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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抗日战争前期边区的农业/第二节 农业劳动力的组织和调剂/一
黄正林
一、边区农业劳动力存在的问题
边区传统农业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就造成了劳动力的分散和分布的不均匀。在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有的存在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却存在着劳动力剩余的问题。
在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地区的绥德、米脂，人多地少，是典型的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地区。柴树藩等人在绥德、米脂的部分乡村对劳动力和土地关系的调查情况是：
惟据米脂印斗乡九保调查，全保人口共计一千六百零二人，男性整劳动力三百八十九人。又据绥德马家沟的调查，全村人口二百六十七人，男性整劳动力六十六人。绥德义合后思家沟的调查，全村人口四百零六人，男性整劳动力一百零一人。男性劳动为与全体人口之比例为一比四，这个比例一般有效。依此推算，绥、米二县人口共计约二十六万人，男性全劳动力当为六万五千人。若将全境商人、盐工、手艺工人、游民等估计为全部男性劳动力数量之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二，其数量当为六千五百至一万三千人。因此，绥、米两县男性农业劳动力数量当在五万二千至五万八千之间。
撇开土地分配关系，仅从农业劳动与耕地数量之简单对比，已可对两县土地之缺乏和劳动力的过剩程度得一鲜明印象。一个整劳动力若充分发挥作用，并得到畜力配合，其耕种面积平均为20垧。52000至58000个整农业劳动力之耕种面积应为104万垧至116万垧，而实际上，绥、米二县耕地面积不过50万垧，相差一倍以上。①
我们如果以“一个整劳动力若充分发挥作用，并得到畜力配合，其耕种面积平均为二十垧”来计算，绥、米二县的50万垧耕地，需要约25000个劳动力就足够了。因此，绥、米两县至少有27000个剩余劳动力。
在绥、米两县因土地不足而产生的过剩劳动力，为了谋生只得外出打工或举家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据米脂印斗乡九保调查，在全村389名劳动力中，到‘南路’(指延安等地)跟工的21人；在外路种地的13人(即一年一部分时间到安定等地种地)；经常在外赶牲口的14人，合计即达48人，约占全村劳动力八分之一。至于全家南移的，尚未计算在内。”②
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劳动力过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贫农阶层的劳动力过剩，他们依靠出卖剩余劳动力来维持生计。如绥德县党家沟“贫农中62%以上户数出卖一部(分)或大部(分)劳动力，50%以上户数出卖其劳动力大部(分)。”米脂县印斗九保“一个保中当长工的21人，揽短工而以一部(分)时间从事自家劳动者56人。”③
在经历过土地革命的神府县也存在着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张闻天在神府县直属乡的八个自然村调查的劳动力与土地关系如表3—5。
根据边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每个男子全劳动力配以必需的畜力与劳动工具，平均可耕种20—25垧山地。而表3—5所反映的神府县直属乡的八个自然村的情况是438.5个劳动力耕种4877.8垧土地，每个劳动力实际耕种土地11.12垧，与实际能够耕种土地的能力相差半数以上，即一个全劳动力全年有半数时间是闲置的。可见，劳动力剩余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这种劳动力的过剩在各村的具体表现，即许多农民对于耕地不够的叫喊。某些农家需要租入或典进土地，及某些全劳动力在村内实行‘打短’，找寻额外收入。”④
相反，一些地区，却表现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特别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区，“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是远落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之后，在这些地方，虽然有大量移来的新户，而劳动力仍然感觉不足。”⑤靖边县龙州区三乡有140户农民，1943年需雇长工一人以上的64户，实际雇到的只有26户，有38户未雇到。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是少扩大耕地1520垧，少打粮食760石。⑥特别是农忙季节，尤显得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延川县三区有1112个劳动力，1943年夏季需要锄草的耕地有“13956垧，其中棉花2120垧，麦子8301垧。据各乡同志谈，一般秋庄稼锄两次，共11836垧，平均每垧用工两个半，需人工29590个；棉花2120垧，最少锄草四次，每垧平均五个半工，共需人工10600个；所种8310垧麦子，收割时每垧需一个半工，共需12415个工，以正式劳力1112个(40天)计，缺8141个人工。”⑦造成这些地区劳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耕地面积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增加的速度。如1936年边区的耕地面积是843万亩，1939年是1004万亩，1943年是1377万亩。⑧边区的人口基本保持在135—140万人左右。⑨二是人口流动过于频繁，即青壮年人口外流(主要是参军)和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流动(主要是参加当地新政权的行政工作)，而前者是主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所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许多青年参加了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总后方，边区曾经动员了3万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此外，还有许多人参加了地方工作与各种抗日组织及工矿企业，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⑩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边区农业劳动力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但就总体而言，边区的劳动力存在着不足的问题。特别是随着边区非生产人员的增多，粮食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在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亩产量都十分低的情况下，增加粮食生产总量的主要途径是开垦荒地，增加耕地数量。开垦荒地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边区现有的劳动力以及劳动力分散的状况难以适应大面积开垦荒地的需求。因此，就需要引进劳动力和把边区现有的劳动力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
①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12页。
②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13页。
③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13页。
④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13页。
⑤《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⑥《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⑦刘奋生：《延长三区锄草中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7月19日。
⑧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85页。
⑨关于边区人口统计不是十分准确，抗战初期边区面积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由于国民党的磨擦，边区大约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占领，到1941年边区面积是9.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5万人；1944年边区的人口约142万人(《史料摘编·总论》第1编，第10、14、15页)。
⑩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