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为了维持秦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开支、满足秦始皇等少数统治者的穷奢极欲，秦始皇以国家政权的名义向全国民众榨取沉重的赋税，征发无休止的徭役。尤其是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多次对外用兵，大规模修筑阿房宫和营造骊山墓，使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无谓地受到消耗，更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汉书·贾山传》说：“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这就是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滥发徭役，横征暴敛早已代替原来固定的有限度的赋税、徭役制度。
　　第一节 重租苛赋
　　秦始皇向全国民众征发无休止的徭役外，还索取沉重的赋税。
　　田租二十倍于古
　　秦自商鞅变法后，所实行的是定额租制。因为年有丰歉，地有等差，人有勤惰巧拙，即或是质量相等的地片，其产量也会因人因时而异。所以，实行定额租制，有利于鼓励田耕者。《商君书·垦令》篇说：“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所谓“訾粟而税”，并不是如某些论著所说的单纯的分成计征。它应类同于“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贡”法。由国家按照一定估产和比率统一规定一个固定租额，这就是“上壹”。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是实行着定额租制的。《文献通考·田赋考》：“始皇三十一年，始令黔自实田以定赋。”其祖率多少呢?众说纷纭，各执一端。
　　有的说：秦代的田租率是“什五税一”。其主要根据是《汉书·货殖列传》上的一条材料：“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持“什五税一”论者解释说：所谓“岁率户二百”，即每年每户大致上交纳田租二百钱，用“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谷价“石三十钱”计算，“什五税一”，租粟为六石六斗强，恰好是二百钱。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秦始皇没有封君列侯的定制，何来“岁率户二百”?王翦就曾对秦始皇说过：“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史记·王翦列传》)秦始皇没有封君列侯的定制，当然不好广而推之，说秦普遍实行“什五税一”的田租。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说：“汉兴……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可见“什五而税一”是汉初的租率。汉初的“轻田租”，是和秦代相比较而言的，说明秦代的田租比汉代重，租率高于“什五税一”，那么高到多少呢?
　　有的认为秦代的田租率是“什一之税”。其主要根据是荀悦的《汉纪》说：“古者，什一之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人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荀悦是东汉人，他所说的“古者”，那是指先秦时期。《通典·食货》说：“夏之贡，殷之助，周之籍，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地数未盈，其税必备。”这里明确指出秦代同先秦的期的租率是不一样的。战国时期大体上是实行什一之税。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汉书·食货志》)墨子说：“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墨子·过辞》)李悝所说的“什一之税”，就是墨子说的“常征”，也就是战国时期普遍实行的租率标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则国家军费开支的增大，二则秦官僚机构的扩大，三则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任意挥霍、享受的需要。这笔巨大费用的开支，显然是从农民身上榨取来的。提高田租率是增加财源的重要方面，增加到多少呢?笔者认为增加到五分取其一。董仲舒认为秦代之租赋高于古代二十倍，他说：“至秦……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那么古之租率多少呢?荀悦的《汉纪》说：“古者，什一之税，以天下之中正也。”陈守实对此作过考证，他认为，古者即先秦时期也实行过“百一而税”(据笔者1962年春课堂笔记)，据此，百一之税乘以二十倍，所得的租率便是百分之二十，即五分取其一。当然，这也是一个约数，而且对秦始皇来说，征税也可能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初要轻些，回来就逐步加重到“二十倍于古”的严重地步了。
　　头会箕敛
　　秦始皇为了扩大财源，不仅把着眼点放在田租，而从还将着眼点放在各种赋税的征收上，这就出现了“头会箕敛”的苛赋。所谓“头会”，即按人头数出赋，也就是人头税，用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说明其征收数量之多。服虔在解释“头会箕敛”时说：“吏到其家，人人头数出谷，以箕敛之。”(《汉书·陈余传》)《淮南子·氾论训》高诱注：“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秘(税)，箕赋，似箕然，敛民财多取意也。”秦始皇时代的赋税究竟有多少，实在无法计算。根据文献记载略可知一二。
　　户赋，是秦代的重要财政收入。户赋的征收，系以户为单位。《史记·商君列传》载：“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可见秦代鼓励“分异”，家富子壮则出分，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多征户赋。户赋额是多少?据《后汉书·南蛮传》说：秦惠王并巴中，令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秦简《金布律》说：“钱十一当一布”，“布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为“一布”。照此折价，八丈二尺的长度可折为32.75布，折合360.25钱。当然，这里的折价有不恰当之处。若再加上鸡羽，每户的户赋额当在四百钱上下。这是边区的情况，内地肯定不会低于这个定额的。
　　除出户赋之外，还要出口赋。口赋是计口而征，这是人头税。所谓“渭水不洗，口赋起”，便是指人们一出生就得交口赋。《淮南子·氾论训》说：“秦之时，……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这就是说所征的赋税，都归于少府，供皇帝享用。秦口赋定额是多少?秦律透露出一个大概。《效律》云：“人户马牛，一以上为大误。”《法律答问》云：“人户、马牛，及诸货财直(值)过六百六十钱为大误。”计会人员误缺一户，其价值与统计货财差错六百六十钱同等，大概是因为短差一户即可匿一户数口之赋。据此可知，一户之口赋当在六百六十钱。若以五口之家计，每年当在一百二十钱左右。
　　这样看来，户赋为四百钱，口赋为一百二十钱，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仅赋就得缴千钱。这同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的记载相吻合。
　　第二节 繁重徭役
　　除了税赋之外，当时的徭役和兵役也是极其繁重的。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其中《秦律十八种》和《秦律杂抄》中的《徭律》、《戍律》、《傅律》都是当时关于征发徭役和兵役的法律。
　　严密傅籍制
　　秦赋重于租，徭役又远远重于租赋。所以，秦始皇对户口的控制大大超过了对土地的控制。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即设有专门的《傅律》，规定有关“傅”的各项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仍然继承这种制度。其目的是，除了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外，还在于保证众多的赋税和役使对象。
　　《秦律杂抄》指出：“匿敖童及占*(外疒里夅)(癃)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从这条《傅律》可以看出秦傅籍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自生下之日起即著名籍，死后削籍，即除名。
　　(二)设立专门的役册，为傅籍。登载着照法定标准应役者的名姓。
　　(三)著名籍与傅籍皆由乡官控制。
　　(四)“百姓不当老”而请老，或当老而不向上级请示即擅自免老，这叫“酢伪”。“酢伪”者首罚本人，再及伍人。
　　对户籍的控制表现出两个特点：
　　其一严密性，即规定得相当具体。在《商君书·境内》篇说：“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去强》篇说：“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规定出生后就得登记，死亡就得除籍，男子到了年龄，就得分家立户，未经官府批准，不得自由迁徙，外出者，要持“符”之类的凭证。否则，就成为“阑户”，即脱籍逃户的人。一项项规定得很具体，很严密。这一方面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上的进步，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民众，盘剥民众。
　　其二残酷性，即用连坐法来进行钳制。《史记·商君列传》说：“令民为什五，而相牧司连坐。”秦始皇沿用了商鞅之法，对居民严加控制，规定不得擅迁、逃亡、匿户，否则就要严加追究，甚至“不告奸者腰斩”。
　　如此规定，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为了保证其赋役的征调。
　　更役之无期
　　称徭役为“更”，早在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就已如此。《左传》裁：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晋伐秦，“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为女父”。杜注曰：“不更，秦爵。”何以用“不更”命名呢?《汉书·百官公卿表序》颜师古注曰：“不更，谓不豫更卒之事。”就是说，徭役为“更”，免役者则称为“不更”。《汉书·食货志(上)》引董仲舒曰：“至秦则不然，……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按照董氏的说法，秦民应役者每年要服一月更役，一生要做两年正卒。就徭役种类讲，有更卒、正卒之分。正卒又分屯戍与力役。
　　更役。“更”是以月为单位，而且是每年服一个月。《徭律》上规定是服一个月的更役，但是，实际上的负担往往不止一个月。照《徭律》说，各类徭役工程皆“令结(嫴)堵卒岁”，否则“令县复兴徒为之，而勿计为徭”。这就是说，工程若在岁内坏败，必须反工，而反工的时间不计在徭役日数内，这算是一种惩罚。又如规定：“度攻(功)，……其不审，以律论度者，而以其实为徭役计。”一项工程估工不实，提前或超期若干天完成，但不得提前退役，要按实际劳作日数为徭徒计服役账。
　　徭役征调急促，督责苛严。《徭律》又云：“御中发征，令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按照这个规定，凡被征调去服役的人，必须按期到达，不得迟到或不去。否则要受到斥骂或罚军甲的处分。其中“令弗行”者，相当于误了该次徭役的全部时间，其惩罚是“赀二甲”；误期三日到五日，止于斥责；误期六日到十日，其惩罚是“赀一盾”；超过十天者，“赀二甲”。
　　服役是“以其实为徭徒计”的。照此规定，服役者在途中赶路时间不得计徭，而更役者，往往是“御中发征”，即地方向朝廷送发，这样一来，服役者的服役时间便大大延长了。
　　更役，是从事非军事性的各种徭役。举凡中央地方的土木石工程都得干，如修城、挖渠、筑路、营墓、建苑囿、造宫室以及供地方官府与食封贵族差遣所需要的大量役夫。
　　戍役之苦重
　　不少秦汉史研究者把秦代的兵役与徭役当作一回事。徭役与兵役虽然在本质上有共同之处，但并非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在秦统治者看来，两者也是有区别的，如出土《秦律》把有关徭役的规定，称为《徭律》，另外，又把有关屯戍之役的规定，名之曰《戍规》。如果屯戍之役与一般的徭役毫无差别，则《徭律》与《戍律》的区分就为多余的和毫无意义的了!西汉人严安言及秦始皇连年用兵时说：弄得“丁男被甲，丁女转输”。(《汉书·严安传》)前者显然是戍役，后者则为徭役。而一般男丁则往往既要服兵役，又要服徭役，承受双重的负担。戍役为苦役之首。秦始皇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同民众的实际利益相对立，戍卒用量日益增大，名堂也五花八门。宿卫宫殿者称为“徒卒”、“卫卒”，地方尚有“材士”，“县卒”，皆军事编制，属军事性质。
　　材官骑士。《汉书·刑法志》说：“踵秦制而置材官于郡国。”周勃在秦末常为“材官引强”。秦二世元年，曾“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一屯卫咸阳，令教射，……”(《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官骑士服役于地方。
　　卫卒。卫卒的主要任务就是守卫京师、宿卫宫殿，如同近代中央近卫军。卫卒的服役年限为一年。嫪毐作乱时所发的叛军就是“卫卒”。
　　戍卒。戍役的期限原是一年的，这个制度遭到秦始皇的破坏。在统一战争中，随着战事的发展，动员兵力广，持续时间长，因而戍役穷年累月，逾时超岁、旷日持久之役甚多，在这种情况下，军兴是无所谓常役的。《战国策·秦策》载有人对秦王说：“王又举甲而攻魏，……又休甲息众三年而后复之。”对于原来所动员之甲士三年之后复用之，这正反映了秦之现役军人是无所谓期限的。
　　役者的钱、衣等生活用品也得自己负担。据《云梦睡虎地四号墓木牍释义》载，当时有一个叫黑夫的，他服役以后，向家里写信说：“遗黑夫钱，毋操夏衣来。今书节(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禅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城反久，伤未可智(知)也，愿母遗黑夫用勿少。”同黑夫一起的一个伙伴，也在家信中写道：“……钱衣，愿母幸遗钱五、六百，*(左纟右咅)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用垣柏钱矣，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文物》1976年第9期)这两封信的主要内容都是役者向家里要钱、要衣。这不仅反映了役者的负担之重，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役期很长。就是因为服役时间长了，所带的钱、衣等不够用，才会急着向家中要。戍卒者既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还要自备钱和衣服，这无疑是服役者及其家庭的沉重负担。戍役是秦徭役中最苦者，正如冯去疾所说秦末百姓所苦的五大徭役便以戍役居首。陈胜也说过：“戍死者固十六七。”晁错指出：“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在服戍役中，贫病，吃穿不周，又要参加频繁的战事，使士兵的伤亡十分严重。
　　发闾左之戍
　　沉重的徭役，还有戍防的兵役已使民力枯竭，于是又采用“谪发”的办法，谪发有罪的官吏，逃亡的罪犯、赘婿、商人。到了秦二世时，罪犯、奴隶、商贾都已“谪发”完了，只好把住在闾左的贫苦农民也作为谪发对象。《史记·陈涉世家》说：“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索隐云：“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秦时复除者居闾左。今力役凡在闾左者尽发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而发之者也。”在《廿二史札记》有“发闾左之戍”的叙述。《汉书·食货志》注：“应劭曰：‘秦时以谪发之名谪戍，先发史有过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发，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戍者曹辈尽，复入闾取其左发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师古曰：‘闾，里门也，言居在里门之左者一切发之。此闾左之释，应最得之。’”这就是说，秦末将居于里门之左的贫苦人民都征去服役了。这实际上除了少量中高层统治者外，广大的人民都被投入了服役的行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秦始皇滥用民力，征发了繁重的徭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载：
　　秦始皇三十二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
　　秦始皇三十三年，平定南越，以谪遣戍，发五十万人守五岭。
　　秦始皇三十四年，筑长城及南越地，北筑长城四十余万人。
　　秦始皇三十五年，“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
　　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征发徭役就超过两百万。而当时的实际人口大约只有二千万，而成年居民最多只有四五百万，这样算来，单征发徭役就把全国广大人民的至少半数动员了起来。这里不包括修全国驰道、筑阿房宫以外的其他宫殿以及兴修水利工程的人数。征发这么多的劳动力，从哪里来?当然只有贫苦农民。那些缴纳不起沉重赋税的贫民，就立刻沦为罪犯刑徒。像秦陵西侧赵背户村发现的秦代修陵人的刑徒墓地，据出土墓志记载，不少修陵人是因为“居赀”(即交纳不了赋税)罪来服苦刑赎罪的。
　　其二，官吏富家纷纷避役，征役对象势必加在贫苦农民身上。秦王朝实行普遍征役制，凡编户齐民皆有限役的义务。可是秦的法律又是保护官吏和富豪的，如出土秦律规定贵族子弟有特权避役远战；官吏可得复除徭役，于是富家串通官吏“匿敖童”而“弗役使”；军爵、拜爵者在“不更”范围之内。这些措施更是把广大劳动民众逼得走投无路，最后逼上官逼民反的道路。
　　第三节 暴敛三证
　　陈胜起义后，李斯等人在分析起义原因时说：“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赋税大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秦末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繁重的赋役。究竟大到怎样的程度?文献有不少记载，如：“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二十倍于古”、十五岁“始傅”、“收泰半之赋”等。
　　力役三十倍于古
　　这是董仲舒说的。《汉书·食货志》有这么一段话：“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
　　董仲舒谓秦的徭役是古者的“三十倍”。这符合实际吗?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征调民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往返千里，长期赴役，加上古代交通不便，途程遥远，其役期的时间无形中被延长。秦王朝为了保证徭役的征发，还寻找种种借口“勿计为徭”的手段来延长役夫的服役时间。正如前面说到的，徭役的时间实际上是无限期的，这样就必然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
　　秦简《徭律》规定：“兴徒以邑中之红(功)者，令结(嫴)堵卒岁。未兴堵坏，司空将红(功)及君子主堵者有辠(罪)，令其徒复垣之，勿计为徭。”“县葆禁苑、公马牛苑，兴徒以斩垣离散及补缮之，辄以效苑吏，苑吏循之。未卒岁或坏*(左阝右夬)缺)，令县复兴徒为之，而勿计为徭。”这“不计为徭”，那“不计为徭”，服役时间就大大超过原来的规定。所以说，董仲舒针对秦末沉重的徭役负担作出“三十倍于古”的结论是有根据的。
　　还可以从实际服役数来计算。据《王制》说，古者“用民之力，不过三日”，“五十不从力政(征)”。《盐铁论》说古者“二十冠而成人”。那么，古民一生服役的役龄期是三十年，每年三天，合计为九十天。而秦代，从十五岁开始役，六十岁老免。一生服役的役龄期为四十五年，其中，每年一个月的更卒，一生共为一千三百五十天，正卒七百二十天，屯戍三百六十天，合计为一生二千四百三十天。古制与秦制相比，则2430天：90天=27：1。此外，加上各种繁多的“法外之徭”，秦末的徭役基本上接近“三十倍于古”的概数。当然，这有个发展过程，这种“三十倍于古”的状况，是秦始皇后期的状况，前期应当说要好些，不然怎么理解前期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呢?
　　据记载，从事修建骊山陵和阿房宫就征用七十万人，守五岭者五十万人，筑长城约五十万人，防匈奴兵三十万，加上修驰道、搞运输等其他杂役，总数达三百多万人。如果按照古者“用民之力，不过三日”，那是无法维持秦始皇所兴的工程的。只有按董仲舒“力役三十倍于古”的说法即每人每年服事三个月，才能征到三百万以上的役夫。
　　十五岁始傅
　　何谓“傅”?颜师古说：“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汉书·高祖纪》)“始傅”，就是开始登记服役的意思。几岁开始登记服役呢?最早回答的是孟康和如淳。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内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疲)瘾。”(《史记·项羽本纪》集解)过去认为二十岁、二十三岁为“始傅”年龄的说法皆来源于孟康、如淳。这是以汉制来附会秦制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自秦简出土，又产生了“十七周岁”说。此说是从秦简《编年纪》推算出来的。这也是靠不住的。笔者认为秦代的“始博”年龄，应为十五岁，有如下为证：
　　一是文献记载。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公元前260年白起攻赵，“秦(昭)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诸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道”。这说明，早在秦昭王时，已有十五岁服役之制。
　　二是出土文物之佐证。据秦简《内史杂律》载：“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这里的“壮”，当指壮年士伍，“新傅”，是指刚合条件参加服役的少年。秦简《大事记》载：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今(指秦王政)元年，喜傅。”据此可知喜这个人出生于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十二月，到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便“始傅”，即登记服役。从出生至“始傅”相隔十七个年头，实为十五周岁。
　　据此可知，秦代是以十五周岁为“始傅”年龄。十五岁尚属少年，怎能服役?桑弘羊作了解释说：“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事。”文学曰：“十九年以下为殇，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从戎事。”(《盐铁论·未通》)这说明，十五岁“始傅”只是从事“小役”或杂役，当兵“从戎事”则为二十岁。正因如此，《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才将“长平之战”发十五岁的少年当兵，作为一个典型事例来大书特书。十五岁尚是少年，还未成丁，体魄也不健全，但要从事力不能及的各种徭役，说明秦始皇已将民力用尽，也说明了秦政府的残暴对民众剥削压迫之重!
　　泰半之赋
　　“泰半之赋”首先是出自汉初的伍被之口。他说：“二世皇帝，……发闾左之戍，收泰半之赋。”(《淮南子·兵略训》)司马迁将伍被的话，收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里，说：“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陈胜大呼，天下响应。”班固又据《史记》，在《汉书·伍被传》中，把伍被的话加以综合、发挥。谓之曰：秦“转负海之粟，至于西河，暴兵露师，常数十万，于是百姓力屈，欲为乱者，十室而五；义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室而七；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欲为乱者，十室而八。不一岁，陈、吴大呼，刘、项并和，天下响应。”在《汉书·食货志》中又说：“至于始皇，兼并天下，内兴工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
　　文献上有关实施“泰半之赋”的记载是客观存在的，所讲的时间是清楚的，即秦始皇和秦二世时期。这是什么含义呢?有些学者认为“泰半之赋”，“是就租与赋的比重来说的，是指农民向国家缴纳的赋比租重，赋超过租的泰半。”(黄今言：《秦租赋徭役研究》，《江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真是这样吗?若是照“赋过租泰半”的说法，赋租相加，亦不过占总收入的十分之三，这样的剥削率也实在不能算太暴虐的征敛。封建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扮成民众的“救世主”、“大恩人”，如果秦始皇赋税减少的话，他们必然把这件事看作是对民众的一次大的“恩赐”。不仅从理论上讲不通，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不符合的。
　　据《汉书·食货志》说：战国初期的农产量是“岁收亩一石半”，西汉前期是“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估计秦始皇时代的农产量，当在一石至一石半左右。据此，对一户五口之家的收支情况可以算这样一笔账：
　　治田百亩，产粟一百五十石，当时的粟价为“石三十钱”(又参阅《汉书·食货志》“石三十钱”和《史记·货殖列传》“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记载)，折合四千五百钱，外加其他养殖业一千五百钱，全年收入约六千钱。
　　田租——以“二十倍于古”的租率(即“五分取其一”)缴纳，即要缴粟三十石，约计九百钱。
　　口赋——据本章第一节论证，平均每人年一百二十钱，五口之家当在六百六十钱。
　　户赋——据本章第一节论证，每户的户赋约为四百钱。
　　更赋——这是一种代役钱。照如淳的说法：“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钱更也。”这样又得缴两千钱。
　　仅此四项开支就达三千九百六十钱，约占全年收入的六分之四，大大超过了大半收入。颜师古对“泰半之赋”的解释：“泰半，三分取其二。”(《汉书·食货志》)此数并非绝对比率，而是言其多，指其暴政。
　　秦始皇对民众实行重租苛赋，推行繁重的徭役，并且实行种种横征暴敛，广大民众被从生产岗位上拉出来，离乡背井，来到千里之外的战争前线和服役处所。这样，必然使生产荒废，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秦政权这些措施使自己彻底地站到了民众对立面的地位。民众不可侮，到了一定时期，在一定条件下，长期埋藏在民众心头的怒火就会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