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关于黄帝传说的真实性
　　在旧史传说的远古帝王中，黄帝是一位事迹特多的人物，古代文献如《易·系辞传》《左传》《国语》《管子》《庄子》《吕氏春秋》《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皆有关于黄帝的记载(《易·系辞传》：“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昭公十七年：“黄帝氏以云纪(官)”；《国语·晋语四》：“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管子·轻重戊篇》：“黄帝作钻燧生火……黄帝之王，童山竭泽”；《庄子·天运篇》：“老聃曰：黄帝之治天下……尧之治天下……”《吕氏春秋·应同篇》：“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淮南子·说林训》：“黄帝生阴阳”。以上仅各征引一、二则示例，有关黄帝传说资料极多，不能备录)。战国秦汉间的许多著作，如《竹书纪年》、邹衍《五德终始说》《世本》《史记》等，也都始于黄帝(《竹书纪年》、驺衍《五德终始说》《世本》皆已亡佚，从以下资料可以看出这些著作始于黄帝：(1)《史记·魏世家》襄王十六年《集解》引荀勖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2)《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驺衍……(著)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先序今以上至黄帝”；(3)《史记·集解序》索隐引刘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也”，又《汉书·司马迁传》赞、《汉书·艺文志》注，及《后汉书·班彪传》，都以《世本》始于黄帝。《史记》始于黄帝，分见《五帝本纪》《三代世表》)。特别是《史记》的撰述，司马迁舍弃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毅然以黄帝为中国历史的开端，乃是经过了广泛采访和严格考证之后的结论(《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所谓“其所表见皆不虚”，《索隐》云：“言帝德、帝系所有表见者皆不为虚妄也。”可见司马迁对于黄帝的传说，经过了广泛的采访和考证。又，《史记·封禅书》：“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五帝本纪》：“神农氏世衰”，《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可见司马迁显然知道传说中黄帝之前的伏羲与神农，而毅然以黄帝为限。即对于黄帝的传说也是“择其言尤雅者”采用，《三代世表》称：“予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但《三代世表》虽始于黄帝，却不纪年，可见其态度的严谨)。
　　由于时代去古已远，许多黄帝事迹未免异说纷陈，正如《五帝本纪》太史公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不过，后来学者对其可疑事迹，虽然有所辨析，但从未否定黄帝为历史人物的资格，如东汉王充《论衡》仅以黄帝升仙传说为“言虚”(王充：《论衡·道虚篇》，世界书局，《诸子集成》(七)，第68页)，宋胡宏《皇王大纪》疑黄帝“世数多寡长短”(胡宏：《皇王大纪》论曰：“包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仲尼杰出一世，独与天地相似而俊材异能之士委命陈力不得与之争圣，何独至于姓而疑之乎，其可疑者世数多寡长短耳”。见卷二，《国库珍本》第二集，商务印书馆影印，第16页)，清崔述《考信录》辨黄帝与炎帝之时代先后(《国语·鲁语上》：“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崔述云：“此语虽未必确实，然尚无大谬”，可见崔述虽辨黄帝十余事，但并未否定黄帝之“人格”。参见《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之上，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影印本，第27页)，如此而已。
　　民国成立以后，有关我国古史的讨论曾经热烈一时，“疑古派”学者或基于“层累造成说”的观念，以黄帝为出于后人的假托(顾颉刚所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系认为：“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又说：“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样子的世系，于是没有一个人不是黄帝的子孙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多，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见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原刊《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中编，1926年，第59—66页)，或以黄帝为阴阳五行思想下的“五色帝”(童书业：《<三皇考>附录二》按语：“《墨子·贵义篇》云：‘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墨子》文中所谓青赤白黑四色之龙，疑即青赤白黑四色之帝，而《墨子》文中所谓帝，疑即黄帝，帝杀四龙，即所谓‘黄帝胜四帝’也。此四帝与黄帝即五方帝……”，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引《古史辨》第七册上编，1941年，第251—252页。童氏认为黄帝即“白青黄赤黑”五色帝之一，何以其他四帝加起来，也比不上黄帝事迹传说的一二?阴阳家以黄帝为五方帝之一，实无害于黄帝之“人格”)，或以黄帝即禹之化身(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第523—524页。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影印本，1970年3月，黄帝与禹在传说中并非一人，连当时疑古的人也不赞成，勿待多辨)，或认黄帝实出“皇帝”之字变(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云：“黄帝传说既非出于禹传说之分化，然则何自来乎?曰：‘黄帝’实出‘皇帝’之变字。《易系辞传》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风俗通·声音篇》：‘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崔述据以证黄帝即皇帝，谓《吕刑》皇帝‘遏绝苗民’，实即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事，此说甚是”。见《古史辨》第七册上编，1941年，第195页。古文音同字通，“黄帝”或亦写成“皇帝”，杨氏此说显然不能以此否定所有黄帝传说)，这些没有一致结论的意见，虽曾对史学界发生过相当的影响，但就此据以否定黄帝之真实性，尚未能够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王国维根据春秋铜器“铸公簠”，认为“铸国任姓为黄帝之后”的古说为可信(王国维：《铸公簠跋》云：“《乐记》：‘武王克殷……封黄帝之后于蓟’，郑注云：‘祝或为铸’，《吕氏春秋·慎大览》亦云：‘封黄帝之后于祝’。古铸祝同字，《晋语》：‘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其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任居其一，铸为任姓，其为黄帝后之祝，信矣”，见《观堂集林》卷一八，史林十，河洛图书出版社，1983年，第889—890页)，丁山考证战国铜器“陈侯因*(上次下月)敦铭文”，认为“**”二字，即旧史传说中的黄帝，而黄帝实为远古之“人帝”，而非“神帝”(丁山：《由陈侯因*(上次下月)敦铭黄帝论五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1933年，第517—535页(以下简称《史语所集刊》)。丁氏指出：“黄帝为人，乃列国史记之公说，非《帝系》《国语》一家之言也”(第521)，又云：“晚周诸子可伪托也，《世本》《帝系》《国语》可伪窜也，《陈史记》《齐春秋》，国之正史，不可以伪乱真也。《齐春秋》始黄帝，《晋魏春秋》(即《竹书纪年》)亦始黄帝，则黄帝为人，更不得疑其子虚乌有，谓非古帝王矣”(第522页))。其余许多学者，如董作宾、钱穆、李宗侗、凌纯声、李济诸先生或从古代文献的本身推测，或从民族学的观点考察，或从考古学的立场估量，对于黄帝传说的历史成分都作了肯定的表示，董作宾先生甚且认为黄帝时代已可列入我国的有史时代。
　　(一)认为黄帝古代之部族或部落领袖者：
　　1.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1933年，第36—44页。
　　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40页。
　　3.钱穆：《神农与黄帝》，《说文月刊》第四卷，第189页。
　　4.黎东方：《被否认的中国古代》，《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二期，第39页；又：《中国上古史八论》，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年，第22页。
　　5.姜蕴刚：《黄帝及其时代》，《东方杂志》四二卷三期，1946年2月。
　　6.凌纯声：《中华文化论集》，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8年，第115页。
　　7.丁驌：《中国地理、民族、文化与传说史》，《“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期，1970年，第81页。
　　(二)认为黄帝传说有图腾或氏族特征者：
　　1.闻一多：《伏羲考》，《神话与诗》，第21页。
　　2.李宗侗：《炎帝与黄帝的新解释》，《史语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上册，1969年，第27—39页。
　　3.杨希枚：《<国语>黄帝二十五子得姓传说的分析》上篇，《史语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下册，1963年，第627—648页。
　　4.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华正书局，1979年5月，第219—229页。
　　(三)认为黄帝时代已有文字者：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1954年，第45页。
　　2.董作宾：《中国文字》，《平庐文存》卷四，艺文印书馆，1963年10月，第2页。
　　3.严一萍：《夏商周文化异同考》，《大陆杂志特刊》第一辑，1952年7月，第416—420页。
　　4.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香港世界书局，1963年修订本，第19—20页。
　　(四)董作宾先生在《我怎样研究上古史》一文说：“唐虞以前，我们有史以来，至少可以根据传说，排到黄帝时代，……我国上古史年代，推至黄帝并不为过。”《平庐文存》上册，页一二七。又：《共和以前帝王的‘复员’》一文云：“我国文字、历法，现在已经证明起源都是很早的，有史以来，应该从黄帝开始，是不成问题的。”《平庐文存》卷一，1963年10月，第26页。
　　(五)李济之先生在《中国民族之形成》一书内分“中国民族”主要成分有五，第一为“黄帝子孙”。又在《中国民族之始》一文里说：“当黄帝尧舜禹汤这些先圣先哲已被认为是神话中的人物时，古生物学家的锄头，忽然发掘了比黄帝老过万年以上的‘现代人’形的老祖宗来了。这一类的发现，虽不能否定黄帝尧舜禹汤的神话人物的性格，但类似他们这一类人的可能的存在，已不能整个地否定”。《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册，1952年7月，第6页)。
　　当代学者对于黄帝制器传说的看法
　　传说中的黄帝功业，要以制器故事为最多，《易系辞传》载黄帝尧舜的制作，自“垂衣裳”以下共有九事(《易·系辞传下》所载九事如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新，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帝王世纪》以此九事皆归诸黄帝之功(皇甫谧：《帝王世纪》云：“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黄帝于是修德抚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易·系辞侍》之九事，皆归于黄帝之功。见顾尚之辑，钱熙祚校，道光二十年刊本，《指海》第六辑，第4—5页)，《世本·作篇》记载黄帝及“黄帝臣”的制作，多达数十种(现存清人辑《世本》共有八种，计：(一)王谟辑本《汉魏遗书钞》；(二)孙冯翼辑本《问经堂丛书》；(三)陈其荣补订孙本《槐庐丛书》；(四)秦嘉谟世本辑补《琳琅仙馆刊本》；(五)张澍，稡集补注本《二酉堂丛书》；(六)雷学淇辑本《畿辅丛书》；(七)茆泮林辑本《十种古逸书》；(八)王梓材《世本集览》(《四明丛书》仅有序、目、通论、缘起，无正文)，其中以秦本最为赅备。现已汇成一编，称《世本八种》，台北西南书局印行。有关黄帝的制作，见于《作篇》。据秦嘉谟辑补本《作篇》，自黄帝造火食以下计有二十七种，见《世本八种》，第356—359页；茆泮林辑本《作篇》，自黄帝见百物始穿井以下共二十八种，第109—115页)，其他散见于各书者更不胜列举。由于远古制作多集于黄帝名下，因此当代学者对于“黄帝制器”传说的考察，也有过许多不同的看法：
　　顾颉刚以为，《易系辞传》记载有关远古帝王的“观象制器”故事，系出于后儒的作伪，所谓“以制器者尚其象”本是莫须有的事(顾颉刚：《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原载《燕大月刊》第六卷第三期，收入《古史辨》第三册上编，1931年，第45—69页。胡适之不同意顾颉刚的意见，他在(给顾颉刚)《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书》中说：“你的驳论，太不依据历史上器物发明的程序，乃责数千年前人见了‘火上水下’的卦象何以不发明汽船，似非史学家应取的态度……瓦特见水壶盖冲动，乃想到蒸汽之力，此是观象制器，牛顿见苹果坠地……同是有象而后有制作”，“飞鸟之象，便是飞艇的祖宗”。这些批评十分中肯，后来顾氏强调自己的主张是：“制器时看的象乃是自然界的象，而不是卦爻的象”，“至于《易传》中这章文字，明明是教我们看了卦象而制器，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见《古史辨》第3册上编，第86—88页)；齐思和指出，自韩非子倡圣王以能发明器物而后始为人民举为天子说即兴，各家所喜托之古代“圣王”，遂皆不能有所发明，古史传说至战国末年既集中于黄帝，所以黄帝的制器故事也就较其他传说中之帝王为多(齐思和：《黄帝之制器故事》，原载《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收在《古史辨》第七册中编)；杨宽则以为，黄帝本上帝神话所演变，上帝本为造物者，所以黄帝就成了制器传说之中心人物(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上编，1941年，第207页)。这些否定的意见，皆源于疑古的态度，其难成定论，自不待言。梁启超说：
　　“古籍记载事物之创作，归诸黄帝时者十而七八，虽多或出比附，要非绝无根据。”(梁启超：《三代载记》《国史研究六篇》，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第25页。梁氏又云：“黄帝之人格及事业必有大过人者，故能为我民族数千年崇仰之所集，其无正确之遗迹传于后世者，恐亦罹洪水之荡堙耳”。柳诒徵称远古文物发明，为“洪水以前之制作”，而“洪水以前，实以黄帝时为最盛之时，后世盛称黄帝，有以也”。《中国文化史》上册第二章，第20—27页)
　　可惜采取肯定态度的学者，也未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例如：蒋智由受“中国民族西来说”的影响，认为黄帝之时文物大盛，系由域外输入所致，正如同近代欧西文明如铁道电线等之输入中国相似(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云：“以黄帝仅不过一百有十一岁之日月，而文明程度，如是其膨胀而发达，谓必尽出于一时之创辟乎?不能不生学者怀疑心。盖以世界文化，无此顿进之率也。若曰：是即由迁徙而来，因祖国之所有，以栽培之于中国，犹夫今者欧人之至中国，而布设其电线铁道，与夫一切新法之事。故不待数十年，而已焕然改观。设也地理再绝，而东西不通，则后人读史，不知其所从来，亦必讶其发现之骤，而不知其固自移徙而来也。”见该书第23页，上海华通书局，1929年)；蒙文通主张中国远古民族分为泰族、炎族、黄族三部，传说中的羲、农、黄帝三人，在三族中最为杰出，所以“黄族之所创述，悉以归之黄帝耳”(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第54页)。
　　综观以上各例，不论持否定或肯定的态度，似嫌缺乏充分的论据，因此也就未能接触到问题的核心。其实，所谓黄帝“制器”的传说，乃是我国远古时代“科技”发明的反映。根据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的考察，人类发明农业之后，乃由“采集食物”进而为“生产食物”，柴尔德称之为“产食革命”。“产食革命”的完成，使人类脱离了旧石器时代而迈进新石器时代，所以也称之为“第一次技术革命”，这是人类文明演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新石器时代因为农业已经诞生并开始生产食物，于是出现分工，人类才有多余的时间与进步的技术，从事专精的发明，因此在此一时期，各种文物纷纷出现。
　　我国自“沙苑文化”发现后，考古学家已经相信这种“产食革命”在华北确曾发生过，其地点约在晋陕豫交界一带，时间约当西元前八千年左右(参：(一)张光直：第78—79页，1968，(台北进学书局影印本)；(二)张光直：《华北农业村落的确立与中原文化的黎明》，《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一分，第124—129页；(三)李济之：《华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别、分布与编年》，《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三辑第一册，1970年9月，第6页)。基于以上的认识，则黄帝制器特多的传说，实反映了不平凡的意义。李约瑟指出，我国古代记载文物发明的典籍如《世本》等书，可以叫做“技术学辞典”或“发明的记录”，这些远古发明的记载，为过去西方学者所忽略，颇值得作进一步的搜讨(见《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一册，黄文山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7月二版，第99—102页)，这不能不说是李氏的卓见。
　　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本节拟在讨论黄帝制器传说之前，先检查一下黄帝在古史传说中所处的时代。
　　古史相传，黄帝与神农是两个相承接的时代，《易系辞传》称：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司马迁作《史记》，也确认黄帝之前为神农氏时代，《五帝本纪》称：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五帝本纪》所称的“神农氏世衰”，汉晋以来的学者如高诱注《淮南子》、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都认为不是神农氏本身，而是神农氏之后八代而袭神农之号的榆罔((一)蜀谯周《古史考》云：“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而轩辕氏代之”(《补三皇本纪索隐》)，据孙星衍辑本，平津馆存版，嘉庆十一年重九刊。(史语所藏)(二)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纳奔水氏，曰听訞，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指海》第六集，第4页(史语所藏)。《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凡八世，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岡。”“岡”盖“罔”字之讹。台北粹文堂影印本，第519页。(三)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注云：“按神农之后凡八代，事见帝王代纪及古史考……其易称神农氏没，即榆罔，榆罔犹袭神农之号也”，《五帝本纪》索隐：“世衰，谓神农氏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固所谓参卢，皇甫谧所云帝榆罔是也。”)，这与《易系辞传》黄帝承接神农氏时代的旨趣，正相符合。其他古代典籍，如《庄子》《吕氏春秋》《战国策》《淮南子》《汉书古今人表》，莫不以黄帝与神农相接，大约这是先秦两汉魏晋学者们的一致看法(例如《庄子·缮性篇》：“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吕氏春秋·情类篇》：“故耳之欲五声……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战国策·赵策》：“宓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淮南子·俶真训》：“至德之世……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即使清代“考而后信”的崔述，也不否认(崔述云：“《易传》曰：‘庖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作’，是庖羲神农在黄帝前也”，《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之下，河洛图书出版社，第1页)。
　　不过，黄帝及其以前的神农氏，并不是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开始，神农氏之前更有伏羲氏、燧人氏。汉代学者称伏羲、神农为“泰古二皇”(《淮南子·原道训》：“泰古二皇，得道之纪”，高诱注云：“二皇，伏羲神农也”)，其实，在这“泰古二皇”之前，传说中的古帝王还有很多，《庄子·胠箧篇》以伏羲、神农以前共有十个“氏”(《庄子·胠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遁甲开山图》称，自女娲氏至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庖羲之号”(《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遁甲开山图》)，《汉书·古今人表》则自神农以上共列二十个“氏”(《汉书·古今人表》列神农氏以上二十氏为“宓羲氏、女娲氏、共工氏、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亡怀氏、东扈氏、帝鸿氏。按：《庄子·胠箧篇》之远古帝王，《人表》多列于宓羲之后，《路史》颇讥其失)。这许多远古帝王的时代，都被列在黄帝之前，表示黄帝以前经过了悠久的时代。
　　纬书的古史系统，也表示了黄帝之前有一段悠久的演化历程。按远古的时代，纬书另有“十纪”之说，《春秋元命苞》云：
　　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十六万七千年，分为十纪。其一曰九龙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离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叙命纪，七曰循蜚纪，八曰因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疏仡纪。
　　(马驌：《绎史》卷一，第3页引)
　　罗泌《路史》以伏戏氏(伏羲氏)以上为前纪，伏戏氏以下为后纪，前纪列“禅通纪”以前古帝王，其中“循蜚纪”自“钜灵氏”以下至“次民氏”，共列二十二氏，“因提纪”自“辰放氏”以下至“庸成氏”列十三氏，“禅通纪”自“史皇氏”至“伏戏氏”共列十八氏，《庄子·胠箧篇》《遁甲开山图》《汉书·古今人表》等所列古帝王，《路史》大都列在“禅通纪”内(见罗泌《路史前纪》卷六至卷九，但浑沌氏、有巢氏、燧人氏则在“因提纪”(卷四—卷五))，黄帝则列在紧接“禅通纪”之后的“疏仡纪”内，也就是“十纪”中的最后一“纪”。据《丹壶书》称，“疏仡纪”以上，“禅通纪”凡八十八世，“因提纪”凡六十八世(《绎史》卷一引)，马驌《绎史》认为“十纪”共二百二十六万余年，一“纪”约二十余万年，则一“世”当得三千年，“疏仡始黄帝以讫获麟，不过二千年”，因此颇感疑虑难解(马驌云：“信如十纪之说，名不雅训，荐绅之所难言，即所称二百二十六万余年，分为十纪，则‘纪’约二十余万年，因提六十八世，禅通九十余世，‘世当得三千年，而一姓或止二三世，则是享年有永祚，世为不长也。疏仡始黄帝以讫获麟，不过二千年耳，方之以前，修短不伦，忽焉与鲁史《春秋》同时绝笔，何其舛与!”《绎史》卷一，第5页)。其实，这些数字固不能视为正确可靠，但却足以表示我国历史的悠久，而在这漫长悠久的历程中，绝大部分在黄帝以前，黄帝以后的时代，仅占极短暂的时期。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曾一致指出，在人类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文明时期’为时甚短，不过占全部历史的百分之几而已(莫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里说，假定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期间为十万年(这数字只是假定)，那么在十万年之中，文明时代仅占五千年而已。见杨东莼等中译本第一册，商务汉译世界名著，1935年，页六五。谬勒利尔(或译穆勒莱耶)《婚姻进化史》云：“史前时代比之于以后进化之各个时代都长久过，……可以把一支公尺放在我们面前，作为比例，最先之七十公分，定为史前时代，大约二十公分是为宗族时代，十公分是为家族时代，其余只剩了少数几公厘为现在初兴之个体变象时期”。见叶启芳中泽本，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1965年5月，第171—172页)，这与上述传说史料所显示的意义，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
　　从年代学上观察，传说中黄帝的年代，大约相当西元前两、三千年前后(传说中黄帝的年代有以下的推测：
　　(一)《汉书·律历志》上载元凤三年(西元前七八年)，长安单安国等人言：“自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则黄帝元年相当于西元前三七○六年。
　　(二)宋邵雍，《皇极经世》，尧元年甲辰，据卢景贵高等天文学考定相当于西元前一三五七年，又据皇甫谧《帝王世纪》，尧以上共五帝三百四十一年，计：黄帝一百年，少昊金天氏八十四年，颛顼高阳氏七十八年，帝喾高辛氏七十年，帝挚九年。同是黄帝元年相当西元前二六九八年。
　　《辞海》附录“中外大事年表”：黄帝轩辕氏元年为前二六九八年，盖亦根据邵雍、皇甫谧二书之推测。
　　光绪二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出版之《黄帝魂》一书，署“黄帝子孙之多数人撰述”“黄帝子孙之一个人编辑”，该书第一篇“黄帝纪年说”附有“黄帝降生后大事略表”，该表以黄帝隆生后十一年“黄帝即位”，三百五十年，“唐尧即位”，四千六百十一年“联军入北京”。按：“联军入北京”事在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则黄帝即位之年，依该书著者之意，应为西元前三七一一年，但该书著者并未说明采用此一年代之信有据，显亦出于推测。见《黄帝魂》，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1968年9月，第2—4页。
　　当代学者董作宾推测，见《中国上古史年代》，以黄帝元年为西元前二六七四年，《平庐文存》卷一，第4页。
　　而徐亮之推测见《中国史前史话》，亦以黄帝元年为西元前二六七四年，见该书，第231页。
　　以上推测的许多年代，自然不能视为确实，但未尝不可作为参考的数字)，与安特生最初推测的彩陶年代相当，所以有人曾推测黄帝为彩陶时期人物(安特生最初估计仰韶期彩陶文化的年代为西元前三二○○—二九○○年，后又修正为西元前二二○○—一七○○年。徐亮之云：“彩陶创始于黄帝氏”，见前引书，第217页)。但新的彩陶年代，估计约在西元前五六千年前(张光直前引文，第217页；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126页(香港中文大学中文本)，作者主张仰韶文化在西元前五千年左右即已诞生)，那么黄帝时代不仅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而且恐怕已是新石器时代的“极盛”时期了。
　　关于“食”的传说
　　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的发明人，代表了原始的农业时代(朱云影师：《中国上古史讲义》第四章“原史中的三皇五帝”，认为：“神农氏代表的是原始农业阶段”，师大出版组，第84页)，黄帝承接着神农氏时代，当然也继承了神农以来的农业经验，农业必然较前更为进步。在黄帝的许多传说之中，与农业有关者颇多。《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艺五种”，《索隐》：“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本纪》又云：“时播百谷草木”，《正义》：“言顺四时之所宜而布种百谷草木也”。《黄帝内传》：“黄帝升为天子，地献草木，述耕种之利，因之以广耕种”(《绎史》卷五引，广文书局)，这些无非是农业进步的反映。
　　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特色是农业的“游耕性”，考古学家发现“西安半坡”遗址，曾有四次基本堆积，“很可能的，这个遗址在建立居住了一段时期以后，曾经放弃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重新占据。这个程序至少有过一次的发生，也许还不止一次”(张光直前引文，第131页)，传说中黄帝的“国都”不止一处，其活动地区亦皆不定，正是此一特征的反映。(《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又云：“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大戴礼·帝系篇》：“黄帝居轩辕之邱”；《今本竹书纪年》：“黄帝元年即位，居有熊”；《帝王世纪》：“黄帝生于寿丘，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邱，因以为号”(《五帝本纪》集解引)，“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水经注·渭水注》：“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二里轩辕谷”)
　　农业发明后，由于长期对自然现象观察的结果，因而有历法的诞生(《帝王世纪》云：“(尧时)有草夹阶而生，随月生死，每月朔日生一筴，至月半则生十五筴，至十六日后，日落一筴，至月晦而尽，若月小则余一筴厌而不落，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数(《初学记》《艺文》并作王者以是占历)。”顾尚之、钱熙祚辑校本，第12—13页，《指海》第六集。《路史》卷七余论云：“萱筴，历筴也……伏书大传亦云朱草，《大戴礼》云：朱草日生一筴，至十五日后，日落一叶，周而复始。”按此实反映了远古历法的诞生，系由观察自然现象而得，时间则不见得即发生在尧时)。古代学者将历法的发明归美于黄帝，《史记》称“黄帝考定星历”(《史记·历书》太史公曰)，汉初有五家历，而以黄帝调历居首(《汉书·律历志》)，《世本·作篇》：“容成造历”，又云：“皇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作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张澍、稡集补注本，《世本八种》，西南书局，第9—10页)，《史记·历书》《索隐》：“《系(世)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些纷纭的传说，表示了黄帝时代历法已经诞生(朱云影师：《中国上古史讲义》第五章“中国文明的曙光”指出，衣冠文明、车的文化和历法，为可断言与黄帝有密切关系者的三事)，也表示了农业的进步。
　　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谷物加工与熟食器具的制作，《易·系辞传》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为黄帝尧舜自“垂衣裳”以下九事之一，杵臼是谷物加工的重要器具，必待农业十分发达之后才会有这类工具出现。《世本》称“雍父作杵臼”，宋衷注：“雍父，黄帝臣也”(茆泮林辑本，《世本作篇》《世本八种》，第113页。《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引《世本》作“黄帝臣雍父”)。除雍父之外，杵臼的发明者另有两说，《吕氏春秋·勿躬篇》：“赤冀作臼”，桓谭《新论》则以“伏羲制杵臼之利”(《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引)，“赤冀”为如何之人，缺少比较考察的资料，无从了解，“伏羲”为旧史传说中的人物，他的时代在神农之前，已成定说，其时农业尚未诞生，何从“制杵臼之利”，所以这两说的势力都十分薄弱。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黄帝臣雍父作杵臼”(《说文解字注》“舂”字条，艺文印书馆，第337页。又，《路史后纪》卷三，炎帝“乃命赤冀创挟鈇为杵臼”，注云：“赤冀即赤粪，赤粪若也，一作赤制，炎帝之臣，与摄提诸稽元嚣皆十二支神，作粪者误……《吕氏春秋》云赤冀作杵臼，而《新论》以杵臼为伏羲作，《黄帝内传》以为黄帝作鉏鎒*(左缶右曾)*(左鬲右甫)之类，事始等始各不同”，《吕览》与《路史》之说，显为段氏所不取)，显然采取了《世本》与宋衷之说。
　　杵臼的发明，产生了谷物加工的技术，此即所谓“舂”，《说文》：“舂*，捣粟也，从*双手)持杵以临臼……古者雍父初作舂”，《世本》亦称：“雍父作舂”，又称：“雍父践舂”(《路史余论》二引，茆泮林辑本，《世本八种》，第113页)，《黄帝内传》：“帝斩蚩尤，因作杵臼，断木为杵，掘地为臼，以火坚之，使民舂粟”(《绎史》卷五引，广文书局，第6页)。甲骨文中“舂”字有**(后下二十，十三)，*(续五·二·四)诸形，像一人用两手持杵临臼捣米之形。∷∵则像溢出之米(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释》第七册，《研究院史语所专刊》，第2405页)，可见殷代杵臼的使用已十分普遍，但杵臼的发明决不始自殷代，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石杵的发明极为普遍，如仰韶村、西安半坡，皆发现磨制的环杵(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期，袁复礼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23年，第17页。又，李济之先生前引文，《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三辑第一册，1970年9月，第9页)，可见其出现系在殷商以前更远的时代，《说文》：“古者，掘地为臼，其后穿木石”(《说文》：“臼，春臼也，古者掘地为臼，其后穿木石，象形，中象米也。”段注：“《易·系辞传》盖黄帝时雍父初作如此，或穿木或穿石，*象木石臼也。”艺文印书馆，第337页)，甲骨文的杵臼作*、*形，显然已非“掘地为臼”的原始形式，而是“穿木石”的杵臼了。
　　谷物加工的器具，必须在原始农业发生后经过若干时日，才能从生活的需要中逐渐体验出发明的动机来。传说中的神农氏只发明了耕作用的耒耜，到了黄帝便有了杵臼的制作，这正是原始农业进步后的自然现象。杵臼和耒耜与农业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学者不把杵臼的发明归诸神农氏，也不把“雍父”与神农氏列入同时，而必称之为“黄帝臣”，或恐也有所本。《史记·周本纪》：“楚围雍氏”，《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雍城在洛州阳翟县东北二十五里，故老云黄帝臣雍父作杵臼所封也”(《史记·周本纪》周赧王八年“王赧谓成君”句下)“雍父”或系黄帝时一重要氏族领袖，在农具的发明上有过极大的贡献。
　　人类知道用火与熟食的时代极早，考古学上发现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即已知用火，莫尔根认为人类发明用火开始于“蒙昧时代”的中期(莫尔根：《古代社会》(一)，商务汉译世界名著，第34页)，我国古籍如《韩非子》《尸子》《白虎通》《礼含文嘉》等，皆以燧人氏为发明取火之人(《韩非子·五蠹篇》《白虎通·号篇》《尸子》见《绎史》卷一引，《古史考》见《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绎史》卷一引，《礼含文嘉》见《太平御览》卷七八引)。但《管子》却称：“黄帝作钻鐩生火，以熟荤臊”(《管子·轻重戊篇》，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五)，第414页)，《世本》亦称“黄帝造火食”(秦嘉谟辑补本，《世本八种》，西南书局，第356页，注云：“本引作造火食旃冕，诸书有分引作旃作冕者，令据以分列”)。近人以燧人氏发明取火为古代相传之通说，因疑后儒由于燧人氏势力甚微，《管子》遂攘其取火之发明归之于黄帝，又恐未能使人尽信，《世本》遂将火与火食之发明分而为二(齐思和前引文，《古史辨》第七册中编，第393页)。
　　其实，火之为用，在人类文明演化的过程中，担任着极重要的任务，而每一重要时代，都有不同的用火方式。所以在旧史传说中，不仅燧人氏与黄帝有取火的传说，介于燧人与黄帝之间的伏羲也有钻木取火的传说，纬书《河图》曰：“伏羲禅于伯牛，钻木取火”(《太平御览》卷五一八引)。农业发明之后，由于主要食物的性质不同，用火及熟食的方式自然也随之起了极大的变化，可见并非后儒攘燧人之功而归诸黄帝。
　　黄帝造火食与燧人氏之取火，确应有所不同，所以古代学者才把它分而为二。在农业尚未诞生之前，人类以取火之法，用于熟食方面者，仅不过是“炮生为熟，令人无复腹疾，有异于禽兽”而已(《绎史》卷二引《礼含文嘉》，广文书局，页三)，农业发明以后，用火熟食的对象是谷物，此一经验的改变，骤然难以适应，所以谷物熟食的方法尚极简陋，《古史考》云：
　　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孙星衍辑本，平津馆丛书，页九。《绎史》卷四引《古史考》作“神农时，民食谷……”，少“方”字。广文书局，第2页)。正是此一现象的反映。
　　本来，农业诞生，制陶术也随之发明，农业与陶器原同为文明初期的重要特征。古史传说发明制陶的人颇多，而以夏代的“昆吾”最有势力，但从考古学上观察农业与陶器出现的时代，则《周书》云“神农耕而作陶”一语(《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关于陶器的发明传说，《吕氏春秋·君守篇》，《御览》卷八三三引《尸子》及《说文》，都以为是“昆吾”所作；《世本》则称：“舜始陶，夏臣昆吾更增加”，《路史后纪》卷三引《黄帝内传》：“黄帝始作陶”，《逸周书·考德篇》：“神农之时……作陶冶斤斧，为耒耜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六三，《绎史》卷四引>，《国语》：“昆吾为夏伯矣”，《吕氏春秋》高诱注：“昆吾高阳后，吴回黎陆终之子，为夏伯，制作陶冶”。从考古学上观察，陶器出现的时代很早，“昆吾”如为夏伯，则陶器不应为昆吾始作)，最能反映出远古史实的真相，所以始作陶的传说人物应该是神农(宋高承：《事物纪原》归纳诸说，认为“陶始于炎帝明矣”，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第327页；《物原》：“燧人作火，神农因制陶冶”，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第31页)，但是，神农作陶的传说，所反映的是用于储存的容器，如《物原》称：“神农作甕(《物原》，第33页。甕亦作*、瓮，《说文》：“*，汲缾也，从缶，*声”，《广雅释器》：“瓮，瓶也”，《汉书·西域传上》：“甕，汲水瓶也”)，《绀珠》称：“瓶、缾同，神农作”(徐亮之前引书，第150页转引。瓶与缾同。《说文》：“缾，*也，从缶，并声”，可见甕、瓶主要用途是汲水的容器)；而有关黄帝作陶的传说，反映的则是用于谷物熟食的炊具或器皿，如《古史考》云：“黄帝始造釜甑”(《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广韻》：“黄帝始造釜”，“黄帝始作甑”（《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物原》：“轩辕作釜甑，鼎樽、盘樽、盘盂、椀楪、匙筋”(《物原》，第33页)，这些都是发明了已十分进步的食器之表示。而釜甑尤为古代炊具的代表，相传“尧世洪水，民登木而栖，悬釜而爨(《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物理论》)，“黄帝尧舜”在《易系辞传》原属同一时代，传说中的神农氏则未闻有关“釜甑”一类的陶器发明，这必是古代学者的观察所得(《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乎”，《说文》：“爨，齐谓之炊，*象持甑，*为灶口，*推林内火。凡爨之属皆从爨”。《论衡·量知篇》：“谷之始熟曰粟，舂之于臼，簸其糠，蒸之于甑，爨之以火，成熟为饭，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为米，米未成饭，气腥未熟，食之伤人”。釜甑盖为炊具之通称，其发明的传说集中于黄帝而不集中于神农，自亦古代学者考察所得之结论)。
　　承接神农时代的黄帝，由于经验的累积和制陶术的进步，谷物熟食的技术也跟着有了极大的进步，因此有关黄帝造火食的传说也就多了起来，除了《管子》《世本》之外，《逸周书》云：“黄帝始蒸谷为饭”(张澍、稡集补注本《世本》引，《世本八种》，第13页)，《古史考》云：“黄帝始蒸谷为饭，煮谷为粥”(《绎史》卷五引，广文书局，第6页)，这些都必须以发明陶制的器皿为其基本条件。
　　黄帝传说中所反映的远古制陶术已极进步，除上述者外，《列仙传》称：
　　宁封子，黄帝时人也，为黄帝陶正。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烟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于宁北山，故谓之宁封子焉(《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粹文堂本，第4213页)。
　　这种神话式的记载，固不能视为真实，但未尝不反映了彩陶的特色，从考古学上考察，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陶窑的设置已十分普遍(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聚落布局方面……一般可分为居住区、烧陶窑场和公共墓地等部分，并各有一定的区划”，烧陶窑场的构成聚落布局的一部分，可见其分布的普遍。见《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六号》，1962年，第9页)，仰韶文化期的彩陶，已达“磨轮”制作之高级工业技术(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第16页)，考古学家认为彩陶已非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原始形式。新石器时代初期，农业尚在萌芽，器物较为粗陋，“绳席篮纹陶器”可能是较早的陶器，彩陶乃是后来的发展(张光直前引文称：“美国哈佛大学故瓦德教授根据绳席篮纹在东亚分布的普遍，曾主张华北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陶业以此为代表，而彩陶乃是后来的发展。本章的作者，据此而作中原新石器时代在彩陶文化以前有绳纹陶文化层一层的推断。最近几年在渭水下游、汉水上游，以及河南西北端新发现的所谓李家村文化，在层次上出现于彩陶文化以前，其陶器以绳纹为主要特征，也许有代表彩陶文化的前身的可能……”，《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一分，第125页)。这些考古学上的发现，对照从神农作陶到黄帝作陶的传说，其意义是多么的不寻常。
　　关于“衣”的传说
　　衣服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表征，穆勒莱耶论衣服的进化史，认为“衣服最初所用的材料，都是直接从自然界得到的，最先不过就是简单的将皮覆在肩膀上或围在臀部，以后用草叶树皮织成制物”，而“纺织的影响是一直在人类达到古代文明的阶段的时候才发现的”(穆勒莱耶。商务译米勒利尔；《社会进化史》，沈怡中译本，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第129页)。
　　我国古代学者也有同样的观察，《礼记·礼运篇》云：“昔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治其麻丝，以为布帛，《韩非子》《淮南子》等也有类似的记载(见《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汜论训》)，这指出了我国古代衣服演进史上由野蛮进于文明的重要过程。
　　衣服的发明，须具备缝纫能力及纺织的技术，从考古学上考察，人类缝纫的能力起源甚早，我国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山顶洞文化曾发现骨针(斐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12页)，但这可能仅知把兽皮粗略地连在一起而已，还谈不上是“衣服”的制作。自农业发明，开始分工，才有衣服的制作(照柏来德乌及瑞德的估计，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每一百平方哩的面积内所能支持的人口仅有12.5个的人，但是到了农业村落生活确立后，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维持的人口突增到2500个人，所以新石器时代只要少数人用较少时间从事耕作，便可维持全体人的全年生活，闲出来的人与时间既多，便可从事其他文物的制作。见张光直前引文，第121—122页。又，穆勒莱耶：《社会进化史》云：“人工的生产食物更加多，因此于生产食物之外，更有余力从事其他事业”，第79—80页所以说人类发明农业之后才开始制作衣服，应是合理的推测)，我国新石器时代地下遗物，曾发现有人工割裂的蚕茧(李济之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曾发现新石器时代人工割裂的蚕茧，见《西阴村的史前遗存》，清华大学研究院，1928年)、陶制纺轮、有孔骨针、陶器上并留有布纹的痕迹(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第17页；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8页)，证明纺织技术当时确已诞生，纺织材料除了植物纤维之外，又以蚕丝，更是我国远古文明独有的特色，人类学家早已承认，我国中原是世界裁缝衣服的中心之一(李济之先生指出，蚕丝文化是在中国本土独立发明及发展的东西，未曾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见《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民主评论》五卷四期，1954年2月，第5页；中国中原是世界裁缝衣服最早的中心之一，见张光直前引文，第29页)。
　　农业的发明与衣服的制作既属同一时代出现，则传说中的神农氏也应有与纺织有关的传说，《商君书·画策篇》：“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吕氏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吕氏春秋·爱类篇》)。这虽然不能与有史时代农业社会的“男耕女织”相提并论，但也未尝不是古代学者已看出“耕织”两事发生时间的悠久与关系的密切。
　　原始纺织初起时，技术必极简陋，后世逐渐改进，才有较为进步的技术，《淮南子·汜论训》称：
　　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后世为之机杼复胜，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伯余”就被《淮南子》与《世本》指为衣服的发明人了(《淮南子·汜论训》《世本作篇》，茆泮林辑本，《世本八种》，第112页)。而《吕氏春秋》与《世本》又称：“胡曹作衣”(《世本》一称“伯余作衣裳”，又称“胡曹作衣”，不知何以一书而有两说)，据高诱注《吕氏春秋》《淮南子》、宋衷注《世本》，都说“胡曹”“伯余”是“黄帝臣”，也有以“伯余”即黄帝者(张澍，稡集补注本，《世本·作篇》，《世本八种》，第13页)，后世学者之推测“胡曹”“伯余”为“黄帝臣”，无非出于对文明演进过程之观察，衣服在黄帝时出现，《物原》称：
　　伏羲作裘，轩辕臣胡曹作衣，伯余为裳，因染彩以表贵贱，舜始制衮及黻深衣，禹作襦裤(《物原》，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第27页)。
　　这显然是以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为标记，说明衣服演进的阶段，可惜忽略了神农氏。因为在传说中的时代，伏羲之后为神农，神农之后为黄帝，原始的纺织在神农之时当已萌芽，因此承接神农之后的黄帝，衣服的制作，早已脱离御寒蔽体的阶段，所以有关其制作衣服的传说较多，内容也不同。
　　黄帝名“轩辕”(罗泌《路史》称：“轩辕氏古封禅之帝也，在黄帝氏之前”，系据《庄子·胠箧篇》以轩辕与黄帝为二人。见《前纪》卷七，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清梁玉绳不以《路史》之说为然，《汉书·人表考》云：“轩辕是古帝，黄帝惟名轩也，罗氏谓黄帝不名轩辕，前纪七辨之，然颇难信。古有轩辕氏，何妨黄帝亦号之，如神农号大庭，而古别有大庭氏矣”。见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卷一，第19页)，汉代学者刘歆、张晏都以为“轩辕”之名与衣冠有关(《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集解》引张晏曰：“作轩冕之服，故谓之轩辕”；《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曰：“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而相传发明“教民育蚕”的嫘祖，为黄帝之元妃(刘恕《通鉴外纪》；胡宏《皇王大纪》卷二，第5页。《事物纪原》，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第326页)。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不仅有衣服的发明，更有与衣裳有关的“冠冕”和“屝屦”，《世本》称：“黄帝作旃冕”，“黄帝作冕旒”，“於则作扉屦”(茆泮林辑本，《世本·作篇》，《世本八种》，第113页)。
　　衣服为文明与野蛮的重要分野，《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纹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这是以衣服的有无作为区别夷夏的重要标准，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左传》定公十年疏)，《易·系辞传》称：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孔颖达疏云：
　　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制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取诸乾坤者，衣裳辨贵贱，乾坤上下殊体，故云取诸乾坤也。
　　《大戴礼·五帝德》云：
　　黄帝黼黻衣，大带黻裳。
　　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原始土著，即知以衣服来表示身份或地位，这与以“衣裳辨贵贱”的意义殊无二致。《易传》孔疏、《大戴礼》等正是反映了黄帝时代的“衣裳”，已有文采，区别尊卑，建立了社会秩序。此后，衣冠文明成为汉式文化的基调(朱云影师：《中国上古史讲义》第五章“中国文明的曙光”)，不仅是我国传统文明的特色，对亚洲日、韩、越各国都发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国衣冠文明给予日韩越各国的影响可括为两点：一是使各国脱去了裸袒文身的蛮俗，进为衣冠楚楚的礼仪之邦。二是使各国随着衣冠制度的输入，逐渐建立了国家的规模。见朱云影师《中国衣冠文明对于日韩越的影响》，《第二届亚洲历史学家会议论文集》，1962年，第140页)。
　　关于“住”的传说
　　远古人民的居住形态，最初是“穴居野处”或“暮栖枝上”，待“有巢氏”构木为巢，仅略微有些改善，而后才有地上的建筑物出现，即后人所称的“宫室”，《淮南子》称“宫室”的发明说：
　　古者民泽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乃不胜暑蛰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
　　(《淮南子·汜论训》)
　　《易·系辞传》称：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易·系辞传》这一段文字，为“黄帝尧舜垂衣裳”以后的九事之一，所以这“后世圣人”，自应指黄帝而言。汉代以后的学者，都已肯定的认为黄帝是宫室的制作人，陆贾《新语》：“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鸟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白虎通》：“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绎史》卷五引，第7页)，其后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高承《事物纪原》，莫不以“宫室”的发明归之于黄帝(《帝王世纪》：“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钱熙祚辑校本，《指海》第六集，第6页。罗泌《路史后记》卷五，中华《四部备要》本，第8页。胡宏《皇王大纪》卷二，《四库珍本》第12页。高承《事物纪原》卷入，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第311页)。
　　但在古史传说里，宫室的发明者不止一人，古代载籍中如《孟子》《庄子》《韩非子》《山海经》等皆无宫室制作之记载，《吕氏春秋·勿躬篇》称：“高元作室”，《管子》称：“夏人”作宫室(《管子·轻重戊篇》)，《淮南子》称：“舜作室”(《淮南子·修务训》)，《世本》则称：“尧使禹作宫室”(张澍，稡集补注本，《世本·作篇》，第21页，又《世本》又作“禹作宫室”或“禹作宫”，见茆泮林辑本，《世本八种》，第118页)，高元或以为是黄帝臣(张澍：《世本稡集补注》，《世本八种》，第21页)，或以为是禹(秦嘉谟：《世本辑补》，《世本八种》，第361页)，尧舜禹的时代，在传说中早已文明大盛，“宫室”的出现，自应较早。
　　从考古学的观点考察，农业发明之后，人类开始定居，聚落才随之出现。柏莱乌德指出新石器的诞生乃是经过了“城市革命”，所以居住的建筑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新石器时代来临，文明诞生后的产物(布氏指出：“文明即城市化”，所谓“城市”，盖即聚落之形成而言)。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极多，有关居住建筑的情形已十分清楚，“房屋的构造，有半地穴式和平地建筑两种，复原起来，前者屋顶像一个截尖圆锥体，后者则与圆锥体一样，或者外形与‘蒙古包’的式样近似”(《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12月，第9页)。这种当时“流行的”建筑，或许即是传说中远古帝王发明的“宫室”，因为黄帝尧舜时的所谓“宫室”，当然不可能如后世帝王宫殿建筑的富丽堂皇。刘熙《释名》云：“宫，穹也，屋见垣上穹降也”，“室，实也，物满实其中也”，颇有些像新石器时代的房屋意味。“宫室”自是后人的观念，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宫室”，至多不过是原始建筑的一种罢了。
　　原始建筑发生既然与农业俱来，则传说中发明农业的神农氏，才应该是最初发明居住的人物，这在传说史料中也有蛛丝马迹可寻，《越绝书》称：“赫胥轩辕神农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袁康：《越绝书》卷十一，《越绝外传记宝剑十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第56页)，此外，传说“明堂”之制也始于神农氏，《淮南子·主术训》称：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
　　桓谭《新论》也说：
　　神农氏礼明堂，有盖而无四方。
　　(据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第37页引，中华书局，1960年。又，孙冯翼辑《桓子新论》，中华《四部备要》本则未收此条)。
　　自神农以后，“明堂”之制的名称则因时而异，《周礼·考工记》云：
　　神农曰天府，黄帝曰合宫，陶唐曰衢室，有虞曰总章，夏曰世室，殷曰阳馆，又曰重屋，周曰明堂(《太平御览》卷五三三引《尸子》曰：“夫皇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曰明堂……”，与《考工记》略同)。
　　所谓“明堂”，后人的解释颇多(《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欲封泰山，未晓明堂制度，“济南人公*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方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后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汉书·郊祀志》同。这是汉人对古代明堂的看法。清阮元《明堂论》：“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则于是，朝诸侯则于是，养老尊贤教国子则于是，饗射献俘馘则于是……”，这是就明堂之功用而言的。见《研经室集》)，其实，就是原始的建筑，所谓“有益而无四方”正透露了原始建筑的简陋形象。《韩非子·五蠹篇》称：“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论语·泰伯》篇孔子说：“禹卑宫室”，前人认为这是先王的美德(例如，魏明帝营建许昌宫与洛阳宫殿观阁，杨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见《三国志·魏书·杨阜传》)，其实这正是反映了原始建筑的简陋。尧禹之时尚且如此，则神农黄帝时的建筑必非富丽堂皇，是可想而知的了。
　　远古时代，居住的建筑技术，由于经验累积，必然日益进步，所谓“圣人事必师古，礼不忘本”，正是后人承袭前人经验的说明。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有不同的工具及技术用之于“宫室”的制作，《越绝书》称：
　　赫胥轩辕神农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越绝书》，第56页)。
　　这说明了“宫室”发生以后的演进过程，经过了神农、黄帝、禹穴(益)等几个重要阶段。
　　黄帝“以玉为兵”，实反映了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新石器时代在工艺技术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英考古学家柴尔德所谓的“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主要“是由工艺技术所引起的社会的变化”(张光直，前引文，第121页)，这种“工艺技术”划时代的变革，使伐木技术大为进步。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伐木与木工器具已普遍与大量出土，仰韶村且曾发现木梁的遗迹(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史语所集刊》第三十本，第264页)，安特生在《黄土的儿女》一书里，推测仰韶文化的时代，“当时一定已有精巧的木工”(1934，第331—337页；张光直：《华北农业村落生活的确立与中原文化的黎明》，第125—126页转引)，所以黄帝的“伐树木”为宫室，较神农时的“断树木”为宫室，在技术上显示了进步的意义。因此，有关宫室的发明传说，也以黄帝为多，例如《穆天子传》云：“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管子》云：“黄帝有合宫以听政”(《太平御览》卷一七三引)，这些资料与黄帝作宫室的传说综合以观，都反映了黄帝时代已有了较为进步的建筑。
　　与居住建筑有关的传说，除了“宫室”之外，是“城郭”的发明。所谓“城郭”，当然也是后人的观念，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城郭”，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聚落。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发现者约千余处，经过重点发掘者也有十余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7页)，聚落分布的普遍以及聚落的布局，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大约新石器时代的初期，集中性村落为聚落的基本形态(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史语所集刊》第三十本，第267页；《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9页)，在西安“半坡遗址”，“居住区的周围，有一条宽深各约五一六米的防御沟绕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9页)，新石器晚期，已有“夯土式”的建筑出现，“围绕着村落的夯土墙，指示着战争和防御”(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第270页)，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城郭汤池”的真相，至多不过如此而已。
　　关于古代“城郭”发明的传说，《吕氏春秋》《淮南子》《世本》《吴越春秋》等都说“作城”的人是鲧(《世本作篇》：“鲧作城”；《玉篇》土部引，“鲧作城郭”；《礼记祭法》正义引；《吕氏春秋·君守篇》：“夏鲧作城”；《行论篇》：“鲧……比兽之角能以为城”；《淮南子·原道训》：“夏鲧作三仞之城”；《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但鲧在传说中是尧舜禹时的人物。相传神农时已发明了原始的建筑，如上所论，则黄帝时形成聚落，应无问题，所以对于发明筑“城”的传说，与其归诸夏鲧，毋宁归诸黄帝，更符合时代演化的特征。盖黄帝传说既具备了新石器时代的技术特征，又具备了氏族社会的色彩。古代文献中，也不乏黄帝作城的传说，《史记·封禅书》载方士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轩辕本纪》曰：“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黄帝内传》：“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高承：《事物纪原》，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第316页引)，《轩辕黄帝传》：“帝始作屋，筑宫室以避寒暑燥湿……又令筑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处之弊”(不著撰者：《轩辕黄帝》，嘉庆丁卯孙星衍、顾广圻校刊本：史语所藏。顾氏序云：“钱曾读书敏求记，于《广黄帝本行记》之后，即次以《轩辕黄帝传》一卷，云阙撰者名氏。注引刘恕外纪，殆是宋人所著欤”。据此，此书大约是宋代学者整理有关黄帝传说的著作)，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甚至以为“城池之设，自炎帝始”(见《事物纪原》，第316页)，清张澍《世本补注》也认为“炎黄已有城矣”(张澍：《世本稡集补注》，《世本八种》，第22页)，都不取“夏鲧作城”之说，实属高明的考察。
　　黄帝传说所反映的氏族社会色彩十分明显，在氏族时代，部落之间的争战为不可避免之事，聚落的安全自然是当时最重要的顾虑，《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以师兵为营卫”，《易·系辞传》言黄帝九事之一是“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皇图纪要》曰：“轩辕造门户”，所谓“重门击柝”，实代表着一种防卫与警戒，《九家易》称：“柝者，两木相击以行夜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五引：《皇图纪要》，见《事物纪原》第317页引)，可见从考古发掘与传说史料都可以看出，远古时代建筑的技术，不仅用于居住，更用之于聚落安全的防卫，黄帝制作宫室及筑城的传说，正是这些史实的反映。
　　关于“行”的传说
　　随着文明的发展，“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终必改变。远古人类，除了食衣住之外，感到迫切的另一需要，便是对交通阻碍的克服，舟车的发明，就是基于交通的需要而起，《墨子》论舟车之起源云：
　　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墨子·节用中篇》。又《墨子·辞过篇》《淮南子·汜论训》，也有类似记载)。
　　基于交通的需要，远古人类观察自然现象，因而引起了发明舟车的动机，所谓圣人“见窾木浮而知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淮南子·说山训》)，正是最好的说明。
　　我国古代关于舟的发明人，传说纷纭，《吕氏春秋·勿躬篇》：“虞倕作舟”，《墨子》曰：“工倕作舟”，《山海经》曰：“番禺作舟”，《物理论》曰：“化狐作舟”，束皙《发蒙记》：“伯益作舟”(《事物纪原》第282页引)，而传说最多的仍是黄帝。《易系辞传》称：“黄帝尧舜氏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世本》：“共鼓货狄作舟”，宋衷注：“共鼓货狄并黄帝臣”(茆泮林辑本：《世本作篇》，第113页)，此外，刘熙《释名》、王嘉《拾遗记》《黄帝内传》《事物纪原》，也都以舟为黄帝所发明(刘熙《释名》：“黄帝造舟车”，《汉书·地理志》：“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拾遗记》：“轩辕变乘桴以造舟楫”。《释史》卷五引，《黄帝内传》：“帝既斩蚩尤，内创舟楫”。《事物纪原》卷八引，高承《事物纪原》归纳诸说，以为舟的发明“盖以黄帝为是”，见第283页，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其他如：《帝王世纪》钱熙祚校本，《指海》第六集，第5页)，刘恕《通鉴外纪》卷一，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史部；胡宏《皇王大纪》卷二，商务印书馆，《四库珍本》，都以黄帝作舟车，大约皆据《系辞》而来，兹不备录)，所以黄帝作舟的传说，远较其他各说的势力为大。
　　不过，我国华北河川缺少航行之利，舟楫在交通上的重要性远不如车，甲骨文的“舟”字作***诸形(采自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艺文印书馆，第46页)，颇似结构简单的木筏或竹筏的形象，可见舟在殷商以前自不会更较此发达。但古代所谓“舟”，乃是“行水之器”或“载渡物者”，既是“刳木”为之，大约仅是独木舟之属，这种原始的渡水工具，谓黄帝时已经发明，并非是不可能的(《左传昭公二十年传》注：“舟是行水之器”，《诗·柏舟》：“汎彼柏舟”，笺曰：“舟，载渡物者”，《诗·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引《易》：“乘木舟虚”，注云：“舟谓集板，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即：古又名曰虚，总名皆曰舟”。甲骨文的舟，其形象似已较“空大木为之”者为复杂，可知已非原始的舟)。
　　古史相传，发明车的人是“奚仲”，古代“奚仲作车”的传说势力极大，分见《墨子·非儒》《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君守》《淮南子·修务训》，以及《世本》等书，《山海经》则以为是奚仲的后人吉光，郭璞认为这是“明其父子共创作意，以是互称之续”(《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虽非奚仲本人，也与奚仲有关。
　　关于奚仲时代，亦有不同的传说，《吕氏春秋》高诱注，谓奚仲在黄帝后，但未说明黄帝之后何时(《吕氏春秋·君守篇》)，《左传》定公十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则以奚仲为夏时人；《淮南子·齐俗训》：“尧之治天下也……奚仲为工”，则奚仲又似为尧时人了。这些资料似乎都指向较晚的时代。
　　细考“奚仲作车”与“黄帝作车”实有所不同。原始的车，最初必然先以人力推挽，及至驯服动物之后，才能以畜力与车结合，一般认为中国人和以兰人发明了车的文化，埃及人发明了舟的文化，中亚游牧民族则发明了马的文化(胡秋原：《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1978年，第38页引)。车的发明是我国远古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有其悠久的渊源，不应迟至尧或夏时才出现，原始的车，其发明者应该是黄帝而不是奚仲。
　　黄帝号“轩辕”。《说文》：“轩，曲輈轐车也”“辕，輈也”，皆为车具。刘熙《释名》：“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当代学者之中，有人以为“轩辕”如同有巢、燧人、神农，乃是为了纪念发明或发现者之称(黄文山：《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文化》，《黄文山学术论丛》，中华书局，1959年，第295页)，谯周《古考史》云：
　　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绎史》卷五引。章宗源、孙星衍辑校，平津馆丛书本作：“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其后少昊时驾牛，禹时奚仲驾马”，《艺文类聚》作：“其后少昊时略加牛”)
　　谯周是三国时代的学者，为“考按古书”的“前闻君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语)，对于有关“奚仲作车”传说的载籍资料，想必经过一番考察，才作了这样的结论。所以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及刘昭注并从谯周之说，以“奚仲驾马，车非其作”(孙诒让《墨子闲诂》引，见卷九《非儒下》，世界书局《新编诸子集成》(六)，第181页)，这当然也是经过考察之后才做的决定。
　　原始的车，可能早在黄帝时代即已出现，奚仲大约是就以前的发明“更广制度”(《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古史考》云：“黄帝作车，少昊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仲也造车，更广制度也”)，或者是首先发明以马为畜力加于车上，使车之为用从此更为完备，令后人追思不忘，遂成为传说中发明车的人物，以奚仲在传说时代中之晚，以及造车之复杂，不应该是始造车的人。
　　既然原始的车，发明之初必然先是以人力推挽，以及驯服了动物之后，才能以畜力与车结合。则车与畜力的结合必以驯服动物为先决条件，特别是牛马的驯服。关于牛马的驯服，有以下的传说：《世本》：“胲作服牛”，《吕氏春秋·勿躬》：“王冰作服牛”，《世本》：“相土作乘马”，《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相传发明“乘马”的“相土”，也发明“作驾”，《吕氏春秋》与《世本》又说“乘雅作驾”，《世本》又称“腊作驾”(以上见《世本作篇》，张澍稡集补注本，《世本八种》，第19页)，其实“腊”“乘雅”“相土”实为一人，“乘雅”合声即为“腊”“乘雅”亦即“相土”(张澍：《世本稡集补注》，《世本八种》，按语，第19页)。
　　按宋衷注《世本》，以“胲”与“乘杜”都是“黄帝臣”。王国维以甲骨文对照古籍，比较研究，考定“胲”“王冰”即“王亥”，“乘杜”即“相土”，皆为殷代的先公先王(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见《观堂集林》卷九，河洛图书出版社影印本，第409—422页)，王氏认为车与畜力结合的时代较晚，他说：
　　《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古之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至胲作服牛，而车之用始备(王国维：《古史新证》《王观堂先生全集》(六)，台北文华出版公司，第2085页)。
　　王氏的考证，说明了车的发明在先，与畜力结合的时代在后，正符合文明演化的通则。甲骨文“车”字作****等形，像有辕、有箱、两轮，一车可驾两马(郭沫若《卜辞通纂》云：“(甲骨文)二车字一作*，一作*，前者像双轮一辕，辕端有衡，亦有作*者，于衡之两端更有二轭，所以叉马颈者也，观此可证殷人一车只驾两马，后者像两轮之间有箱，均车之繁文，金文中车字及从车之*(上旅下车)字多如是作者”。引自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释》第十四，第4114页，《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之五十)，显示了殷代车构造的“复杂性”。殷代的先公先王，在时间上与传说中奚仲的时代甚为接近，当时车的制作，大约承袭了悠久的传统，已开始使用畜力，摆脱了原始的形式。所以“奚仲作车”与“黄帝作车”的传说，原是不相冲突的两回事。
　　《易·系辞传》称：“黄帝尧舜……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引重致远，盖取诸随。”从以上的讨论来看，“服牛乘马”虽然出现较晚，但原始的车却发明较早，所以黄帝时代仍然具有“引重致远”的交通能力。“车”、“服”原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特色，渊源悠远，故受历代重视(《尚书·尧典》“车服以庸”，《左传》成公二年，仲尼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杜注：“器，车服；名，爵号”。二十五史中，《后汉书》有《舆服志》，其后《旧唐书》《宋史》《明史》因之)，后世连“指南车”的发明，也托始于黄帝(《古今注》：“黄帝与蚩尤战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丰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后常建焉”，《绎史》卷五引，第3页。黄帝作车尚不至于如此复杂，此盖后人托始于黄帝)。
　　结 论
　　考古学家指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农业诞生，聚落形成，磨制技术与制陶术的应用，以及分工的开始。因为有了分工，所以各种文物纷纷而作，人类的文明遂以展开，因此新石器时代被称为“文明的开始”(李济之先生：《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亦始于新石器时代。万家保先生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印行，1970年)。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不仅丰富，而且据安特生指出，某些远古器皿的形制，有沿袭至今而不变者，“足为近今与远古文化直接之实证”(安特生说：“中国民族富保守性，每致远古器皿之形，尚有沿袭至今而不变者”，他发现我国北方割高粱之銍镰与磨刀者之“金圭”，是“由新石器时代长方石刀流传至今，可无疑义”，他认为在中国发现的金属器物数种：“如銍镰锛戈等，或为近今物，或为铜器时代或铁器初期时物，然重要之点，在其形所自出之石器远祖，皆可于中国北部土中得之，足为近今与远古文化连接之实证”。见《中华远古之文化》，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16页：从安氏考古学上的论证，可见我国远古文明诞生既早，且能把发明的经验及至制作形式，承传不替，这也是在文明的进展上超越“蛮夷”的原因)，这显示了我国远古文明诞生既早，而且制作的经验历久承传不替，在这种情形之下，远古事迹一部分借传说而流播后世，自亦有其可能。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所显示的是农业进步，陶器精良，纺织建筑交通工具的制作进步，实具有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制器”，亦即文物发明的传说，也具有不寻常的意义。综合以观，杵臼釜甑的制作传说，反映了谷物加工以及熟食器皿的进步技术；衣冠屝屦的制作与“以衣裳别尊卑”的传说，则不仅反映了原始的纺织与裁缝，而且显示了社会组织的意义；城郭宫室的制作传说，不过是反映了聚落和居室建筑的出现；舟车制作的传说，则表示原始交通工具的使用。这些文物发明，都是由于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而来的。文献载籍中的远古传说，虽然不能据为“实录”，但对照考古学、人类学的新知，综观黄帝制器传说的内容，实可视为我国远古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反映。
　　选自《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4期 1976年6月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