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一、问题的提出
　　终南山指的是秦岭中段，大概居天下之中，古都长安之南，而又称“中南山”。终南山见诸史册是很早的。《禹贡》曰：“终南惇物，至于鸟鼠。”[2]此处的“终南”即为终南山。《诗经》中亦有云：“终南何有，有条有梅。”[3]巍峨的终南山拒黄河而挟关中，横亘八百余里。东通燕赵齐鲁，南接巴蜀荆楚，西望丝路古道，北镇秦川平原。终南山又被称为古都长安的后花园，自古就是帝王修建皇家园林、离宫别馆的首选之地，如秦时阿房宫，汉代上林苑，隋之凤凰宫、仙游宫、宜寿宫、甘泉宫、太平宫，唐代太和宫、万泉宫、华清宫等，足以显示出终南山历史地理资源的优势。
　　在中国文化里，将自然景物赋予人文意义在古代社会乃至现代社会都具有普遍性，被赋予人文意义的名山胜地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很多人都知道终南山是重要的道教文化之地，其实终南山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在中国获得了很大发展，而且久盛不衰。中国佛教文化丰富多彩、精美绝伦，堪称世界之最。陕西的佛教文化与其他省份相比，又是全国重中之重。而在陕西境内，长安又是佛教文化重地。但“追本溯源，不知终南山佛教，则难窥长安佛教之全貌”[4]。特别是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教派中有五大宗派的祖庭集聚于终南山[5]。终南山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佛教文化名山。甚至可以说，终南山是佛教文化向中国传播的重要摇篮之一。因而，终南山佛教文化名山的文化资源不可轻视。
　　对陕西佛教祖庭问题，相关机构及一些专家已有过研究。如2006年由陕西省主持的“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的整体研究，出版过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与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共同承担的《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等著作，较全面地研究了陕西省汉传佛教祖庭。另外，在个别佛教寺院、祖庭的史料梳理与考证方面，王亚荣、李利安、吕建福等先生出版过一些著述。[6]但是，目前对于终南山以多宗派祖庭集聚为突出特色的整体佛教文化资源的认识尚不够充分，从整体概念与整体现象角度对终南山佛教文化的考察、研究尚显不足，终南山的佛教文化资源有待开发。特别是对终南山佛教祖庭现状的实地调研不够充分，终南山佛教祖庭文化资源、文化内涵尚未受到应有的发掘，更没有对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文化内涵的保护与开发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
　　二、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优势
　　终南圣山的佛教文化资源不仅表现在多佛教宗派祖庭集聚，也包括其他一系列佛教文化现象及其所形成的佛教文化的动态效应。但我们完全可以以佛教祖庭为中心，对终南圣山佛教文化资源的实物形态与非实物形态进行整体性与个体性的考察。其优势至少有十：
　　一是终南山为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策源地和最早译经重地之一。
　　“鸠、真谛、玄奘、不空四人，可推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7]后秦时期，鸠摩罗什在终南山创立第一个国立译经场，即今日之草堂寺译场，集四方英杰于一堂，开创了中国佛教翻译事业的新局面。并且此处成为了第一个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机构的所在地。鸠摩罗什也成为了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的第一人。此后，历经魏、周而至隋唐，中国佛教终趋鼎盛，佛典翻译事业亦随之更为成熟、完善。而“念佛宗(净土宗)与禅宗、天台、三论诸宗，俱出自罗什系统”[8]。“鸠摩罗什译场的活动是‘长安文化’发展史上的辉煌点”。[9]因而，终南山可以说是佛教在长安、中国传播的重要摇篮。
　　二是终南山佛寺数量较其他任何一处名山都占有绝对优势。据学者统计，在安史之乱前，唐朝平均每州(府)有14所院寺，终南山则有21座，在全国仅次于京师(长安)，而全国享有盛名的五台山却也仅有17座。[10]据志书记载，迨至明代，仅户县一地便有佛寺千余所之多，而且几乎是“无地不寺，无寺不齐”；明清以来，这里大小寺院有40多处。[11]
　　三是终南山是中国佛教各学派、宗派创立、发展、活动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宗派祖庭多，且比较集中。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中，有七宗的祖庭坐落在陕西境内，而仅终南山一地就集聚了五大宗派之祖庭。如华严宗的至相寺、华严寺、草堂寺，律宗的净业寺、丰德寺，净土宗的香积寺、悟真寺，三论宗的草堂寺，唯识宗的兴教寺[12]等等。祖庭之多，集聚之势，已可窥见一斑。由此，终南山各宗派的延绵发展史就共同构建起了中国佛教史的一个大框架，也使得终南山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了非常显赫的中心位置。
　　四是终南山集结着庞大的“僧宝群”。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的终南山僧人有鸠摩罗什、昙摩流交、那崛多、道生、道融、僧睿、慧观、昙(僧)影、静蔼、静渊、智正、善导、宗密、玄奘等等，其中不乏众多开宗创派之祖师，华严宗派祖师杜顺、智正、智俨等亦均活动于此[13]。此外，还有一批生前不曾涉足终南山，死后却长眠于此的法师更是不计其数。
　　五是有保存完好的“法宝”大藏经孤本和贝叶经，以及众多大师的灵骨舍利，特别是众多宗派祖师的灵骨舍利，如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善导的灵骨舍利等等。玄奘所在兴教寺，至今保存着据说是印度传来的部分贝叶经，数量虽少，价值却大。另外，关于玄奘法师的灵骨舍利虽有众多传说，但是2000年11月在西安唐华宾馆举行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研讨会”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富先生首次提出了玄奘顶骨应仍在兴教寺塔内的论点，亦不是没有根据的[14]。其他的还有净土宗祖师善导、三论宗祖师鸠摩罗什以及律宗祖师、华严宗各祖师等等。
　　六是佛教文化丰富多彩。以多宗派祖庭集聚为突出特色的终南山佛教文化名山圣地中，不仅包括各寺院、祖庭建筑、各种石刻、碑铭、雕塑、书法、绘画，还有佛教各种佛事活动、各时期帝王大臣、文人墨客的足迹。另外，古代的大德高僧，多为饱学之士，他们满腹经纶，不仅在宗教，甚至在政治、科技、医学、文学、艺术等等领域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整个终南山佛教文化发展史又是中国建筑史、科技史、艺术史与宗教史的有机结合，是陕西大地乃至全国的重要瑰宝。
　　七是终南山既是儒释道三教斗争的前沿阵地，又是三教融合的大熔炉。终南山不仅是佛教的圣地，其道场也很多。这自然又关系到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的不断斗争与融通。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其实就已经和传统儒教文化碰撞交流。终南山佛教文化的兴盛，亦是中华民族吸纳、融合不同文化的历史，凸现了中国文化的浓厚博大。
　　八是终南山也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名誉中外。终南山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作用、地位和贡献都见长于其他名山。但终南山自古就不仅是中国佛教的名山，而且是重要的国际性的佛教文化名山。上述的终南山一些宗派不只是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且以此山为基地而传播到了朝鲜、韩国、日本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如义湘(新罗人，今朝鲜人)就是华严宗二祖智俨的弟子，于唐龙朔年间(661—663)来华诣终南山至相寺，学华严于智俨，回国后弘华严教义，创朝鲜华严宗派，被称为“海东华严初祖”，华严三祖法藏与之同学，其友谊传为佳话[15]；另外，日本僧人审祥入唐师从华严三祖法藏，归国创日本华严宗派。直到现在，仍有众多日本、朝鲜等僧人、学者前来寻祖，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是幽美的自然环境，增重了终南山佛教文化氛围。终南山地势雄伟，高峰环列，山水相转，池湖星布，山光水影，苍树苁蓉，绿荫成片，林木环绕，风景十分优美。山岳、溶洞、河流、湖泊、瀑布、森林、野生动物等广泛分布。远望四周之群山，层峦叠嶂；北而俯视秦川之沃野，历历在目，呈现出一派壮丽景象。山山水水，丛林密布，纵深羊道，幽静清爽，佛意悠长。
　　十是终南山佛教文化的整体特色优势。佛教名山不同于佛教的一些直接传播载体，它是因为被赋予了佛教的意义、有了佛教的文化内涵而被确立成名的。各宗派之祖庭散布在终南山北麓的广大区域，每一处寺院、祖庭均代表着一种佛学宗派文化。它们在个体散布之同时，亦即形成了终南山佛教文化的整体布局与这种整体格局之文化。终南山佛教文化实物形态与非实物形态的资源即孕育于此种整体文化格局之中，并且以各处寺院、祖庭各自的形态存在着。其实，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的实物形态与非实物形态两种表现形式，并非能够截然分离，如终南山佛教文化第三大优势，祖庭多且集中，不能断然说它是非实物形态，也不能说它全然是实物形态。应该说，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各大优势中均包含着实物形态与非实物形态两个层面的涵义。也恰恰是这种组合使一般意义上的佛教文化的普遍性得到生动丰富的体现和不同层次的广泛传播，进而扩大了佛教文化名山的影响，渲染并加深了佛教名山的佛教文化气氛。而终南山佛教文化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气氛所覆盖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形成了终南山佛教文化整体概念和整体现象的巨大资源与优势，并发挥着其文化的动态效应。这种文化动态效应主要存在于教内信仰、世俗佛教信仰内部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吸引与辐射之中。终南山作为一座佛教名山，有经典依据支持，有教内的认可，还有世人的信仰，有着社会的响应。这种动态效应，不仅仅因为终南山体现出深刻的佛教义理或特别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其引发了修道者入山研修义学或践履修行的愿望，唤起了文人雅士的情趣，吸引了世人的崇信景仰，呈现出佛教文化名山与佛教文化广泛传扬、神圣性与世俗性的互动与协调，教内信仰与世俗信仰、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吸引与辐射。此处的佛教各祖庭不仅属于终南山，终南山的佛教文化也不仅属于长安，它们有着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意义，有着地域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意义。佛教文化的动态效应，增强了独特的文化资源与优势。但或许由于现今诸种原因影响，终南山佛教文化的动态效应之发挥并不如古代特别是隋唐时期那样突显了。
　　三、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的几点思考
　　佛教文化是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必要对其加以保护，在合理保护基础上可对之进行适当的开发利用，发展相关文化产业。一方面，当今最具吸引力、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是有着浓厚特色文化积累加以良好自然环境的资源。终南山可谓是二者兼备，得天独厚。另一方面，佛教文化早已融入到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也成为陕西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并且有着作为一个特色旅游的巨大潜力。而终南山佛教古刹、多派祖庭集聚的特色佛教整体文化又最具优势。
　　数年前，中共中央及陕西省委省政府已经明确提出经济强省与文化强省互动战略决策，且把文化建设作为陕西省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陕西省虽然在芙蓉园、大雁塔及法门寺等文化资源开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目前对于以多宗派祖庭集聚为突出特色的终南山整体佛教文化资源的认识尚不够充分，终南山佛教文化遗产的存在现状不够理想，对于终南山以多宗派祖庭集聚为突出特色的整体佛教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还不够。这就使得终南山佛教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工作显得格外紧迫。如：终南山的寺院、祖庭数量虽多，但规模一般较小，严重缺乏整体策划以突出各自特点和优势；个体保护状况差，硬件建设水平低，除若干寺院、祖庭外，诸多寺院、祖庭的建筑与遗物保护现状较差，甚至多有破败，且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修葺，像华严寺古塔的塔基滑坡等问题；自然、文化生态环境监控保护工作不到位，目前存在一些生态恶化的现实危机；终南圣山佛教文化资源更没有得到整体的规划进行保护与开发，大部分处于一种自然状态的存在。
　　文化资源是新的特色旅游产品，是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资源。陕西的文化资源相当丰富。然而，目前文化产业却是陕西的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16]。所以，此刻须对以多宗派祖庭集聚为突出特色的终南山整体佛教文化资源进行充分的历史和现状考察，正本溯源，充实发挥，不仅要从每个祖庭的个体入手，更要从整体上挖掘终南山“中华佛法故乡摇篮，中华佛光祖庭圣山，宗法源流普世”的文化资源与文化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之有效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方案，本着佛教文化建设性大于破坏性的原则，让佛教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这既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遗产，又是开拓西安乃至陕西旅游市场、振兴经济的路子。借此良好机遇，更大程度地发挥以多宗派祖庭集聚为突出特色的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的优势与文化动态效应，服务于佛教，服务于文化，亦服务于社会。
　　基于此，笔者对于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几点意见：
　　一是必须对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进行整体定位，对终南佛教文化名山进行整体开发。终南山以佛教古刹众多、多宗派祖庭集聚为中心的佛教文化覆盖了终南山北麓的广大区域。其实，此种文化所形成的动态效应已然超出了终南山、超出了长安，而引起了全国性、国际性的效应。终南山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文化名山，具有强烈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所以，在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必须对终南佛教文化名山进行整体定位，注重终南佛教文化名山特色资源的整体开发，以特色文化资源为依托，实现资源组合和规模效应，注重文化产业区(圈)或文化产业基地的建设。
　　二是要明确终南山多佛教祖庭的优势，发挥祖庭集聚的价值，并充分突出各个祖庭的特色。多佛教宗派祖庭集聚是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的突出特点。所以，在开发利用方面必须突出重点——佛教祖庭。一方面，要发挥终南山祖庭集聚之特色，这是全国其他任何地方所不具有的特点，是终南山、长安和陕西的巨大优势；另一方面，要充分探究、发挥各祖庭的个性特点，正本溯源，充实发挥，以突出各祖庭的自身价值和优势。只有充分发掘出各个祖庭的文化资源与内涵，才能使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得到充实与升华，才能使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与内涵所具有的文化灵魂充分突显出来。
　　三是在开发利用佛教文化资源同时，要有文化遗产保护与弘扬意识，注重文化生态、自然生态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文化资源有着发展文化产业的巨大潜质。但是，务必要注意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佛教原生文化形态的保护问题，切不可因“开发”而造成对佛教文化的破坏。终南山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在开发佛教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同时，既应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又应顾及自然生态的保护与建设。
　　四是加强政府宣传支持与舆论引导工作。终南佛教文化名山有其自身起源、发展之流变，是存在已久的文化现象，有着浓厚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虽然终南山个别祖庭因其佛教地位名誉中外，但往往孤木不成林；而且其知名度也大都局限于佛教界内部，而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世俗)效应。更甚者，终南山诸多古刹、祖庭因历史变迁、破坏等原因，其佛教历史文化地位正日益被人们遗忘。并且，目前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的整体优势也缺乏必要的宣传支持与舆论引导。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品牌的成功都需充分的宣传支持与舆论引导。只有加强宣传、舆论工作，终南山的佛教文化资源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出来，终南山特色优势才能得到突显。这种宣传与舆论工作应主要建立在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与内涵发掘基础之上，但特别需要注重政府作用的发挥。尤其是在市场机制不明显的时候，政府的作用更是必不可少。在政府的带头下，充分利用现代宣传科技，使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优势、文化产业得到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广领域的传播，引导舆论，引导创业与消费。
　　另外，要注意到“文化创意”是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灵魂[17]。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要强调佛教文化资源的转化与升华、文化内涵的探究与发挥，以提高开发档次，防止盲目开发、低劣开发浪费、破坏资源的行为。要实现总体开发，突出特色，创新转化，科学管理，良性循环。我们开发以多宗派祖庭集聚为突出特色的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建设的目标就是期盼一个突显终南山特色佛教文化内涵、忠实于佛教文化、能创造文化产业价值的文化品牌的出世，形成全国乃至国际上独具品牌特色的佛教文化旅游胜地。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将产生巨大的综合效应，使西安、陕西的旅游产业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实现陕西文化强省战略目标。
　　[1]本文为西北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终南山佛教祖庭现状调查及保护开发对策研究》的成果。
　　[2]萧统：《文选》卷22《诗乙》。
　　[3]《诗经·秦风·终南》。
　　[4]王亚荣：《终南圣山颂》，《人文杂志·卷首语》2001年第6期。
　　[5]若论三阶教，中国汉传佛教共有9大宗派，陕西境内共有8大宗派祖庭，其中终南山共有6宗之祖庭，如三阶教的百塔寺(坐落在终南山天子峪)等。
　　[6]如王亚荣：《隋大兴城佛寺考》，《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李利安：《中国最早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场所：敦煌寺考》，《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吕建福：《论密教的起源与形成》，《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贾世春：《华严宗祖庭—至相寺》，《法音》1998年第6期等。
　　[7]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8]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9]王亚荣：《鸠摩罗什译场与·“长安文化”》，《佛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0]李映辉；《唐代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1]张燕：《终南山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有待开发》，《陕西日报》2006年2月27日第5版。
　　[12]周叔迦：《佛教基本知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页。
　　[13]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隋唐之宗派》，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2—163页。
　　[14]曹家骧：《玄奘法师顶骨今何在?》，《寻根》2006年第6期。
　　[15]《宋高僧传》卷4《唐新罗国义湘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页；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9页。
　　[16]方光华先生在《陕西文化产业的研究与实践》(《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陕西文化产业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文化产业规模不大，文化产业的特色还不突出，文化产业还没有能参与世界文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文化产业的创新人才稀缺等。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