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黄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海内外炎黄子孙都尊称炎帝黄帝是人文始祖，这一虔诚的信念，形成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个始祖史学界过去多作为传说看待，有人把他作为真实的人看待，有人把他作为一个族看待，也有人把他作为一个族的代表人物看待，他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族。《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从这一句话看，炎帝黄帝都是具体的人。但是《帝王世纪》却说：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黄帝炎帝同父所生，岂能五百年以后黄帝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哪里会有这样长寿的人?《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也。”可是《史记·秦本纪》中却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女，曰女华。”少典生黄帝，颛顼为黄帝孙辈，女修又是颛顼的苗裔孙，可是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妹子女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把少典、黄帝、颛顼都作为一个族看待，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黄帝确是一个族，少典、黄帝、颛顼、始均、苗龙等都是族，他们之间所谓相生的关系，实际是族的分支。
　　史书上有许多记载，都说明黄帝确实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人和一个族根本不是同一概念，可是史书记载其名称始终是统一的。我认为说黄帝是一个族，是对的；说黄帝是一个具体的人，是族的领袖也是对的。远古时代族名和族的领袖名称往往是统一的。黄帝的名称具有双重含义。除黄帝外，最典型的例证还有共工。《淮南子·兵略训》中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又说：“(共工)与高辛(帝喾)争为帝”。《韩非子·外储篇》中说：“(尧)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从颛顼到尧时都有共工，最后把共工杀于河北省的北部。共工是死了，其实还没有死。《荀子·议兵篇》中清楚地说：“禹攻共工。”共工又活了。这里同样说明共工是一个族，族的领袖名字称共工，而且世代领袖名字均称共工。我们把黄帝作为具体人来看待，但不是一代人，而是若干代人。由于有世袭名号，他的名字是可以世代相传的，直到他的名号为其他名号代替为止。关于黄帝时代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始于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直到黄帝崩葬桥山；另一种是始于炎帝传位530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直到黄帝乘龙归天，颛顼执政。我说的黄帝时代是后一种理解。
　　关于黄帝时代的考古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夏代文化，它的早期可能达到距今4200年前。海岱和豫东的岳石文化，其时代大体与夏代相对应。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在中原地区主要是龙山文化，横向比较，山东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以及齐家文化，大都属于这一时期。尧舜之前是帝喾时代，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颛顼时代属于仰韶文化末期到龙山文化早期。颛顼、帝喾、尧、舜其绝对年代，当在距今5000年到距今4200年之间。颛顼之前是炎帝和黄帝。仰韶文化的时代可与炎帝黄帝相对应。仰韶文化的上限早到距今7000年，下限到距今5000年，大体上下2000年。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530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因此，黄帝时代可划归距今5000年到距今6500年之间。炎帝时代可划归距今6500年至距今7000年之间。对应考古文化，炎帝时代相当仰韶文化早期，黄帝时代相当仰韶文化中晚期。炎帝时代已有黄帝族，黄帝时代炎帝族仍然存在，所以说，仰韶早期不能排除黄帝族的文化，仰韶中晚期不能排除炎帝族文化。《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时有万诸侯”，换句话说，黄帝时有许多部落、部族或酋邦王国，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创造了古老的文化。由于黄帝族在当时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烜赫的声誉流传后代，以他作为时代的代表是顺理成章的。
　　炎帝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陕西、河南、河北及湖北等地。黄帝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河南，其次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炎帝黄帝活动的地域都在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之内。仰韶文化不全是黄帝文化，但黄帝时代文化可以包括仰韶文化。不仅如此，与黄帝时代相当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广义地讲，可以概括为黄帝时代文化。
　　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
　　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见于文献记载的已经很多，如果结合考古发现则更多。有的见于文献则未见于考古，有的见于考古则未见于文献，其主要的发明创造，多数文献与考古基本上是可以对照的。但是记载黄帝时代的文献，学者们看法很不一致，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有的半信半疑，有的相信其中一部分。重视先秦文献是对的，但对后期文献提出的新材料新见解也不能一概否定，本着这种指导思想，我把古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介绍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
　　一是陶器的发明创造。神农氏时代已经发明了陶器，最早的年代可能要早到距今1万年以前。考古发现的七八千年以前的裴李岗诸文化，已经有很多品种的陶器。到了黄帝时代，《物原》说：“轩辕作碗碟”，其实碗碟之类陶器，在炎帝时代，甚至在裴李岗诸文化中已经出现。《古史考》说：“黄帝时有釜甑”，这两种陶器可以说是新产品。有釜甑必然会有陶鼎。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中还有陶灶。仰韶时期的陶器，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瓶、陶盘和尖底瓶等。仰韶时期陶器生产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列仙传》说：“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烧陶出五色烟可能是烧制彩陶光折射的一种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它反映了烧陶技术的提高，彩绘艺术的出现，彩绘颜料的科学选择和实验。
　　二是生产、生活和交通工具。《世本》里说：“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垂作耨”“共鼓、货狄作舟”。据宋衷注皆黄帝臣的创造。仰韶文化之前，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和石磨棒，杵臼的出现较石磨盘进步。弓矢在黄帝之前已经发明，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对弓矢的改进。仰韶时期的遗址中，普遍地发现有石矢、蚌矢和骨矢。耒、耜、铫、耨都是农具，主要是木质的、石质的或骨质的。石质和骨质的农业生产工具，各处遗址中均有发现。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发现有石犁，仰韶文化中木犁可能已经出现，有些圆尖刃的石铲当是原始石犁。《易·系辞传》说：黄帝时“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在仰韶文化时期肯定是有的，与仰韶晚期约同时的良渚文化中发现有划船的木桨，是已朽木船的直接证明。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船形陶器。“刳木为舟”，说明当时的船是独木舟。不见于文献记载而见于考古发现的工具，还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三是纺织麻丝制作衣服。《易·系辞传》说：“黄帝……垂衣裳。”《世本》说：“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说：“(黄帝)初制冕服。”说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不是赤身裸体，或披树叶穿兽皮，而是有冠帽，有衣服。《淮南子·汜论训》说：“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的布纹痕迹，经专家鉴定确属麻布，每厘米经纬约10根左右。稀疏程度确如网罗。《通鉴外纪》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是说黄帝时代已经饲养家蚕，并缫丝织布做衣服。在中原地区发现仰韶时期的家蚕茧和陶塑的家蚕蛹。在江南相当仰韶晚期的良渚文化中，发现了丝带和和丝织的绢。这就说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着麻布衣服，而且也出现了更高档次的丝织衣服。
　　四是绘画与雕塑。《世本》说：“史皇作图”，宋衷注说：“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说：“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是用于记事，渐后才发展为图画。黄帝之前没有绘画的记载，仰韶文化之前也没有发现绘画。进入仰韶时期，彩陶绘画是举世瞩目的，其内容有动物、植物，早期是像生形的，渐后发展为抽象性的，直至大量出现了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当时的雕塑艺术，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考古发现却是十分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装饰品都应属于雕塑艺术范畴。除此之外，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鸟、壁虎、陶人头，最精美的是陶鹗鼎。大汶口文化中发现有兽形鬶、鸟形鬶和玉龟。红山文化中发现有栩栩如生的女神和玉龙。良渚文化中发现的各种玉雕更是精彩绝伦。
　　五是音乐。《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作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伏)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法知道，黄帝时的瑟在考古中未能发现。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但不知蒙的是什么皮。陶寺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里说：“黄帝使伶伦造磬”，龙山文化中有石磬，仰韶文化中虽然没有发现形制相同的石磬，但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以作为打击乐器。史书上记载古代有陶埙，仰韶文化中确实有了陶埙，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是音乐史上的奇迹。由此推论仰韶时期的音乐水平是可想而知的。
　　六是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说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等史书，都认定仓颉是初作书者。在半坡和姜寨的仰韶遗址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刻画符号，不少学者都认为是原始文字的孑遗。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象形文字。
　　《帝王世纪》说：“庖(伏)牺氏作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尽人皆知，国内外学者已经形成了易学热。中国的易学包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一文中，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距今6000年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是占筮的工具，淅川下王岗仰韶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说明在黄帝时代占卜都出现了。《竹书纪年》说：“(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绿)字以授轩辕。”这里所说的即“河图”“洛书(或称龟书)”，它是古代的天象历法，与八卦关系十分密切。《史记·历书》说：“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以上几段话说明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了定星历而设了专职的官吏。容成作《调历》是代表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对照考古发现，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史专家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历法。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了距今6400年前的一座仰韶大墓，墓圹南圆北方，反映了6000年前已经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墓主人左右随葬有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定当时出现了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都有反映，特别是良渚文化的玉琮很能说明问题。以上所说的考古发现，虽然是挂一漏万，但对黄帝时代的天象历法的出现，不能不是一个有力的证实。
　　七是宫室的营建。《帝王世纪》说；“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其实在黄帝以前人们已经会营造房屋了。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人们已经定居，考古发现了许多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也就是我们说的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有半地穴，有地面建筑，有圆形房子，也有方形房子。营建房子已经会立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建筑房屋的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它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室”的大型建筑，它是进入王朝时代的“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特别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4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不仅建筑宏伟，而且是“四阿重屋”，谁也不敢相信，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然出现在5000年前仰韶文化中。更使人惊奇的是，在这座“四阿重屋”的地坪上，发现了原始水泥(相当现代100号水泥)和人造轻骨料，这简直是建筑史上的特大奇迹。
　　八是铜器。《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外，传说有黄帝铸鼎升仙的故事，其地在今灵宝县，有铸鼎原，有黄帝陵。这种传说在文献中很难稽考取证，但是在仰韶文化中确有发现。在河北、山西发现有铸铜遗渣，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的青铜和黄铜。在甘肃距今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也发现了铜器。说明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确有铜器。
　　黄帝时代的社会形态
　　一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与贫富分化的出现。人类社会早期是群婚阶段，后来出现了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发展为父系。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虽然某些地方仍保留有母系氏族，但是代表黄帝时代的主流是父系社会。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自己的粮瓮、粮窖；自己的灶塘，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在淅川下王岗仰韶遗址中，发现成排的小房间，也是小家庭的鉴证。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这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最突出的是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从墓葬随葬品的悬殊，清楚地可以看出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甚至在红山文化中还发现了类似金字塔式的大型积石冢，在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奴隶殉葬。同时也发现有人牲祭祀和奠基。这样的社会已经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各尽所能，平均分配，人人平等的社会已经成为过去，此时贫富分化、阶级出现。
　　二是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贫富分化、阶级出现的社会是不会平安的，原始的氏族部落组织，不能适应社会，管理社会的传统方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在此时，正如《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配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说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类似上述记载还很多。这些记载主要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黄帝时代，由贫富分化、阶级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阶段。
　　三是酋邦王国出现。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根据需要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发展为一个部族，甚至蜕变为酋邦王国。这一规律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概莫能外。《史记》说：黄帝时有万诸侯，这里说的诸侯，指的是部落，或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在当时都有存在。黄帝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族，而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索隐》说：“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僖、姞、儇、依是也。”这十二姓的后代我依《世本》作过统计，发展为五百多个姓氏。据《史记·三代世表》记载，著名的颛顼、帝喾、尧、舜、禹、后稷等族，即后代的夏商周三代诸族都是黄帝族的分支。《山海经》里记载的北狄和犬戎也是黄帝族的分支。黄帝族在当时至少已形成雏形。如果对照仰韶文化，它的居住建筑、使用的器皿、埋葬习俗，在纵横几千里的范围内，竟然存在着惊人的共性，这不能不考虑族的影响和原始宗教的作用。黄帝时究竟有多少族不知道，文献只说“有万诸侯”，在万诸侯中黄帝是权威的领袖，炎帝和蚩尤也是当时有影响的领袖，但都被黄帝打败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的战斗中，熊罴貔貅*虎各路诸侯都参战了。在涿鹿与蚩尤作战中，《史记·五帝本纪》只说：“征师诸侯”，没有指名那些诸侯。《正义》里说：“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又引《山海经》说：“黄帝令应龙攻蚩尤。”看来黄帝还是一个原始宗教领袖，是一个大巫师。诸侯听从黄帝调遣，说明黄帝至少处于盟主地位。黄帝这个盟主是有实力的，他是一个酋邦王国的国王，《史记·五帝本纪》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引《帝王世纪》说：风后为相，力牧为将。其实风后、力牧、大鸿都是黄帝麾下的军事大臣，后世留传有《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管子·五行》说：“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管天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管仓廪)；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即司空管手工业)；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管农业)；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管兵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为李(狱官)。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黄帝不仅有六相(蚩尤后来脱离黄帝)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而且手工业内部还有更细的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作杵臼，共鼓、货狄分管作舟，挥与夷牟分管作弓矢，垂分管作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作衣服。当时仓颉是史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臾区、大挠、隶数等，都是参与制定历法的专家。从上述情况看，黄帝不是孤立的一个英雄，他有一个庞大的领导集团。古代社会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他才能够叱咤风云，驰骋中原，成为烜赫一代影响万世的伟大的神话式的人物。
　　结 语
　　黄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结合起来看，当时农业生产已经社会化，部分手工业已专门化，知识分子(应包括巫师集团)已经阶层化，原始宗教(包括葬俗祭祀)规范化，出现了酋邦王国，出现了政权组织的雏形，许多重大的创造发明，像雨后春笋般的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它是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以黄帝为代表的划时代的社会阶段，呈现出大动荡、大融合、大变革、大发明朝霞万里的文明曙光，它与世界各个文明中心交相辉映，照亮了地球的东方。我们说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是毫不夸张的。
　　选自《黄河文明的曙光》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