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一
　　我国古代的大统一，是应从黄帝时期开始，还是从秦汉开始?对此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按照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描述，应从黄帝时期开始。理由是：(1)经过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如炎帝、黄帝与蚩尤之战，炎、黄二帝之战，“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说明黄帝已经建立了相当稳定的全国性部落大联盟。按其历史背景，大统一不但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2)黄帝时治理范围“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遍及华夏广大地区。(3)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以师兵为营卫”“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淮南子·原道训》还说“黄帝始立城邑以居”，等等，说明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套管理监督的机构和制度。(4)黄帝“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草木”，《史记·历书》称“黄帝考定星历”，即实行统一的天文历法，以管理农业生产和畜牧，而且，从战国时的《五帝德》《帝系》和司马迁的《史记》，都记有以黄帝为首的帝王谱系(或称世系)。据此，大统一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疑古派对此采取否定的态度，把该谱系说成是儒家学者为适应秦汉大统一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说：“在周代时原是各个民族各有其始祖……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吞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完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疆域的统一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祖算作了甲国的祖的父亲。本来楚国人……中原人是不屑听的，到这时知道楚国人是帝高阳的后人，而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儿了。本来越国人……中原人是不屑看的，到这时知道越国是禹的后人，而禹是黄帝的玄孙子了……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为有力的政治作用。”至今刘起轩先生引述了上述一段话仍称赞说：“这样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刘起轩，古史续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5—36、73)这一观点也普遍为学术界和教科书所沿用。如有论者称：“古代神话、传说、历史，经过齐鲁儒者的综合整理，便出现了像《大戴记》的《五帝德》《帝系》之类的五帝及夏、殷、周同源说。那是适应秦汉以来的大统—的需要，并不符合古史的原来面目。”(龚维英．周族先民图腾崇拜考辨——兼说黄帝族、夏族的图腾信仰[A]；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A]．向乃旦主编：中国古代丈化史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63、374)一般的教科书和史学论著都把我国的大统一说成是从秦汉开始。
　　“五四”以后，我国学术界掀起了新文化思潮。以顾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敢于向传统儒家经学的权威地位发起挑战，敢于冲击传统儒家学者所建构的封建帝王古史体系，这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把问题简单化了。如上述一番话，如果帝王谱系出现的时间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那就顺理成章了。但放在《帝系》出现的战国，就令人生疑。简单地把上述帝王谱系说成战国时几个“聪明人”为迎合时势而临时编造的谎言，把各族共认黄帝为始祖说成是共同受骗的结果，未免有些滑稽，显然没有与其他古籍和史料进行深入的比较和分析，是经不起检验的。举例说，只要细读司马迁《五帝本纪》篇末所说一段话，也就不难发现：所谓儒家学者“编造”说是站不住脚的。其中司马迁说了三层意思：其一，“学者多称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百家言黄帝”，说明称道五帝者并非限于儒家。《尚书》公认是儒家之作，却不提五帝；而“孔子所传《宰我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可见，“儒家编造”说不能成立。其二，司马迁说他考察全国各地时，“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证实古籍关于五帝的记载并非编造出来的。“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一句，证实了《五帝德》《帝系》的史料价值。其三，司马迁通过与《左传》《国语》的比较，进一步证实《五帝德》《帝系》“其所表见皆不虚”。因此，他以此为主要依据撰写《五帝本纪》尧以前部分，同时参考其他文献和材料，并下了一番甄别的功夫。本来，在黄帝之前还有伏羲、神农等传说，但司马迁却从黄帝叙起，足见其态度是慎重和严肃的(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122—123、126。以上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篇末的解读和把《逸周书·尝麦解》与《左传》进行参照分析)。
　　可见，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是有史实根据的，《帝系》的帝王谱系并非人为编造。
　　二
　　当然，对黄帝时期的大统一还应稍作说明。这里结合《逸周书·尝麦解》以及其他古籍来印证。《尝麦解》记述了周武王灭商后首次以天子身份主持宗庙“尝麦”大礼的讲话(古时农作物收获后即举行“登尝”之礼，盛物以荐神)。其云：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野，少皓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龙，杀之中冀。以甲兵释怒……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皓，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从所说“设建典命”可知，炎、黄二帝时期已经建立了一个以“五帝之宫”(五大部落联盟)为核心的宗庙制度，开始形成了全国大统一局面。所谓“质天用大成”和“至于今不乱”，说明其后虽有朝代的更换，但这个大统一的格局和制度是延续稍变的，周王朝就是它的继承者。结合《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论官”称：“昔者”黄帝、炎帝、共公、蚩尤和少皓分别各以云、火、水、龙和鸟为“纪”，显然就是上述“五帝”，即五大部落联盟的成员。从中还可知其官职包括分、至、启、闭等四个历官和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工正、农正等一系列职官，足见其制度细致完备。(后来颛顼还进行了“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即“绝地通天”的改革，《国语·楚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可知早在“昔天之初”，我国就由上述“五帝”结成炎、黄二帝为盟主(“二后”)的大联盟。开始炎帝地位更重要，他任命蚩尤和少皓“于宇”和“临四方”(分别管理天界神灵位置的安排和地界人事关系)。但蚩尤不服，向炎帝发难，炎帝制服不了，向黄帝求助，终于打败了蚩尤，于是天下安定。参与《史记》等文献记载，其后大联盟内部炎、黄二帝又发生了三次激烈战争，最后黄帝胜利，夺得大联盟的最高权力。其后还经过一番征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并采取种种措施，于是形成了上述司马迁所描述的全国大统一局面(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122—123、126.以上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篇末的解读和把《逸周书·尝麦解》与《左传》进行参照分析)。
　　顾先生说各民族原来是“各有其始祖”，到了战国时和秦统一全国时，原来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便被“改成了”“纵的系统”，从而“编造”出以黄帝为首的氏族谱系，其实，这种“纵的系统”并不是到战国时才有，也不是人为的编造，而是早就存在的——它是我国上古曾经存在的以血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原始分封制度的折射和反映。
　　最近张岩先生结合东非原始社会的情况，认为：“在我国上古时代曾在一段时间和一定范围内存在过以血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原始分封制度”，并由此对《山海经》的诸神谱系作出了较好的解读。根据这种制度，“征服者将本族系的子嗣分封到外围的被征服方国去充当‘神王’性质的首领”，从而“加强这一地区与高位神之间的宗教关系”，还“通过受封子嗣与当地被征服者首领的通婚建立二者间的血亲观念等等”(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389、394—395.关于东非原始社会的类似情况，见奥德丽·艾·理查兹编，蔡汉放、朱立人译：东非酋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关于我国上古时期这种血族分封的制度，在周代仍可窥见一斑。周朝的诸侯分同姓、异姓和庶姓三种：同姓为派生自王族的姬姓诸侯；异姓与庶姓：前者为与周王室和姬姓有通婚关系的方国诸侯，庶姓则没有。如由于受封的诸侯当年多与周文王同辈，故《左传》中周开国之君武王(文王之子)称同姓的卫侯、晋侯为“叔父”“伯父”，称异姓的齐侯为“伯舅”。由于此后历代周天子的身份都是周文王的儿子，所以这种称谓一直至春秋时期。甚至汉高祖刘邦也把子嗣分封到各地为王，但对地方管理权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归中央政府，其后还不断加强)。这种制度有一个特点：受封者不管传了多少代，都是册封者的“儿子”，册封者永远是该国的“宗主”，拥有对该国国王的册命权。由于黄帝、颛顼和帝喾先后是全国性大联盟的首领，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血族扩张分封，于是成了许多方国氏族的祖宗。而方国氏族不管传了多少代，便都成了他们的子嗣。有论者引《孟子·公孙丑上》曾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和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五所说：“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土考之……盖天下特五分之一耳”，于是得出结论：当代中国的版图是在汉代奠定的(龚维英．周族先民图腾崇拜考辨——兼说黄帝族、夏族的图腾信仰[A]；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A]．向乃旦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63、374)。这一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它不了解按照这种制度，宗主国与受封方国(周王朝和方国诸侯)乃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即方国国王或诸侯受封于中央政权，是代行中央政权管理地方的职能的。《左传·昭公九年》记载：晋国梁丙率阴戎侵犯属于周王所有的颍，周景王使詹桓伯责备说：“我自有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从《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见当时人的大一统观念，也足见当时天下四方的氏族方国并不是独立于中央王朝的。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对该谱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已有论者把《山海经》和综合《帝系》《五帝德》《左传》《国语》《史记》等古籍所列出的两个帝王世系简表进行比较，发现：“大体上，两个关于‘黄帝’的世系的基本结构差不多，‘黄帝’成了各族的共祖”；“‘黄帝’在《山海经》的众多人物中，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或者说，处于一个中心人物的地位。这一点和先秦两汉较为可靠的史籍所记华夏历史，完全一致”(徐中舒、唐嘉弘．《山海经》和“黄帝”[M]．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6：97—99.张岩的《<山海经>与<古代社会>》对此也有分析，所列谱系更为详细。见该书398—401页)。
　　而《山海经》公认并非儒家之作，所述材料具有原始性和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直接记述黄帝的材料共有16条，数量之多惊人。如果说战国时“几个聪明人”能够“编造”出以黄帝为首的氏族宗谱，那么《山海经》等上述古籍如此众多和结构有序的材料，能站得住吗?
　　张岩先生的分析则更为详细，他根据《山海经》零散的记述，串通勾勒出我国上古诸神(神代表所生氏族方国)之间的谱系，最后归纳为8个系统(括号内为该系诸神的数量)：
　　1.炎帝系统(16)
　　2.黄帝系统(32)
　　3.帝俊系统(23)
　　4.少皓系统(4)
　　5.太皓系统(4)
　　6.南岳系统(3)
　　7.伯夷系统(4)
　　8.帝舜系统(4)
　　在上述8个系统中，只有炎帝的噎鸣与术器、后土之间，黄帝的颧头与炎融、颛顼之间这两处发生双重的派生关系，“其余均为规整、有序的单向派生系统”。它说明：“一方面，在《山海经》中包含了一个诸神及其所主方国的‘共时性’的平面布局结构。另一方面，又以支离零散的谱系内容记载了一部分诸神及其所主方国之间的‘历时性’的血统派生关系”(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389、394—395.关于东非原始社会的类似情况，见奥德丽·艾·理查兹编，蔡汉放、朱立人译：东非酋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关于我国上古时期这种血族分封的制度，在周代仍可窥见一斑。周朝的诸侯分同姓、异姓和庶姓三种：同姓为派生自王族的姬姓诸侯；异姓与庶姓：前者为与周王室和姬姓有通婚关系的方国诸侯，庶姓则没有。如由于受封的诸侯当年多与周文王同辈，故《左传》中周开国之君武王(文王之子)称同姓的卫侯、晋侯为“叔父”“伯父”，称异姓的齐侯为“伯舅”。由于此后历代周天子的身份都是周文王的儿子，所以这种称谓一直至春秋时期。甚至汉高祖刘邦也把子嗣分封到各地为王，但对地方管理权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归中央政府，其后还不断加强)。在八个系统中有五个较小：其中帝舜实际上可并入黄帝系统；南岳、伯夷可能源自早期某比较强大的方国(也不排除可以追溯到三大系统)；少皓(含太昊)由于是“昔天之初”炎、黄联盟的成员，故应具有血族扩张资格，但数量不多。可见，八个系统中只有炎帝、黄帝和帝俊三个属于大型派生系统。而三者中，炎帝的派生资格在被黄帝战败后应被取消：帝俊并非“昔天之初”联盟成员，且称号与炎、黄二帝不同(帝字在前)，故帝俊应是黄帝之后、帝尧之前，为黄帝的后裔，即该系应派生自黄帝系统。这样，三大系统中以黄帝最大，居中心地位(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389、394—395.关于东非原始社会的类似情况，见奥德丽·艾·理查兹编，蔡汉放、朱立人译：东非酋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关于我国上古时期这种血族分封的制度，在周代仍可窥见一斑。周朝的诸侯分同姓、异姓和庶姓三种：同姓为派生自王族的姬姓诸侯；异姓与庶姓：前者为与周王室和姬姓有通婚关系的方国诸侯，庶姓则没有。如由于受封的诸侯当年多与周文王同辈，故《左传》中周开国之君武王(文王之子)称同姓的卫侯、晋侯为“叔父”、“伯父”，称异姓的齐侯为“伯舅”。由于此后历代周天子的身份都是周文王的儿子，所以这种称谓一直至春秋时期。甚至汉高祖刘邦也把子嗣分封到各地为王，但对地方管理权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归中央政府，其后还不断加强)。
　　这也就是虞、夏三代、战国各族虽各有始祖，但都尊黄帝为共同始祖的原因。这不但有文献为证，而且也有文物为据。如有虞氏和夏后氏，尽管一在东方，一在西方，并非同源，但据《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记载，都“禘黄帝而祖颛顼”。今天海内外华人均以“炎黄子孙”自称，也说明其民族意识形成于开创大统一的炎、黄时期，我们各自的始祖老早就奉炎、黄为老祖宗。物证方面，战国时齐威王为陈侯所作的敦铭文就有“高祖黄帝”之称。田齐王室是妫姓，陈国的后裔，可见当时帝喾已被视为黄帝之后(郭沫若主编 中国史稿(第1册)[M].1976：118)。
　　三
　　疑古派否定《帝系》《史记》的上古帝王谱系的同时，宣称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于中原，辐射于四夷”。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顾颉刚先生仍称：“直到春秋、战国之世，齐国尽向东面开拓，晋、赵、燕诸国齐向北面开拓，秦国向西面开拓，楚国向南面、向东面开拓，于是中原文化所被的地方就广，中原人民移徙到边区的就远，而有方三千里的‘中国’涌现”(顾颉刚。中国历史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这一说法实质是否定我国上古时期已经形成了大统一的客观基础，但它已被考古界推翻。
　　近年考古发现证明：我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是：一方面中原地区有其中心作用，另一方面又是多源的，各地区之间是互相影响渗透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根据近年考古界的成就，把我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燕山、长城一带的北方区；山东一带的东方区；关中一带的中原区；太湖一带的东南区；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一带的西南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南方区。六大区系是互相影响渗透的，一方面中原区系仍不失其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其余区系(如北方和东方两区系)的文明并不见得低于中原。如北方区不止一处出土有反映社会分化的“艺术神器”——专供神职人员佩戴、使用的精制玉器，距今七、八千年。而中原区最早的“艺术神器”是河南濮阳的龙虎造型的蚌壳堆塑，其年代约距今六千年，比北方区要晚一千多年(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28—31。110—112、115—120)。可见，那种认为其余区系文明均由中原“辐射”散播出去的观点已被推翻。
　　正是我国史前文化和古代文明既以中原为中心，又有多源，且互相渗透、交融，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大统一物质的与文化的深厚基础。严文明先生指出：“中国史前文化已形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石。这种格局不但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J]，文物，1987(3)：43—44)刘起轩先生在引述了这一论点后说：“这就由史前文化分布中所见到的多样性凝聚着统一性，看到创造这些文化的各地各族同中原之族的统一性所在。也就说明了古史传说时期中，各地纷纭出现的族别及其不同神话人物，经过长期激荡融合的结果，终于统一为以黄帝为始祖的同一血缘而宗派纷繁却又凝聚为浑然一体的华夏大世系，实有史前文化为之素地，为其远古渊源因素。”(刘起轩．古史续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5—36、73)如此说来，以黄帝为始祖的上古帝王谱系并不是儒家学者“编造”的了。以古蜀地为例，按照顾先生的说法，只有到了春秋战国，蜀地才与中原发生关系，古籍中关于蜀为颛顼的支庶即黄帝后裔的记载是编造的。其实，关于蜀为颛顼的支庶的记载，正是上古时期血族扩张制度的产物，即代表中央政权的颛顼把子嗣封为蜀地首领，于是蜀便成为黄帝的后裔。针对顾先生说法，著名史学家李学勤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例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少晚期之末)起，蜀地与中原文化已有交流，结论是：关于蜀为颛顼的支庶的古史传说，“是有史实背景的”(李学勤．三星堆与蜀国古史传说[A]；邵望平：前二千年前后海岱地区历史大势[A]；金道炉：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A]，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三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40—241、311、316)。
　　说得更具体些，前3000年前后，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社会发生了大规模、大幅度的变化。不同来源、不同支系的地区性文化差不多同时进入了龙山形成期而至龙山时代。各区系文化迅速变得以灰、黑陶三实足器、袋足器和圈足器为共同特征。它们的社会发展大体同步，构成了一个松散的龙山文化圈，又分别孕育了不同的文明因素。“……在龙山时代及其以后诸文明因素成熟、团聚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源特色。同时，中央王朝的核心作用也不容忽视，各区系文化精华‘进贡’于中原，并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由中央王朝加以凝聚、加工、提炼、赋予新的社会意义，再以更高形式的文明成果向各区系传播、推广，促进了中华两河流域文明基地的巩固，加速了各区系文化的融合”(李学勤：三星堆与蜀国古史传说[A]；邵望平：前二千年前后海岱地区历史大势[A]；金道炉：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A]，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三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40—241、311、316)。这里所说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圈”，也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地和大统一的客观基础。这与古籍所说五帝(黄帝、颛顼、尧、舜、禹)时期，时间大致吻合。而这一时期仰韶文化的衰落和龙山文化呈现出一统的趋势也不难解释：原黄河下游一些较早进入农耕时期，东方区的大汶口文化本来就比较先进，东方夷族首领少皓曾被“以临四方”的重任(担任地界的管理)，其后另一东方夷族首领(或称“混合了华夏、东夷两文化的高阳氏首领”)颛顼进行了“绝地通天”的宗教政权改革，改变了民神杂糅即人人都可与神灵沟通的混乱情况，改由专职巫师担任，使之脱离生产，专职祭祀及观象授时等，由此实现了社会分工，促进了社会发展。可见黄帝虽然统一天下，但东方的先进生产力和文化对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于是，龙山文化便呈现出统一天下的趋势。
　　众所周知，从炎、黄二帝到尧、舜、禹，被视为我国从原始公社解体走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氏族部落的混战中必然导致部落联盟和国家出现，由此而形成大统一的局面，可说是历史的必然。有学者根据考古材料指出：到目前为止，我国从河南、内蒙、山东和辽宁已发掘的十几座古城址，其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200年，“大体上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和文献记载是吻合的”(李学勤：三星堆与蜀国古史传说[A]；邵望平：前二千年前后海岱地区历史大势[A]；金道炉：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A]．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三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40—241、311、316)。苏秉琦指出：大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社会发展进入了“城邦、万国林立时代”(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28—31、110—112、115—120)。所谓“万国”，就是规模较大的氏族部落。建立了城邦，说明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区域。《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林立”，必然引起纷争、混战和融合，并由此导致出现地域性乃至全国性部落大联盟和国家。可见，早在这个时期我国就已经具备了“大统一”的历史条件。《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烈山氏”即炎帝神农氏。“有天下”一语，隐然已有天下统一之意。《五帝本纪》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也说明可能在黄帝之前的“神农氏世”已经出现了松散的全国性大联盟。《尧典》称尧“协和万国”和“班瑞于群侯”，《史记》载舜东巡狩至泰山“会见东方君长”，俨然是大统的领导者身份。《国语·鲁语》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此事大体相同)。“群神”即氏族部落首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统一中央政权，防风氏是不可能因迟到就被禹处死的。可见，从黄帝到大禹，我国早已形成了大统一，何须等到秦汉?(张岩先生的《<山海经>与<古代社会>》还对《山海经》中的图腾的构成、演变以及别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黄帝时期的大统一提供了新的多方面的证据，可参阅)由上可见，我国已有五千年的大统一传统。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大势，因此，妄图长期分裂国家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选自 《新东方》 2001年第5期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