韦就进宫把甘罗的请求报告给秦王：“昔日茂之孙甘罗，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孙，诸侯皆闻之。今者张唐欲称疾不肯行，甘罗说而行之。今愿先报赵，请许遣之。”其意谓，过去的甘茂有个孙子叫甘罗，他年纪很轻，然而是著名门第的子孙，所以诸侯们都有所闻。最近，张唐想要推托有病不愿意去燕国，甘罗说服了他，使他毅然前往。现在甘罗愿意先到赵国把张唐的事通报一声，请答应派他去。
　　秦王召见甘罗，后决定派他去赵国。
　　赵襄王到郊外远迎甘罗。
　　一见面，甘罗便劝说赵王，问道：“大王听说燕太子丹到秦国作人质吗?”
　　赵王回答说：“听说这件事了。”
　　甘罗又问道：“听说张唐要到燕国任相吗?”
　　赵王回答说：“听说了。”
　　甘罗接着说：“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赵，危矣。燕、秦不相欺五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王不如赍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其意谓，燕太子丹到秦国来，说明燕国不欺骗秦国。张唐到燕国任相，表明秦国不欺骗燕国。燕、秦两国互不相欺，显然是要共同攻打赵国，赵国就危险了。燕、秦两国互不相欺，没有别的缘故，就是要攻打赵国来扩大自己在河间一带的领地。大王不如先送给我五座城邑来扩大秦国在河间的领地，我请求秦王送回燕太子，再帮助强大的赵国攻打弱小的燕国。
　　赵王听了很高兴，就赏给他黄金百两、白玉一双，并且把送给秦国的五座城池之图让他带回给秦王。此事的结果可谓双赢：秦国送回燕太子，赵攻燕，得到上谷三十座城邑，让秦国占有其中的十一座。
　　甘罗十二为上卿
　　甘罗回来后把情况报告了秦王，秦王大加赞赏，说其智慧真是大大超出年纪的神童。于是封赏甘罗让他做了上卿，又把原来甘茂的田地房宅赐给了甘罗。
　　对于甘罗，司马迁有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
　　“甘罗十二为上卿”，可信吗?笔者认为是可信的。在战国时代，各色人才层出不穷，甘罗年方十二，就凭自己的智慧周旋于王侯之间，且不用一兵一卒使秦国获得十一座城池，这里既有秦国的威力，还有甘罗祖父甘茂的影响力。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上这段历史，应该说是有其根据的。
　　有关甘罗之美丽传说
　　关于甘罗的事迹，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有详细的描述，民间更有着许多美丽的传说。相传，甘罗幼时聪慧过人，十二岁那年，祖父甘茂因力阻秦王兴土木而招致秦王的不满，秦王就设计刁难他。在兴宁县还有关于甘罗为什么被秦王封为宰相的传说：
　　一天上朝，秦王提出了四个问题，要甘罗的祖父回答。这四个问题是：天下什么最高?什么最大?什么最深?什么最肥?甘罗的祖父甘茂想了想便答道：“最高的是天，最大的是皇帝，最深的是海，最肥的是牛猪栏粪。”皇帝听后直摇头。
　　甘罗的祖父知道皇上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回到家中闷闷不乐。甘罗见后便问：“爷爷，你为何闷闷不乐?”祖父说：“小孩子不懂!快到外面去玩。”甘罗又说：“爷爷，你说出来呀，也许我能帮你解决呢。”祖父只得把皇帝提出的四个问题告诉甘罗。
　　甘罗听后道：“爷爷，你是怎样回答的?”祖父说：“我说天最高，皇帝最大，海最深，母猪牛栏粪最肥。”甘罗听后哈哈笑道：“爷爷，你的回答全错了!”祖父惊讶地反问：“那你如何回答?”甘罗说：“常言道，‘人心高过天，做了皇帝想神仙’，应该是人心最高，‘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应该是王法最大；深，应该是书理最深，因为‘学海无涯’，书本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至于最肥的则是四季雨水了，若是四季雨水不调，什么肥料也无作用。”
　　祖父听后大惊又大喜，深感孙子的回答有道理。第二天上朝时便对秦王说：“万岁，我昨天的回答不是很准确，夜晚才想了出来。”于是将甘罗所答的话原原本本地照述了一遍。
　　秦王听后，若有所思，并摇了摇头说：“这个回答有道理，据我看来，恐怕不是你想出来的。”
　　甘罗的祖父是个老实人。当他听到“不是你想出来的”之后，十分害怕，心想若是瞒了皇上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于是，只好把事情的原委如实说来。
　　秦王听后，叫甘茂明天把甘罗带来相见。
　　第二日，爷孙俩依时来到殿堂。皇帝打量一番甘罗后问：“你多少岁?”甘罗答：“一十有二。”皇帝问：“高、大、深、肥的答案是否出自你口?”甘罗道：“是的!答得不好，请秦王开恩。”秦王见他对答如流，长得聪明机灵，心想甘罗有栋梁之材，当朝宰相又老了，还不如让他做宰相。于是，秦王便当着满朝官员的面降了圣旨，封甘罗为宰相。
　　还有一种“甘罗十二为上卿”的传说。甘罗的祖父是当朝宰相，为人正直，对于那些拍马溜须的人极为痛恨。于是，那些奸佞便对他怀恨在心，图谋陷害。有一次，秦王患上一种怪病，总是治不好。那些奸臣想借机杀了甘罗的祖父，便在皇帝面前说公鸡下的蛋能治他的病。秦王信以为真，便要甘罗的祖父献上两个公鸡蛋来。
　　甘罗的祖父回到家里，坐卧不安，唉声叹气。甘罗问他为什么这样?祖父将情况跟他说了。甘罗听后，想了一下说：“爷爷，不用忧虑，明天我去代你上朝，自有办法对付。”
　　第二日，甘罗穿上祖父的朝服，一路拖沓到了朝廷。秦王见了就问：“你爷爷哪里去了?”甘罗跪倒叩头说：“启禀皇上，我爷爷在家生小孩。”秦王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大声喝道：“岂有此理!男人哪会生小孩?”甘罗神态自若地答道：“既然男人不会生小孩，那么，公鸡也不会下蛋啰!”秦王此时才恍然大悟。他见甘罗年纪虽小，却聪明机灵，心中十分喜爱!便笑眯眯地说：“看你也有宰相之才。”甘罗叩头谢道：“岂敢岂敢!”于是，皇帝便封他为上卿。
　　秦王的金口玉言使“甘罗十二做宰相”的美名传遍了天下。当时，战国七雄争霸正酣，甘罗便自告奋勇出使赵国，以拆散燕赵联盟。赵王一看甘罗为一顽童，惊讶地问：“秦国年长者诸多，何以派你出使呢?”甘罗问答：“秦王用人，因才委任，年长者任以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最年幼，故而来使。”他唇枪舌剑、力挫群儒，终于博得了赵王的欢欣，送他百金、对璧和五座城池。秦王得知甚悦，封其为“上卿”。甘罗被封为“上卿”后，经常陪同秦王决策国家大事。有时，秦王与王后一起对弈也让甘罗作陪。一次，甘罗在帮皇后拾掉在地下的棋子时故意捏了一下王后的脚，以示对她一贯骄横的不满。王后对此大叫，要秦王斩了甘罗。但秦王爱才如命，就对王后解释说：“甘罗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才碰着而已，算了。”可甘罗一听却急忙一字一板地纠正说：“我不是不小心，是故意捏她的脚的。”正如俗话所说的，“女人脚光看不能摸”，何况甘罗不是摸而是捏，且那女人又是王后。亲王无奈，不得不依律而斩，十二岁的甘罗旋离人寰，古今的人们都说这是神仙该升天了。
　　以上三则故事，尽管是民间传说，但把“甘罗十二为上卿”的原因揭示清楚了。后人还为甘罗筑墓和雕像予以纪念。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