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两千多年来，如何评价秦始皇功过和探讨秦王朝灭亡之教训，成了历代统治者、思想家们的千古论题。
　　第一节 秦代对秦始皇的称颂
　　对于秦始皇的评价，早在秦始皇在世时就开始了。这种评价基本上带有肯定和赞誉性的。从秦始皇本人来说，想通过自我评价强化自己的统治，肯定自己推行的政策；从秦始皇政策的追随者来说，一方面是为了获取秦始皇的宠信，另一方面是为了帮助秦始皇建功立业，实现天下一统的宏愿。特别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宫廷大臣极力称颂他的统一功绩。王绾、冯劫、李斯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从前五帝的疆土有千里，外面是侯服、夷服，诸侯有的称臣入贡，有的却不臣服，在上的天子无法控制他们，如今秦王兴正义大军，诛杀暴乱的贼子，平定天下，分国家为若干郡县，法律政令统一，这是上古以来从不曾有的功绩，连五帝都赶不上呀!对此评价，秦始皇本人也是赞同的。他自视统一天下有功，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秦始皇在咸阳宫设酒宴，七十个博士向前祝寿，仆射周青臣对秦始皇的颂扬也是从统一天下这个角度展开的。他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从前秦国的领土不超过千里，全靠秦王的神灵明圣平定天下，把蛮夷赶走了，日月所照临的地方，没有不称臣顺服，把当年诸侯王的土地改置成郡县，每个人安居乐业，不必为战乱忧愁，这伟大的功业可以流传万世，自上古以来没有人能赶上秦王的威德。秦始皇听后，非常高兴，认为这些称颂反映了他的实际功绩。
　　秦始皇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之间先后五次出巡，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七次立碑刻石。全文载于《史记》者凡六，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门刻石、会稽刻石。所见刻石也是大力宣扬统一全国的功业。峄山刻石上说：“世五万数，施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泰山刻石上说：“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从臣思迹，本原事业，只诵功德。”琅琊台刻石上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碣石门刻石上说：“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会稽刻石上说：“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刻石从各个侧面热情地歌颂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伟大功绩。
　　第一，刻石大力宣扬和歌颂了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的正义性。如在芝罘刻石上说：“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
　　第二，刻石反复歌颂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带来的社会安定。如在芝罘东观刻石上说：“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战国策·齐策》有一个估计，一次战争过后民众的死伤和甲兵的损失，其所费皆“十年之田而不偿也”。秦统一之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贾谊：《过秦论》)。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得以从事生产，而且，像前文所述“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战国策·东周策》)，或“以邻国为壑”这一类的纠纷可以避免了。由此看来，刻石反映的社会安定带来的好处是很具体的，包括可以避免割据战争带来的灾难，还包括避免人为的灾难。
　　第三，刻石充分肯定秦始皇为巩固国家统一所颁发的种种法规的必要性。对于那些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措施，刻石都给予热情的称颂。如琅琊台刻石说：“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这些当代人对秦始皇的肯定性评价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对个人的歌功颂德，这实际上是对统一大业的肯定，对统一所带来的积极后果的肯定，也是为巩固统一大业所作的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汉人对秦始皇的指责
　　汉人对秦始皇的评论很多。也许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缘故，人们对秦始皇没有顾忌了。秦王朝灭亡之后，各阶层的人对秦始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不是为秦始皇唱挽歌，而是对秦始皇大加指责和咒骂。翻开《史记》，看到汉人谈及以亡秦为戒的事有八十一处，其中指责秦始皇施行暴政有六十七次。
　　西汉政论家晁错任过汉文帝的太常掌故，景帝时又任为御史大夫。他对秦亡的教训也作了总结。他评论说：“秦……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耆欲亡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僭，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汉书·晁错传》)这里大量涉及秦始皇本人的专横习性给秦王朝带来的危害，目的当然为了警戒当时的统治者免遭秦亡的覆辙。
　　西汉思想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评论说：秦始皇“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惨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批评是不无偏颇的，他所极力攻击的“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其实是不能全盘否定的。当然，他的这段话也触及了一些秦亡的教训。
　　贾谊和司马迁说：“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认为如果当时子婴具备一点平庸君主的才能，只要仅仅得到中等资质的臣佐，山东虽然混乱，秦国的土地仍然可以保存，宗庙的祭祀就不会断绝。所以他们在分析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时总是责骂子婴。能否把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子婴呢?不能。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作了不少评论，他们认为，由于秦始皇在推行自己政策中的种种失误，尤其他晚年的暴虐，秦的灭亡是必然的，所谓“河决不可复雍，鱼烂不可复全”。当时有这样一种看法：“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班固盛赞此说，认为这种看法是“得其理矣”。班固指出，在分析秦王朝灭亡时，仅仅去责备这个即位才几天的子婴是大错特错的。他说：“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班固还认为子婴并非如同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无能。对赵高的处置就足以体现子婴的才华，他说：“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的评述触及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所谓的“积衰”，就是指长期积弊过多，积重难返。
　　他们认为秦王朝的罪恶是秦始皇种下的，集中表现在“暴”字上。司马迁认为秦灭亡的原因是秦始皇没有把取天下和守天下的方法区别开来所造成的。他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说秦国已经脱离了战国诸侯纷争的局面步入全国统一的时代，然而治道不变，政令不改。以“暴”取天下，又是以“暴”守天下，如此用以取天下与守天下的方法完全一样，秦王朝的灭亡就必然了。司马迁还作了假设，认为秦始皇一开始能以“仁义”治国，或是“先诈力而后仁义”的话，秦的灭亡就不会这么快的，他说：“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娇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说，秦始皇行暴是秦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司马迁的评价具有分析性的特点，他提出的取天下和守天下不能用同一方法的观点更是很精辟的。
　　从上面所列的一些资料可见汉人对秦始皇的评论确实不像秦始皇当代的人那样称颂了，而是带有指责和咒骂腔调的抨击。
　　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时，历数了项羽的罪行有十条。汉代的统治者以及汉代思想家对秦始皇暴行的指控也有十条之多。千百年来在这种舆论下，一提到秦始皇，好像一个凶神恶煞立刻出现在面前。这同汉人的对秦始皇的过多的指控和渲染有关。
　　一曰“繁法严刑”。刘邦召来各县的父老豪杰等，首先宣告秦始皇的“繁法严刑”。他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汉初的贾山说：秦“不笃仁义，故天殃已加矣。”(《汉书·贾山传》)扬雄说得更明白：“秦王之法度负圣人之法度，秦弘违天地之道，而天地违秦亦弘矣。”(《法言·寡见》)贾谊也说：“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秦的刑法作必要的批评是应该的，但这里是一概抹杀，对秦始皇完备法制，“一断于法”的方面不加应有的肯定也是不妥的。
　　二曰“赋敛无度”。贾谊指出：“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史记·秦始皇本纪》)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指出：“至于始皇……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而溃畔。”(《汉书·食货志》)这的确是秦始皇的一大失误，打了那么多年仗急于事功，造成民穷财尽，这也是秦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曰“徭役繁重”。班固在《汉书》指出：“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始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汉书·贾山传》)“至秦……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
　　四曰“刑罚酷虐”。晁错对秦始皇的评论是“法令烦僭，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汉书·晁错传》)贾谊也说：“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汉书·贾谊传》)在盐铁会议时文学评论说：“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盐铁论·周秦篇》)
　　五曰“暴兵露师”。主父偃评论说：“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人对秦始皇穷兵黩武的指控甚多。严安评论说：“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伍被也指出：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器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种指谪也有点过分。秦在统一中和统一后，有些战争是必要的，也有一些是不必要的，但大多数是必要的，是一种争取和巩固统一的战争。
　　六曰“吏治刻深”。贾谊在评论秦始皇的吏治时说：“吏治刻深，赏罚不当。”(《史记·秦始皇本纪》)晁错说：“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汉书·晁错传》)还说：“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汉书·晁错传》)范阳人蒯通对范阳令说：“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严厉也是执法的需要，但没有“妄诛一吏”(章太炎语)。
　　七曰“废先王之道”。伍被评论说：“昔秦绝先王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董仲舒评论说：“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汉书·董仲舒传》)贾谊评论说：“秦王怀贪鄙之心，……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点，最值得研究。所谓“先王之道”要作具体分析，有的是符合时代需要的，有的则不是。秦始皇的“废先王之道”不少是有益于统一和社会进步的，不应否定而恰恰应加以适当肯定。
　　八曰“焚百家之言”。贾谊评论说：“及至秦王，……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坑儒尽管主观上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使用的方法是粗暴和残忍的，后果也极坏，当然不足取。
　　九曰“多忌讳之禁”。贾谊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土，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时代，忌讳甚多，忠言还未说完却已经被杀戮了。忌讳多所带来的恶果是：忠贞的臣子不敢向他劝谏，智慧的士人不敢为他谋划，天下已经大乱皇帝还不知道，实在太悲哀了。这可能是点到了秦始皇的要害处，也是他的悲剧之所在。
　　十曰“足已不问”。贾谊说：“秦王足已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秦始皇居功自傲，自我陶醉。司马迁评论说：“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之与侔。”(《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自以为功劳比五帝还大，领土比三王还广，司马迁认为秦始皇如此和三皇五帝相比，是不知羞耻之事。不过，秦始皇统一之功彪炳史册，照耀千古。
　　汉人，特别是汉代统治者为什么要如此强烈地指控秦始皇呢?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打着“诛暴秦”的旗帜来争取民心。
　　秦末农民起义军以“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鼓舞了全国农民的反抗斗争。汉统治者也接过“诛暴秦”的旗帜。刘邦担任亭长时常去秦都咸阳，看到了秦始皇的威仪盛势，他感慨万分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史记·高祖本纪》)起义时，刘邦也接过“诛暴秦”的旗帜，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刘邦攻占秦都咸阳活抓了秦王子婴，宣告了秦王朝的灭亡。他召来了各县的父老豪杰，宣告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史记·高祖本纪》)刘邦还派人和秦吏巡回各县乡邑，将约法三章告谕众民。秦人大喜，争先持牛羊酒食献给刘邦的军士。汉统治者在许多场合宣告秦始皇以及秦王朝的罪恶，其根本目的在于争取民心。
　　第二，以亡秦为戒，警戒统治者当局励精图治。
　　汉高祖刘邦尽管是打着“诛暴秦”的旗帜进入秦皇宫殿，可是一看宫室、帷帐、名犬、良马、贵重的珍宝、美女，数以千计，一时真动了心，想留住在皇宫里享受一番。樊哙劝告刘邦不要走秦王朝帝王的路，当面问刘邦：“沛公欲有天下邪?将欲为富家翁邪?”刘邦回答说：“吾欲有天下。”樊哙针对刘邦想取天下的雄才大略，进一步劝说：“今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极，入其后宫，美人妇女以千数，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还霸上，无留宫中。”刘邦不听。张良同刘邦“从客言天下事甚众”，此时张良又劝道：“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史记·留侯世家》)其意是讲，那是因为秦皇无道，所以刘邦才能到这儿来。我们代天下百姓消灭无道的暴秦，应该生活节俭作风淳朴，如今，你刚走进秦宫，就想沉迷于享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助桀为虐”了，而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希望你接受樊哙的建议。于是刘邦听了劝告，回到霸水之滨扎营。以亡秦为戒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汉初的统治者经常得到这方面的告诫。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秦始皇成了后世统治者的“反面教员”了。
　　第三，汉代统治者贯彻“与民休息”政策的需要。
　　汉初统治者总结秦亡的教训，他们看到秦始皇的骄奢妄为，滥用民力，严刑苛法，使国家残破，社会凋敝，并从中感到要保持国家和社会的安定黄老之学所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方略正是当时一副有效的药剂。所以他们推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萧何并没有什么出众的能力，但他知道下层，了解民众，特别知道“民之疾秦法”(《史记·萧相国世家》)，所以萧何顺应民心更改国家的法律。曹参接替了萧何的相国职位，对秦始皇的暴政又进行清算，认为为君者要“无为”。正如司马迁指出：“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
　　到了文、景时期，“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汉书·刑法志》)，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如诽谤妖言法、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此时有“犯法者寡”(《汉书·贾山传》)、“断狱数百”之说。这和秦时“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汉人对秦始皇的评价可以作这样的分析：一、汉代统治者的治国之道及规章制度很多是从秦代承袭而来的，所谓“汉承秦制”，这一点在评价秦始皇时没有强调，那是不公允的。二、汉代，尤其是汉初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以评价秦始皇为中心、总结亡秦的经验教训、研究新的统治术上，是很有成效的，这也是汉王朝能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王朝的原因之一。三、在评述秦始皇功过时，过分追究个人的罪责，缺乏历史的分析，这也是当时人的通病。
　　第三节 唐宋时期对秦始皇的评论
　　汉人对秦始皇的评论偏于指责。随着时间的推移，评论者的个人感情色彩减少了，其观点也渐趋客观、公正。如三国时期曹操的评论就比较客观。他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这里不只对秦始皇功业的肯定，也把秦皇与汉武联系起来，使人们看到秦始皇的政策、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晋朝傅玄评论说：“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狗彘。狗彘仁而用之，杀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李斯又深刻峻法，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灭，李斯无遗类。以不道愚人，人亦以不道报之。人仇之，天绝之，行无道，未有不亡者也。”(《傅子·问刑篇》)这里的评论虽带有指责的性质，但据实评说令人信服。
　　历史的经验足资后人借鉴。一个既富且强的秦王朝没多时就被颠覆了，后来的隋王朝也很快灭亡了，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事。唐太宗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历代兴衰，特别是秦朝和隋朝灭亡的原因，并引以为鉴戒。唐太宗说：“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他们认为，秦之所以灭亡，是由于始皇及二世的暴虐；汉之所以衰弱，是由于武帝之骄矜。因此，他们极力抨击历代昏朽的皇帝，而仰慕前代所谓圣明君主的德政，“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唐太宗在贞观六年对侍臣说：“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贞观政要·君臣鉴戒》)还说：“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贞观政要·灾祥》)唐太宗的这些评述都比较客观而实在。既肯定了秦始皇初并天下的善政，又批评了他晚年的恣肆奢淫。唐太宗常常以秦亡为诫。他曾想建造宫殿，可是想起秦始皇的下场就不干了。他说：“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贞观政要·俭约》)
　　唐太宗以及他周围的人，对秦始皇是多加指责的。这种指责当然是为了对他自己以及下面的臣僚起警戒作用，并不是要全盘否定秦始皇。他们骂“始皇暴虐”(《贞观政要·贡赋》)、“奢侈”(《贞观政要·规谏太子》)，指责秦始皇“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贞观政要·封建》)，还说“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贞观政要·慎言语》)，“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贞观政要·俭约》)。他们还把秦王朝看作是超出了历史常规之外的反常现象。礼部侍郎李百药还把秦排除在中国历史的“正统”之外，说秦像闰月一样是多余出来的，称之为“暴秦运距闰余”(《贞观政要·封建》)。这些说法显然是过分了。
　　但从总体上讲，唐太宗以及他周围的人对秦始皇的罪过作了充分的揭露，是为了从中较为充分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没有因罪而抹杀他统一天下的功绩。唐太宗对群臣说：“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唯秦皇、汉武。”这可以说是对一个前代帝王最崇高的评述了。唐太宗还说：“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又安，自谓不减二主也。”固然是唐太宗的炫耀之词，但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李白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王扫六合》)这也是对秦皇的歌颂。
　　唐太宗以及他周围的人对秦始皇的评论集中反映在《贞观政要》这部书上。此后，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这部著作，“书之屏帷，铭之几案”(戈直：《贞观政要·序言》)，被列为宫廷皇子皇孙的必读书籍。唐宪宗李纯、文宗李昂、宣宗李忱，都把它奉为经典，反复阅读，苦心研讨。唐代统治者对秦始皇和隋炀帝败亡教训的认识最为深刻。在统治者的影响下，整个唐代政治思想界讨论和评述秦始皇的空气甚浓。对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比较大的讨论有两次。后来，宋代统治者也对此展开过讨论，比较大的讨论也有两次。唐、宋两朝共有四次。
　　一次是唐太宗时代。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发动群臣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人情”者，人的品性行为之谓也。这也就是说，周和秦朝灭亡的原因是由于周武王和秦始皇的人品不同所造成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唐太宗也不同意这种分析，他说：“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贞观政要·辩兴亡》)唐太宗认为，周代的时间长是因为周王奉行仁义，秦朝的时间短是因为秦始皇及二世专事暴虐。对秦始皇取代六国的正义性表示了肯定。这次讨论是以唐太宗的意见为最后的总结。
　　第二次是唐宪宗时期。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形成了许多独立王国，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已经大为削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政治、思想界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有一股思潮，认为秦亡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说什么：“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引自《封建论》)认为夏、商、周、汉这四代实行分封制，统治时间都很长，秦朝实行郡县制，而统治时间却很短促。以韩愈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秦亡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他说：“秦之王天下也，五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韩昌黎集·杂说》)柳宗元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说这种话的完全不是真正懂得治国的人。他说：“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封建论》)其意是，魏朝继承汉朝的时候，还是有诸侯封爵的事；晋朝继承魏朝，制度照旧，没有改革，然而魏、晋两朝很快就衰落了。并没有因为实行分封制而延长他们的朝代。现在唐朝改变了汉以来的分封制完全采用州县制，实行以来已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跟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秦朝灭亡这么快呢?柳宗元的解答是：因为秦朝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群众，“人怨于下”，所以大呼成群，揭竿而起，一下子推翻了秦的统治。“非郡邑之制失也”，“失在于政”。柳宗元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同时又批评了秦始皇的为政之失，这是很有道理的。柳宗元在《六逆论》中又进一步说：“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可见他所谓“失在于政”，除了指秦始皇本人在为政上的失误外，还指秦二世时赵高专政，改变了秦始皇的政治措施，加重了对广大人民的奴役与剥削。这就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第一个统一中国的贡献。柳宗元生活在8、9世纪之交，上距秦完成统一约一千多年。他回顾了秦以后的历史，能够有分析地看待历史人物，这是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封建论》)这里说的“公”和“私”与我们现在理解的“公”、“私”是有所区别的。柳宗元说的“其情私也”，是指为了推行他自己的那一套政策，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而“公天下”，是指对天下有益，即认为秦始皇那样做有利于天下公众。柳宗元如此充分地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这是了不起的。
　　第三次是王安石时代。王安石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宋神宗赵顼时曾两次做宰相。他面对北宋王朝的时局以及历代王朝衰亡的教训，提出了变法的主张。但他对秦始皇的评价上有些观点是并不正确的。为什么秦王朝很快就覆灭了呢?王安石认为，这是加强王室、削弱诸侯的缘故。他说：“周强末弱本以亡，秦强本弱末以亡。……秦戒周之亡，郡而不国，削诸侯之城，销天下之兵聚咸阳，使奸人虽有觎心，无所乘而起，自以为善计也。及其敝，役夫穷匠操鉏耰棘矜以鞭笞天下，虽欲全节本朝，无坚城以自婴也，无利兵以自卫也，卒顿颡而臣之。彼驱天下之众以取区区孤立咸阳，不反掌而亡，无异焉，强本弱末之势然也。后之世变秦之制，郡天下而不国，得之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王文公文集·周秦本末论》)所谓“秦强本弱末以亡”的看法，其实是“秦郡邑而促”(《封建论》)观点的翻版。此说早已被柳宗元批得体无完肤了。所以，这种看法的重新提出，没有得到任何附和意见。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在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进通鉴表》)，他对历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也作了一番剖析。他不同意王安石对秦亡原因的分析意见，认为秦亡的原因是由于暴虐。他说：“重以暴秦，害圣典，疾格言，燔《诗》、《书》，屠术士。称礼乐者谓之狂惑，述仁义者谓之妖妄。必薙灭先圣之道，响绝迹尽，然后慊其志。虽有好古君子，心诵腹藏，壁扃岩鐍，济秦之险，以通于汉者万无一、二。”(《司马温公文集·河间献王王赞》)司马光冠“暴”于秦，谓之“暴秦”，大骂秦始皇“燔《诗》《书》，屠术士”。在他的周围也有很多人进行过类似的指责。这当然又失之过分了。
　　第四次是朱熹时代。此时正是宋朝理学盛行之时。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他继承了孔子、孟子以来的儒家思想，还特别发挥了程颐的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的程朱理学。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朱熹借秦二世而亡的史实对秦政事和秦始皇进行了评论。秦王朝为什么很快就覆灭了呢?朱熹回答说：“秦至无道，决无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议，用淳于越之说，并建子弟以自藩屏，不过为陈、吴、刘、项鱼肉之资，虽有故国之助，亦岂能以自安哉?……若秦之时，六国强大，诚不可以为治。既幸有以一之矣，则宜继续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维持参错于其间。以义言之，既得存亡继绝之美；以势言之，就使有如苏子之所病，则夫故国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于此一举而两得之，亦何为而不可哉?但秦至无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为郡县亦不旋踵而败亡，盖其利害得失之算初不系乎此耳!”(《朱文公文集·古史余论》)朱熹所以大骂秦始皇，是因为他站在保守立场上看问题。他说：“秦至无道，决无久存之理。”认为秦始皇的革新措施同程朱理学相违背的。
　　唐宋时期对秦始皇的评论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评论秦始皇是为了表白自己。唐代贞观年间君臣们对联皇的评论离不开一个“暴”字，两宋统治者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冠以一个“暴”字。其目的无非是表白自己是反残暴而行仁慈的。
　　其二，评论常以“辩兴亡”的形式出现，即在讨论秦朝速亡的原因时引出对秦始皇的评论。如唐代贞观初年，唐太宗提出秦亡之因的问题让大臣们讨论，大臣发言之后，他才站出来总结发言，带出对秦始皇的评价。可见，这种评论常常是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扭合在一起的，而不在于对秦始皇本身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带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和感情色彩。
　　其三，在指责咒骂秦始皇暴虐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作用。唐宋统治者及其思想家都把秦速亡的原因归于秦始皇弃仁义行暴虐，几乎把一切罪过都推在秦始皇个人身上。但他们中不少人都很清醒，没有因为秦始皇的罪过而抹杀他统一中国的功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四节 明清时期对秦始皇的研究
　　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期间，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当的科学依据。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对秦始皇的评论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他们能够比较全面地公正地评价秦始皇。如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李贽盛赞秦始皇是“千古英雄”(《史纲评要·后秦记》)、“千古一帝”(《藏书·世纪列传总目》)。为何能对他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呢?因为他们看到秦始皇多方面的作用：
　　其一，“挣得一个天下”，即谓统一了中国。李贽说：”祖龙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又以扶苏为子，子婴为孙，有子有孙。卒为胡亥、赵高二竖子所败。惜哉!”(《史纲评要·后秦记》)认为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不愧为千古英雄。如此统一的帝国，后来江山被胡亥、赵高所断送。对此，李贽甚为痛惜。
　　其二，“掀翻一个世界”，即谓把战乱中的世界“掀翻”，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李贽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史纲评要·后秦记》)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沉重地打击了六国贵族，许多食封贵族的世袭领地被摧毁。为了巩固和推进统一，秦始皇依靠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宣布“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从法律上肯定了土地私有；为了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把大批豪强迁到咸阳附近，加以控制。同时收缴兵器，堕毁过去割据的城堡、要塞、内长城等；统一币制和度、量、衡。这些都是推翻一个旧世界、创立一个新世界的有力措施。
　　其三，创制立法。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说：“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张文忠公全集·杂著》)秦始皇继承了秦的法治传统，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实行法治的原则。不但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和解决民事纠纷需要法治，而且管理军事、外交、皇室警卫、社会治安、司法、交通、劳务、文化教育、手工业、商业等都需要法治，即所谓“事皆决于法”。所以，在他当政后着手进行统一六国的战争的同时就提出编纂成文法典的任务，即《芝罘刻石》所说的“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或《琅琊刻石》所说的“皇帝作始，端平法度”。对于这一点，章太炎作了一番考察之后说：“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秦政记》)认为秦朝的君主是世世代代守法的。章氏在举了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所谈过两个故事之后说：“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草茅搢绅所能拟已。”(《秦政记》)其意是说，秦始皇当然历来就接受了这个传统的治国方法，所以他的守法精神绝不是那些出身草野的没有政治修养的官僚们所能比拟的。秦始皇“创制立法”对后世的影响，明清之际的不少有识之士也都看到了。对此张居正指出：“周王道之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举前代之文制，一切铲除之，而独持之以法，……西汉之治，简严近古，实赖秦为之驱除。”(《张文忠公全集·杂著》)这个评述除了说秦始皇将以前的东西“一切铲除之”有所偏颇外，基本上是公允而正确的，他的法治精神不只影响到汉，实际上影响了中国整部文明史。
　　秦始皇的政治既然如此，然而最终还是亡国，这是法治的过错吗?在历史上，这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明清时期也有不少政治思想家提出这样的疑问。张居正明确指出，这不是法治的罪过，他说：“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穉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而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张文忠公全集·杂著》)秦亡的悲剧，一是秦始皇的继承人问题，二是六国贵族的势力还很大。章太炎也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秦政如是，然而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六国公族，散外闾巷之间，秦以守法，不假以虚惠结人，公族之欲复其宗庙，情也。”(《秦政记》)在继承人的无能和六国贵族余孽的作乱之间，哪方面占主导地位呢?章太炎说：“秦继世而得成王者，六国亦何以仆之争?如贾生之《过秦》，则可谓短识矣。”(《秦政记》)认为要是秦朝继位的人不是胡亥而是成王的话，六国的贵族又哪能颠覆它呢!像贾谊在《过秦论》中那样咒骂秦始皇，可谓识见短浅的了。确实，章太炎的观点要比贾谊高明得多，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其四，“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废除分封诸侯，设置郡县，是秦始皇摧毁战国旧制，统一全国的关键措施。秦始皇当代以及秦始皇之后，历代的政治家们，往往争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得失利弊。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回顾了秦以后的历史说，秦始皇改分封为郡县的措施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封建论》)。这就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对巩固统一的作用。柳宗元高度赞扬秦制，赞扬唐承秦制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当时各地藩镇割据的局面而发的。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又进一步肯定了秦始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个重大政治改革，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船山遗书·秦始皇》)认为分封诸侯的世袭，以及后来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都是社会历史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向，哪怕是“圣人”也不能违反。他还指出：“至于战国，仅存者无几。岂能役九州而听命于此数诸侯王哉?于是分国而为郡县，择人以尹之。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船山遗书·秦始皇》)认为秦始皇把全国分为若干个郡，每个郡下面又分若干个县，使有才能治理民众的人都安置在群众的上头担任一定的职位，以发挥他的才智去治理民众的事，为什么不可以说这也是天下为公呢?
　　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在回顾历史之后更加认识了秦始皇，章太炎称颂秦始皇是—位伟大的人物，说：“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资徐福，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说百姓。其他无过。”(《秦政记》)认为秦始皇的小小污点，只不过是兴造阿房宫以及坑杀了一批术士，除此之外，秦始皇没有过错。称颂秦始皇完全可以同三皇五帝媲美。他说：“借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秦政记》)认为假使秦始皇长寿，死后继位的又是扶苏而不是胡亥的话，那么，始皇的功劳，即使把他提到三皇五帝之列，变为四皇六帝也还不足以比拟他的崇高。
　　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在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还剖析了他取得成功的原因。到了清末和民国初年，不少思想家在分析秦始皇成功的客观原因之外，还结合秦始皇个人品性加以评论。
　　其一，“守法”。章太炎说：“建国之主，非起于草茅，必拔于搢绅也。拔于搢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草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绳墨。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秦政记》)认为那些开国的君主，大致有两种情况，不是出身于草野平民，就是来自当官的阶层。来自当官阶层的，总是要使自己的皇族都尊贵起来，喜欢搞贵族等级制度；出身于草野平民的，他的法令不分等级，但喜欢任性不拘而不能守法。唯独秦朝的制度，创自商鞅，秦朝的君主又是世世代代守法的。“秦皇为有守，非独刑罚依科也，用人亦然。”章太炎把秦始皇和汉武帝放在一起作比较。他指出：汉武帝宠妾的外家特别富有，汉武帝宠爱霍光，让其辅佐幼主刘弗陵(汉昭帝)。汉武帝所任命的将军，尽量任他所宠爱的人，像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对老将武臣如李广、程不识不是加以摧残压制，就是废置不用。“秦皇则一任李斯、王翦、蒙恬而已矣。”(《秦政记》)难道秦始皇身边就没有阿谀奉承的亲信吗?不是。而是秦始皇能够“抱一、司契，自胜而不为也。”也就是说，秦始皇能够抓住一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他亲自制定的政策法令，有了它就会自我克制而不违法。而汉武帝可不得了，他一冒火，大臣也保不住自己的性命，对于太守以下的地方官，他派出的“直指使”就可以擅自把他们杀掉。“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由是言之，秦皇之与孝武，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其视孝文，秦皇犹贤也。”认为世人都说秦始皇的刑法很严峻，但他却没有冤枉杀过一个官吏。这样看来，秦始皇和汉武帝相比，就像高山比低洼一样，他比汉文帝还要贤明呢。所以，章太炎赞颂秦始皇的“守法”精神，说“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草茅措绅所能拟已”(《秦政记》)。
　　其二，“平政”。章太炎说：“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即谓古代政治搞得最公正的，莫过于秦朝。何以见得?章太炎回答说：“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这里指出了秦始皇四个方面的“平政”的表现：一、秦始皇南面称帝，决断天下大事，他的子弟却是平民；二、秦始皇所宠爱的后妃之辈，没有一个敢于放肆捣乱的；三、所任将相李斯、蒙恬，都是功臣和良好的官吏；四、秦始皇曾对巴郡富豪的寡妇怀清优礼备至，为她筑台，但同时也镇压豪强大族，不让他们兼并小民。章太炎特别赞颂秦始皇身为天子，子弟却为庶人的精神，他说：“秦皇以贱其公子侧室，高于世主。”(《秦政记》)认为秦始皇把他太子以外的皇子们放在同普通平民相等的地位上，这点比历代的君主都要崇高。
　　其三，“好文”。章太炎说：“今始皇不起白屋，而斯受学孙卿，好文过于余主。”(《秦献记》)认为秦始皇“好文”超过其他君主。这里必须指出，这里说的“好文”，比现在的含义要广，包括学习一切文化知识，也包括学习和制定法制。“好文”可解释成爱好文化生活。这是什么缘故?章太炎认为秦始皇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秦始皇并非出身于平民，从小生活在宫廷里，自幼接受了秦国宫廷高层文化的影响；第二，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仲父”，又受到吕不韦的影响。吕不韦从东方六国招徕各派学者、文人来秦国编纂《吕氏春秋》，秦始皇深受其影响。第三，秦始皇还深受荀子思想的左右。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荀子的思想通过李斯和韩非施染于秦始皇。正由于秦始皇“好文”，所以秦始皇时代的有学问的人能够从容地从事论著。鲍白令之斥责秦始皇本来行的是桀纣之道，却要仿效禅让的办法；零陵县令名叫信的也直言责难李斯；成公生也到处游说，敢于触犯禁令评论朝政。为什么有这样的舆论气氛呢?章太炎从秦始皇“好文”精神来解释：“此则令之之谏，零陵之难，成公之说，一切无所究治，自其分也。”认为对那些自由论说、直率谏言的人一律不加以追究那是秦始皇所提倡的，也就是秦始皇的性格所决定的。
　　有人又提出这样的问题：秦始皇“好文”不追究谏言者。为什么又发生坑儒事件呢?章太炎作了明确的回答：“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转相告引。亦犹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秦献记》)认为咸阳坑儒事件是因为卢生在逃走前和侯生咒骂始皇，始皇由此痛恨儒生诽谤朝政，便责令他们互相告发。这正如汉代的“党锢之狱”一样是出于一时的措施，并非法令一定要杀害儒生的。
　　明清时期，特别是到了近代，思想家们注意分析秦始皇的个人品性，这表明对秦始皇研究的深入，同时也表明这些思想家们思想意识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比重大大增加了，历史的分析和现实的需要总是扭合在一起的。明清以降，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秦始皇的研究，也表明了对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者的丰功伟绩的重视，表达了人们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心愿。
　　第五节 结 语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主要历史功绩是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割据的混战局面，实现了统一。也就是说秦始皇是历史上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自秦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秦，也就没有汉、唐、明、清，没有我们今天的中国。秦始皇的大名象征着统一，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也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就曾说过：“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李贽：《史纳评要·后秦记》)这里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历史作用。
　　秦始皇能够统一六国，既有他个人出众的才华，又有秦国的基础，还有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其才华就是善于调动了全秦的力量和秦百万大军的战斗力。其基础即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历史为他打下的基础，铺平了道路。正是有了这个基础，秦始皇的谋略和才能才得以充分发挥。有的论著忽略了这个基础，说：“秦始皇在作好了统一战争的准备之后，用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把秦统一六国的战争说成是从秦始皇开始，从而把秦始皇的先辈这个统一事业所作的努力一笔勾销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在秦始皇之前，秦国不仅已经在军事力量方面压倒了东方六国，而且已相继兼并了六国的许多地区。如秦惠文王时，秦国收复了被魏国占去的河西地，并进而攻占魏的上郡；随后又灭蜀并占领楚的汉中。秦昭王时代是秦国大发展时期。秦不断蚕食韩、魏，占领了河东、上党、南阳等郡，又攻破楚都鄢郢，以其地置南郡，并夺取了楚的巫郡和黔中郡；又灭义渠，置陇西郡和北地郡。庄襄王时，秦灭东周，置三川郡，取赵榆次等三十七城，置太原郡，并重新攻占被韩一度收复的上党郡。当秦始皇登上王位的时候，他从先辈那儿承袭了相当庞大的遗产。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这个评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汉代桑弘羊在《盐铁论·险固》中指出：“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并敌国者，险阻固而势居然也。”这个“势”就是指原来所留下的基础。当然还指六国民众反对分裂、心向统一的要求和愿望。历史的发展需要秦始皇站出来，没有秦始皇，历史无疑也会创造出另一个人来代替。在高度评价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时，我们看到秦始皇是杰出的，伟大的，同时也要看到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历史为他打下的统一的基础条件。
　　在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原有的条件和基础时，又不能否认秦始皇个人的作用。秦始皇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端，充分发挥了他的个人才能。汉代主父偃评论说：“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里也充分肯定了秦始皇个人的胆识和魄力。
　　秦始皇功大，过也大。其罪过主要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所表现的残酷暴虐上。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称赞秦始皇“世变异，成功大”的时候，也同意那种责难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的观点。(《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人给秦始皇罗列的罪恶有十条之多，集中抨击了秦始皇的暴虐。班固在《汉书·武五子赞》中评说：“秦始皇即位三十七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颅相属于道，不一日而无兵。”晋朝傅玄评论说：“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狗彘。”(《傅子·问刑篇》)抨击秦始皇在某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残暴行为，并不等于应否定他在统一过程中所使用的暴力手段。秦始皇是依靠暴力实现统一的。当时和以后的很多人抓着这一点进行抨击，骂秦始皇怀“虎狼之心，蚕食诸侯”(《汉书·贾山传》)。这种咒骂是不公平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使用暴力，六国为了保持其分裂割据的局面又何尝不是依靠暴力。对暴力的割据，只有使用暴力去摧毁。再说，秦始皇在推进统一中所付出的牺牲比六国使用暴力维持割据所造成的损失不知要小多少倍。当然，真正的统一历来不能单纯靠暴力来实现和维持。统一需要暴力，也需要各家各派思想的交融、文化的交流，有时还需要有一点容纳不同政见的雅量。这一切，秦始皇都是不能做到的，这也可能是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二世而亡的一大原因!
　　说到“暴虐”，人们还很自然想到“焚书坑儒”。这是秦始皇最严重的罪恶之一。这是不能宽恕的。不过，对此也得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分析。
　　其一，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主观上为维护国家统一所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章太炎对焚书坑儒作了历史考察，指出“焚书”的起因，在于淳于越等依据儒家典籍以古非今，反对郡县制；“坑儒”则是以卢生为首的一批人恶毒诽谤新政权，引起的一场政治斗争。还论证了秦始皇“焚书”有一定范围，“坑儒”也有严格界限，并肯定它的作用说：“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鲁迅也指出：“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咨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华德焚书异同论》)这些评论不是没有道理的。可见，对焚书坑儒要作具体的细致的分析，不能一概否定。
　　其二，秦始皇并非是天性的“残暴”，在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以及在统一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了谦恭、豁达和仁厚。如修建郑国渠本来是中了韩国的“疲秦计”，秦始皇知道后大为恼火，并声称要把郑国杀掉。当郑国向秦始皇进言说水渠修成之后，“亦秦之利也”。秦始皇能够听取谏议而处理得当，不杀郑国，表现一种仁厚精神。又如军事家尉缭咒骂秦始皇“少恩而虎狼心”，秦始皇非但没有杀掉他，而且坚决挽留，并重用他为国尉，对尉缭表现出相当的卑恭与热情。
　　不杀刺客高渐离，也可说明秦始皇并非“暴虐无极”。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下令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党徒，他们全都逃亡了。高渐离改名换姓，给人家当酒保，隐藏在宋子这地方做工。他能击筑唱歌，而且让人听了没有不激动而流泪离去的。宋子城里的人相续请他做客，后来让秦始皇知道了，秦始皇就召见他。有人认识他，就说：“这是高渐离，当年参与刺杀的高渐离!”秦始皇喜欢他善于击筑，特别赦免了他的死罪，只是弄瞎了他的眼睛，叫他击筑，没有一次不称赞他击得好。秦始皇逐渐接近他。高渐离便将铅块暗藏在筑里，当再进宫能靠近秦始皇的时候，他就举起筑来扑打秦始皇，没有击中。于是，秦始皇便杀死了高渐离，以后终身不再接近诸侯国的人。又如在一次对外战争中，在调遣多少兵力问题上，青年将领李信认为二十万人即可，老将王翦认为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开初将老将的稳重大大奚落了一番。但事实证明秦始皇对李信的轻信是错误的，李信丢盔弃甲，大败而归。面对大军的溃败，秦始皇表现出相当的豁达和谦逊。他没有惩罚李信，而是将败因归咎于己，并且亲自赶到王翦家道歉。
　　其三，秦王朝的某些暴虐之举，罪责也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有的罪恶是秦始皇死后所酿成的。关于这一点，司马迁作《史记》时，在叙述了赵高，胡亥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之后，接着说“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史记·李斯列传》)显然是在说明陈胜、吴广起义是赵高、胡亥的暴政所引起的，与秦始皇没有多少直接关系。西汉贾谊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于是“自群卿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过秦论》)晁错讲得很明显，他认为：秦二世“法令烦憯”，使“民力罢尽”，加上赏罚不明，奸邪“乱法”，从而“天下寒心”，“上下瓦解”。(《贤良对策》)所以，不能把秦二世造成的罪恶一概加到秦始皇身上。汉代的桑弘羊曾指出：不能“以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盐铁论·非鞅》)同样，不能以二世之暴虐而去非罪始皇。有的罪恶的确不是秦始皇造成的，后人却算在秦始皇身上，这是不公平的。对此，鲁迅说：“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华德焚书异同论》)
　　对于秦始皇的评价，贾谊在《过秦论》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文中认为秦亡之因是由于错过了两个机会。司马迁在《史记》里大段大段引录了《过秦论》的原文，并赞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表明他对贾谊观点的认同。司马迁认为对秦始皇的评价不应该有偏见，他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用耳朵进食，食而不知其味，却还自作聪明地“举以笑之”。辛辣的讽刺把某些人的浅薄勾画出来了。
　　林剑鸣在《秦史稿》中感慨地写道：“秦，像历史长空中的流星，它放出一阵耀眼的光芒以后，就迅速地消逝了!”秦始皇的存在，确实是太短暂了，可以说是一颗流星，但它更像一颗非常耀眼的星星，气势恢宏，蔚为壮观，不时出现。司马迁针对当年彗星屡屡经天的景象，有感而发地说：“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正如莫秀瑺《大秦帝国》所言：“确实恍若流星，但它留在人们观念中的形象，似乎更像彗星。……据英国天文学家克劳密博士推算，秦王嬴政亲政前夕在咸阳上空出现的彗星，正是一千八百多年后由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次计算出它的轨道因而获得命名的哈雷彗星。由此，我还想进一步把秦帝国比之为哈雷彗星。”我们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用公允的观点去评述秦始皇的千秋功罪。对他的统一中国的熄煌伟业，应该永载史册，并且成为中华儿女强化自身凝聚力的一种鼓励力量，使祖国的统一早日得以实现。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