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值戊子年清明节公祭轩辕黄帝盛典之际，陕西省人民政府特举办“纪念人文初祖黄帝，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学术研讨会，是甚为适时、必要的。这既是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适时举措，也是学术文化研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理应对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更加明确和清醒的认识，很有必要通过研讨而集思广益，以便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应有作用。我遵照会议组委会主席张岂之先生之嘱，有幸恭临盛会，拟联系当前学术界在学风方面的一些具体状况，就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关系谈点浅见。
　　一、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对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作用和影响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提出，凝聚了全国、全民族的愿望和共识，需要整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各个方面，共同建设，共同推动。作为从事学术思想文化研究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当然，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首先有必要对民族精神和民族精神家园有个明确的界定。
　　什么是民族精神?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思想、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总汇，既包括优秀部分，也包括落后成分，即如社会学学者所谓的“国民性”；另种看法则认为民族精神集中了一个民族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反映了民族思想及其心理、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并不包括其消极落后方面，它是该民族成员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形成的思想共识，并伴随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和提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的思想核心。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民族精神只能是民族意识中的积极因素。惟其如此，我们才经常提倡“弘扬民族精神”、“振奋民族精神”。如果包含民族意识中的消极落后成分，还何须去大力“振奋”、“弘扬”呢?[1]
　　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如何界定，学术界迄今尚无明确论说，试姑妄方言之：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乃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民族精神，通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载体和标志予以集中反映，呈现于民族大家庭之中，既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弘扬，又便于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那么，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与民族精神及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又有什么关系呢?
　　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学术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开创远古文明的人文初祖，到文明形成后的古代人文之学中的各种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直至近现代兴起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历史时期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无不以其推动时代发展的先进思想和学术成就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民族精神的阐释与铸造，以及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作出了标榜史册的杰出贡献。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远在5000年前后，以其大无畏的牺牲奉献精神，艰苦奋斗，披荆斩棘，发明创造，开拓创新，协和万邦，造福黎民，肇造了中华远古文明，开启了文明之端倪。此后，历经夏、商、周三代，再至秦汉、魏晋、隋唐和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历朝历代的伟大思想家、杰出的文学家和优秀的学者，大都以其开创性的学术思想，学术著述与文学创作，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进行了继承、变革和创新，成为民族思想，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时代的发展，又不断对民族精神注入新的内容。诸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无施于人”的仁爱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及“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尚品节情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人后己的奉献精神；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舍生取义观念；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爱国思想。还有具有中华元典精神的经、史名著和文学作品中的诗、词、歌、赋中的思想精华，世代相传，都已成为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宝贵财富。
　　作为一代思想文化巨人的梁启超，既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有精湛研究，又对西方近现代政治学术思想深有了解。他在研究古今中西的学术思想对社会发展、民族思想的作用影响之后说：“学术思想在一国，犹人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欲睹其国之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欲学术思想焉求之。”[2]国学大师王国维亦曾经说：“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文化苟达一定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国民之尊重，而国民亦以是为轻重。”[3]一向提倡学术研究应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也高度肯定学术思想的影响，“实系民族精神生死之一大事者”。[4]这些大师、先哲的论述，都充分说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在铸造中华民族精神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影响，也常常经历迂回与曲折。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基于学术的发展与延续，仍然有一批既具深厚国学根底，又接受了“五四”以后新思想、新思潮的老一辈学者，在新的境遇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也有一批天资聪颖深具学术研究潜力的新一代学人。新、老学者在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且都取得可喜成绩，为新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起到继往开来的奠基作用。但毋庸讳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名目的学术政治批判，一些有学问、有影响的学术大家，诸如胡适、梁漱溟、俞平伯、胡风、冯友兰、马寅初……都受到批判，直到史无前例的“文革”，批判“封、资、修”，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些批判虽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其负面影响，实质上是割断历史，扼杀不同思想，毁灭学术命脉。结果造成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度统一与专制，出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万马齐喑”“思想沉寂”的凄惨局面，学术思想当然谈不到繁荣和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久被窒息的思想，如波涛泉涌，如火山爆发，出自哲学家手笔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阻力，公开发表，猛烈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终于唤起了民族的新觉醒，推翻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统治，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与社会政治的安定，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社会上蔚然成风，知识分子的待遇得到改善和提高，整个社会，也逐渐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造了宽松适宜的环境。于是学者们又重新焕发了学术研究的活力与激情，致使哲学社会学科出现了发展与繁荣，也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经济体制的转变，还是“三个代表”思想的产生。以及坚持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及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提倡，都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也吸收了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各学科专家学者的心血与智慧。这一切再次体现了创造性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在完善提高民族精神中的作用和影响。
　　当代在以和平发展为时代特征的世界潮流中，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竞争日益激烈。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德国思想家、改革家马丁·路德说过的：“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的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建设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文化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之所在。”[5]重视教育，重视文化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共识。因此，在联合国对各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出：“要把文化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社会繁荣的终极目标是文化”。[6]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本民族既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否则就会割断命脉，丧失根本。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传统民族文化，重视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目前，又更加强调性地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可谓高度体现了文化自觉和深谙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真谛。
　　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有诸多重要工作要做，对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其所作的党的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已有提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时代性”；“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7]这些工作任务是艰巨、繁重而有意义的，都是适应时代需要，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而功在千秋，造福万代的有益事业。从事哲学人文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可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振奋精神，施展才智，做一个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者和守护者。
　　二、浮躁虚夸急功近利的不良学风有碍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项根本的长远大计。从事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要投身这项工作，取得有创新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作出应有的贡献。既需要有很高的学术思想理论水平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同时也必须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刻苦扎实、开拓创新、认真严谨的优良学风。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发展史表明，凡是在学术事业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思想家，不仅在学术思想上有卓越成就，而且在学风上也堪称世范。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如前所述，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都有增强，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都有所发展，各个学科都产生了一批有创意，有深度，有影响的优秀科研成果，也涌现了一批锐意进取，学有所成的优秀人才。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扎实严谨的优良学风，在一些老、中、青学者的著述中都有发扬和体现。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市场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一股虚夸浮躁，急功近利的不良学风，也在大范围滋生蔓延，造成学术研究质量滑坡，社会道德风气下降，阻碍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提高发展的严重后果。这种状况已引起各方面的反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著名哲学家汝信先生就痛切指出：“学风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关心和开展讨论的热点之一。前些时候和朋友在谈论这个问题，大家都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不良风气和丑恶现象无不感到痛心疾首。但又感到无可奈何，因为不良风气，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流行病。”[8]有的名牌大学校长甚至说：“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甚或把学术造假斥为“‘癌症’，如不遏制，将会毁掉学术界”，[9]足见问题之严重。
　　据各种报刊披露，当前学术界不良学风的具体表现，可谓五花八门。诸如：在学术上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考试作弊，公开标价替人操刀撰文，将学术作为商品炒作牟利，以营利为目的办班兜售文凭，刊载论文收取高额版面费。在职称晋升、申报课题、学科点、学位点及评奖活动中拉关系、走门子、沽名钓誉，谎报成绩。将质量不高的旧作，改头换面，抄来抄去，反复出版。开展学术批评难，各种书评大都是图书广告式的廉价赞美词。偶有严肃尖锐的学术批评，批评者反遭谩骂讽刺。如最近报端上披露的一件丑恶事例：北京某高校一位教授的著作，受到四川省某高校一位教授的批评，评论文字严厉而尖锐地直陈其失，有论有据，纯属严肃正常学术批评范围。被批评者有不同意见，尽可进行反批评。然而这位被批评者却在自己的博客上，连发九篇文章，对批评者极尽辱骂、诽谤之能事，视对方为“畜生”，自称他也要“做回畜生”，辱骂对方为“屁眼教授”、“痔疮教授”，[10]言词污秽，不堪入目，实伤风败俗，斯文扫地，有辱“教授”称号!
　　上列学术领域的种种弊端，其中有些明显的抄袭剽窃，粗俗的弄虚作假，对批评者的辱骂攻击等，虽性质恶劣，危害严重，但却容易识别，一旦被揭露，便会受到有关规定的惩处，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值得特别注意和警惕的是，愈演愈烈的不良学风，已染及最高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或名牌高等学校，而且发生在一些在社会上有点名气的高层次的学者身上或其著作之中。他们并没有抄袭别人的学术成果，而是在其新著中，将自己多年前的旧著散篇，循环往复，抄来抄去，一抄再抄，以旧作代作新著，甚或作为其所承担的国家项目的最终结果，公开出版问世。试想这样的著作，能有什么突破创新，又能有什么样的学术质量。严格地说，这是一种投机取巧，变相的弄虚作假。但对于这样的做法不是同一领域的研究专家，尚难一眼看穿，使之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蒙蔽有关部门领导和学术界，这对学术研究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绝不可低估。
　　前文已经论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在塑造民族精神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正如有的学者说：“学术思想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系统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学术思想的发达与否是一个民族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志”。[11]而且学术思想具有“引导风尚，转移风气，改变习俗”的强大精神作用。而目前流行在学术界的粗制滥造的学术著作及虚夸浮躁的不良学风，又怎能去引导风尚，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呢?一定时代正确与错误的学术思想，以及优良和不良的学术风气，都是一定时代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与社会风气在学风上的反映，反之，学风的优良与否也影响着社会风气的好坏。目前，学术领域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不良学风，虽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然其实质则是将市场商品经济的规律盲目引入学术研究活动之中，使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把学术研究的目的扭曲。因为，学术研究的最高价值是真理，探索真理献身科学事业，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当前学术界某些浮躁不良学风、道德失范、行为不端的学者，不是把学术研究看做是以探求真理为最终目标，而是将学术研究视为是获得利润，谋取学位、职称、官阶和待遇的敲门砖。抱着这样的目的治学，不仅丢掉优良学风，败坏社会风气，损害民族精神，也势必有碍民族精神家园建设。
　　三、端正学风，推动民族精神家园建设
　　面对当前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良学风及其对学术发展与发扬民族精神造成的严重危害，从有关领导和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都再三呼吁：为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推动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一定要端正学风。
　　要端正学风，扭转不良学术风气，有必要分析不良学风产生形成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以笔者之见，不良学风产生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者不能自律的主因，也有学术管理机制的不够完善和舆论监督的缺失。要端正学风，就必须从各个方面，主观因素到客观环境诸方面，共同努力。
　　其一，针对不良学风产生的内在原因，乃在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学者自身缺失自律，一些学者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诱惑，名利欲望心切，价值追求失衡，道德观念失落，淡忘了求真务实的治学原则。因此，端正学风，首先应倡导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严格自觉自律，提高自身职业道德，遵守学术规范，树立扎实学风，要诚实做人，踏实治学。要有甘坐冷板凳，肯吃猪头肉的精神，来对待学术研究，精心打磨学术研究成果，提高学术研究质量。不能为了完成工作考核的数量指标和职称晋级，而盲目追求成果数量。这方面，有些学者已经作出示范，如北京大学教授严绍*教授；用20多年的时间，30次往来日本，编著成三卷350万字的《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录》。学界前辈任继愈先生在该书出版座谈会上指出：这种“二十年磨一剑的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在当前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的风气下，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值得钦佩”。任老同时又指出：“可我们有些学者是一年磨二十剑，甚至三十剑。”试想，一年如写二十本书或三十本书，焉能产生学术精品，何能保证学术质量，必然是东拼西凑，抄来抄去，粗制滥造，生产学术垃圾或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著作，如果听任这样的不良学风增长蔓延，学术研究又怎能健康发展。因此，要端正学风，必须首先从源头上抓起，倡导和监督所有学术研究工作者，都能抱者对学术负责的良知，严格自觉自律，为繁荣发展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多出精品、多做贡献。
　　其二，目前有关学术领导管恐部门所制订执行的学术管理机制不够完善，总结和反思经验教训，很有必要改进和完善现行的学术研究管理机制。如近些年有些现行教育机构和科研管理部门制订的考核管理制度，对教学研究人员，常常硬性规定一定的时间内，或在职称晋级时，要完成多少专著和多少篇论文，有些数量指标，还必须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甚至对于攻读学位的研究生，也硬性规定，读研期间，一定要发表几篇论文，否则便不能通过学位答辩。这些指标规定在数量上是硬性的，而在质量方面则是弹性的。这种片面要求成果数量而忽视质量的规定，必然引导一些人想方设法去完成数量要求，甚至在难以完成情况下，饥不择食，去弄虚作假，乃至抄袭剽窃。
　　另外，在职称晋级时，课题申报及项目评审活动中，有时缺乏民主，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忽视学术规律和学术专家的意见，而较多体现部门领导的意志，使得某些作风不正，掌握资源审批权、评审权的领导干部或疏于管理，或以权谋私，也使得某些动机不纯，学风不良的学者，拉关系、走门子，甚或弄虚作假。
　　再者，有些科研管理部门对于列入计划的科研项目，也疏于检查督促，或管理失范。例如，重大项目按有关规定必须先经评审专家经过评审通过，认定符合质量要求，才能公开出版。但有的项目主持人却先行出版，而后再请专家评审。评审专家面对已公开出版的成果，又复何言。问题在于有关科研管理部门为什么允许或默认这样的结项操作方式?
　　还有，一旦某些学者，或某一项目存在问题，甚或被批评、被揭露曝光，事实也证明问题确实存在，而其所在单位和有关管理部门，既不表态，也不追究问责，常常置若罔闻，不了了之。这也使得那些学风不正者，有恃无恐，对已获名利心安理得。甚至旧病复发，一再重演，因而很有必要实行问责制。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领导部门制订的学术管理机制及管理措施，很有必要予以完善和改进。可喜的是，有关领导管理部门已引起关注。国家教育部就成立了学风建设委员会，有些部门也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相信，都能对端正学风，取得积极成效。
　　其三，严肃健康的学术批评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杠杆，客观公正的舆论媒介，对不良学风的监督也是有力的武器。针对目前学术批评缺乏，开展学术批评难的困局，应提倡健康的学术批评和公正的舆论监督，要使学术界视学术批评为常事。同时，也鼓励学者之间开展真诚的争鸣讨论，相互切磋，友好团结，共同提高，不搞门户之见，不闹意气之争。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尤其赞扬肯于自我批评者，逐渐使学术界形成既有敢于批评者，也有肯于自我批评者，营造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令人欣喜的是，一些有影响的舆论媒介与权威性的学术刊物，已在开展学术批评方面开风气之先，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陆续发表了严肃健康的学术批评，深有影响，颇受好评。相信在此基础上严肃、健康而正常的学术批评，一定会进一步发展，在端正学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相信，通过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共同努力，不良学风会逐步扭转，踏实严谨的学风会得到发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也将更加发展和繁荣，也一定会在弘扬中华文化，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方面，有所作为，作出贡献。
　　[1]关于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不同意见，请参看张磊、孔庆榕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366页。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3]王国维：《奏定国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之后》，见《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7页。
　　[4]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见《全明馆丛稿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页。
　　[5][6]转引自艾斐：《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见《人民日报》2008年2月24日。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6页。
　　[8]汝信：《从参观一所大学想到学风问题》，见《学问与人生》(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277页。
　　[9]转引自黄长著：《学风与诚信》，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7年10月9日。
　　[10]见《中华读书报》2008年2月20日。
　　[11]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7页。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