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回忆1930至1932年陕北特委领导下的斗争*—3

赵伯平

　　(三)立三路线的纠正和陕北特委工作重心的转变
　　1931年1月，陕北特委迁到榆林。这时，王芾南(王林)从北方局回来，途经陕北，向特委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纠正立三路线。王先向特委传达，因为立三路线不切陕北实际，大家一致拥护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后王又到米脂、绥德等地向各县传达，至此，立三路线得到了纠正。同时又把党、团、工会分开，恢复了这些组织的正常工作。
　　立三路线的破产和纠正，使我们重新考虑党如何在陕北活动的问题。这时我和特委的同志常常下乡，接触实际，调查研究，对陕北地理和历史，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党的力量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我觉得当时陕北有这样一些特点：
　　1、经济落后，土地集中，人民贫困。陕北工商业极不发达，农业落后，工农业产品不能自给。工业仅有榆林的1个织毯厂，其他县几乎无工业和手工作坊。商店很少，只有一些客栈和饭馆。农业除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水平较低以外，与关中大不相同的一点是土地集中，大地主较多，封建剥削严重，佃农租种土地，当地叫“安伙子”，肥料、农具、牲畜完全依赖于地主，因此收获时，时常倒三七开或二八开①。因为地瘠民贫，粮食收获无几，无定河两岸大量种植罂粟以维持生计，加重了农业经济的落后性，农民生活非常贫困。
　　2、统治力量相当薄弱，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武装斗争。陕北的太上皇当时是割据陕北的小军阀井岳秀，井当过陕北镇守使，属下有两个旅，一是刘润民旅，一是高双成旅，高旅是井的嫡系。两个旅分住在神府、榆林、绥德一带，兵力相对分散。井是入驻陕北的外乡人，对当地地主豪绅掌握武装心存疑惧，加以限制，因此地方反动民团为数较少，加以陕北地形复杂，广大地区处于丘陵地带，村与村之间，峁沟交错，北依长城，西临子午岭，东靠大河，有广大的腹地可以迂回，便于隐蔽，适宜开展武装斗争。
　　3、党的组织建立较早，与人民群众有良好的联系。远自新文化运动时，李大钊就派李子洲回陕北工作，他们在陕北建立了冬学制度。农闲时，组织农民到冬学学习，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这一制度以后一直坚持，成为党领导群众的重要纽带。教育机关的党员很多，农村也发展了一批党员，有开展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根据以上的认识和分析，我们自觉地进行了工作重点的转变。确定党在农村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革命力量；在城镇是隐蔽力量，保存骨干，发动群众，等待时机。为此，我们进行了以下几项革命斗争：
　　1、建立革命武装。1930年12月12日后，延川县共青团员高朗亭到榆林向特委请示工作。高向常应黎汇报说，延川县折家坪有个反动民团，他想夺取民团的枪，建立革命武装。常说要高朗亭等些日子，见到刘志丹、谢子长后再决定行动。常并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我说应当找高朗亭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再做决定。常去找高时，谁知高竟负气走了。特委觉得这是件大事，立即召开常委会进行研究。后通过延川县委，派刘善忠帮助高计划此事。正月十五日②那天，他们派了几个人携带香烟等礼品到民团驻地伪装慰问。凑巧，民团团总不在，团丁十分大意，就在他们抽烟谈笑之时，埋伏在外的人一拥而上，把枪下了。从此建立了陕北第二支革命武装(习惯上把失败的骑兵连起义作为第一支武装)。他们打土豪，分财物，搞得敌人十分惊慌。后来他们要向特委汇报工作，我们派人与高接头，以中共陕北特委名义命名这支部队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委。同时指示他们再向杜甫川一带活动，以打土豪、分财物为主要任务，不要搞土地革命，因为还无这样的条件，他们接受了特委的指示，还给了特委一些钢洋做活动经费。第九支队不仅保存下来，而且成长壮大，最后加入陕北红军的主力部队。
　　1932年6月，我外出巡视工作，到达神木沙峁头高小，这个学校的党员王兆卿(后牺牲)、王兆相、杨文谟向我汇报说，他们已从山西弄来了8条枪，准备拉起队伍，搞武装斗争。我考虑他们的枪支太少，时机也不成熟，要他们物色可靠人员，先进行政治和军事教育，等枪支再多些时，开展武装斗争。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做了必要的训练和充分的准备，选择有利时机，成立了革命武装。这些同志以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的骨干。
　　2、大力开展军运。这是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先是派杨重远去高培五旅③，因为该旅陕北人多，还有地下党员，有一定基础，后来刘志丹去王子元旅搞军运工作。他们给特委写有报告，经常请示工作。记得刘志丹派与特委的联系人是马云泽。高培五旅在山西平定驻防，一个名叫万启贤的党员，在山西省委刘天章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后命名为红二十四军。万启贤任军长，山西省委常委小顾(化名)任政委。该部以后一直打到河北阜平，沿途消灭不少地方武装。后来敌人一个旅长伪装进步，以要求起义请万军长给官兵讲话为名，把万启贤和一些干部诱骗到该部。万在给敌官兵讲话时被敌人打死，小顾被俘，同行50余人大部分牺牲。这支部队后经山西，过黄河回到陕北，特委曾派常学恭到神木、府谷去迎接。但是这支饥疲交困、弹尽粮绝的部队，还未见到特委派去的同志，就被井部缴械。参谋长朴汝英(志华)被处决。团营干部被遣散，士兵则散编在井岳秀的部队里。常学恭闻讯半途返回。这时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也由山西过河来到榆林，准备整顿这支部队。闻讯后又回山西。我未见到刘天章，但曾在客店内见到遣散的一个姓靳的团长，他告诉我这支部队的情况，因此，我才知道这些事。
　　3、晋西游击队在陕北的活动。山西省委组织了晋西游击队，开始在吕梁山区活动，后因敌军“围剿”，部队于1931年9月西渡黄河，进入陕北。闻听说：这支部队当时只剩下三四十人，42条枪，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过河前，山西省委曾给陕北特委通知，游击队过河后接受陕北特委的领导。当时我住在下盐湾张宏治的家里(张任特委秘书)。晋西游击队政委黄子文找到我的住处，向我汇报工作，要求特委给予指示。经过考虑我当时谈了几点：(1)晋西游击队因在陕北活动改称陕北游击队。(2)部队活动地区在井岳秀和杨虎城部交界地区，这里兵力薄弱，必要时可在子午岭山上活动。子午岭早在宋朝范仲淹防御西夏时，就被削平，岭上从耀县至宁夏可并行3辆马车，便于部队行动。(3)考虑到敌强我弱的情况，部队不要攻打县城，以减少伤亡。(4)陕北特委将发动陕北党员和群众积极参军，帮助游击队发展壮大。这几点指示原拟由黄子文回队传达，但这时北方局通知，黄的爱人李盛云在北平被捕坐监后，行将分娩，准备假释，要黄回去照顾。黄便回北方局去了。以后这支部队横跨陕北腹地，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合。
　　4、在县城不搞公开活动，减少会议次数，以巡视指导代替一些会议。当时我住下盐湾，常立德、常应黎住在另一个农村，特委开会事先通知。这些措施既防止暴露自己，又防止了敌人的破坏。
　　5、建立秘密赤色村。秘密赤色村是锻炼群众、积蓄力量、准备公开斗争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一期间，特委开展建立秘密赤色村的活动。秘密赤色村的条件是：本村没有地主，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秘密赤色村除有党、团组织外，还建立秘密的地下武装。拥有梭标、枪矛等武器。平时任务是防御土匪和消灭兽害，必要时可协助游击队作战。另外，选举村长(一般由可靠群众担任)借以应付敌人。当时绥德的铁茄坪有崔田夫、崔正冉、崔田民等党员，他们在那里建立的秘密赤色村，就是较好的一个。
　　*本文节选自赵伯平的《中共陕北特委领导陕北人民革命斗争概述》，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注释：
　　① 倒三七或二八开，即地主占总收获量的七成或八成，佃户只占三成或二成。
　　② 正月十五日，即公历1932年2月20日。经考订，应是3月12日。
　　③ 高培五旅，即高桂滋旅。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