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政治的高度统一，必然要求经济、文化上的统一与之相适应。为了巩固秦王朝的统一局面，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统一的措施。他所推行的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措施，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经济文化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政治上统一局面的稳定。
　　第一节 统一货币
　　秦统一中国以后，各地原来流行的不同形制货币，显然不利于商品的交换，不利于赋税的征收，归根到底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秦始皇首先下令统一全国的货币。
　　废除旧币
　　秦统一中国以前，货币非常复杂，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都不相同，计算单位也很不一致。如齐、燕等国主要使用刀形的刀币；魏、韩、赵等国主要是流通铲形的鎛币(又叫布币)；楚国使用郢爰和形若海贝的蚁鼻钱；秦和魏、赵的黄河两岸地区都使用圆钱。形状不一，大小各异，轻重不同，就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货币也不完全一致，比如在赵国使用布币，而刀币和圆钱也同时流通，这就使货币混乱，换算复杂。这给经济交流带来的妨碍进一步凸显出来。秦始皇为了统一各国货币，他下令废除原在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这些被废的旧币有：
　　刀币。形状像刀，据古钱学者们研究，它是由商周时期的铜削演变而来。
　　蚁鼻钱。它形若海贝。
　　郢爰，又称印子金。它是用金铸成两端凹入的长方形，正面用铜印钤成小方格，格内通常印有“郢爰”的钱文。
　　行半两钱
　　废除原在秦以外通行的六国刀币、蚁鼻钱以及郢爱等，一律使用秦半两钱。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由此可知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的主要措施是两条。
　　一、黄金以镒为单位，钱以半两为单位，谓之“半两”钱，这是统一后代替旧货的主要货币。
　　二、旧币一律废除，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一律不作货币流通。
　　秦在统一前就使用这种方孔圆钱。统一全国后，秦始皇以这种钱为基础向全国颁发，但不像某些论著所说的那样，秦始皇“复行钱”是把原来的圆形方孔钱推广全国。《史记》有载：“惠王二年，初行钱。”(《史记·秦本纪》)“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史记·六国表》)这里的“复行钱”并非照搬原来的钱版，而是重新改铸的新钱。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指出：“有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之法令。三十七年之行钱，实非复也，特统一钱之制度耳。其名称虽仍袭秦之旧，其形制则从仿自璧瑗之圜钱，盖以此为最便利也。于是贝锾属，钱鎛属，刀属等形制之币皆废，圆周方孔，遂成中国制钱之定式焉。”
　　司马迁在《史记》中视“中一国之币为三等”，但在更多的场合只讲了两等，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以铜质的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不少论著据此把“三等”修改为二等。今据《云梦秦简·金布律》有“布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钱十一当一布，……贾市居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之条看来，布，也为一币，这样就同《史记》的“三等”之说相吻合了。由此看来，最主要的还是前面提到的上币和下币两等，“布”可能只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统一铸造
　　要使货币真正统一，使货币的形状、重量、规格真正一致，就非得由国家统一铸造不可。统一后的所颁布的新货币是有一定规格的，如秦钱半两，径寸二分，重十二铢(《古今注》)，对那些“重一两十二铢”、“重十二铢”、“两甾”、“重一两十四铢”、“重一两十三铢”等旧钱，都得重新改铸。为了保证货币的统一，秦王朝有令：货币的铸造权归政府，私人不得铸造。《秦律问答》有载：“[爰]书：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熔]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熔]，来诣之。”秦政府对于私铸钱者是严加制裁的。
　　铸造权归国家所有，并非说地方政府不能铸造。秦王朝考虑到地方之大，交通不便，允许郡县地方政府按国家的标准设计进行铸造，并印上铸造地方的名字。宋人陆友仁在京师时就得到秦分天下为郡县时所铸的货币，他说：“先秦货币，篆文奇古，多铸地名。余在京师得数十品，曰屯留，曰安邑全货，曰平阳，曰高阳，曰安阳者甚多，其文有不可尽识者。”这种在各郡县铸造的货币上铸上地名，实际上也是为了加强统一管理，一旦发现有不符合规格的，可以及时查处。
　　统一货币后，克服了过去商品流通使用和换算货币的困难，使货币在全国范围内更好地起到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的作用。这给当时各地商品交换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就大大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发展。秦朝首创的方孔圆形钱币的形式，由于使用方便，在中国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
　　第二节 统一度量衡
　　度量衡是商品交换的工具，又同赋税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统一度、量、衡制度是秦始皇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最初的度、量、衡制度，是在社会发生第二次劳动大分工，特别是第三次劳动大分工，即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以后，在各地区分别产生的，这些比较原始状态的度量衡自然会有五花八门的不同计数单位。随着经济活动频繁，特别是商业交换关系的发展，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内的度量衡单位就会逐步完整和统一起来。但是，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又阻碍了度、量、衡的进一步完整和统一。
　　统一度量衡的必要
　　战国时期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度量衡的制度也各不相同，不仅名称五花八门，单位和进位制度也各不相同。以量制来看，秦国以升、斗、桶(斛)为单位，齐国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赵国以升、斗(镒)为单位，魏国以半斤、斗、钟为单位。同样名称的斗，量值则完全不同，秦国一斗约合2010毫升，赵国一斗约合2114毫升，魏国一斗约合7140毫升。以衡制来看，也是相当不一的。斤以下单位，秦国有两和铢，楚、魏则有锊(锾)。斤以上单位，秦国有钧、石；楚、魏则有镒。进位也不一样。秦国以升、斗、桶为十进位，齐国以升、豆、区、釜为五进位，釜和钟却又是十进位。这种不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是与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上的割据局面相适应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政治上的统一和度量衡制度的不统一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度量衡制度的不统一，必将影响秦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商贸活动，同时也不便于国家赋税征收的统一计量。比如，秦始皇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命令全国的地主和自耕农向政府登记占有的土地数量，重新丈量土地，交纳赋税，政府就承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丈量土地、交纳赋税，这都得有一个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再比如，统一六国后，划全国官爵为二十等，按照等级发放粮饷。为了防止官吏贪污舞弊，保证这一俸禄制度的实施，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把统一度量衡作为落实农战政策的一项措施。商鞅平斗桶，权衡丈尺，在当时秦国的范围内统一了度量衡制度，改变了度量衡标准，并且还铸造了标准度量衡器，当时一升合今0.2升，一尺约合今0.23米。现存的商鞅方升便是当时商鞅所制定的标准衡器。上面刻有铭文：“十八年，齐*(外辶里率)(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重泉。”其意是，秦孝公十八年，也就是齐国派遣卿大夫多人来秦国访问这一年，十二月乙酉这一天，国相兼将军的商鞅，把容器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定为一升，作为标准量器，发给重泉这个地方。与各国的量值相比，经商鞅改革以后的秦量值进位比较合理。所以，秦始皇决定把商鞅在秦国所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到全国。
　　统一度量衡的内容
　　秦始皇在统一货币的同时，也统一度量衡。根据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实物的测量，可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主要内容有：
　　(一)以秦国原来的度量衡为基础，制定了新的度量衡制度，废除六国的旧度量衡。
　　(二)新的度和量都以十进位。度的单位有寸、尺、丈、引，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量的单位有合、升、斗、桶(斛)，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桶(斛)；衡制规定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三)官府制作统一的度量衡器发至全国，以作为标准器。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度量衡的标准已较为整齐划一了。所以，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制定新的度量衡制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颁发诏书，并把此诏书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器上。其诏书全文是：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
　　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
　　大意是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完全兼并了天下诸侯，黎民百姓得到安宁。立称号叫“皇帝”，于是命令丞相隗状、王绾把度量衡混乱不清的，都明确统一起来。此铭文多是加刻在秦统一中国以前使用的标准器上面，如商鞅方升底部就加刻有上列铭文。1964年在西安市出土的公元前244年“高奴禾石铜权”也加刻有上列铭文及秦二世时的铭文。当然在统一后新制作的标准器上更刻上上述的铭文了。带有秦始皇诏书的量器和衡器，除了在陕西的西安、咸阳、礼泉、宝鸡和甘肃的秦安等秦国旧地曾发现很多外，又在山东的邹城和诸城东南一带等齐国故地，江苏的盱眙等楚国故地，河南禹县等韩国故地，山西的右玉、左云等赵国故地以及燕长城线上的辽宁赤峰等地出土过。这些都表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实际上是以法令形式肯定了秦国原有制度，并向全国推行。
　　统一度量衡的保障
　　为了有效地统一全国度量衡，划一器具，秦始皇采取了如下几种措施：
　　第一，定期检查。下令铸造大量各种量值的标准量器。与此同时，还继续推行度量衡定期检查制度，规定“仲春之月，一度量，平权衡，齐斗桶”。这就是说，每年二月，对全国度量衡器进行定期检定，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现存有始皇斗、始皇三升量、始皇升半量、始皇二升半量、始皇方升，经测定，秦始皇方升与商鞅方升相比较，其量值误差不到百分之一。这种定期的检查是统一度量衡的制度保障。
　　第二，大作宣传。使“歉疑者，皆明壹之”，即让天下人都知道并掌握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这里说的“明壹之”，内涵十分丰富，主要是指通过宣传教育，使人们明白统一度量衡的好处。秦始皇在外出巡游之时，也大力宣传统一度量衡制度的重要性，曾在琅琊刻石小写道：“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说，凡日月所照之地，坐船乘车的人，全都按照法令来统一度量衡和文字。
　　第三，绳之以法。以法律来保证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准确推行，规定度量衡不正者要处罚。今出土《秦律》中的《效律》则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甬(桶)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赀一盾。斗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赀一盾。半石不正，八两以上；钧不正，四两以上；斤不正，三铢以上；半斗不正，少半升以上；参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二十分升一以上；黄金衡赢(累)不正，半铢以上，赀各一盾。”这些规定强化了对不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办事的人的惩处，对全体民众都是一种有力的约束，以法规的形式有力确保了统一度量衡制的准确推行。
　　秦代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措施是有力的，而且它的制度比较合理，比较简单易行。因此，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各种度、量、衡单位的数值，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很多变化，但各种基本单位及其相互的比值等制度都长期继续了下来，而且基本保持着全国范围的统一。这也是秦始皇对国家统一事业的一大贡献。
　　第三节 统一文字
　　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秦始皇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就必须统一文字。秦始皇统一文字，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的字体，对我国文化、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代隶书的出现和通行，可以说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变为今体的里程碑。
　　国家统一呼唤文字统一
　　文字是表达语言的书面形式，是人类交往的一种工具。中国的文字早在六千年以前就被人们创造了出来，并广泛被使用。它的功用，是把当时当地的语言记录下来，传给生活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人们。社会生活的日益繁复，人们总是不断地创造反映新的生活内容的新词，也不断地创造新字；同时，为了书写的便利，又总是不断地简化原有的字，这种群众性自然发展趋势形成了文字的某些混乱和歧异。战国时代，随着掌握文字的阶层逐渐扩大，使用文字的范围也比过去更广，再加上政治上的分割和地区间的自然方音，列国往往创造出一些新的字体。在秦统一以前，字体结构没有统一规定，汉字形体非常紊乱，随时都在演变。这种演变，表现了两个特点：一是简化，一是形声化。文字的简化，是由于人们的各种活动日益复杂，语言内容逐渐丰富，从而要求记录语言的文字必须便于使用。形声化是指字体的构造由形符和声符两种符号组成的复体字，既能表示字的意义，又能标明字的读音。这类字便于识读。由于文字演变往往经过多次反复，各地变化也不完全一致，同一个字所采用的声符、形符互有很大差异，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造成了先秦时代的文字异形，一字多体。
　　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刻画文字，就是中国原始的汉字。〔商代后期的遗物甲骨文以及商、西周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又叫“金文”)〕春秋战国以后，由于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文字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全国各地的文字有很大的分歧，“文字异形”；加之长期的混战，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对文字应用缺乏管理，社会用字相当混乱，出现了不同方音的假借字和不同字形的简笔字。我们只要看看战国时代铜器、陶器上的铭刻，玺印上的文字，铜币上的铭文，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帛书和竹简上的文字，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同样一个字，往往有多种不同写法，甚至一国之内，也有不同写法。就以“马”字为例，在齐国有三种写法：“*、*、*；在楚国也有两种写法：*、*；在燕国也有两种写法：*、*；在三晋也有两种写法：*、*。文字的混乱和分歧，不但妨碍秦王朝政令的推行，而且不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因此，在全国统一后，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化就成为势在必行的大事。
　　秦国在统一前使用的文字与六国文字不同，称为“小篆”，或称“秦篆”，小篆是大篆演化而来。小篆的形体比大篆更加整齐和定形化，不仅线条简单、均匀，而且改变了大篆的繁复写法，减少了许多异体字。如：
　　车
　　大篆 *
　　小篆 車
　　由此可见，大篆比小篆难写、难认。由大篆到小篆是很大的进步。六国的文字同篆文比较起来更显得难以识别，实际上是很落后的文字。我们只要注意战国时代铜器、陶器上的铭刻，玺印上的文字，铜币上的铭文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帛书和竹简上的文字，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秦始皇的“书同文字”，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的说法，大抵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废除各国古文，推行由李斯等人根据籀文改定的秦篆。李斯、赵高、胡毋敬曾分别用秦篆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书，作为推行秦篆的课本。这些字体与秦以前的古文相比较，具有如下特点：
　　一、确定了各种偏旁符号的形体。战国古文的偏旁形体紊乱，没有固定形式。秦篆把各种符号都规定为一定的形体，这就为汉字定形打下很好基础。
　　二、确定了每个偏旁符号在字体中的位置。先秦古文不仅偏旁形体不固定，位置也不固定，左右上下可以随意颠倒。例如金偏旁符号，可以写在字体的左侧，也可以写在右侧，可以写在字体的上部，也可写在字体的下部，还可以写在字体的中间，带有极大的随意性。秦篆则一律确定在左侧，个别的写在下部。
　　三、每字所采用的偏旁固定为一种，不能用其他符号代替。秦篆在定形的基础上，又把每个字书写的笔数确定下来。
　　秦篆所规定的这些原则，也是现行汉字遵守的原则。秦篆虽然已淘汰，但它所创立的一些形体结构原则一直沿袭下来，使汉字形体走向定形。
　　统一文字的措施
　　在商周时期，中国的文字本来是统一的，现在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可以作为佐证。但是，后来诸侯国的长期割据，使各国在文字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变异，同一文字形成了不同的写法，即“文字异形”。
　　文字的混乱和分歧，不但妨碍政令的推行，而且影响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即进行了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化工作。
　　(一)宣布秦小篆为统一书体，罢“不与秦文合者”。
　　(二)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书体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既是儿童初学的识字课本，又是推行小篆标准的文字范本。
　　(三)为了便于书写，允许民间使用更加简便的新书体，此为隶书，即把小篆的弧线笔画改为直线笔画。
　　(四)各种偏旁形体统一，每个字所用偏旁固定为一种，不用别种代替，不得随便移动。
　　秦始皇身体力行推行统一的小篆。他巡游各地制作的刻石都尽力注意统一书体的标准化。李斯是个有名的篆书家，各地所刻石相传都出于他的手笔，留传至今者有《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以及峄山、会稽两刻石的摹本等。
　　秦宣布秦小篆为统一书体，为什么又允许“隶书”的使用呢?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隶书是比小篆更加简便的新书体。在文字结构上，初期隶书和小篆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也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化的字体。这种字体也可以说是秦小篆简化和发展的结果。
　　其次，隶书把小篆的弧线笔画改为直线笔画，结构平整，书写方便，为民间所乐用。正如《说文解字·序》所言：“初有隶书，以趋约易。”“隶书”是广大群众“约定俗成”的结果，秦始皇对隶书的认可和推行，是符合文字不断革新的潮流。
　　隶书书写简便，不仅在民间流行，就是秦王朝颁发的文件也大都使用隶书，像云梦秦简这样的法律文书也是用“隶书”写成的。到了西汉初年，隶书已在全国通用。今天我们所用的楷体，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隶书同小篆并用，既说明民众的力量，也表明秦始皇的明智。秦始皇原令秦小篆为统一书体，罢“不与秦文合者”，但看到隶书的简便以及民众乐于使用的趋势，他乐意承认它，让其同小篆并用，这反映了秦始皇在文字使用上的现实主义态度。
　　秦始皇统一文字，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用的字体，这完全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对于我国两千多年来汉语书面语言的统一，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文化古籍的保存和流传，尤其是对于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幅员辽阔，在秦之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文字发展有演变，但文字却始终是相对统一的，而文字的统一对经济、政治的统一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统一文字的功臣
　　秦代统一文字，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的字体。这些字体是谁创造的呢?《说文解字·序》说：“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说“隶书”由于“官狱职务繁”需要“约易”而产生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一般说广大民众创造了文字，这没有错。但笼统这样说是不够的。大凡做事，总有具体的人在干的。创制文字也是这样，这里介绍几位统一文字的功臣。
　　李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采用李斯的建议进行“书同文”改革，并命令李斯等以秦国流行的文字为基础整理出一套“秦篆”，也叫“小篆”。李斯还作《仓颉篇》，并用小篆书写，作为标准文字的范本。留传至今的秦小篆有秦始皇巡行各地时李斯手书的刻石(《泰山刻石》残存九字，《琅琊刻石》残存八十六字，及峄山、会稽刻石的摹本)。
　　赵高。秦始皇曾令赵高作《爰历篇》，并用小篆书写，作为标准文字的范本。
　　王次仲。他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王次仲隐居庸山中，不为禄仕，但却关心秦代的文字改革。他上书秦始皇，要求使用民间流行的隶书。秦始皇得到次仲书非常高兴，曾遣使三召，次仲皆辞不至。秦始皇便下令根据次仲的隶书进行整理。这种“隶书”比小篆更简便。
　　程邈。字元岑，秦下杜(今陕西西安南)人。他把民间的书写体加以搜集和整理呈报给秦始皇，受到奖励，从此隶书就被广泛采用了。这种隶书字体笔画直线方折，结构平整，书写方便。因此，除了一些庄重、重要的诏书用正规的秦篆书写外，一般的公文则用隶书来写。
　　当然，统一文字的最大功臣应该是秦始皇。上面这些功臣，或受始皇的支持，或受始皇的信托。文字改革所以能畅行无阻，真正支撑全国文字改革大势的显然是秦始皇本人了。
　　回答若干问题
　　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有的论著持否定态度，认为秦始皇和战国诸侯一样，“对中国文字的发展并没有特殊的功罪可言”。(谭世保：《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对其论点作如下辩解：
　　其一，“非一人之力”说，认为文字的形体的同异演变绝不是某一个时期的政权分合所能决定的，更不是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此说的根据是，王国维也说过这样的话。王国维确实说过：“凡既有文字之国，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者。”(《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史籀篇证序》)但是，王国维并未因此而否定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的作用。他指出，秦始皇和李斯等人是统一中国文字的功臣。的确是这样，文字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为群众所创造，而为群众所使用，这是异形字大量涌现的原因。如此众多的异形字，显然要有具体的个人去整理，并以政权的力量加以约束，才能统一起来，不然文字的发展就相当混乱。所以，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即命令李斯等以秦国流行的文字为基础继理出一“套“秦篆”，也叫“小篆”，作为法定标准文字。为了推行统一的秦小篆书体，秦始皇令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分别用小篆书写，作为标准文字的范本。同时，秦始皇又命狱吏程邈把民间长期流传的书写体搜集整理成隶书。这些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当个人作为与历史本身的要求相吻合时，就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秦始皇的统一文字，不只与政治统一的形势是一致的，而且也符合民众书写方便的要求，因此，可以说他统一文字是功在千秋的伟业。
　　其二，“非首要措施”说，认为当时的文字异形现象并不构成文化交流的障碍，所以，消灭这种文字异形的任务绝不会在灭六国后就立即提出并成为秦始皇巩固统一的首要措施。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战国时代，由于长期分裂割据，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上也各搞一套，字体奇形怪状，据说，“嘉”字竟有百多种写法，“敢”字有九十多种写法，这么众多的异形字，弄得文字体形紊乱不堪，使人无法认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战国诸侯“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里讲得很明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深感文字的混乱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便着手统一中国的文字。有的说，“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吕不韦集中了来自天下各国的门客，写了本二十多万字的《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市门，请‘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充分说明当时士人能读各国之书是不成问题的。”(谭世保：《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这里说明了汉字虽然各地读音不尽相同，字形字义却基本一致，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秦统一以前汉字形体的紊乱，更不能说明当时的异形义字没有构成对文化交流所造成的障碍。就拿《吕氏春秋》来说，可能来自各地的诸侯游士宾客能读懂，因为他们处于当时的文化高层次，而广大的官吏，广大的民众就不能读懂。而文字真正的生命在于民众能使用。秦始皇使用秦篆和隶书，正是着眼于使更多的人能懂、能用这一点上的。
　　其二，“异形字未灭”说，认为战国时期的文字异形情况在秦代继续存在，这种异形字未灭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文字没有而且根本不可能受到秦政府的约束和禁止。这种说法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秦始皇没有进行文字改革的工作。战国时期的文字异形情况，的确在秦代继续还存在。如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在不同的官制器物上就有过半的字异形。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文字的发展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能受到一次禁令而绝灭某一种字形。许慎等文字家在汉代隶体字已十分普及的基础上对各种字体分门别类地进行过标准化的加工整理，但是直到六朝时代，战国时期的异形省笔字还继续有人使用。所以说，不能因为战国时期的文字异形情况在秦代还存在而否定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的事实和作用。而且秦代究竟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要在那么短的年月里使文字统一贯穿于各地，那未免要求过高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郭沫若指出：“秦始皇帝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又说：“民间所流行的书法逼得上层的统治者不能不屈尊就教，是草篆的冲击力把正规的篆书冲下了舞台，而形成为隶书的时代。秦始皇的杰出处就是在顺应了历史潮流，他跟着时代的进步而一同进步了。”(《古代文字的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郭沫若的评述是十分公允的。在我国古代大规模统一文字上，秦始皇应该是立首功者。
　　正确估价三大统一，看来必须把它们放在秦始皇的整个统一事业中去分析。秦始皇的统一大业以政治统一为前提，军事统一为后盾，而这里说的三大统一，即经济和文化的统一，是统一事业的基础。三大统一，在当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对后世，也是功德无量的。特别是统一文字，它对民族思想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秦始皇。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