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历代帝王庙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是1996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直由一五九中学(原女三中)管理使用。西城区委、区政府利和北京市文物局高度重视这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西城区政府在连续五年排险抢救的基础上，最近决定投入巨资搬迁一五九中学，计划到2003年异地安置学校，实现向社会开放使用历代帝王庙。目前在市文物局的资金支持下，对局部腾退出的主体大殿、西配殿和四座御碑亭的历代帝王庙一期修缮工程已经开工。这些重要进展引起了有关方面人士的极大关注，历代帝王庙是一座什么样的庙宇，它的历史文物价值何在，开放利用的意义是什么，都需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后作出系统回答。我认为历代帝王庙的历史文物价值是多方面的，而体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脉相承历史特点的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是它的首要价值。本文拟对此作一分析研究，以期引起深入讨论，在形成更高共识的基础上，规划设计好历代帝王庙的开放利用。
　　一、历代帝王庙的年代、性质、建筑特点和现存唯一性
　　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的一座皇家庙宇，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年即1531年(《明实录·世宗实录》)，清代进行改建重修后继续沿用(《清会典》)，距今已有470多年历史。历代帝王庙不是宗教性质的礼仪场所，其供奉祭祀的对象，既不是神也不是佛，而是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祖先人物三皇五帝和夏、商、周、汉、唐、宋、元、明等历代帝王与功臣名将。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供奉这些中华祖先与历史先贤并进行群体祭祀的一座神圣而庄严的庙宇。历代帝王庙的祭祀活动是明清两朝重大的国家祭祀制度，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大典，明代的嘉靖皇帝，清代的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曾亲临历代帝王庙参拜致祭，平时则由皇帝委派朝廷大臣前往致祭。因此，历代帝王庙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它与太庙(明清皇帝祭祀自己直系祖先之处，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孔庙(祭祀至圣先师孔子之处，今国子监街首都博物馆)同为明清北京城的三大皇家庙宇。
　　历代帝王庙的现状为清代乾隆最辉煌时期的面貌与格局，整座庙宇气势恢弘，布局严谨，特点突出。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的神位供奉在“景德崇圣”主体大殿之中，这座大殿的等级规格与故宫乾清宫相同，巍峨雄伟、庄严肃穆、为“九五之尊”皇家宫殿建筑的杰作。历代功臣名将的神位按照“文东武西”的布置，供奉在东西配殿之中从祀。大殿两侧有四座御碑亭，其间雍正、乾隆皇帝的御制碑高大雄浑，雕刻精湛，碑首硕大的圆雕龙头凸现，居高临下，异常威严，为全国同类御制碑中的极品。庙内东南部依照帝王陵寝的规制，建有神厨、神库、宰牲亭、井亭一组祭祀专用建筑，古朴而神秘。庙内只有东侧钟楼没有西侧鼓楼的建制奇特，若以“晨钟暮鼓”的说法推测，或有祖先帝王永生的寓意，或为勤政的告诫鞭策，令今人百思不得其解，留下悬念。庙门庄严气派，门前两座下马碑和巨大的红影壁，显示着历代帝王庙的威严与尊贵。
　　历代帝王庙主体建筑基本完整，所缺之项对照《大清会典图》和老人回忆主要是：早年拆除了庙内西南院墙门和东南院墙门以及西南院内的关帝庙、照壁、遣官房、斋宿房、典守房、看守房等建筑，现仅存小祭器库和乐舞执事房(为什么在历代帝王庙中单独建有关帝庙，形成“庙中庙”，尚无据可考。推测关羽被尊崇为武圣关帝后，若按功臣名将身份供奉在东西配殿待遇显低，若按帝王身份供奉在主体大殿又不够资格，故单独建庙供奉祭祀)；民国期间为建宿舍拆除了大殿后面的大祭器库；1954年拓宽阜成门内大街时拆除了大门前的三座石桥和两座过街牌楼；1958年大炼钢铁时为获取铁箅子拆除了东西配殿南侧的两座燎炉。对这些缺项，文物主管部门正在考虑列入复建规划，积极创造条件分步实现。(此外，据《顺天府志》和《乾隆京师全图》记载推测，清代历代帝王庙西侧今老人民医院应为神机营中营步队驻地，2001年5月10日在人民医院院内出土9门竹节铁炮，疑为神机营火器)。
　　历代帝王庙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一座历代帝王庙。据文献记载，比北京历代帝王庙年代更早的还有明代初年的南京(金陵)历代帝王庙和唐代的西安(长安)帝王庙，但这两个帝王庙现在早已不存在了。因此，北京的历代帝王庙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一座历代帝王庙。南京的历代帝王庙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不久，于洪武六年(1373)创建的(《明史·太祖本纪》)，比北京的历代帝王庙早150多年。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明朝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没有在北京建历代帝王庙，而是继续沿用南京的旧庙，届时或遣使去南京致祭，或在北京郊坛，或在故宫文华殿附祭。直到明代中期嘉靖皇帝才在北京新建了这座历代帝王庙，随后南京旧庙逐步废除不用，清代被毁弃。北京的历代帝王庙是南京历代帝王庙的易地再建，两个帝王庙都具有在一庙之中群体祭祀三皇五帝、历代帝王与功臣名将的基本特点，但是南京帝王庙设有塑像，北京帝王庙则“设主(牌位)不设像”(《帝京景物略》)。西安帝王庙建于唐代玄宗天宝七年(747)，虽然年代较北京历代帝王庙早780多年，但它的祭祀对象仅限于三皇五帝，不含历代帝王和文臣武将，而且是“各置一庙”(《旧唐书·玄宗本纪》)，没有在一庙之中群体祭祀的特点。因此西安的帝王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代帝王庙，最多可以认为是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先声”而已。
　　至于北京历代帝王庙更早的渊源目前还无从考证。历史上供奉祭祀一个人的帝王庙有之，有的建在帝王家乡，有的建在都城之内，有的建在陵园附近，但都没有群体祭祀的特点。有人把祭祀帝王家族列祖列宗的“宗庙”理解为北京历代帝王庙的渊源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宗庙”虽然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它们一直是帝王家族自己的“宗庙”性质。这种“宗庙”延续了几千年发展到明清两朝就是北京的“太庙”，而与历代帝王庙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分属于不同系列，不能混为一谈。事实上，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对象已经远远超越了帝王家族的“宗庙”范畴，具有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内容，是我国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晚期新出现的跨家族、跨民族包容了中国大历史帝王祭祀体系的全新的庙宇类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明代到清代，历代帝王庙经历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帝王祭祀体系，不断巩固完善的发展过程。正是这一发展变化的过程本身和最终结果，显示了历代帝王庙重大的历史文物价值。
　　二、朱元璋在元末明初汉蒙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创建南京历代帝王庙，初步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帝王祭祀体系的基础
　　1.朱元璋与南京历代帝王庙。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创始人，明朝的建立是国内民族关系的一次重大改变。它一举结束了宋元时代辽(契丹民族)、金(女真民族)、元(蒙古民族)等北方少数民族贵族集团持续统治北中国和全中国长达400多年的历史，重新恢复了华夏汉民族贵族集团统治中国的传统历史地位。但元末明初时汉蒙民族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朱元璋在他北伐中原，进军元大都(北京)的“奉天讨元檄文”(《明实录·太祖实录》)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制天下者也。”进而在军事决战前夕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向广大汉族民众发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明实录·太祖实录》)的号召。明王朝建立后，他一方面以北平府(北京)为军事基地，多次遣军深入漠北重创元朝的残余势力，但另一方面他也针对不少蒙古人留居内地许多省份与汉人长期杂处融合的现实，为了维护民族间的安定团结也强调了：“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的政策。从朱元璋推翻蒙元统治的理论、口号、军事行动和安抚政策看，足见当时汉蒙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朱元璋在开国后不久即洪武六年在当时的国都金陵(今南京)建立了我国第一座历代帝王庙，在祭祀人物问题上，他妥善处理了汉蒙民族关系，初步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帝王祭祀体系的基础。据文献记载，在这座明初的历代帝王庙中，共群体供奉祭祀了17位历代帝王和32位历代名臣。17位帝王人物是三皇(太昊伏羲、神农炎帝、轩辕黄帝)、五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和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隋高祖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及元世祖忽必烈(《明实录·太祖实录》)。这些人物塑像神位的排列特点是，伏羲炎黄祖先的三皇神像居中，五帝和夏商周汉唐宋元等开国帝王的神像，分列在三皇左右，从这一祭祀人物和布局特点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朱元璋的用意既强调了华夏汉民族自三皇祖先到历代帝王几千年的正统地位，也承认尊重元朝历史的存在，供奉祭祀了被他直接推翻的蒙元王朝的开国帝王元世祖忽必烈，并供奉穆呼哩等5位元代名臣从祀，据记载，朱元璋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的同一年，还在北平府(元朝旧都)单独建了一座元世祖庙，专门供奉祭祀他(位于明代金城坊，约今西城区锦什坊街一带，见《明实录·太祖实录》、《大明一统志》、《顺天府志》)。这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进程左右个人意志好恶的既矛盾又合理的必然性，对这一既矛盾又合理的必然性，著名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教授说：“这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心中矛盾的由来，他在1368年推翻元朝，以后提及‘胡元制主’的时候，深带着汉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可是却又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历)代帝王庙内，与汉唐宋创业之主并列，一同祭祀”。[1]朱元璋的这一举措，使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体系基本具备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特点，在元末明初汉蒙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
　　由明太祖朱元璋开创的历代帝王庙对这些人物的祭祀制度，一直被严格遵守和延续了170多年，但到了明代中期嘉靖皇帝建立了北京历代帝王庙之后，却发生了撤销元世祖忽必烈和穆呼哩等5位元代名臣神位的重大改变。这又是为什么呢?
　　2.嘉靖皇帝与北京历代帝王庙。
　　嘉靖皇帝建立的北京历代帝王庙除罢除了隋高祖杨坚外，与南京旧庙的最大不同是，经过长时间的朝廷争议，在建庙15年之后，嘉靖皇帝于嘉靖二十四年，一反常制断然撤销了元世祖忽必烈和穆呼哩等5位元代名臣的神位，停止了对他们的供奉祭祀(《帝京景物略》)。我认为这一改变是明朝汉蒙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
　　元朝灭亡蒙古贵族退回北方草原后，长期与明朝对抗，不断进犯明朝。从明初永乐皇帝决策迁都北京主动出击亲征漠北，到明英宗抗击失败“土木堡”被俘，直到嘉靖皇帝面对蒙古人占据河套“无岁不犯、边报日至”的严重形势，明朝不得不加强防御、修筑长城、巩固“九边”重镇，可以说汉蒙之间的民族冲突一直困扰着明朝的几代皇帝，特别到了嘉靖皇帝时更为突出，甚至发生了蒙古鞑靼军队兵临北京城下的“庚戌之变”。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这位嘉靖皇帝并没有抓住避免战争，摆脱“边患”困境的时机，多次拒绝了蒙古鞑靼要求进行双方贸易往来，发展自身落后经济，化干戈为玉帛的停战条件，而每次拒绝带来的后果都是更大规模的进犯、屠杀和掠夺，使汉蒙两族民众饱受了战争的苦难。在这种民族冲突尖锐和民族感情危机的情况下，嘉靖皇帝终于“斥逐”了在历代帝王庙中供奉的元世祖忽必烈和穆呼哩等元代名臣的神位，停止了对他们的祭祀，紧张的汉蒙民族关系像晴雨表一样，导致了历代帝王庙祭祀制度的一时性倒退。尽管如此，为了不过分伤害民族感情，嘉靖皇帝同时命地方官员在帝王陵寝祭祀忽必烈的旧制不变(《帝京景物略》)。
　　三、清朝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不断在增加北京历代帝王庙入祀人物，巩固完善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一脉相承的帝王祭祀体系
　　继明朝之后，清朝又是由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满族贵族集团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虽然出身满族，但他们尊重借鉴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竭力吸收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在解决民族关系、文化交融的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维护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我国辽阔疆域的版图基础，持续不断地开创了有清一代的“康乾盛世”，使中国成为当时亚洲头等强盛的国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不仅没有排斥历代帝王庙，而是继承发展了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制度，和历代帝王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历代帝王庙祭祀人物上，他们一方面认同和光大三皇五帝崇高的祖先地位和华夏汉民族为主的历代帝王体系，另一方面也不断增加少数民族帝王和其他汉民族帝王入祀，充实完善了历代帝王庙统一多民族国家一脉相承的帝王祭祀体系。他们多次颁布谕旨，撰写碑文，改建修缮庙宇，亲自书写牌位、匾额、楹联，亲临致祭，使历代帝王庙成为今天反映“康乾盛世”的一个辉煌的历史折射点。
　　1.顺治皇帝与历代帝王庙。
　　顺治皇帝在清朝开国的第二年，就恢复了每年春二月秋八月的历代帝王庙祭祀大典。他主要是针对明朝嘉靖皇帝撤销忽必烈和穆呼哩等人神位，历代帝王庙中没有少数民族帝王的不利于缓解民族矛盾的做法进行了纠偏。首先增加了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契丹族)、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世祖完颜雍(女真族)、元太祖成吉思汗(蒙古族)的供奉祭祀，恢复了对元世祖忽必烈(蒙古族)的供奉祭祀。第二也增加了对汉族帝王明太祖朱元璋的供奉祭祀。第三还增加了对辽、金、明5位各族功臣的供奉祭祀。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帝王因此由15位增加到21位，历代名臣从27位增加到32位。顺治还在祭祀礼仪制度上规定，皇帝亲临历代帝王庙致祭一上香，若遣官致祭在三皇神位前三上香(《清会典》)，表明了他对伏羲炎黄祖先祭拜的重视。
　　2.康熙皇帝与历代帝王庙。
　　康熙皇帝在他晚年临终前，于康熙六十一年十月颁布了这样一道谕旨：“应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清会典》)。我们今天如何理解他的这道谕旨呢?我认为，康熙皇帝是把清王朝带入鼎盛时期的一位最杰出的明君，他一生的丰功伟业，会使他深感安邦治国的艰辛和来之不易，这也会使他想到中国几千年历代帝王的所有进步和作为都应给予肯定，所以在他临终前一个月发布了这道谕旨。此外，康熙皇帝的这道谕旨和遗愿，与明嘉靖皇帝、清顺治皇帝相比，已经完全超越了民族界限，彻底摆脱了民族情绪的左右，是很理性化的中国大历史帝王观了，应该说是康熙皇帝使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制度发生了质的飞跃。据有的学者考证，康熙皇帝本人是满族，他的亲祖母是蒙古族，生母是汉族[2]。他这种多民族的血缘出身或许与他中国大历史帝王观的形成有一定关系。
　　3.雍正皇帝与历代帝王庙。
　　雍正皇帝虽仅在位13年，但却是一位上承康熙大业，下传乾隆盛世的一代守业明君。他从自身经历中深感创业难，守业更难。他认为历代帝王庙“当明初定制时，议礼之臣不能通知大体，崇祀只创业之君，从祀惟开国之臣，自兹以后阙焉”，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针对历代帝王庙主要祭祀少数“创业之君”、“开国之臣”的不足，特别强调了对那些“英君哲后”或“继世而生”，或“间世而出”的多数守业帝王名臣们也应入祀历代帝王庙。从而为落实康熙“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的谕旨，赋予了更加具体而深刻的含义。为此他将历代帝王庙中的祭祀帝王从原有的21位大幅度地增加到了164位，祭祀名臣从原有的32位增加到79位，雍正皇帝还亲自为他们书写了牌位。他的这些观点在雍正十一年撰写的《历代帝王庙碑》文中，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见大殿东南侧御制碑)。雍正皇帝还于雍正七年对历代帝王庙进行了修缮，并新建无字碑(位于大殿西北侧碑亭中)，其用意与唐代武则天的乾陵无字碑相似，有历代帝王的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之意。雍正皇帝亲临历代帝王庙拜祭时，在伏羲炎黄神位前改行大礼三上香(《清会典》)，表明了他对“三皇”祖先的更加崇敬。
　　4.乾隆皇帝与历代帝王庙。
　　乾隆皇帝与历代帝王庙的关系最为密切。第一，他于乾隆二十九年对历代帝王庙进行了重大改建，主要是将“景德崇圣”主体大殿和四座御碑亭的绿琉璃瓦顶，改为黄琉璃瓦顶，把景德崇圣殿的等级提高到了故宫乾清宫的规格，使历代帝王庙成为一座最高等级的皇家庙宇。竣工后他亲自撰写了重修历代帝王庙的碑文和诗文(见大殿西南侧御制碑)，为景德崇圣大殿书写了“报功观德”匾额和“治统溯钦承，法戒兼资，洵哉古可为监；政经崇秩祀，实枚式焕，穆矣神其孔安”的楹联(《日下旧闻考》)，其大意是：追溯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可以效法的经验和警惕的教训都有，虽然年代很久远了，但都能够作为今天的借鉴；按照历史脉络一一崇敬祭祀他们，每位帝王的事迹都是很好的榜样，学习他们的精神和功绩以达到长治久安。第二，他两次颁布谕旨新增加了东晋、南北朝、唐、五代、金、明等朝的26位帝王入祀，使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帝王从164位最终增加到188位(撤销了汉桓帝和汉灵帝)，并从5个龛位增加到7个龛位供奉。第三，他七次为历代帝王庙撰写碑文，深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评论，特别是在“乾隆四十九年谕旨”和乾隆五十年“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见大殿东北侧御制碑)中，对历代帝王庙祭祀制度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日下旧闻考》)。今天看来他的这些分析和总结，集中了顺治、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不少真知灼见和闪光思想，需要特别提及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选择哪些帝王入祀历代帝王庙，要体现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即一脉相承的特点，“上自羲轩，下至胜国”要形成系列，形成完整的“线”，不能有缺环和中断。他认为历朝历代的帝王都要供奉，开国守业的帝王都要祭祀，南方北方“偏安之国”(分裂时期局部地方政权)的帝王都要同等对待。经过乾隆皇帝最后一次补充和完善，历代帝王庙基本形成了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历代帝王，一脉相承的帝王祭祀体系。
　　二是选择哪些帝王入祀历代帝王庙要“大公至正”，不能带有民族偏见。他说：“洪武(朱元璋)之去辽金而祀元世祖，犹有一统帝系之公。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则是狃(习惯)于中外(中原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之见，而置一统帝系于不问矣。若顺治初之入辽金而去前五代，则尔时议礼诸臣亦未免有左袒之意。……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不敢有所轩轾(高低轻重)于其间。”用今天的话说即：明太祖朱元璋祭祀元世祖忽必烈是维护(中华)一统帝王系列的公正之举，但后来嘉靖皇帝撤销排斥元世祖忽必烈是不顾(中华)一统帝系的(错误)做法。他还婉转地批评了本朝先王顺治皇帝只增加北方辽、金帝王作为正统祭祀，不增加历史上其他民族或地区“偏安之国”的帝王入祀，似有袒护偏向北方契丹、女真族之意。选择谁入祀历代帝王庙，不应区分南北中外，不应有民族与地区的偏见和分高低轻重的狭隘私心。
　　三是现在入祀历代帝王庙的这些帝王人物们，不管他出自哪个民族，兴起于什么地区，属不属于同一家族，他们是不是真正有所作为，谁可以效法，谁应该借鉴，万年之后到历代帝王庙祭祀的人会看得更清楚，由他们去思考、评价和警惕吧。他说：“历代帝王胥(全)祀于景德之殿，其有德元德，若南若北，曰中曰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为法，孰可以为鉴，万世之后，入庙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惧耶!”他还说：“一时之议虽权，万古之论不可欺也。”乾隆皇帝的这些话，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封建帝王所具有的难得的远见和胸怀。
　　乾隆皇帝的这些分析和总结，把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体系完善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境界和完整程度，使历代帝王庙基本具备了体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脉相承的帝王祭祀体系，指出了入祀历代帝王庙的帝王人物们还要经受历史的检验，为历代帝王庙划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历史性句号。
　　四、历代帝王庙开放利用的几点思考
　　历代帝王庙的开放利用首先是要立足其历史文化内涵，把握其人文精神实质，采用复原与创意相结合的方式，从主题内容到表现形式，规划设计历代帝王庙的开放利用方案。这里初步谈以下几点思考。
　　1.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明代的朱元璋、嘉靖，清代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六位皇帝与历代帝王庙的关系，构成了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发展变化的主线。历代帝王庙因包容民族性而创建，又以超越民族性而兴盛，最后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一脉相承的帝王祭祀体系。这一发展变化的过程本身和最终结果是历代帝王庙重大的历史文物价值所在。这无疑应是我们今天开放利用历代帝王庙，需要精心创意和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鲜明主题。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千年一脉相承，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民族的多元与一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并表现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积淀渗透在几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历代帝王庙帝王人物和祭祀体系这个独特视角，形象生动地向世人传播展示这一鲜明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2.根据文献记载，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人物有增有减，但始终保持稳定不变的突出特点，是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伏羲炎黄的崇敬和祭祀。在历代帝王庙神位(像)的排列格局上，。伏羲炎黄祖先始终高居主体大殿正中最为显赫的地位，历代各民族帝王分列左右，历代功臣名将分置在东西配殿之中，营造出了“众星捧月”般的众帝群臣共仰伏羲炎黄祖先的宏大场面和浓重氛围，体现着伏羲炎黄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血亲观念和认同情感。从汉族皇帝朱元璋创建这样一座历代帝王庙的良苦用心，到满族皇帝雍正在三皇神位前改行大礼三上香的具体细节，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五千年来从三皇祖先概念的形成，到他们传说事迹的代代相传早已深入人心。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已经得到了全体中国人的认同和崇拜，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各民族海内外华人的统称，具有极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亲和力。这种几千年来形成的祖先观念和民族情感，也充分体现在了历代帝王庙最崇高的祭祀地位中。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把历代帝王庙精心创意和设计成为在北京祭奠炎黄祖先的高雅殿堂，使历代帝王庙成为在中国首都凝聚海内外华人认祖、寻根、祭拜的神圣庙宇。
　　3.入祀历代帝王庙的188位历代帝王和79位功臣名将，荟萃了中国历史上一大批风云人物，其中不乏最杰出的帝王将相。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这些历史先贤们生生不息，前赴后继，他们在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民心动向，维护国家统一安定和民族团结，强大军事，发展经济，繁荣科学文化等方面，一代又一代地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在中国人的心中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外国人眼中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子。从这些历史先贤的身上，不同程度的体现着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以这些历史先贤们的历史作为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及其表现形式，传播中国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应成为历代帝王庙开放利用的重要特色。
　　总之，历代帝王庙皇家庙宇建筑气势恢弘，文化内涵博大精深，以“祭奠炎黄，颂扬先贤，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亲和力和自豪感”为主题的历代帝王庙的开发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显示意义。开放利用好历代帝王庙需要组织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学、博物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在广泛收集和征集原有殿堂陈设史料和实物的基础上，通过直接复原、比较复原和创意策划，从展陈内容到表现形式，设计好形象、生动、感染力强的开放利用方案，并精心布展实施，使历代帝王庙成为全国独有的特色文物景观展现在首都北京和世人面前。
　　注释：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
　　[2]商鸿逵：《论康熙》，见《康雍乾三帝评议》，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