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国古代无论将礼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还是分为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对于懂礼重礼的中国人来说，都很强调祭祀，有“国之大事，惟戎与祀”的说法。因此，对于祖先的祭祀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礼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文明初创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开创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历史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文治武功受到后人世世代代的敬仰和膜拜，被尊为“人文初祖”。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号称“天下第一陵”的黄帝陵，千百年来便成为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圣地，受到历朝历代帝王、官员及其民间的祭祀和朝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物价值和首屈一指的人文优势。
　　一、历代祭祀黄帝的情况
　　中华民族祭祀活动源远流长，在黄帝时代已经具有比较统一的祭祀制度。在远古对于祖先的祭祀主要是郊、祖、宗三大类。所谓郊，就是在祭祀上帝的时候同是还祭祀祖先。所谓祖和宗，则是在称作明堂的祖庙中祭祀祖先神。黄帝崩，当时人们自然要根据传统习惯祭祀黄帝。
　　关于祭黄帝陵的具体起始年月，自古至今争议很大。据史书记载和民间相传，祭祀黄帝始于部落时代，大约自虞、夏二代已“神祀”黄帝。“有虞氏禘黄带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1]后得到官方认可并形成祭祀仪式。春秋战国时期，“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2]。这是轩辕黄帝在历史上第一次由神的地位改为人的祖先。按《吕氏春秋·安葬篇》、《七国考》和《山海经》这些古史书籍记载，“墓设陵园”在秦初开始形成一种制度。秦统一六国后，又规定天子的坟墓一律称作“陵”，一般庶民坟都称作“墓”。黄帝陵便始建于秦代。据民间传说，最早的祭陵活动始自秦始皇，秦始皇出巡北方时，路经秦直道，特地停下来寻宗祭祖，这位不可一世的皇帝，当他跪拜在黄帝陵前，突然感悟到真正开天辟地的是始祖轩辕黄帝，而不是他始皇，顿时赧颜羞愧。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撰写的史学名篇《史记》中载“黄帝崩，葬桥山”[3]。伴随着司马迁这一伟大的历史考证，黄帝陵从此开始传名于世。《汉书》中载高祖“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4]。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祭祀黄帝规模最大、形式最隆重的要算是汉武帝刘彻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了。现在黄陵县桥山黄帝陵前方屹立的“汉武仙台”四字的石碑，便证实了古籍中关于汉武帝祭黄帝陵的记载：他于元封元年(前110)北巡朔方，还京途中曾“祭黄帝冢于桥山”[5]。隋代，黄帝被封建国家当作三皇之—纳入中央的历代帝王庙中受祭祀。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加强，把祭祀黄帝陵首次定为国祭。“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祀黄帝”[6]。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唐王朝正式下诏在坊州中部县(今黄陵县)置庙，建庙于桥山西麓，并将黄帝陵正式列入朝廷祀典。自此之后，这一祀典竟然延续不绝，祭黄帝陵几乎成了代代帝王必行的大典。宋代太祖开宝五年，因河水浸浊，又把庙址从西麓移到东麓，这就是现在的轩辕黄帝庙址。此后，黄陵县便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汉武祭陵唐建庙，到了宋代把庙迁，不论谁来做皇帝，登基都不忘祖先。金代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澮王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7]更引人注目的是，元代泰定皇帝世孙铁木耳下达的用汉字写成的蒙语圣旨碑，严令保护黄帝陵庙，对违犯者痛行断罪。明代太祖将三皇庙扩大为帝王庙，并规定春秋二时祭祀，从而提高了祭祀的规格。清代康熙皇帝亲笔用满文写成“御制祝文”碑，并镌刻上汉文译释，这蒙、满、汉三文并列一堂的现象，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性，共认黄帝是中华全民族的人文始祖。
　　黄帝精神诞生出中华民族，孕育了一个中华，强大了一个国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黄帝的子孙后代，无论是秦、汉、唐、宋各朝，还是鲜卑、蒙古、满族分别入主中原的各代，上至君王重臣，下到黎民百姓，都永远不忘先祖功德，历朝历代都对黄帝以祭祖之仪顶礼膜拜，供奉祭祀，一年一度，从无间断。
　　进入到近现代，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于1912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后亲笔写下了一篇气势磅礴富有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祭文，其中“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针，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传遍五湖四海，成了孙中山先生推崇和理解黄帝的名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时刻，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1937年的清明节国共两党经协商各派代表前往黄帝陵扫墓，共同祭奠始祖轩辕黄帝。这次祭奠对于唤起国人的民族觉悟，共同拯救中华民族的危难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祭祀黄帝陵的活动仍然延续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和陕西省政府对黄帝陵庙的整修和扩建，有计划地组织了祭陵活动，海内外中华儿女纷至沓来，祭陵寻祖，共诉衷肠。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奔行万里，有的远涉重洋，不约而同聚到这块黄土地上，一起祭拜共同的祖先，一偿思乡念祖的心愿。灿烂悠久的黄帝文化被更广泛地传承和发扬，这对我国新时代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凝结整个中国民族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核心。
　　纵览陵庙内自古至今的题词、祭文、碑刻，给人一个强烈印象，不论古今，不论民族、不论等级、不论居住何地、不论政治分野、不论是身处战乱还是躬逢和平时代，大家都拥有一个不能割舍断的精神纽带——被称为人文始祖的炎、黄二帝。在民族大融合时期，炎、黄二帝起着协和百族、揖睦四邻的整合作用；在国家遭遇外侮或处于低谷的关头，他们又是凝聚民族力量渡过难关的精神动力；在和平发展的时期，人们寻根祭祖，也是要发扬光大人文始祖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寻民族之根，搭两岸之桥，炎黄在今天已成为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凝聚力，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团结奋斗的一个象征。它是矗立在黄土高原上的一座丰碑，一座充溢着举世闻名的至今令人感到神秘的古老文化的圣地，也是我们永远为之自豪的始页、自尊的基石，奋发的动力和源头。在始祖面前都是其后世子孙，炎黄子孙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华民族很值得自豪的。
　　二、祭祀黄帝的形式、内容及礼仪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陵庙，是中华儿女众望所归的祭拜之处，年年清明，岁岁重阳，任凭世事沧桑变迁，历千年而不断。每逢清明佳节，九九重阳，黄陵桥山谒陵古道上车水马龙，黄陵圣地人山人海，以最隆重的仪式祭奠开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轩辕黄帝，表达炎黄子孙对老祖宗的一片赤诚。
　　炎黄子孙拜谒祖先的传统习俗，主要分公祭、民祭和遥祭三类形式。
　　官方祭祀自汉武帝元封元年祭奠后一直延续下来，之后历代帝王以及近现代的政府官员，在一年一度的清明佳节到来之际都要到黄帝陵祭奠，这就是公祭。自汉武帝之后公祭轩辕黄帝活动的频繁，随之相关的祭祀礼仪也逐步隆重，其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东汉时，“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末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养时训也”[8]。北魏时，“明元帝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9]。唐时，“武德、贞观之制……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后土、镇星从祀”[10]。明代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仍命各行省图以进，凡七十有九，礼官考其功德昭著者，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凡三十有六。各制衮冕，函香币，遣秘书监丞陶谊等往修祀礼，亲制祝文遣之。每陵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物，陵寝发者掩之，坏者完之，庙敝者葺之，无庙者设坛以祭，仍令有司禁樵采，岁时祭祀，牲用太牢”[11]。清代顺治初，“建都城西阜成门内……届日，大臣一人祭正殿，殿祀伏义，神农、黄帝、少昊，……凡廿一帝，祀以太牢”[12]。如今，每年的清明节海内外炎黄子孙从四面八方来到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陵前，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一偿敬祖感恩之情。
　　民间祭祀轩辕黄帝的活动也从未间断。相传农历重阳节为黄帝逸仙之时，民间都要举办规模宏大的民祭轩辕黄帝逸仙盛会。每逢九九重阳，黄帝陵附近及邻县民众，都纷纷拥上桥山拜祭先祖。他们不拘形式，不论贫富，用自己最虔诚的礼节祭祀先祖。民祭其主要仪式有前来祭祀的代表致辞、奏乐、鸣放礼炮、敬献花篮、敬拜上香、诵读祭文、进行祭祀乐舞的表演等。整个仪式既庄重严肃，又热烈欢快。客属代表诵读祭文时，配有古乐，声情并茂，令人感动，留下深刻印象。
　　遥祭主要是针对海外华侨、台湾同胞来说的。每年清明都举行遥祭活动，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和对故土的眷恋。在台湾，遥祭活动由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举办，祭礼仪式隆重，参加人数众多。男的着长袍马褂，女的着旗袍长衫，虔诚得向祖先敬奉香烛祭品，恭行三跪九叩大礼。每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它的开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会忘记他的祖先。
　　祭祀黄帝的礼仪中有用太牢的记载，即上供是用牛、羊、豚三种牺牲进行祭祀。借助宗庙祭祖的礼仪，可考知其大概。在具体的祭祀之前，要斋戒沐浴，准备礼乐祭器，穿着礼服(深衣)，荐新上供。有牺牲、粮食、酒为供品。规定“牺牲不成，衣服不备，不敢以祭”[13]。“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14]“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15]杀牲要保证鲜活，上供要先盥手，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由此可见祭祀时的虔诚之心。
　　三、祭祀黄帝和礼仪文化的关系
　　用祭祀的方式来缅怀先祖、纪念对民族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使之流芳千古，激励后人，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一大特色。
　　礼和仪合称礼仪，礼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家庭生活中交往相处时应按各自身份遵循的行为规范，仪侧重外在形式，以体现礼的精神，使礼更具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礼仪作为一种文化积累，凝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文理念和思维定式，在中国它还是一个包罗很广的文化思想政治体系，纳入了体国经野即疆域划分和设官分职的大政。君臣关系、台阁仪范的规矩，到祭祖宴享、婚丧嫁娶的生活，乃至待人接物、沟通外邦的交际，可以说从做人到治国，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有繁文缛礼为之规范，所以有“礼节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唐代孔颖达讲道：中国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如果说在古代汉语中，“中国”更多地属于一个地域的概念，“华夏”则更倾向于代表一个文化共同体，而维系这个共同体并引导它繁荣、进步的价值基础，是“礼”和“仪”。两千多年来，“礼仪之邦”是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圣君贤相所崇慕和追求的社会理想，同时，也是经由他们长期努力和奋斗而为中国赢得的誉称。中国礼文化绵延数千年，举世无匹，它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黄帝陵祭祀的关注和支持，清明节在黄陵县祭祀黄帝陵的活动已成为祭祀大典，在祭祀的方法和效果方面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有的学者认为祭祀炎帝、黄帝是封建迷信，为他们修陵造墓搞纪念活动大可不必，国家公祭黄帝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可见，这种看法是对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否定，也是对黄帝祭祀文化内涵的无视。
　　也有的学者认为，祭祀黄帝应该把心祭和形祭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想的祭祀活动，不宜搞仿古的礼仪，只能借鉴一二，最好不要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古代的祭祀礼制或礼仪上，而应该放在建设符合新时期的新礼仪上。当然，古代的“礼”与现代的“礼仪”所涵盖的范围大不相同，但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均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中华民族曾经号称“礼仪之邦”，但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解体，我们越来越少了承继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状态。加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仪文化，是文化的一种传承，而不是随随便便能与古代礼仪割裂开的。而且，现如今的祭祀礼仪中由于缺乏文化底蕴，存在的问题不仅是民间礼仪的混乱，而且在官方活动中也没有一套合适的礼仪章法。由于没有一部国家颁布的礼仪规范，使得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一些方面的严重失礼而产生的不良效果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文化形象。因此我们说，礼仪属于文化范畴，横向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体现民族历史文化，这样大的一个题目要讨论清楚是非常困难的，而真正让它系统化和规范化就更是一件异常艰苦的社会工程。
　　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相对稳定、文化不断繁荣的形势下，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相对系统的祭祀礼仪规范是一件让人难以形容的事。它不仅会严重影响祭祀的效果，给人的精神生活带来困惑，也会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而在缺乏规范、约定俗成的礼俗上体现出的某些落后的思想观念更会对社会进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继续弘扬黄帝精神，就必须要对祭祀礼仪文化给予足够的重视，祭祀的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黄帝的祭祀达到良好的效果，最终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得到同步发展。
　　注释：
　　[1]《礼记·祭法》，《礼记集说》，陈澔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3]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4]班固：《汉书·高帝纪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5]班固：《汉书·郊祀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6]刘昫：《旧唐书·归崇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7]脱脱等：《金史·张行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8]范晔：《后汉书·礼仪志中》，中华书局1973年版。
　　[9]魏收：《魏书·帝纪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刘昫：《旧唐书·礼仪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11]张廷玉：《明史·礼制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
　　[12]赵尔巽：《清史稿·礼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
　　[13][15]《礼记·曲礼下》《礼记集说》，陈澔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4]《礼记·王制》《礼记集说》，陈澔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