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古墓

　　考察队在古楼兰城周围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工作，在城的东面发现了两处东汉古墓地。
　　寻找和清理古墓的工作是异常艰苦的，担负这一任务的吐尔逊·艾沙同志和吕恩国同志，以及人民解放军战士们，每天背上水壶，带上干粮，顶着灼热阳光的炙烤，跋涉在雅丹地形的沟壑与台地之间。
　　这两处东汉古墓地都在高台地上，编号为A、B墓地。
　　A号墓地，在古城东约5公里处，墓地处于一片风蚀台地中，墓葬所埋的台地距今地面约有5至6米高，这个墓地过去未见有记载，是这次考察中的新发现。墓地因受风沙侵蚀，埋在台地边缘的两座墓葬的尸骨已暴露在外。考古队员对其中几座已被风沙破坏得较严重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此墓地的墓葬是竖穴土坑，有双人葬和单人葬，其中还发现了一个小孩的墓葬，它是埋葬在一个中年妇女墓葬的墓道上的。这些墓中的尸体都已腐烂，只剩下了一副副骨骼。死者随身的穿着，除了上述小孩头部裹着的一块素绢之外，其余都已朽成灰末。出土的其他随葬物品有：铜镜残片、铁制耳环、木案、红陶罐、五铢钱等。据用该墓地出土的木料作碳14测定，证实此批墓葬的年代为距今2040±90年，这与出土文物的特征是相符合的，大约相当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
　　B号墓地，位于古楼兰城东约7公里处，墓葬也是埋葬在一高台地上，台地距今地面约8至9米高。此墓区以前曾被斯坦因发掘过，他将此墓地编号为LC。现在墓区地面上到处可以见到斯坦因当年挖掘过的墓坑，残存的尸骨及墓中未取完的文物也被乱抛在墓地各处。后经考察队仔细的调查，在此墓区的中心，考古队发现了一座尚未被发掘过的墓葬。经组织人员进行清理，从竖穴墓坑中，发现葬有八具尸体，都是仰身直肢，骨架保存完整，互相交错叠压置于墓内。这八具尸体为四男四女，均系青壮年，其中有三具入葬最早，另三具稍迟，上面的两具最晚。八具尸骨上都还可以见到附着干骨骼上的锦绸残片，其中六具附有单薄的绢绸残片，上面二具则着丝绵黄绢上衣。由此推知他们是在不同的季节入葬的，显然下面六具可能是夏季入葬，上面二具当在秋冬季入葬。在此墓区中还发现了大量残破的丝毛织品。除此，还出土有漆器、木器、铜镜残片和五铢钱币等。在一具青年男尸身旁还随葬了一副弓箭，这些随葬物品都具有东汉王朝时代的特征，尤其是丝织品的花纹装饰都是东汉时期丝织品的典型图案。经用墓中出土木料作碳14测定，其距今年代是1880±85年。这一墓地无疑地是东汉时期的。
　　关于东汉时期楼兰城的活动情况，史书上记载很少，仅在《后汉书·班勇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邓太后召班勇至朝堂议事，商讨对西域的对策。班勇为此上奏说：旧敦煌郡过去曾有士兵二百人。今应恢复驻兵；同时还要仿照永元时期的做法，恢复在敦煌设西域副校尉。他还建议：应派遣西域长史率领五百士兵至楼兰城驻屯，这样西面可以阻挡通向焉耆、龟兹国的道路，南面可威慑鄯善和于阗两国，向北可抵御匈奴的势力，东面则靠近敦煌，这样做是最为有利的。到了东汉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夏天，东汉王朝果然派班勇为西域长史，领五百士兵，先至柳中地区(今吐鲁番的鲁克沁地区)。第二年的正月，班勇即至楼兰城，由于班勇在楼兰城的活动，鄯善国国王也表示归附东汉王朝。《后汉书》中的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东汉时期，曾任命班房为西域长史，他曾先后驻扎在古柳中地区和古楼兰城地区；二是东汉时期，在史书中将楼兰与鄯善并提，这也说明当时楼兰只是鄯善国中的一个城市，而不是鄯善国的都城——扜泥城。
　　A、B两墓地的历史年代虽然相近，但从葬俗和随葬物品看，A号墓地可能是本地居民的墓地，B号墓地象是西域长史府行政官员或屯田将士的墓地。
　　B号墓这种丛葬葬式似是罗布荒漠中东汉古墓一种具有特征性的形式。1979年底考古人员在孔雀河北岸也曾发现一座东汉古墓，墓中就埋有十二具尸体；斯坦因所发表的东汉时期的古墓材料，也大部分为丛葬。斯氏认为这些丛葬墓埋葬的屯田将士，是死后由后人将他们尸骨集中后埋于一个墓坑中的。
　　汉代采取实边政策，对边疆官吏及屯田士兵允许携带家属和全部家产，鼓励其在边境安家。为此，政府还发给屯田户安家费用，故丛葬墓中不仅有男尸而且有女尸。
　　至于A号墓地，很可能是属当时楼兰本地居民的墓地。墓中除出土具有汉朝文化特征的文物外，也出土具有本地文化特征的文物。如出土的红陶罐，制作相当粗糙，如与楼兰城内发现的汉代黑陶盘比较，无论从形制和风格都有显著区别。
　　考察队在楼兰城东面的东汉古墓中发现的一批丝、毛织物，是这次考察队所取得的一批极为珍贵的文物。
　　利用蚕丝纺织成各类精美的锦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大发明。这次考察队在古楼兰地区发现一批东汉丝绸，反映了我中原地区丝绸在很早时期就已成为古代丝路上的重要商品。
　　古楼兰地区发现的东汉丝织品有：绢、缣、绮、锦和刺绣。
　　绢，在古代也称纨素，就是今天的单色平纹绸。缣，是比绢在织造上更为致密的平纹丝织品。绮，也称绫，是用纯一色的丝线织出有花纹图案的单色绸。古书上曾谓“织素为文曰绮，织彩为文曰锦”。锦，是以多种彩色的丝线，采用重经重纬的织造法，织造出有精美彩色花纹图案的一种高级丝织品。锦的织造，要求有高度的工艺水平，不难想象，在2000年前的社会里，要用当时机械水平还不可能很高的提花机去织造这些锦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古代常常把锦和金相提并论：“锦，金也。作之用工重，其价如金。”
　　这次考察队在古楼兰地区发现的东汉织锦，在品种上是目前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最多的一批。我们从这批出土的丝织品中可以清晰地识别出的锦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长寿光明锦、长乐光明锦、长葆子孙锦、望四海贵富锦、寿为国庆锦、登高望锦、永昌锦和续世锦等。除此之外，还有罕见的瑞兽纹锦、瑞禽纹锦、龙纹锦、鹿纹锦、鱼纹锦、波纹锦等等，真可谓琳琅满目，令人赞叹。
　　这些东汉织锦，色泽调和，花纹的组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基本格调是以吉祥行云攀枝卷叶纹或云山波纹和祥禽瑞兽纹等为主体，夹织有吉祥语，这也是中原地区的东汉织锦所习用的纹饰。如出土的长寿光明锦，锦地色为青色，以黄、褐、绿三色线显花；其锦面花纹为行云攀枝卷叶纹，纹中织出龙、风、虎、豹图案，在这样繁缛的花纹中再夹织吉祥语，这个花纹图案的组合既具有东汉织锦的基本特色，但又是过去所罕见的。再如瑞禽锦，锦地色为褐色，以黄、绿两色线显花，在锦面的攀枝云纹中织出了一对对展翅高飞的大雁，大雁颈项前伸，高昂着头，形态逼真，栩栩如生。这些花纹图案如此协调地组合在锦面上，真是绝妙之作。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我国的丝织工艺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这些丝织品的发现，令人联想起当时作为丝路重镇的楼兰“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不知究竟有多少精美艳丽的丝绸经由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1979年6月，考察队在初探楼兰城时，曾拾到过一枚古代贵霜王朝时期的钱币，铜质，圆形，直径为3厘米。钱币一面似为一人牵驼，另一面因朽蚀严重，花纹模糊不清。据英国人珀西·塞克斯所著《阿富汗史》中记述贵霜王朝国王卡德菲斯二世(公元50年至90年)时，经常有运丝绸的商队经过贵霜境内。卡德菲斯二世为此专门制造了金币，以大量购买丝绸、香料和珠宝。考察队在楼兰发现了贵霜王朝钱币，可能真是这一历史史实的反映。
　　除丝织品外，在楼兰地区同时还发现了一批毛织物。我国古籍《禹贡》中记载：“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史记·夏本纪》织皮下注《史记集解》孔安国云：“织皮，毛布。”又云：“织皮，今罽(音寄)也。”《说文解字》中说：“罽，西胡毛布也。”这些记载反映了这样一个史实，我国的毛织品是西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发明。目前在新疆境内，发现最早的一批毛织品就是1979年11月考古人员在孔雀河北岸古墓沟古墓中出土的。主要是毛布和毡，其时代距今约为3800年左右，这批毛织品也是我国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毛织品。其毛布织造极其粗糙，类似今天的粗麻袋片。考察队在古楼兰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的毛织品，比孔雀河古墓沟发现的毛织品，无论是品种和质量上都要高出许多。楼兰毛织品中，有织地细密的毛布、毛毡和毛毯等，且还有一件双面起花的毛毯、堆绒毛布和一块极为罕见的彩色缂毛。缂毛是采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织成，以纬线显花，这是一种新的织造工艺，缂丝的技术在我国丝织工艺上采用可能在宋元时期以后，也即公元十一世纪左右。这次发现的东汉时期的缂毛，其地色是藏青色，以红、黄、蓝、白、青、绿和紫等七色毛线显花，其花纹为大花瓣形纹饰，色彩极其鲜艳，图案构思新颖，确是一件毛纺的珍品，这些彩色毛线织成的毛织品，在历史上就称之为“罽”。
　　汉朝时，“罽”已大量流入中原地区，并和“锦”一起成为豪门富商所喜爱之物。《汉书·高帝纪》曾记载：高祖九年下令曰：“贾人(即商人)勿得衣锦、绣、绮、穀、絺、紵、罽”等。把“锦”和“罽’相提并论，都列为禁止商人衣着，这正说明了当时锦和罽都已成为富商做衣的用料了。