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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抗日战争前期边区的农业/第一节 边区的传统农业/二
黄正林
二、传统农业的耕作水平
边区传统农业耕作水平是很低下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农业生产力落后。边区农业生产使用的仍然是传统的农具。主要农具包括：整地农具有铁锹、铁镢、铁耙、犁、榔棰；中耕用的有大锄、小锄；灌溉工具有辘轳、水槔、马拉水车；收获工具有镰刀、铁叉、木叉、连枷、碌碡、风车、簸箕、木桶；运输用的有毛口袋、筐子、担子；制造用的有碾子、石磨、石磙、椎臼等。在整个农业生产系统中，这些工具是不可缺少的。边区的农具除铁铧必须购买外，其余均可自己制造。但在许多落后的山区和穷苦人家，没有必备的农业生产工具，如耕地没有耕牛、犁铧，只能用人力拉犁或用镢头挖地；收割没有镰刀，用手拔。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工具的不足，决定了边区的传统农业是很落后的。
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畜力的多少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方面。“所有的农家，都希望有一头牛或一头驴。他们十分爱护自己的‘牲灵’，有了‘牲灵’，他们自己的土地就可以很好的耕种，而且给他们供给很多的肥料，使土地的生产量增加。充足的人力，再加上充足的畜力，这就是农业小生产者崇高的理想。”①畜力的多少在边区传统农业生产中作用是很大的。
边区畜力主要是牛和驴。耕牛比耕驴的力量大，耕地深而均匀，一犋耕牛年可耕地80垧左右，而耕驴仅有40垧左右，且力量小，耕地浅而不均匀。耕牛多为大户所使用(如有耕地80垧以上)，小农户多饲养耕驴，主要原因是“土地少而驴之用途多，饲养费亦少”。在边区农业生产中，驴是最主要的畜力。它的用途有三个方面：“一为农业上畜力之供给(包括耕、打场、送粪等)及日常服役(如拉磨、压碾、乘骑等)；二为肥料之重要来源；三为副业经营的运输力量(如贩炭、贩盐、贩粮、贩货等)。”②张闻天在神府县的调查同样反映了农户愿意养驴而不愿养牛的问题。他说：“一条好牛，年可耕地七十至八十垧，甚至一百垧。这种好牛，现在小生产的农民是不养的。这种牛现在值七百至八百元，一天要吃干草十五斤，三升黑豆料，小生产的农民实在养不起。”“普通驴年可耕地十五至二十垧，现值二百至三百元。一天吃十斤干草，半升黑豆料。”③显然，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养驴比养牛更划算。因此，边区传统农业耕作中，使用驴耕比牛耕广泛。尽管养驴对小生产者农民来说更实惠，但许多农民连驴也养不起。表3—2是绥德县两个乡、保的耕驴状况。
表3—2的双湖峪九乡是绥德农村耕驴较多的地区(这里未经过土地革命)，全乡220户，只有耕驴130条，特别是贫农108户，仅有耕驴49.5条。延家川三保(经过土地革命)370户，只有耕驴103.5条，其中236户，有耕驴不足80条，贫农125户，有耕驴16条。足见，无论是否经历过土地革命，都存在着耕驴不足的问题。畜力不足是造成边区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农业耕作技术的落后。边区的农业是粗放经营，技术含量是很低的。就施肥而言，在边区农业生产中，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一般播种时，不施任何肥料，地力的恢复主要是靠休耕，如三边分区和陇东分区的一些地方就没有上粪的习惯。只有土地不足的地区才施肥料，而边区当时只有天然肥，主要是人粪、猪牛羊粪、草木灰等。如绥德、米脂地区，“因为土地缺乏，没有休种制，故肥料的搜集，极为农民所重视。每个农家都有厕所，在路上也常见到老人或儿童提着粪筐拾粪。”④神府县一些村子的农民，“都以粪的搜集，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工作。每家都有自己的茅厕，决不轻易去自己茅厕以外的地方去排泄，……勤奋的农民(连女人与小孩)还清早起来到外面去拣粪。”⑤因此，在人多地寡的地区，粪的有无和多寡是影响农业生产质量的最主要因素。
在施肥的地区，施肥的方法和数量也不相同。如米脂县东部山地“夏作物每垧上一布袋至二布袋半驴粪，一筐人粪。秋作物可以不施肥或上一至二布袋驴粪，三分之一筐人粪”。⑥可以看出，即使施肥，数量也是很少的。在施肥时，一般山地只用基肥，不用补肥，只有水地才施补肥。就田间管理而言，也是粗放经营。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农作物播种后，除了收割，很少有其他管理措施。如边区许多地区就没有给作物锄草、松土的习惯。
正因为农业生产力低下，耕作技术落后和粗放经营，造成边区粮食亩产量是很低的。根据已有的研究，边区几种主要粮食平均亩产量为：小麦45—90斤，谷子60—90斤，糜子60—105斤，玉米45—120斤，高粱35—75斤，荞麦60—75斤，洋芋350—600斤，豆类30—75斤，油籽30—75斤，棉花10—15斤。⑦由于耕作技术落后，单位面积产量低下，因此，抗战时期，边区增加粮食总量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来实现的。
①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17页。
②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6—7页。
③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16页。
④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10页。
⑤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17—18页。
⑥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10页。
⑦阎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