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刘向论及秦始皇时说：“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而吞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战国策·序》)地势的险要，物产的富饶，历代的基础等条件，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显然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听众人之策”。策者，谋也。就是说，秦始皇能够用贤纳言，尤其注重广泛启用本国和异国人才来为秦国服务。
　　第一节 李斯入秦
　　重用客卿之传统
　　被诸多旧史著作称为“天性刚戾自用”、专横残暴的秦始皇帝，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手下的一大批布衣将相。在统一山东六国之前，他曾是何等地思贤如渴、善于纳谏和重用客卿，这同秦国重用客卿的传统有关。
　　从秦穆公称霸西戎到秦王政统一天下，人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便是辅佐历代秦王、为秦国富强卖力最多的英雄豪杰大多不是出身于秦国本土上的人，而且多数出身低微。历史事实表明，重用客卿，以布衣为将相，这在秦国有着悠久的传统。
　　客卿的任用，是秦国政治上的一大特色，也是秦始皇统一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与东方大国相比，秦立国最迟，且地处西部边陲之地，政治、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东方各国。但秦穆公以来，秦国不受宗法世卿制度的束缚，广招贤能，信任客卿。在世卿贵族垄断政权的情况下，壮志难伸的东方各国的文武俊杰纷纷西往，一个个登上了秦国的政治舞台。从此以往，秦国形成了尚贤的传统，凭借着东方的智慧改变了落后面貌，并逐渐超越了素称发达的东方各国。对此，李斯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说明：“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候，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史记·李斯列传》)至秦始皇时，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成，各国有远见的人士更是云集于秦。秦国拥有的人才远非东方六国所能比拟。秦始皇的确也因客卿之力而达到了君临天下的目的，故房玄龄等编纂的《晋书》指出：“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由是四方雄俊，继踵而至，故能世为强国，吞灭诸侯，奄有天下，兼称皇帝，由谋臣之助也。”(《晋书·段灼传》)
　　所用客卿略列如下：
　　由余。由余的祖先本是晋国人，后来“亡入戎，能晋言”。由余受戎王之命出使秦国，秦穆公知其贤，便设计离间戎干与由余，迫使由余“降秦”。秦穆公对由余以“客礼礼之”，“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
　　百里奚。百里奚原是晋献公的俘虏，“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穆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五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羚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穆公向百里奚询问治国之道，语三日，穆公大悦，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史记·秦本纪》)
　　蹇叔。蹇叔曾“困于齐，而乞食*(左饣右至)(《史记·秦本纪》)百里奚“知其贤”，向秦穆公推荐，“于是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史记·秦本纪》)。
　　丕豹。丕豹是晋国大夫丕郑之子，“奔秦”后，于秦穆公十五年晋国兴兵攻秦，“穆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史记·秦本纪》)。
　　公孙支。公孙支原为秦国人，后来游于晋国，又由晋国返回秦国，为秦穆公出谋划策。
　　除上述五人之外，其他如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内史廖以及随会等人，都是来自秦国之外，并为秦穆公的霸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显然，秦穆公的称霸西戎是同他重用来自国外的贤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秦孝公所重用的商鞅，原是卫国的“诸庶孽公子”，曾在魏相公叔痤手下任中庶子。他入秦后实行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为日后秦国兼并天下奠定了基础。
　　秦惠文王至秦昭王在位的87年间，秦国的历代国王继承了秦国重用来自国外贤才的传统，形成了以客卿为将相的制度，并在秦国的中央政权中确立了布衣将相的格局。在此期间，先后受到重用的著名客卿有：
　　张仪。张仪是魏国人，《吕氏春秋》称他为“魏之余子”，当系布衣出身，在楚国时曾有悲惨的遭遇。入秦后，“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史记·张仪列传》)公元前325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为相后，张仪在外事活动中出使山东，拆散齐、楚联盟，鼓吹“连横”，破坏“合纵”，使秦国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秦国立有大功。
　　公孙衍。公孙衍是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人，在魏国曾任犀首(将军一类的官职)，与张仪不善。入秦后，曾接替商鞅为大良造。张仪死后，曾入秦为相，对秦国有一定的贡献。
　　通。客卿通曾出任秦国的将军。秦昭王四年(公元前303年)，齐、魏、韩攻楚，楚派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求救兵，秦派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离去(见《史记·楚世家》)。
　　寿烛。秦昭王十五年(公元前292年)，魏冉谢病免相，秦王以“客卿寿烛”为相。(见《史记·穰侯列传》)
　　司马错。《史记·白起列传》于秦昭王十五年谈到“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可见司马错亦非秦国人，是秦惠王时期的一名统兵名将。他在秦王面前驳斥了张仪首先伐韩的主张，认为应首先攻取巴蜀，并于公元前316年率兵攻取巴蜀，为秦国的富强和兼并六国作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贡献。
　　灶。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1年)，“客卿灶”(又作“客卿造”)率兵攻齐，取刚、寿，予穰侯。
　　范雎。范雎是魏国人，入秦后被秦昭王拜为客卿，后来又被任命为丞相，对结束魏冉一伙宗室贵族的专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蔡泽。蔡泽是燕国人，他入秦后同范雎的一席话，把范雎说得心服口服，乖乖地从丞相位上引退，并把蔡泽推荐给秦王。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拜为客卿”；不久，秦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然而，蔡泽为相“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战国策·秦策三》)，只当了几个月的丞相便自行引退了。
　　范雎、蔡泽二人，都是以布衣身份分别由魏、燕入秦，由客卿升为丞相，同是因惧诛而请归相印。范雎、蔡泽以及白起等文臣武将的宦海风波表明，秦惠王以来的重用客卿的传统，在秦昭王结束魏冉后的15年中已形成为由客卿而为丞相、将军的制度，布衣将相格局在秦国已得到了初步的确立。
　　范雎、蔡泽的由客卿而丞相，又由丞相而谢病请归相印，这种“走马灯”式的上台卸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布衣将相格局所固有的一个特点，即它的“流动性”。然而，正是这种“走马灯”式的流动性，使得商鞅以来的法治路线因此而被认真地付诸实行，使秦国保持了法治路线的连续性和战略、策略上的正确从而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重用客卿的传统，是秦穆公以来历代秦王留给嬴政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拜李斯为客卿
　　秦王政有一个很可贵的思想：中国的统一是中国各地民众的事。因此，单靠秦国人来完成统一大业是不够的，还必须广揽各国人才。秦王为了招纳异国人才，规定外出使节可以物色人物带回秦国，大臣也可以自行推荐贤人。为了保证推荐的质量，又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范雎列传》)。收揽人才的办法中，最有效的还是高爵重禄。墨子主张“尚贤”，提出“众贤之术”是“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即所谓“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这也是秦国立国以来的传统。秦国自孝公以来，使用高官厚禄的办法换得了不少杰出客卿对秦国的忠诚，如：
　　商鞅相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曰商君”(《史记·商君列传》)。
　　张仪相秦，“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史记·张仪列传》)。
　　范雎相秦，“秦封范雎以应，号曰应侯”(《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吕不韦相秦，“封十万户，号曰文信君”(《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秦王政执政期间，由于实行了优待客卿的政策，招来了大量的东方谋士，“士不户于秦，而愿忠者众”(《史记·李斯列传》)。在投奔秦国的队伍中，有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李斯。
　　李斯原是楚国上蔡(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任过掌乡文书的小吏。他虽身居统治阶级的下层，但对高官厚禄却怀有极为强烈的欲望。据说，有一次，他在厕所中见到那里的老鼠吃的是脏东西，当有人或者狗来时老鼠被吓得慌忙逃窜；而到仓库中见到那里的老鼠吃的是好粮食，住在宽敞的房里，没有人和狗前来惊扰。李斯对此很有感触，他说：人“贤”或者“不肖”正像这些老鼠一样，就看各人处在什么地位了!由此，他认为，一个人若安于卑贱的地位而不设法爬到统治别人的位置上去，就同禽兽没有两样，他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史记·李斯列传》)
　　有的学者评论说，李斯这里的“老鼠哲学”，充分体现了他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此说是对古人的苛求。其实，李斯的“老鼠哲学”是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说明环境对于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是何等重要。所以，当李斯看出自己所在的楚国已经明显地不是秦国的对手，而其他五国也都无力抗秦的时候，就决心入秦，到那里去寻找孜孜以求的功名富贵，并公然宣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绝不是我李斯这样的人能容忍的，“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史记·李斯列传》)于是，在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李斯离开楚国，来到秦国。当然，他归心秦国，投身统一，还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
　　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值秦庄襄王死，继位的秦王政年尚幼，相国吕不韦执秦国政。李斯就投奔至吕不韦门下，充当舍人。李斯又借与秦王接近之机，取得秦王信任，当上了长史。这样，当吕不韦失势以后，李斯仍得到秦王的宠信，而“拜斯为客卿”(《史记·李斯列传》)。这也从另一角度可以看出，秦王政是以统一大业为重，很少私见的李斯也表现了对秦王政的忠诚。
　　他对秦王说：“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李斯的侃侃之语，深邃见识，使秦王深为敬服。并很快得到信任，不久被封为长史。秦王政自从有了李斯，好似增添了一只臂膀。他时常召见李斯，李斯也尽忠献计。李斯劝秦王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用两手策略，即一手出兵，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手用钱，要不惜金钱收买、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派人持金玉去各国作反间，秦王政也采纳他的主意，并封他为上卿。
　　下逐客令
　　秦王政采纳了李斯对六国各个击破的政策，正当秦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邻近的韩国使出了一种“间秦”之计：派水工郑国入秦，劝说秦国修筑水渠。韩王的如意算盘是：如果秦国果真这样做了，就会使他们将力量用到修渠上去，而无力东伐。郑国入秦后，果然说通了秦国，并很快地破土动工，引泾水入洛。正当工程大规模地兴建时，韩国的阴谋被机警的秦王政发现。自嫪毐事件败露后，秦王政就已显出对客卿的不信任。而郑国来秦的阴谋被秦王发觉后，就更加重了秦王政对客卿的怀疑。秦国的那部分比较守旧的宗室大臣对在秦国享有高位的客卿早有不满情绪，此时便进一步在秦王政面前煽动说：“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史记·李斯列传》)认为各诸侯国来秦的人，哪一个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利益而奔走的，不如将所有的客卿统统赶走。此时的秦王政心情极坏，因为刚刚逼杀了吕不韦，又发现了一个潜伏多时的间谍郑国，所以他听了宗室大臣的意见，认为言之有据，也有理，就突然下了“逐客令”。结果逐客令一颁发，使大批从东方各国来秦的客卿惶恐不安。这时，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撤销“逐客令”
　　为了保住自己在秦国的地位，也为了秦国的统一大业，李斯便向秦王上书，力劝改变这一决定。此时，李斯已被逐出京城了，他在被逐途中用一种难以压抑的激情向秦王政写谏书，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谏书劈头第一句就明确指出：“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史记·李斯列传》)紧接着，李斯历数秦国自缪公(即穆公)以来四代国君重用大批客卿从而使秦国国富兵强的事实：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李斯认为秦穆公、秦孝公、秦惠王、秦昭王这四代王都由于任用客卿对国家立下了汗马之功。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使这四位国君却客，这只会是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没有强大之名。李斯上书，目的显然不只在于自身免遭逐客之祸，而在于使六世以来的秦国统一事业免于中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李斯敢于慷慨陈词，其气魄之大，勇气之盛，足以炳烛千秋。他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客卿们在秦国历史上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
　　接着，李斯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甕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李斯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道理来劝说。泰山不拒绝微小的泥土，才能形成它的大；河海不排除细小的水流，才能达到它的深。秦王只有“不却众庶”，才能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李斯认为，对待客卿也应该像对待美玉、明珠、利剑、骏马、金石、彩饰和郑国、卫国的音乐一样，不能以是不是秦国出产为取舍，而要看它们是否能利于秦，是否有用于秦。李斯反问道：为什么有用之客要逐呢?看来秦王对珠宝美玉看得很重，而对于人才却看得很轻，这不是征天下服诸侯的方法。这种对秦王“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做法的批评，是十分尖锐的，也是击中要害的。不广揽人才，怎么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呢?
　　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对客卿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将给秦国带来严重的后果。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李斯指出要成王、称霸、建立帝业，必须能容纳人。如果不能容纳人，反而把人才往外推，这无异于帮了敌人的忙。李斯最后说：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这是一封恳切陈词的上书，它不仅表达了李斯尽忠秦国的真情实意，而且正确地陈述了铁铮铮的历史事实。这能说李斯奉行一种“自私哲学”吗?李斯的气势磅礴的上书深深打动了秦王政。要秦王政收回成命，即撤销“逐客令”，不是容易的。一则自古以来“天子无戏言”，二则秦王政是极其自负自傲的人。可秦王政求贤若渴的胸襟战胜了自傲，李斯入情入理的谏词攻破了成命。秦王政立即改变了主张，他撤销逐客之令，并马上派人赶到骊邑把李斯请回来，恢复他的官位。
　　自此以后，秦王对李斯更加倚重，不仅封为廷尉，后来还请为丞相。这也表现了秦王政知过能改的美好品质，这一品质后来军事上、日常生活中都反映了出来，在统一六国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客卿之任用
　　人的认识总是螺旋形发展的。秦王政由广招宾客，到逐客，后来又任用客卿，从思想上说，刚巧走了一个不小的“之”字形。由此，他的思想认识深化了，对客卿更重视。看到秦王政回心转意，被处以死刑的水工郑国也趁机向秦王进言：韩国唆使秦国大兴水利建设工程，其用意虽是消耗秦国实力，但水渠修成后，“亦秦之利也”(《史记·河渠书》)。尽管修渠时，减轻了秦国对东方各国的压力，“为韩延数岁之命”，让韩国苟延残喘再继续几年，但这条渠完成后却“为秦建万代之功”。(《汉书·沟洫志》)郑国的进言，也使秦王感动，最后秦王决定不杀郑国，而让他继续负责修完原定的水渠工程，将功折罪。这水渠就是后来在秦国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郑国渠。
　　经过这事件后，秦王政的认识提高了，他坚决撤除《逐客令》，进一步突破世卿制，大力推行客卿制，实行广泛招纳异国人才的政策，使外来的客卿在秦国发挥重要作用。
　　此后，秦王政更加大胆地任用客卿，不仅任用客卿的数量大大增多，而且委客卿以重任。如委客卿李斯为丞相，即使对于那些在某些方面反对自己的客卿，只要在统一国家上是一致的，也给予重用。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尉缭在秦王用人政策的感召下，也入秦游说。秦王对尉缭十分宠信，甚至“衣服饮食与缭同”。秦王根据尉缭的计谋，令李斯派出大批谋士带着金玉财宝到各国游说，“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待“离其君臣之计”告成，秦“乃使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尽管秦王对尉缭恭敬备至，不仅让他享用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而且秦王在缭的面前常常表现得十分卑谦。但缭已经看出秦王政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下定“不可与久游”的决心，准备不辞而别。尉缭对秦王的评语以及想不辞而别的打算，很快传到秦王耳中。秦王没有轻视他，更没有谴责他，而是千方百计地将他留住，并进而委国尉以重职，掌管全国的军队，京城上下称他为“尉缭”。秦王这一着，在宫廷上下引起极大的震动。客卿中的文臣为秦的统一运筹于帷幄之内，而客卿中的武将亦为之驰骋于千里沙场。
　　第二节 韩非入秦
　　秦王政亲政后，宣称自己“作制明法”，如饥似渴寻求理论武装。
　　喜读韩非之著
　　为了获得统治术，他勤奋学习，“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汉书·刑法志》)，这里的“书”，既有文件，也包括当时人的著作，每天都阅读到深夜。当秦王政见到韩非所著的《孤愤》、《五蠹》等著作后，对文章大为赞赏。究竟哪些理论引起秦王政的兴趣?有的说是韩非的法治思想，有的说是韩非的“尊主安国”理论，……笔者认为，这些都是秦王政所爱好的学说，难怪乎，秦王政发出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里说的“与之游”是指同他一起商量国家大事。由此看来，韩非理论正是秦王政所梦寐以求的。
　　韩非，韩国人，与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深受荀子的思想熏陶。他以伊尹、管仲、商鞅为榜样，向韩王安进谏，主张外抗强，内锄奸臣，使韩国富强起来。然而他的一套建议被韩王拒绝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他自知自己口才不好，不善言词，于是潜心于著书。他的思想和理论，集中反映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的理论是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其特点是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他主要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克服了各家片面和不足之处，提出了完整的法治理论。
　　何谓“法”?韩非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韩非子·定法》)他还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韩非子·用人》)这就是说“法”，是规矩准绳，不能离开，不能任意行事，像工匠不能离开他的工具一样。法者“臣之所师也”，“臣无法则乱于下”。所以，韩非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韩非认为申不害在韩国未能成功，关键在于法不严密：“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韩非子·定法》)
　　何谓“术”?韩非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遇)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有度》)这里说“术”是同君驾驭群臣的手段，暗自运用的一种权术。“术不欲见”(《韩非子·有度》)，其意是说，“术”是不能让人知道的。他认为，商鞅在秦国就是只知法而无术，结果国家虽富，但君主却不能控制臣下，以至数十年而不能成帝王之业。“(公孙鞅)徒法而无术……(虽使)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韩非子·定法》)
　　所谓“势”?韩非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这就是说，“势”即为君主的权威。他认为只有权势才能够使法令得以推行，“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
　　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不可偏废，“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他尤其强调法、势结合的重要，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韩非这一完整的法治理论，显然对秦王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难怪秦王看到韩非的文章后大为赞赏。
　　逼索韩非
　　秦王读了韩非的书感慨万千，急切想知道其作者在哪里。这时，李斯告诉他：此文作者是韩非，现在韩国。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定要取得韩非。有人认为“秦王政为了得到他所崇拜的韩非而派兵攻打韩国之说近乎荒唐”(《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中对秦王景慕韩非的情况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正由于秦王对韩非的景慕而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秦国用武力来逼索韩非。
　　秦王因见韩非书而欲见韩非也“因急攻韩”一事，在《史记·申不害韩非列传》有所记载。对此，有的论著表示怀疑，认为“天下宁有爱好其国一公子之书，因遂急攻其国者?”(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有的论著却明确指出，秦国攻伐韩国的目的在于吞并其国，而绝非为逼索韩非一人(王举忠：《李斯杀韩非原因考辨》，《辽宁大学》 1981年第1期)。这种说法的用意是要说明秦王对韩非在其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主张的赏识，并非对韩非其人实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肯定。笔者认为《史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这里已把秦王景慕韩非的情况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当秦王看到韩非的文章后大为赞赏，甚至感叹道：若能见到韩非“死不恨矣”；当李斯告诉好文章的作者是韩国的韩非时，秦王恨不得马上得到韩非，于是秦王下令向韩国进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写得很简单，这中间可能有一个过程。从常情看，可能秦王政先是向韩国要人，韩国不肯，于是就兵戎相见了。司马迁所言“秦因急攻韩”数言，只是简明扼要地讲了前因后果。在当时攻韩、攻赵或攻伐其他诸侯国，对于秦来说，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不过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任何一个借口都可以发动对某国的进攻。在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秦王发动对韩国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索要韩非。从手段来看，当然不能说是高明的，但这也反映秦王急于取得法治理论武装的心情。
　　“假若秦王出兵伐韩旨在索取韩非，那么，韩非到手就理应罢兵止戈。”(王举忠：《李斯杀韩非原因考辨》，《辽宁大学》1981年第1期)这种说法忘记了秦王政的宏图大略。秦王政得到韩非以后，秦又继续攻韩，经三年韩灭。这表明秦国索要韩非是为了统一中国；而继续攻韩，也是为了统一中国，一举而两得，一箭而双雕。
　　韩非之死
　　秦王政渴望韩非能成为自己的智囊，更多地为秦国出谋划策。然而，这位动笔时文思如涌、文锋严峻、峭拔的韩非，在秦王面前却比较谨慎。这不仅因为他性格内向且有口吃的缺陷，主要的是他深知人主的“喉下有逆鳞”，一旦触动着就要遭受杀身之祸，他为此著有《说难》篇。一段时间过后，秦王政觉得韩非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为自己出谋划策，不免有些失望，也许是秦王政在拜读过韩非的大作之后，对他的期望值太大了。
　　韩非到秦后，“秦王悦之”，可是没有马上任用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显然，这同秦王政的用人政策有关。韩非在两件事情上使秦王政产生了不愉快。
　　第一件事是韩非谗害姚贾。当时姚贾正要出使四国，韩非在秦王面前讲姚贾的坏话，韩非说：“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战同策·秦策》)听了韩非的话，秦王险些免除姚贾出使四海的计谋。在姚贾据理申辩后，秦王才消除了怀疑，反过来，却对韩非的为人产生了怀疑。
　　第二件事，韩非给秦王的上书中提出“先攻赵而存韩”的主张。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秦王欲兼并天下必须采取先近后远的蚕食政策，根据这一方针，秦王主张首先灭掉韩国。因为韩国地处秦国东邻，不灭掉韩国，秦就无法东进。而韩非却多少从故国之情出发考虑问题，反对秦国首先灭韩，并力劝秦王放弃灭韩立场去加兵于赵。韩非的主张不能不使秦王产生疑心。
　　对于韩非的来到，秦王确实很是高兴。可碰上这两件事，秦王产生怀疑，因而没有马上任用韩非。正在此时，李斯、姚贾联合起来在秦王面前告状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史记·申不害韩非列传》)认为韩非这个人是韩国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如今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走他，一定要把他杀掉，不然，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听了李斯、姚贾的话，秦王从韩非入秦以来的所言所行看来，也得出同李、姚一样的结论：韩非乃韩国的宗室，其心是向着韩的，不如趁早杀掉以免后患。秦王下令将韩非投入牢狱。李斯本来对韩非有一种“嫉妒”心，于是趁此机会派人送毒药给韩非，令其自杀。韩非欲向秦王政表白清楚，可始终见不到秦王，只好饮药而死。
　　对于韩非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之死，有人认为李斯是罪魁。其理由有两：一是李斯有坚决杀掉韩非的动机：二是李斯逼死韩非的行为，即送上了毒药。所言有理，但不能怪罪于李斯一人。要说责任，秦王政、李斯、姚贾都有责任，而秦王政的责任为最，是秦王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牢狱的。这正是秦王政的多疑和误断，才使韩非饮恨而终。这也是秦王政作为专制帝王的局限性!
　　秦王之悔
　　韩非入秦，秦王是花了气力和代价的。将韩非下狱，他心里是难过的。为什么要将韩非下狱呢?秦王政自己也回答不清。
　　韩非是韩之诸公子，难道就断定他“为韩不为秦”吗?对于这一点，秦王是清楚的，李斯是楚国人，但照样尽忠秦国；姚贾是魏国人，但照样为秦国效忠；尉缭是魏国大梁人，但照样在自己身边掌握兵权。此时，秦王对李斯那陈词恳切的《谏逐客书》还记忆犹新：对于士不能采取“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办法。
　　韩非是反对秦国破坏四国联盟吗?看来根据不足，也许韩非不善言辩，当场没有据理申辩。据《战国策·秦策》记载，当姚贾被封为千户，并“以为上卿”时，“韩非短之”，在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有的论著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秦国破坏四国联盟的方针，韩非是持反对态度的。其实，这纯属臆测。韩非在这里并没有反对秦国破坏四国联盟的方针，他所反对的是姚贾其人，认为姚贾不是出使四国的人选。韩非的理由是：其一，姚贾其人在魏曾盗窃于梁，后至赵国游说，不为赵国所用，而被逐出。对于这样朝魏暮赵的人，不能不慎重考虑。其二，姚贾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已经三年了，花费了大量的珍珠重宝，并没有什么成效，“愿王察之”。
　　韩非所反对的不是秦王的大计方针，而是姚贾其人，对此，南朝宋人裴骃在《史记》集解中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秦王封姚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短之。”宋朝的姚宏，在其所注的《战国策》中也说韩非谮姚贾，而不是攻击秦王政的方针政策。
　　再看看韩非的著作，韩非对于秦国的强大是持赞扬的态度，希望秦王政统一六国，是满怀热情来到秦国。秦王对于韩非的到来，心里很高兴，韩非是心中有数的，可是他不仅没有被任用，反而被投入牢狱。韩非“愿望见大王”，当面陈词，可不得见，他把自己的想法详尽表述于《初见秦》中，一则乞秦王能任用，再则表明自己是忠心为秦的。
　　也许韩非的这篇绝笔，或者其他的文章又传到秦王的眼前，秦王醒悟了。司马迁说：“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史记·申不害韩非列传》)这可算是历史的误会了，而这样的误会，却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秦王政得知韩非死于狱中，痛失一位贤才，心中甚是悲哀，同时也对李斯、姚贾的陷害异己深为不满。然而，秦王政不想为一位已经死去的人再去惩罚活着的李斯、姚贾，自砍手足。在兼并天下的大业中，他还用得着李斯与姚贾，秦王政把对李、姚的不满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对韩非充满着无限的哀痛和思念。
　　秦王政把韩非的理论奉为至宝，终于在兼并战争中获得胜利，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韩非所提出的“超五帝、侔三王”的大秦帝国。
　　司马迁在《史记》书中，对于韩非之死颇有感慨，曾深情地写道：“申子(申不害)、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第三节 尉缭入秦
　　取消《逐客令》之后，秦王政仍然坚持接纳、重用客卿的秦国传统政策。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表现在他性格的多重性上。就拿秦王政来说，他在用人上有疑虑，有失误，但更多的是恰如其分地重用各国客卿。重用尉缭就是一个明证。
　　听从尉缭之策
　　尉缭，原称为缭，魏国大梁人，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来秦。此时，秦王政刚刚消除吕不韦、嫪毐集团，正要全力以赴攻打东方诸国的时候，尉缭来了，《尉缭子》书中有“梁惠王问尉缭”一语，因而有人认为《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尉缭是魏惠王时人，与秦王政时尉缭是两个人，时间相隔百年。事实上，秦王政手下的尉缭即是《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缭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谋求仕途，便向秦王政献计说：“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其意是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必能消灭东方各诸侯国，是毫无疑问的。但若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结果就很难预料了。尉缭向秦王政献策：要不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其联合之策，离间其内部关系。这样做，不用三十万金，就可收到兼并各国诸侯的效果，即谓“诸侯可尽”。
　　秦王政“从其计”，不仅在尉缭的面前表现得十分谦恭，而且让他享用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充分表示了对这位客卿的尊重。秦王政为什么对尉缭所提出的“离间计”如此重视呢?原因有三：
　　其一，合纵构成了对秦国的巨大威胁。当时的“三国攻秦”，“五国攻秦”，楚、魏、赵解邯郸之围等，都是合纵。秦国是害怕合纵的。公元前298年齐、韩、魏三国攻入函谷关，秦王为了“无危咸阳”被迫割地求和。贾谊描写合纵的威力是：“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过秦论·上》)这种威力一直延续到秦王政时代。
　　其二，从历史经验看，使用“离间计”确有成效，有一次，一群天下之士相聚于赵，策划合纵攻秦。范雎对秦王说，可以用金钱去分化他们。秦王即派范雎携五千金去收买，结果花费的钱还不到三千，“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战国策·秦策》)。在吕不韦辅政时也使用过“离间计”。公元前247年赵、魏、韩、楚、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五国军队在魏信陵君无忌的率领下向秦进攻，败秦将蒙骜于河外。秦军退回函谷关后，即派人以重金去魏国行反间，中伤信陵君，说：“公子在外十年，今又为将，诸侯听他指挥，天下只知道信陵君而不知道魏王了。”魏王果然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派别人代信陵君为将。这种计谋多次被使用，实践证明这是立竿见影的好计谋。
　　其三，朝臣众口一词：不惜重金施行离间计。顿弱劝秦王政不惜重金收买韩魏权臣。秦王政说：“恐怕拿不出这些钱。”顿弱提醒说：“天下不可能没有战事，只要发生战争，不是实行合纵就是出现连横。如果连横成功，那么秦王称帝；如果合纵成功，就是楚王称霸。若是秦王称帝，就能够让天下人恭恭敬敬地奉养。若是楚王称霸，就是大王有万镒金钱，也不能私自占有了。”秦王政听后连声赞善，“乃资万金”。(《战国策·秦策》)
　　姚贾也是在秦王政面前鼓吹以重金施离间计，他要求让其带一百辆车、金千斤，出使游说。尉缭是对六国施行离间计的策划者，而李斯则是具体执行者。秦王政对于尉缭“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史记·秦始皇本纪》)。
　　尉缭之军事思想
　　秦王政这样器重尉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尉缭是个杰出的军事家。现存的《尉缭子》一书就是由魏入秦的尉缭的著作。在宋代朝廷颁发的《武经七书》中，把《尉缭子》和《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唐李问对》并列为军事教科书。后来有人提出怀疑，如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说：“《尉缭子》未知果当时书本否。”明宋濂《诸子辨》认为：《尉缭子》“固后人依仿而托之者也”。清姚际《古今伪书考》把《尉缭子》当作伪书的“证据”。但是，近年在山东银雀山发掘的一号汉墓中出土了竹简《尉缭子》，其内容同现存的流传本基本一致。这不仅说明《尉缭子》的流传很广，而且有力证明《尉缭子》早在战国时就成书，并非后人伪造。
　　尉缭的军事思想，集中表现在《尉缭子》一书中。尉缭主张实行“诛暴乱禁不义”的原则。他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尉缭子·武议》)意为，军队所到之处，应该使农民不离开自己的田地，商人不离开自己的店铺，官吏不离开自己的官府。还认为军队每到一地，只要不侵害老百姓的利益，不耽误老百姓的农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则足以施天下”(《尉缭子·兵教下》)。由此可知，尉缭军事思想的根本点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尉缭子·兵教下》)，实现国家统一。这些思想正是适应了秦王政统一天下的需要。
　　尉缭在治军方面主张“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尉缭子·重刑令》)。他说，率领千人以上的将校，有作战打败仗，防守投降，擅离战地弃军逃跑的，就宣布为“国贼”。对这种人，要杀头抄家，取消他的官籍，挖掘他的祖墓，把尸骨放在大街上示众，男女亲属充为官奴。管带百人以上的军吏，有作战中打败仗，防守投降，擅离战地弃军逃跑的，就宣布为“军贼”。对这种人，要杀头抄家，男女亲属充为官奴。他还主张赏罚分明，敢赏敢罚，做到“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等等。(《尉缭子·武议》)这些严明的军纪为秦王政所赏识。尉缭所提出的各级军吏战败逃跑的惩处条令以及基层组织的连保制度等，后来就成了秦王政在统一战争中加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尉缭对秦国的贡献，除了向秦王所献的离间计策之外，还在于他所著的《尉缭子》一书。该书既是对秦国军事经验和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对秦国的军事实践曾起过指导作用；同时，它又是时代的产物，是吸收前辈和当时其他军事理论成果而写成的，因此是中国军事理论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尉缭子》一书共5卷24篇，即《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战攻》、《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从全书的内容看，前12篇论述作者的政治观和战争观，后12篇论述军令和军制。
　　在前12篇中，作者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如“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气实则斗，气夺则走”，以“庙胜”为“所以夺敌者五”之首(《战威》)。在《武议》篇，作者引用吴起论将：“将专主旗鼓耳。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尉缭子》一书的特色和精华，在于后12篇中的有关军事法规的部分。秦国是战国七雄中法制建设成就最高的国家，注重军事法规的建设。在军事法规建设中，其成就远远超过山东六国。
　　尉缭总结秦国军事法规建设所提出的有关军事理论，对于秦国的军事实践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该书后12篇所谈到的有关军事法规的理论有：
　　在军队编制与什伍连坐方面。《兵教上》谈到的伍长、什长、卒长、伯长、兵尉、裨将、大将七阶军官，同《商君书·境内》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在《伍制令》中提出了“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主张“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残”，以此来加强军纪，增强战斗力。
　　在军事训练方面，《兵教上》提出由伍长到大将逐级训练，使大军成为指挥如一、训练有素的部队，并说“自什长以上，至于裨将，有不若法者，则教者如犯法之罪”。
　　在军营管理方面，《分塞令》论述了军营营区的划分、警戒、禁令以及营区各级军官权限，其目的在于维持营区秩序和防止奸细潜入，是一部完整的军营管理法规。
　　在旗章号令方面，《经卒令》与《勤卒令》对旗章号令的使用和目的均有详细的规定，论述了金、鼓、铃、旗这四种指挥工具的用法和作用，并提出官长发现行列混乱而不加以制止，官长和违犯军纪的士兵同罪。
　　在军事指挥方面，《武议》对将帅职责的论述在前文已有引述。
　　在战场纪律方面，《将令》、《重刑令》、《束伍令》等篇，对战场上官兵所应遵守的纪律有很多严厉的规定，这些规定同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杂抄》中的有关军事法规是相一致的。
　　秦国在兼并六国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表明，秦王政对尉缭确实是“卒用其计”，他的计策和军事思想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任命尉缭为国尉
　　缭所提出的用重金贿赂各国重臣破坏“合纵”的离间计策，作为“远交近攻”路线的补充，使秦王政十分欣赏，于是以缭为客卿。
　　缭的计策被秦王政奉为至宝，因而对缭十分尊敬和亲近，优礼有加，令缭的衣服、饮食等级与其相同。秦王政在缭的面前所表现出的谦卑下士，使缭感到有些过分，甚至不近情理，令人不大舒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交往，缭越发预感到令人可怕，暗自想道：“秦王政其人，就相貌而言，他高鼻梁、长眼睛，胸部向前突起，犹如凶猛的挚鸟，声音犹如豺狼嚎叫，是一副少恩而虎狼居心的相貌。有这副相貌的人，得势前往往过分谦卑，一旦得志之后，便会像虎狼那样地轻易啖食于人。我本是布衣出身，然而自上次进言之后，他见我时却总是以身下我，颠倒君臣之礼。秦王政果能取得天下，天下的人都将沦为他的臣虏，不可久留在这里与他交游。”
　　想到这里，缭为避祸，便悄悄地离开馆舍，想要逃出秦国。然而，没等缭离开咸阳，秦王便发现缭想出走，立即派人四处寻找，终于把缭找了回来。秦王政见缭被找了回来，又惊又喜地向缭问道：“先生为何不告而辞，舍弃寡人而去?”
　　缭答：“深蒙大王厚恩，臣哪里敢不告而辞，刚才只是到市上闲游而已!”
　　缭见自己既被追回来，便称自己是上街闲走。他怎敢承认自己想逃亡!秦王政听了缭的回答，还是半信半疑，觉得缭不像是上街闲走，可又不能断定缭是要舍弃自己而逃亡，更不可能知道缭在心中的上述那一段暗自独白。
　　转念间秦王政猛省：自上次进言后，我对缭优礼有加，同衣同食，可并没有正式授他以官爵，莫非他会是因此而想离去么?想到这里，秦王政在心中责怪自己的疏忽，便当即对缭说：“先生不要为寡人派人寻你而产生疑心，寡人已决定任命您为国尉，正想告知于您，请您主管秦国的军事，望先生尽力辅佐寡人安定天下。”
　　秦王政虽然不真正了解缭出走的原因，但缭对秦王任命同尉一事的用意在心里却是一清二楚的。缭既然知道自己一时还难以离开，且又被任命为国尉，便只好暂时放弃离开秦王的念头，供职于秦王殿下。从此，人们便连同官职一道称他为“尉缭”。
　　尉缭对秦王政的批评是严厉的，也可以说是过分的。可是，当秦王政发觉尉缭有不辞而别的打算时，从统一大业出发没有责难他，也没有计较对方措词的尖锐，而是千方百计地将他留住，即谓“固止”，并进而委以“国尉”的重职，掌管全国的军队。这里“固止”的手段，不仅包括高官厚禄，而且还有真诚的热情。这也许是从他先辈那儿学来的。当初秦昭王“庭迎”范雎，并席地而坐请。为了表示尊重，秦昭王还长跪。这也可算是秦国的一个渴求贤才的好传统了。
　　客卿在秦统一六国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秦始皇在对待客卿问题上，有时表现得多所疑虑，有时表现为举棋不定的摇摆，但更多的是对客卿的信任、重用和破格提拔，对此也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第四节 顿弱入秦
　　顿弱，身世不详。在《战图策·秦策四》记载了他同秦王政的一席谈话。从“秦王欲见顿弱”及以下的一段记载来看，顿弱并非秦国人，而是由他国入秦的游说之士，其身份相当于宾客，与秦王政不存在君臣的关系。
　　不以大礼参拜
　　《战国策·秦策四》作了这样的记载，秦王政闻知顿弱的大名之后即想要召见他，同他讨论天下之形势，便派使者向顿弱转达这一意图。顿弱得知后，请使者向秦王政转达说：“我客居秦国，相见时不必向秦王大礼参拜。秦王如果允许我不用大礼参拜，我可以奉召进见大王，否则，我就不敢前往进见了。”
　　使者一字不漏地向秦王转达了顿弱的回话，秦王政觉得此人出语不凡，揣想其人定有奇谋妙计，故意出此难题来试探寡人是否诚心招贤纳谏。想到这里，秦王政便向使者说：“寡人答应他相见时不行参拜之礼。”
　　使者转告顿弱，顿弱便前往宫中见秦王。宾主落座后，顿弱大谈“名”与“实”：
　　“天下有其实，而无其名者，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有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知之乎?”其意谓，天下有有实利而无虚名的，有无实利而有虚名的，有既无虚名又无实利的。不知大王您知道不知道?
　　秦王政被顿弱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顿弱想要说些什么，便只好回答说：“弗知!”
　　顿弱献策
　　顿弱一听“弗知”，便肆无忌惮地继续说道：
　　“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此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乃是也已；立为万乘，无孝之名，以千里养，无孝之实。”其意谓，有其实而无其名者，那是商人，商人手不扶持农具而耕田，却拥有积粟之实，这就是有其实而无其名的人。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那是农夫。农夫在大地解冻后便从事耕种，于烈日之下赤膊锄草，无积粟之实，这就是无其实而有其名的人。至于无其名又无其实者，那便是国王。太子一旦立为万乘大国之君，至尊至贵，便无有孝敬双亲之名；母亲虽有千里之养地，却被您迁往异地，无有孝母之实。
　　秦王政此时刚刚平息嫪氏叛乱，一怒之下，将母亲从咸阳迁到雍都萯阳宫，并发誓今生母子永不相见。秦王政见顿弱借此大谈名实，拐弯抹角地把话题扯到自己的头上，还说自己无孝母之实，不由得“悖然而怒”。顿弱见自己的言语既已触到秦王的痛处，便临危不惧地立即切入正题。顿弱向秦王说：“山东战国有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其意谓，山东有六个强国，以大王之神威，不掩袭山东六国，却施之于母后，臣私下认为大王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足称道。
　　顿弱的寥寥数语，使秦王政认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人事是兼并天下。于是，秦王问道：“山东六国可以兼并吗?”
　　顿弱振振有词地说：“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就是说，六国之中，韩国地处天下的咽喉要冲，魏国是天下的胸腹重地。大王如能出资万金，听任臣下东游韩、魏之臣，把他们的将相之才搜罗到秦国来，那么，韩、魏的大臣就会顺从秦国。韩、魏从秦，则天下便可一统了!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在其编撰的《说苑》等著述中均有记载。
　　秦王一听要“万金”资游，显得有些为难，他回答：“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
　　听顿弱离间之谋
　　顿弱又抓住“万金难给”的思想进一步谏言：“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即王虽有万金弗得私也。”其意谓，天下的形势迟早总是会有变化的。从目前天下大势来看，非“合纵”便是“连横”。“连横”成功，则秦称帝于天下；“合纵”成功，则楚称霸于天下。如果秦称帝于天下，即天下诸侯皆以资财向秦朝贡；若是楚称霸于天下，到那时，大王虽有万金，却不得为您个人专有了!
　　秦王政闻听顿弱“万金弗得私”，顷时有悟，便点头称：“善。”
　　于是，秦王政出资“万金”，使顿弱东游韩、魏，使韩、魏将相入事于秦；北游于燕、赵，赵国名将因赵王中离间计而被杀；后来齐国又入朝于秦，此皆顿弱之谋也。
　　据载，顿弱在秦国并无“客卿”之头街，但秦王政以客卿之礼待之，虚心纳谏。事实表明，秦王政是客卿政策的忠实执行者。顿弱的计谋，同尉缭、李斯向秦王政的献策是一致的。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