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秦就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结束了战国几百年混战割据的局面，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秦王政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秦王政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统一六国，这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是为什么当时中国能够统一起来?二是为什么由秦王政来统一?
　　第一节 为什么当时中国能够统一起来
　　秦始皇统一中国，当然不能单纯从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身上去找原因。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既有其本身内部条件，也有其外部条件。各种条件的结合，就成为事物发展变化的依据。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首先，可从客观上的需要和客观上的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
　　统一的迫切需要
　　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给社会带来灾难。这种灾难是严重的。首先表现在对劳动者的大量屠杀。从春秋起到战国结束，国家经过五百年左右的战争动乱，特别是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孟子·梁惠王上》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哪里发生战争，哪里便是骸骨遍地。一些大的战役，死者往往是数以万计。如公元前317年，韩、赵、魏、燕、齐五国攻秦，秦打败韩、赵军，斩首八万余。公元前312年，秦败楚军，杀甲士八万。公元前307年，秦攻取韩宜阳，斩首六万。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赵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73年，秦将白起攻魏，杀魏卒十三万。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役，白起在长平一次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赵国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几乎被坑杀光了。
　　这些被屠杀的数字，还不包括战胜者秦国的士兵死亡数和山东六国相互间的残杀数。这些被屠杀的大都是壮年的男子，是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所以说，对劳动者大规模的屠杀，就是对生产最严重的破坏。要结束这种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孟子已清楚地认识到分裂混战对劳动力屠杀的严重性，他说这种分裂混战的局面必须“定于一”，而且指出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下》)
　　为了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攻战者的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各国的统治者常常用“火攻”或“水攻”作为制胜的重要手段。公元前454年，智伯攻赵的晋阳，决晋水灌晋阳城。公元前358年，楚
　　攻魏，决黄河水灌长垣。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灭魏时，也曾引黄河水灌大梁。在平时也是互相倾轧，“以邻国为壑”(《孟子·告子上》)，“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战国策·东周策》)，西周居上游，不给下游的东周放水。齐国的地势低，赵、魏的地势高，齐国在黄河筑起堤防，河水泛滥时为害赵、魏；赵、魏也筑堤防，河水泛滥时又为害齐国，此谓“雍防百川，各以为利”。在国家分裂割据的情况下，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人为造成的灾难，只有国家统一才能消除或者减少。
　　战国无休止的争战造成了鲜血成河、骷髅堆丘的惨烈景象。据《史记》的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究竟死了多少人?那是无法计算的。不过，孟子对当时有个概要的描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由此可以想见，战争所造成的惨景。梁启超据有关资料，又作了估算，他在《中国史上的人口统计》中说：战国时期“七雄交哄，所损士卒当二百万有奇矣!”当年的总人口才一千万人，仅士卒的死亡就占总人口的20％。
　　每一次战役，各国军队所到之处，“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墨子·非攻下》)在战争中，民众得到的是“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鬼神狐祥无所食，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的悲惨境遇。(《战国策·秦策》)战争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痛苦。刘向编辑的《战国策》还揭露说：“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分裂混战所带来的苦难无以复加了，民众迫切希望结束分裂和战争。我们从不抽象地反对战争，而且承认，正义的战争、进步的战争是加速社会进步的利器。但是，对于那种无休无止的分裂战争，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因为它从人和物两个方面破坏着社会生产力，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荀子在《王霸》篇说：“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这就是说，认为消除诸侯国的战祸，统一天下是广大民众共同的愿望。《吕氏春秋》不但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迫切需要，同时还明确地指出了“民之所走(归向)”是在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过程中“不可不察”的。
　　人们在战争的环境中苦熬着，他们渴望和平，企盼早日结束战争。《诗经》里有多首诗反映快快结束战争的强烈愿望。有战争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思念亲人的诗：“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守卫申国)。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诗经·扬之水》)有军属企盼亲人早日回归的诗：“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君子于役》)结束战争，复归一统，这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
　　统一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对于国家统一的客观上的需要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建筑在有实际可能性基础上的那种需要才是真正的正当的需要。如果单有统一客观需要而没有统一的客观可能性，即形成统一国家的条件，那么统一终究是不会成为事实的。在秦王政时代，不仅存在了统一国家的客观需要，而且形成了统一国家的客观条件。其客观条件至少可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经济交流的频繁
　　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的中后期，商业和交通达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各地区和各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已非常频繁。这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条件。据载，战国时期，长江、淮水、黄河已经贯通，南北水系都可以通舟楫。《史记·河渠书》有载：在内河交通方面，自荥阳引河水南流为鸿沟，与济、汝、淮、泗四水相会。中原地区的宋、郑、陈、蔡、齐等地都有舟楫可通。楚地西有汉水，东有邗沟贯通江淮，交通也很便利。吴越地区有松江、钱塘江、浦阳江贯通，内通邗沟，外通海上，还可以同北方的齐、魏，西方的秦、楚相通。陆上交通由于战争的频繁和商业的发展，也逐渐发达起来，各国都筑有大大小小的车道。当时的政治家、宣传家得以周游列国，皆赖于此。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
　　交通的便利和商品交换的频繁是互为因果的。商品交换需要畅通的交通，而畅通的交通又必然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商品流通的范围是相当广大的，南方可以购得北方的特产，北方可以购得南方的特产。在《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荀子在《王制》篇指出：“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结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这里说的是北海的走马吠犬，南海的羽毛象牙皮革丹青，东海鱼盐，西海的皮革文旄，中国市场上都能买到，这充分说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物产的交流已相当发达，形成了一个交通贸易网。应当指出，在历史发展中，中国这个版图也是不断发展的，到秦统一六国前后，荀子所说的北海、南海、东海、西海实际上都已属于中国国界内。所以说：“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龟，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四面八方的泽人与山人，农夫与工贾在经济上进行交流，如此通流财物，无有滞留之道，说明四海之内的联系已经很密切了。
　　就以秦国为例，当时从全国各地输入的特产就有千百种。李斯在秦统一中国前夕所写的《谏逐客书》巾就提到了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等，《吕氏春秋》提到的有丹山凤凰卵、洞庭湖的*(左鱼右尃)鱼、东海的鲕鱼、醴水的朱鳖鱼、雚水的鳐鱼、昆仑山的蘋菜、寿木的花果、阳华池的芸菜、云梦泽的水芹、具区泽的菁菜、阳朴的姜、招摇的桂、骆越的笋、大夏的盐、大泽的鸟卵、玄山的禾谷、不周山的小米、阳山的糜子、南海的黑黍、昆仑山的泉水、长江边的橘子、云梦畔的柚子、汉水旁的石耳等。这些特产，在秦国都可见到。这说明当时已形成了“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局面。商品经济如此发达，这可能在世界商业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政治往来的密切
　　随着经济交流的频繁，政治方面的往来也密切起来了，商人们从列肆贩卖，囤积居奇，到“周游天下”，在进行“贳贷行贾遍郡国”的远程贸易中，打破了各地域之间相互隔绝的状态，也传递了各国的政治消息。对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精到的描述。商人参政，这成为春秋战国时代的风尚。在当时条件下，这也是必然的。他们不参政，不进行政治上的沟通，不从政治上寻找后台，商业的发展就会成问题。所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沟通了各诸侯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沟通了相互间的政治思想联系。
　　这种密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政治家、思想家们周游列国。这些思想家、政治家都已经把自己看作是超乎诸侯国国界的中国人，他们生长的“祖国”，只是作为他们的籍贯时才提到，因而他们在各国之间奔走活动，丝毫没有到了“异国”的感觉。孟子是邹人，跟孔子一样，四处奔走，周游各国。在齐国答齐宣王问，答齐臣庄暴问；在梁国答梁惠王问，答梁襄王问；在宋国答宋臣戴不胜问，答宋大夫戴盈之问；在魏国答周霄问；在滕国答滕文公问；在鲁国答乐正子问；在邹国答邹穆公问。荀子是赵国人，他慕名到齐国稷下游学，“最为老师”，又到秦国进行考察，后回齐国从事教育活动。由于遭到谗言攻击，又离齐去楚国，在楚国作兰陵令，又遭谗言而回到赵国，后来，由于春申君一再邀请，又复返楚国，继续作兰陵令。各国的国君，对于来自别国的贤才人物，同本国的贤才人物一样加以重用，绝没有因为是“异国”人而加以排斥。因此，所谓“周游列国”云云，不过是在“中国”这个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奔走而已，与今天所说的“出国”是大不相同的。各国许多有名的政治家都不是本国人。秦国的商鞅、张仪、范雎是魏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国人；燕国的乐毅是魏国人；燕、赵的苏秦是周人；楚、魏的吴起是卫国人，他们都不是本国人，但都得到重用。这反映了战国时代存在用贤求强的趋势，也反映国与国的界限观念淡化的趋势。
　　其二，各国的政治制度逐渐接近。思想家、政治家来往的密切，使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得以交流，这势必影响于各国的君主，使各国的政治制度也就趋于一致。各国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在这个官僚机构中是以相和将为其首脑，各国地方行政组织是郡、县。郡、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控制在国君手里。各国所推行的制度是相近的，首先是对于官吏的任用，一般都已采用了俸禄制度。卫国用“盆”来计算，有千盆、五百盆等等级，齐、魏等国用“钟”来计算，如田骈在齐国有“訾养千钟”(《战国策·齐策四》)，又如魏文侯时魏成子官为相国，有“食禄千钟”(《史记·魏世家》。秦、燕等国用石、斗来计算，燕国有三百石以上俸禄的官。楚国用“担”来计算，有“禄万担”的官(《吕氏春秋·异宝》)。计算的单位虽然有所不同，但大都采用了俸禄制度。对于功臣的赏赐开始使用黄金货币，不再采用分封土地或赏田的办法。各国已建立了公文用“玺”(官印)和发兵用“符”(虎符)的制度。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在战国末期各国之间在政治制度上已趋于一致。
　　思想文化的交流
　　随着经济交流的频繁，政治联系的密切，思想文化的联系也得到加强，以至趋于统一。思想之趋于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必要条件。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诗》、《书》等典籍，为各国士人所习诵和称引。《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必称诗以喻其志。”他们或者是拿《诗》来作为进行国际交涉的辞令，或是拿它作为官僚士大夫间互相赞美、互相讽喻和规劝的工具。此时，外交辞令是很重要的，“不学诗”到了“无以言”的地步。《诗经》成了诸侯来往联系的共同文化语言。在诸侯国之间人员往来的最大的困难是语言。荀子在《荀子·儒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在《荀子·荣辱》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按荀子的意思是说，汉语中有的地域方言，即“居楚而楚”，“居越而越”，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超越地域方言的“雅言”，也就是当时通行地域较广的汉语共同语。《论语·述而》指出：“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诗》、《书》被看作当时的“雅言”。所以当时的思想家无不称引《诗》、《书》等典籍，这对于形成共同的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据研究，地下发掘出来的各国的青铜器，“无论是在北部的秦晋燕齐，在南部的徐楚吴越，其文法结构与文章条理，并没有什么不同。”(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齐鲁文字与楚国文字已基本相同。这些都说明战国后期各国在文化上的差异有了极大的缩小，这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为什么由秦王政来统一
　　中国迫切需要而且有可能统一起来，各个诸侯国都想首先以自己为中心实现统一，那么究竟由哪个国家来统一呢?这就由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了。
　　战国七雄秦占优势
　　韩国行吗?不行。《史记·韩世家》作了分析，认为在申不害相韩时，他的变法主张得到某些贯彻，曾使“诸侯不来侵韩”，但是未能得到坚决的贯彻，其成绩远不如魏、齐、秦等国的改革效果大。无怪乎韩国在三晋中以至于战国群雄中，始终处于弱小的地位。
　　赵国行吗?也不行。战国后期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就是赵国。著名大将廉颇、剧辛、李牧、庞煖等都英勇善战，屡抗强秦，堪称强劲。但是，赵王昏庸，压制人才，致使廉颇投奔了魏国，剧辛投降燕国，大大削弱了赵国的战斗力。
　　魏国行吗?也不行。魏国自任用李悝变法后开始强盛起来，成了诸侯惧畏的“大魏”，卫鞅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但是魏国不能任用贤才，这是致命的弱点。如商鞅、范雎等一大批贤才在魏国得不到重用，这就决定魏国不能争霸取胜。
　　燕国行吗?也不行。燕国在战国初期几乎默默无闻，到了燕王哙时，进行一些改革后才开始强盛起来，贤士纷纷投奔燕国，如乐毅从魏国来，剧辛从赵国来。燕将乐毅曾攻下齐国七十多城。后来，由于燕王腐败，兵少将弱，一直没能抵挡敌军的强大攻势。
　　齐国行吗?也不行。齐国是一个东方强国。秦、齐曾经相约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但是，齐国长期不搞军事，“不修攻战之备”，使整个齐国失去战斗力，致使敌军来犯，“民莫敢格者”。
　　楚国行吗?也不行。楚国占有几乎整个南部中国的广大领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地理条件看，应该说处于有利的地位。吴起在楚国变法，“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吴起列传》)。但是，楚国客观上社会制度比较落后，文明度不及中原地带，再加上楚国的宗室贵族势力太大，“宗室太重”、“封君太众”，吴起的变法时间很短，虽取得一些成果，但悼王一死，贵族反扑，变法实际上失败了，所谓“楚不用吴起而削乱”(《韩非子·问田》)。后来，像屈原这样的人也想振兴楚国，但终将未能挽回衰弱之势。
　　总之，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楚、齐、燕都无法在争霸中取胜，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在秦国，特别是落在秦王政的身上。因为秦国占着多方面的优势。
　　商鞅变法奠定的基础
　　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进行一番改革，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仅秦孝公本人存在某些顾虑，而且在臣僚中也有旧贵族的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是一股很有势力的保守力量，商鞅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商君书·更法》，《史记·商君列传》)商鞅认为前代的政教各有不同，该效法哪个古代呢?过去的帝王并不是走的同一条道路，该依哪个帝王的故礼旧法呢?治理天下不能只按照一个道理，为了国家的利益，就不一定要效法古代那一套。自然，违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受到非议，依循旧礼教的也就不值得赞扬了。商鞅针锋相对的批驳，使得甘、杜两人哑口无言，同时也启发了秦孝公：必须坚决支持商鞅的主张。当然，真正推动秦孝公起来变法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商鞅只是代表这样一种势力罢了。商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内容有：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按照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编定户籍，这样不仅国家直接掌握了全国的户口数，使税收等有了保障，而且便于相互监督。新法规定，有犯法而不报告的，十家都得受到连坐，处以腰斩；报告者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得赏，赐爵一级；隐藏罪犯，按投敌者处罚。
　　(二)奖励军功，严禁私斗。新法规定，凡为国家立有军功的，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私斗者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刑罚。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是奖励垦荒。新法规定，凡由耕织而生产粟帛多的人，则可免除自身的徭役；凡经营商业及怠惰而贫困的，要连其妻子儿女一同没入官府为奴。
　　(四)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重新确定爵位和等级。新法规定，必须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车服器用等的占有，贵族没有军功就不能取得较高的地位和特权。
　　新法公布后，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反对，以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一部分旧势力代表人物，就故意违犯法令，阻挠新法的推行，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就将公子虔处刑，将公孙贾黥面。对于非议变法的人，“迁之于边城”，对触犯法令的人处以酷刑。据说，一天就在咸阳附近的渭河边上杀死七百余人。结果，“秦人皆趋令”，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使新法得以顺利推行。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
　　(一)在全国普遍建立县制。新法规定，把原来的小乡邑加以合并，统一规划为三十一县(《史记·秦本纪》作四十一县，《商君列传》作三十一县)。每县设县令和县丞，县令是全县最高地方长官，县丞是县令的助手，直接由国君任免。
　　(二)“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按照土地多寡征收赋税。
　　(三)“平斗桶、权衡、丈尺”，统一度显衡，这样方便了税收和交换。现有“商鞅尺”、“商鞅量”，就是保存至今的绝好历史见证。
　　(四)焚诗书，制秦律。商鞅还根据李悝的《法经》，制定了秦国的法律。秦律的制定，是用法律的形式把他所实行的各种改革成果固定下来。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前后达一二十年，使秦国变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的富强国家，整个社会形成了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的局面。统一前夕，荀子曾到秦国去实地考察，他亲眼看到商鞅变法给秦国奠定了富强的基础。当时几乎所有的诸侯国都在实行变革，都希望从变革中寻找出路，但各国变法都在受阻情况下半途而废，唯有秦国进行得较为彻底，其成效也较大。
　　其一，“威强乎汤、武”，即认为秦国的兵威比汤、武还强。强在哪里呢? 荀子说：“汤、武也者，乃能使说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国举焉，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间，视可，司间，案欲剡其胫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仇人役也，此所谓威强乎汤、武也。”(《荀子·强国》)也就是说，当年汤、武的兵威只能役使拥护自己的人，如今秦国的兵威能够役使仇恨自己的人。
　　其二，“广大乎舜、禹”，即谓秦国的领土比舜、禹时占有的领土还广。广在哪里呢?荀子说：“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也就是说，过去许多君王统治天下，臣服诸侯，疆域都没有超过千里，现在秦国的领土大大超过了千里。
　　其三，“古之民”、“古之吏”，这里的“古”，不是真的说回到古代去，而是指社会风尚上的“古朴”，即谓社会和朝廷风气比较质朴。荀子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荀子·强国》)也就是说，经过商鞅变法，不仅使秦国朝廷的官风比较清廉，做到“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且大大改变了社会风气，做到“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其他六国，而且社会风气那样好，这是变法成功的重大标志。
　　“秦行商君法而富强”(《韩非子·和氏》)。正由于商鞅变法，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发展了封建经济，巩固了封建统治的秩序，奠定了富强的基础，从而使秦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正如汉代王充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
　　关中巴蜀的地理优势
　　秦国地处关中，能攻能守，且土地肥沃。郑国渠修成后，灌田四万余顷，农业生产有很快的发展。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仅关中一地的经济力量就占了优势。
　　秦灭巴、蜀之后，又得巴、蜀地理之优势。巴、蜀居于今天的四川盆地，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地盛产五谷、桑麻、鱼、盐、铜、铁、丹漆等，六畜有马、牛、羊、鸡、犬、豕。蜀地有璧、玉、金、银、铜、铁、犀、象、桑、漆、麻之饶，有山林泽渔之富，一年四季有各种蔬菜瓜果，巴、蜀“地称天府”。《汉书·地理志》、《史记·货殖列传》有不少关于天府富饶的记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说其他六国物产不丰富，而主要是没有把这些物产充分地开发出来，利用起来。
　　蜀与巴的关系不好。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苴侯，苴侯与巴王相好，蜀王对此甚为不满，发兵攻打，苴侯逃到巴，向秦国求救。这次蜀王和苴侯的战争就是秦国君臣们所议论的蜀有“桀纣之乱”。秦惠文王想趁机派兵伐蜀，但又为道险而犹豫。正在这时，韩国从东面向秦进攻，秦王又想先打韩国，待伐韩取胜之后再伐蜀。伐蜀虽是好机会，又恐怕韩国趁机攻秦，止当犹豫不决之际，张仪进谏秦王先伐韩。他说，先伐韩国影响大，可以“下兵三川”，耀兵中原，“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史记·张仪列传》)，这样便可一举而成王业。
　　大将司马错反驳说：“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兴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史记·张仪列传》)
　　司马错的看法是，要富国就要扩大土地，要强兵就要富民，要成王业就要广施恩德。如今秦国还是地狭民贫，蜀是西边戎翟的首领，现又有“桀纣之乱”，秦趁机发兵，容易取胜。得到巴、蜀的地方，秦国国土扩大多了，得到巴、蜀的财富，秦国军民富足多了。攻取巴、蜀，天下并不以为秦国暴，也不以为秦国贪。如今攻韩，劫天子，有不义之名。周，是天下的宗室；齐，是韩的友好国。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失三川，两国就会紧密联合。总之，伐周、韩对秦国是很大的危险。因此不如伐蜀为好，伐蜀成功则“富国”、“广地”、“强兵”三者俱来。“三资具备而王随之矣”。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方案，于公元前316年发兵伐蜀。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先祖，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这些史料都是很可靠的。
　　秦攻占巴、蜀可以看成是发动统一战争的一个整顿内部的必要措施!此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如修筑通往巴、蜀的栈道，大量移民进巴、蜀，兴修水利等。《史记·张仪列传》还说，秦国在蜀地“大船积粟”，讲的是秦灭巴蜀以后在蜀地进行军备训练，使秦国的军事力量得到极大的扩充。巴、蜀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高大险峻的秦岭山脉，把巴、蜀地区与秦本土分割开来。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想进入巴、蜀，确实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巴、蜀又是攻楚的绝好战略基地。秦国军队从蜀的中心地带乘船下，“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史记·张仪列传》)，可见秦占巴、蜀以后，对七国中的大国——楚国在军事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在此有利形势下，公元前308年，司马错带领十万军队，米六百万斛，从巴蜀乘船沿江而下，攻占了楚地黔中郡。
　　攻占巴、蜀对秦国统一中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不仅军事上处于十分有利地位，而且使得秦国“擅巴蜀之饶”(《史记·刺客列传》)。司马错对当时伐蜀和伐韩的利害的论述是正确的。正由于秦攻占巴、蜀以后，使其后方基地更加广大了，秦国的人力物力更加雄厚了。所以，司马迁说：“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史记·张仪列传》)唐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卷七十四曰：“秦昭王听田贵之议，以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造兴田万顷以上，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也。”宋人郭允蹈在《蜀鉴》中说：“(秦)灭六国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把秦灭六国仅仅归因于“得蜀”，显然说得过分了一点，但也应当说是一个重要条件!
　　任人唯贤的政策
　　战国时期养士之风十分盛行。著名的魏信陵君等四公子“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史记·信陵君列传》)。吕不韦任秦相后，“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招致宾客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又是着眼于秦的统一事业。司马迁在评论吕不韦这一措施时说：“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此话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既讲有利于国家统一，又讲有利于他本人的“并天下”。吕不韦自己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吕氏春秋》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又说：“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吕氏春秋·慎行论》)正由于这样的认识，吕不韦确实不拘一格地选用了一批贤能之士。李斯原为楚上蔡布衣，入秦之后，先为吕不韦的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史记·李斯列传》)。不久，李斯取得秦王的信任，当上了长史。当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李斯仍得到秦王的宠信，“拜斯为客卿”(《史记·李斯列传》)。又如年仅十二的少年甘罗，吕不韦也曾欣然让他去劝说张唐出使于燕。同时还亲自为之言于秦王，许其出使于赵，终于使“赵王立自割五城以广(秦)河间”(《史记·甘茂列传》)。甘罗的重用，说明吕不韦在用人方面执行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政策。这可以说是开了秦王政任人唯才的先河的。
　　秦王政亲理朝政后，坚持先王“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政策。刘向在论及秦统一六国的原因时说：“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而吞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战国策·序》)策者，谋也。这里的“听众人之策”，就是指秦王政能够用贤纳言，尤其注重广泛启用异国人才来为秦国服务。对此，宋人洪迈曾经指出：
　　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丹、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客斋随笔》卷二)
　　这里分析得相当透彻：以异国人为卿，六国有之，以客卿为相，六国也并非全无，但主持六国政事的，基本上不出宗族和国人，而秦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虽然也不乏宗族、国人执政，但它却敢于突破世卿制，唯才是举，大量启用东方各国人才，拜为客卿，并往往委以全权和重任。
　　秦王政对于文武客卿是相当重视的。当他发现尉缭这样一位军事人才时，便恭敬备至，“衣服食饮与缭同”(《史记·秦始皇本纪》)。缭认为秦王政这样的人“不可与久游”，怀疑对方并不信任他，还准备不辞而别。可是，秦王政千方百计地将他留住，并任命他掌管全国军队的国尉，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对方的信任。
　　当李信在灭楚之战失败时，秦王政马上认识到自己用人失误，立即赶到王翦家，亲自向王翦检讨说：“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王政在此动了感情：将军虽然有病，难道看到寡人为难而不管吗?王翦对于秦王政的恳求不予理睬，还是推辞有病，并说：“唯大王更择贤将。”《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王政认定王翦就是“贤将”，再三请求，直到王翦答应。王翦出征时，秦王政还亲自送到灞上。可见，秦王政是一直以统一大业为重的。为了国家的统一，就是向下属恳求也在所不惜。
　　听说顿弱是一位有才能的人，秦王政便想接见。前文已述，顿弱让人转告说：“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战国策·秦策》)其意说，大王允许我不施参拜之礼，即可见，不然，我就不见。这是一种蔑视秦王的口吻，也许是一种故意的揶揄，对秦王政是一种测试。秦王政听后并没有对此反感，反而欣然同意。接见时，顿弱含沙射影攻击秦王政是一个“无其名又无其实”的人，秦王听罢勃然大怒。秦王政有一个优点：脾气发过后，还是听取人家的意见。秦王政送给顿弱万镒金钱，派他到东部去游说韩、魏，使那里的将相到秦国去，又向北游说燕国、赵国，用反间计杀死李牧。《战国策·秦策》说：“齐王入朝，四国必从，顿子之说也。”
　　秦王政敢于纳谏，哪怕是尖刻的进谏也能听完。当秦王政镇压嫪毐以后，又囚禁了与嫪毐私通的太后，杀死太后所生之二子，并将为此事进谏的二十七人处死。此时，来自齐国的秦国客卿茅焦向秦王进谏：“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说苑·正谏》)这样冒死进谏，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对此，郭沫若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是“小说家的笔法”(《郭沫若文集》第十五卷，第406页)，不足为信。以上记载是否纯属虚构，暂且不去考证，可秦始皇被客卿进以尖刻的谏言而能忍得住，所显示大度而广纳贤才的胸怀，这在史书中却屡见不鲜。《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茅焦进谏秦王政的记载，语意虽然没有那样刻薄，然情况大体相同。秦王政还听取茅焦的部分意见，如“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还立茅焦为傅，又赏他上卿位。(《说苑》)
　　在秦王政面前竟有那么多人“敢犯龙鳞”，这是为什么?关键在于秦王政以国事为重。统一中国的雄心大志驱使他虚心求谏，诚意纳谏，以行“一统天下”之策。这一点，无疑受到荀子“一统天下”思想的影响。
　　魏人姚贾的进谏对秦王政执行“任人唯贤”的政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当秦王政知道姚贾出身微贱，父亲为看管城门之监门卒，姚贾本人在魏曾盗窃于大梁，后至赵国游说，不为赵国所用而被逐出。当秦王政知道姚的身世和经历而不想任用时，姚贾据理直谏：
　　其意是说，像历史上太公吕望，在齐国时曾是被老婆赶跑的男子汉，在朝歌时曾是连肉都卖不出去的宰猪夫，还是子良的逐臣。在棘津时连卖工夫都没有人雇用，然而周文王任用他却统一了天下。管仲，他是鄙人那地方的商贩，在南阳时隐身苟活，在鲁同时又是没有定罪的阶下囚，然而齐桓公任用他却称霸诸侯。百里奚，曾是虞国的乞丐，只用五张羊皮就能转手卖出去的人，然而秦穆公用他做相国，竟使西戎来朝跪拜。晋文公也任用过中山大盗，却在城濮打了胜仗。这四个人都有让人羞辱过，都为世人所看不起，然而英明的君主却任用了他们，知道可以用他们建立功业。假使像卞随、务光、申屠狄这样的人，君主哪里能任用他们呢!因此英明的君主虽然不取其污行，不听其谬论，却考虑那些能为己所用的地方。所以说可以使国家千秋万代的计谋，即使外面有人毁谤也决不听从；即使有超出人世的名声，如果没有建立尺寸之功也不赏赐。因此群臣没有谁敢不建功劳就去向君王乞求奖赏的。这番话中包含有辩证地看待人才、不苛求于人、用人用其所长等积极的思想。秦王政听了姚贾一番话深感有道理，并委以重任。秦王政的这些做法正是对秦国一贯执行的“任人唯贤”政策的进一步发挥。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一支猛虎领导的由绵羊组成的军队能够打败一支由绵羊领导的老虎组成的军队。此话说明军事将领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秦王政拥有一批人才，尤其一批将帅，他们在统一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功授爵与赏罚必当的措施
　　实行爵级制度，是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强调指出：“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商鞅书·农战》)“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史记·商君列传》)吕不韦继续了这一传统的制度，他主张“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吕氏春秋·怀宠》)。
　　秦王政为了鼓励将士参加统一战争的积极性，提高将士的战斗力，严格推行了秦国的军功爵制。《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比较完整地记载了秦代的二十级军功爵制，兹照录于下：
　　爵一级曰公士(师古曰：言有爵命异于士卒，故称公士也)，二上造(师古曰：造，成也，言有成命于上也)，三簪袅(师古曰：以组带马曰袅，簪袅者，言饰此马也)，四不更(师古曰：言不豫更卒之事也)，五大夫(师古曰：列位从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师古曰：加官公者示稍尊也)，八公乘(师古曰：言其能乘公家之车也)，九五大夫(师古曰：大夫之尊也)，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师古曰：庶长言为众列之长也)，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师古曰：更言主领更卒，部其役使也)，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师古曰：言皆主上造之士也。按大上造，又称大良造)，十七驷车庶长(师古曰：又更尊也)，十九关内侯(师古曰：言有侯号，而居京畿无国邑也)，二十彻侯(师古曰：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按后避汉武帝讳改为通侯、列侯)，皆秦制，以赏功劳。
　　把军功分为二十级，分得是那样细致，为的是使论功行赏能够符合实际，这也反映了军功制度的完备。《汉书·百官公卿表》对军功爵的级别、爵称记得很具体，师古注又作了补充说明，最后又说是“皆秦制，以赏功劳”。但是，这里没有明确说这个秦制究竟是商鞅变法时新建立的秦制，还是在商鞅变法后逐渐形成而在秦统一后确立的秦制。有的论著认为“商鞅变法时，对军功爵制的改革虽然是一项主要内容，但二十级军功爵制却不是商鞅变法时确定下来的，而是在以后逐步形成的，很可能是在秦统一六国后才固定下来的制度”。(朱绍侯：《秦军功爵制简论》，《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二十级军功爵制是“在秦统一六国后才固定下来的制度”，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不足的。持此说者自己也不敢用肯定的句式来表达。其实，二十级军功爵制早在商鞅变法时就确定下来了。对此，《秦会要订补》的作者徐复根据《左传》、《墨子》等书中提到过“不更”、“五大夫”等爵名，得出结论说：“据此，则秦爵二十级，有承自前朝者，而有袭用山东诸侯旧名，至商君佐孝公为定制耳。”(《秦会要订补》卷十五《职官下》)徐复的意见明确了两点：第一，秦制二十级军功爵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第二，秦制二十级军功爵到了商鞅变法时已经成为“定制”。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坚持按军功奖励升进。秦王政任尉缭“以为国尉”。《正义》曰：“若汉太尉，大将军之比也。”这就是说，秦王政坚持和发展了商鞅变法以来的军功爵制。具体规定有：
　　(一)对士兵有功者的赏赐：“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其意是，士兵能够获得敌国甲士一颗首级，就赏赐他爵位一级，给他田地一顷，给他住宅九亩，给他“庶子”一人，可以做军队或衙门中的官吏。
　　(二)对将官有战功者的赏赐：“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商君书·境内)其意是，打一次大胜仗，大官可以赐爵位三级。高级军爵，还要“赐虏”、“赐邑”、“赐税”。
　　(三)国君的宗族没有军功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不能享受宗族的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四)打仗时，五个人注在一个册上，编成一伍。五个人中有一个人逃跑，就加刑于其余四个人；如果四个人有人能够获得一颗敌人首级，就恢复他的身份。五个人设置一个“屯长”，一百个人设置一个“将”。在战争的时候，“百将”和“屯长”没有获得敌人的首级，就杀死他。
　　我们不能把秦王政的赏罚分明说得那样完满。但是，从史料看，他的确是破除了原先的那套特权制度，推行着一种近乎“军功面前人人平等”的方针和政策。不管这种方针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要打多大的折扣，但它的提出、推行和坚持，无论如何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庶民对政治上提高身份、经济上改变地位是欢迎的，他们具有强烈的翻身要求。《韩非子·诡使》篇说：“民之急名，甚其求利也。如此，则士之饥饿乏绝者，焉得无岩居苦身以争名于天下哉?”庶民对军功爵之所以感兴趣，关键就在于能使他们得到看得见的利益。秦国的军功爵制不仅有“斩一甲首，赐爵一级”的规定，而且有严酷的法律规定为后盾，这就使秦国人“非斗无由也”(《汉书·地理志》)。这样，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就得到充分发挥。
　　秦国军队之所以拼死作战，这是军功爵制的作用。正由于秦王政深刻体会到它的好处，所以，当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他又急着推行民爵制。
　　远交近攻和反间的谋略
　　远交近攻和反间的谋略，在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战争往往通过政治手段来进行。秦王政的统一战争也不例外。秦灭六国，是中国“大一统”这一政治要求的体现，而在整个统一战争中，又到处可以看到政治手段的应用。没有政治手段，单靠武装力量，要想获胜，或获胜以后要想巩固胜利，都是不可能的。
　　在秦王政即位以前以及吕不韦掌权的一段时间内，秦国跟六国虽然进行了许多年战争，可是由于战略方针不十分明确，今天和这国打，明天和那国打，有时同时和几个国家作战，因此，统一战争进行得很不顺利。
　　秦王政亲掌大权以后，采取了李斯的“先取韩以恐他国”的政治方针，这是“远交近攻”策略的具体化。“远交近攻”的策略是范雎所提。为什么要采用这个策略，范雎曾作过深刻的分析。范雎对秦昭王说，大王的国家，北面有甘泉和谷口，南面横着泾水和渭水，右面有陇山和蜀地，左面有函谷关和崤山，兵车千辆，精兵百万。以秦兵的勇悍，车马的众多，去对抗诸侯，犹如驱使猎狗去追逐跛脚的野兔，秦国的称霸事业肯定成功。如今反要闭关自守竟不敢出兵攻打崤山以东诸侯，这都是因为穰侯为国谋划不肯尽忠，并且大王的计划也有失误的地方。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指出，大王计有误。
　　失误在哪里呢?范雎说：“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藉贼兵而赍盗食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则天下莫能害。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战国策·秦策》)这就是说，过去越过韩、魏去攻打强大的齐国，这个计划不对。这是因为少量的出兵不能损伤齐国，大量出兵反倒要伤害自己。越过别人的国家去攻打敌国，就会重蹈齐国失败之路，这是借刀给贼、送粮给盗的蠢办法。应该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这样，得到一寸土地就是王的一寸土地，得到一尺土地就是王的一尺土地。如今舍近攻远不是荒谬吗?现在韩、魏两国地处诸侯中间，是天下的枢纽。秦王要想造成霸业必定先要靠近韩、魏，并且把它作为取得天下的跳板，以此威胁楚、赵两国。
　　范雎又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 (《史记·范雎列传》)这就是说，秦、韩两国的地形，好像纹绣一样相互交错。秦国有韩国在旁边，犹如树上生长着蛀虫，人的病进入心腹。天下若发生事变，成为秦国大祸患的，没有谁比韩国更厉害的了。这就是秦王政采纳李斯“先取韩以恐他国”策略的根据。秦王政是深信“远交近攻”这个谋略的。因为这一策略体现了军事上稳住远方，逐步推进的方针。当韩非入秦后，秦王政本来十分高兴的，可是当韩非劝秦王先攻赵，心中便产生疑惑。此时，李斯、姚贾向秦王进谗言说：韩非乃韩国的宗室，其心是向着韩的，不如趁早杀掉以免后患。秦王政为了执行他那深信不疑的谋略，便将韩非下狱。
　　秦王政在实行“远交近攻”谋略的同时施行了尉缭策划的离间计。其方法是“离其君臣之计”，即暗中派谋士带着金玉财宝去游说六国的豪臣名士，能用财宝收买者则收买结交，如果收买不动则派人刺杀，然后再派良将出兵进攻。反间计这种政治手段，作为战争的补充手段，在秦统一全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秦王政还专门派姚贾带一百辆车，金千斤，替秦出使游说，拆散了燕、赵、吴、楚四国抗秦联盟。在灭赵过程中，秦派人用重金贿赂赵国权臣郭开，收掉了善战的大将李牧、司马尚的兵权。在灭齐过程中，秦又派人用财物收买了齐王宠臣后胜，使其放弃了抵抗准备。可以这样说，在整个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政多次采用尉缭的“离间”计而取得了胜利。
　　统一乃是中国之大势。在久经战乱之后，民众要求统一，各大国的统治者向往统一，但究竟鹿死谁手?这就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决定了。秦国在七雄中，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再加上秦王政的雄才大略，这就使之成为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真正实现者。
　　“续六世之余烈”
　　千百年来，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原因作了种种的分析，前文已述有诸多因素，但有一条是极为重要的，即贾谊指出的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贾谊《过秦论》)。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乃是一种历史运动的延续，贾谊把它称之为“续六世之余烈”。所谓“六世”，即秦始皇的六个先君：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六君之中，孝文、庄襄“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贾谊《过秦论》)，主要的根基还是在前四位君主时创立的。对于这段历史过程，杨宽在《战国史》作了这样的概括：“秦国自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国力逐渐富强，收复了部分过去失守的河西地。接着秦惠王用张仪为相、司马错等人为将，向东北取得魏的河西、上郡，向东取得陕，控制了黄河天险和崤函要塞，向西南灭了巴、蜀，向西北夺取了义渠二十五城，向东南攻取了楚的汉中。随后秦武王又派甘茂攻取韩的大县宜阳，以通中原三川地区。后来秦昭王任用魏冉为相、白起为将，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迫使魏国献出河东四百里地、韩国献出武遂二百里地。等到五国合纵，燕将乐毅攻破齐国，秦、齐两国对峙的局面便被打破，从此秦便成为唯一的强国。其后秦不但向东取得原来属于宋国的中原最富庶城市陶邑及其附近地区，还向西南攻取了楚的黔中，向南攻取了楚的国都郢，并迫使韩、魏献出南阳，同时又向西北全部灭亡了义渠。”
　　事实上，秦始皇继承的不仅是不断扩展的秦国版图，更重要的是强大的国力。一次，赵国平阳君赵豹对赵孝成王分析赵、秦力量的对比，他说：“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战国策·赵策一》)赵豹的话虽然不多，但是他从经济、军事、政治三方面看到了秦国所拥有的潜力和实力。在经济上，秦国拥有关中、巴蜀、汉中等天下闻名的沃野资源，又从三晋招来了大量劳动力，大力推广牛耕，使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后来居上，大大超过了东方。(《商君书·徕民》)秦国又通过渭水、黄河漕运，将关中的大量物资运往关东，保证了前线军需的供应；在军事上，采取了奖励军功的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长期的对外征战，秦国的军事机器能有效地、正常地运转。政治上“令严政行”，办事效率高，具备了空前的政治活力。
　　秦国国力之强盛，在发现的秦“东陵”宏大雄伟的工程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据《史记》等记载，秦“东陵”位于陕西芷阳，埋有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祖父孝文王、曾祖父昭王以及他们的夫人、公子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西南8公里外的骊山南麓发现了“东陵”陵园区。陵园区占地面积达24平方公里以上。整个陵区围以大型沟堑，沟堑位于地下深6至7米，上口宽10米左右，构造十分奇特、肃穆、可怖。沟堑之内，就是“陵城”。城内建筑分地上、地下两部分。考古发掘报道称其“工程巨大，结构神秘，文物丰富”。在陵园区已找到了4座相毗邻的陵园，规模都很大。其中的秦王一号陵园，东西长约4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在一号陵园里发现了两座并列的坐西朝东、大小形制相近的大墓。内一号墓墓室顶部长58米，宽57米，面积3306平方米。墓深25米。其东西两墓道总长163米，南北两墓道总长70米。墓道大端宽达30米至34米，小端宽12至13.5米。该一号墓的墓室顶部面积、墓深、总体积均超过我国所发掘的最大墓——秦公一号大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陵”区一号陵园里发现的这两座大墓都是大型四面斜坡墓道式的墓葬，考古学上称为“亚”字形墓。先秦时期四面斜坡墓道象征帝王居住的四面开门的营殿，表示眼观四方，耳听八隅，属于最高礼制的待遇，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子”死后才能享用(参见《光明日报》1987年12月9日报道)。秦“东陵”的巨大规模和“天子”级墓葬结构表明，到秦始皇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时期，秦国确如汉代人所说，“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秦国已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实力和气魄。
　　如果说，秦始皇是在建造一座统一大厦的话，那么，秦国自孝公以来的长达120多年的努力，就是在为这统一大厦奠定基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连连征战和东进，恰如长长的奠基式，为秦始皇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大贡献，唐代诗人李白有公正的评价，他在《古风·秦王扫六合》写道：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
　　署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芾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其意是说，秦王政以虎视龙卷之威势，扫荡、统一了战乱的中原六国。天子之剑一挥舞，漫天浮云消逝，各国的富贵诸侯尽数迁徙到咸阳。所谓大命天与，宏图大略驾驭群雄。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函谷关的大门向东面大开，天下太平了。会稽岭刻石记下丰功伟绩，驰骋琅琊台瞭望大海，何处是仙岛蓬莱?又派七十万刑徒在骊山下修建陵墓，劳民又伤财啊!还奢望神仙赐予长生不老之药，实在是徒然心计!用大海船入海，以连发的弓箭射杀山一样大的鲸鱼，旨在清除所谓的妖怪。那鲸鱼多么大啊，额头就有山丘那么大，呼吸时所扬起的波浪势如云声如雷。鱼刺一张开，连青天都看不见，有其在海里，又怎能到蓬莱去?徐芾用楼船载三千童男童女去寻仙药，至今没有回来!看看骊山脚下的深土里，金棺盛的只是秦始皇冰冷的骨灰。
　　其实，此为有感而发的咏史诗，他有感于唐玄宗和秦始皇颇相类似，都曾励精图治，尔后又变得骄侈无度，最后迷信方士妄求长生。全诗有夸张、想象，但更有史实与激情。诗中尽管讽刺了秦王嬴政骄奢淫侈及妄想长生的荒唐行为，也许诗中的主旨在于说明历史的嘲弄是多么无情啊，但从诗中生动艺术描写的字字句句里，表达了诗人对秦王嬴政统一业绩的充分肯定。战国末期，秦国最强，其他六国听从苏秦的计谋合纵，简称“六合”。所谓秦王扫六合就是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诗中不言平定四海，而说“扫”空“六合”，这就张扬了秦王嬴政之赫赫声威。再用“虎视”形容，更觉勃勃雄姿。诗中的“明断”、“英断”也好，“雄图”、“天启”、“大略”也好，尽把赞美政治家的最好词语用上了。再说，诗中写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采取的巩固政权两大措施：一是收集天下民间兵器，熔铸为十二金人，消除反抗力量，二是出巡宣传，在琅琊台、会稽山等处刻石颂秦功德，为维护统一作广泛的舆论宣传。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