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响水之战

李凤权

　　10月14日，即波罗起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发来贺电。边区政府财经办副主任贾拓夫、北线战役指挥部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等到波罗慰问起义部队。他们传达了西北局的指示，正式宣布所有起义部队统一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任命胡景铎为师长，范明任政治部主任，师源任副主任，李振华(尚在西安)任参谋长，姚绍文任副参谋长，范止英任供给部长，李炳荣任副部长，姜哲任卫生部长。骑六师下编五个团，第一团团长张亚雄、第二团团长魏茂臣、第三团团长杨汉三、第四团团长张伟如、第五团团长王永清。
　　胡景铎率全体起义官兵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拥护邓宝珊将军等为和平建国奋斗。
　　通电首先以爱国之志昭示于众：“职等西北子弟，投事戎伍，追随邓(宝珊)高(双成)左(世允)诸公左右，盖欲张靖国军之大义，效命辅邦也。”
　　通电接着揭露了蒋介石排除“异己”、屠杀民主人士的劣迹，又痛斥了蒋介石、胡宗南的卖国政策及其对西北人民的残暴罪行。通电写道：“环视秦中，胡蛮当道，特务横行，绥傅助纣，虐我蒙胞，征索聚敛，人民草芥，父老泣途，妻子夜啼，胡(宗南)假美(国)威，国难无已，论者谓亡秦者胡也，亡中国者蒋也。我西北人宁为蒋胡一家之利而沦为美国奴耶?”
　　通电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坚决反对蒋介石反共内战政策的严正立场：“今抗战甫胜，而蒋胡攻击中共边区之令下矣。战祸既起，败则一任我军之覆亡，胜利亦驱我再战，旦旦戕伐，终至消灭，借刀杀人，其计至毒，我军处境，至此已极端危险。职等不忍见我陕甘父老重历刀兵之劫，更不忍见我靖国军仅存之部队毁于一旦，为自救自保计，不得已拒绝乱命，退出内战，清除特务，还我纯洁。”
　　最后，通电表示了对邓宝珊、左世允等爱国将领的期望：“今后仍当一本初衷，拥护邓副长官、左军长，继续靖国军精神，为和平建国而奋斗。并望我西北袍泽，幡然猛省，奋起图存，驱逐徐(之佳)贼，拒绝内战，则西北军幸甚，西北同胞幸甚！”①
　　胡景铎殷切地期望自己的正义行动能够对邓宝珊、左世允、胡景通等二十二军的将领们产生积极的影响，促使他们早成义举，退出内战，参加革命。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位33岁的起义将领再一次揭露了蒋介石利用杂牌军的阴谋，并对二十二军的命运深感忧虑。他说：“蒋介石是要二十二军为他火中取栗的，二十二军的前途只有死亡。”“蒋介石在取得一次胜利(指蒋军占领张家口)以后，一定会准备疯狂地进攻，会更加紧对杂牌军的压迫，现在是一切非嫡系部队转变的决定时刻了！是为救自己救国家而脱离内战呢？还是与蒋介石藕断丝连，甘心充当内战的炮灰呢?”他警告说：“谁愿替蒋介石当内战炮灰，谁就成为无定河边的白骨。”②
　　但是，胡景铎的殷切希望并没有得到榆林方面的积极反应。
　　波罗起义的消息，像一股强大的冲击波，直冲榆林，辐射西北以至全国。榆林城内人心惶惶，流言四起：“胡老六起义了！”“胡老六把胡老五的老窝端掉了！”“胡老六领八路军要攻榆林城了！”这些消息加剧了榆林上层人士的恐慌心理。而以徐之佳为首的国民党特务们却在一旁暗自高兴，他们早就准备去胡(景通)而代之，自然要趁此机会，上下其手，对胡老五落井下石。他们以胡景通对横山“兵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由，要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胡景通严加制裁。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将军。消息传来使他十分震惊。他身为主官，对国民党当局来说，他确有失职之责，甚至还被疑有同谋之罪。但他对此并不在乎，他的保安团和骑六师都不是蒋介石给的，而是他亲自组建的。骑六师和两个保安团已经被国民党裁撤，今天丢了仅余的一个团也免得他们耿耿于怀，何责可负，何罪之有！令他不能容忍的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部队却被自己的亲兄弟带着投了共产党，而且一直把他蒙在鼓里，这不能不使他十分懊恼。他捶胸顿足，怒不可遏，但却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只好闭门谢客，独自坐在芝圃巷家里生闷气。
　　但这不过是一时的表现，胡景通不能默不作声地接受这样的结局。他重新拾起被他弃之于地的胡景铎起义通电，这才发现在通电后面签名的竟有17名军官，其中居然有薛宏道、张子亚、高乐天、王永清等人的大名。他不相信这些对自己一贯忠诚并受到自己完全信任的将领和军官竟会甘心背己而去，他们很可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出此“不义之举”，或许竟是老六搞的鬼。他似乎从这里看到了一点改变局面的希望：只要他这位副军长兼指挥官亲自出面，这些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定会倒戈归队，并使胡老六束手就范，从而平息这场“叛乱”，扭转眼前这种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局面。他来到桃林山庄，请邓宝珊允许他率领部队去波罗进行“武装劝阻”。
　　17日，响水告急，请求榆林总部紧急支援。
　　胡景通得到邓宝珊和左世允的同意后，亲自出马，率领了十个连，全副武装，奔往响水战场。
　　响水位于无定河南岸，是从波罗北上榆林、南下武镇的必经要道，是无定河以南唯一没有得到解放的军事重镇。坚守此镇的是国民党第二十二军二五六团的一个营，营长萧炳南。
　　王世泰抵达波罗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决定攻打响水，然后把起义部队集中武镇进行整顿，准备配合解放军围攻榆林，以实现预定的北线战役的第一方案。王世泰命令新四旅和教导旅由镇川堡向响水迅速运动，北线指挥部和骑六师指挥部也向响水附近的韭菜沟转移。
　　当解放军尚未到达响水的时候，参加起义的原国民党二十二军骑兵连连长张伟如主动请战，要求率部队偷袭响水。但在张伟如率部接近响水时，其部下朱排长擅自鸣枪(有人说是张伟如暗示)，向萧炳南报讯，遂使偷袭失败。萧炳南发现解放军即将兵临城下，便急向榆林呼救，从而引动胡景通率部驰援。
　　胡景通率部来到响水以北不过10里的白界，安营扎寨，准备第二天进城。他派副官刘杰三先到韭菜沟给胡景铎送一封信，命令他束手认罪，率部归队。这个副官走出白界不远，就被解放军捕获，押送到指挥部。
　　王世泰和胡景铎已经接到了榆林国民党军出援响水的侦察报告，遂决定围城打援，命令主力部队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包围响水堡，其余大部分兵力隐蔽于白界两侧，给救援之敌布下了一个口袋。原以为援军首领是八十六师副师长张云衢，一个极端反动的家伙，及至抓到刘杰三，方知来将是胡景通。这倒使王世泰有点为难了。他与胡景铎研究了情况以后，下了一个“活捉胡景通”的命令，要求打援部队注意，“不要伤了胡老五”。王世泰所以下这个命令，不仅是因为胡景通是胡景铎的哥哥，而且是因为胡景通原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之一，可迫使他参加起义，并担任西北民主联军的领导工作，这对我们彻底解决榆林问题极为有利。
　　20日晚，王世泰一声令下，新四旅和教导旅由南北两面同时向白界发动进攻，对胡景通所部形成钳形夹击之势。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敌军土崩瓦解，四散逃亡，大部分作了俘虏。胡景通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弄得晕头转向，既无还手之力，又无突围之路。他那匹用60石米换来的战马已被流弹击毙，自己眼看着要当俘虏。就在这个紧急时刻，解放军新四旅和教导旅发生误会，自己人对打起来。胡景通趁此火力转移的机会，在几名护兵的掩护下逃出了重围，败回榆林去了。
　　胡景通回榆以后，心灰意冷，情绪沮丧，后悔自己没有听习仲勋的话，往后的命运如何，他已经毫无把握。没有多久，蒋介石下来手谕：“查胡景通督率无方，撤职查办，着即押解进京，听候处理。”蒋介石又命令刚到榆林的国民党二十八旅旅长徐保逮捕胡景通，押解南京，但被邓宝珊制止。邓宝珊亲自把胡景通送到南京，向蒋说情，又经张群(原在胡景翼的国民二军任过警务处长)的斡旋，蒋介石才未进一步追究，给了胡景通一个国防部部员的闲职，将其软禁于南京。直到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以后，胡景通又复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原职，回到西安，转赴包头，与三十五军军长董其武将军一同起义，参加了革命队伍。
　　21日，解放军集中兵力攻打响水，歼灭了全部守敌。
　　响水战役结束后，王世泰和胡景铎率领的解放军和起义部队就积极准备实行原来设计的第一方案——向榆林进军。就在这个时候，西北局来电指示，边区南线情况紧急，暂停进攻榆林的计划，着令王世泰所部即刻南下。
　　原来，胡宗南派往陕南围截解放军中原突围部队的几个师，尾随王震所部已到边区南部边界地带，胡宗南随时都可能对边区大举进攻，遂使南线情况紧张起来。为了不使我军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南线敌人，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决定暂时放弃进攻榆林的计划，并派代表与榆林方面进行谈判，以不打榆林为条件，要求邓宝珊率部起义，参加西北民主联军，或者在战争中保持中立。邓宝珊说，他“革命没有力量，反革命更没有力量”，即所谓“虽有起义之志，而无起义之力”③。他对解放军不打榆林表示欢迎，并保证在内战中保持中立态度。于是，以响水之战的胜利为标志，北线战役即告结束。
　　横山(波罗)起义后成立的中共榆横特委对北线战役作了如下的总结：
　　“此次北线战役，以胡景铎波罗起义为起点，而以歼灭胡奎僧(即胡景通)增援军占领响水为终点，时仅10日(10月12日——22日)，期间经过连续不断的胜利，克服北线敌人强固据点25个，瓦解与歼灭敌军40几个连，占其总兵力三分之一以上，解放榆横人民10万以上。由于这些胜利粉碎了北线敌人进攻绥区(绥德地区)的阴谋，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增强了我方的力量，巩固了阵地，鼓励了士气，提高了人民斗争情绪，造成了以后固守北线斗争中的有利形势。”④
　　① 此通电刊于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0月23日头版头条。
　　② 普金：《无定河畔高举义旗的胡景铎将军》，刊载于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1月18日二版。
　　③④ 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榆林和平解放》，第31页、49页。
　　

横山起义/李凤权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