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政治整训

李凤权

　　11月27日，榆横新区各界人民代表和社会贤达在武镇隆重地举行了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新的政权机构——榆横行政区政务委员会。委员会由五人组成，胡景铎任委员会主任，王恩惠、史文秀任副主任，曹雨山、赵彦卿为委员。行政区下辖横山、镇川两县，李坤润任横山县代理县长，史文秀任镇川县政府办事处主任，代行县长职权。在县区内建立了区、乡两级政权。从此，在陕北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2万多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榆横新区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那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400多万军队已经倾巢出动，向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在积极防御作战中，主动地放弃了很多城市和地方。蒋介石和他们那些将领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胜利和共产党的失败，气焰特别嚣张。一时间，在中国的天空，阴云密布，在神州大地，恶浪滔天，大有天崩地陷之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横山起义和北线战役的胜利，出现了榆横解放区，它的出现不能不在西北以至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榆横民主政府一成立就宣布了三项政策：免粮免税，救济贫苦，减租减息。这三项政策受到榆横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这里的农民已经被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地方豪绅的残酷剥削推到了极端贫困的绝境，新政权的建立和新政策的颁布，使他们绝路逢生，他们怎能不欢欣鼓舞呢？！他们衷心拥护民主政府，坚决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他们在自卫战争中积极支援前线，支援人民军队，为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深秋的陕北，朔风猎猎，寒气袭人，无定河两岸一片萧瑟，预示着又一个寒冬将要到来，而骑六师的官兵们却感觉到，他们将在一个温暖的环境里度过一个不平凡的冬天。想到起义以前，他们被蒋介石、胡宗南列入另册，经常缺粮短饷，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从1943年起，蒋介石没有给他们发过棉被，旧被子翻来翻去，四面开花，他们无可奈何地美其名曰“花四格”。棉衣总是到深冬，甚至迟到腊月三十才发，而且质量极差，据说这是对保安部队的“特殊优待”，他们把这种棉衣戏称之为“保安呢”。如今，冬天还没有到来，解放军后勤部就给他们送来了里面三新的被褥和棉军服。抚摸着这些棉被棉衣，他们已经开始领略到了革命大家庭里的那种不同寻常的同志情谊和温暖。
　　民主政权建立以后，起义部队的主要任务转向政治整训，就是学习和改造，学习新理论、新作风、新纪律，改造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使这支部队成为党领导下的真正的革命队伍。
　　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为了帮助起义部队完成这项任务，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又从延安、绥德等地选派了一批素质较高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参加起义部队，在各团各营担任副职或其他职务，以加强起义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政治整训。师党委书记兼师政治部主任范明和政治部副主任师源是进行整训的主要领导者。范明给新来部队的政治工作干部们介绍情况和任务的时候说：“整训工作比起义工作要艰难细致得多，人起义容易，思想‘起义’难。要让起义军官来个脱胎换骨，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把旧军队改变成新型的人民军队，把旧军人改变成无产阶级的新战士。”
　　范明对横山起义部队作了如下的评价和分析：“这支部队比起国民党其他杂牌军，相对来说，人员比较纯洁，有一批骨干力量，思想比较进步，部队的作风和纪律还有一定基础。但是严格要求起来，与新型的人民解放军作比较，作风散漫，军纪不严，官兵不能平等相处，军民不能平等相待，尤其是那些老军官，还有相当严重的军阀习气，贪污腐化，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江湖义气，贪图享乐，吸大烟、赌钱等现象屡有发生。即使在广大劳动人民出身的士兵中，阶级觉悟还不高，不明确为谁杠枪，为谁打仗，还不能摆正军队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有些人对我党的政策、军队的宗旨一知半解，对军队的纪律缺乏认识。一部分人思想上还有疑虑，个别人想开小差，尤其是那些被裹胁过来的军官，当面一套说得好，背后一套吹阴风，过不惯我们的艰苦生活，达不到升官发财的目的，怕苦怕累怕受歧视，存有戒备心理。”
　　他把起义部队的思想状况分为三类：“一类是思想进步，决心革命到底，知难而进，不怕磨练，这是绝大多数，包括青年军官在内。二类是有疑虑，存戒心，怕这怕那，不十分了解我党政策，这是小部分。三类是抱有个人目的而未能得到满足，对革命还没有认识，仍然迷信国民党那一套，不相信共产党会创建新中国，这是极少数，主要是旧军官、老军人。因此我们提出：来去自由，完全自愿，不强留，不迫害，不歧视，保证人身安全。”①
　　顺便交代一下：共产党的“来去自由”政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那些原本并不赞成起义，实际上被起义部队俘虏过来的老军官，如张子亚、薛宏道、武之缜等人，起初还不相信党的这项政策，在经过一段亲身生活体验以后，他们对共产党光明磊落的作风和以诚相待的态度感受至深，但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即共产党能否打败国民党的问题上，仍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仍然想回榆林，回到老路上去。当他们以试探性的方式提出了这个要求的时候，很快得到联防司令部的同意，并且派人把他们护送到榆林。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胡景通对于自己这些亲信的回归并不欢迎。他非常生气地说：“你们走了就是了，为什么又要回来?你们走的时候让我挨了一刀(指蒋介石对他的处分)，现在你们回来，又要叫我再挨一刀(他担心国民党特务追究他的‘通共’嫌疑)，这是何苦呢?”然而，他们终究逃不脱历史规律的制约，两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在榆林和包头自动参加了起义。不过今非昔比，1949年的起义与1946年的起义，其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是很不相同的。
　　范明对骑六师情况的介绍和分析，非常全面、深刻地反映了这支起义部队的实际，对起义部队的政治整训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政治部领导下，以边区派来的几十名政治工作干部为骨干的政治整训，首先从纪律教育开始。他们深入各个连队，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大讲革命纪律的内容和涵义，大讲解放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优良传统，并在各个连队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他们以身作则，事事带头，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教育起义官兵，在起义部队中树立新的风气。接着是阶级教育。他们用对比的方法进行这种教育，把解放区与蒋管区对比，把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对比，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比，摆事实，讲道理，变传统，挖苦根，以提高起义官兵的阶级觉悟，分清敌我界限，树立爱憎分明的革命立场。在政治教育的同时，也进行军事教育，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并进行一些实际训练。
　　这种基本上属于感性阶段的政治思想教育，对于刚刚踏进革命大门的起义官兵来说是新鲜事物，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并产生了初步的成效。但是思想改造是非常细致、非常具体的工作，对于这样一支拥有几千人的起义部队的改造，仅仅依靠几十名政治工作人员是远远不能胜任的，而且武镇这个地方在当时情况下也不是久居之地。因为在不久以前这里还是国民党军队长期盘据的军事重地，地方风气不好，而且距离榆林很近，王永清和张伟如的叛逃也给起义部队带来某些消极影响。所有这些，对起义部队的整训都很不利。
　　在政治整训进行到三个星期的时候，发生了高乐天密谋反叛的事件。高乐天原任保九团第三大队队长，是个思想极其反动的旧军官，他完全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归顺了起义部队的。进驻武镇以后，他便与一团营长高海祥、团部供给主任刘俊山、三团营长高应、团附张世杰等几名思想落后的军官串通起来，密谋发动武装叛乱，搞垮起义队伍，回榆林请功。胡景铎、张亚雄对于他们的活动已经有了觉察，有所防范。在他们将要暴动的时候，刘俊山忽然发现情况对他们不利，来了个反戈一击，主动向张亚雄团长投案自首，遂使高乐天的阴谋暴露无遗。胡景铎闻讯后，立即和范明、师源等作出决定，命令排长以上的所有军官到师部紧急集合，当即监禁了高海祥、高应及一些可疑分子。高乐天和张世杰接到集合命令后，心虚生疑，二人合乘一匹马仓惶逃逸。胡景铎和范明向全体军官说明了事实真相，进一步解释党的政策和军队纪律，稳定了起义部队的情绪。
　　在高乐天阴谋暴动事件平息之后，胡景铎和范明等骑六师的领导者们，就部队的整训问题和前途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将起义部队的情况向西北局和党中央作出详细汇报，请求指示。
　　毛主席看了他们的汇报，当即作出决定，命令胡景铎和范明率领全体起义部队到延安进行整训。
　　毛主席的这个决定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当时在延安工作的一些同志，特别是担任保卫工作的同志，感到不解和忧虑。因为这毕竟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他们担心在胡宗南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在全国战局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把这样一支起义不久、人数相当多的部队调到延安，调到革命战争指挥中心，会不会出乱子，会不会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构成威胁?他们不放心，密电范明询问究竟，了解范明等领导者们有没有控制这支起义部队的能力和把握。范明当即复电，备述了骑六师的基本状况，以及调进延安的利弊得失，明确地表示了他对毛主席这一英明决定的坚决拥护的态度，以消除延安同志的顾虑。
　　毛主席的这个决定确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它显示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博大的政治胸怀。毫无疑问，这个决定也表示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胡景铎、范明等骑六师领导者们的信任和支持，对骑六师这支起义部队的重视和爱护。消息传来，起义部队的官兵们无不感到莫大的荣幸和鼓舞，尤其是胡景铎和他的战友们以及那些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圣地的青年官兵们，情绪万分激动。他们长期以来所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们怎能不感到庆幸和激动呢？！
　　“整理行装下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昂扬的革命气氛笼罩了整个骑六师。
　　① 范明的这些话，引自左文辉所写《我参加对榆横起义部队进行政治整训的经过》(初稿)。左文辉原在绥德军分区教导大队工作，1946年10月20日调到骑六师，先后在二团、一团任副团长和团党委书记、师党委委员。
　　

横山起义/李凤权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