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对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见于史书传说性记载材料颇多，但自古以来由于缺乏确切可靠的资料，所以对黄帝的研究看法出现各种各样的歧异意见，有的说黄帝是部落名，有的认为历史上无黄帝此人，有的说是传说中的人物而已等，对此，近年来研究者有所突破，许多的意见认为应把神话传说与实际的黄帝统一起来考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确有黄帝其人，而且他还是当时一位著名的部族首领。这也就是我们所要肯定的历史上的黄帝。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部族日益壮大，最后发展成为活动于黄河流域强大的华夏族。相应地黄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最后成为华夏族的象征。黄帝既然由一个活生生的人一变而为一个民族的象征，那么人们也就会采用各种方法来对黄帝加以美化，其主要是，尽情描绘黄帝的神奇性和着力渲染黄帝的全智全能”(柏明、李颖科：《黄帝传》第7页，1990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分析，这一看法是成立的。黄帝成为我民族象征，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之内的事物，而是一个时代的长过程，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孔子解答其弟子宰我的提问了，《大戴礼》记载：“宰我问于孔子曰：‘子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这说明黄帝之功绩影响深远，不是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期限，而是一个较长的时代概念。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完《五帝本纪》后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闻矣，其轶及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撰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司马迁的这段话说得十分肯定而感慨，说明黄帝史绩名不虚传，本文结合考古材料阐述黄帝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弘扬我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及其优秀的传统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距今约5000—4000年左右，它的发展历程近1000年左右，在这1000年的漫长时间内人们创造了种种奇迹，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正在这个历程之内，这个时代的居住条件、制陶和绘画、玉雕、音乐、艺术等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有的可谓历史飞跃，皆当与黄帝有密切的关系，现择要叙述如下：
　　一是我国的早期宫室建筑始于黄帝。中国的古代建筑与西方的古代建筑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和特点，土木结构、左右对称、廊庑庭院、台榭亭阁等等是其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形成和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雏形应在5000年前，从已出土的考古资料看，在黄帝时代，也就是说距今四五千年时，我国的劳动人民已懂得建造较大规模的房屋和城堡了。
　　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后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它的分布地区较仰韶文化还要广泛，遗址也很多。这个时期发现的房屋建筑较仰韶时期要进步得多，房屋不仅有单间、套间，而且有接连在一起的成排的排房，而以地面建筑住房占主要地位，较此以前的半地穴式的住房大有改进。而房内地面也开始讲究，多为细泥或白灰面。室内并筑有高于地面的烧土台以防潮湿。墙壁建造已出现了用土坯，即我国砖的前身土坯砌筑了。
　　同时这个时期的房屋建筑都建筑在事先筑造的高于地面的夯土台基上，在此台基上依据房子的大小、形状进行安排。挖基础槽，再筑墙，墙体有木骨草泥，也有土坯墙，并在墙面涂抹稀泥保护。还有在墙的外边房子周围铺填内高外低的散水设施，有的在房内或房外都竖柱子。如黄河下游山东地区的不少龙山文化遗址(距今5000—4000)中就发现有规模较大的房屋，在东海峪遗址中发现九座成排居房，都是长方形的地面高台基建筑，并有斜坡状的散水，室内地面分层铺垫，比大汶口文化的房屋要进步得多。1979—1980年在河南淮阳县平粮台发掘出土了房屋和城墙，其房屋有方形、圆形、长方形三种，南北排列，有很多套间和排房，有木骨草泥和土坯墙两种。其时代据测定有二说：(1)距今3780±80年树轮校正距今4130±100年。(2)距今3960±140年树轮校正距今4355±75年。这说明其至少在4355年以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又如安阳后岗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38座房屋，建在同一平面，分布在十座房屋基上，共分四行，很整齐有序地排列着。其墙壁有木骨草泥和土坯两种。同时在这两处遗址中也发现了城墙，平粮台的城址总面积34000平方米，至今还残存一段夯土城墙，顶部宽约8—10米，下部宽约13米，高3米。1977—1981年三次对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发掘，也发现了城堡遗址。
　　规模大的遗址还有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这座城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50米，东西长约390米，总面积达175500平方米，其高度据残存城墙推算约高6米左右，其宽度下部10.6米。
　　以上这些建筑的产生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有了突破性提高，社会组织正孕育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说过：“它们(指城堡)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耸入文明时代了”。由此可见，我国历史上的黄帝时代与此前的原始氏族社会当有很大的区别了，正如《新语》所说：“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另《白虎通义》也说：“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这里记载的最初宫室，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宫殿当有区分，但我们现今的宫殿含义是由此宫室发展而来的，黄帝时代的宫室就是排列有序、建筑较为讲究的房屋，仅是避风雨寒暑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最早的宫室起源于黄帝并不夸张，应是实际情况的反映。
　　二是《黄帝内经》说：“黄帝始作陶”。关于我国的陶瓷制品，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至少有7000多年的历史，为何史书有如此记载呢?除对黄帝的神化因素外，从客观上分析，即从制陶事业的发展来看，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下边，让我们从出土陶器的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多及其制造技术和美术的进步来探讨这个问题。
　　据大量考古资料统计，黄帝时代的陶器出土数量大大增加，而其品种也多种多样，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出现了“蛋壳”黑陶和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等新产品。制作技术除手制外，轮制已经普及，还新出现了模制的新技术。这些都意味和象征着制陶工艺又取得了一个飞跃突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虽然大部分是继仰韶文化晚期的技术，但已出现了新改进的技术，像河南汤阴县三里桥的一座龙山文化陶窑，不仅有四道平行的火道，而在火膛与窑室里间用隔梁分开，在陕县庙底沟的一座龙山文化陶窑中，其火膛后壁向上设置了二条主火道，这些主火道都至窑室底部后各自又分出三股辐射状的火道通向底部的窑箪下。窑箪用草拌泥制成，箪面有25个箪孔，火膛前有窑门，这种陶窑的结构显然较仰韶文化的陶窑进步得多，正因为陶窑结构的进一步改造，故能烧出质量较高的各种各样精美的陶器。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蛋壳陶”，其制作十分精细，胎壁细薄如纸，磨光细腻光滑，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分别参见《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第4期。《1971—1972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载《考古》1972年第3期和第5期。《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3期)。
　　这个时期陶器种类明显增多，主要器形有鼎、鬲、罐、甑、箪、盆、瓮、盘、豆、壶、碗、杯、圈足簋、缕孔甑和澄滤器等。
　　以上各地出土陶器的花纹也增多了，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弦纹、划纹、附加堆纹等，并在陶器表面施设彩绘纹饰等，有些地区的彩陶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甘肃临洮县马家窑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5000年左右)的陶器，其制作以手纹为主，兼用模制。彩陶占陶器总和的30％～50％，一般都在器物的口、颈、肩和上腹部位用黑彩和红彩绘出鲜艳夺目，各种各样的精美纹饰，其艺术性较仰韶彩绘进步得多。又有距今5000—4000年湖北京山屈家岭龙山文化早期的陶器多经过慢轮修整，而其彩陶与仰韶时期的彩陶有明显的区别，即在器物表面先涂一层与陶器同色的陶衣，然后再绘各样纹饰，同时陶胎很薄，经过磨光，制作十分精致，尤以“蛋壳”彩陶杯和高柄壶为最具工艺价值(参见《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这与仰韶彩陶有明显的不同。
　　所有这些都说明龙山文化时期的制陶业已有重大发展，从历史发展观点说，制陶业的发明本身就是时代进化的标志，而其技术的高度发展当意味着新时代开化的另一阶段的到来，莫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过：“制陶术的发明或其使用，从各方面讲，或可选用为区划野蛮时代与开化时代之间的境界的最有效和最确实的标准”(莫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出版社版，第10页)。既然制陶术的发明是划分野蛮与开化时代的分界线，那么它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制作技巧、使用、数量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期时，毋庸置疑当意味着开化时代的中级阶段的出现，即中期开化的到来。这种情况连同第一部分建筑科学等的进步，正是黄帝时代的特征表现的又一证据。
　　三是绘画、音乐艺术到黄帝时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艺术品。从已出土的考古资料分析，黄帝时代的绘画和音乐艺术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绘画工具继仰韶文化后，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各种绘画颜料也有了创新和发展。不仅发展了彩陶艺术，同时还新出现了彩绘艺术。上面提到的马家窑文化中的彩陶显然较仰韶期的彩陶要进步得多，尽管其受了仰韶的影响。这时彩陶纹饰也有了增加，除几何图案和动植物图案外，还有人物图案。几何图案有单线条与双线条平行纹、波浪纹、垂帐纹、圈点纹、垂钩纹、圆圈纹、三角纹、网纹、菱形纹、方格纹、螺旋纹、草叶纹、锯齿纹、S形纹、涡纹、葫芦纹、四圈纹等，约数十种之多。其人物图像主要有人面和人头像，动物以蛙、鸟为主，这些都是仰韶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到仰韶文化晚期新出现了彩绘陶，在龙山文化的相同时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彩绘陶更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如甘肃秦安大地湾上层、山东泰安大汶口的晚期和崧泽、屈家岭文化遗址、泗水尹家村、河南永年台口的龙山遗址，山西襄汾、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都有彩绘陶出土。而这种彩绘纹样虽然大部分与彩陶相同，但有一部分已接近以后的青铜纹饰了，如山西襄汾出土的彩绘蟠龙纹和变体动物纹，陶寺湾出土的彩绘盘上的蟠龙纹等都是如此，只要我们稍加注意这个时期所出土的彩陶与此前的彩陶相比较，发现有着明显的区别。仰韶中期以前的彩陶一般比较简单的纹饰多，构图也粗略；不在器物通体描绘，有些器物有纹饰，有些没有，不像后期普遍；在绘彩前在陶身不加陶衣，而这在后期以后均在陶器上涂抹一层与陶色相同的陶衣，与今云南少数民族涂陶泥类似。这些都反映了黄帝时代在制陶技术上的革新。
　　除此外，从仰韶后期开始彩绘图案的描绘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如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彩陶图案的明显特点是复合图案大增，一般器物身上绘有鱼和鸟、鱼和蛙等复合图案增多了，其线条直线的转折和交换处逐渐变圆弧，呈现出刚柔兼蓄的风格。
　　从制陶技术上讲，半坡晚期已大量使用轮制，制陶工具有了长足的发展，临潼姜寨一座墓中出土了成套的制陶工具和颜料，墓主人当是陶工，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制陶专业的分工(巩启明：《姜寨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人文杂志》，1981年第4期)。
　　相当于半坡晚期的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其年代距今约五六千年，发展地域更为广泛，往西一直到甘肃、青海、山西等地。其出土的陶器花纹在早期出现了正面三足鸟纹。到庙底沟晚期时，彩陶普遍涂一层陶衣，而器壁薄，磨光精细，花纹也不像以前单纯的几何纹了，而变得活泼自如，不苛求对称，给人以变化多端、动静结合之感，反映了我国彩陶艺术的成熟。从其影响考察，它的圆点钩羽纹分布较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河北等地都有此类纹饰，影响十分深远，其发展路线大体可分为：一支向东，中心转移到陕、晋、豫三省交界处；一支向西扩展到青海省，如西部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四坝、辛店、寺洼、卡约、河井等文化类型都受此影响，尽管这些地区的彩陶显得十分繁缛华丽，构图多有创新，内容繁多，但其源来自于黄帝活动的中原地区的彩陶。
　　从以上遗址出土的彩陶看，制作彩陶的技术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高峰阶段，颜色的配料已多样化，由红发展到紫、黑、白等多种色彩，烧制彩陶的另一条件是温度的提高，否则会使彩色脱落，所以要求密封较好的高温窑炉，同时陶器的泥质要细腻而紧密，这些条件都是在黄帝时代得到长足发展和提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陶器、彩陶艺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鉴于夏商周的青铜业发展，被称为青铜时代，我们从黄帝时代的彩陶艺术成就看，称这个时代为彩陶时代也是合情合理的。
　　从以上情况看，我国在黄帝时代的绘画艺术确已取得了重要成就，已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风格，各地文化类型虽然不同，但相互影响、融合是其特点之一，有的以意写形，有的把花纹组织在动态的格式中。有的把氏族的图腾表现在图案之内，体现出一种氏族文化。同时十分讲究图案与实体造型的完美结合，真正体现了原始艺术的美。彩陶艺术来源于生活和生产活动，完全是当时人们实际情况的反映，在马家窑、半山、马厂等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纹以植物种子，如葵花纹为主，马厂彩陶图案中有一人举手作播谷状，这些都反映了农业生产的情况，这说明当时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发展，由渔狩采集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过程，这一种巨大的社会变革，所以《周易·系辞》说，黄帝：“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之济，盖取诸小过。”这种说法虽属传说，但说明了农业生产发展盛况。
　　黄帝时代的音乐传说颇多，但从已出土的陶埙和骨笛来看，黄帝时代已有音乐是不成问题的。河南贾湖出土的骨笛，共有六个音孔，一个吹孔。在仰韶姜寨二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埙，共有三个孔，一个吹孔，二个音孔。其年代在半坡和庙底沟之间，距今约5000年左右。又如山西万荣金村出土了有四个孔的陶埙，有三个音孔，一个吹孔，距今约4000年左右。由此可以想见，黄帝时代已有“五声”“五音”的音律了。所谓五音也就是以后文献上见到的宫、商、角、徵、羽。据说晋平公令师旷奏“清角”，遭到大祸，因“清角”之曲是黄帝制的乐曲，一般人听不得。《管子·五行篇》说：“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路史·后记五》引《晋志》说：“黄帝作律，以玉为绾，长尺六寸，为十二月。”又《吕氏春秋·古乐篇》说：“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昆仑)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并说：“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王逸注《楚辞·九歌·少司命》曰“与妇女沐兮咸池，‘咸池’，星名，盖天池也”)。
　　以上这些文献记载，虽属传说和夸张之说，但从已出土的考古实物分析，可谓事出有因，无一不是民间留下的口头史料，其依据的合理内核当是客观存在的某一方面，黄帝时代发明了音乐舞蹈已在情理之中。
　　四是黄帝时代发明了文字。据记载，我国的最早文字是仓颉发明的，而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汉学堂丛书》辑《春秋元命苞》云：“仓帝史皇氏命颉，姓侯罔，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淮南子·本经篇》“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云：“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弃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又《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也，可仓颉独传者一也。”《韩非子·五蠹》也说：“昔仓颉作书也，自环厶，背厶为公”等等。
　　以上这些记载可以说脍炙人口，流行于民间的传说故事讲得更生动更有趣。不过这不是单纯的神话传说的事，而是反映了我中华汉字产生的来龙去脉。结合当今出土的考古实物，对照这些记载至少可以说明汉字产生的原委。我们的远祖在发明文字以前，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采取“结绳记事”的办法，帮助人们记住已经作过或将要作的事情，显然这是十分原始的助记法。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种方法远不适应社会需求，特别是农业、畜牧业、制陶手工业等的发展，要求表达人们的思想，涉及到生产生活中各种内容，如交换、交流、数量、物象等表达，这种产生文字的社会基础在黄帝时代已经形成，所以黄帝时代出现仓颉创造文字的故事亦属必然。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相当于黄帝时代前后出土的各种陶文或符号至少有几十处遗址中都曾出土过，现把已发表在手头的材料列表如下：
　　从以上表中所列的文字符号约有360多种，这些文字符号大体可分为二类：一为数字符号，如五、六、七等；一为图画符号，内容较多，有植物图画，有工具符号和自然天体万物符号等，有的经古文字学家考释，确认是字，如X+1T↑↓等分别释为五、七、十、示、矛等，并说：“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约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6000多年之久”(于省吾：《关于古文研究的若干问题》)。郭沫若先生认为仰韶的剖刻符号就是文字，他说：“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综上所述，既然在我国仰韶时期就已有了文字，那么到黄帝时代经仓颉的整理、总结、提高，从音、义、形等方面加以发展，特别是从形，亦即是从我们常说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进行归纳总结是符合实情的，所以史书传说黄帝命仓颉造字绝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其根源的。
　　另外，我们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考察，黄帝时代发明了文字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做后盾的。除上文所述我国的农、牧业生产和制陶手工业生产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外，在黄帝时代已经出现了新型的生产工具，即铜器生产工具，较石器工具无疑是一大进步和飞跃。《广博物志》卷三九引《集诰》云：“轩辕自采首山之铜以铸鼎，虎豹百禽为之视火参炉。”《史记·封禅书》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又虞荔《鼎录》云：“金华山，皇(黄)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瓮，像龙腾云，百神螭兽满其中。”这些记载虽是传说，但从考古出土实物看，在黄帝时代确实发明了铜器，已初步掌握了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技术，并制铸出铜工具等铜器了。现把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我国早期铜器的情况择要列表如下：
　　由上表所列各地出土我国早期铜器概况，可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表明我国铜器出现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六千年前的姜粟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它距夏代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2)我国夏代进入青铜时代是有深厚的历史发展基础的，经过2000年之久的漫长发展过程后取得新的突破是必然的规律。(3)黄帝时代确已能冶炼和制作铜器，当时的社会生产工具不单纯是石器了，而铜器已跻身了这一行列，成为“铜石并用”。(4)黄帝时代的生产力有了铜工具组成，无疑是生产效益提高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进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更加剧了人们交换、互相交流的频繁性，这正是促进部落之间、人与人之间语言和文字产生发展的社会客观基础，所以由此也可佐证黄帝时代确实发明并运用我国最早的文字了，尽管是单字，但确是具有文字性质的字。
　　综上所述，我国在黄帝时代确实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可以说集前代大成于黄帝一代，在这个时代的创造发明确实很多，当然不能把所有创造发明都归结为黄帝一人所为的神话，而劳动人民始终是这些创造发明的主体，但也不能否定黄帝的个人作用，他的组织领导及其思想对后代的影响作用同样不可低估。总之，大量的考古实物充分说明黄帝时代的黄帝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而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和悠久传统文化的最初奠基时期，黄帝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宝库中重要瑰宝的组成部分，永远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探索，去追寻，以启迪我们坚定不移地树立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发扬光大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精神，从而投身于当代的建设事业，把我国建设成新兴的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选自《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3月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