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1984年，有一位来西安访问的日本朋友给笔者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钟先生，我们日本人学习中国书法学不好，是由于不懂得中国书法的法。”他这么一说，笔者突然想到，中国书法的法恐怕不光是“法”吧?如果中国书法的“法”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技巧，那中国书法的内涵恐怕也太肤浅了。仔细想想，中国书法的每一个“法”的背后又有什么呢? 我们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每一个“法”的背后都有一个“意”在。一个笔画为什么要这么写，总有个道理。后来，陕西语言学会主办的研讨会上来了几位老先生。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儿子秦似先生也来了。他也是国内著名的学者、诗人。那段时间，笔者受学会委托陪着几位老先生在西安考察文物古迹。笔者就跟秦似先生讲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书法恐怕不仅仅是个技巧的问题，如果只是技巧，那么它的内涵就太简单了。秦似先生说：“好，你把你的观点写成一篇文章。”后来笔者就写了一篇叫做《法与意》的小文章寄给秦似先生。这篇文章很快就在广西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杂志《语文园地》上发表了。由此开始，笔者对书法的“法”与“意”做了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些观点。现将有关内容归纳如下，希望能得到朋友们的批评、教正与共鸣。
　　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理解
　　我们一般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时候，总喜欢用两个说法：第一个是一提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马上就会想起三个字：“儒、释、道。”当然，“儒、释、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三大支柱，但是，三个方面是不是就是这样简单的并列呢?在三家之前，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又是什么呢?第二个讲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有的朋友还会讲四个字：“儒道互补”。现在国内外一些有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也都讲“儒道互补。”“儒”、“道”也是简单并列、互补的吗?在“道”、“儒”产生之前中华民族文化思想是一片空白吗?这就是我们要思索的问题。大家知道，道家、儒家形成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那么在儒家、道家形成之前，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又是什么呢?经过对历史碎片的考察，我们能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实证资料：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这个距今6000年的纹饰非常像太极图。58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画出了这样神秘的图画。为此，笔者请教了一些道教界的朋友，太极图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大家都说不清楚，大多数朋友说是从五代开始明确使用太极图和八卦图。一种思想，一种意象图形的发展总有它的来龙去脉。那么新石器时代此类图形是否是太极图的远祖呢?笔者认为我们不能排斥这种可能。
　　如果说新石器时代彩陶上这个图案具有太极的性质，那么，可以说中国人早在5800年前就有了太极和阴阳的意识。现代学者认为“二分制”是中华先民认识事物、表述事物的重要思想。简言之，“二分制”思想就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就是“合二为一”，就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言以蔽之，就是“阴阳对立统一”。另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汉代画像石，上面有一个伏羲和女蜗的像，两条交尾的蛇化生两个人，一个是伏羲，一个是女娲。他们一个拿矩，一个拿规，也是一阴一阳。
　　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按照卦象说，应是震卦符号。无独有偶，陕西周原出土的大量西周陶文中也有许多卦象符号。用“一”代表阳爻，用“∧”代表阴爻，与青铜器铭文的卦象符号完全一致。大量卦象符号陶片的出土，说明远在西周时期，我们的先民已广泛应用八卦来定吉凶、断事理、决行为。有人称这种思维方式为“卦象思维”，笔者以为十分正确。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说，史载文王困羑里而演八卦就不是无稽之谈。我们也可以说，阴阳的观念、易变的观念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有了。这就是实证。我们讨论问题，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是一定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卦象符号就是实证。后来经过孔子整理的《易经》和老子李耳的《道德经》里所表述出来的思想观念，应该是对前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系统阐述与精粹小结，而这种思想的核心是“道”与“易”的观念。
　　“道”的观念在老子的《道德经》里表述得清晰而丰寓，而易和变的观念在《易经》里得到了充分的解读与表述。这些理论经典都产生在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之前。孔子整理过《诗经》，也整理过《易经》。他在读《易经》之后，不无感慨地说：“嘉我以十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就是说《易经》出现在孔子之前。有记载说，孔子还向老子请教过关于道的学问。近人詹剑锋老教授在他的大作《老子其人其书》中把道家老子与儒家孔子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因此，如果我们简单的判定中华文化思想是“儒道互补”，恐怕不尽合适。至于以释迦牟尼为精神始祖的佛家，是汉代才传入中国的。中华民族是个非常开放的民族，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地与本土的道、儒思想融合在一起。至此，以道、易思想为核心、吸收了法家、墨家、道家、儒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精髓，同时融合外来文化思想精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才真正形成。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有两个主要观念：
　　第一，阴阳对立统一观，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阴阳对立统一观体现在中国大文化的方方面面。治理国家，中国古人讲究“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就是一阴一阳。我们现在治理国家，强调两个口号，一方面强调“以德治国”，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这也是一阴一阳对立统一的观念。中国人在审美观念上，讲究“中和”为美，“中和”这个观念很清楚。“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国过去大臣给皇帝递折子，皇帝如批“留中不发”，就是放在那儿不发。发出去的要符合分寸，符合规律，“中节”。中国人为人处世讲“中庸之道”，“中庸”是什么?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中庸之道是很有道理的，谁不遵循“中庸”谁倒霉。火气太盛的。把身边的人得罪光了，你还怎么在那地方生活下去。“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一件滑稽事：工宣队进学校支“左”，提的口号叫“一碗水端平”。笔者被在牛棚关着，那时候就想，这不是开玩笑自相矛盾吗?一方面批判中庸的人性论，说宣扬“中庸”就是不要阶级斗争，另一方面要工宣队“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这不是一边骂中庸，一边用中庸吗?哲学上的混乱在政治生活的混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令人啼笑皆非。我们讲修身，修身讲究文质彬彬，讲仁义礼智信。文质彬彬是什么?就是要求你讲中庸之道。修身其实就是修心。修身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做到不激不励，有一颗平静心，一颗与客观外界相应的平静心。中医治病讲“阴阳”、“五行”、“四诊”、“八纲”，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讲“实则泄之”、“虚则补之”。这里最讲“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原理。中国古代诗词中的宋词分为两大派，豪放派和婉约派。这两派一个突出阴柔之美，一个突出阳刚之美。豪放派代表人物苏东坡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抒发的是阳刚之气。婉约派代表人物李清照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表现的是阴柔之美。应当留意的是以豪放著称的《赤壁怀古》写到最后还是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样具有阴柔之气的句子；而婉约派的李清照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豪迈诗句。这就体现了诗词中的阴阳对立统一。因此我们要用“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认识论去理解，分清主次、分清阴阳。
　　第二，易和变的观念。易、变的观念体现在《易经》、老子《道德经》所表述的这几句话里：一句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就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我们现在提倡的“与时俱进”也是这个理。再从中华文化来看，中华文化有这么几个板块：黄土文化、草原文化和湖海文化。在中原地区，以黄土文化为核心。我们的始祖轩辕，就是农耕文化的领军人物。五行、五方中地处中央戊己土，所以称“黄帝”。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不断吸取草原文化、湖海文化、外域文化的精华。我们中华民族历代如此。所以我们要融入世界潮流就要不断创新求变，也只有创新求变才能前进、发展、永葆青春，这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总的来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阴阳对立统一观，一个是易、变的观念。当然，在治理国家时主要强调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是对的，但是，站在哲学高度，我们讲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如果把道家、儒家、法家、墨家、佛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等思想综合分析，其核心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两点。这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根性的理念，它超时空地存在于历代中国人的遗传因子之中，存在于散落在全世界的炎黄子孙的理念之中。
　　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艺术的关系
　　(一)什么是书法
　　有些人讲，书法不就是写几个字吗，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能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点。近几年笔者和中国台北、北京、东京、新加坡、首尔、洛杉矶等地的许多朋友讨论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许多朋友大谈书法艺术，却连一些书法最基本的概念都忽略了。有的朋友，写一个“马”字还要画上四个蹄子，写“水”字要画成弯曲的流水形，写“龟”宇要画小乌龟。更有甚者，用刷子涂几个似字非字的墨团也被称作“书法”，还能“入围”、“入选”、“获奖”，还被“评论家”捧上了天。似乎“前卫”非此莫属了。凡此种种，恐怕真正研究中国书法的朋友不敢认同那就是书法。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 我们认为：中国书法是用中国人特制的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用新加坡老一辈书法家潘寿先生的话说：书法就是美化汉字的艺术。
　　我们分层研究一下。
　　1.用毛笔
　　有时候工具决定事物的性质。毛笔是书写中国书法所特有的工具。毛笔有四德：“尖、齐、圆、健”，这是毛笔的德行。毛笔有“四德”才能产生丰富的表现力。毛笔还分硬毫、兼毫、柔毫，笔性不同，表现力才能多种多样。如果没有软的毛笔就不可能产生中国书法千奇百怪的变化。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毛笔使用应当在5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时候彩陶上的绘画很显然是用兽毛笔画的。可惜此时的毛笔没有留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毛笔是内蒙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毛笔，其构造和现在的毛笔完全一样，竹子杆，一头插兽毛。西方人用鹅毛管写字，他们也讲究书“体”，比如歌德体等等，但与用毛锥形毛笔书写的中国书法比起来恐怕差距就太大了。同时，中国书法用特制的墨。墨是从新石器时代就有的，不过那时候是石墨，矿物墨。新石器时代还有了砚台。陕西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新石器时代的一块砚，一块经过打磨的石头，中间凹下去，上面还有残留的石墨。“文房四宝”的三宝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只有纸是在西汉时候才出现。后来，治笔、治墨、治纸、治砚也成了一门门独立的技艺与艺术。中国人用墨的说法太多了，如“惜墨如金”、“墨分五彩”等等。唐代的墨已经非常精良了，而且有文物可见，宋代更有很多治墨名家。湖笔、徽墨、端砚、歙砚、宣纸的盛名至今仍为海内外文化人称道。
　　2.书写汉字
　　汉字是中国书法的载体。在全世界各民族中把应用文字的书写变成独立观赏艺术的首先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的朋友说，那日本也有书法。日本的书法从哪里来的?汉字在汉代传到日本，书法自然也就跟着传到了日本，书法与汉字是形影相随的。韩国的汉字书法也同样是由中国传入的。新加坡的华人占其总人口70％多，对汉字书法也很重视。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文莱的华人更视书法为自己的民族魂魄。书法文化的根性连接着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中国书法现在已冲出汉字文化圈而走向世界，中国成了世界书法的故乡。以汉字为中国书法的唯一载体已得到全世界炎黄子孙和热爱中华文化的外国朋友的认同。这是潮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破坏汉字、胡涂乱抹的墨线和墨团都不可以冒充以汉字为唯一载体的书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书法最基本的要求只能是写正确的汉字，把汉字写美。篆、隶、楷、行、草，概莫能外。
　　3.书法是一门艺术
　　我们研究书法要注意两点，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点 ：(1)历代文化人公认的典范书法作品，这是我们学习、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比如说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典范，不能因为韩愈等几个人说“羲之俗书趁姿媚”的话，就认为王羲之的作品不好了。(2)历代优秀的书法作品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书法审美观念，中国大量古代书论中已对此做过精辟的阐述。我们研究书法抓住这两点，就会感觉书法的研究越来越有意思。
　　前面我们讲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还讲了书法是什么。现在就应该研究书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去解读书法。书法是用中国人特制的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这门艺术的特征是“意象”。它不是具象，也不是绝对抽象。清代刘熙载把这个概念讲得最清楚，他写了一本《艺概》，内容言简意赅。《艺概·书概》的第一句就是：“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意象，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比如绘画，在中国画历史中，齐白石先生画虾画得最好。我们看他笔下的虾，说是草虾，它有两个大夹子；说是龙虾，它的腰没有龙虾那么粗。齐先生笔下的虾是源于现实生活又是在现实生括中不能确指的，这就是意象。再看生活中的竹子，叶子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长的都有，而且竹梢大多是弯的，画家在画竹的时候，竹梢很少有弯的，并且叶子大都往下垂，这纯粹是意象的处理方法。齐白石先生讲“作画之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似与不似”，意象之谓也。
　　(二)书法的意象特征
　　书法的意象特征可以有这么几层：
　　1.汉字的意象特征
　　汉字的象形字本身就是意象宇。比如说你写“人”字，金文里面的“人”怎么写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它就是一个人的形状，但是它又没有具体的人的样子，只有一个大概的形象性的概括，这就是意象。还有“日”字，甲骨文里的太阳趋向于方形而不是圆形。现实中哪有方形的太阳，所以这也是意象的。因此说，汉字的创造本身就是意象的，我们所谓的象形字其实是意象字。咱们现在大中小学的语文教学里仍然讲“六书”，讲象形字。象形是汉字创造的一个重要手段，究其实，象形也只是意象。既然象形字是意象，我们就不能简单模拟客观物象去画字。我们曾经看到有的朋友写“龙虎”，就画得很像龙和虎的样子；还有的朋友在宣纸上用矾刷上横道，然后在上面写“虎”字，表现“虎纹”，都是试图用对真的形象的表象去作书法。
　　1985年，笔者曾看到一幅字，写的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里面有个“象”字，第一笔伸得太长，实在是不协调。当时有朋友说：“你看这个象鼻子画得多好啊!”笔者不敢苟同，认为不是画得像就是好的，汉字隶变后已经定型化为符号，如果我们理解了汉字的意象性，就不会在书法作品象形上钻牛角了。
　　2.“隶变”后的汉字书法
　　汉字由篆书变为隶书的过程叫做“隶变”，又称“隶古定”。这是汉字发展史上了不起的革命性变化。隶变之后的汉字已摆脱了篆书里还存在的“随体诘曲”的象形性意味。比如“木”字，在篆书中还可以看见它的“枝杈”、“树根”，但是到了隶书就读不到这些形象了。我们的文字叫方块汉字，就是因为它是在汉代定型为方块字的。那么，是什么思想支配我们的祖先创造方块字这一形象呢?从应用范围讲，人们总是追求字的实用和书写的快捷。方正、简捷、易写、适用造就了汉字形态的方正化。从审美理念上讲，圆的多了要追求方；从审美追求上讲对称、均衡、平正，正是在中和为美的观念影响下，隶书应运而生了。当然，隶书的发展也少不了由战国到秦汉官方文书对隶书的整理、使用、推广，少不了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对隶书的应用与弘扬。到了西汉中晚期，汉字完成了由战国古隶向今隶的过渡，今隶形成。这可以河北定县和甘肃出土的西汉简牍文字证明。体势扁方、左右开张的隶书形态在西汉已经定型了，而支配这一定型化过程的思维更多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念，中和为美的美学观念与意象的思维方式。
　　3.“三要素”与意象思维
　　书法有三个要素：用笔、结字、章法；一个灵魂：抒情性。中国书法技法范畴的用笔、结字和章法里面体现的意象思维理念十分清晰。中国人评价书法笔法美时讲“藏露互见”、“方圆兼备”、“纵收得体”、“中锋用笔、侧笔取势”等。中国历代文化人对书法笔势美的理念最清楚地体现着阴阳对立统一观。当代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早年有一篇文章叫《书法矛盾律》，是用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解读“笔法”的开创性的书法美学理论，把书法用笔方法的对立统一讲得非常精辟。沿着宗老的思路，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理解到书法用笔的每一个审美理念都包含着矛盾对立统一的两方面。方圆、中侧、藏露、拙巧、纵收、疾涩、燥湿、盈虚、生熟、粗细、轻重等笔法的交替使用，所产生的“内*(左扌右献)”、“外拓”的艺术品格正是将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气交融调和，所成之作就是“阴阳调和”、“刚柔相济”、中和为美的典范。一个成功的书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努力处理好书法笔势的辩证关系，就像宋词分两派一样，成功的书家也总是在笔法对立统一中有所偏侧，以表达自己所需要的阴、阳、刚、柔的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书法舶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最凝练的物化形态，一根有意蕴的线，就是书法家的“心线”。“书为心画”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说到结字，庸代孙过庭在《书谱》里面讲得很精辟。他说：“至若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这里面翻来覆去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平正，一个是险绝。这就要求在安排笔画、构造字形时必须注意平正与险绝的统一。我们看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徐浩、柳公权等历代大家的字，几乎没有一笔是横平竖直的，修正使每一个字的重心是平稳的。几乎所有的横画都是左低右高，没有后来仿宋字和黑体字那样程式化、规范化。最新出土的唐秘书省李九皋所书《张美人墓志铭》的结字也是这样。险绝如果是阳刚之气，那么平正就是阴柔之气，二者和谐结合就是阴阳调和。结字的形式美从总的精神上讲就是平正和险绝的有机统一。清代傅青主、王斯觉的行草书，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其结字的斜正变化十分突出，个性特点十分强烈。近世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的行书、草书更是将书法结字平正基础上的险绝发挥到了极致，他的作品也成了近代书法创新最具特色的艺术瑰宝。至于章法，传统典范作品讲上字之末接下字之始，讲上下连带、左右呼应；讲通视连行相承启复；讲气息连绵浑然一体。行草书更讲究疏可走马、密不通风。讲究的就是阴阳调和、刚柔相济、气贯神足的艺术形式美。
　　中国古代书论中对三要素的描述几乎全是意向语言。如作一“点”如高岩坠石；作一“竖”如万岁枯藤。笔者在20年前曾经见到一位年轻朋友写字，拿起饱蘸水墨的笔一下子就往纸上戳将下去。我们看他写字还得穿塑料雨衣，否则就会溅一身的墨。当时笔者纳闷：怎么回事?想到古代书论，我猛然顿悟：这是高岩坠石!古人对点画用笔的描述都是意象的，怎么能用具象去还原它呢!
　　4.书法的抒情性
　　抒情性是书法的灵魂。书法作品的“内容”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书作的文学性、文字内容；一是书家所运用的有个性、有意蕴的线条本身。大家都熟悉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从用笔、结字、章法看，都有一股“中和”之气、“静”气，这就是他的审美观念的体现。王羲之处于魏晋时期，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的不安定，文人士大夫崇尚道家的某些人性自由的意识。许多文化人尚通脱、喜玄谈、饮酒、吃药、游戏于山水之间、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在烦躁中追求静气。这种意识也自然影响到了王羲之。他的书法所追求的静气、中和、潇洒风韵的抒情性很自然就表现出来了。这里所体现的“中和”美，也正是历来文化人所追求的“书卷气”。
　　近代书法大师、“旷代草圣”于右任先生书法的抒情性也十分清晰。于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词锋犀利的记者，激情奔放的诗仙，热爱祖国人民的关中农民的儿子，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化巨人。他的行书，笔法、笔势、字势、章法所体现的那种大气磅礴的气势，无人可与比肩。当年他追随孙中山先生搞民主革命，在担任靖国军领导人的时期，战事失利，他避难到耀县药王山，还能兴致勃勃地“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研究书法；还有一次，战事不利，在由陕西往甘肃天水逃亡的路上，他还采集植物标本。这种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和为国为民的治学、治艺精神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于先生有一首诗：“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犯得着吗?如果简单的这样理解就把于先生曲解了。据和他共事的老人讲孙中山先生主张写魏碑，于先生也主张写魏碑。于先生认为，自宋以后，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所以，徽、钦二帝才窝囊到被敌人抓去扔进土牢。他认为北碑有尚武精神，所以提倡人们学习。北朝时候社会动乱，弱者拜佛，寻求解脱和帮助，强者去拼杀，用武力打出自己的天地，尚武精神自然就被调动起来了。这种尚武精神也体现在北朝碑刻书法的点线之中。把书法学习和民族精神的复兴结合起来思考、认识、身体力行，这一切也正体现在于先生自己独有的笔势、字势之中。尚武、阳刚成了于先生书法特别是他的行书的主流意识。为书法而激动、流泪对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就是自然之事了。于右任的书法是这样，毛泽东的书法也是这样。毛泽东青年时代即胸怀大志，他曾说：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他于1925年所写的词《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向宇宙空间发问：苍茫大地，谁是它的主宰?何等激昂，何等豪迈! 1936年在重庆谈判时他写的《沁园春·雪》就更了不起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前半阕，站在宇宙空间看地球，把静态的雪原写得既“舞”且“驰”，赋予了北国风光以博大的动势。后半阙批评历代帝王，用“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几句带过。末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对5000年中华英才的祭送，也是对真正有雄才大略的“今朝”、“风流人物”的自颂与自豪。其词发表之后，国内诗坛无人能和，被称为古今词中第一等襟怀，第一等豪放。对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远志向和博大胸襟、豪迈精神、磅礴气势理解之后，再去看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清平乐·六盘山》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书法作品的文学性和点画用笔、纳字、章法的形式美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那种刚健凌厉、汪洋恣肆的气势，灸热、强烈的抒情性，开张的笔势，露锋以纵其神的笔法，力感特盛的强劲有力的线条使人一目了然。我们再看周恩来的作品。他是学颜体的，从颜真卿、翁同龢流派走来，他的笔下几乎很少有露锋的笔画，绵里裹铁，外柔内刚。不霹锋芒的点线不正是他个性情感的体现吗!
　　总之，书法作品的审美观念所体现的文化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超越阶级、超越时空，存在于中华民族的遗传因子之中。中华民族书法文化思想在魏晋时候渐趋成熟，在唐代达到高峰以后，深深地扎根在炎黄子孙的意识里，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遗传基因里。海峡两岸同胞分离50多年了，但是大家对书法美的认同还是一样的。今天海峡两岸、海内外炎黄子孙频繁地进行文化交流、研讨书学、切磋书艺就是认同书法文化这个根性。否则，没有认同，任人随便胡写乱画，恐怕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到一起。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年轻朋友大胆探索，搞一些新名堂，也无可厚非，更不用大惊小怪。因为没有探索，创新就是一句空话。探索是可贵的，但要把握住度：一不要甩掉汉字这个载体；二不要忘记中国书法的传统艺术规律和审美观念；三不要忘记书法创新的要义是个性化的彰显。“险绝”一阵，还要“复归平正”，在探索、创新的历程中还要不断向传统回归。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