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开拓者，是开天辟地奠基华夏的伟人。尽管目前国内学界对于黄帝其人仍存在争议，但是却无法单纯从科学角度来否定这一说法，毕竟他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从现实意义上看，黄帝作为汉族和中华民族始祖的象征，早已内化为一种社会心态，深入人心，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长期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从古到今，所有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或阶层，不论贫富贵贱，均以自己是炎黄子孙而引以为豪，有很多封建阶级的统治者也自称是黄帝之后裔，或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以号召民众；或宣扬“天命所归”、“君权神授”等观念借以证明自己合法正统的君主地位。人们采取了很多的形式来表示对黄帝的怀念与尊敬，祭祀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从上层统治者组织的政府祭祀到民间自发的纪念活动，形式真可谓无所不包。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也留下了丰富的相关记载。文献中记载的黄帝祭祀活动内容也相当丰富，从时间到礼仪，从服装到祭品，几乎是应有尽有。通过历史文献，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古代黄帝祭祀活动的有关情况。
　　一、古代黄帝祭祀活动的发展阶段
　　黄帝生活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很久以前我国先民就以祭祀来表示对黄帝的缅怀之情。作为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祭祀一直与之相辅相成。事实上，包括黄帝祭祀在内的礼仪制度，从周公辅佐成王制定以来，作为中华文明的精华部分而世代流传。与礼仪制度的发展过程大致相似，黄帝祭祀活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变化，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
　　史料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祭祀黄帝了。先秦时期关于黄帝祭祀，留存的史料并不多，如“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1]及“唯雍四畤上帝为尊”[2]等。但是，笔者以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祭祀活动绝不会仅限于此。其原因有三：其一，战国中后期，“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五方格局初步提出，统一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谱系也逐渐形成，诸夏政权均宣称自己为炎黄后代，在这种形势下，仅有秦国祭祀黄帝是不合情理的。其二，早在春秋的期，秦人还被诸夏视为“戎狄”，直到秦穆公100年以后，秦人才开始祭祀黄帝、炎帝和少昊氏，以后逐渐形成制度，这也是秦人华化的标志，此后经历了长期的融合，秦人由“戎狄”认同为华夏。从认同时间上来讲，秦人既然由“戎狄”认同为华夏，其祭祀黄帝的时间也应该要晚于诸夏地区，据此推论，诸夏地区对于黄帝的祭祀就应该更早也应该更多。其三，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乱导致了大批史籍、文献的佚失。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的初步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局面为黄帝祭祀活动创造了坚实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基础，因此，史料中关于黄帝祭祀活动的记载逐渐频繁。前209年，刘邦“乃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以衅鼓旗”[3]可见在秦末农民战争期间他起兵时就曾经在沛廷遥祭黄帝和蚩尤。此后汉景帝“祠黄帝于桥山”[4]、元封元年汉武帝“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5]。汉武帝可能是历史上最尊崇黄帝的古代帝王了，他一生好黄老之学，先后祭祀黄帝于桥山、甘泉以及渭阳五帝庙，还曾经仿造黄帝明堂于甘泉及泰山，在位53年间，先后郊祀五帝11次，对增强汉民族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汉宣帝也严格遵守秦汉以来的郊祀制度，每三年四时郊祀黄帝及其他四帝，还为黄帝立祠于上郡肤施县。此后东汉政权作为西汉的继承，从礼仪制度上也沿袭了祭祀黄帝的传统和习惯。尤其是东汉初期的几任皇帝，在祭祀黄帝上可谓不遗余力。汉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依镐”[6]，规定了严格的祭祀礼仪。此后的东汉一直依照此制祭祀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如汉明帝即位后，于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7]，“汉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8]等。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建立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基础上的礼乐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祭祀制度也在战乱中苟延残喘，各割据政权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也刻意举行祭祀天地活动，致使祭祀制度趋于混乱，黄帝祭祀也无法避免。如辽东公孙度就曾经“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墠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9]，荆州牧刘表也曾经郊祀天地，“表郊祀天地，嵩正谏不从”[10]。当然，在一些相对安定的地区也存在一些较大政权的祭祀活动。如三国曹魏时期，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11]。虽然史籍中并未明确指出祭祀的对象包括黄帝，但早在西汉高祖时期，黄帝就已经作为五帝之一成为郊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汉武帝时期更是作为一种制度保存并世代沿袭。南朝宋、齐等时期的史籍中就保存了祭祀黄帝的乐曲和颂词；在北方，统一黄河流域的鲜卑拓跋氏建立了北魏政权，《魏书》中也留下了神瑞、泰常年间北魏明元帝先后两次祭祀黄帝于桥山、和平元年北魏文成帝祭黄帝于桥山的记载等等。《隋书·乐志》中还追溯性地记录了北周的相关情景及制度。北魏统治者和北周统治者都是入主中原以后高度汉化的鲜卑族人，史书中记载的他们“以太牢祭黄帝轩辕氏”[12]的情景，实质上已与中原汉族无异，这不仅是鲜卑族上层统治者对于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民族认同感的增强，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心理归属感的升华。事实上，中华民族也正是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吸纳新鲜的血液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三)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
　　隋唐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也为礼乐制度的恢复与完善创造了坚实的基础。祭祀黄帝活动盛极一时，史书中关于黄帝祭祀的记载也空前增加，仅《隋书》中提到的相关内容就非常之多，其中不仅记录了隋朝君主祭祀黄帝的史实，还保存了祭祀黄帝时所奏的《高明乐》辞以及歌黄帝辞。如大业三年三月癸亥，隋炀帝为了平定扶风唐弼叛乱，“次临渝宫，亲御戎服，祃祭黄帝，斩叛军者以衅鼓”[3]。两唐书中的记载更是丰富，黄帝祭祀的礼仪制度、各任皇帝祭祀的具体情况以及朝臣关于祭祀改革的上书，甚至还包括了皇帝与礼官之间关于祭祀黄帝活动的语录都有，内容堪称细致多样。仅唐玄宗时期的记载就有不少，如开元十一年“十一月戊寅，亲祀南郊，大赦天下”[14]；天宝七年，下旨改缙云山为仙都山，缙云堂也改为黄帝祠宇，并且把民间联合族祭黄帝的形式上升到官方祭祀；天宝十载四月二十九日，唐玄宗又“移黄帝坛于子城内坤地，将亲祠祭，坛成而止”[15]等，唐朝统治者对于黄帝的尊崇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证明此时黄帝祭祀活动的繁荣与发展。
　　五代辽宋夏金元是我国又一个封建社会的分裂时期和民族大融合时期，其祭祀制度的发展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颇有相似之处。以祭祀为主的礼仪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专门的黄帝祭祀活动更是倍遭冷落。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相关的记载。《宋史》中记载了详细的祭祀礼仪，诸如祭祀五方帝的时间、配帝、从祀等规定；还有祀仪，如祭祀黄帝时，皇帝应着何种服装，应奏什么音乐以及祭祀时的程序和规定等，可谓应有尽有，实际也说明北宋的礼乐制度渐趋完善但也开始出现繁琐倾向。另外，《宋史》中关于祭祀黄帝的主要形式是郊祀五方帝，其他形式则很少见。金、西夏、元政权随着民族融合的逐渐加强开始接触汉文化，其礼制实际上深受宋代礼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反映了该时期礼乐制度发展的主流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元成宗元贞年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伏羲氏、轩辕氏和神农氏)，如宣圣释奠礼”[16]，在政府的强制命令之下，黄帝祭祀活动首次进入地方，实在与元代统治者尊崇先祖的行为密不可分。
　　(四)明清时期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也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的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黄帝祭祀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祭祀形式多样化，祭祀礼仪及程序繁琐化，祭祀地点扩大化等。此前祭祀黄帝的形式主要包括祭陵、郊祀和立祠，此时则在这些基础上又增加了祀太学、京师建庙、祭圣师等，祭祀地点则主要增加了新建的历代帝王庙、文华殿和景惠殿等。明代洪武年间禁止天下郡县通祀三皇，实际上就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高度强化在礼仪制度方面的表现。
　　在古代黄帝祭祀活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祭祀方向。一方面是把黄帝作为天地间的主神来拜祭，以企求神灵对人类自身的庇佑，这是中国多神信仰发展的必然结果，郊祀即可归于此列，这里黄帝是尊贵无比的神灵，神圣但抽象；另一方面则是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先祖来祭祀，实际上是国人追思历史和纪念先祖的民族情感的升华，黄帝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是实实在在的人，伟大而具体，祭陵即属于此列。之所以出现两个不同的祭祀方向，主要是历代不同阶级和阶层出于不同的需要对黄帝形象的建构。古往今来，黄帝的形象经历了神灵、人神混合、人神分离等几个阶段的逐渐变化，其祭祀活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种方向。明清以后将黄帝作为祖先和圣师来祭祀，事实上就是黄帝形象发展到人神分离阶段以后的必然结果。从客观上讲更符合我国国情，也更具有号召力。
　　二、古代黄帝祭祀的形式
　　中国古代黄帝祭祀活动的形式主要有祭陵、郊祀等。其余的还有立祠、祀太庙、祭圣师等形式，其中大多是明清以后才增加的，本身并不普遍。但总的说来，黄帝祭祀活动形式的发展变化符合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趋势，足以为现今的祭祀活动提供某些借鉴意义。
　　(一)祭祀黄帝陵
　　祭陵就是祭祀黄帝陵，史书中也记为“祠黄帝”。黄帝陵位于今陕西省黄陵县城北部约一公里处的桥山顶上，山下有沮水环绕。汉时属上郡阳周县，王莽时期改称上陵畤，传说是黄帝的衣冠冢，深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从古到今，有无数的上层统治者及其官吏、平民百姓慕名来此祭奠、缅怀黄帝。如汉景帝、汉武帝、北魏明元帝和文成帝、唐玄宗等都曾亲自祭祀，或派遣使者祭祀；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17]，这次祭祀黄帝陵虽然是汉武帝为封禅所做的准备活动，但是封禅本来就是效法黄帝，所以这次祭陵实际上也是汉武帝尊崇黄帝的具体表现，而且十余万大军的随行也为这次祭陵增添不少的肃穆色彩。王莽时期尤其尊崇黄帝，他自称是黄帝的后代，专门为黄帝在京师长安立庙，甚至还几次派人修整黄帝陵。明朝统治者更是专门派遣使者查访并修葺先代陵寝，黄帝陵也在其中。在人们的心目中，黄帝就是华夏文化的奠基者，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
　　(二)郊祀
　　郊祀就是古代祭祀天地诸神的祭祀活动，是古代祭祀活动中最为神圣和重要的内容。《春秋繁露》中就曰：“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独卜，郊祭最大也。”[18]由此可见郊祀在历代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郊祀的主要内容是祭祀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上五方之帝，其中黄帝为中央之神。战国时期秦国有雍四畤以祭祀四帝，“三年一郊”，由天子亲临举行。汉高祖时立黑帝，开始祭祀五帝。汉文帝时，又立渭阳五帝庙，也由皇帝亲自拜祭。元鼎五年汉武帝西巡陇西地区，登空桐(今甘肃崆峒山)，临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坛放薄忌泰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19]，开创了以泰一为最高天神五帝次之的祭祀制度，对后世的礼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郊祀的礼仪作为祭祀的主要内容，不能不提。史籍中留存的众多内容，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时期的黄帝祭祀礼仪可以从《礼记·月令》中找到答案：“中央土，其曰戊己，其帝黄帝”[20]，“天子居大庙大室，乘大路。驾黄马，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闳”[21]。此时的祀仪简单规定了天子的居处、舆服、祭品和祭器，简单而不失隆重。
　　秦汉时期由于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长期战乱，“礼崩乐坏”，故此西汉叔孙通初订汉代礼仪，后历经修订，渐趋完善。《汉书郊祀志》中即有记载：“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22]“五帝独有俎豆醴进。……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23]东汉于立秋前十八天，郊祀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24]此后一直到立秋前，“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25]，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对黄帝的祭祀，不但有祭品，而且还规定了祭祀的乐曲、乐舞以及服装等。
　　隋唐宋元时期，五帝祭祀依然是国之大祀，其礼仪大体仍沿袭了周、汉时期的传统并稍有变化，相对于秦汉时期似乎更为详细，如宋朝季夏祀黄帝时，首先“建坛于国门之外”[26]，还严格规定黄帝之坛应该高四尺，方七步；祭品也有所增加，为“笾、豆各十，簋、簠、俎各一，太樽二”[27]。明清时期，郊祀依然作为朝廷的重要祭祀活动，礼仪更加严格，程序也更加繁多。  
　　(三)其他形式
　　除了祭陵和郊祀，古代黄帝祭祀活动还有一些其他形式，如立祠、祀太学、祭圣师、祭三皇等。这些形式在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但是只在极少朝代中实施，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此处仅作简单说明。
　　立祠也是其中一种形式，如汉宣帝就曾经“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28]。《汉书·地理志》中上郡条下的肤施县也注明有五龙山、五帝、原水和黄帝祠四所，恰恰印证了汉宣帝为黄帝立祠于肤施的史实。天宝年，唐玄宗也曾下旨将缙云堂改为黄帝祠宇，由官方进行祭祀。为黄帝建立祠堂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便于祭祀，汉宣帝和唐玄宗的举动实际上表明他们遵循了历代以来尊崇黄帝的历史传统，也反映了中华民族认同黄帝共祖身份的主流趋势。
　　祀太学和祭圣师作为祭祀黄帝的形式实际上都起源于明代，《明史》中有尊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等19人于太学的记录；而同书中也有奉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周公、孔子等于文华殿的记载，每年春秋开讲前一天，皇帝身着皮弁，跪拜，行释奠礼，用羹酒果脯祭于文化殿东室。
　　祭三皇的起源可谓由来已久，但最有代表性的推元代。元成宗元贞元年，下令“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29]。其中“太昊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30]。元代统治者为了推广对中华民族先祖的祭祀活动，利用政府权力干预民间祭祀，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黄帝祭祀的积极发展。    
　　另外，明代先后派遣使者查访先代陵寝，经礼官考订后共祭先代陵寝三十六处，包括黄帝在内的三皇五帝及各代开国、有为之君均在祭祀之列，不仅分别制作衮冕，而且派遣专人前往各地修订祭祀礼仪，并对陵寝进行维护修葺；后来还专门仿照太庙的建制在京师钦天山之阳建立历代帝王庙，每年春秋仲月进行祭祀。这也应该算作黄帝祭祀活动的一种形式吧。
　　三、古代黄帝祭祀的影响和意义
　　黄帝开创了最早的华夏文化，使得中华民族得以崛起并延续。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永远值得我们无限敬仰与缅怀。这也为我们长期祭祀黄帝提供了现实基础。古往今来，代代相传的黄帝祭祀活动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和强大发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在数千年后的今天，对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我国古代，祭祀黄帝是一种号召民众增强集体凝聚力的手段。黄帝作为华夏民族共祖之一的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初步确立了下来，这既与当时的民族融合大趋势有关，也与周边民族以及各小政权对于黄帝始祖地位的认同密切相联。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正是在这些谱系和这种趋势的基础上创作了《史记》，一直留传至今。秦朝以后，我国正式进入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这一时期中，农民阶级为了在残酷的斗争中取胜曾经不止一次地借助于黄帝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将黄帝作为一面旗帜，利用传说中黄帝时期的和平与民主以及黄帝的圣明作为诱惑，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统治，他们要么自称是黄帝的化身，要么以祭祀黄帝作为手段，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普通民众来说，此举颇具亲和力和诱惑力，无形中就拉近了他们与民众之间距离；再加上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对黄帝的尊崇与缅怀也为此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往往很容易使得群众投入到他们的麾下。如秦末农民起义期间，“高祖乃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31]。很明显，刘邦起义时曾经在江苏沛延祭祀黄帝和蚩尤，笔者以为，刘邦之所以祭祀黄帝和蚩尤，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黄带和蚩尤都是史前传说中的善于作战的领袖，祭祀他们可以企求他们的庇佑；二是刘邦有借此以号召民众的想法。此后的历史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假借祭祀黄帝来为自己服务，如东汉末年的荆州牧刘表，就以自己为汉室正统，郊祀天地，此时郊祀祭五帝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想向民众宣扬自己的汉室后裔的身份，借以号召那些汉室遗民，以扩充自己的实力。
　　其次，统治者利用黄帝形象来宣扬自己的合法正统地位以及“天命所归”时也经常采取祭祀黄帝这种方式，借以麻痹百姓。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莫过于汉武帝和王莽。据《史记孝武本纪》的记载，武帝时有齐人公孙卿献“黄帝宝鼎神策”，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32]。武帝大悦，“乃拜(公孙)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33]。其后，“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34]。此处公孙卿以汉武帝得宝鼎附会了“黄帝宝鼎神策”，得出“汉兴复当黄帝之时”的结论，宣扬了汉朝兴盛乃天命所归的思想，同时也将武帝抬高到汉朝圣人的地位，迎合了汉武帝的统治需要；同时又利用了武帝追求得道成仙的心理，取得了汉武帝的充分信任。对汉武帝来说，要想维护统治就必须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利用黄帝的影响来号召百姓，宣扬“君权神授”思想，比其他手段更容易取得明显效果，也更加隐蔽。
　　王莽在西汉末年篡夺了西汉政权登上帝位，尤其害怕人们怀疑他的合法地位和皇帝权威，所以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寻找合法依据，宣称“黄帝二十五子，分赐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妫，在周曰陈，在齐曰田，在济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35]，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是黄帝的后裔，立九庙于京师长安，其中首庙就是“黄帝太初祖庙”，给自己的篡位寻找历史依据。除此之外，王莽还“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畤”[36]，并令“使者四时致祠”[37]。所有这些为黄帝立祠、修陵园以及立庙等举动都是王莽利用黄帝形象来宣扬自己的合法正统地位、愚弄百姓以及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但是，即使王莽用尽心机，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失败命运，最终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最后，古代黄帝祭祀活动也充分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对于黄帝作为人文初祖的推崇与心理认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民族融合节奏加快，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逐渐影响并交汇，出现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统一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谱系也逐渐形成，周边各民放先后按照固定的礼仪来祭祀黄帝，实质上就是少数民族文化被华夏文化同化的表现。民族认同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地域的同一来进行的，它的本质是共同文化的认同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的认同。秦人与楚人由“戍狄”认同为华夏就是最有力的例证。这与先秦时期形成的“夷狄进至中国，则中国之”的民族兼容思想以及汉文化的兼容性和同化力有着很大的渊源关系。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入主中原角鹿争雄，最终统一黄河流域的鲜卑拓跋氏和宇文氏先后建立了北魏和北周政权，最终都被汉文化所同化，按照汉代礼制来祭祀黄帝等，如北魏明元帝和文成帝都曾经亲自到桥山祭祀黄帝陵，北周统治者则常祀南郊，“以太牢祭黄帝轩辕氏”。这些都足以证明鲜卑族统治者受汉文化影响至深。早已从心理上认同了黄帝的共祖地位和中华民族的族属。元代蒙古族人主中原以后，更是在唐宋礼制的基础之上重建本朝礼制，其中对于黄帝的推崇和礼遇与北魏和北周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朝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也采取了相当的政策和措施来笼络汉人之心，祭祀汉族所尊崇的历代先祖，黄帝也赫然在列。各少数民族政权祭祀黄帝，比汉族政权的同类行为更能说明中华民族对于黄帝人文初祖身份的推崇与认同。由此，我们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认识到黄帝对中华民族繁荣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意义。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依然熠熠闪光。
　　我国古代的黄帝祭祀活动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对于黄帝的共祖身份心理认同的具体表现。黄帝所具有的强大号召力，也为黄帝祭祀活动的存在和长期延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即使是在今日的中国，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依然具有不容低估的凝聚力。对于我们，黄帝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代表着我国灿烂辉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对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黄帝就是故乡和祖国的象征，也是维系他们与祖国之间的纽带，联结着他们内心深处永远剪不断的思乡情结。事实上，黄帝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面旗帜，永远都飘扬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注释：
　　[1]《史记·秦本纪》。
　　[2]《汉书·郊祀志》。
　　[3]《汉书·高祖本纪》。
　　[4]《新唐书·儒学列传》。
　　[5]《史记·孝武本纪》。
　　[6][7][8]《后汉书·祭祀志》。
　　[9]《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
　　[10]《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11]《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12]《隋书·乐志》。
　　[13]《隋书·炀帝本纪》。
　　[14][15]《旧唐书·玄宗本纪》。
　　[16]《元史·祭祀志》。
　　[17][l9]《史记·孝武本纪》。
　　[18]《春秋繁露·郊祀》。
　　[20][21]《礼记·月令》。
　　[22][23]《汉书·郊祀志》。
　　[24][25]《后汉书·礼仪志》。
　　[26][27]《宋史·礼志》。
　　[28]《汉书·郊祀志》。
　　[29][30]《元史·祭祀志》。
　　[31]《汉书·高祖本纪》。
　　[32][33][34]《史记·孝武本纪》。
　　[35][36][37]《汉书·王莽列传》。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