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始皇第四次出巡回来后，在宫中呆了四年多。人民的反抗以及身体的衰弱，严重地威胁着他。对于人民的反抗，秦始皇采用十分残酷的手段实行血腥镇压；对于死亡，秦始皇妄想寻求不死药长生不老。
　　第一节 始皇客死
　　民众对秦王朝统治反抗日益强烈，使秦始皇坐卧不宁，感到末日将近。同时，民间的种种传说又征兆着这个煊赫一时的始皇帝不顺民心。
　　死前的种种传说
　　前文已分散涉及传说，现再归纳综述。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黔首在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字。此时传闻不断。这年秋天，有人持玉璧截住使臣说：“为吾遗滴池君，今年祖龙死。”使臣捧着玉璧把这事告诉秦始皇。秦始皇取璧审视，璧上也没有特别的奇异，一面摩挲，一面思量，沉默了良久才启口道：“山鬼不过只能知一年的事。”秦始皇很迷信神鬼，认为使臣碰到了山鬼。使臣不敢多言，默然自退，秦始皇自言自语说：“祖龙者，人之先也。”随手将璧交与御府，府中守吏，却认得此乃御府故物。在二十八年时，秦始皇东行渡江，曾将此璧投水祀神，今不知如何出现，也觉不解。秦始皇听了，越觉心下动疑，踌躇莫决。于是让方士算了一卦，算卦结果是：“游徙吉。”秦始皇心想，我可游不可徙，民可徙不可游，不如我游民徙，双方并行。于是颁诏出去，命将内地百姓三万家，迁徙到北河、榆中郡去居住，同时，开始组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
　　秦始皇频繁地到各地巡行，而各地反对秦王朝统治的斗争火焰愈烧愈旺。民众的不满情绪常以歌谣的形式传播开来。秦始皇东巡封泰山时，发孔子墓，见冢壁上刊文：“秦始皇，何强梁，开吾产，据吾床，饮吾浆，睡吾堂，前至沙丘当灭亡。”对此图谶之谣，王充在《论衡》也有记载：“秦始皇发孔子墓，见冢内有记云：不知何一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论衡·实知》)上面种种谣传，有的是时人对秦始皇发泄的不满，有的是后人的添笔，但无论如何都反映了秦王朝的统治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了。
　　客死沙丘
　　前文已经论及，秦始皇从会稽下山后又从江乘渡江再到琅琊。当年秦始皇在此派徐福入海访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寻求长生不死药。方士徐福为秦始皇求神药耗费数万巨资，且数年而不得，心怕秦始皇的怪罪，便欺骗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当晚，秦始皇恰巧做梦，梦见与如同人形的海神作战。问占梦博士，占梦博士说，真正的水神不可看见，是大鱼蛟龙作祟，皇上祷祠都很恭谨，有这样的恶神应当除去，然后善神才能来。秦始皇求神仙药心切，对此深信不疑，下令入海时带着在大海中捕捉的渔具，自己也准备了连弩，等大鱼出来时以便射杀。秦始皇一行沿着海岸，从琅琊北走到劳成山，没有见到大鱼，又至芝罘，才射杀一条巨鱼。秦始皇以为阻挡海路的大鲛鱼除掉了，又派徐福再次入海求仙药。对此，唐朝诗人李白在《古风》中有所描述：“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像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福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几时回”的感慨已明言，等待秦始皇的不是神仙不死药，而是“金棺葬寒灰”。
　　秦始皇巡游车队在芝罘连弩射鱼后，取道临淄西返。渡河至平原津，秦始皇就生了重病。他怕死，更忌讳说到死，故群臣“莫敢言死事”。随从医官诊脉进药，全不见效，病势有增无减。最后秦始皇自己也感到活不多久了。于是，令中车府令赵高赐公子扶苏书信，叫他速回咸阳，守候丧葬。书中写道：“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好。然而，这封书信尚未送出还在赵高手里，七月丙寅，浩浩荡荡的队伍到了沙丘平台(河北巨鹿县东南)秦始皇就死了。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只活了五十岁就告别了人世。
　　秘不发丧
　　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恐怕国无君主，贸然宣布死讯会引起天下大乱。于是决定“秘之不发丧”，将尸体放在可以调节温度的辒辌车中，为了蒙蔽下属，每日照常令人服侍，送菜送饭；百官奏事也同往常一样在辒辌车中进行，以掩人耳目。只有李斯、赵高、胡亥以及五六个宦者知道秦始皇死了。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秦始皇尸体置于辒辌车中，散出一股股难闻臭气。自古以来视鲍鱼为海味珍品，可气味臭不可闻，有言：“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孔子家语·六本》)诡计多端的赵高为了掩人耳目，假传诏令，让车载一石鲍鱼随辒辌车后，以鲍鱼之臭来掩盖难闻之臭，此谓“一石鲍鱼，以乱其臭”(《史记·秦始皇本纪》，见附录)。当时消息封锁得十分严密，再加上秦始皇为人性格暴戾残忍，随行官员也无人敢怀疑。
　　第二节 赵高篡权
　　秦始皇死后，赵高便和胡亥商议，并拉拢李斯，密谋立胡亥为皇帝。
　　赵高其人
　　赵高本是赵国贵族的后代，《史记·蒙恬列传》简叙了赵高的身世：“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赵高全家来到秦王朝的都城咸阳时，他的父亲因犯秦法被判处“宫刑”，他的母亲不久也“被刑僇”。于是赵高兄弟数人自幼就在“隐宫”里服役，故李斯说赵高是“故贱人也”，赵高本人也承认自己是“内宫之厮役也”。(《史记·李斯列传》)对于自己的处境，赵高是不甘心的。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而玩弄权术，触犯秦法，“有大罪”，秦始皇“令蒙毅法治之”，蒙毅不敢阿法，判处赵高死刑，并除其宦籍。由于赵高“敏于事”，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不仅免于一死，而且还“复其官爵”。赵高怎么会免于一死，其中细节已不可知，但由此也可见其人的工于心计。赵高自从受了这一惊以后便改变策略，伪装成“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史记·李斯列传》)的忠顺样子，且又有“通于狱法”这一技之长，进一步取得了秦始皇的重用。与此同时，又取得胡亥的宠信，以致胡亥称赞赵高“以忠进得，以信守位，朕实贤之”(《史记·李斯列传》)。有时，赵高还将宫廷的机密向胡亥泄露，私下勾结公子胡亥，蓄谋利用胡亥作为篡权工具。《史记·蒙恬列传》所谓“(赵)高即私事公子胡亥”，从而“得幸于胡亥”，“欲立”胡亥为太子等，充分暴露了赵高的篡权野心。
　　对于赵高的身世以及篡权野心，清人赵翼作了考证，他在《陔余丛书》卷四十一《赵高志在复仇》条云：“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未及者也。”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也沿用这个观点，认为“赵高原是赵国远支宗室的后代，因其父犯罪被处宫刑，当了宦官……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秦始皇在位时，赵高虽然阴险狡猾，还是无所售其奸。到了秦始皇突然病死，他所蓄谋已久的篡权复辟阴谋就全部暴露出来了。
　　诱惑胡亥篡权
　　赵高牢牢抓住皇帝继承权这个关键问题，利用他保管玺印及秦始皇遗诏的职权，趁他人不知道秦始皇病死的机会东奔西走，密谋计策。
　　秦始皇临死前，曾令赵高作书通知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至咸阳治丧并嗣位，赵高匿书不发。秦始皇死后，李斯催赵高尽快发出玺书，赵高仍匿书不发。此时赵高趁机改变秦始皇定下的关于皇位继承者的重大决策，实现他图谍报仇的心愿。赵高当过胡亥老师，给他教“书及狱律令法事”(《史记·秦始皇本纪》)，颇得胡亥宠幸。公子扶苏则信任蒙恬，而蒙恬之弟蒙毅也曾受秦始皇信任。赵高有一次犯法，蒙毅曾判处其死刑，只因秦始皇把他赦免才免于一死。出于这样的考虑，赵高在盘算：如果胡亥继位，那么大权实际上落到自己手中；如果扶苏继位，那么势必大权旁落，多年来的心计也毁于一旦。于是，趁机伪造了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赐公子扶苏死。接着，他又设法处死了掌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和蒙毅。赵高私下对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赵高这番话带有刺探和挑唆的口气：主上驾崩，不闻分封诸子，独赐长子书，长子一到，嗣立为帝，如今公子无寸土，难道一点也不着急吗?
　　胡亥的回答是干脆的：“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认为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无遗命分封诸子，为子自应遵守，没有话好多讲的。看来当时胡亥的想法还比较简单。
　　赵高听胡亥有此看法，显得有点着急，他对胡亥说：“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史记·李斯列传》)认为胡亥的想法错了，如今天下的大权，要谁死谁存，全在公子、赵高和丞相李斯三人手中。要知道，控制别人和被人控制，这是大不一样的，此时的机会不能错过，愿公子快快自立皇帝。
　　胡亥是个“慈仁笃厚”的公子，一听自立帝位，显得有些紧张，他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史记·李斯列传》)胡亥没有篡位的野心，他认为废兄长而立弟，这是不义；怕被害而不奉父诏，这是不孝；才能浅薄，勉强依靠别人的帮助而成事，这是无能。照此去干，都违反道德，天下不会服从，自身会遭到危险，国家也要灭亡。
　　赵高是胡亥的老师，深知他的性格脾气和信仰。赵高为了说服胡亥，列举了先王的作为说：“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认为汤武杀主，天下称义，不谓不忠，卫君杀其父，国人皆服，孔子著明，不谓不孝。做大事的人不可拘泥细端，隆盛的德行不必计较琐屑的礼节。事贵达权，怎可墨守，考虑小的而忘记大的，后必有害，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后必生悔。毅然决然，鬼神也会避让，后有成功，愿公子听从臣之大计。《史记·孔子世家》指出：赵高这些以古喻今的话，编织得头头是道，而且又打着孔孟礼义的旗帜，因此是颇能迷惑人的。
　　胡亥“尽礼敬士”，对孔孟甚为信奉。实际上胡亥也不是完全不想继位，只是怕不合“圣人之道”。赵高这番举例引得胡亥也为之心动，沉默半晌，胡亥叹息说：“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认为逝世的皇帝还没发丧，丧礼还未结束，怎得为了此事，去求丞相?
　　赵高见胡亥心动了，认为要像带着干粮骑着快马赶路一样，切不可误了时机，他对胡亥说：“时乎时乎，闲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认为时间必须抢在前面，稍纵即逝。还对胡亥说：“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臣请为子与丞相谋之。”说着便去找丞相李斯商计。在诱惑胡亥篡权过程中，赵高充当了导演的角色。
　　威逼李斯同谋
　　赵高见到李斯，开门见山地说：“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史记·李斯列传》)讲明皇帝逝世，留下一封诏书给长子，让他到咸阳参加葬礼，立他为继位的皇帝。现在诏书没发出，皇帝就逝世了，因此诏书的内容还没有知道的人。给长子的诏书和符节印玺都在胡亥那儿，定谁为太子，就在你和我的一句话了。君侯尊意，事情将如何办?赵高的言辞尽管是刺探口气，可倾向是非常明确的。李斯听后大为吃惊地说：“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认为赵高的那番话是亡国胡言，不是为臣者所该说的。赵高为了慑服李斯连提五个问题要李斯回答：“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五个问题是：才能可及蒙恬否?功绩可及蒙恬否?谋略可及蒙恬否?人心无怨，可及蒙恬否?与皇长子的情好，可及蒙恬否?这完全是挑拨李斯同蒙恬的关系，想把李斯推到了公子扶苏与蒙恬的对立面去。对上面五个问题，李斯心中是有数的。他回答说：“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认为自己在这五个方面皆不及蒙恬，何故要如此苛求责备呢?
　　赵高说：“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史记·李斯列传》)赵高打开窗户说亮话，认为自己入事秦宫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封赏功臣得传二世，且将相后嗣往往诛夷。长子扶苏刚毅武勇，若得嗣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到那时，你李斯难道能够保全印绶荣归乡里吗?再说高尝受诏教习胡亥，见他慈仁笃厚，看轻财物，尊重人才，心里很聪明但口不善于言辞，诸公子中无一能及。赵高希望李斯尽快拿定主意，立胡亥为皇帝的后嗣。态度显得坚定不移。
　　李斯回答说：“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认为仰受主诏，上听天命，这便是他的主意，个人得失利害就用不着考虑了。
　　见李斯的态度坚决，赵高也变得强硬了，他责问说：“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也就是说，你自以为现在的处境很安定，但说不定会很危险呢!如果参加篡权行动，也许你以为很危险，但说不定会平安无事。一个人要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怎能算是出类拔萃的聪明人呢?
　　李斯的致命弱点就是软弱。经赵高这么一问，李斯就害怕起来了，他连忙解释说：“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认为自己本上蔡平民，蒙皇帝提拔，才当上了丞相，并封为通侯，子孙都得重禄，这乃皇上特别优待，斯以安危存亡为己任。李斯在赵高面前表示，忠臣不避死，孝子不惮劳，斯但求自尽职守罢了，愿君勿再说了，免得斯犯罪。
　　赵高见李斯色厉内荏，又进一步威迫说：“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认为圣人处事是随机应变的，无非是就变从时，看到事物发展的苗头，就能知道它原本的方向；看到事物发展的动向，就能知道它最后的结果。事物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又怎能墨守常规呢?如今天下大权掌握在胡亥手中，高已从胡亥意旨可以得志，唯与君侯相好多年，不敢不真情相告。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秋霜降，草花落，水摇动，万物作，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客观的形势，是足以决定人的行为和取舍的呀!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理解这种道理呢?
　　李斯回答说：“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李斯仍有顾虑：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臣，国为丘墟，遂危社稷。总之，逆天行事，宗庙且不血食，斯亦犹人，怎好预此逆谋?
　　李斯没有严责赵高的篡权之罪，反将迁词相答，赵高已听出李斯的矛盾内心，于是抓住李斯的弱点，用高官厚禄引诱李斯说：“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这是赵高对李斯最后一番利诱的话：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侯诚听高计，就可长为通侯，世世称孤，寿若乔松，智如孔墨，倘决意不从，必然祸及子孙，令人寒心!希望君侯尽快抉择，转祸为福。
　　李斯细细一想：这事关系甚大，胡亥赵高早已串通一气，非独力所能制，我若不从，必有大祸临头，从了他们的计谋，又觉违心，一时无法摆平，内心充满着痛苦，禁不住仰天长叹，垂泪自语说：“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西汉开国功臣曹参也认为，在赵高的利诱和威逼下，李斯终于屈从了赵高。
　　假造诏命
　　李斯的妥协，为赵高篡权打开了方便之门。赵高见李斯已有允意，欣然辞出，速报胡亥说：“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胡亥闻知李斯也肯依议，便与赵高密谋，假传始皇诏旨，立胡亥为太子，并把秦始皇给长子扶苏的诏书篡改了：
　　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史记·李斯列传》)
　　书已缮就，盖上御玺，托为秦始皇诏命，令胡亥的亲信送往扶苏、蒙恬率军驻扎的营地——上郡。
　　扶苏收到诏书，泣入内舍，立刻就要奉“命”自杀，蒙恬连忙阻拦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蒙恬老成练达，劝扶苏调查一下原委再说。胡亥派来的使者连番催促，速令自尽，扶苏为人仁，并未听从蒙恬的劝告，说道：“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意思是说，父亲要我死，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呢?说罢，便取御剑自刎。使者又催促蒙恬自杀，蒙恬不肯死，被使者逮走，囚禁起来。
　　使者将扶苏自杀、蒙恬就拘的消息尽快还报，胡亥、赵高、李斯大喜。他们回到咸阳，就替秦始皇发丧，拥立太子胡亥继位，是为二世皇帝。胡亥即位受朝，文武百官，深信为始皇遗命，自然没有异议，相率朝贺。秦二世任命赵高为郎中令，经常在宫中侍奉秦二世，掌握大权。
　　第三节 胡亥继位
　　秦二世胡亥依靠赵高等取得帝位以后，宫内外之事皆依赵高谋划。秦二世对赵高说：“人生在世间，就像在墙缝中看六匹快马迅速跑过一样短促。如今既然已经统治天下，想尽量享受耳目的欲望和心里所想到的一切乐意的事，使国家安定，百姓快乐，永远享有天下，直到寿命尽了为止，这能行吗?”(《史记·李斯列传》)一朝登上帝位，胡亥的本相暴露出来了。事实证明，胡亥是一个雄才不及其父亲于万一，而暴戾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赵高恐众大臣及诸公子对这一个在建立秦帝国过程中无尺寸之功的胡亥不服，就鼓动二世决意“诛大臣及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蒙氏兄弟遭杀
　　秦二世胡亥想释放蒙恬，而赵高同蒙氏兄弟有仇恨，而心怕“蒙氏复贵而用事”，于是，他决意要害死蒙氏兄弟。有一次，见蒙毅回到京城，心里非常害怕，便对秦二世说：“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史记·蒙恬列传》)其意是说，秦始皇未死时，曾欲择贤嗣立，以陛下为太子，只因蒙恬擅权，屡次谏阻，所以始皇遗命，仍立扶苏。今扶苏已死，陛下登基，蒙氏必将为扶苏复仇，恐陛下终未能安枕。这既是捏造，又是挑拨。目的是要引起胡亥对蒙毅的不满。经此挑动，秦二世自然不会轻赦蒙氏兄弟，再经赵高“日夜毁恶蒙氏”，秦二世也下决心斩草除根。正当拟定诏书，欲把蒙氏兄弟就狱论死时忽有一少年进谏说：“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史记·蒙恬列传》)这位少年给秦二世讲了一段当时的近代史：赵王迁杀李牧，误用颜聚，燕王喜轻信荆轲，骤背秦约，齐王建屠戮先世遗臣，偏听后胜，终落得身死国亡，夷灭宗祀。其意是说，蒙氏兄弟，为秦大臣谋士，有功于国家，倘若把他们谋杀了，也将会对内不能取信于群臣，对外使军士的军心背离涣散。秦二世见是兄子子婴所言，以为子婴是在为蒙毅说情竟不理睬，便派御史曲宫去关押蒙毅的代地，使者传令问道：“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说当年秦始皇想立胡亥为太子之时，蒙氏兄弟屡次阻难。
　　蒙毅申辩说：“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愿大夫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且夫顺成全者，通之所贵也；刑杀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夫，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于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唯大夫留心!”(《史记·蒙恬列传》)蒙毅还想引经据典打动使者，可是，使者已受赵高的密嘱，又知胡亥的本意，对于蒙毅的感慨陈辞不予理睬便抽剑将蒙毅杀了。
　　接着，秦二世又派使者到阳周，对蒙恬传达诏令：“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说蒙恬负过甚多，蒙毅又有大罪。
　　蒙恬听此诬言，愤慨说：“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史记·蒙恬列传》)认为自己祖父以及子孙，为秦立功已越三世，今又统帅军队三十万，身虽囚系，势足背叛，今自知必死，不敢生逆，无非是不忘先主，不辱先人。蒙恬还向使者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即古时候成王迎周公旦的故事。周成王刚刚即位，还是一个幼儿，周公旦背着君王上朝，终于安定了天下。后来周成王病得很厉害，周公旦自己剪下指甲沉在河里，祷告说：“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并将书写祝词的典朋纳入“金滕”之匮(即以金质绳索捆束的箱匣)，用作证据。后来成王病愈并能治国了，又有流言放出说：“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成王大怒，周公旦只好出走避难到楚国。是年秋天，庄稼长得很好，但将收获时忽然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庄稼倒伏，国人大恐。成王与大夫们穿上祭天的礼服，打开金滕之匮，取看文书，发现了周公旦在指甲沉河时谈话的记载，才知周公旦的忠心，成王当即痛哭流涕说：“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亲自出城迎周公旦回来，并将造谣的人杀掉，后来庄稼丰收。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其意是说，君王做事要与三卿五大夫多作询察。蒙恬讲这样一个故事，一方面是表白自己是忠于秦皇的，同时也想感动使者以求一生。
　　蒙恬向使者讲了周公旦诚心的故事之后说：“今恬之宗，世无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复振则二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于参伍，上圣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蒙恬陈辞激昂，认为蒙氏世代对国家没有二心，而事情的结局竟是这样，这一定有奸臣想叛逆作乱凌驾于王室的缘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信谗拒谏，终致灭亡。他恳求遵循昔日圣君治国的原则，有事向三卿五大夫询察，不料使者说：“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说什么只知受诏行法，不敢把蒙恬的一席话报告朝廷。蒙恬听此，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便望空长叹说：“我问罪于天，无过而死乎?”沉默了好久，又感慨万千地说：“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非也。”(《史记·蒙恬列传》)其意说，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至辽东，筑城墙，挖壕沟，一万余里，在这中间怎能避免截断地脉呢?这就是我的罪过吧!这当然是反话，是悲愤之言，进一步表白自己是无罪的。说到这里，便吞药自杀了。赵高闻知蒙氏兄弟皆死，很是高兴。在“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的情况下，蒙恬没有极力进谏劝阻，反而迎合皇帝的意旨大兴武功。对此，司马迁评论说：“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史记·蒙恬列传》)
　　诸公子相继就戮
　　杀害了蒙恬、蒙毅，又借口“诸公子”都怀疑他们的“沙丘之谋”，对诸公子相继下毒手。
　　秦二世下诏改元，任赵高为郎中令，掌管宫殿门户。尊始皇庙为祖庙，秦二世复自称“朕”，并与赵高计议道：“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胡亥自认为少年即位，百姓未必畏服。先帝巡游郡县，显示威德，制服海内，他觉得如今若静悄悄不去巡行出游，就显出懦弱，又怎能统治天下呢?赵高极力逢迎，满口顺从，并立即准备銮驾。秦二世东行郡县，赵高、李斯均随从。秦始皇时，先后五次出巡，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并在峄山、泰山、琅琊、芝罘、芝罘东观、碣石门、会稽等地立石刻辞。秦二世也在旧立石旁，再竖一石，对先帝功绩表扬一番。此次出巡，先到碣石，沿着海滨，南抵会稽，也许遇上了麻烦事，又向北转往辽东而归。回到京城之后，即向赵高提出要“申法令”，严定刑禁，所以始皇遗下的法案非但不废，反而加苛。压迫总是引出反抗，秦二世时闻天下有怨声，并不断发生反叛之事。秦二世想到自己的位置是从长兄处篡夺得来的，不禁不寒而栗，要是诸公子闻知真相就会惹来祸乱。秦二世想到这里不由得心中发慌，便同赵高密谋：“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秦二世没敢把“诸公子”提到首位，可赵高已完全领会。赵高是个狡猾多端的政客，胡亥的话明明正中心怀，可是赵高却故意踌躇，欲言不言。秦二世再三询问，赵高才说：“臣固愿言而未敢也。”为什么呢?他说：“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认为现在朝廷上的大臣，多半是累世勋贵，积有功劳，而自己出身微贱，全赖皇上称举，才有今天的地位，各大臣虽似貌从，心中却怏怏不乐，阴谋变乱。赵高说：“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史记·李斯列传》)还提出“从时毋疑”和“不师文而决于武力”的打击方针。赵高设计的阴谋要点有三：其一，“有罪者相坐诛”，即谓要网织罪名，把那些有功之臣称为“有罪者”，于是加诛，并“连坐，扩大打击范围，这样就把阴谋更加隐蔽了。其二，“不师文而决于武力”(《史记·李斯列传》)，即谓“从时毋疑”，雷厉风行地使用武力镇压的手段来解决，这样就使其阴谋得逞更具有把握性。其三，“收举余民”(《史记·李斯列传》)，即谓“尽除去先帝之故臣”之后，选用一班新人员，贫者骤富，贱者骤贵，自然感恩报德，誓为皇上尽忠，这样就集结了亲信的力量，上下齐心而国家平安，皇上即可高枕无忧了。赵高的这些话真可谓亡国之言，把为秦始皇开基立业的那些功臣都诛杀了，还谈得上什么“高枕无忧”?可是，秦二世听了此起计谋连声叫“善”，下令将赵高提出的几条“禁令”定为法律，尽快公布出去。没几日，群臣诸公子纷纷被指控为犯罪而入狱。一下子，十二个公子在咸阳被斩首示众，十个公主在杜陵被肢解而死，他们的财物尽入官府，相连坐被杀的人不可胜数。
　　公子将闾昆弟三人秉性忠厚，素无异议，此时也被株连入狱，囚于内宫，尚未定罪。秦二世自忖：十公主都磔死了，对将闾兄弟还有什么好同情的。因此派使者去对将闾兄弟说：“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兄弟叫屈说：“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认为自己人侍阙廷，未尝失礼，随班廊庙，未尝失节，受命应对，未尝失辞。无罪而死是冤枉的，有罪而死是甘愿的。他要秦二世回答，为什么把他称作不臣?使者回答说：“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使者根本不讲道理，只是依秦二世的“法”行事。将闾仰天大呼，连叫三声苍天，又痛哭流涕呼喊：“天乎!吾无罪!”便与兄弟三人一道拔剑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宗室大为震恐，有一个公子高，当时虽还没有入狱，自料将来必不能免，准备逃走，反转一想，又恐家眷不能保全。后来，他想出一条舍身保家的办法，即主动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书中写道：“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请从死，愿葬骊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秦二世拿到这封信，又喜又忧。喜的是他本来就想诛杀这个公子高，苦于一时又找不到罪名，如今主动来请死，可以省去许多麻烦事；忧的是公子高为何来自投罗网，莫非是因急生变，于是同赵高商计，赵高回答说：“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秦二世准其请求，并赐钱十万作为丧葬的费用。至此，秦始皇子女共有三十四人，都被秦二世杀完。如此残酷，世所罕见。秦始皇一生之心力，无非是为一己计，无非为后嗣计，没想到他的后嗣却为少子胡亥杀尽了。这也是秦始皇本身的悲剧所在。
　　李斯被责问
　　法律刑罚一天比一天苛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史记·李斯列传》)。这也是秦二世的自作自受，他杀功臣，杀诸公子，都是不得人心的，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灭亡创造条件。秦二世为了尽情享乐，又在秦始皇未完成的基础上继续修建阿房宫，修筑直道和驰道，税收越来越重，兵役劳役不息。李斯对赵高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局势深感不安。他曾多次要求进谏，都被秦二世拒绝。秦二世反而责问李斯说：
　　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已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史记·李斯列传》)
　　秦二世这番话的大意是：他的这个想法是韩非子那里听来的，尧治天下，殿堂只有三尺高，用原木做柱子，不加雕刻，用茅草盖屋顶，不加修剪，即使投宿旅舍，也不会比这更辛苦了。冬天穿鹿皮衣，夏天穿麻布，粗糙的米饼当食物，豆叶子作羹汤，用土匦装饭，土铏盛汤，即使看守里门的人的生活，也不会比这更简陋了。禹凿开龙门使大夏通畅，疏浚很多河道，曲曲弯弯地筑起很多堤防，把淤积的水引导到海里，辛勤劳作，连大腿、小腿上的毛都脱尽了，手脚上长满了厚茧，面孔漆黑，因此死在外面，葬在遥远的会稽山上，即使奴隶的辛劳，也不会比这更酷烈的了。这是《韩非子·五蠹》篇的内容。秦二世借此责问李斯：那么享有天下之所以可贵，难道就是要这样劳苦自己的身心，使自己的身体系住在客栈里，嘴里吃守里门的人那样的食物，手里干奴隶的活儿么?这些艰苦的事是一般的百姓所应该尽力去干的，不是贤明的人急于要做的。那些贤明的人统治天下，只是把天下的一切都用来满足自己，这才是享有天下之所以可贵啊!所谓贤明的人，一定能够安定天下，统治百姓，现在自身都没有好处，还怎么能统治天下呢!所以秦二世希望能够放心任意，扩充欲望，永远享受天下的好处而不致发生祸害。秦二世的这番话，一方面是为了顶住李斯的进谏，同时也为自己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他的似通非通的言辞以及强词夺理的口吻，说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无道之君，沿着这条危途走下去，他的败亡是势所必然的。
　　第四节 李斯三上奏书
　　李斯这个人是软弱的，他屈服于赵高的权势，使秦始皇亡故后的整个局势向着更加危险的方向走去。但李斯也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赵高和秦二世是在把秦国往灭亡的道路上拖。因此，他对赵高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局势，深感不安，他曾多次上书。第一次上书表面上是迎合秦二世恣意淫乐的欲望，内心里当然是为了赢得二世的宠信。第二次是奏说赵高弄权，第三次陈述自己功绩，上书的过程，在《史记·李斯列传》有详细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李斯逐渐从贪恋“富极”的社会地位中解放出来，并非像某些论著所说，“李斯是一直贪恋富贵的”。
　　一上劝行督责书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袭击了三川郡，李斯的儿子李由无法抵御，只好全力固守。大将章邯击败起义军，暂时解除了威胁之后，秦二世接连不断地派使者去调查李由，他们把起义军攻打三川郡，李由不能抵御的责任，归咎于李斯，并责备李斯身为丞相，为什么让起义军“猖狂”到这种地步。李斯唯恐失掉自己的爵位和俸禄，心里很害怕，他迎合了秦二世恣意淫乐，长享天下的欲望，主张用严刑峻法监督和控制群臣。于是，给秦二世上了《劝行督责书》：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搏；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左牛右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样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闲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秦二世看了李斯的《劝行督责书》之后心里很高兴，因为李斯的奏议完全迎合了秦二世的欲望。李斯在奏议中开门见山地说，贤明的君主必定能够适合君道，贯彻督责的手段。有了督责，臣下就不敢不竭尽才能来顺从君主。从此君臣的名分确定，上下的界限分明，那么天下的人，不论智愚贤不肖，都不敢不听从皇上的指挥尽心竭力去完成他们的任务，所以皇上可以独自专制，不致受制于人，得到无穷的享乐。用什么办法来达到呢?李斯以解释两句话的形式作了回答。
　　一句是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即谓申不害所说“有了天下却不能称心如意地为所欲为，这叫做把天下当作自己的镣栲”。此话是说，不能督责臣下，自己倒反辛辛苦苦地替天下百姓操劳，像唐尧、夏禹那样，所以说天下是镣栲。为此，李斯劝秦二世要坚持申不害、韩非和商鞅的法术，要他“独制于天下”，实行督责，让别人来顺从自己，不要被人所左右。这里似乎也有潜台词在，是在隐隐劝告秦二世不要被赵高他们所左右。
　　一句是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即谓韩非说“溺爱的慈母手中总是养成败家的儿子，严厉的家法下面绝不会有不听话的奴仆“。此话是说，加强督责，轻罪重办。韩非说“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都会立刻拿走，不肯放手；百把斤正在熔化的黄金，连盗跖也不会抢夺”，其原因是熔化着的黄金要灼伤手的，所以盗跖就不敢抢黄金，借喻严用刑罚可制乱。为此，李斯劝秦二世要用严刑峻法监督和控制群臣，这样臣民就会规规矩矩、奉公守法，不敢作乱，天下就会安宁，国家就可以富足，为君者要什么就有什么，自己的欲望就可得到满足。上面这些思想是李斯一贯主张的发展，也是符合秦二世的心意的。
　　秦二世昏庸无能，他依靠赵高愈加严厉地实行严刑峻法。凡是征税多的，他就认为是好官；杀人多的，他就认为是忠臣。当时“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即谓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受过刑的，死人更是堆积如山。这虽然是夸大的说法，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一点实际情况。秦二世认为这就算是能“督责”了。李斯的《劝行督责书》虽然暂时保全了自己，但是秦王朝的危机却日甚一日。
　　二上赵高弄权书
　　赵高当上郎中令后假行君令，乱杀无辜，被他杀害和为了报私怨而被陷害的人实在太多了，赵高恐怕大臣到朝廷上奏事的时候揭穿他的鬼蜮伎俩，就对秦二世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其意是说，天子所以尊贵的原因，只是因为群臣仅能听到他的声音，谁也见不到他的面，所以称为‘朕’。而且陛下年纪正轻，未必对一切事情都熟悉，如今坐在朝廷上听群臣奏事，赏罚有不适当就会被大臣看轻，这样就不能向天下显示君王是最神圣明智的人了。陛下不妨拱手深居宫中，和我赵高及在左右侍奉君王的熟悉法律的人在一起，等大臣把事情奏上来，事情来了可以充分研究权衡再作决定。这样，大臣就不敢把是非难分的事情来上奏，天下都称君王为圣主了。赵高的说法，一方面是为了保全自己，使自己的种种阴谋可以得逞，但实际上所引起的客观效果是把秦二世与群臣的联系割断了，使他在我行我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秦二世采用了赵高的计策，就不再坐朝接见群臣了。他经常住在宫里，一味追求声色酒肉。结果，秦二世被架空，“事皆决于赵高”，即一切事情都由赵高决断。赵高实际上成了比皇帝还要皇帝的太上皇。至此，赵高完全篡得了大权。
　　李斯对赵高独揽大权是不满的，希望能进见秦二世，但又苦于没有机会。赵高听说李斯对自己有不满意的言论，就对丞相说：“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史记·李斯列传》)认为关东盗贼纷纷起事，如今皇帝却加紧征发劳役去修筑阿房宫，搜集狗马之类无用的东西。赵高煽动说，本想自己去劝谏，但因为地位低贱，不便说话。他认为这是李斯所管辖的事，要李斯去进谏。实际上是布下圈套，让李斯去钻。李斯不知这是赵高的绝毒计谋，便接话说：“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闲。”李斯和盘托出，说自己早就想进谏了，可是皇帝不坐朝住在深宫里，要说的话无法传达进去，想见他也没有机会。
　　赵高假惺惺地对李斯说：“君诚能谏，请为君侯上闲语君。”赵高是有阴谋的。过了几天，赵高等待秦二世在饮酒作乐玩得正开心的时候，派人去通知李斯说：“这会儿皇帝有空，请赶快去上奏。”李斯信以为真，赶忙赶到宫门求见。秦二世正玩在兴头上，哪里肯接见李斯呢?像这样的情形一连发生了三次。秦二世认为李斯是故意打扰他，跟他为难，很是生气。他对赵高说：“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认为，平时有空时，李斯不来，偏偏在闲居独处的时候，李斯却来请示事情，这岂不是轻视皇上，故意给皇上难堪吗?赵高趁机对秦二世说：“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谏，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赵高是在煽动秦二世对李斯的不满情绪，说什么太危险了!沙丘之谋，李斯是参与的。现在陛下做了皇帝，李斯还只是个丞相，没办法再高升了。看来，他是想“裂地而王”!况且，李斯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守，陈胜这帮人都是李斯家乡附近的人，所以这帮人才敢如此横行。他们经过三川郡时，郡守李由不肯派兵出击。我早就听说李斯父子跟陈胜等人书来信往，勾勾搭搭。因为我不知道详情，所以没有敢向陛下报告。再说丞相在外边，权力比陛下还要大!赵高的这番话，是欲置李斯于死地。秦二世信以为真，准备查办李斯，并派人到三川郡去调查李由勾结陈胜的罪状。
　　李斯进谏一连三次碰钉后，知道上了赵高的当。后来又听说秦二世在调查所谓李由私通起义军之事，心里才恍然大悟。李斯非常气愤，又无法见到秦二世。在《史记》有详细描述，有一天，秦二世在甘泉宫观看角力和杂戏等表演。李斯给秦二世上奏揭发赵高的罪行。奏书全文如下：
　　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史记·李斯列传》)
　　奏书上说，臣子跟君主同等，没有不危害国家的；侍妾跟丈夫同等，没有不危害家庭的。现在有大臣专擅着陛下的刑赏大权，他的权力跟陛下没有两样，这很不妥当。从前司城子罕做宋国的相，亲自执行刑罚，用威势行事，一年之后就胁制了国君；田常当简公的臣子，他的爵位是国中最高的，私人财产跟公家相等，他施行恩惠，下得百姓的爱戴，上得群臣的信仰，暗中窃取齐国的政权，在厅堂里杀了宰予，在朝廷上杀死简公，就这样取得了齐国。这都是家喻户晓的例子。如今赵高有奸邪不正的心意，有狡诈叛逆的行为，就像子罕当宋国的相；他私人的富有，就像田氏在齐国一样。兼有田常、子罕的叛逆行为而侵夺陛下的威信，他的志向就跟韩玘当韩安的相一般了。陛下如果不及时防范，赵高就会作乱。李斯的上书句句是真，也击中了赵高的要害。但是，秦二世受赵高蒙蔽已深，不但不听李斯劝告，反而认为赵高对自己一片忠心，说：“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絮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史记·李斯列传》)说赵高不因为处境安适而胡作非为，不因为处境危难而改变忠心，廉洁向善，所以得到今天的地位。还说赵高精明强悍，既了解地方的人情，又能顺迎自己的意志，并责问李斯，不把国家大事交给赵高，那该交给谁?秦二世的偏向是十分明显的。
　　可是秦二世仍然不知好歹，李斯据理力劝。他说：“不然。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臣故曰殆。”(《史记·李斯列传》)认为赵高原来就是个卑贱的人，不懂得治国的道理，贪心不足，求利无止，地位权势仅次于君主，欲望永远不会满足，所以说赵高是个危险的人物。李斯的这些话，犹如火上加油，必然给自己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
　　三上自述功绩书
　　秦二世与赵高此时已成为一丘之貉，他不可能对赵高有所警惕，因此不但没有责难赵高，反而把这件事告诉了赵高。赵高便进一步诋毁李斯说：“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最忌恨的就是我赵高。我一死，他亦可以杀君谋反了!秦二世一听此话，勃然大怒，立即把李斯逮捕入狱，并派赵高亲自负责审讯。李斯被套上了刑具，关进了监狱。他仰天长叹说：“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在监狱里，李斯想了许多许多，从前，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这三个臣子难道不忠么?然而免不了一死。身虽尽忠而死，可惜所忠的非其人。沙丘之变以来，一幕一幕的往事展现在他的面前：秦二世诛杀兄弟而自立为皇帝，杀害忠臣，提拔低贱的人，继续修建阿房宫，向天下横征暴敛。李斯又自我反省：不是自己不去进谏，而是秦二世不听忠言。秦二世诛杀兄弟，谋害忠臣，大修宫室，厚赋天下，以致造反的人越来越多，已经占据了秦朝的半个天下，而秦二世还不觉悟，把赵高当作心腹。
　　李斯进了监狱后，秦二世又把李斯的族人和朋友都逮捕起来。赵高审问李斯，打了他一千多棍，李斯忍受不了痛苦，冤屈地供认了“谋反”的罪名。但是，这时的李斯自以为有口才，又有功劳，且本来没有反叛之心，他仍然寄希望于秦二世，幻想通过上奏辩白之后能够使秦二世省悟过来，并赦免自己。于是在监狱里上了一个奏疏，全文如下：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给秦二世的奏疏，陈述了自己追随秦始皇三十多年立下的功绩，用满腔血泪表明自己忠心耿耿，绝无反意，想以此感动秦二世。奏疏送出去，可是赵高党羽成群，一手遮天，李斯的上书落到赵高的手里，被甩在一边，赵高还骂：“囚犯哪能上奏疏!”再说，即使奏疏能到秦二世手里，以秦二世的昏庸，李斯的命运也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第五节 赵高的下场与秦的灭亡
　　李斯在协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主义法制体系等方面，建立了功勋。赵高用封官许愿等甜言蜜语引诱李斯，使他一度上了当。可斗争的实践，又使他觉醒，并鼓起斗争的勇气，然而为时已晚了，此时已被赵高套上刑具，关进大狱。他还能有何作为呢?
　　李斯被腰斩
　　为了不使李斯翻供，赵高派人装成秦二世的使者轮番对李斯审讯。李斯不知是假，便诉说真情，结果又遭一顿毒打。经过十余次这样的审讯，李斯被打得死去活来，哪里还敢说真话?等到秦二世真的派人去审讯时，李斯以为跟前几次一样，还是赵高的爪牙，始终不敢改口供，只好一一乱供，不敢再申辩了。罪名判定以后奏上去，秦二世信以为真，高兴地说：“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即谓要不是赵高，朕差一点儿叫李斯给出卖了!
　　秦二世派去调查李由罪状的人到达三川郡时，李由已被起义军杀死。调查的使者回来，李斯已经交付审判，无从对证，赵高便编造了许多李由谋反的罪状，以此陷害李斯。李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判处了死刑，在咸阳市中腰斩。
　　在押赴刑场的路上，李斯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其意是说，“我想象以前那样跟你一道，牵着黄狗，到上蔡东门猎逐狡兔，还能办到吗?”这是这位名震一时的丞相对自由的追求和临终前复杂的心理状态的写照。说罢，父子相对痛哭。就在这一天，李斯在咸阳街头被腰斩，全家大小全被杀害。
　　赵高设计逼死秦二世
　　李斯死了，秦二世就任命赵高为中丞相，不论大小事情都由赵高决定。赵高自己知道权势很重，就向秦二世献上一只鹿，说是马。秦二世见是鹿，怎说是马呢?于是问身边的人说：“这不是鹿么?”身边的人都慑于赵高的权势，没敢说这是鹿，而说“是马”。秦二世感到惊奇，怀疑自己神经错乱，就把太卜召来，叫他卜一个卦。太卜说：“陛下每年春秋两次祭天，奉祀祖宗鬼神，都不虔诚斋戒，才落得今天的地步。可以按照古代贤君的行事，虔诚地作一次斋戒。”于是秦二世就到上林苑进行斋戒。他每天在苑中射鸟打猎，有一次，有人跑进上林苑，秦二世亲自射死了他，赵高故意叫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提出检举，说不知谁杀了人，把尸首搬到上林苑中。赵高又装模作样向秦二世进谏说：“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其意是说，天子无缘无故杀死没有罪的人，这是上帝所禁止的，鬼神会不受天子的祭祀，天会降下灾祸，应当远远地离开皇宫去祈祷祝福。秦二世只好出去住在望夷宫。这实质是赵高逼迫秦二世离开宫廷，好让他放手地去胡作非为。
　　秦二世闻知社会上叛乱叠起，就派人去责问赵高为何会酿成这个局面。赵高心里害怕，当下召见季弟赵成及女婿阎乐秘密定计。其弟赵成为郎中令、阎乐为咸阳令，是赵高最亲的心腹。赵高对他们说：“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担心形势紧迫，秦二世会加罪于自己，认为与其束手待毙，坐视灭门，倒不如先行下手，改立子婴为帝。要赵成作为内应，诈宫中有变，阎乐引兵捕贼，作为外合。赵高又恐阎乐变心，就令家奴至阎乐家，劫得乐母，作为抵押。阎乐暗中集结士兵千余人，直抵望夷宫。
　　宫门里有卫令仆射守着，蓦见阎乐率兵赶来，忙问何事。阎乐下令左右将卫令仆射绑缚起来说：“有贼进入宫中，为何不击杀?”卫令仆射辩解说：“宫廷四周都有卫队驻守，防卫甚严，哪有贼敢入宫。”还没等他说完，阎乐便将卫令杀了，随即直冲宫内。宫内侍卫郎官以及阉人仆役多半惊窜，数十名顽抗的卫士均被击杀。赵成和阎乐同入内殿，并放箭示威，直射秦二世的坐帏，秦二世惊起，急呼左右护驾，左右慌张不敢抵抗。回顾左右，只有太监一人随着，秦二世责问太监：“汝何不预先告我，才落得这个地步!”太监回答说：“臣不敢言，尚得偷生至今，否则，早已身亡了!”阎乐追上去，厉声对秦二世说：“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同背叛你，你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吧!”秦二世问：“可以见丞相的面吗?”阎乐说：“不可。”
　　秦二世见势不妙，便讨饶说：“吾愿得一郡为王。”其意是说，他不再称皇帝，愿降身作为一个郡的王。阎乐不同意。秦二世又退了一步呜咽道：“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希望放他一条生路，与妻子同为黔首。阎乐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表示，今日是奉丞相命令，为天下人杀死你的，你的请求再多，臣也不敢回报。听此一言，秦二世便拔剑自刎了。这也可以说是这个无道君王必然的可耻下场!
　　赵高被刺杀
　　赵高把印玺拿来佩在自己身上，左右官员都没有跟随，他一个人跑到殿上去，一连三次，殿好像要坍似的。赵高自知自己篡位，民心不顺，百官也不同意，便想把扶苏的儿子子婴召来，立为秦王，赵高召集一班朝臣以及宗室公子，通报秦二世自刎的过程，然后说：“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认为秦本一王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才称皇帝，现在六国复兴，海内分裂，秦地比前更狭小，不应空沿帝号，可依旧称王像以前一样。群臣及宗室只好听凭裁夺。赵高便决定立秦二世之兄扶苏的儿子子婴为秦王。一面收拾秦二世尸首，视作一般百姓，草草棺殓，葬在杜南宜春苑中。同时，又令子婴斋戒五日，当庙见，受玉玺。
　　子婴被推立后，自思赵高杀主，大逆不道，就同其子二人同谋说：“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不杀赵高，必遭赵高杀害，并商定子婴不去告庙，赵高必自来请，待赵高进见，即可把赵高杀死。正在暗中商议时，赵高派使者来请子婴入庙告祖，子婴称病不行。赵高果真亲自前来，一进门便道：“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没等话讲完，早有准备的子婴便将赵高杀了，并杀死他三族的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此时，子婴往高祖庙，嗣登大位，并征兵遣将，准备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作一死战。
　　子婴即位四十六日，刘邦的兵从武关打进来，到了咸阳，群臣百官都背叛了子婴，不再到他那儿去。子婴和他的妻儿用丝带捆在颈上，到轵道旁去投降。沛公把他们交给官吏。以后项羽到咸阳，就把他们杀了。维持了十五年的秦朝，终于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了。
　　一个短命的王朝覆灭了，可是，人们对这个王朝的关注，尤其是对这个王朝的缔造者秦始皇的叙述，没有终结。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