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遗址——围墙遗迹

　　残存的废住宅
　　12月22日，要塞其他建筑遗迹的清理很容易。遗憾的是它们没什么东西。由于风蚀的严重破坏，好几个地方，例如L．A．Ⅵ北和西北什么都没有，只在雅丹光秃秃的斜坡上散落着大块木头，标志着曾有重要住宅。“衙门”南约100码，一组小住房L．A．Ⅶ还残留有墙壁，用竖红柳条和灯心草筑成，高2～3英尺。墙与相邻的篱笆之间，原始地面上积聚了很薄的一层流沙。篱笆用料与墙相同，质地柔韧，经受住了风蚀。这里除一些小金属块，包括保存相当好的耳环和一件可能曾用来贮藏粮食的空胡杨木箱外，还发现惟一一件长方形佉卢文木简。在一个约比相邻风蚀洼地高26英尺的台地上有一处几乎完全被摧毁的建筑物，从那里只出土了3枚五铢钱，1把木梳，几件漆木和金属残片。
　　废墟L．A．Ⅸ
　　废墟L．A．Ⅸ，见图9、27，距窣堵波约40码，显示了自然因素对这里的影响。如图9所示，孤台地北坡上粗大的基柱说明这里曾建有重要住宅，但只剩下了很小的木头和编条墙遗迹，可看出有四个房间。如果没有死亡已久的红柳缠结体的保护，连这些也可能将在无休无止的风蚀作用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红柳缠结体在图27中清楚可见。这些红柳肯定是在遗址废弃后当水尚能到达废墟附近时生长起来的。
　　死红柳丛
　　在图27中，台地脚下侵蚀很深的地上有一些小红柳丛也是死的，但看起来比较新，它们证明遗址废弃很久以后临时又有水回到遗址。这一时期长出的红柳，在Ⅰ附近和Ⅱ南面的风蚀洼地也有发现，如图10、16所示。一定临时有水回到这些废墟附近，并保持了足够长时间，从而形成这种红柳丘，如图16所见。事实上我在Ⅱ附近看到，这种小丘中的部分红柳丛还活着。
　　编栅的各种方法
　　石、金属等小器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处废墟尚存一小部分，四墙中有一墙由斜纹红柳编结而成，就像尼雅遗址大多数建筑得比较好的住宅中所见。另一墙用水平芦苇束构成，其余则以竖置的红柳条做成。这证明，此遗址同时实施了三种构墙方法。房间的西南角有一层弃物，从中发现一件大型长方形木简，两面都书写着佉卢文，显然是账单。Ⅷ与Ⅸ之间和附近的风蚀地上，钱币和小石、金属及玻璃器物特别多。它使我想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要塞东北门的入口通过这里。这些发现物中，值得一提的是，褐煤印、一枚铁箭头(图28)和大量玻璃与石珠。
　　被侵蚀的土墙遗迹
　　清理废墟Ⅱ、Ⅲ时，废墟南面风蚀地上隆起像狭窄的台地一样的奇特直线引起了我的注意。检查台地顶部时，我马上意识到，相当平坦的台地上残存着侵蚀十分厉害的土墙遗迹。墙夯筑，间以红柳枝层。最厚5英尺上下，某些位置高尚达4英尺半。土墙断断续续地延伸着，其长度能明确找到的约260英尺，它的方向后来经仔细测量，证明是北偏东65°至南偏西245°，即与盛行风向相同。另一处墙的遗迹约50英尺长，仅见于Ⅶ以南，完全坍塌，正在上一土墙的延续线上。这些罕见的遗迹原是一道围起来的墙(我认为它们无疑如此)，位于一处狭窄的台地上，上面散布着异常多的陶片，从而有助于抵御风蚀。紧靠主墙遗迹的东端，我发现建有一个小建筑，已被风蚀得极坏，由木头与红柳编栅构成。除此以外，主墙的其他各处不见建筑物。
　　找到北墙残段
　　根据这里的迹象，我马上在主废墟群北一台地上发现了几段残墙，墙较短但方向和结构尚清晰，它们与上述主墙平行。较长者毁坏严重，约140英尺长。其西—南—西是另一段墙，长约30英尺，较少受损，仍高出原地面约8英尺。夯土墙中每隔约2英尺嵌入一层红柳枝捆，共见这种红柳层两层。从曾作为墙基而现在残留在小雅丹顶上的红柳捆可看出，此段墙外还有一些墙线。墙原厚度不能明确肯定，因为显然，它每一处的墙面都被沿它流动的流沙严重削蚀。后来对遗址进行的平板测量表明，我这样找到的北墙和南墙间的距离大约是1020英尺。
　　东墙和西墙难以找到
　　查明西墙和东墙的位置是一项更困难的工作。但它们肯定曾存在，与南、北墙一道构成这个小要塞完整的防御体系。在废墟区以外是密集的雅丹，从那里我试图找到可以证明墙体存在的连续线，但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剩余时间已经不多，其他紧迫任务还没开始，我不能把大量时间用来调查这个问题。测量员又陷入了风湿病引起的痛苦之中，不能工作，因为暴露在这酷寒的天气和持续、刺骨的冷风中，将使风湿病越来越严重。12月22日，最低温度是华氏零下46度。他没有再用平板绘制大比例平面图供我利用。由于这些困难，我那时没有发现东墙，或更精确地说东—北—东墙的真正位置。西(实际是西—北—西)墙的两小段我实际上已注意到，当初我错误地解释为两个塔，侧峙在此小要塞西门的两侧。
　　找到西门的位置
　　事实上，Ⅳ附近的这两个土墩，我1914年重新调查时清楚看出，它们完全属于西墙线，呈北偏西330°至南偏东150°走向。南边的一段约24英尺长，基厚约15英尺。墙体直立，高出风蚀地约16英尺，但不能确定这个高度有多少属于墙体构造，有多少只是由于风蚀而使地面降低造成的。北边隔着一条约30码宽的沟，是较小的第二段墙，约15英尺长、9英尺厚、高约9英尺。顶上还能清楚看到两层红柳层，中间隔着约3英尺厚的夯土。这里残存的这些小墙遗迹，显然是附近废住宅Ⅳ～Ⅵ的保护所致。两段墙之间的地面，散布着粗重的木头。我1906年和1914年两次调查都表明这条沟正处在西墙的中间，我认为我们可以可靠地推断，要塞的西门就位于这里。我发现克里雅下游喀拉墩古堡粗木构成的大门和1914年在前往楼兰遗址途中调查的戍堡的大门，情形与此完全相同。
　　东面围墙
　　关于向东—北—东方向的那段城墙，我1906年没能发现任何踪迹。因此我曾被迫得出结论：如我们亲身所历，可怕的东—北—东风甚至在冬季也没有完全停止，它以及它卷起的沙粒的不断侵蚀，无论在雅丹沟的哪一处，必定曾首先破坏这道直接挡在其前方的墙面，最后将以前曾残存于风蚀台地顶上的任何残墙断壁摧毁殆尽。当时对此一结果颇感疑惑。半年后，我调查了安西附近废弃的汉城，它的东墙被严重毁坏，我觉得它正好弥补了这一侵蚀过程的中间阶段，所以对这个解释的正确性不再怀疑。
　　发现东城墙遗址
　　1914年2月对此遗址考察时，发现了东—北—东城墙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的两小段残迹，使我得以对上述解释予以检验，进而也使我能够确定这段古城墙的确切形状和范围。奇怪的是，1906年12月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我就拍到了这两段残墙的照片，见图10，然而当我后来在较低的风蚀地上四处寻找时，就愣没认出来。北段城墙见图10中景附近，是一层厚厚的红柳枝，约10英尺宽，在台地顶上延续约80英尺。这些红柳枝事实上是城墙的基础，铺放得非常整齐，与其他地方一样，铺放方向也与城墙的走向呈直角。台地的顶部，由于这层厚红柳枝的保护没有受到风蚀，现在比东面的风蚀地足足高出16英尺。这段城墙曾向北延伸出去，由于风蚀，现已完全消失了，这可以从图9所示窣堵波以东的全景中看到。但是，再向南约220英尺，就到了此城墙的另一段残壁。这段残墙形状如较小的台地，顶上照样铺着红柳枝，铺放范围约有24英尺长。从图10中也可看到这个台地，它离城东南角很近。用罗盘仔细测量后发现，这两段残墙的走向是北偏西330°至南偏东150°，这几乎刚好与以前确定的南、北墙的走向呈直角。第一段残墙以北约80英尺的侵蚀地上，有一堆粗重的木头，正在残墙的延伸线上，很可能就是此古城东门的最后遗迹。
　　方形城
　　城墙方向适应风向
　　由于东城墙的确定，整个古城的测量得以在1914年完成。结果是这个古城几乎是正方形，内宽约1020英尺。甚至到今天，这种方形还是中国大多数有墙城的典型形状。我后来旅经甘肃西北时，经过许多筑有防御墙的村镇，看到无论老的还是现代的，情形大抵如此。这种方形城起源很早是肯定的，但它的正式启用年代到底可以追溯到多远，我必须留待从事汉学研究的文物家们去确定。在中国人的传统眼光中，合适的城墙方向应指向罗盘上的基点方位无疑是有道理的，我在甘肃西北观察到，那些城的方向一般都是这样。因此，楼兰这座中国古代城堡的城墙采用不同的方向就有了特殊意义。我们已经知道，后者可清楚找到的“南”和“北”城墙的走向，完全与盛行的东—北—东风方向一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们才保存得比较好。而另两面城墙，方向与此盛行风向垂直。不能不承认，在这里为适应躲避盛行风的需要，对传统的设计着意做了修正。在漫长的史前地质年代，这种盛行风肯定与现在一样，也曾是罗布地区大气状况中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曾观察过遗址中的单个建筑物，它们都采用这种特殊的朝向，因此我们不可能怀疑，决定其采用这个朝向的原因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