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回忆1930至1932年陕北特委领导下的斗争*—1

赵伯平

　　1930年6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后①，我被任命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1932年秋离开，任职两年多。在我任职期间，陕北的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复杂。一方面，蒋介石及其他在各地的代理人，确立了其反动统治，疯狂镇压革命运动，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党内出现了立三、王明错误路线。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担任陕北特委书记的。
　　(一)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和我去陕北的旅程
　　1930年2月，临时省委要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杜衡与我商量会议的地址，我提议地点可选择在我的家乡——蓝田县的农村，这里有利于隐蔽和保证安全，杜同意了我的意见。麦收时节，我偕杜衡回蓝田县南原上的巩村，这里有一个区立高小。我于1923年中学毕业后，在这里做过3年教员，人地皆熟。因逢麦收，该校放假，只留1个门夫牛师，是开会的理想地址。我向门夫和创设这所学校的村中士绅们说：“西安城里一些教员，要来农村度夏，准备在这里住上几天。”这些人满口答应，会议地点就这样决定了。
　　不久，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了。出席会议的有杜衡，王芾南，焦维炽，陕北特委书记吉国祯、特委常委兼团特委书记张文华，还有我和黄子文共七八个人。会开了五六天。主要内容是传达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杜在会上有个发言，向大家介绍南方红军的斗争以及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会上还做了一个决议，内容已记不清了。组织上也有一些调动和任命。原陕北特委书记吉国祯被任命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到省委工作。黄子文和我补选为临时省委候补委员。会后返回西安，研究分工问题。这时决定我接替吉国祯的陕北特委书记职务，张仰成(未参加会)接替陕北特委常委兼团特委书记张文华的职务，黄子文到渭北开展工作。决定后焦维炽交给我一些党内文件，计有古田会议决议，以及省委刊物《斗争》(64开本)，内有《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的重要选段。这时我便积极做去陕北就职的准备。
　　首先，我与当时不在西安的张仰成联系，约他在潼关某旅馆会面，然后同去陕北。
　　其次，是考虑怎样才能安全的把文件带到陕北，这是我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我买了两盒饼干，吃了一些后把文件放在饼干中间。7月初，我手提饼干盒，携带皮箱和毯子，搭乘从西安开往潼关的汽车。我把饼干盒放在汽车后舱的座位底下，这里光线较暗，军警在车门张望时没有发现，只检查了行李和皮箱，因而闯过了第一关。
　　到潼关下车后，我雇了东洋车直奔潼关城。第二天，便从潼关出发过黄河到达山西的风陵渡。以后我又经汾阳到柳林县境过黄河，然后坐马车到绥德，前往历时将近10多天，才到达陕北。
　　到绥德后，我住在一个名叫“三保太”的小客店里。省委让我和绥德四师的教员苏士杰(又名苏醒民)接洽，并写有介绍信，他是陕北特委负责人之一。苏把信又交给刘澜涛(刘当时是特委常委兼秘书)。刘看了介绍信后，才知道我是特委书记，他到客店见我时，发现带来了许多秘密文件，感到非常吃惊，问我为什么不交给交通亲自带这些文件，我说：“这是省委给的，要我亲自带来。”
　　*本文节选自赵伯平的《中共陕北特委领导陕北人民革命斗争概述》，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注释：
　　① 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亦称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于1930年7月上旬举行。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