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轩辕黄帝在中国古史传说中，是一位事迹特多的人物，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鼻祖。然而，由于史料的限制和时代的差异，以及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不同，致使对黄帝传说的认知存在着一些分歧，现将我们的看法提出来与学术界商榷。
　　黄帝实有其人，不应将其虚无化，否定其存在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对是否有黄帝其人提出疑问；尔后，还有人提出黄帝之名乃战国时阴阳家所编造。实际上，就今天所能见到史料而言，最早论述黄帝之疑的是春秋时期的荣伊，其次是孔子及其弟子宰我、子贡。据《大戴礼记》载：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又据《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尸子》云：
　　“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谓之四面也。’”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观“石室金匮之书”，还访问了黄帝、尧、舜的遗迹，听取老人的传说，核对书本上的材料，认为《五帝德》《帝系姓》的资料可靠，并以《春秋》《国语》相印证，“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黄帝崩，葬桥山”。
　　由上述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及司马迁总结前人成果的考信之作，不仅可以看出黄帝是远古时代实际生活中存在过的人，还可看出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此外，《左传》《国语》《战国策》《逸周书》《世本》《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史籍及《老子》《管子》《庄子》《韩非子》，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诸子书均有黄帝其人的记载。这些记载多在春秋时已流传，可见否定黄帝其人或黄帝为战国时阴阳家所编造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被神话化了的黄帝，今日应以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为依据，还其本来面目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优美动听的远古神话传说，它所显示给后人的都是一种神人交织的历史画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先民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无法理解，认为是某种无形的神秘力量所致，于是就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构思它的形象及活动，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和社会。因而导致神的崇拜，并以神意看待社会的发展变化。如此，现实生活中具有杰出才能和高尚品格、并被大家拥戴的领袖人物，便被人们神异性的升华而超脱凡俗，变为全智全能的神，从而后人在他身上所见更多的便是凡人所不具备的“神奇性”。
　　正是由于黄帝是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一位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人们才将他描绘成一位现实生活中不曾存在的神人：“黄帝，古天神也”(《淮南子·说林训》高诱注)。“好道者言黄帝乘龙升云登朝霞，上至列阁倒影，经过天宫”(《皇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神话传说被人们世世代代传颂着。可以说，数千年来，在人们心目中占重要地位的正是被神化了的黄帝。如果说，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或人们感情上的需要，而将黄帝神话化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现代中国人就没有理由继续按照神话传说的模式来理解、称道和传颂黄帝。
　　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性质，或者说具有历史的成分，换言之，它的产生与社会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不是出于人们头脑的空想。正如拉法格论述远古神话传说的史学价值时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拉法格：《宗教与资本》)。
　　黄帝作为远古传说时期的人物，我们研究他，势必要依靠当时的神话传说。很清楚，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既有真实可靠的，也有虚假错谬的。究竟怎样来辨别孰是孰非呢?我们认为，要以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为依据，立足于原始社会晚期来剖析神话传说。这就是说要用历史来说明神话传说，而不是用神话传说来说明历史。比如，《列子·黄帝》有“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黄帝)帅熊、罴、狼、豹、*(左豸右区)、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这样一条资料，我们把它解释为：黄帝率领以熊、罴、狼、豹、*(左豸右区)、虎为图腾的部落，挥舞着用雕、鹖、鹰、鸢的羽毛制作的旗帜，英勇杀敌。因为，在上古时期，每个部落都有他们的图腾，而这些图腾多取自动物或无生物的名称，如蛇图腾、龙图腾、凤图腾、云图腾等。在这里所谓“帅熊、罴……为前驱”，当是那些以熊、罴等为图腾的部落，他们都是黄帝氏族的组成部分。所谓“雕、鹖……为旗帜”，就是说这些氏族部落挥舞着用雕、鹖等鸟类的羽毛制作的像这些鸟形状的旗帜。因为在我国古代，人们往往用鸟的羽毛装饰旗子，如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的“建翠凤之旗”，意即树立起用翠羽编成凤鸟形状的旗帜。所以这样解释，想来符合于当时的社会实际，今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不能说成黄帝率领熊、罴、狼、豹等动物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黄帝仅是新石器时部落联盟的领袖，不应将其帝王化
　　所谓帝王化是将黄帝说成是皇帝。如汉初应劭《风俗通义·声音》云：“皇帝(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晋崔豹《古今注》卷上也记载着：“大驾指南车，起于黄帝，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蚩尤，而即帝位。”又如当代出版的某些书刊中也往往将黄帝写成“皇帝”。这些说法都违背了中国历史的实际。
　　众所周知，中国的历史自西周共和(前841)才有确切的纪年。从共和上溯到夏禹，只有总的大致年数，一般认为禹起于前2000年。按《古本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以平均30余年为一世计，则黄帝至禹有千余年，这就是说从黄帝到现在约有5000年。
　　下面我们先看一看5000年前的婚姻状况。《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这里的娶妻揭示了父系制婚姻关系的产生。《国语·晋语》还记载着：“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按照对偶婚制，男人出嫁从女居，所生子女以女方氏族的姓氏为姓氏，这就是得姓。十四人得十二姓，说明其有二人同嫁给一氏族。
　　二十五宗得姓者十四人，说明十四人嫁到外氏族，另外十一人留在本氏族。留在本氏族者同黄帝一样，从外氏族娶妻。这种男子出嫁和男子娶妻的同时存在，正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特有的婚姻现象。
　　关于黄帝的生平活动，《国语·晋语》记载着：“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五千年前，黄帝以他聪颖的智慧，非凡的才能，率领其部落兴起于今陕西渭水的支流姬水，逐渐向东迁徙，东渡黄河，顺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发展，直达今山西南部黄河之滨和河北涿鹿一带。与此同时，炎帝兴起于今陕西渭水的另一支流姜水，其发展路线较黄帝偏南，沿渭水、黄河向东到达河南、山东一带。在氏族部落不断繁衍、发展过程中，炎帝部落与东南的九黎部落发生冲突，炎帝战败向黄帝求援。黄帝和炎帝联兵，与蚩尤率领的九黎部落发生“涿鹿之战”，蚩尤败北。此后，炎帝恃强，民愤很大，黄帝规劝无效，便发生了“阪泉之战”，炎帝战败，战后加速了各部落之间的融合，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根据文献记载探索黄帝的生平活动时，若证之以考古发现和研究，将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仰韶文化从距今六七千年出现，延续时间约两千年，其下限距今约5000年。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以关中为中心，东至河南、河北、山东；西至渭水上游、洮河流域；南至汉水中游；北至河套地区都有发现。这种时间、地域都与上述黄帝时代活动地域相吻合。
　　再看文献记载黄帝的发明制作与仰韶文化出土文物相比较。一如《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半坡、姜寨遗址发现有大量石制铲、镰、锄等工具和粟，还有饲养牲畜的圈栏遗迹和鸡、犬、马、牛、羊的骨骼。二如《云笈七签》卷一○○载：黄帝“作灶”，半坡遗址南端有一大的长方形的炉灶，姜寨发现灶炕200多处。三如《周易·系辞》载：黄帝“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半坡、姜寨遗址都发现有石杵、石臼、磨盘等。四如《白虎通义》载：“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半坡、姜寨等地现有地下室和地面木构建筑。五如《拾遗记》卷一载：黄帝“始造书契”(书契即文字，一说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半坡和西安斗门出土的陶器和兽骨上都有文字的雏形。
　　特别是今陕西省黄陵县境内，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丰富，有四十余处，大小不一，遍布在大小河川两岸的第二台地上。这些遗址虽未正式发掘，但据我们调查所见，无论是遗址堆积，还是遗物都相当丰富。例如北靠桥山、西南临沮河的“桥山遗址”，面积有25万平方米，虽因为是居民区受到严重破坏，但文化层的厚度约有1.5米，可辨器物有尖底瓶、盆、钵、罐等红陶，还有石斧；纹饰有彩绘、绳纹、附加堆文等，多与文献记载黄帝时代制作的器物相吻合。
　　通过以上例证，我们可以说，黄帝传说所反映的时代，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也即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过渡时期，距今有5000年的历史。黄帝在当时只是部落联盟的首领。假若说，在古代“黄”与“皇”二字通用，将黄帝写成皇帝还可理解的话，那么，现代人将黄帝写成皇帝，就违背了黄帝时代的实际情况。后世皇帝之名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前221年)后，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而自称“始皇帝”。此后，皇帝之称才为历代君主沿用，成为古代国家元首的专称。因此说，今天再将5000年前的部落联盟首领——轩辕黄帝称为皇帝则是错误的，不应该的。
　　诸多发明创作是群众经验累积的成果，不应全盘归功于黄帝，而将其夸大化
　　夸大化是指人们在阐述黄帝的发明制作时，除了将黄帝时代的社会成就归功于黄帝外，还将黄帝时代以前和以后的有些社会成就也归于黄帝。
　　通过对黄帝时代的探索，我们可以说，在距今5000年时，中国的大地上，有的地方已由采集、渔猎经济逐步过渡到以饲养、放牧与种植为主的农业经济，有的地方则是畜牧经济。为与农业发展相适应，人们开始由漂徙流转的生活定居下来，而定居与农业生产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这个时代，由于生产、生活以及战争的需要，出现了一系列的创造发明，在传说中都记在黄帝的名下，黄帝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才和神人。在《易·系辞传》中，对黄帝的这些创造发明的过程，还作了有趣的说明：“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就是说，黄帝之所以能够发明舟、楫，是因为得到“涣”卦木在水上的卦象的启发。其他的诸如制作衣裳，服牛乘马，发明杵臼、弓矢，修造房屋，创制文字等等，都是受到《易经》某种卦相的启示产生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没有根据的。
　　以文字的创制为例。传说黄帝造字(一说黄帝的史官仓颉)，而其实文字是群众创制与约定俗成，并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而非出自某一人之手。秦代统一文字，许慎《说文解字》说：“凡与秦文异者罢之”。可见秦以前文字尚不统一，更不要说黄帝时代的文字了。文字的不统一，说明文字并不是某个“圣人”一手创制的。
　　总之，许多发明创造都出于从事劳动实践的广大群众，而这些发明创造又都是经过不断总结经验，反复改进实验才完成的；今天要找出一位具体的发明创造者是困难的。因而将黄帝时代的诸多社会成就都记在黄帝的名下，就是将黄帝夸大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假如说，鉴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而黄帝又是当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人们出于对他的爱戴和敬仰，将当时的诸多社会成就都归功于他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将远离黄帝时代以前的社会成就也记在他的名下就必须澄清。
　　如《管子·轻重》说：“黄帝作钻鐩生火。”《周易·系辞》说：“黄帝作弩。”据考古发现可知，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发明了用火，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把人和动物分开。根据古人类用火遗迹判断，距今50万年的“北京人”虽不会人工取火，还处在保存天然火种阶段，但距今5万年的“河套人”已发明了摩擦生火的技术，使火能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关于弓箭的发明，也早在黄帝之前，“山顶洞人”遗址和大荔沙苑遗址发现的矢镞都是证明。这是将黄帝夸大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又如《商君书·画策》说：黄帝制定“君臣上下之义”。这里的君是君主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臣是君主制国家的官员。君臣上下之义是君主制国家的德道规范，不可能在黄帝时代出现。这与前述将黄帝帝王化有其一致性，是将黄帝夸大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当然，有关黄帝的戏剧、小说，可以借夸大化或神话化了的说法去进行创作，但这不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兹不赘述。
　　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鼻祖，我们研究他，并对上述虚无化、神话化、帝王化和夸大化等观点提出了意见，其目的在于尽可能恢复黄帝本来的历史面目，增强人们对黄帝的认知，尊重黄帝开拓中华文明之功，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迅速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选自《历史月刑》 第72期 1994年1月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