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回忆1930至1932年陕北特委领导下的斗争*—2

赵伯平

　　(二)立三路线在陕北的传达与纠正
　　1930年8月上旬，到达陕北不久，我就为“左”倾路线和陕北特委的隶属关系弄得很伤脑筋。从刘澜涛和苏醒民的口中得知，在我到绥德的1周前，北方局已派了两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一个叫孔祥祯，一个叫高维翰(后名李杰夫)，来传达立三路线。同时还说北方局已决定陕北特委划归北方局直接领导，不再归属陕西省委。这样，省委任命我的特委书记是否有效就成了问题，因此我没有参加孔祥祯和李杰夫的传达，也没有马上就职，给省委连忙写了一个报告，就去义合镇检查工作。义合镇有个高小，党的支部负责人是范子文，还有党员刘汉武、刘成武、马化林等人。我听了他们的汇报，住了些时日，后又回到绥德，这时省委回信已到，指示说照样传达省委二次扩大会议精神，组织关系仍由省委领导。于是我就准备任职并做传达会议精神的准备，但时隔1周，临时省委又来第二次指示，同意传达立三路线，陕北特委划归北方局领导(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亦属北方局领导)。
　　农历八月中旬①，陕北特委在绥德城西合龙山的一个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我外，还有孔祥祯、高维翰、刘澜涛、苏士杰、张心余(张德生)、白明善(乐亭)、李文芳、常应黎(常黎夫)等，共计20余人。当时，刘志丹到了绥德，被县国民党部的人发现，开会的前两天离开了绥德城，是否参加会议已记不清了。
　　会上，刘澜涛首先宣读了立三路线的文件，高维翰做了一个发言，介绍苏联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后会议决定陕北要搞武装暴动，在组织上取消党、团和工会的日常工作，合并成一个准备暴动的行动委员会。
　　会后，我仍住三保太客店。一天武养善突然来到客店，见我仍未起床，催我赶紧起来，不让我梳洗，就一同到城内杨重远的家里。吃早饭时，白乐亭来到说：“有人传说从南路来了两个共产党，一个姓赵，一个姓张，敌人正在捉拿这两个人，已去过义合镇的高小。”我知道这是指我和张仰成两个人，张虽没有来，但省委原来决定他也来陕北。当时我化名康和煦，陕北的同志称我“老康”，尚不知道我的真名字，肯定是西安有叛徒出卖了我们。吃过饭后，杨重远送我到农村避风，到城门口一看，敌人已增哨加岗，盘查极严，见到学生装束的人更不轻易放过，此路危险，改走东门。这里只一个哨兵，在太阳照耀下，正闭目养神，我大摇大摆地出了城门，然后坐船过了无定河，直奔义合镇霍维德的家中。在这里我住了半个多月。
　　在我避居义合镇时，曾召开了行动委员会议。研究委员分工，确定行动任务。我担任书记，李文芳任常委兼秘书长，常立德(手工工人)、常应黎任常委，孔祥祯任常委兼军委书记，任命谢子长、刘志丹为陕北暴动的正副总指挥。会议还决定：印制反抗国民党、进行暴动的革命口号，制造舆论；发动神木高志清部的一个连(内有党员近10人)起义，由横山拉下，交由刘志丹、谢子长指挥；特委机关由绥德迁往榆林等。会后，大家分别行动。
　　高志清部的骑兵连②，在几个党员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后由神木拉向安定③。由于路途较远，起义的思想准备不够充分，行军中途大部散失了，最后失败了。制定的标语口号，分别张贴各处，但因无实力，不仅未起什么作用，反而暴露了自己，引起了敌人的警惕。
　　特委迁往榆林，也出了问题。刘澜涛和张心余去榆林时，骑骡子一路走。这时敌人已非常警觉，他们刚刚出绥德城，敌人就怀疑起来，敌人追上盘问，一个姓刘，一个姓张，姓氏虽不十分对，但与追捕的人长相类似。再一搜查，发现刘澜涛带有会议开支的收据，张心余带有一本进步小说，于是被当做嫌疑犯加以扣押。以后我和常应黎多方营救，通过杜斌丞(杜是常的舅父)的关系，才将他2人释放。
　　就这样，立三路线还在酝酿阶段，就遭到了破产。
　　*本文节选自赵伯平的《中共陕北特委领导陕北人民革命斗争概述》，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注释：
　　① 中共陕北特委合龙山扩大会议，于1930年10月初举行。
　　② 骑兵连，应为手枪连。
　　③ 安定，即今子长。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