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礼与法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两大支柱。祭祀属于礼的范畴，尤为人们所重。《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认为祭祀和军事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不可不重。这是我国古代一直奉行的治国安邦的金科玉律。可见，祭祀在我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祭祀又分祭神与祭祖，古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不了解，产生了对各类自然神的敬畏心理，希望得到神的保佑和庇护，由此出现了各种祭神的活动。而祭祖是对祖宗的祭祀，不同于祭神。祖宗是对一家一户、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始祖及先世中有功德者的尊称。中华民族是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一个大家族，共认炎、黄为祖宗。对于皇帝来说，除了本家本族之外，先前的历代帝王也被他们奉为祖宗。对哪些人应该祭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祭法》中，曾明确提出了若干崇祀标准，即“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悍大患，则祀之”。可见，祭祖并非全是封建迷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对祖先功德表达景仰和怀念之情的一种方式和礼仪，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一种美德。
　　崇祀三皇五帝、古代帝王，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从隋代至元代，祭祀帝王的活动或在其家乡，或在其陵寝、或在都城，但一直没有群体祭祀历代帝王的庙宇。唐代曾在长安城建三皇五帝庙，祭祀三代以前的传说人物。明代朱元璋在金陵建历代帝王庙，形成了群体祭祀历代帝王的格局，而北京的历代帝王庙就更是一座集大成的庙宇，历代帝王庙内祭祀的杰出人物谱系，形象地说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脉流。它不但使中国的祭祀文化发展到顶峰，而且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功能。这些宝贵文化传承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源泉。
　　一、历代帝王庙的文化内涵
　　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距今已有470多年。它不是宗教性质的礼仪场所，而是明、清两代供奉中华祖先与历代先贤并进行群体祭祀的一座神圣而庄严的皇家庙宇。其供奉和祭祀的对象，既不是神也不是佛，而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祖先人物“三皇五帝”及几千年来历代各民族杰出帝王和功臣名将。这座庙宇中，群体供奉了中国历史上188位历代帝王和79位历代功臣名将，祭祀人物之多世界罕见。  
　　历代帝王庙的祭祀活动，被列入明、清两代国家祀典中，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庙中举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大典，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参拜致祭，因此，历代帝王庙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为明、清北京城中重要的皇家庙宇。据文献记载，从明嘉靖十年(1531)到清末(1911)的380年间，北京历代帝王庙中共举行过662次祭祀大典，明嘉靖帝、清顺治帝、雍正帝、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等亲自主持祭祀大典达16次。其中，雍正帝5次、乾隆帝6次到历代帝王庙祭拜。
　　历代帝王庙占地21500平方米，古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大门外由南至北依次为影壁、石桥、下马碑和景德街牌楼，大门内依次为景德门、景德崇圣殿、祭器库，大殿两侧有东、西配殿、四座御碑亭和两座焚帛炉。东侧有神厨、神库、宰牲亭、井亭；西侧有执事房、典守房、斋宿房，还建有一座关帝庙，形成了庙中庙的奇特格局。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更是将崇祀历代帝王的景德崇圣殿改为黄琉璃瓦顶，提升了主体大殿的建筑规格等级。由于历代帝王庙独特的建筑艺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1996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是由于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对象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代帝王和功臣名将，因此，在以推翻帝制为目的的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后，历代帝王庙祭祀停止，作为祭祀场所的庙宇被改做学校。在近90年的岁月中，除陆续拆除庙内外部分建筑，如门前的石桥、牌楼，庙内的祭器库、关帝庙、燎炉等，各殿堂内的祭祀陈设也被全部拆除，原有的祭祀用品流失殆尽。可以说，对历代帝王庙内涵价值的破坏要比对它建筑的破坏更为严重。
　　2000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政府投入巨资，按照“忠实历史、恢复原貌”的原则，开始搬迁学校，全面修缮庙宇并进行开放筹备工作。2004年4月，历代帝王庙文物修缮工程竣工并对社会开放。
　　但是，要完整地向社会开放历代帝王庙，仅仅修复庙宇建筑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恢复它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历代帝王庙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集中国古代皇家祭祀文化、典仪制度、礼制建筑等于一身，反映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特点。作为历史文化的承载体，历代帝王庙完整的建筑格局与殿堂陈设，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作为我国祭祀文化载体的内部殿堂陈设是历代帝王庙的个性所在，也是体现历代帝王庙“全国唯一”和“全国第一”重大特点所在，更是对外展示、宣传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内部殿堂陈设科学复原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对文物建筑本身的修缮。
　　二、大殿陈设的复原
　　我们的复原工作首先从文献记载入手，查找各种资料，尽可能地根据各种直接的、间接的依据，本着“尊重历史，忠实历史、重现原貌”的原则，按照神龛与神牌、祭案与祭器等方面，为复原陈列做好各种前期研究和准备工作。
　　1.神龛的复原。
　　神龛是景德崇圣殿内重要的陈设性建筑，据《明实录》记载，金陵历代帝王庙正殿分五室，即五个龛，每龛里都有入祀帝王的塑像和神牌；北京历代帝王庙正殿内最初也分五室(龛)，至清代改为七龛，每龛里有入祀帝王的神牌。《清实录》、《大清会典》等文献中有清代增祀历代帝王和增设神龛的记载。但神龛到底什么样，没有任何直观的依据。我们曾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等文献资料占有的权威机构以及南京市文物局、南京博物馆等处查找相关资料，但除了找到有关明代洪武年间曾在南京鸡鸣山南侧建“十庙”，而历代帝王庙为“十庙”之首的记载外，没有查到其他有关的线索。为此，西城区有关部门一方面在媒体上发布向社会征集历代帝王庙的原始资料及实物的消息，希望能够收集到一些有关的实物或照片；另一方面要求负责修缮的施工单位在对大殿修缮时注意查找原有的遗迹、遗痕。
　　首先，在景德崇圣殿修缮时发现了神龛的遗迹：在大殿内第三排金柱上，距地面4.8米以下的部分地方没有油饰，可以肯定是原神龛安装的痕迹。三排金柱往北2米多处的地面与别处的地面不同，沿金柱中心线处有一排条石，条石往北2.65米的范围内用城砖顺铺，而大殿其他部位的地面都是方砖墁地，很显然，此处应是神龛须弥座的位置。但单凭这点线索，仍然很难复原大殿神龛。
　　同时，从中国文物研究所传来令人振奋的信息，该所资料中心的同志看到报纸上西城区征集历代帝王庙有关资料的消息后，多方查找，从浩繁的资料堆中找到了1931年北平研究所以常惠先生为首的北京内城寺庙调查组拍摄的20余张历代帝王庙照片，30余张1953年维修帝王庙的照片，还有拆除景德街牌楼的照片及实测图。从照片上，清晰地显示出景德崇圣殿内的部分实景：七座神龛的毗卢帽上雕刻着精美的龙纹木雕，高浮雕的龙首清晰可辨。而垂下的栏板上则雕刻着卷草花纹。尽管大殿中原有的陈设已经不存，案桌、祭器、匾额、楹联不见踪影，但这已经是复原殿堂陈设，包括神龛和神牌最直接的依据。
　　从施工现场发现的遗迹、遗痕看，大殿内神龛须弥座的宽度是2.65米，高度是多少呢?从照片中发现了可以比照的线索：在大殿内景的照片中，须弥座旁放了一把普通的椅子，从比例看须弥座应高于椅子20—30公分左右。据此，中国文物研究所在设计大殿的神龛时，将神龛须弥座的高度定为1.4米，须弥座外侧为汉白玉，内砌城砖，按照大殿各柱间的面阔分龛，龛与龛之间不设隔断，神龛的毗卢帽和栏板采用实木雕刻，贴金，此方案经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徐启宪和中国文物研究所杜仙洲、余鸣谦等专家研讨并认可。
　　但是，这也只是完成了原状陈设的一部分，根据文献记载，大殿中七座神龛至少分为三种类型，即一龛一室、一龛两室、一龛三室，一个龛中最少崇祀3位帝王，最多崇祀40位帝王。但在所有的文献记载和照片上均显示不出何以为室。究竟如何分室，将结合神牌的复原和摆放通盘考虑。
　　2.神牌的复原和摆放。
　　历代帝王庙中入祀的188位帝王神牌是这次需要复原制作的陈设之一。《明史·礼志》中记载：“凡神位、天地、祖宗曰神版，余曰神牌。”神牌也称牌位、神主，是中国独创的一种供奉祖先神灵的木主。中国人相信祖先的神灵不灭，会附在神牌上面。上至昊天上帝，下至平民百姓，活着的人都要通过神牌与祖先沟通，感谢祖宗的恩赐和功德，祈求上天或祖先神灵的保佑。我们的先人对于祖先的神牌是像对待祖先本人一样的恭敬，如“太庙解说词”中曾介绍：顺治八年，清廷曾派出亲贵大臣与明代遗臣，极其郑重地用黄舆将太庙中明代神主移往历代帝王庙。
　　神牌的形制据说是从碑刻上引申而来，以木做成，一般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长方形的木板，有的为素板，有的四周镂刻花纹，有的是仿照斗匾的形状，木牌上书写被供奉祖先的姓名。下部为趺座，有的是长方形，有的是须弥座形。
　　关于帝王庙中的神牌样式、尺寸大小，文献中有一些线索，《明实录·世宗实录》中记载：“……帝王庙名臣牌位，视太庙功臣式。帝王牌位量增高广，以别隆杀。帝王朱地金书，名臣赤地墨书。”《明史·礼志》记载“日、月坛神位，以松柏木制成，高二尺五寸，宽五寸，漆红，金字，……余仿此。”也就是说，明代历代帝王庙的神牌应该与日、月坛神牌相仿。据原女三中1953年的毕业生回忆说，她们上学的时候，大殿中的牌位还在，印象中大约高一尺五、宽四寸左右，红地，牌位上的字写得非常工整，是正楷金字，因年代久远，金字有些发暗。据一五九中学的老师讲，“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牌位均被做成了板凳，一件实物也没留下。
　　太庙、孔庙、天坛的神牌样式、尺寸大小均不相同，尤其是太庙和天坛的神牌，从外表看，表面有一定的弧度，颜色为金色，与文献记载的帝王庙神牌不符。中国文物研究所提供的资料照片上显示出部分帝王和功臣的半截神牌，上部为素板，四周不加任何雕饰，神牌正面为平面。虽然看不到下面的趺座，但参考其他神牌的样式，应为长方形或须弥座形，显得朴素、庄重。根据资料照片上神牌的排列看，原来的顺序已经打乱，有的帝王和名臣的神牌混放在一起，主祀帝王神牌明显比陪祀贤臣神牌高大。但神牌的尺寸到底有多大?如何在七个龛中摆放仍然是个问题。
　　文献记载和《大清会典图》中的大殿陈设图所绘，大殿中龛摆放的是三皇伏羲、炎帝、黄帝的神牌；东一龛摆放的是五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神牌；西一龛分两室，摆放夏、商共40王的神牌；东二龛一室，摆放周32王的神牌；西二龛分三室，摆放两汉、三国、东晋、南北朝共计40位帝王的神牌；东三龛分三室，摆放唐、五代、辽、宋的38位帝王的神牌；西三龛分三室，摆放金、元、明30位帝王的神牌。
　　根据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大殿神龛的位次基本上以朝代的先后为序，按照古代的“昭穆”制度排列，左为昭，右为穆。既然神龛的排列顺序如此，依此类推，每个神龛内各室的顺序亦应如此，关于这种排列顺序，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印证，乾隆五十年，礼部堂官曾因在增祀时将元、魏帝王的神牌排在晋代帝王之前而受到惩处(《清高宗实录》)。
　　按照“昭穆”制度推断，入祀帝王的位次排列仍然是左昭，右穆，但它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昭穆”，因为并不是每个朝代的所有帝王都能入祀，而是要经过挑选，合乎标准。又因为有的皇位承继是父死子继，有的是兄终弟继，所以帝王庙中的入祀帝王是按照每一位帝王登基先后的大排序所采用的“昭穆”制度。“辨庙祧之昭穆”(《周礼·春官·小宗伯》)，一点都不能马虎。《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乾隆元年增祀明建文帝时，乾隆皇帝明确指示要将建文帝的牌位放在明太祖位下。
　　根据大殿中神龛的大小可以确定按照天坛陪祀的帝王神牌尺寸复制帝王庙中夏代以后历代帝王庙神牌：趺座长21公分、宽15公分、高12公分，木牌高55公分、宽15公分，厚2公分，通高67公分。从便于参观的角度，将龛内设计为阶梯状，分为5层，每层高20公分左右。
　　下面就是根据文献记载和研究确定的除了中龛和东一龛以外五个神龛内神牌的排列顺序：
　　西一龛
　　汤 禹
　　小甲 沃丁 太甲 太庚 仲康 启
　　祖乙 外壬 太戊 雍己 仲丁 河亶甲 杼 少康
　　盘庚 南庚 沃甲 祖辛 祖丁 阳甲 不降 芒 槐 泄
　　太丁 廪辛 祖庚 小乙 小辛 武丁 祖甲 康丁 帝乙 皋翱 廑 扃 孔甲 发
　　西二龛
　　汉高祖
　　魏道武帝 汉文帝 汉惠帝 晋元帝
　　魏太武帝 魏明元帝 汉宣帝 汉武帝 汉景帝 汉昭帝 晋成帝 晋明帝
　　陈文帝 魏献文帝 魏文成帝 汉章帝 汉光武帝 汉成帝 汉元帝 汉哀帝 汉明帝 晋穆帝 晋康帝 宋文帝
　　陈宣帝 魏宣武帝 魏孝文帝 魏孝明帝 汉昭烈帝 汉顺帝 汉殇帝 汉和帝 汉安帝 汉冲帝 齐武帝 晋简文帝 晋哀帝 宋明帝 孝武帝
　　西三龛
　　明太祖 元太祖
　　明成祖 明惠帝 金太祖 元定宗 元太宗
　　明景帝 明宣宗 明仁宗 明英宗 金世宗 金太宗 元武宗 元世祖 元宪宗 元成宗
　　明愍帝 明世宗 明孝宗 明宪宗 明武宗 明穆宗 金宣宗 金章宗 金哀宗 元宁宗 元泰定帝 元仁宗 元文宗
　　东三龛
　　宋太祖 唐高祖
　　宋真宗 宋太宗 唐高宗 唐太宗
　　宋英宗 宋仁宗、 唐代宗 唐玄宗 唐睿宗 唐肃宗 辽太祖
　　宋孝宗 宋哲宗 宋神宗 宋高宗 唐穆宗 唐顺宗 唐德宗 唐宪宗 辽太宗 辽景宗
　　宋度宗 宋宁宗 宋光宗 宋理宗 宋端宗 后周世宗 唐懿宗 唐武宗 唐文宗 唐宣宗 唐僖宗 后唐明宗 辽圣宗 辽兴宗 辽道宗    
　　东二龛
　　周武王
　　周穆王 周康王 周成王 周昭王
　　周平王 周夷王 周懿王 周共王 周孝王 周宣王
　　周定王 周顷王 周惠王 周庄王 周桓王 周僖王 周襄王 周匡王
　　周显王 周安王 周考王 周元王 周悼王 周灵王 周简王 周景王 周敬王 周贞定王 周威烈王 周烈王 周慎靓王
　　这样摆放的结果是每个朝代的神牌基本上都是自成一体，参观者比较容易分辨出各个朝代，又基本符合“昭穆”制度的特点。在庄严肃穆的大殿内，体现出一种以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三皇”为中心，历代帝王分列左右的“众星捧月”般的祭祀格局。
　　3.案桌的复原及摆放。
　　祭祀历代帝王有专门的祭器和祭品，这些祭器和祭品是整个祭祀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严格的定制，来源于我国先秦古籍《周礼》、《礼记》、《礼仪》等著名文献，历史悠久。在形成于西周，后又不断充实完善的我国古代礼仪制度中，祭祀礼仪制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历代封建王朝必须遵守的大政要典。
　　历代帝王庙大殿中的祭案、祭器和祭品随着入祀人物的增加而不断调整，至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后最终确定，据《钦定大清会典图》记载，景德崇圣殿三皇神位前共设十八张笾豆案、七个俎案、十八张香案。另外还有三张尊桌、二张接桌、一张福胙桌、一张接福胙桌、一张祝桌等。
　　我们到同是“中祀”的北京孔庙实地测量了各种案桌的尺寸，发现如果按照孔子笾豆案的样式和尺寸(祭案长2.04米、宽1.14米)，帝王庙大殿内根本摆放不下十八张祭案，因为大殿内除中龛外其余各龛的宽度都是4.8米，三个2米多的祭案就是6米多，当年帝王庙大殿中的笾豆案的长度肯定不会超过1.4米或1.5米，即使是这样，大殿内也会显得很满。
　　在忠于历史的前提下，考虑到此次历代帝王庙修复后要按照博物馆的形式对外开放，科学安排展示空间，同时考虑到便于参观，不需要完全按照祭祀的功能复原，因此可以在原有的大殿陈设基础上，减少大殿的案桌数量，每个神龛前摆放一张笾豆案、一个俎案、一张香案，减少十一张笾豆案，相应减少祭器的数量，加大七张笾豆案的尺寸，复原七组案桌。根据帝王庙大殿空间场地，按照北京孔庙案桌的样式和尺寸复原大殿案桌。考虑到大殿中龛较大，再根据实际情况加大中龛祭案尺寸。
　　至于各种案桌的颜色，按照吉礼的要求，应该全部漆以红色，描以金线，这是中华民族尚红的传统，我们是严格按照要求复制。
　　4.祭器及部分祭品的复原及摆放。
　　根据《明史·礼志》和《清史稿·礼志》的记载，每逢祭祀时，每个笾豆案上要摆放一个爵垫，笾、豆各十件，分别用来盛放形盐、槁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和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鱼醢、酏食、糁食等物品；簠、簋各两件，用以盛放稻粱、黍稷，登一件用以盛放太羹，铏两件用以盛放和羹。俎案为太牢，即一牛、一羊、一猪。香案上摆放一个香炉，两个烛台。共计有十八个爵垫、十八个登、三十六个铏、三十六个簠、三十六个簋、一百八十个笾、一百八十个豆。祝桌上摆放祝文，三张尊桌上有七个装满酒的羊尊，“三献”时，每个笾豆案上将有三个斟满酒的爵献于爵垫上，祭祀帝王的神帛按照每个笾豆案所供奉的帝王人数，放在十八个帛篚内，“三献”时献于香案上。可以说，祭祀历代帝王的供品非常丰盛，整个大殿内摆放得很满。
　　历代帝王庙中使用的祭器曾经多次变化，明代时，多用瓷器。根据《清史稿·礼志》记载，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统一定为铜质。乾隆皇帝亲自颁布谕旨“坛庙祭品，既遵用古名，则祭器亦应悉用古制，以备隆仪。著大学士会同该部稽核经图，审其名物度数、制作款式，折衷至当，详议绘图以闻。朕将亲为审定，敕所司敬谨制造。”制造所司的官员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制定了祭祀历代帝王所用的豆、登、铏、簠、簋、爵等祭器样式和标准，大部分祭器为铜质，不加金饰；笾、篚用竹制作。北京市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帝王庙还曾有一套木质祭器，民国时数量基本完整，但后来不知下落。至于铜质祭器的下落，则另有一种说法：民国时期，曾在先农坛举办过坛庙祭祀器物展览，帝王庙的祭器也在展览之列，后来这些祭器就保存在先农坛。解放后，这批祭器又被转移到天坛收存，但至今也是下落不明。
　　这次恢复大殿的陈设，所有的祭器均需复制。因为祭器属于重要的礼器，《钦定大清会典图》中详细记述了所有祭器的尺寸、花纹，但实际上每种祭器的样式是非常复杂的，一件祭器上每个部位的花纹均不相同，因此要复制历代帝王庙中的祭器，需要按照同样的器物翻模复制。参考了天坛、太庙、孔庙的祭器，我们认为应该按照同为中祀的孔庙祭器样式和大小复制帝王庙中的各种祭器，复制数量按照七组案桌数量，也要相应减少。
　　除了复制青铜祭器外，丝质的神帛也需要在陈设中体现。祭祀时向祖先敬献牲、帛的传统非常悠久，专门用于祭祀的神帛，清代由江宁织造设立“神帛堂”，专事织帛，后杭州织造也设织帛工场。祭祀天、地、日、月、祖先分别用不同颜色的帛，帛上织满、汉文字，有“郊祀制帛”、“告祀制帛”、“奉先制帛”、“礼神制帛”、“展亲制帛”、“报功制帛”等分别。
　　历代帝王庙祭祀时，大殿帝王神位用白色“礼神制帛”，每位一端。两庑配位用素帛，不织字，每位一端，一端为两丈。因丝织品不易保存，因此流传下来的神帛很少，见过的人就更少了。经了解，故宫中曾存有少量的祭祀神帛，非常珍贵，因此复制礼神制帛，困难更大一些。按照《大清会典》中礼神制帛的图样，织造丝织品有一定的困难，目前也许只能印制复制品。
　　经过调整的大殿陈列，既没有改变大殿中原有祭祀陈设所体现的推崇三皇祖先地位的格局，又能够改变原有陈设的拥挤感，适合今天对外开放，便于众人参观，还可以减少复制展陈的祭器。
　　三、殿堂陈设与修缮后的历代帝王庙大殿相映成辉，体现了中华祭祀文化的辉煌    
　　目前，历代帝王庙景德祟圣殿内的殿堂陈设显示出清代乾隆盛世时期的庄严神圣的祭祀场景，配合着修缮一新的古建筑，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帝王庙开放以后，凡是到帝王庙参观的人都可以从这一特殊的场景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起到了弘扬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作用。
　　历代帝王庙与太庙和孔庙同为明清两代祭祀先贤的皇家庙宇。中华民国以后，三座庙宇的祭祀功能全部停止，太庙和孔庙虽然对外开放，但它们原有的文化功能并没有充分展示出来，由于太庙是帝王家庙，即使恢复殿堂陈设，也缺乏现实意义。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对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和先贤，这一独特的文化内涵，必然使开放后的历代帝王庙具有博物馆和祭奠先贤的双重功能，通过殿堂陈设既要反映出历代帝王庙的文化主题，又要便于举办与旅游结合的祭祀表演，还要方便海内外华人能够在此祭祀先贤，寻根问祖。
　　历代帝王庙殿堂陈设复原的主要参考书籍有《明实录》、《清实录》、《清会典》、《日下旧闻考》、《坛庙郊祀志》等，参考文章有北京市社科院所作的《历代帝王庙研究报告》，《中国文物报》、《北京文博》等专业报刊陆续刊登的帝王庙研究文章。其他参考资料还有中国文物研究所收存的历代帝王庙老照片、北京市档案馆收存的民国期间历代帝王庙的管理文书，帝王庙文物修缮过程中发现的地面和柱子上的神龛遗迹，柱子上的挂匾遗迹等。
　　此次复原的实物依据是对比类似文物，如孔庙、太庙、故宫、三皇五帝等历史先贤的外地古迹进行对比复原。北京的几大皇家祭祀场所，我们都到现场进行过考察和了解，由于时间的关系，外地的遗迹我们只去了黄帝陵、秦始皇陵、南京历史博物馆、朱元璋的昭陵、承德的避暑山庄等，更多的信息我们是通过委托拍摄的电视系列片来了解，包括互联网上刊登的韩国宗庙的信息。对我们启发和借鉴最大的是天坛、太庙和孔庙，历代帝王庙殿堂陈设复原的一些直接的依据就是来自于天坛、太庙和孔庙的实物。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